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球失國

琉球王宮殿內懸掛著康熙帝御書「中山世土」的匾額。琉球人自古便是漢家打扮。
琉球王國的王宮首里城。首里城以紅漆為主,南北走向,正殿的穹形設計是典型的唐式大門,與日本風格迥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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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御賜的琉球國王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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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5年日本人林子平在《三國通覽圖說》中畫的琉球三十六島圖。這些地圖製作精細,與現代製圖法一樣以顏色劃分區域。琉球屬地皆用橘黃色,日本部分用淡綠色,中國部分則是用粉紅色來表示,以色區分,國與國之間的分界自然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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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日慶賀明治維新的琉球使節。 在古代漢語中,「石之有光者」謂之「琉」,「美玉」謂之「球」。琉球群島,正是一串撒落在太平洋上的美玉。 琉球位於中國台灣島和日本九州島之間,依東北、西南走向依次由奄美諸島、沖繩諸島和先島諸島組成,蜿蜒1000公里,總面積4600平方公里。從名字也能看出它與中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1372年(明洪武五年),琉球中山王察度遣使來華,琉球正式成為中國的藩屬國。此後500多年,中國與琉球始終保持著宗藩關係。 隨著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轟開大門,老大帝國自身難保,與周邊小國之間的固有秩序也土崩瓦解。師法西方列強而迅速崛起的日本一步一步挑戰著清王朝的權威,吞併琉球只是它計劃中稱霸全亞洲的第一步。 琉球呼救 1875年(清光緒元年),同治帝駕崩,光緒帝即位。在帝國時代,沒有什麼比新君登基更重要的事了。然而令清政府納悶的是,作為藩屬國的琉球對於如此重大的國家典儀竟毫無表示。 自1372年(明洪武五年)琉球中山王察度遣使來華,正式成為中國的藩屬國以來,中國與琉球已保持了500多年的宗藩關係。起初,琉球每歲一貢,貢船兩隻。後來,明政府覺得接待起來太麻煩,便讓他們隔年一貢。明亡清興,琉球又跟清王朝接續了這種宗藩關係。在與藩屬國的關係上,中國一直奉行「厚往薄來」的原則。因此,琉球每每朝貢後,都能帶著數倍於貢品的禮物滿載而歸。在這種朝貢體制中,琉球是實際的受益方。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明太祖朱元璋派「閩人三十六姓」進入琉球。他們不但給琉球帶去了生產技術,還帶去了中華文明。後來「閩人三十六姓」的後裔,很多都成為琉球國的股肱之臣。由於受益良多,500年來琉球對中國的朝貢從不怠慢。就連負責接待琉球使節的閩浙總督何璟都稱,琉球「歲修職貢,較諸國最為恭順」。 然而,就是這個最恭順的屬國在新君登基的大日子裡,竟沒有露面。此時,他們正面臨著來自日本的滅頂之災。 日本與琉球的糾葛,說來話長。1609年,日本薩摩藩主島津氏出兵琉球,毫無武力防禦能力的琉球束手就擒。薩摩藩強迫琉球向其納貢。琉球從此成為中日兩國的屬國。只是,兩個多世紀以來琉球並未向清政府言明其兩屬的尷尬處境,而相隔大海,清王朝竟也沒有察覺。 1872年,日本明治五年。明治維新剛剛拉開序幕,日本國內還危機四伏,但日本已經顯露出其對外擴張的野心。1872年,日本鹿兒島縣參事大山綱良來到琉球,軟硬兼施地要求琉球王尚泰派使節團前往日本慶祝明治新政。不明就裡的琉球使團剛到日本,就收到了明治天皇「琉球藩敘列華族」的表文。天真的琉球使節當時還沒有意識到,日本已剝奪了琉球作為獨立國家的地位,強行把它變成了自己的一個行政區。不過,日本明白若想真正把琉球攥在自己的手心裡,光換個稱呼還不夠,割斷琉球與中國的宗藩關係才是問題的關鍵。 三年後,日本內務大丞松田道之以欽差大臣的名義來到琉球,宣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包括禁止向中國納貢,禁止使用清朝年號,對華貿易由日本全權負責等。這個所謂的「改革」,就是要阻斷琉球與中國的聯繫,把琉球的主權控制在自己手中。 琉球王尚泰這才發現自己已經成為日本人砧板上的魚肉。琉球朝野把保存自己國家的唯一希望寄托在中國身上。他們向日本人苦苦哀求:只要保留對中國的宗藩關係,其他一切條款都能應允。