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協委員很驚訝，稱內地房價與經濟增長已嚴重不同步

香港政協委員很驚訝，稱內地房價與經濟增長已嚴重不同步　　「北上廣」的房價在內地人眼中覺得貴，在香港人看來怎麼樣？還是一個字：「貴」！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合盈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主席區永熙說，內地一些城市的房價確實太貴了，他都覺得很驚訝，「房價與經濟增長嚴重不同步」。　　全國政協委員、可口可樂(中國)有限公司董事長陳奇偉也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表示，內地一些城市的房價在短短几年就翻了幾番，非常離譜。　　到過香港的人都見識過香港的房地產發展狀況：如筷子般林立的高樓遮住了天際線，寸土寸金，連地鐵口都建得逼仄狹窄。香港的房價位於世界前列，跟倫敦、東京等地齊名，甚至還有房產創造了世界單價最高的紀錄。　　「內地有些人可能不清楚，香港雖然是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體，但也是個收入差距很大的地方，中低收入者同樣買不起香港的商品房。」香港資深媒體人、現任教於珠海聯合國際學院的阮紀宏說，讓香港的中低收入者來北京、上海、廣州買房，一樣也會覺得貴。　　他說，內地一些城市房價漲得讓很多香港人都覺得不可思議，香港的房價再高，也是經過多少年才漲起來的，現在均價每平方米10萬港元左右，而北京、上海某些地段的房價離這也不遠了。　　2011 年1月，香港連續17年被傳統基金會評選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是政府干預程度最小、市場起作用最大的地區，排名遠在美國之前。但是，在房地產政策上，香港和內地卻多有相似之處。香港房地產經過100多年的發展，有哪些經驗值得內地借鑒，又有哪些教訓值得總結？香港人如何看待內地的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能認同「限購令」這類看起來有違市場經濟原則的行政手段嗎？　　帶著這樣的問題，記者採訪了多位來自香港的全國政協委員及部分業界人士。　　土地財政：香港是教訓而非經驗　　中國土地學會副理事長黃小虎在一篇文章中透露，2009年，全國土地出讓金高達1.6萬億元。他寫道：「2001年，全國土地出讓收入佔地方財政收入的比重只有16.6%。到2009年，該比例已上升為48.8%。其間有幾年，該比例甚至一度超過50%。地方政府嚴重依賴土地出讓金等相關收入，是為『土地財政』。」　　全國政協委員、著名經濟學家、香港中文大學原校長劉遵義教授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香港政府也嚴重依賴土地財政。正因此，必定會推高房價，所以香港的商品房價格才那麼高。　　阮紀宏在香港和內地都購買過房產。他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在香港，賣地的收入占港府財政收入的40%以上，這跟內地一些地方政府的情況差不多。　　他也認為，當政府對房地產依賴的程度如此之高時，就會想方設法推高房價。　　阮紀宏說，香港之所以是最自由的經濟體，就在於各種稅都很低，像個人所得稅，最高也就征15%，香港政府缺乏其他財政來源，只能依賴土地財政。　　對於這點，香港大學教授許成鋼在2011年1月出版的《中國改革》雜誌上也作了闡述，他說，導致中國房價高企的土地財政和限制土地供給的一整套政策，正是內地在1990年代從香港學來的。所以，內地和香港有著太多的相似之處。　　許成鋼說，很多人以為香港人口密度高，自然寸土寸金，但實際情況是，香港80%的土地是不允許使用的，這導致70%以上的香港百姓住在極其擁擠的房子里。因此，雖然香港人均GDP超過韓國百分之六七十，但大多數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低於韓國，所有這些，正是因為香港的高地價，而高地價主要緣於限制土地供給。　　他表示，香港有專門的文件規定，政府每年向市場供應的土地不能超過50公頃，「可想而知，只要香港經濟還發展，香港的土地一定高價」。所以，在許成鋼看來，就房地產發展而言，香港是教訓而非經驗，「國人急需注意這個問題，認真反省十幾年來抄襲香港土地財政和限供土地政策給中國帶來的嚴重經濟社會問題」。　　劉遵義委員也告誡說，內地應該避免走土地財政的老路，因為這樣的道路不可持續，一是土地供給畢竟有限，一個城市的土地終究會越賣越少；二是房價的起伏會使財政收入遭受波動，比如香港在東南亞金融危機後，財政就受到影響。另外，房價太高，也會對中小企業造成重大打擊。內地要發展，要擴大內需，正需要發展中小企業，房子價格和租金太貴，必然使中小企業發展艱難。　　劉遵義委員說，香港也曾想通過徵收消費稅等方式，改變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然而並不是很成功，已經到了積重難返的程度。　　市場的歸市場，保障的歸保障　　正是因為商品房極其昂貴，香港有近半數中低收入居民居住在「公屋」（廉租房）和「居屋」（「居者有其屋」計劃的簡稱）里。　　