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獎、經濟學家與中國改革

或許只是巧合，中國即將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對全面深化改革做出部署。此前，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發給法瑪（Eugene F. Fama）、漢森（Lars Peter Hansen）、希勒（Robert J. Shiller）三位美國學者，三人的金融市場理論與中國相關性較高，其中，耶魯大學教授希勒更因其警惕非理性繁榮的忠告，被中國人所熟悉。輿論久違的熱議經濟學之風再起。

如一位評獎委員會委員所說，「現實起著重要作用」。要理解金融市場如何工作，特別是力圖加強對金融市場監管，就必須重視三位學者的理論創新和實證成果。對於經濟學界來說，鑒於三位學者的學術成就，問題可能不是他們能否獲獎，而是何時獲獎。法瑪的「有效市場假說」已載入教科書，漢森的「廣義矩估計」在資產價格評估方面得到廣泛運用，而希勒更是「行為金融學」的主將之一。201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三人，正是對金融在現代社會中作用的肯定。

不過，在三位學者獲獎後，中國有些報道糾纏於法瑪和希勒兩位學者理論假設的對立，前者堅持理性人假設，後者著眼大量不能用理性人假設解釋的人類行為，似乎二者必有一錯，或者均不能成立。這不能不說是對經濟學科性質的誤解。正如弗里德曼在闡述經濟學方法論時所說，假設的生命力在於概括力和預測力，而不是在於是否「真實」，一如物理學中對有無摩擦的假設取決於特定的研究情境。法瑪的「有效市場假設」是金融學的規範性理論，希勒示警非理性繁榮更多是實證研究，兩者在不同維度上理解金融市場，又共同加深了對金融市場的理解。二人同時獲獎，出人意料，情理之中。

至於有些論者認為，這些「洋理論」在中國沒什麼用處，進而對中國經濟學家也是連嘲帶諷，這種「理論虛無」傾向本身還只是輕浮而已，但是，中國大政府政治傳統向來就有「以吏為師」的傾向，如果兩者結合，就值得格外警惕。如果決策者將過往幾十年的經濟建設成就、特別是較早從全球金融危機中恢復增長，歸因於強勢政府，進而忽視在現代經濟學理論指導下做進一步制度改革，必將難以應對未來嚴峻的挑戰。

回顧改革開放進程，乃至1949年以來的當代史，不難看出，凡是經濟學被忽視被否認，經濟學家無用武之地之時，國民經濟發展便困難重重，甚至瀕臨崩潰；凡是尊重現代經濟學，尊重經濟學家的時期，國民經濟就能走出困境，迎來高速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學得到傳播發展，學術交流頻繁活躍，一大批經濟學家為制定改革規劃、政府決策積極建言獻策，實現了經世濟民的抱負。中外經濟學家攜手合作，多位諾獎得主參與其中，或來華研討演講，或牽頭改革課題，為中國重大改革方案做了及時和紮實的理論準備。

在經濟轉軌過程中，經濟學家提供智力支持的實例不勝枚舉。從上世紀80年代的「莫干山會議」「巴山輪會議」，到經濟體制改革實施方案、中期改革綱要，到1992年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1994年推動財稅、銀行、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的「一攬子改革」，還有上世紀90年代末大規模國企改革，等等，這些改革能夠取得成功，固然是決策者虛懷若谷、廣開言路、勇於決斷的結果，也離不開經濟學家們學以致用、不畏風險、獨立求真的努力。

今天，中國經濟又走到一個十字路口。經濟已告別高增長階段，中低速增長將是一種「新常態」，而轉換髮展方式尚未取得實質性進展。同時，潛在的財政金融風險不可忽視，生態和資源成本也已極其高昂不可持續。多重挑戰表明，全方位改革需要加速。

公眾期待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能夠在若干重大領域取得突破，例如，土地制度、反壟斷、金融自由化、要素價格改革。這些問題均為多年發展中遺留的「硬骨頭」，解決起來需要勇氣，也需要智慧。無論是形成全國統一的市場體系，形成公平競爭的發展環境，還是增強經濟發展活力，為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提供不竭動力，抑或進一步提高宏觀調控水平，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均為複雜的系統工程。經濟學家正面臨新的機遇，為解決這些難題貢獻才智。他們需要的是足夠寬廣的平台，也需要自由寬鬆的輿論環境。「在任何情況下，凡是經濟問題都可以爭論」，這一風氣必須延續。

30多年來，一大批接受過現代經濟學的嚴格學術訓練並且熟悉中國經濟實際運行的經濟學家已經成長起來。誠然，無論就數量，還是就質量而言，這支隊伍尚存諸多不足之處，學科建設亦任重道遠，但應當承認，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是經濟學家這個研究稀缺資源配置的群體最稀缺的資源。經濟學說史和44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發史表明，學術自由是理論創新賴以發育的土壤。

（文章來源：財新《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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