在給日本政府的上書中琉球人寫道: 自歸清國版圖,以其保護聲援,乃可無憂外患,自建為國。有古來風俗之禮樂政刑、自由不羈之權利,上下雍睦,安居樂業,若離清國必失自由權利而招掣肘之累,國家豈可永葆?父子之道既絕,累世之恩既忘,何以為人,何以為國。 這段文字至今讀來仍令人動容,琉球對中國的情義,由此可見一斑。 不過,琉球的哀告並沒有打動日本人,日本陸軍大將西鄉隆盛率三萬人馬大兵壓境。眼看亡國在即,琉球王尚泰只有最後一步棋可走派密使前往中國求救。1876年12月10日,尚泰的姐夫紫巾官向德宏與通事蔡大鼎、林世功等人,喬裝改扮,躲過日本人的監視,乘一小船前往中國。由於風向不順,向德宏等人的船竟在海上漂泊了將近半年,直到第二年4月2日才抵達福州。 到達福州後,向德宏等人拜見了閩浙總督何璟和福建巡撫丁日昌,呈遞了琉球王的咨文,請求清政府代紓國難。收到琉球的求救信,何璟感到有點納悶,琉球地瘠民貧,日本何必興師動眾要滅琉球國呢?雖然,他在給總理衙門的奏報中也稱:「若不代為陳情,何以宣朝廷綏遠之恩,慰藩服瞻依之念」,但對於琉球與日本的糾葛,無論是何璟還是總理衙門都抱著審慎的態度,因為就在幾年前,中國剛剛吃過日本的虧。 牡丹社事件 1871年11月,一艘滿載著土特產的琉球船隻在海上遇到颶風,被刮到了台灣。66名船員奮力鳧水,才算登了岸。萬萬沒想到,他們闖入了台灣原住民部落牡丹社的領地。台灣原住民生性彪悍,不但剝了琉球人的衣服,還把他們扣在了部落中。當琉球人試圖逃走時,牡丹社生番大開殺戒,一下子砍死了54個琉球人。剩下的人一路狂奔跑到附近的保力庄,遇到當地漢民楊友旺才得以倖免。事後,親歷者陳阿三回憶那驚魂一幕時說:他們看到兩個異族人驚慌失措地從森林中跑出來,似乎在呼救。阿和(楊友旺之弟)在地上寫字問他們是什麼人。兩個異族人寫道:我們是琉球人,同伴多人慘死於番人刀下。看到有救了,他們大聲招呼藏在林中的琉球人趕緊出來。這時,牡丹社番人也循聲而來。由於楊友旺平日與番人做生意,會說番話,他跟番人交涉,用酒、牛、豬、布等物品換回了琉球人的性命。 楊友旺把倖存的琉球人交給了當地政府。清政府歷來視當地生番為化外之人,無法繩之以法,所以遇到生番殺害藩屬國海員這類事,清政府往往都給受害者發一筆豐厚的撫恤金,再送他們回國了事。對於牡丹社事件的受害者,清政府也如此處理。 事情過去半年多了,來華簽訂中日《修好條規》的日本外務大丞柳原前光突然在1872年5月11日出版的《京報》上看到了關於牡丹社事件的報道。柳原前光立刻寫了一篇名為《琉球人在清國領土台灣被殺害,為鹿兒島縣參考》的報告寄回國內。牡丹社事件本來是中國與藩屬國琉球之間的內部事務,可野心勃勃的日本卻感到其中大有文章可做。鹿兒島縣參事大山綱良上表日本政府,要求率軍出征台灣生番之地,為遇難的琉球人報仇。當然「報仇」云云只是借口,日本人真正的目的是以此試探一下清政府的反應,為侵吞琉球和台灣做個鋪墊。 彼時,日本剛剛明治維新,國家尚無多大起色。國外列強環伺,國內矛盾重重,正是內外交困的時期。不過,那時他們已經把中國大陸作為對外拓展的主要目標。入侵台灣,吞併琉球,覬覦朝鮮,正是他們蠶食中國的一步步計劃。然而,國力尚弱時他們每一步都走得很小心,借牡丹社事件出兵台灣,正是要看看中國的反應。 1874年5月,日本陸軍大輔西鄉從道率艦抵達台灣社寮港,與台灣原住民開戰。經過一個多月的激戰,日本攻下了牡丹社、高士佛社、女奶社等多個土著部落。所謂殺敵一萬自損三千。在熱病侵襲下,日軍也紛紛病倒了。 日軍雖然已經打上門來,清政府兀自沒有察覺。直到英國公使威妥瑪致電總理衙門詢問此事,清政府才如夢方醒。剛剛簽了中日《修好條規》打算共同對付西方列強,日本人就出兵攻打自己,清政府感到十分莫名其妙。恭親王奕為此事照會日本時,語氣無辜地寫道:「此次突聞貴國興師赴台一事,就其真偽,本王大臣未敢深信其有無,若貴國真有此舉,何故不先與我方商議?」 日本政府來華談判的全權大臣大久保利通硬是說,清政府既然管不了「台灣生番」,他們來管,他們要為自己的屬民琉球人報仇。 清政府第一次見識到了日本的蠻橫不講理。一向在外交上採取息事寧人態度的清政府,為了早點了結此事,竟然與日本簽署了《北京專條》。在《北京專條》里,清政府竟承認日本此次為「保民義舉」,「中國不以為不是」,並且賠給日本50萬兩白銀,讓他們趕緊撤兵。其實若論軍事實力,當時日本還不是中國的對手,可清政府花錢買個清靜的昏聵想法,卻讓外強中乾的日本頭一次挑釁就嘗到了甜頭。在《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一書中,王芸生先生稱此次事件乃是「近代史上日本侵略中國的開端」。更加被動的是,《北京專條》間接承認了琉球「兩屬」的性質,為此後琉球問題的交涉留下了隱患。 日本人剛為琉球「強出頭」,琉球又來控告日本要吞併它,這不免讓清廷困惑。琉球與日本到底是什麼關係?清政府決定讓即將赴任的駐日公使何如璋好好考察一下。 「聽之乎,何以為國」 1877年12月,何如璋剛到日本,在神戶港尚未下船,滯留日本的琉球使臣馬兼才就乘夜色秘密登舟,哭訴日本欲吞併琉球的陰謀。琉球王在向清朝公使的求救密信中寫道:「今日阻貢,行且廢藩,終必亡國」。何如璋到達東京後,琉球官員毛鳳來等又先後求見,請求清朝出面干涉,以救琉球危亡。