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方不少人只認同多黨競爭產生的政權合法性，這是十分淺薄的政治觀念。我曾遇到過美國學者質疑中國政權的合法性，我問他為什麼不首先質疑一下他自己國家的合法性：你佔了別人的土地，通過殖民、移民、滅絕印第安人，才形成了今天的美國。我請他給我解釋這樣的國家合法性從哪裡來。按照中國人的政治理念，侵略和種族滅絕是不能產生合法性的。按照現代國際法，這樣做也是不能產生合法性的。如果你連國家的合法性都沒有，你政權的合法性從哪裡來?最後他只能跟我說，這是歷史。換言之，即使從他的角度來看，這也只是一種非常勉強的歷史合法性，歷史就是這麼演變過來的。 縱觀人類歷史，最常見的合法性就是歷史合法性。一個「文明型國家」數千年形成的政治理念和歷史傳承是最大的合法性來源。中國合法性的論述關鍵是兩點：一是「民心向背」，二是「選賢任能」。這是中國在數千年歷史的絕大部分時間內都遠遠領先西方的關鍵所在，也是中華民族政治智慧的體現。中國政權合法性形成的時候，今天西方的絕大多數國家尚不存在，英國、美國、法國、德國都不存在。在今天對外開放、大規模國際互動的情況下，這種源遠流長的合法性來源仍然是中國超越西方的核心競爭力之一。
我們也可以反過來用中國「選賢任能」的理念來質疑西方政權合法性的來源：沒有「選賢任能」的理念，一個政權怎麼能有資格執政?這樣的政權能對國民負責嗎?能對世界負責嗎?小布希執政8年給美國帶來了經濟衰退、給伊拉克帶來了的滅頂之災、給世界帶來了金融海嘯，就是一個例子。中國現在力求把「選拔」和「選舉」結合起來，這比光靠「選舉」的西方制度更有競爭力。 在中國模式的引導下，中國「文明型國家」的人口、土地、歷史、文化4大「超級因素」構成了中國崛起的最大優勢：我們有世界最充沛的人力資源和世界最大的潛在市場，有其他國家難以比擬的地緣優勢，有自己悠久的歷史傳承和獨立的思想體系，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文化資源。但如果我們放棄中國模式，轉而照搬西方模式，那麼中國「文明型國家」的最大優勢就可能很快變成我們的最大劣勢，強調和諧的政治變成強調對抗的政治。 過去數十年的發展也證明：如果中國當初沒有自己的堅持，而是跟著西方亦步亦趨的話，中國的命運不會比蘇聯和南斯拉夫好，國家大概早就解體了。 三、政治改革：自信地走自己的路 隨著美國小布希「大中東民主計劃」的破產，隨著一個又一個所謂的「民主國家」陷入金融和經濟危機，今天西方主流學者也不再否認美籍日裔學者福山「人類歷史將終結於西方民主制度」觀點之天真。西方政治制度本身的改革任重道遠，西方民主的發源地希臘瀕臨破產，現代議會民主的發源地英國陷入了嚴重金融和財政危機，以傳教士熱情推銷西方民主的美國成了禍害世界的金融海嘯的發源地。只要稍有點實事求是的精神，我們就可以看到西方政治制度的深層次弊病，特別是資本力量對政治的巨大影響，正是造成這些危機的主要原因。西方國家如果不進行適合自己國情的政治改革，其總體頹勢將難以逆轉。
美國頗有影響力的皮尤研究中心多年來一直對世界主要國家進行民意測驗，了解公眾對自己國家現狀的滿意程度。2005年皮尤中心對17個國家的國民進行了詳細的調查，發現西方國家民眾對自己國家狀況不滿意的比例很大，倒是72%的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的現狀表示滿意，在被調查的17個國家中拔了頭籌。相比之下，美國人的滿意度是39%，法國人是29%。2010年皮尤研究中心又進行了同樣的調查，結果發現中國人還是排名第一，87%的中國人對自己國家基本滿意，而美國人滿意的比例是30%，法國是26%。