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頂尖大學先把留學生折磨到抑鬱，再把他們趕出去｜名校的陰暗面

上個星期，有一天早上起來，我突然不能起床了。我覺得身體沒有一處不疼，比如我的頭簡直重得像一個鐵鍋，我對除了躺在床上的以外的事兒都沒有興趣。經常，一下課，我就回到宿舍就睡到晚上十點多，再起來當一會兒宿舍里的夜遊神。

我懶得吃飯，說實話，我已經不知道自己上次吃飯是什麼時候了，因為我感覺不到餓。我連續一個星期都沒有去上課。原因大概就是，我是一個缺乏自律能力的人。是一個軟弱的人。

我沒有辦法起床，洗頭，穿上過得去的衣服，走到教室。越是想到自己的無能和軟弱，我就越悲傷，越悲傷，我就渾身越疼，渾身越疼，我就越難以起身去上課。貌似已經進入了一個惡性循環。

在這個校園裡，除了我以外大家好像都是人生贏家。她們知道自己要去哪裡，知道畢業以後要進入哪個投資銀行，知道自己在華爾街幾十年後的樓頂辦公室是什麼朝向。她們背著自己LV大包，戴著Ray-Ban眼鏡，穿著『Duang Duang Duang』地砸著石板地上的高跟鞋 ，臉上陽光燦爛地笑著。只有我像一個找不到方向的鬼魂一樣飄來飄去。 學校有針對我這樣的人的心理諮詢，免費的。最開始我還一個星期去兩次這樣的心理診療。但是，很快，我已經抑鬱地不能去治療抑鬱了。

同時，我也不敢去接受治療，因為我擔心，如果我告訴了心理診療師所有我正在想的事情，他們會立馬把我關進校醫院裡；再過幾天，他們可以把我趕出校園。

美國校園裡像我一樣的人不在少數，而留學生中就更加多。Amherst College有一項統計，有31%的學生在過去的十二個月里都曾經『抑鬱』過。所謂的抑鬱癥狀就是覺得自己對曾經感興趣的事物喪失了興趣，突然暴飲暴食或者突然暴瘦，嗜睡或者睡不著，或者有過自殘自殺的衝動。

但是，真正服藥或者接受心理治療的人太少了。大多數人總覺得自己是懶惰，或者軟弱。但是他們沒有想過，自己也許是大腦里缺少了幾種化學物質。

正如在中國校園裡，美國精英校園裡的孩子們都極力裝出『一切盡在掌控中』的樣子，即便身後正在雪崩。所以很少有人及時會向周圍的人求救。我的一個朋友艾麗莎是一個全A學生，但是在大二倫敦交換時，在倫敦的小公寓里自殺身亡。 在艾麗莎的公開追悼會上，很多認識和不認識她的學生都來了。其中，有不少自稱是艾麗莎朋友的人。大家都回憶她生前十分開朗，是個人見人愛的『逗比』，學業優秀，體育也好，三好五美。 也許，就是因為艾麗莎的好強殺死了她。她在這個競爭激烈、人人都想要表現的比實際更好的校園裡，不能告訴別人『我今天感覺太糟糕了』或者『我覺得我要撐不下去了，我希望你來陪我』。乃至她自殺後，她的朋友都對她多年抑鬱的歷史一無所知，總覺得她的內心和外表一樣快樂。

但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走彎路是必然的。我的朋友Lilian曾經在中西部一所名校上學。大一開學不久後，可能是想念家鄉聖地亞哥的天氣和朋友家人，加上學業壓力，她抑鬱了。她開始不上課，不起床，不參加任何社交活動，每天就在宿舍里醒了就呆坐著，然後再睡。

很快，她掛科了，學校也迅速將其退學。Lilian的父母是第一代的亞裔移民，對她寄予厚望。他們多次對她說：『我們搬來美國就是為了你。如果沒有你，我們在中國早就發財了。』 她從小就在這樣沒完沒了的嘮叨下長大，總覺得自己肩負了世界。她從小學六年級起，就開始準備大學入學用的SAT了。她不能接受自己的學業失敗，而學業失敗讓她更加抑鬱，從而陷入了一個惡性循環。 退學後，她灰溜溜地回到了一個加州的小鎮上，用當年準備SAT的決心，接受治療、心理諮詢，以及鍛煉身體。半年之後，她病情有所好轉，選擇了當地一所社區大學。 在兩年之後，她轉入了伯克利，以最高榮譽畢業。今年，Lilian即將去東海岸的一所知名大學讀研究生。可能她確實走了一些彎路，『浪費』了一些時間，但是和中國的系統不同，美國的大學系統給了學生很多『重返校園』乃至『重啟人生』的機會。