聽了琉球官員的陳情,又看了他們帶來的琉、日之間往來文書的抄件,何如璋看清了日本對琉球阻貢在先、吞併在後的狼子野心。 1878年5月,何如璋通過對日本的考察和分析,向李鴻章和總理衙門寫信談了自己對琉球問題的看法:「阻貢不已,必滅琉球;琉球既滅,次及朝鮮。否則,以我所難行,日事要求,聽之乎,何以為國?拒之乎,是讓一琉球,邊釁究不能免……他時日本一強,資以船炮,擾我邊陲,台澎之間,將求一夕之安不可得。是為台灣計,今日爭之患猶紓,今日棄之患更深也。口舌相從,恐無了局。然無論作何結局,較之今日隱忍不言,猶為彼善於此。」 相信每位讀者讀罷何如璋的這段分析,都會倍感唏噓。因為在此後的半個多世紀中,日本對中國的蠶食,正是循著這個步驟一步一步進行的。從明治維新初期,他們武力擴張、稱霸亞洲的一盤大棋,就已經開局了。 經過對日本的考察,何如璋認為日本財政困難,常備陸軍只有三萬多,海軍不過四千人,新近從英國買回的鐵甲艦也都徒有其表,且廢藩置縣後國內矛盾重重,實在不是中國的對手。不過考慮到清政府自鴉片戰爭之後一直奉行息事寧人的外交政策,何如璋還是給清政府提供了上中下三策:上策為先遣兵船,責問琉球,征其入貢,示日本以必爭;中策為據理言明,約琉球令其夾攻,示日本以必救;下策為反覆辯論,或援萬國公法以相糾責,或約各國使臣與之評理。這就是著名的「琉球三策」。 在何如璋看來,當然採取強硬措施是最好的選擇,但總理衙門卻覺得上策、中策都過於張皇不是不動聲色的辦法。於是他們選擇了下策,指示何如璋通過外交途徑解決,決不動武。 1878年9月,收到總理衙門指示的何如璋來到日本外務省,向日本外務卿寺島宗則提出口頭抗議。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戴東陽告訴記者,當時中國對日本的情況了解很少,準備工作也很不夠,何如璋出使日本竟然連個日語翻譯都沒帶。「當時清政府以為,日本已經全盤西化,官方用英語,帶上英語翻譯就行了。」實際情況與此相差甚遠,何如璋跟寺島交涉了幾次都是雞同鴨講,說不清楚。不過,漢字大家都懂,何如璋在徵得寺島同意後,給日本政府送了一份書面照會。 10月7日,何如璋把一份措辭強硬的書面照會交到寺島面前。照會中,何如璋引用歷史證明了中國與琉球的宗藩關係,並譴責了日本恃強凌弱的行為。他在照會中寫道:「今忽聞貴國禁止琉球進貢我國,我政府聞之,以為日本堂堂大國,諒不肯背鄰交,欺弱國,為此不信不義無情無理之事。」 面對何如璋有理有力的照會,日本外務省理屈詞窮。他們感到從法理人心上很難解釋自己的做法,便抓住照會中「背鄰交,欺弱國」等語句,指責這是何如璋對日本的「暴言」。寺島要求何如璋收回照會,否則一切免談。 戴東陽向記者指出,以往研究者們大多忽視了一個細節,日本外務省與中國使館之間的信函,一般一天或者幾天往複,而日本政府對何如璋的復照則拖了一個多月。從時間上不難看出,他們在反覆評估清政府對「球案」的真實態度。幾次會面中,寺島反覆問何如璋,這是清政府的態度還是他個人的態度?出使前,李鴻章曾囑咐何如璋先以個人名義表示抗議,這樣還有轉圜的餘地。因此何如璋表示,這是他個人的意見。日本方面似乎品出何如璋強硬立場的背後,並沒有清政府的有力支持,因此他們決定抓住措辭問題,把態度強硬的何如璋踢出局。 就在何如璋與日本的交涉陷入僵局時,日軍乘著新瀉丸號汽船在琉球那霸港登陸了。1879年4月,松田道之向琉球王尚泰宣讀了日本政府「廢藩置縣」的命令,宣布琉球國變成日本沖繩縣。尚泰也被強行掠到東京軟禁。 半路殺出個格蘭忒 一個月後,滯留福州求援的向德宏收到琉球人的密報,得知國家已亡。國破家亡,哀告無門。向德宏感到不能再在福州傻等下去了,他決定帶著蔡大鼎、林世功等人上京陳情。從後來向德宏給總理衙門的陳情表中可以看出,他們一路北上走得並不太平。使節團走到上海,聽說在華的日本特務為了阻止他們去北京求援,已經組織了暗殺隊,要劫殺他們。琉球人的髮型、服飾很大程度上保持了明代漢服特色,迥異於長袍馬褂、剃頭梳辮的清人。為了躲過日本特務的暗殺,一干琉球人只好剃頭改服,一路跌跌撞撞來到天津。在天津,向德宏先拜見了實權人物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在給李鴻章的信中,向德宏寫道:「生不願為日國屬人,死不願為日國屬鬼!雖糜身碎首,亦所不辭!」字字泣血,一個小國面臨亡國之災的彷徨與無奈躍然紙上,至今讓人讀之心酸。 面對複雜的國際關係,李鴻章還是決定採取審慎的態度,先觀察一陣事態的發展再說。 與此同時,琉球國內百姓慘遭塗炭的信息也源源不斷地傳來。為了毀滅日本武力吞併琉球的證據,日本政府在全琉球範圍內,收繳了過去行政機關的全部公文、賬冊等各種文字資料,企圖銷毀舊有政權的一切痕迹。琉球民眾不甘心就此亡國,武裝抗爭之事此起彼伏。抵抗日軍暴行的官民遭到嚴刑拷打,一些忠義之士自刎殉國。宮古島上民眾向中國求援復國的血書,至今仍保存在沖繩縣立博物館中。 向德宏見國內形勢十萬火急,而李鴻章又態度曖昧。他決定派毛精長、蔡大鼎、林世功等人,去北京找總理衙門求援。面對琉球人的泣血哀告,恭親王奕也是左右為難。一方面,清政府已經自顧不暇,不太想管琉球的事;另一方面,面對藩屬國的求援,老大帝國又一時放不下宗主國的面子。