倪峰：警惕美國特色「舉國體制」的形成

(資料圖）

從2018年年底開始，中美關係進入一個關鍵的節點。特朗普政府同時在經貿、台灣、南海、中美人文交流領域高強度、高頻次地連續對華髮難。中美關係山雨欲來風滿樓，又到了要做出選擇的十字路口。當前各種矛盾、摩擦密集展開，應對這些棘手問題是處理中美關係的重中之重。與此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美方的躁動的背後是美國的對華認知正在經歷一場深刻變化，把握這些變化對於我們認清形勢、應對挑戰、把握方向具有重要意義。

一、美國對華負面共識正在聚集，併到了關鍵節點

我們知道，中美是社會制度、意識形態、戰略利益都存在差異的國家，這種差異造成了兩國之間始終都存在著戰略互疑，這是中美關係中的一個結構性矛盾。美國的一些所謂戰略精英始終帶著一種僵化的思維、狹隘的偏見、過時的觀念、虛妄的目標來看待中國，看待中國的發展。尤其是隨著這些年中國的快速發展，美國人的這些思維、偏見和觀念也在迅速發酵。

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美方對中國的擔憂主要基於中國作為一個崛起中大國的發展潛力。2010年，中國GDP超過日本成為世界老二、製造業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美國開始將擔憂聚焦在中國不斷增長的能力上，奧巴馬政府推出了「重返亞太」戰略。2013年，中國的一系列舉措使美國開始對中國的戰略意圖產生質疑，其中包括：設立東海防空識別區，被美國解讀為拒其於西太平洋之外；南海島礁建設，被美國指責為干擾其「航行自由權」；以及更為宏大的「一帶一路」倡議，被美國解讀為融「海權論」、「大陸中心說」、「大陸邊緣說」三大地緣戰略理論為一體的「世界島」戰略，美國將從此被排擠在世界政治中心舞台之外。2017年，隨著黨的「十九大」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美國戰略界對過去美國對華政策的前提假設發生了動搖。自尼克松訪華以來，美國歷屆美國政府都奉行以所謂「接觸」為主調的對華政策，該政策除了地緣戰略之外的一個重要前提假設就是：隨著中國經濟現代化，政治自由化也會隨之實現。如今，越來越多的美國人認為這一政策培養了一個比日本、德國更為強大的競爭對手，中國的發展道路與美國的希望背道而馳。

總之，對中國能力、意圖、發展方向三種疑慮的相互疊加，美國對華負面共識正在聚集，併到了關鍵節點。在美國國內產生了要求改變對華政策「範式」的呼聲，與特朗普認為美國在對華交往中「吃了大虧」的心思以及在對華貿易政策上的挫敗感碰撞，在美國統治階層內部形成了高度一致的對華戰略焦慮，這種情況是自中美建交以來前所未見的。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出台的首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33處點到中國，賦予中國三個新的定位：「戰略競爭對手」、「修正主義國家」和「美國實力、影響力與利益的挑戰者」。美國商務部否定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特朗普簽署對華徵收關稅的總統備忘錄、國會通過「與台灣交往法」，這些現象都是美國統治精英對華戰略疑慮上升的具體表現。

二、警惕美國特色「舉國體制」的形成

美國國會通過並獲得特朗普簽署的「與台灣交往法」的立法過程中，眾議院435票、參議院100票，竟然沒有一票反對，相形之下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發後，美國國會唱名表決對日宣戰時還有議員投下了一票反對。這一現象向我們發出了十分危險的信號：將敵對目標指向中國的美國特色的舉國體制正在形成。

一般認為，舉國體制，集中力量辦大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制的優勢，而美國的分權制衡政體、「馬賽克」、「色拉盤」式的社會結構往往很鬆散。這個觀點並沒有認識到美國之所以從建國之初的十三個前殖民地發展到如今政治、經濟、軍事超級大國，有其別具特色的「舉國體制」。這一體製表現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舉國一致對德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同仇敵愾打擊德日意法西斯，以及冷戰期間竭盡全力遏制蘇聯，也就是說，當美國社會上下一致形成「敵國意識」之後，就會不惜一切代價與之抗衡，置之於死地為後快。