從Lilian的經歷來看，抑鬱症並沒有那麼可怕。但是，美國學校對於『精神疾病』的態度讓很多學生難以利用這些重啟人生的機會。美國精英大學對於患抑鬱症的學生表面上是『支持鼓勵』，但實際上卻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認識一個叫安妮的中國姑娘，在一所東岸的文理學院念書。她在第一年的時候成績幾乎全A。但在年底的時候，她突然撐不住了，在臉書上發了一條狀態。說明自己曾經有過十幾年的抑鬱歷史，最近更加嚴重，想要自殺。她的朋友看到了這條狀態，十分擔心，給校警打了電話。

幾分鐘以後，校警就在宿舍里找到了她，發現她正對著電腦失聲痛哭，旁邊放著半瓶伏特加，房間里瀰漫著濃重的酒氣。

警察迅速將其『帶走』，把她關進了校醫院。第二天，院長給她的父母寫了一封郵件，讓他們帶她回家。院長說自己很理解給了安妮的家庭很有壓力，但是出於對她健康的考慮，不得不讓她暫時退學。當她治癒之後，學校會根據她的情況考慮錄取。

簡單來說，她被學校暫時開除了，至於她能不能回到學校，這要看院長和整個官僚機構的心情。

在之後的一年裡，安妮努力接受治療，在半年以後她已經好轉了很多。她開始在西北大學和伯克利作為『訪問學生』上課。並在訪問期間，拿到了全A的好成績。同時，她開始參加體育活動，和社團活動，甚至在這段時間裡成立了一個非盈利機構，為中國的失學兒童募款。

但是當她申請回到這所文理學院的時候，卻被拒絕了。情急之下，她打電話去詢問原因，院長給出的理由也非常模稜兩可。她只是說，安妮缺少相應的『insights』（觀點），而她應有的『觀點』到底是什麼，沒有人知道。

而這種不確定性，讓安妮感到絕望。她在美國並沒有綠卡，而簽證也即將過期；很快她就必須重新回到中國，徹底放棄回校的計劃。

學校收到她一次又一次的『入學申請』後，給了她一封信，上面寫著『正如你所知，校園生活壓力非常大。我們必須要相信，如果你被誤解、被傷害，你不會用傷害自己或者傷害他人的方法來解決問題。』安妮無力地笑了。如果他們都不讓她回到校園，她該怎麼證明自己對校園並無威脅呢？ 有一天晚上，警察突然敲開了她的門，對她說，她的母校已經提交了一個『命令』（order），不允許她以任何非紙面的形式聯繫母校的任何人。這對她當頭一擊，因為她並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錯了什麼。

安妮的學校並不特殊，和無數其他大學一樣，是自私的。大學最怕的事情恐怕就是一個有精神疾病的學生在校園裡自殺。各家報紙都喜歡報道類似於『頂尖大學生自殺』的新聞，而如果不幸和康奈爾或者麻省理工學院一樣，有了『自殺大校』的美名，那真是跳進密西西比河也洗不清了。 如果說學生自殺是個人行為，那麼如果造成了弗吉尼亞理工大學的槍擊慘案，就更加不可收拾。早在2007年4月，有精神疾病的弗吉尼亞理工學生，來自韓國的Seung-Hui Cho首先用氣槍先後射死32名學生和教職員工，之後他舉槍自盡。這是所有大學的噩夢。自槍擊案件以後，學校對於安妮這樣的學生的態度，也變得可以理解。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原諒。 只是這個嚴酷又自私的大學系統讓安妮這樣的學生很難重啟人生。兩個月以後，簽證過期，她也不能繼續在做『訪問學生』了，所以她離開了美國。而有了這樣的簡歷，讓她極難申請上美國大學，儘管她一直成績突出，SAT接近滿分，社團活動也很豐富。回到中國，安妮陷入了更深的抑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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