正在躊躇時,李鴻章聽說不久後美國前總統格蘭忒(今譯格蘭特)將造訪東亞,打破琉球事件僵局的希望能不能寄托在格蘭忒身上呢? 美國南北戰爭時期,格蘭忒曾任聯邦軍隊統帥,並代表聯邦政府接受了南軍羅伯特·李將軍的投降。南北戰爭後,格蘭忒於1869年當選為美國總統,直到1877年方才卸任。卸任的格蘭忒,1879年帶著妻子來遠東旅行,目的地就是中國和日本。別看格蘭忒已經卸任了,但他在國際政治領域有很大影響力。而且,日本的明治維新主要是因美國入侵推動的,日本人對美國人可謂惟馬首是瞻。李鴻章覺得,如果說服格蘭忒來調停「球案」,不怕日本人不就範。 格蘭忒剛到上海,李鴻章就兩次給總理衙門寫信道:「格蘭忒不久將由上海出發,途經天津而至北京,應以禮優遇接待」,並「以此為機,與格蘭忒談話,以求他日琉球問題公評時,助我一臂之力。」 恭親王奕採納了李鴻章的建議。1879年6月3日,格蘭忒抵達北京的第二天,他就會見了格蘭忒。會談中,格蘭忒大方地接受了奕請他調停琉球問題的請求。6月12日,當他到天津見到李鴻章後,詳細詢問了琉球的情況。 格蘭忒問李鴻章:「中國果無爭朝貢有無之意乎?」李鴻章答:「朝貢有無非問題之所在,惟琉球王歷來受中國冊封,今日本無故廢滅之,違反公法,實為各國無比例之事。」格蘭忒又問,琉球能用中國文字嗎?李鴻章說,琉球人能用中國字,也能看中國書。格蘭忒復問,琉球王可是「閩人三十六姓」的後裔。李鴻章答,琉球王不是「三十六姓」之後。他同時指出,琉球作為主權國家,曾與美國簽有通商條約,現在日本吞併琉球,也會傷害美國的利益。如果中日之間因為琉球打起來了,必然會影響到美國在遠東的商貿往來。格蘭忒對李鴻章所言深以為然,他說,他最怕各國開戰,如果能調停解決,對大家都有好處。最後,格蘭忒說:「琉球原來為一國,而日欲將其併合而得以自擴。中國所力爭之處,乃土地而非朝貢,甚具道理,將來需另設特別條款。」 看樣子,格蘭忒已經站在中國這邊了。李鴻章相信日本不能不給格蘭忒一個面子。可格蘭忒到日本以後,情勢卻發生了微妙的變化。8月1日,格蘭忒在給李鴻章的信中寫道:「兩國應該彼此互讓,庶不至於失和,似不再請他國出為調處。」明眼人一看便知,這是要置身事外的意思。 表面看,格蘭忒還是在和稀泥,但實際上他的天平已經偏向日本了。不到一個月時間,日本人給格蘭忒喝了什麼「迷魂湯」呢?前幾年學者戴東陽在日本訪學期間,偶然看到一份資料,這才揭開了謎底。戴東陽告訴記者,在日本一所大學的圖書館中,她偶然發現日本人宮島誠一郎給日本政府的報告,報告稱,他曾從中國駐日使館工作人員沈文熒口中得知,美國前總統格蘭忒不日將訪問日本,格蘭忒已接受清政府的委託,要調停琉球問題。 戴東陽說,沈文熒倒不是故意要泄露情報,只是當時中國的外交還很不專業,使館工作人員往往是些在國內不得志的落魄文人,他們缺乏對外交往的經驗,更沒有保密意識。沈文熒是個傳統的中國文人,愛好吟詩作賦。日本自古受中國文化影響深遠,許多日本文人漢詩做得非常好,他們經常來公使館拜訪沈文熒切磋漢詩,彼此之間有不錯的交情。然而,沈文熒不知道這些交流漢詩而來的日本文人們,同時肩負著另外的使命。當宮島誠一郎在閑談中探知格蘭忒已經受中國政府之託,前來日本調停琉球問題後,馬上報告給了日本政府。 日本右大臣岩倉具得到情報後非常重視,他立刻報告政府:「今格蘭忒將琉球之事奏陳聖上,又忠告政府,然不知其乃受清廷之請願而為其周旋。今得此言,實需仔細考慮,則我須先採取措施。」 於是,日本政府開始緊鑼密鼓地布置起對格蘭忒的接待工作。1879年7月3日,當格蘭忒乘坐軍艦「里奇蒙德」號駛入橫濱港時,受到日本朝野的盛大歡迎。明治天皇親自出面宴請格蘭忒,還把自己的海邊行宮騰出來給格蘭忒住。日本政府要員陪著格蘭忒在日本度假勝地日光山又吃又玩,好不愜意。別看賓主相處甚歡,但對於琉球問題日本是毫不讓步,格蘭忒的隨員楊越翰在給李鴻章的信中提到,格蘭忒在日光山遊覽途中,曾經與日本內務卿伊藤博文和陸軍卿西鄉從道晤談了3個小時。對於琉球問題,伊藤和西鄉始終「默然不發一語」,僅表示回去同政府商量。 調停沒什麼進展,但明治維新後日本蒸蒸日上的景象,卻給格蘭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給李鴻章的信中,他寫道:「我看亞細亞,只有中華、日本可稱兩大強國,甚盼兩國各設法自強,諸事可得自主。日本氣象,似一年興旺一年。中國人民財產本富,自強亦非難事。」格蘭忒先後遊歷中日兩國,兩個國家的精神風貌高下立判。日本雖然明治維新剛剛幾年,但軍隊整肅,人心向上,的確是一副奮發向上的狀態。相比起來,中國雖然洋務運動已經十幾年了,但是整個社會和人的狀態沒多大改觀,還是一派暮氣沉沉的模樣。從感情上講,格蘭忒也會更加傾向於師從西法的日本。 不久格蘭忒給李鴻章寫信道:「我到日本以後,屢次會晤內閣大臣,將恭親王與李中堂所託琉球之事,與北京、天津所聞,情節微有不符。雖然不甚符合,日本確無要與中國失和之意。在日人自謂琉球事系其應辦,並非無理;但若中國肯讓日人,日本亦願退讓中國。」 顯然,格蘭忒的調停並沒有什麼實質性的進展。雖然日本對他極盡殷勤,但他畢竟是個卸了任的總統,東亞之行也不帶官方色彩,因此日本方面對他只是虛與委蛇罷了。為了挽回面子,他在信中對李鴻章抱怨,中日談判之所以陷入僵局,主要因為何如璋在照會中措辭過當。 