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秦詩派及其文化品格

有清一代，地域性文學流派層出不窮，而以江南文學流派最為繁盛。西北地區的詩文創作在清代亦較為知名，但是沒有引起學界足夠的重視，尤其對於歷史上曾經存在的三秦詩派，幾乎沒有進入學者研究的視野①。三秦詩派最早由清代著名學者王鳴盛提出。其《劉戒亭詩序》云：「三秦詩派，本朝稱盛，如李天生、王幼華、王山史、孫豹人，蓋未易更仆數矣。予宦遊南北，於洮陽得吳子信辰詩，嘆其絕倫。歸田後復得劉子源深詩，益知三秦詩派之盛也。」②王鳴盛不僅提出了三秦詩派的概念，而且列舉了其代表作家，這說明三秦詩派在歷史上確實存在。 從王鳴盛所論來看，三秦詩派的成員俱為清代秦隴兩地的詩人。「三秦」本指關中地區，後來借指陝西省。但是東南人士習慣將秦隴視為一體，因此這裡用「三秦」代指陝甘兩省。三秦詩派幾乎綿延了一個半世紀，跨越了順、康、雍、乾、嘉五朝。從現有資料和當時影響來看，三秦詩派作家眾多，成就卓著。明末清初，關中地區人文氛圍之濃厚、詩學之繁盛聞名海內。吳懷清《三李年譜自序》云：「吾秦當有清之初，人文頗盛，隱逸為多，王山史、孫豹人、王復齋、雷伯吁諸賢其卓卓者。而當時雅重，又以三李之道為最尊。」③王士禛《帶經堂詩話》云：「關中名士，予生平交善者，如三原孫豹人枝蔚、韓聖秋詩、華陰王無異弘撰、富平李子德因篤、郃陽王幼華又旦、富平曹陸海玉珂，皆一時人豪。」④朱彝尊《王崇安詩序》亦云：「予求友於關中，先後得五人：三原孫枝蔚豹人、涇陽李念慈屺瞻、華陰王弘撰無異、富平李因篤子德、郃陽王又旦幼華。五人者，其詩歌平險或殊，然與予議論未嘗不合也。」⑤劉紹攽《二南遺音》記載了從清初至乾隆年間一百四十位秦隴詩人，其中不乏遐邇聞名的文學巨匠，如李楷、李柏、李顒、王建常、李因篤、孫枝蔚、李念慈、韓詩、王又旦、康乃心、屈復、楊鸞、吳鎮、胡等。他們又以交遊和師承作為紐帶形成了縱橫交錯的網路關係，如清初著名的「三李」與王弘撰、康乃心、王建常、孫枝蔚等均交往密切，而由外地入秦的顧炎武、屈大均、梁份等人亦與他們頻頻來往，互通聲氣；孫枝蔚曾與流寓江南的關中詩人李楷、韓詩、李念慈、王又旦、張晉、張謙等人結「丁酉詩社」，此詩社可謂秦隴詩人聚會的一個絕佳場所，許多流寓揚州與孫枝蔚有詩文唱和的秦隴詩人都可以看作詩社中人。孫枝蔚《張戒庵詩集序》曾說：「然予與康侯(張晉)皆秦人，而東南諸君子頗多觀樂採風如吳季子者，能審聲而知秦為周之舊；又數年來詩人多宗尚空同，而吾秦之久游於南者，如李叔則、東雲雛、雷伯吁、韓聖秋、張稚恭諸子，一時旗鼓相當，皆能不辱空同之鄉。」⑥可見當時流寓江南的關中詩人之盛況。屈復雖為後輩，但曾多次拜謁「三李」；乾隆時期著名詩人楊鸞又曾受學於屈復，而楊鸞、劉紹攽、胡、吳鎮被稱為「關中四傑」，是乾、嘉關中詩壇的領袖人物。他們的門生子弟也多有詩名，如劉壬、李苞、李華春、秦維岳、吳承禧等。三秦詩派時間跨度較長，詩風前後也有變化，但他們詩文中都表現出質樸勁健、浩蕩感慨、意氣縱橫等「秦風」特徵，具有鮮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關隴地區在自然環境、文化淵源乃至士人階層的結構形態諸方面與其他地區不同，三秦詩派相比其他地域性詩文流派也顯示出了獨特的文化品格。關隴文化源遠流長，尤其是漢唐時期的燦爛文化最為關隴士人所驕傲。因此關隴士人的詩文創作，很自然地重視繼承古代文化，具有鮮明的地域文化色彩，江南士人統以「秦風」目之。清代關隴地區雖遠離政治文化中心，但關隴士人並不故步自封，他們中間的許多人曾經宦遊南北，在詩文交流和文化碰撞中，融合了許多異域文化因素，形成了多元化的創作風格，這也是清代值得重視的文化現象。由於「關學」的影響，關中士人特別重視經術研究，強調「躬行實踐」，許多士人既是文學家又是學者，在他們的詩作中都有或多或少的理性化色彩。關中士人在明末清初風雲變幻、波譎雲詭的戰亂時代，他們的出處操行也較他處不同。他們反對農民起義的態度比較一致，但是對於清王朝，較之浙東、江南、山左諸地士人的強項不屈，關中士人則略顯通達，也可見他們的理性精神。因此有必要探討關隴士人階層尤其是三秦詩派的獨特文化品格。 