在香港九龍北部，有一個叫石硤尾的地方，那裡是香港最早的公屋區，也是香港最大的公屋區之一。　　1953年12月，石硤尾木屋區發生一場大火，5萬多人無家可歸，當時的港英政府為安置這些災民，於1954年在當地建成8幢大樓，這成為香港第一代公屋。　　2009年11月，記者曾探訪該地區的公屋情況。出地鐵口不遠，記者就看到，數棟體量龐大、高達數十層的大樓里，密密麻麻都是窗戶。這裡住的居民非常多，走進樓道，兩邊的門隔得很近，宛如走進了學生宿舍。　　記者探訪了其中一戶人家，該戶有4口人，所租公屋大約40平方米。由於小孩是一兒一女，所以房子被隔成三居室。除了客廳稍大，卧室都很小，尤其是兒子和女兒的卧室，小得連床都擺不下，進不了門，裡面是一張覆蓋了全房間的隔板，把房子隔成上下兩個空間，上面當床，下面放各種物品。　　據介紹，該公屋一個月租金大約2000多元港幣，但同地段同面積的商品房，租金已在1萬至兩萬港幣之間。　　阮紀宏介紹，香港另一類保障性住房「居屋」，可由居民申請購買，政府免去房價中的地價部分，因此會比較便宜。但是，「居屋」如果要對外出售，必須向政府補回地價。阮紀宏說，「居屋」在東南亞金融危機後已經停建，但近兩年香港樓市回暖較快，房價上漲得比較厲害，現在，香港社會又在爭議是否要重啟「居屋」項目。　　阮紀宏告訴記者，雖然房子狹小，但保障性住房至少保障了市民最低的生活標準。由於房價太高，香港有很多人可能一輩子都買不起房子，所以，在香港有個「上車」理論如果政府不提供保障房，有人也許一輩子都上不了「車」。　　在香港和內地都有大量房地產項目的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恆興基立集團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施祥鵬說，香港的這種保障房政策是「兜底」政策，至少保障了香港居民都有住的地方，「民生問題始終是最大的問題，老百姓要結婚，要生子，必須有住房」。　　然而，在香港，保障的歸保障，市場的歸市場，兩者分得非常清晰。阮紀宏告訴記者，最近，內地一些城市提出「限購令」後，香港因為近來房價上漲得較快，且大多將之歸因於內地有錢人赴香港購房的緣故，所以也有人提出要限制內地人來香港購房，以平抑房價。結果，這個建議遭到全香港反對。他說，香港在這方面還是分得很清楚的。　　一致支持「限購令」　　2月16日，北京出台了15條調控樓市的政策。因其中有非京籍居民在京購房需有5年納稅或社保證明的規定，該政策被形象地概括為「限購令」。　　「限購令」發出後，全國政協委員、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李稻葵連發10條微博力挺「限購令」，並透露說，自己從2009年起即呼籲限購。　　這一立場激起了廣泛爭議，中歐經濟學院教授許小年評論稱「斯文掃地，學界悲哀」；一貫以快人快語形象示人的華遠集團總裁任志強則質疑：「這也是經濟學？」　　更多的反對「限購令」的專家和媒體評論認為，「限購令」違背了市場自由的準則，是行政手段粗暴干預市場的產物。　　此前，重慶、上海開始試點的房產稅，也遭遇了類似的爭議。　　然而，令記者驚訝的是，記者採訪過的4位來自香港的全國政協委員，竟然無一人對這些調控措施持異議，全都表示支持。　　對於限購令，陳奇偉委員說，當問題到了非常嚴峻的地步，就需要採取嚴厲的措施，這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縱然（限購令）是與自由的市場相違背，但特殊情況應該特殊對待，內地需要採取措施把炒房限制住」。　　施祥鵬委員也說，現在內地一些城市房子供給不足，所以才要限制購房，「我很支持這個政策」。　　他們都提及了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對香港房地產的巨大打擊。「直到現在，除了少數豪宅，香港普通住宅的價格還沒有回到1997年時的最高峰。」劉遵義委員說，炒高房價，有可能導致嚴重的泡沫，等到泡沫破滅，傷害的是整個經濟體。　　劉遵義委員認為，徵收房產稅，可以改變政府依賴土地財政的現狀。地方政府也有許多公共支出，不給他們開一條財源，他們就只能依賴土地，「這個策略是對的」。　　幾位香港人士都提到，唯一真正有效的平抑房價手段是增加供給。劉遵義委員說，不增加供給，想壓下房價就是一句空話，他建議內地在調控房價時，一定要儘快加大供給。　　以公平化解社會情緒　　得知劉遵義委員也贊同他的觀點，李稻葵委員非常激動。　　他想反問調控政策的批評者：德國法律規定，房東不得隨意漲房租，德國是不是市場經濟？香港也嚴格限制土地供給，香港是不是市場經濟？「什麼是現代市場經濟？一定要理解『現代』兩個字，不是亞當·斯密，不是簡單的勞動分工，不是簡單的市場放開」。　　李稻葵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一定要實事求是，認真研究中國市場經濟的具體情況，這樣才能提出符合實際的政策建議。　　他強調，不論採取什麼政策，一定要注意公平正義的問題，這樣才能緩解社會情緒。他說，保障性住房常常會被侵佔，必須要公開管理，以透明保障公正。　　劉遵義委員也認為，在保障性住房的分配方面，香港的經驗可以為內地提供借鑒。正因為做到了公開透明，並且保障了公平，所以香港的居民住房條件雖然不好，但負面情緒很少。　　阮紀宏也說，在這個方面，香港居民還是非常相信政府的。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