不過,他的隨員楊越翰卻不這麼認為。楊越翰在給李鴻章的信中公正地寫道:「何公使照會一節,此系細故,球事未來了結與否,及如何了結,與照會無干,可以不必追求。」楊越翰分析,日本政府不肯讓的原因是,明治維新後失去特權的武士階層生活貧苦,「惟願日本與別國動兵,伊等有事可做。」事實上,日本是從一開始就制定好了吞併琉球的既定方針。 分島改約 格蘭忒在日本停留了兩個多月,也沒提出什麼具體調停方案。1879年9月3日,他便歸心似箭地從橫濱港登船回國了。臨行前,格蘭忒給李鴻章寫信勸道:「譬如兩人行路,各讓少許,便自過去,無須他人幫忙。」 格蘭忒走後,雙方雖然同意重新開啟談判,但很長一段時間,卻都沒有再派人員接觸。中國方面本來就沒什麼通洋務的人才,總理衙門擔心如果派出一個腐儒,鬧出笑話反而失了體統。日本方面也端起架子來。這麼一來兩相矜持,成了不來不往之局。 僵了幾個月,一位自稱是「日本閑人」的竹添進一郎,以個人名義找到李鴻章斡旋。那時中日兩國語言雖然不通,但是通過漢字還是能夠傳情達意的。李鴻章和竹添見面後,令諸人迴避,兩人關在小屋裡秘密筆談。竹添寫道:「今日之天下,非昔日之天下。有虎狼之國,無一日不欲逞志亞細亞……貴國地方廣大,四疆之地不易把守。乃如伊犁,又與露有疆吏之爭,未聞其結局。正值此時,琉球有外患,恐貴國鞭長莫及。」 把吞併琉球的野心說成是給中國分憂,幫助中國看管邊疆。竹添的巧舌如簧,已經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不過,這段話戳到了李鴻章的一個痛點此時在中國西北邊境的伊犁正爆發著一場危機。 1871年7月,中亞浩罕汗國軍官阿古柏入侵新疆。俄國趁亂以「安定邊境秩序」為由出兵佔領了伊犁地區。清政府多次交涉,沙俄拒不撤兵。1876年,欽差大臣、陝甘總督左宗棠進軍新疆,經過一年多的戰鬥,擊潰了阿古柏的軍隊,收復了除伊犁地區以外的全部領土。 然而對付擁有強大武力的俄國,清政府只能走外交途徑一條路。1878年6月,清政府任命崇厚為欽差大臣,赴沙俄談判收復伊犁事宜。可沒承想,崇厚談了一年多,竟然稀里糊塗地簽了個《交收伊犁條約》(即《里瓦吉亞條約》)回來。按條約的規定,俄國倒是把伊犁還給中國了,可霍爾果斯河以西和特克斯河流域廣大的疆土,竟然拱手讓給了俄國。此外,崇厚還答應了開通陸路通商線路、賠償500萬銀盧布(約合白銀280萬兩)軍費等一系列喪權辱國的條款。 崇厚帶著《交收伊犁條約》回到北京,國內輿論一片大嘩,清政府也急了,指責崇厚「俄人與崇厚所議約章,流弊甚大」,拒絕批准該條約,並把崇厚下了大獄。俄國一瞧自己的如意算盤沒打成,立刻劍拔弩張,向中國西部邊陲和沿海集結軍隊。1879年至1880年間,中俄雙方火藥味極濃,大戰似乎一觸即發。此時,清政府最怕的就是俄國與日本聯手對付中國。恰恰在這個節骨眼上,俄國軍艦還到日本長崎買了50萬元的煤,這下更讓清政府產生了一些不好的聯想。為了避免日俄勾結,清廷內部「快速解決球案」的呼聲日益高漲。 日本人也看中了清政府息事寧人的心理,讓竹添進一郎向李鴻章拋出了「琉球二分方案」,即把琉球群島最南端的宮古、八重山兩島給中國,其他部分歸日本。但是,這兩個島也不是白給,日本方面提出修改中日《修好條規》,要跟西方列強一樣在中國內地享受通商權。這就是所謂的「分島改約」。 未了的「球案」 日本人把琉球問題跟改約攪和到一起,大有訛詐之意。李鴻章極不滿意,但是考慮到來自俄國人的威脅,又怕跟日本糾纏下去沒個了局,他還是傾向於喝下這杯苦酒。不過,他在給總理衙門的信中明確表示,中國不能要琉球兩島,還是應該把它們還給琉球人。讓琉球王尚泰把宗廟遷到這兩個島去,也算為琉球人保存了香火。 琉球人得知這一方案大失所望。他們告訴清政府,宮古、八重山兩島乃是不毛之地,在那裡生活都極其困難,更別說保留宗廟了。 關於要不要接受琉球分割方案,清政府內部也產生了嚴重分歧。贊同一方認為,這樣可以快速解決與日本的紛爭,防止日俄聯手夾擊中國;反對一方認為,這樣一來會讓中國丟掉宗主國的尊嚴,使得朝鮮、越南等藩屬國對中國失去信心,轉而依附日本。右庶子陳寶琛上書指出,日本「視我之強弱而已。中國而強於俄,則日本不招而來,中國而弱於俄,雖甘言厚賂,興立互相保護之約,一時中俄有釁,日本之勢必折而入於俄者」,「今我若輕結琉球之案,則俄人有例可援,中國無詞可措,以俄兵取高麗,如湯沃雪,而其勢與關東日逼,非徒唇齒之患,實為心腹之憂。禍延於朝鮮,而中國之邊更及矣」。可以說,陳寶琛的看法極有見地。自以「牡丹社事件」為由出兵台灣以來,日本就是用一次次挑起事端的方法來試探清政府的反應與實力。在這種博弈中,日本權衡著自己與中國的力量對比,有條不紊地推動著自己蠶食中國、稱霸亞洲的計劃。 與此同時,琉球人反抗日本人殖民統治的報道,屢屢見諸報端。《申報》曾以「琉民惡日」為題報道了幾個典型事例:琉球一山林著火,燒掉當地百姓40餘間房屋。日本官吏欲用米賑災,琉球人卻拒不受領。又如,一常年駐華的琉球官員回國宣傳「清國有意出援兵」,立刻遭到日本人的逮捕…… 一邊是清政府對「分島改約」的曖昧態度,一邊是國內不時傳來的日人暴行,來華請願的琉球使臣感到從未有過的絕望與無助。當聽說清政府要與日本簽署「球案條約」的消息時,在華奔走呼號幾年的琉球使節林世功在總理衙門前揮劍自刎。 