一　經術研究——以「實踐」為指歸的關學品質 關學自張載創立以後，與周敦頤的濂學、二程的洛學鼎足而立，成為宋代新儒學的著名學派，在關中地區綿延不絕，代有偉人。明代薛瑄、呂柟、馬理、馮從吾均為關學後勁。明末清初，「關中三李」以振興關學為己任，使關學得到進一步的發展。王心敬在《關學續編·二曲先生傳》中指出：「蓋關中道學之傳，自前明馮少墟先生後寥寥絕響，先生起自孤寒，特振宗風。」⑦ 關中學者倡導剛毅厚朴、務實重禮、崇尚氣節、躬體力行的精神。馮從吾評張載云：「先生氣質剛毅」，「居恆以天下為念」，「慨然有志三代之治」⑧。黃宗羲曾評價呂柟說：「關學世有淵源，皆以躬行禮教為本，而涇野先生實集其大成。」⑨他還說：「關學大概宗薛氏(薛瑄)，三原又其別派也。其門下多以氣節著，風土之厚，而又加之學問者也。」⑩ 明末「心學」泛濫，學者大多束書不觀，空談心性，致使學風大衰。身當易代之際，學人同思以學救世，而經世致用的實學研究成為當務之急。顧炎武就曾明確指出：「士當求實學，凡天文、地理、兵農、水火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11)他批評晚明學者之陋說：「一皆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12)所以他明確提出要「博學於文」、「行己有恥」，從學、行兩方面扭轉晚明學術陋習。而黃宗羲也以「儒者之學，經緯天地」的理想來研究史學。方以智更是以「質測之學」來推動科學研究的發展，他們無不以經世致用為目標。 在這個學術大變革時期，關中學者同樣緊隨時代潮流，以倡明學術為己任，尤以「關中三李」為代表。李顒是清初反對空談性理、倡導經世致用的最具代表性人物。他以「明體適用」、「躬行實踐」為宗旨，倡導理學於關中，深為天下所景仰，與容城孫奇逢、餘姚黃宗羲鼎足而三，稱「清初三大儒」。二曲早年偶讀《周鍾制義》，見其發理透暢，言及忠孝節義則慷慨悲壯，遂留連玩摹，極為讚賞，既而聞周鍾失節不終，則氣憤不已，以為文人不足信，文名不足重，自是絕口不道文藝，厭棄俗學，一意求聖賢之道(13)。二曲為了挽救儒學危機，也為了匡正時務，提出「匡時要務」、「道不虛談，學貴實效」等主張，建構「悔過自新」、「躬行實踐」的理論，既強化了關學的體用一致、體用不二的哲學本體論，又深化了道德內省、自律的原則，高揚了儒家的人文精神，使關學走上實學化道路，回歸孔孟儒學正宗，使明清儒學與關學在中國思想史上大放異彩。 二曲認為治世道人心莫先於明學術。《歷年紀略》康熙九年庚戌云：「是春，因友人言及時務有感，嘆曰：『治亂生於人心，人心不正，則致治無由；學術不明，則人心不正。故今日急務，莫先於明學術，以提醒天下人心。』自此絕口不談經濟，惟與士友發明學問為己為人內外本末之實，以為是一己理欲消長之關。君子小人之所由分，即世道生民治亂之所由分也。」(14)顧炎武來訪，兩人一見如故，互相傾倒。然而二曲之學以「躬行實踐」為先務，以「悔過自新」為標的，與亭林之注重考據略有不同。《二曲集·四書反身錄》云：「友人有以日知為學者。每日凡有見聞必隨手劄記，考據頗稱精詳。余嘗謂之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堯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務也。若舍卻自己身心切務不先求知，而唯致察乎名物訓詁之末，豈所謂急先務乎？假令考盡古今名物，辨盡古今疑誤，究於自己身心有何干涉？誠欲日知，須日知乎內外本末之分，先內而後外，由本以及末，則得矣。」(15)二曲與亭林之學確有向內向外、為人為己之別，但崇尚氣節、注重實踐是其共同特徵。 李柏主要提倡儒家的詩教，從明教化、厚人倫的儒家理想出發，批評明末日趨澆薄的世道人心。高熙亭《重刊槲葉集序》稱李柏「皆大為表章於正學缺微之日，此關學再起之一機也」(16)。 李因篤之父系關學大師馮從吾的私塾弟子，故其學有淵源，他對經學有很深的造詣，所著《詩說》、《春秋說》積極發揮關學思想，深得顧炎武、汪琬的賞識。他也積極倡導關學經世致用的思想，在其所著《聖學》、《荒政》、《漕運》、《治河》、《錢法》等文中貫穿崇實黜虛主張，與李二曲相互影響。