(見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網站) 這些調查並不能說明與政治制度有關的所有問題，但至少可以說明一點：中國現有的體制有其長處，西方的體制有其短處，否則不會是這樣的結果。有些人總認為，中國經濟改革進步很大，但政治改革滯後造成了今天的很多問題。我們是否可以這樣來看：我們才對自己的政治制度做了一些「較小的改革」，國家就迅速崛起了，取得了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可望而不可及的成績。換言之，即使在不那麼完善的制度下，在所謂「政治改革滯後」的情況下，我們都可以與任何一個採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國家競爭而勝出，並使整個西方受到強烈的震動，下一步的改革當然不是像戈爾巴喬夫那樣否定自己的制度，而是要首先肯定我們成功的制度因素，然後在這個基礎之上集思廣益，不斷改進和完善我們的制度。總之，中國的政治改革離不開自信。 作為「文明型國家」，中國社會有著與西方社會迥然不同的文化傳統，這就是我們實事求是推動政治改革的出發點。如果說西方傳統的最大特點是以個人為基礎而形成的一整套風俗、習慣和制度，那麼中國則更多是以家庭及其衍生出來的人與人的關係而形成的一整套風俗、習慣和制度。鑒於文化傳統上的差異，建設民主的正確途徑應該是結合自己的文化傳統，進行趨利避害的制度創新，而不是一味改造自己的文化以適應西方文化以及西方文化影響下產生的政治制度。發展中國家照搬西方制度，可以說是照搬一個失敗一個，既解決不了腐敗問題，也解決不了現代化問題。 我們可以從East Asian Barometer進行的一項調查中看到，中國社會，乃至整個東亞的國家和社會，雖然發展程度不同，但大都保留著這種與西方不同的文化傳統。 美國學者David Hitchcock 也曾對中國、日本、韓國、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7國和美國的國民進行了民意調查，他發現東亞民眾的社會價值排序與美國人的社會價值排序存有巨大的差別：美國人強調個人權利，而東亞民眾更強調人與人的關係所形成的秩序。東亞和美國民眾社會價值認同中的優先順序為： 東亞：1.社會秩序;2.和諧;3.政府問責制;4.接受新思想;5.言論自由;6.尊重權威。
美國：1.言論自由，2.個人權利，3.個人自由，4.公開辯論，5.生存; 6.政府問責制。 實際上這些調查只是再次確認了中國和東亞多數人基於常識判斷可以得出的結論。一個有意思的問題是：美國一直把美國民眾最關心的價值作為普世價值在全世界推銷，為什麼中國和東亞國家不能把自己最重視的價值也作為優先價值取向來推動呢? 西方那種以個人權利為基礎的法治傳統，在非西方社會很難複製，其實也沒有必要複製。比方說，中國以家庭及其延伸關係的文化特點之一是一方有難，八方支援，這個關係從家庭成員衍生到親戚、朋友、同事乃至整個國家，這種文化傳統幫助中國人克服了很多在西方人看來難以克服的困難：從生活救濟，到上學、治病、養老、購房，到抗震救災等。如果一定要把中國家庭成員的彈性的親密關係都改造成美國一樣的剛性的契約關係，並認為這才是唯一正確的道路，在中國、在東亞社會都行不通。正確的態度應該是把兩者之長結合起來，進行創新。 應該努力從自己的實際出發，從傳統與現代的互動中來不斷地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探索新型的民主制度，也只有這樣探索後形成的政治制度才會有生命力。把強調個人權利的西方「鬥爭文化」照搬到強調權利與義務平衡的「和諧文化」社會中，總會遇到水土不服的問題。搞得不好，就會引起社會的對抗和分裂。 為了建立真正體現人民意志的民主體制，首先必須擺脫西方僵化的政治話語束縛，特別是所謂「民主與專制」話語的束縛。