事實上,清政府並沒有如林世功聽說的那樣與日本人簽訂「球案條約」。1880年2月,經過駐英公使、欽差大臣曾紀澤的斡旋,清政府不但要回了伊犁地區,還挽回了崇厚拱手讓給俄國的部分主權。2月24日,中俄《伊犁條約》、中俄《改訂陸路通商章程》及其附件簽訂。一度劍拔弩張的中俄邊境,暫時恢復了平靜。來自俄國的威脅解除了,清政府正式否決了《球案專條》。在中國坐了幾個月冷板凳的日本公使宍戶璣,只好灰溜溜地回國了。 此後的若干年,中日雙方雖然也曾試圖重開談判,但一來雙方主張相去太遠,二來比琉球對中國意義更重大的藩屬國越南、朝鮮先後發生危機,中國與周邊國家維繫幾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宗藩關係,面臨著西方列強全面的挑戰,清政府也就無暇再處置琉球問題了。直到1895年甲午戰爭,中國被這個曾不放在眼裡的蕞爾小國日本打得毫無還手之力,被迫簽訂了《馬關條約》,琉球才最終劃給日本,成為了沖繩縣。 參考書目:《琉球亡國史譚》、《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何如璋傳》、《清末中琉日關係史研究》、《對華回憶錄》等。感謝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戴東陽的學術支持。(本文來源:北京日報 )
今天的人應該怎麼讀歷史
朝鮮王室曾經致力於「反清復明」大業?日本為什麼曾自命正宗「中國文化」?越南曾經因為一個「越夷」的稱呼大受委屈,覺得自己是中華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英美為什麼能主導世界兩百年?……站在另一個角度理解中國歷史,就好像從三維空間進入了四維、五維空間。張明揚新書《此史有關風與月》正是這樣一個多維空間。
這本《此史有關風與月》里的內容,多為《上海書評》主編張明揚在騰訊·大家的專欄,全書主旨,正如梁小民序言中所言,「還原歷史細節的微妙之處」。
就本書所提及的一些歷史微妙細節,張明揚接受了騰訊文化專訪。
【一】歷史絕不可能黑白分明
騰訊文化:你這本書的名字叫《此史有關風與月》,但在內容上,除了「江湖」一部分外,其實政治上的「權力遊戲」佔據了更大一部分篇幅,這種反差是否像梁小民先生序中所講的有意為之?
張明揚:這很大程度上是開個玩笑吧。我的書桌就在窗下,我最喜歡的寫作和讀書狀態就是開著窗戶吹著風,無聊了抬頭看看經常看不到的月亮。
你和梁老師說得都對,「風月」好像真的和我這本書的實際內容不太搭。不過,雖然書中只有一篇有關「風月」的文章,《<玉蒲團>的大歷史》,但已經有很多人向我反映,看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這篇,誰知道卻被上了一堂「淫人妻子,妻子必被人淫」的封建迷信道德教育課。
就如你所說,這本書的一大關注點是「權力的遊戲」,比如歷代太上皇與皇帝的關係,血腥厚黑得很,如果再以當下調查記者一樣的苦大仇深態度去面對,我只怕是要寫的噴血。
所以,無論是我還是讀者,都不要入戲太深,還是以一種「吟風弄月」的態度去圍觀歷史現場吧。說真的,讀史讀得拍案而起真沒什麼意思,書讀多了就會知道歷史多半不會黑白分明,一代人也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將當下的很多亂象歸咎於前人的糊塗無能也太「現實虛無主義了」。
古時明月照今人,今月曾經照古人。風還是那個風,月亮還掛著頭上,人類這幾千年來也沒有進化,古人愛錢,我們也愛錢,古人為權力所困,我們還是為權力所困。讀歷史有時就是讓你去親近幾千年前,那個和你一模一樣的人。
騰訊文化:你在書中介紹了一些美國或日本學者研究中國歷史的作品,比如杉山正明和歐立德,你如何評價他們對中國歷史的解讀?比起中國學者,他們有什麼優勢或盲點嗎?
張明揚:他們當然都是很棒很棒的學者。作為一個中國人,坦白說,我會本能地對杉山正明和歐立德的一些觀點產生保留甚至抵觸,比如「清朝是不是中國王朝」等等。最近,所謂的「新清史之爭」在歷史學界也是爭論得非常厲害,基本吵到最後都扯到了國家民族愛國賣國。
不過,最牛的是,無論我個人的立場如何,我在讀杉山正明和歐立德他們的書時會完全沉浸在他們嚴密流暢的敘事邏輯當中,讀完很久才會逐步恢復一些民族主義的本能。
我在這本書中有一篇文章叫《我們為什麼要談論邊疆》,寫來紀念《禹貢》雜誌八十周年,文中有一個細節,在抗日危亡的年代,一大批如傅斯年顧頡剛這樣的傑出中國學者挺身而出,與日本學者在一系列如中國邊疆的歷史問題上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但遺憾的是,就如抗戰中真實戰場上的悲壯一樣,傅斯年他們在「學術抗戰」中也暴露出了學術素養學術積累不如日方學者的軟肋。
老老實實地先讀一讀那些外國大學者的著作,「批判」什麼的真不急。
【二】歷史上的「中國夢」
騰訊文化:在這本書里,你提到日本和朝鮮,甚至越南在特定歷史時期都會自認中華正統,你覺得這種歷史上的「中國夢」是建立在什麼基礎上的?是強力的政治朝貢秩序,還是文化的潛移默化的力量?