李因篤學問淵博，貫通古今。《清史列傳》評價他說：「論學必綰以經，說經必貫於史，使表裡參伍互相發明，當時學者洒然有得，因記之為《會講錄》。」(17) 蒲城人井岳秀對關中三李的學行有過很中肯的評斷。他說「關中學者，清首三李。三君者，處境各殊，學亦不同，而志趨則一，皆遭易世之後，懷玉被褐，逐世而無悶，困厄窮餓而不悔。天生以文學名海內，而慷慨有豪俠氣。雪木行事頗少概見，要其堅苦卓絕，觀其輾轉太白山中，餐冰飲雪，而意氣浩然，不改其素。而二曲最為儒宗，實踐躬行，守死不貳。」(18)三位先生雖各有所長，但都體現了關學「實踐躬行」、「崇尚氣節」的精神。 關中學者之中，以天下生民為念，並重視河渠水利、農業生產這些關乎國計民生大事的學者，還有李顒的弟子王心敬，他曾隨李顒研讀經史百家，造詣非凡，四方學士，爭識其面。後主講江漢書院，諸生雲集，人人傾服。《清史列傳·王心敬傳》云：「心敬為學明體達用，西陲邊釁初開，即致書戎行將吏，籌劃精詳，所言多驗。」(19)著有《豐川全集》、《關學續編》等。集中《選舉》、《餉兵》、《馬政》、《區田法》、《荒政考》諸篇，皆有關於國計民生，且能付諸實際。王心敬正是關學注重實踐的有力證明。 二　詩歌創作——以「秦風」為主流的多元風格 明清時期，文學的地域特徵在創作中愈加凸顯，人們多以地域特徵來評判個人的詩歌風尚，關隴詩人的創作特色大多被人們視為有「秦風」(或者「秦聲」)遺響。《四庫提要》謂趙時春「秦人而為秦聲」(20)，評孫枝蔚詩亦云：「詩本秦聲，多激壯之詞。」(21)袁枚讀到吳鎮之詩後，即收入《隨園詩話》，以「備秦風一格」(22)。關中詩人也大多追步「秦風」傳統，李因篤云：「滄溟表齊幟，北地本秦風。絕構皆千古，雄才有二公。」(《二李》)足見其詩風傾向。他曾稱讚康乃心詩「雄姿逸氣，不受羈銜，故皆直抒性靈，磊落壯涼，得秦風本色」(23)。 「秦風」原指《詩經》十五國風中的秦地民歌，共有十篇。內容多寫從軍戰鬥的生活，剛勁質樸，慷慨激昂。因為當時秦國地近邊陲，常受西戎騷擾，大敵當前，促使秦人「好義急公」，養成「修習戰備」、「尚武勇」、「尚氣概」之風(24)。但是秦隴地域詩風的正式形成，還要等到明代中期以後。明代復古派的巨子李夢陽、康海、王九思俱為秦隴士人，他們提出「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口號，正是對地域文化的重視和自覺繼承。李夢陽為當時詩壇領袖，「才力富健，實足以籠罩一時」(25)，在當時和後世引起了很大反響，「秦風」作為地域文學風格特徵再次引起人們的高度重視。楊際昌《國朝詩話》卷二云：「秦中自空同酷擬少陵，萬曆之季，文太清翔鳳復為揚波，海內有秦聲之目。」(26)從此「秦風」便成為評價秦隴詩人地域風格的重要標準。 「秦風」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好義急公」，尚武勇，重節概。膾炙人口的名篇《無衣》，反映了當時周王朝號召秦地人民反對西戎侵略的戰爭情況，表現出了秦人踴躍奔赴戰場、慷慨從軍和團結友愛的戰鬥精神。而這種「急公好義」的精神一直被秦人傳承下來。錢謙益曾說：「余往與涇華數子言詩，以為自漢以來，善言秦風，莫如班孟堅，而善為秦聲者，莫如杜子美。」(27)安史之亂，杜甫曾有《兵車行》、《三吏》、《三別》等詩慨嘆戰爭給老百姓帶來的苦難。抒寫了百姓和士卒雖然厭倦戰爭，但為了國家安危寧願慷慨赴義，這正是秦人「急公好義」的集中體現。朱熹曾說「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概，先勇力，忘生輕死，故其見於詩如此。……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無鄭、衛驕墮浮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以興起而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則其強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強兵力農而成富強之業，非山東諸國所及也。」