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毓生：純正自由主義之精髓

　　2009年9月21日，林毓生教授應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人文與社會」系列跨學科講座的邀請，發表了題為「純正自由主義之精髓」的演講。以下是演講的主要內容。

　　自由主義相當複雜，亦有各家之言。林毓生先生從個人關懷中華民族未來發展的角度來闡明西方自由主義與中國的關係。西方社會的發展有其歷史脈絡，中國也自有歷史脈絡。在現代，這兩個文明之間的交流非常頻繁，但多是在物質方面，而精神思想方面的交流卻還處於初級階段。

　　中國作為世界三大文明之一，有許多成就，也有許多的問題，但相對另兩個文明而言，中國始終沿著自己的軌道發展。19世紀末葉，國人一直在追求秩序，若社會遵循良好的秩序，這個社會就能穩定；若無秩序，歷史發展就不穩定。在這個過程中，有一些秩序實際上是假秩序，給中國帶來很多災難。直到1979年，中國才開始接觸西方，其後履行過西方各類思想，卻都未能完全紮根。西方在20世紀也面臨著極大的危機。儘管英、美沒有在政治方面遭受太大災難，德國、義大利等國卻產生了極大災難。西方在其軌道上演變中，也出現了極大的問題。

　　馬克斯.韋伯對歷史條件的理解十分深刻，而深刻的思想是不會予人廉價的安慰。對於西方資本主義的異化，韋伯要比卡爾？馬克思理解得深刻的多。華語世界的知識界在50年代卻未曾聽聞過韋伯，背景使然。韋伯從文化思想史的觀點出發，對西方資本主義的未來持相當悲觀的態度。馬克思的異化儘管也有其深刻性，卻是建立在天真的進步主義的基礎上。馬克思作為19世紀的思想家，認為社會是進步的，韋伯和馬克思處於不同的時代。韋伯認為資本主義產生的是鐵籠，鐵籠中的人不能出來，但他們卻不自知，產生一種亢奮式的機械思考。韋伯認為「專家沒有靈魂，縱慾者沒有心肝，這個廢物在自己的想像中以為自己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文明」。資本主義的異化使人不像人樣。這種看法在西方激起許多反應，討論卻未能產生結果。

　　關於自由主義，各式派別存在諸多爭論，這卻和國人沒有關係，國人要關心自己的問題。不僅是自由主義，西方任何思想都只能作為參考。因為自由主義出現之後產生了許多問題，引起了很多辯論。雖然各種辯論有其觀點和意義，但所有辯論都不能解決問題。於是西方任何思想都只能作為參考，並且只有在深入思想內部，才能將其作為參考，不然只是口號而已。

　　舉例而言，西方有名的辯論是關於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的辯論。社群主義認為自由主義特別注重人權，有極強的契約觀念，這會產生問題。主張人權，人與人之間就很難相互關懷，產生「原子人」。社群主義認為這有很大的危機，影響到政治過程。社群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麥金太爾基本上是反對人權的，認為人權帶來了西方最根本的問題。但是，他自己也需要人權的，他表達自己思想也是要在西方法制之下的人權來保障的。除非在邏輯上他發展出社群主義的人權觀，否則自相矛盾。其中的問題在於人權是有多類的，至少存在四類。他反對的是某一類的人權，而不是所有的人權。第一類人權是免於傷害的權利，這是最重要且不能妥協的，任何人都不能傷害另一個人，包括父母，這類人權來自於生命神聖權。社群主義者也不想被人傷害，他反對的並不是這類人權。第二類人權是言論自由權，除非產生明顯、立即的危險，每個人有能力發表自己的言論。第三類人權是作為資格（entitlement），指有資格接受政府的服務和救濟的權利，政府需要為特別窮苦的人提供救助。這種權利值得商榷，因為任何政府能運用的資源是有限的。第四類人權作為權力（power），例如父母有權力教育子女。麥金太爾反對作為資格（entitlement）的人權泛濫，認為它會產生各種壞的社會結果。但這只是西方的辯論，跟中國的關係需要思考。

　　各代的思想家站在他們的資源條件之下面對實際問題，倘若思想家不能思考實際問題，就會流於形式主義。為解決實際問題產生的思想一方面能進入深刻的層次，另一方面便不能顧及所有問題，因此各種思想都只能作為參考。比如，哈耶克先生基本不談政治過程（process），因為西方那個年代談政治過程會傷害自由，他特彆強調社會過程。哈耶克先生基本肯定美國憲法並給予極高評價，也基本同意美國憲法的主張。但美國憲法是由辯論而來，並不是自發產生的。在很多偶然因素和政治智慧的交織下，美國各州代表舉手通過了憲法。兩百多年來，美國在憲法的框架下發展並取得了今天的成就。美國之所以是當今最強大的國家，主要是因為其是一個自由的社會，在一個自由市場經濟環境下能自由運用知識。雖然美國也有許多問題，但美國解決問題的能力比較強，這主要是因為在憲法的條件之下，美國能更有效地利用社會資源。西方啟蒙運動奠定了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哲學的基本架構，同時種下了極權主義的種子。極權來自於民主，沒有民主的觀念，不能產生極權，只能產生暴政，而民主的異化產生極權。對沒有民主自由傳統而又急需民主自由的人民來說，極權的吸引力很大。尤其是當極權主義易與道德關懷聯繫起來時，在學習接受民主和自由的過程中，即使是哈耶克的理論，也只能作為參考，不能作為教條。

