觸目驚心,看日本是如何誘騙中國的!

今天是9,18事變82周年,一個半世紀以來的中日交往歷史浮現腦際,久久不能平靜。謹寫此文紀念數千萬死於日寇鐵蹄下的同袍們!日本作為東亞文明的邊緣島國,國土狹小,資源匱乏,因此很早就覬覦大陸。初唐、晚明曾兩次入侵朝鮮並企圖以此為跳板侵略中國,但經過白江口、萬曆援朝兩場戰役,沉重地打擊了日寇的囂張氣焰,使之從此不敢輕釁與中華。直至甲午戰爭前20年,由於大清極度腐敗羸弱,日本再次定下吞併朝鮮,佔領中國的計劃。誠如宗方小太郎言,「今視中國之情況,猶如病入膏肓,雖有扁鵲亦不可治之。毋寧假借事端之名義,出兵與之作戰,以取而代之。」只不過此時日本因羽翼未滿尚不能與中國直接決戰,便以「日支提攜」為誘餌,誘騙清廷上當。宮島誠一郎是日本左院少議官,1877年寫信給清國首任駐日公使何如璋說,「貴幫與敝國唇齒相依,真兄弟之國也。近年西洋氣運旺盛,忽開兵端,吞噬無止時。唯有日支兩大國加以聯絡,以維持大局。」日本駐華公使森有禮也信誓旦旦地對李鴻章說,「實慮俄南侵高、日地界,方欲與中國、高麗并力拒俄,豈能同室操戈?」可悲的是大清上下輕信者滿滿。有「詩界革新導師」之譽的晚清外交家黃遵憲在給有栖川熾仁親王的詩中曰,「同在亞細亞,自昔鄰封輯。同類爭奮興,外侮自遣匿。」極具諷刺意味的是,就是這位有栖川熾仁,甲午戰爭開始後榮任大日本帝國的總參謀長,開赴前線與「親兄弟」決一死戰。連北洋水師高級將領也不例外,丁汝昌就曾給上面提到的宮島誠一郎寫道,「同合車書防外侮,敢誇砥柱做中流!」然而此時此刻,日本侵華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福澤渝吉在《時事時報》呼籲,「立即對清開戰,準備天皇親征。」1887年,日本參謀本部制定《清國征討方略》,明確作戰目標是,「攻佔北京,擒獲清帝,將中國分為六塊,然後分別處置之。」戰爭開始後,日本攻城略地,如入無人之境,但其計劃的直隸決戰尚未開始便戛然而止。這是因為日本獨佔中國的野心嚴重侵犯了列強在華的利益,英法德俄等開始對其施加前所未有之壓力。到了《馬關條約》簽訂前,傳出有清廷割讓遼東半島的條款,俄國外交大臣洛巴諾夫立即警告日本,「俄國反對擬議中的領土獲得,當然會儘力加以制止。一旦日本在大陸獲得一塊立足之地,便會得寸進尺,直接形成與俄國的接壤之勢,這自然不是我們能接受的。」當天,俄德法結成三國同盟,共同干涉日本佔領遼東半島。自此日本方認識到,獨佔中國談何容易。從此更加厲兵秣馬,擴充軍備,以便挑戰西方列強。天皇安慰伊藤博文說,「用不著急於佔領遼東半島,我們已經了解該地的地理人情,不久將再次發動戰爭,那時再取也不為晚。」狡詐的日本遂改變腔調,對華大談「同文同種」起來。「興亞主義」的先驅荒尾精《在對清意見》寫道,「在這場戰爭中,我國將完全勝利。但目前當務之急,不是顛覆清朝,而是救中國於未亡。使之振興,以強我之唇,固我之輔,由此我可常執東方之牛耳矣。」此時的中國正面臨列強亡國滅種之瓜分之際,日本的「援手」無疑最後一根稻草。由此開始了中日關係詭異的「黃金十年」。一方面日寇虎視眈眈,伺機鯨吞,一方面中國仁人志士前赴後繼到東洋取經。1896年到1914年間,中國的留日學生總數已達5.6萬人之多,1902年一年竟達到了12000人之巨。考慮到中國當時的積貧積弱及封閉性,這個數字是極其驚人的。精英人士也紛紛把強國富民的希望寄予「友邦」。梁啟超就曾一再表示「日清聯合之事,為在野志士所熱望,無論政府的方針為何,兩國志士之互相合作,實為當急之務」。康有為也致函近衛公爵,期望日本能夠「急輔車之難,拯東方之局」,甚至提出建立「東亞合邦論」迎合日本的大東亞政策。1914年5月11日,孫中山也致書大隈重信, 希望日本政府援助革命黨倒袁,並替日本深刻分析道:「日本現在國內發展空間已盡,沒有迴旋餘地,而中國地大物博,尚未開發,如果日本幫助中國革命成功,則日本如英國之於印度,無設兵置守之勞費,而得中國之大市場,利且倍之,所謂一躍而為世界之首雄者也」。