(28)這正是關隴地區崇尚氣概、慷慨豪俠風氣的由來。 明末清初，天下動亂，在國家危亡之際，秦隴士人也表現出了「急公好義」的優秀品質，他們踴躍地為明王朝慷慨赴義，尤以李因篤和孫枝蔚最為特出。李因篤全家被農民起義軍殺死，他和母親因為去了外公家才幸免於難。李因篤長大以後，慷慨任俠，膽識過人，曾經在塞上組織武裝抗擊農民起義軍，足見其「捐軀赴國難」的勇氣。李因篤也非常重視朋友情誼，勇於為朋友排憂解難。顧炎武和他在山西相識以後，成為莫逆之交。顧炎武曾因「啟禎詩案」被牽連入獄，李因篤走三千里赴友人之急，最終使他脫離危險，顧炎武深為感動。他曾稱讚李因篤道：「此則季心、劇孟之所長，而乃出於康成、子慎之輩，又可使薄夫敦而懦夫立也。」(29) 孫枝蔚亦曾散家財組織了一支地方武裝和農民軍相抗，後來兵敗奔逃，差點被亂軍所殺，他不得不背井離鄉到揚州經商為生。但他並不以聚斂錢財為念，屢次致千金而隨手散去，頗有陶朱公之風，江南人士深為嘆服。溉堂詩中寫於明亡前後的作品多憂時念亂之情。他曾吟唱道：「乾坤多戰血，嘆息對明燈」。(《為農》)詩人不僅在《哀縴夫》、《水嘆》等篇中寫天災給百姓帶來的災難，而且在《烏夜啼》、《空城雀》、《篙里曲》中揭示戰亂給百姓造成的痛苦。李因篤和孫枝蔚正是關中士人慷慨豪俠、急公好義精神的傑出代表。 「秦風」的另一個重要特徵就是詩歌中多描寫秦隴地區特有的山川地勢和人情風物，具有明顯的地域特徵。《漢書·地理志》云：「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於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轔》、《駟》、《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30)清代秦隴詩人有關秦地、秦人、秦事和秦俗的詩文層出不窮。「潼關」、「太白山」、「華山」、「曲江池」、「朱圉山」、「鳥鼠山」、「積石關」等山川名勝更是秦隴詩人反覆歌詠的對象。李柏隱居太白山中，其詩多反映關中地區的奇山勝水，表現自己的高潔情懷。如《白山有喬木》、《磻溪》、《潼關》、《山行》等。李因篤有《長安秋興》、《潼關》、《望岳》等詩篇表現對故鄉山川的熱愛和自豪。「河經百二開天地，華枕西南鎖雍涼」一語道盡潼關之險要。而「玉女盆中含落黛，仙人掌上接明星」則讓人對華山之雄奇秀麗無限遐想。屈復《紅芝驛》、《過流川曲》記載了李自成追餉縉紳、吳三桂屠戮蒲城之事。還有《琵琶行》紀三藩之亂事，其序云：「琵琶行，悲西陲也。王輔臣叛，人民殺戮，婦女被擄掠，金粟子傷之，而作是詩。」其事均發生在關中之地，可補史之闕。康乃心《聖主》一詩更是真實地反映了康熙年間老百姓的苦難生活。詩云：「聖主恩波真浩蕩，秦民萬里複流亡。須知賈誼書堪上，莫道漢文讓未遑。此日田園尋井灶，他日妻子盡參商。憑誰寄語調元相，好作甘霖輔禹湯。」而吳鎮《我憶臨洮好》十首不僅歌頌了隴右獨特的山川地貌和悠遠的歷史文化，而且反映了當時隴右各地的人情風俗。如「牡丹開徑尺，鸚鵡過成群」、「花綉摩雲嶺，冰開積石關」、「冰鱗穿鯉，野味買麕麚」、「花兒饒比興，番女亦風流」等詩句就像一幅幅真實生動的人情風俗畫。 「秦風」在詩文風格層面上講，當指詩文中流注的一種剛健質樸之氣。這從《詩經》中的《無衣》、《小戎》就可以看出其端倪。「秦風」的這種剛健質樸，與南方的清麗纏綿大異其趣，因此南方人士對秦隴詩風多有偏見，俱歸之為「亢厲」，且以之為短。明正德年間薛蕙曾說：「俊逸終憐何大復，粗豪不解李空同。」可見當時人對李、何詩歌已有軒輊。錢謙益曾云：「余觀秦人詩，自李空同以逮文太青，莫不亢厲用壯，有《車轔》、《駟》之遺聲。屺瞻(李念慈)獨不然，行安節和，一唱三嘆，殆有蒹葭白露、美人一方之旨意，未可謂之秦聲也。」(31)大概受錢牧齋影響，南方學者也多不以「亢厲」為然。《四庫提要》評李因篤詩云：「其詩大抵意象蒼茫，才力富贍，而亢厲之氣，一往無前，失於粗豪者蓋亦時時有之。」(32)評李念慈詩則云：「其詩吐屬渾雅，無秦人亢厲之氣。」徐世昌評楊鸞詩亦認為「不為亢厲之聲」，這些評價明顯帶有偏見。而施閏章認為「東南之音多失之靡，西北之音多失之厲」則較為公允(33)。