不少人也喜歡用「民主與專制」這個概念來解釋為什麼必須選擇西方民主道路，甚至不假思索地全盤接受西方政治話語。「民主與專制」這個概念可以解釋一部分現象，但又明顯地缺少詮釋力，越來越淪為一種意識形態的工具。這個觀念把千差萬異的世界政治形態過分簡約化了：這個世界只剩下民主與專制的對立，不是民主就是專制，而民主是好的，專制是壞的，專制就是法西斯，就是希特勒。如前面所說，如果世界真的可以這麼簡單地分類，那麼民主制度選出了仇視人類的希特勒該怎麼解釋?西方認為並不那麼民主的新加坡，其國家治理水平明顯高於周邊許多國家，更不要說第三世界的大批所謂民主國家了，這該怎麼解釋? 中國改革開放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從「內容」和「結果」來判斷一項政策，判斷一種政治制度的質量。鄧小平在1992年南方講話中提出了「三個有利於」標準，這對討論民主建設也有啟發。鄧小平把判斷社會主義的重點放在內容和結果上，而不是放在形式和程序上。這樣做的最大好處就是為社會主義的形式和程序創新留下了無窮的空間。即使從西方民主理論本身來看，今天西方主要國家把民主簡化為程序民主，結果是大量劣質民主的產生。這個世界充斥了民主程序大致「正確」，但民主結果糟糕透頂的劣質民主。我們需要「撥亂反正」，需要從「內容」和「結果」出發，從實現「良政」出發來探討和界定民主。 在探索新型民主的過程中，中國改革開放中的三條經驗十分重要：第一是走漸進改革的道路。從現實出發，而不是從一個完美的理想設計出發，循序漸進、不斷試驗，發揮人民的首創精神，不要給自己設定過多的框框，摸著石頭過河，最終總會模到石頭，總能過河，最終形成自己比較完整的新體制框架。 第二是內需驅動。只有有效內需驅動的改革才會比較穩健。什麼叫有效的內需?有效的內需就是一個國家的思想、文化、民情等方面都產生的真正的內需，這才是政治改革最大的內在動力。就中國目前階段，最強的內需是反腐機制建設、黨內民主機制建設、服務型政府建設和法治社會建設。非西方國家民主試驗不斷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不從自己國內的內需出發，而是從西方國家的要求出發，嚴重脫離了本國人民的真實需求，老百姓要求創造就業機會，政府和議會卻在天天爭論廢除死刑之類的事情。 第三是民生為大。不僅國家的主要任務是改善民生，民主建設也要著眼於在更高、更廣的層次上全面提升人民生活的品質，為百姓提供更為優質的服務，讓人民過上更安全、更自由、更幸福、更有尊嚴的生活。發展中國家民主試驗頻頻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就西方推動的是為民主而民主，結果是政治機器空轉，導致無窮的內耗，多數老百姓的生活不是變得更好了，而是更糟了，這樣的民主自然難以為繼。有了這三條，中國應該可以逐步摸索出符合本國國情的民主道路和形式，最終民主的品質也會高於西方民主。 民主建設就像開門一樣，門可以推開，也可以拉開。西方文化習慣了推，強調不同利益的差異和對抗，喜歡鬥爭哲學;而中國文化更習慣拉，強調不同利益的共生和融合，主張和諧哲學，最後就是看解決問題的實際效果。西方民主模式在非西方文化國家的成功率極低，那一套鬥爭哲學把多少國家搞得四分五裂。現在中國可以探索用拉的方法來打開民主之門，探索建立一種源於自己文化，同時又汲取百家之長的，在品質和實效上都超越西方水準的新型民主制度，這也是中國能為人類做出自己貢獻的一個重要機會。 (作者：日內瓦外交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春秋綜合研究院客座研究員)< p=""> < p=""> < p="">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