　　自由主義的精髓首先在於自由。從純正自由主義的觀點來看，需要回答幾個問題：自由是什麼？為什麼人們需要自由？如果人們需要自由，在什麼樣的政治、文化、經濟條件下人們能夠得到想要的東西？按照古典的定義，自由就是不做奴隸。不做奴隸，就是不做國家、傳統、自己、父母等的奴隸。一個人需要自由，自由是作為人最基本的條件。魯迅先生認為中國的國民性有一種內在的奴性。

　　自由可以分成兩類：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消極自由是外部自由，是不談什麼是自由的自由。消極自由不界定自由，所以是消極的。消極自由主要強調自由的條件。每個人需要政治和社會範疇內個人的空間。個人的空間之內，人應該允許做自己愛做的事。此類自由是西方自由主義的主流，尤其是英美自由主義，強調形成個人空間，形成自由的條件。這種觀點來源於「解放」的觀念。與列寧所謂的革命「解放」不同，西方自由主義的發展是從教會的束縛中解脫出來的，從專制的政體里解脫出來的。消極自由這種觀點是「機會」的觀念，給人按照自由意志去做事的機會。這種個人空間必須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之上，不是依法治國（rule by law），而是國家本身就要遵守法律（rule of law）。

　　中國的儒家、法家都沒有這種傳統，中國的法律都是為帝國、政治勢力服務的。西方的這種法治的傳統起源於中古時代，法治建立在契約觀念上。法律也必須有條件，法律本身要守法。法律首先必須具有普遍性（general），必須公平地應用在每個地方，而沒有例外。其次，法律必須是抽象的，法治的法律必須不為任何具體的目的服務，尤其是政治目的。法律的一個傳統來自於英國的習慣法（common law），遵循判例，抽象原則是從具體案例中抽象出來變成傳統、規則、法律。法律的一個重要內容是保障基本人權。消極自由在成熟文明的運作下給予個人空間，但只能滿足自由的一部分，仍有一部分自由得不到滿足。

　　與消極自由不同，積極自由指的是人根據自己的意志做決定，自己做自己的主人。積極自由使得人們在自己的獨立空間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西方思想家並不過多談論到積極自由，這產生了很多問題。在法律、人權的保障之下，人們有了自由空間，但根據什麼來享受自由空間，做自己自由的主人？這就涉及到積極自由。倘若沒有堅強的自我，嚴格的訓練，文化的傳承，足夠的資源來支持你做決定，也是無法享受自由空間的。在西方，決定常常依據兩個原因，一是貪婪，二是追求時尚（fashion）。自由就變成了自私的表現，這就是只談消極自由的後果。康德認為「人的尊嚴來自於他所建立的道德自主性，道德自主性最重要的意義是人的自律」，不認為僅依靠解放就能獲得自由。人當然不允許他律來宰制，從他律中解放出來的人若沒有自律，也仍沒有自由，沒有尊嚴。西方在面臨資本主義頹廢和貪婪的挑戰之下，最後的底線就是康德所謂的人的尊嚴。人的尊嚴來自於主體性，來自於自律。

　　因此，必須強調消極自由，消極自由是前提，必須要有自由空間的保障才能談人的自由；然而消極自由是不足的，必須要有積極自由。在消極自由的前提下，開始使用自由之後，自由就變成積極自由了。積極自由在什麼制度、道德文化的環境之下能有效地運用？自由主義提供了強大的論證，一方面給予自由的機會，另一方面給予人的尊嚴，在自由主義條件下運作的文明最有創造力。自由有最強大的能力來面對各種問題的挑戰。與中國傳統的強制性的管理不同，在法律的合理保障之下，個人自由能產生秩序。當一個人之所以能做自己想做的事，人必須預期其他人能提供的服務，社會的複雜性需要相互的幫助。

　　個人自由必須建立在三個條件之上，首先必須有法律，其次法律必須要公平，必須是抽象的。這種社會具有最大的競爭力，因為每個人產生的能量（energy）能最好最快地被他人使用。這種社會在這種機制下最能面對問題、解決問題，比權威社會產生的能量更大。正如經濟學家所言，市場經濟最大的功能就是使得分散在各處的各種知識最容易被運用，而市場經濟條件之一是要有個人自由。在具有法治、人的尊嚴被尊重的條件下，一個自由的社會是一個最容易產生力量來面對文明挑戰的社會。

　　（黃雯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