張明揚: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與其說是一個地域或人種概念,不如說是一種文化認同,越南人朝鮮人甚至日本人和你中國王朝一樣都自認是「中國人」,尊崇的是同一個普遍意義上的文明價值。我在書中也提到過,1842年清政府用「夷」字來指認越南師團,惹得對方勃然大怒,為什麼,因為越南人認為自己也是文明的「中國人」,而不是什麼遊離於主流文明之外的「夷」,這是對國格人格的侮辱。
以這個角度來看,中原王朝只是狹義上的「中國」,從某種程度上,你在周邊國家心目中的地位是羅馬希臘這樣的普世文明發源地,人家當然會尊重你。同時,撇開文明的感召力不談,你在現實中的強大國力,才是「朝貢秩序」的現實支撐。這種感覺,就好比我們現在在談論美國時,那種同時對文明與國力的雙重艷羨,古代稱之為「王道」。缺乏文明的國力,在中國古代叫「霸道」,要被人看不起的。
但在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要神化「天下秩序」,人家服膺於中華文明,並不代表一定甘於被中原王朝直接統治,這是兩回事,好比日本人說「脫亞入歐」,只是服膺於西方文明,並不是說要併入某個歐洲列強,要被西方統治。
坦白說,當我讀書讀到天下秩序的輝煌年代時,會感覺到一種深深的文明自豪感,但是,當這種自豪感遭遇現實中中國遊客因為行為不當在國外被鄙夷批評之時,那種「文明不再」的落差感會讓我陷於巨大的沮喪感當中。
我在一篇文章的最後寫過,「1871年,日本還在心心念念的為"中國』而爭,到了1894年的甲午戰爭乃至後來的抗戰,日本對"誰是中國』這個命題已完全喪失了興趣,此時的"中國』,也徹底失去了文明的感召力,日本、朝鮮、越南,這些當年自稱"中國』的爭奪者們,早已是避之不及了。」
當然,我也並不覺得我們一定要充滿使命感的恢復「文明創造者」的歷史地位。在某些時候,我們可以參考日本,在堅守自身的某些文明傳統的同時,在歷史上先後展開主動向中國文明和西方文明融入的「大化革新」與「明治維新」,照樣可以成為一個堂堂正正的大國。
文明才是最重要的,至於是創造者還是融入者,我覺得都挺好。
騰訊文化:你的文章里提到韓國電視中虛構的唐太宗故事,有點像我們今天嘲笑的抗日神劇,在「正視歷史」這個方面,似乎東亞三國都做得不太好。你覺得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張明揚:從歷史上來看,中日韓三國都是熱愛「神話」的民族。我今後或許會寫一篇文章,專門談一談東亞三國的「建國神話」,比如,日本人的「天照大神」創世傳說,朝韓就更別提了,開國神話一直在變,從「親華」的箕子朝鮮變成「本位意識」的檀君神話。
至於「正視歷史」,我覺得可以分兩方面來看。一方面,中日韓歷史上一直有宿怨,存在著「一種歷史,各自表述」的現實需要,需要通過對自己的「隱惡揚善」,對對方的「隱善揚惡」來獲取現實中道德制高點。當然,這並不是說三國在「偽造」歷史,愛歷史的同學都知道,選取不同的史料放大或過度渲染,往往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比如領土,葛兆光先生曾和我說過,我們不能以歷史的疆域來討論現在的領土,但我們也不能用現在的領土倒過來討論歷史。
至於韓國,歷史「神化」的好像比中日兩國似乎更厲害一點,這也挺無奈的,畢竟在歷史上,韓國的地位處於「弱勢群體」,在真實歷史或者真實戰場上失去的諸多尊嚴,只能通過在傳說中聊以自慰,姑且當作一種無害的精神勝利法吧。
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東亞幾國對於歷史過於執迷和較真,「正視歷史」反而成為了延續敵意和歷史仇怨的機會。「忘記」過去,有時候意味著背叛,有時意味著放下。
【三】歷史的真相未必只有一個
騰訊文化:你有一篇文章「失敗者的中國史」,其中提到一個「歷史解釋權」的問題,因為政治立場和權力的干預,很多歷史其實是歪曲的,在你讀史的過程中,是否會因此而困擾?是否有盡量觸達真相的閱讀方法?
張明揚:這個問題似乎與上個問題有點聯繫。就歷史的解釋權,我不想輕易用「歪曲」這個詞,應當尊重「各自表述」的權利。
比如,我在《失敗者的中國史》中也說了,就一個王朝的滅亡與否,勝者的視角很重要甚至可以說是最重要的,漢朝亡於獻帝禪位,元朝亡於明軍進京,明朝亡於崇禎自縊;但既然要給一個王朝宣判死刑,也應從敗者的角度,書寫他們的「歷史年表」——漢亡於劉禪請降,元亡於明清之際,明亡於施琅攻台,敗者的歷史敘述何嘗不是一種「平行世界」呢?
龍應台那本《大江大海1949》,可以說是一本「失敗者的視角」,我很喜歡,但我一點也不覺得,「成功者」的視角就是歪曲。
對於不同的歷史表述,說實話,我一點都不會感到困擾,只會感到非常興奮,用網路語言來說就是「腦洞大開」。這麼說吧,這就好比你一個女性好友在和你哭訴一個自己的情變故事,你聽了以後覺得男方真不是東西;但恰巧你也有機會聽到男方的當面訴說,也是可歌可泣,又轉而同情他。如果你有機會聽到,傳說中的小三的說法,這個故事將更加「圓滿」。我並不是像柯南那樣覺得「真相只有一個」,我只是想更加八卦一點的知道更多來自不同利益相關方的敘述,至於真相,未必只有一個。
極端一點說,誰說話時還沒有一點立場啊,如果每個人都「客觀公正」,這世界也太無趣了。
你真的覺得像「玄武門之變」這樣的懸念故事,只聽李世民一方的官方版本過癮么?反正我不過癮,如果你也這麼覺得,我會努力地八卦下去,與你分享。
騰訊文化:在好幾代人接受的歷史教育中,「落後就要挨打」似乎成了一條真理,對這一概括你是否同意?這是否也是一種「民族情緒」?