但滅亡中國稱霸世界是日本的既定國策,無論採取何種動人的借口,也不能改其根本。誠如李大釗一針見血地指出;「大亞細亞主義是并吞中國的隱語,表面上這是同文同種的親切語,實際上卻有獨吞獨咽的意思在話里包嘗。亞細亞的民族,都聽日本指揮;亞細亞的問題,都由日本解決。日本人做亞細亞的盟主,亞細亞是日本的舞台。」一個半世紀以來,日本殖民朝鮮、滅亡中國、建立大東亞帝國一直是其基本國策。福澤諭吉時叫囂要「把旅順變為直布羅陀,把金州大連灣變為日本領有的北支那之香港」,到了田中義一就變成了「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而他們的理論皆源於吉田松陰的方略:「實行富國強兵,開墾蝦夷,奪取滿洲而逼俄,霸佔朝鮮而窺清,控制南洋而襲印度,是天下萬世可繼之業也。」,後則「挫敗美國,制服歐洲,繼而吞五大洲」。從1874年進攻台灣清政府賠款、1879年吞併琉球、1895年甲午戰爭中國再割地賠款、1900年參與八國聯軍侵華、1910年吞併朝鮮、1915年對華21條、1931年開始扶持偽滿洲國,到1937年全面侵華,再到後來所謂的大東亞戰爭,直到1945年戰敗,日本沿襲吉田擴張的路線異常清晰。民國建立以來,統治中國的精英階層蓋由「知日派」把持。從孫中山、段祺瑞、汪精衛、蔣介石、何應欽,無不對日寄予厚望。9.18戰端開啟後,又畏日如虎,不敢正面抗日。數十萬東北軍面對區區日本鐵路守備隊望風而逃,國民政府鴕鳥政策亦盡顯,轉而求助無所作為的「國聯」主持公道。即使到了77事變,日本舉全國之力,奪取上海佔領南京之際,蔣介石仍沒忘乞求陶德曼的調停。起始於1931年的9,18至1941年凡整整十年,日寇佔領大半個中國,國民政府竟不敢對日宣戰,直至太平洋開戰後才跟隨美國勉強對日宣戰。此情此景,恐舉世不可多見矣。不可諱言,即使建國後中國吃日本的陰招也比比皆是。近年來,日本強調建設海洋大國,安倍晉三、麻生太郎也身體力行踐行價值觀外交,其背後潛藏更深層的歹毒心態。川勝平太在《海洋聯邦論》中,提出「日本異質論」,進而強調「海洋文明論」甚至「海洋聯邦論」。他的理論目前在日本列島塵囂甚上:日本民族源流出自太平洋諸島嶼,原是海洋民族。「此後與異質的中國、朝鮮長期交流」,但又從它們的影響中走出,形成自立的文化而自具特色。戰後亞洲出現的新興工業國家群、東南亞國家聯盟,這是「日本鎖國以前形成日本町的地區」,也是日本希圖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地區。梅棹忠夫說得更赤裸裸:「大陸亞洲」即中國的亞洲是「惡魔之巢,是破壞之源」,日本唯脫離「大陸亞洲」才有可能找回獨具傳統的日本。「脫亞」就是「與野蠻的亞細亞訣別,與停滯的亞細亞脫離」。他指出;「回首日本現代化的歷程,究其根本,戰前日本主義者岡倉天心強調東洋文明與西洋文明「對立」,而當下的問題是亞細亞內部「對抗」,此即「海洋」與「大陸」的對抗。」安倍晉三七月份參議院選舉勝利後,回到老家山口縣在吉田松陰墓前長跪不起。我們不知道這個二戰甲級戰犯岸信介的外孫子彼時彼刻在想些什麼,但觀其二進宮大半年來的所作所為,不難想像其縈繞腦際的復活大日本帝國主義之夢想。但願一個半世紀以來吃盡日本苦頭的國人能真正能吃N次塹長一智,真正能做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不被安倍晉三一遍遍「回歸日中戰略原點」呼籲所蒙蔽,認清其大日本帝國孽子的本來面目,埋頭髮展自身實力,富國強軍,才是唯一滄桑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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