但是秦風並不一味「亢厲用壯」，也有非常清新明麗、興象超然的作品，比如錢謙益所提到的《秦風·蒹葭》一詩，凄婉纏綿、一唱三嘆，歷來為人們所傳誦。還有《秦風·晨風》也寫得情真味永、意在言外。王弘撰《留別白門友人》云：「春花落盡鳥空啼，春水東流人向西。有夢常依桃葉渡，寄書應到碧雲溪。」清水芙蓉，風致灑落，於平淡中見真情。李柏《山行》云：「漫道桃源路不通，溪行十里道心空。鳥啼流水落花外，人在春山暮雨中。」清新流暢，音韻和諧，給人親切自然之感。此類詩歌豈能以「亢厲」目之？可見以「亢厲」概括秦風的特點並不完全準確。正如李因篤《再作六絕寄寧人先生》所云：「誰言凄壯本秦聲，肯舍周南學小戎。君從邦鄗塑王化，舊跡依然渭水東。」康乃心也認為：「聲音之道，和平淡宕已爾，激壯悲涼與夫清微婉麗，因時地而然，有難強者。」(34) 三秦詩派詩人的活動範圍並不囿於關中一地，他們之中的大多數人曾經周遊全國各地，足跡遍及大江南北，在文化交流與碰撞中，融合了多種文化形態，形成了多元的創作風格。王鳴盛評吳鎮詩云：「松崖由乙科起家，官興國州牧，進沅州守。蓋不但鍾秦隴之靈毓，西傾諸山，河、汧諸水之秀，得其高厚峻拔之氣，以振厲豪楮。抑且綜覽三湘七澤，挹澧、蘭、沅、芷之芳馨，取楚騷之壯烈以為助，故詩益擺脫羈束，酣嬉淋漓，如有芒角光怪，噴射紙上而不可逼視焉。吁，亦奇矣！」(35)王鳴盛在吳鎮詩歌中就看到了兩種文化的融合，其詩既有秦風「高厚峻拔之氣」，又有「楚騷之壯烈」，所以形成了他不拘一格、光怪陸離的詩歌特色。李念慈長期宦遊南北，深受江南文化的濡染，故施閏章評其詩為「秦風而兼吳、楚者」，都可以看出多種文化融合對關中詩人創作的影響。 孫枝蔚的詩歌可以說是南北文化融合的又一傑出代表。孫枝蔚長期淹留揚州，雖然時時口操秦聲，念念不忘關中，但卻一直未能還鄉，他的詩歌活動已經完全融入揚州詩群之中。他的詩歌不但不受地域束縛，而且衝破了「宗唐祧宋」的門戶之見。關中地區由於深受「七子派」影響，許多詩人宗法唐詩，而溉堂詩則熔鑄唐宋於一爐。王士禛、王士祿、吳嘉紀等人都認定溉堂學唐詩。而汪懋麟卻說：「不見征君之為詩乎，最喜學宋，時人大非之。」(36)施閏章則認為：「其詩操秦聲，出入杜、韓、蘇、陸諸家，不務雕飾。」(37)最能概括溉堂詩的特點。溉堂之詩兼容並包，獨樹一幟，在清初詩壇較為獨特，正是地域文化的相互交融促成了其詩風的變化。 三　倫理操守——以「審機」為指導的理性態度 清人賀瑞麟曾說：「關中之地，土厚水深，其人厚重質直，而其士風亦多尚氣節而勵廉恥，顧有志為聖賢之學者，大率以是為根本。」(38)故尚氣節、重廉恥為清代關隴士人的一大特點。 明末清初是一個天崩地解的時代，朝政腐敗，農民起義，清軍入關，明朝滅亡，後來又有「三藩之亂」，這一系列急劇變化的社會現實，在考驗著各地士人的政治智慧和倫理操守，主要集中在「反清」還是「降清」、「入仕」還是「退隱」等等選擇之中。山左、江南等地士人政治態度異常鮮明，也分化為兩個極端，許多人投降清朝，恬顏事敵；也有很多愛國士人積極抗清，奮不顧身。而關中學者大多選擇了與清廷不合作的態度。其中以李顒的態度最為堅決，至死不受清廷徵召。顧炎武曾說：「李君中孚，遂為上官逼迫，舁至近郊，至卧操白刃，誓欲自裁。關中諸君有以巨游故事言之當事，得為謝病放歸。然後國家無殺士之名，草澤有容身之地，直所謂威武不屈。」(39) 關中士人雖然尚氣節、重廉恥，堅決不與清廷合作，有些人甚至到了乾隆初年還具有深切的遺民情懷，但與江南、山左等地士人的強項不屈相比，關中士人更表現為審時度勢的理性態度。李顒以死抗拒清廷的徵召，可謂特例。而王弘撰曾被迫應徵北上，只不過僵卧僧寺拒絕參加考試；孫枝蔚參加考試但未完卷即出，康熙特賜為中書舍人；李因篤不但參加考試，而且被授予翰林院檢討，但他以母老待養堅決辭官。「三藩之亂」時，許多遺民認為可以藉助三藩之力達到興復明室的目的，所以他們積極策應，例如屈大均、顧祖禹就曾對三藩抱有熱望。從客觀來看，三藩並非正義之師，明室也不是非復不可。所以關中學者，對此普遍持有較為理性的態度。李顒雖然堅決不仕清廷，但還是與三藩劃清界限。《二曲集·歷年紀略》「康熙十四年乙卯」云：「是時雲、貴構亂，蜀、漢盡陷，盩厔密邇南山，敵人盤踞於中，土人往來私販者，傳敵營咸頌先生風烈，先生聞之大驚，亟擬渡渭遠避。」