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意見」的問題所在

人民群眾目前對於專家教授的基本認識是「磚家叫獸」。因為，專家說的具體內容，他們都聽不懂，更評判不了。他們所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根據專家的話所暗示的直接結論來判斷專家的道德良心。這麼做的話，專家好像就是一個定性者、定論者，特別是大多數報道中專家意見都是放在最後，儼然能「一錘定音」。目前在群眾中極有市場的陰謀論自然也就不會放過專家了。事實上，任何一個大眾不了解的，透明性低的組織，都會被「陰謀論」一番。專家教授之所以是「磚家教授」，根本原因在於其不透明。其中最大的不透明，也是矛盾最尖銳的地方，就是——

憑什麼你說的就是對的？

遺憾的是，在我看來直到現在，大部分的人還是將這一困難歸因於「難於逾越的專業知識的鴻溝」，卻忘了就算在學術圈內也是嚴重的隔行如隔山，但這種「鴻溝」卻並沒有像專家與公從之間那樣造成如此大的溝通障礙，而是恰恰相反，成為了學術交流的必要性和動力。到底為什麼同樣的「鴻溝」，橫在不同人之間，作用就這麼不同呢？

在學術交流中，彌補這一鴻溝的是同行評議，而不是權威。那些科學研究的新聞快訊之所以要強調「No paper no news」，就是因為paper的發表過程都一律經過了同行評議階段。除此之外，報道內最好還要採訪其他同行的意見，增加同行評議在報道中的分量和地位。學術圈內人士正是憑著同行評議來判斷別人說的對不對、多大程度上對的。

我認為在面向一般公眾的科學報道和科普散文里，也要堅持把專家意見置於同行評議中，與同行評議一起展現。也就是說「專家意見」要包含兩種內容，一是該專家對這件事情的意見；二是該專家對其他專家意見的意見。這樣做的好處是，由於訪問的專家人數多了，說法也多了，就淡化了專家的「立場陰謀論」色彩，還原了專家意見本來的功能和地位。畢竟，社會的不幸不是科學造成的，在絕大多數情況，科學也不會是什麼救世主。把公眾情緒轉移到了專家、城管、醫生等人身上，反倒讓我不得不把媒體作一番「轉移視線」的「陰謀論」考量，顯得很親民，其實是喉舌，掩蓋真正的矛盾。

這無形中對記者提出了一個比較高的要求，那就是他/她必須有一定的組織同行評議的能力，能夠在同行評議的高度上選定採訪對象，整理採訪手稿，最後組織出來。這種要求顯然是不現實的，需要在讀者、記者、專家的三角形中再作一條輔助線——一個科學傳播服務組織。儘管意識到這一點的人早就不少了，我國也好像名義上的確有這麼一個組織，但現在基本上看不到什麼作用。我認為除了目前已經做的努力之外，應該再嘗試更多的做法。例如，我們要刺激，引導專家之間對社會問題的討論。這是可行的。從科學網博客的態勢來看，專家中不乏「憤青」，更不乏與群眾共呼吸的人。三聚氰胺事件期間，科學網上眾多為人父母的老師進行了一場理性與感情的高水平的激烈碰撞。其中一位博主在博客中做了一個兒子受毒奶粉所害的全程記錄，熔愛恨和理性於一爐，感動了每一位科學網讀者，遺憾的是這些文字沒有能夠感動更多的人。顯然，專家之間的自發討論，比記者對專家一番追問，然後似懂非懂地，完成作業式地產生一個「專家意見」段落，質量要來得高得多。我舉科學網的例子，不僅僅是叫記者們都去利用科學網這一資源。其實只要有這一意識，通過採訪的手段也可以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同行討論。

當然，要加強專家的積極性，離不開記者在轉述上的負責態度。很多專家抱怨報道上街了之後他原來的話被明顯曲解和斷章取義。這些短視的記者其實在長遠上斷了自己和同行的採訪夥伴。這都是老生常談了。我在這裡要提出的是，解決這一問題，正如解決任何問題一樣，光靠自覺是不行的。目前我沒聽說有什麼法律去規定這種行為，而且新聞事件五花八門，媒體也不可能一勞永逸地地跟特定的幾個專家建立「誠信備忘錄」。但是在目前的狀況下，一個媒體起碼可以高調地、專門地向所有專家——潛在採訪對象——作出哪怕比較空泛的廣告式承諾，展現出一個姿態。做這樣的事情有用嗎？我們可以這麼去看：如果說《科學新聞》在採訪科學家們比其他媒體要方便和順利，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科學家們預先對它的信任。這一信任也不見得就是來自於什麼具有法律效力「合同」或者「誠信備忘錄」，它無非是來自於《科學新聞》的背景和形象——包括它「為科學家服務」的口號。換句話說，假如另一個媒體用心地去做一個負責任的好形象，也能獲得像《科學新聞》那樣的採訪便利。對於《新知客》這樣的雜誌來說，就更加值得花工夫去做這麼件事了。《新知客》除了要以它本身所做的科學報道和科普散文的所謂「精準和客觀性」來贏得所有讀者的信任和好感外，更需要特意向專家宣傳它的理念和誠意，因為正如我上一個「胡評」中說的，至少我是對科普文章不感興趣的，我相信《新知客》的讀者中專家不會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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