美國社會中存在著一個以美國第七任總統安德魯·傑克遜命名的群體，美國學者沃爾特·拉塞爾·米德揭示出，這群「傑克遜主義者」塑造了美國軍隊和使用武力的風格，他們剽悍尚勇，崇尚「武力」和「榮譽」，一旦認為美國的安全受到威脅，利益遭到侵害，特別是威望受辱的話，就會支持政府不顧一切地發動戰爭，而且不大獲全勝絕不收兵。米德認為，這個群體對美國的大國地位以及對外政策影響深遠，如果沒有這群人，美國就缺少軍人的血性，也就不可能成就如今的超級大國地位。

必須指出的是，特朗普在2016年大選中出人意料地當選總統，助其獲勝的核心支持群體就是這個所謂的「傑克遜主義者」，也就是美國中下層白人，尤其是中西部農場主以及中東部老工業區的產業工人及其後代。

所幸的是，正如米德觀察到的：「（傑克遜主義者）的政治訴求主要靠感覺，而不是靠主義，所以他們的政策影響，要麼漠不關心，反應過慢；一旦行動起來，就會反應過猛。」當下美國精英階層聚集上升的對華疑慮並沒有傳染給美國普通民眾。美國蓋洛普民意調查公司近期發表的報告顯示：超過半數的美國人對中國抱有好感，創下近30年來最高紀錄。而且，在美國民主黨、共和黨和獨立人士中，對中國的好感度普遍出現增長，58%的民主黨人對中國抱有好感，53%的獨立人士對中國抱有好感，雖然只有38%的共和黨人對中國抱有好感，不過其增幅最大，達10個百分點。也就是說，精英與民眾在對華認識上是脫節的，並未形成上下一致的舉國共識，特朗普與精英階層的對華強硬目前並無堅實的民意基礎。

此外，美國的精英階層也並非鐵板一塊，過去40年密切的經濟、社會、人文交流過程中也形成了龐大的對華既得利益群體。這也是中美關係區別於冷戰時代的美蘇關係的一個關鍵性不同點，一旦特朗普和政府的對華政策強硬過頭，影響到對華既得利益群體的利益，就會引發這個群體的反彈。近期，特朗普的提高鋼鋁關稅的政策已經引發了汽車、航空等行業的強烈反對，中國提出的報復清單逼迫美國工商業發出「將中國作為市場還是戰場」的質疑。儘管美國戰略精英界已經得出結論，認為過去40年美國奉行的對華「接觸」政策已經失敗，然而，在今後美國應該採取什麼樣的對華政策的問題上，美國精英當中依然莫衷一是。

三、保持信心 增強定力

美國對華戰略疑慮增加，我們要積極應對，但也沒有必要大驚小怪。經過過去幾十年的發展，中美關係的成熟度已經顯著提高了，尤其是中國塑造中美關係的能力已大為增強，各領域的對話合作機制也很多，制約消極因素滋長的力量在美國社會依然存在。

特朗普最關注的是經貿問題，儘管中國對美貿易順差佔美國對外貿易逆差總額的一半左右，但兩國做增量的空間在美國與所有貿易夥伴當中也是最大的。只要我們抓緊推動落實已達成的協議，積極尋求新的合作增長點，中美經濟關係的互利共贏本質將凸顯出來。在涉我核心利益的台灣、南海等問題上，須向美國發出明確的威懾信號。有理有利有節地展開鬥爭，以實力和正義遏制美極端右翼勢力挑釁我底線的企圖，同時，通過鬥爭為涉華既得利益團體創造發聲發言的機會。

美國在世界上也還有很多麻煩要去處理---與俄羅斯的關係、與中東國家的關係、與北約的關係，等等，很多事情不是其想抽身就能抽身的，特朗普政府很難將全部精力都用在對付中國身上。

這幾年我們與美國打交道的自信在不斷增強，這種自信應包括對中美關係前途的自信，不要因為美國說了什麼不好聽的話就覺得「天要塌下來了」，只要戰略戰術拿捏得好，時間在我們一邊。

（倪峰，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海外網特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