王弘撰其時亦築「讀易廬」讀書其中，以示不問世事之意。其子王宜輔《刻砥齋集記》云：「大人素多疾，乙卯春構讀易廬，書朱子語於門曰：『閑中今古』、『靜里乾坤』。又書座右曰：『養身中之天地』、『游物外之文章』，遂謝人事，棄去一切，朝夕諷繹，惟四聖之《易》而已。」(40)二位先生這些舉動當然是為了全身遠禍，也可以看出他們審時度勢的理性態度。由此可見其複雜的心路歷程和獨特的精神品格。 康熙皇帝在鎮壓「三藩之亂」即將成功之時，採取懷柔政策籠絡各地遺民志士，詔開博學宏詞科。許多士人看到復明無望，也藉助博學宏詞科的特詔體面地出來為新朝服務。清初關中名家輩出，成就卓著，舉博學宏詞的就有五人。但是他們鄙薄名利，志操高潔，並不與清廷合作。因此外地士人對秦隴士人更為佩服，尤其對李顒、李因篤、王弘撰和孫枝蔚評價最高。王弘撰《山志》「外大吏」云：「王阮亭有寄予札云：『傾徵聘之舉，四方名流，雲會輦下，蒲車玄纁之盛，古所未有。然自有心者觀之，士風之卑，惟今日為甚。……獨關中四君子卓然自挺於頹俗之表。二曲貞觀丘壑，雲卧不起。先生褐衣入都，屏居破寺，閉門注易，公卿罕識其面。焦獲(孫枝蔚)跡在周行，情耽林野。頻陽(李因篤)獨為至尊所知，受官之後，抗疏歸養，平津閣中獨不掛門生之籍。四君子者，出處雖不同，而其超然塵埃之表，能自重以重吾道、重朝廷者，則一也。此論藏之胸中，惟一向蔚州魏環溪、睢陽湯荊峴兩先生言之，不敢為流俗道也。』」(41)同條記載湯斌亦有此論，足見當時名士對關中四子的景仰之情。 李因篤晚年在關中講學，提出以「審機」為指歸的思想，很能代表清初關中士人的理性精神。《清史列傳》云：「(李因篤)首發橫渠以禮教人之旨，次論有守有為之義，而斷之於審機，以著思誠之體。」(42)李因篤的這一思想，當然與其身世經歷有關，他被迫參加鴻博考試，以致被人們排除於遺民行列，甚至好友李顒、王弘撰和顧炎武都對他提出過嚴厲批評，但從時代因素和個人處境來看，李因篤的選擇是無奈之舉。 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三大思想家曾經作過天下國家之辨，為士大夫之出處選擇作了有益的指導。王夫之認為「一姓之興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43)。黃宗羲認為僚臣的職責是「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44)。顧炎武認為「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45)「一姓之興亡」不同於「亡天下」，「一姓之興亡」由肉食者謀之，天下之興亡則普通百姓也責無旁貸。陸世儀也曾說：「大約當今時事，不待智者而後知其不可為……竊謂士君子處末世，時可為，道可行，則委身致命以赴之，雖死生利害有所不顧。蓋天下之所系者大，而吾一身之所系者小也。若時不可為，道不可行，則潔身去國，隱居談道，以淑後學，以惠來茲，雖高爵厚祿有所不顧。蓋天下之所系者大，而萬世之所系者尤大也。」(46)將天下與國家對舉，表明明遺民不仕新朝，苦節自守，不全是受迫於類似「忠君」的某種道德責任感，他們的理想是為天下萬民謀幸福。當為天下後世謀幸福的理想不能實現的時候，他們堅定地選擇了傳承漢文化的歷史使命，希望「以淑後學，以惠來茲」，這是萬世相關的大事業。相對於這一偉大的歷史使命，個人的出處就顯得微不足道了。所以顧炎武選擇了「實學」之路，以救治漢文化的弊端為己任，為清代的實學研究首開風氣。清初關中士人同樣表現出潔身自好、孤介耿直、不與流俗合污的高潔品質。更為重要的是，他們也自覺地以「天下為己任」，潛心學術研究，為後世留下了許多寶貴的精神財富，當然值得我們尊敬和重視。 綜上所述，「三秦詩派」是一個成熟的地域性詩歌流派，應當在清代詩文流派多元並存的格局中佔有一席重要的位置。關隴士人在立身行事中所體現出來的獨特的學術品質、詩文風格和倫理操守觀念都與江南、山左、嶺南等地不同，具有獨特的關隴文化品質，在強調文化多元化和挖掘地域文化底蘊的新時期，尤其值得人們重視。 注釋： ①蔣寅先生撰有《清初李因篤詩學新論》(《南京師範大學學報》2003年第1期)、《康乃心及其詩論》(《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02年第4期)、《清初關中理學家詩學略論》(《求索》2005年第2期)等重要論文，張兵先生撰有《清初關中遺民詩群的構成與王弘撰、李柏的詩歌創作》(《蘭州大學學報》2000年第3期)、《清初關中遺民詩人孫枝蔚的交遊與創作》(《寧波大學學報》2000年第3期)等系列論文，從不同角度探討了關中詩人的詩學思想和創作成就，為我們的研究開拓了廣闊的學術視野。著名學者嚴迪昌先生的《清詩史》在《顧炎武與吳中、秦晉遺民詩人網路》等章節中對王弘撰、「三李一康」和其他關中詩人都作了深入論述，已勾勒出早期「三秦詩派」的雛形，但是嚴先生並沒有明確提到三秦詩派的概念。惠尚學先生《「三秦詩派」略析》(《甘肅文史》1981年第9期)雖然論及三秦詩派，但所舉作家有限，未能揭示三秦詩派的創作實際。 ②王鳴盛《劉戒亭詩序》，吳鎮《松花庵全集·詩草》，宣統二年重梓本。 ③吳懷清《關中三李年譜》卷首《關中三李年譜自序》，默存齋本。「關中三李」在歷史上至少有三種不同的組合和提法。一種即吳懷清《關中三李年譜》中的「三李」，指作為理學家的富平李因篤、郿縣李柏和盩厔李顒；一種是王士禛《居易錄》中所云「關中三李，不如一康」，這裡的「三李」是指作為詩人的李楷、李柏和李因篤。另有楊鍾羲《雪橋詩話》卷二載：「涇陽李屺嶦念慈，號劬庵，與二曲(李顒)、天生(李因篤)當時稱三李。」後來的學者比較傾向於吳懷清的提法，因為他突出了關學的特徵。 ④王士禛《帶經堂詩話》(下)，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版，第557頁。 ⑤朱彝尊《王崇安詩序》，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曝書亭集》第六冊，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第656頁。 ⑥孫枝蔚《張戒庵詩集序》，趙逵夫先生整理點校《張康侯詩草》卷首，蘭州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 ⑦王心敬《二曲先生傳》，《關學編》(附續編)，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87頁。 ⑧馮從吾《關學編》卷一《橫渠張先生傳》，第1—3頁。 ⑨黃宗羲《明儒學案》，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1頁。 ⑩黃宗羲《明儒學案》，第158頁。 (11)《三朝紀事闕文序》，《顧亭林詩文集·亭林余集》，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54頁。 (12)《與友人論學書》，《顧亭林詩文集》卷三，第40頁。 (13)李顒《二曲集·歷年紀略》「順治二年丁酉」，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557—558頁。 (14)李顒《二曲集·歷年紀略》「康熙九年庚戌」，第571頁。 (15)李顒《二曲集·四書反身錄》，第508頁。 (16)高熙亭《重刊槲葉集序》，《槲葉集》卷首，清光緒重刻本。 (17)《清史列傳·李因篤傳》，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5303頁。 (18)井岳秀《關中三李年譜序》，《關中三李年譜》卷首，默存齋本。 (19)《清史列傳·王心敬傳》，第5305頁。 (20)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七七《浚谷集》，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583頁。 (21)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八一《溉堂集》，第1636頁。 (22)袁枚《松花庵詩集序》，《松花庵全集·詩草》卷首，宣統二年重梓本。 (23)李因篤《莘野詩集序》，《莘野先生遺書·莘野詩集》卷首，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鈔本。 (24)胡樸安《中華風俗志》卷七《陝西》，上海文藝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第14—15頁。 (25)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七一《空同集》，第1497頁。 (26)楊際昌《國朝詩話》卷二，《清詩話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724頁。 (27)《學古堂詩序》，錢謙益《牧齋有學集》(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840頁。 (28)朱熹《詩集傳》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79頁。 (29)《與人書》，《顧亭林詩文集·蔣山佣殘稿》卷二，第202頁。 (30)《漢書·地理志》，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644頁。 (31)《題李屺瞻谷口山房詩》，錢謙益《錢牧齋全集》(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565頁。 (32)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八三《受祺堂詩集》，第1659頁。 (33)施閏章《谷口山房詩集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谷口山房詩集》卷首，齊魯書社1997年版。 (34)康乃心《莘野詩集跋》，《莘野先生遺書》卷首，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鈔本。 (35)王鳴盛《松花庵詩集序》，《松花庵全集·詩草》卷首，宣統二年重梓本。 (36)汪懋麟《溉堂文集序》，《溉堂集》(下)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37)施閏章《送孫豹人舍人歸揚州序》，《溉堂集》(中)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38)瑞麟《關學編識》，《關學編》(附續編)，第125頁。 (39)《答李紫瀾書》，《顧亭林詩文集》卷三，第64頁。 (40)王宜輔《刻砥齋集記》，《續修四庫全書·砥齋集》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41)王弘撰《山志》二集卷五「外大吏」，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280—281頁。 (42)《清史列傳·李因篤傳》，第5303頁。 (43)王夫之《讀通鑒論》卷一七《梁敬帝》，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598頁。 (44)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原臣》，沈善洪點校《黃宗羲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4頁。 (45)黃汝成《日知錄集釋》卷一三「正始」，嶽麓書社1994年版，第471頁。 (46)《與張受業先生論出處書》，陸世儀《論學酬答》卷一，小石山房叢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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