張明揚:我認同這是一個道理,但不是一條真理,等等,我總覺得將歷史和真理放在一起怪極了。
較真的說幾句吧。什麼叫落後?如果經濟落後叫落後,那麼,中國歷史上如南北宋這樣的富裕中原王朝為何往往打不過經濟上相對落後的契丹女真蒙古?好吧,那麼就說軍事落後叫落後,我在這本書里寫了,近現代的軍事霸權最後往往要被經濟霸權打敗或者耗倒,比如拿破崙帝國之於大英帝國,蘇聯之於美國。這本來就說不清楚嘛。
強大就不會挨打?珍珠港事變,正是落後的日本主動進攻強大的美國呀。
再較真點,落後或許只能導致「打不過」,而不是「挨打」,首先得打呀。二戰中的西班牙、瑞士、瑞典和法國比起來算是弱國吧,為啥法國挨打了,但他們沒有挨打?還有,近代中國再弱,也比朝鮮越南強大多了吧,怎麼先挨打的是強國中國,而不是弱國朝鮮越南。而日本呢,也就佩里的黑船來轉了一圈,最後也沒打成大仗,再說,更想打的可能是「尊王攘夷」的日本武士吧,美國人沒那麼想打。
「落後就要挨打」應該是產生於近代一直到二戰這個更講究叢林法則的帝國時代。在這個時代中,「落後就要挨打」即使在表述上有諸多漏洞,但大致的價值取向還是適應於那個時代的。只是說,在這個時代,再去強調這條叢林法則就大可不必了,人類畢竟是在進步。
中國也在進步,當我們從一個弱國變成一個強國,再去強調「落後就要挨打」,也要注重一下我們身邊那些雖然弱小,但害怕挨打的國家的心理健康問題。為了避免國際上的流言蜚語,我建議,將這句話改成,「落後就要挨打(僅對中國有效)」。
【四】歷史觀的衝突,就像令狐沖體內的真氣
騰訊文化:在你解讀歷史的過程中,可以看到很多金庸小說的引用,比如鹿鼎記的路線之爭,以及劍橋倚天屠龍史,你覺得,金庸小說對你的歷史觀有哪些影響?
張明揚:自從出了六神磊磊這位大神之外,我每每談金庸總是有種「永失我愛」的無力感。
金庸的歷史觀很正統,都是「俠之大者,為國為民」、「仁者無敵」這種。在他的啟蒙之下,我沒有變成一個歷史虛無主義者,以致於我可以在騰訊大家寫出這麼多可以刊登的歷史文章。
我最佩服金庸的是,他的小說對人性把握之深刻。就像之前所說的,我們的祖先在人性幾乎所有的方面與我們的相通,是我們得以在後世去描寫他們、琢磨他們最根本的基礎。
騰訊文化:今天我們討論古代史的時候,所謂的「唐粉」「宋粉」「明粉」,在「哪個朝代是中國文化最高峰」這個問題上會爭論不休,你對這種爭論的看法是什麼?
張明揚:我這時候應該像一個武林宗師一樣深沉地回答說:「拳分南北,國能分南北嘛。」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連孔子都是這種朝代粉,他不是說過,「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嘛。可見,孔子是「周粉」。但可惜的是,我現在好像看到太多你以上說的粉,就是沒看過「周粉」。
就歷史上的當事人來說,他們自己也很熱衷於這種爭論。楊聯升先生曾說過「朝代間的比賽」,就是說各個朝代往往會互相較長論短。比如乾隆就是一個深度「清粉」,熱衷於從各種角度論證「國朝」才是古往今來的天下第一,有異議的基本上就是文化審查的熱門候選人了。
「唐粉」「宋粉」「明粉」好比某個球隊的死忠球迷,這也沒啥,我只希望他們不要忘記,如果這個世界上只有一隻球隊,沒有了對手就沒有了一切的精彩。同時希望他們不要學習乾隆。
騰訊文化:在今天這個時代,由於百家講壇和類似《明朝那些事兒》等歷史通俗作品的流行,歷史似乎成為了一個熱點話題,你如何看待這種「歷史熱」?它會讓大眾離真相更近,還是更遠?
張明揚:很不幸,今天剛看到新聞,說「百家講壇」收視率急劇下滑,可能要停播了。
就我來說,《明朝那些事兒》這樣的書我很喜歡,不誇張的說,早幾年,市面上那些比較好的通俗歷史作品我基本都看過。
我的建議是,拿明史來說,普通歷史愛好者最好不要從《明史》、《明史紀事本末》、《明通鑒》這樣的書入門,看這些只會讓你剛剛萌發的興趣灰飛煙滅。
《明朝那些事兒》這樣的書可以當作一套很棒的「蒙學」讀物,主要是幫你產生興趣,同時大概有一個面上的了解。如果你確定你真的對歷史有興趣,當然不能僅僅停留在這個程度,就好像你不能因為讀了本《三字經》就號稱自己很精通很熱愛國學吧。
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上來說,通俗歷史寫作者得有一種奶粉製造商的高度責任感,你賣三鹿,販賣道聽途說的歷史倒是賣開心了,但這會害了多少歷史界的「孩子」啊。
騰訊文化:在整本書中,你涉及到的歷史範圍包括中國古代史、中國近現代史、日韓史、世界史等多個領域,你是用哪些線索把這些不同領域融會為一體的?
張明揚:說實話,如你所說,我的確對歷史的很多門類都很有閱讀興趣,但問題是,我現在的狀態應該更像是令狐沖,體內八種真氣正在衝來衝去,更別提什麼融為一體了。我比令狐沖幸福的是,這麼多種真氣在體內互相衝突的感覺挺舒服的。
我覺得吧,作為一個非專業歷史研究者,你的弱項當然是顯而易見的。但也有好處,因為沒有學術體制的論文發表壓力,你可以憑著自己的興趣看,可以專攻一門,也可以跨越多個領域,一切隨性。
廣度當然會影響閱讀的深度,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是像我這樣的廣度歷史愛好者,能做的就是盡量看得更多,盡量地兼顧深度。如果寫一篇文章,如果這個主題的書只看了一兩本,我的建議是:不寫。
當下的中國歷史愛好者,領域似乎高度集中於近代史和現代史,一談起歷史就是李鴻章袁世凱毛澤東蔣介石胡適。我給自己也是歷史同好的建議是,「世界那麼大,我想去看看」。
騰訊文化:是否可以給讀者推薦一些對你影響比較大的歷史類書籍?或者說對於有志於研究歷史的人來說,有沒有什麼必讀書目?
張明揚:我還是以閱讀快感為標準推薦幾本吧。快感比影響靠譜得多,它是那種對歷史最初的閱讀衝動。
格魯塞《草原帝國》;丘吉爾《英語民族史》;茨威格《昨日的世界》;塔奇曼《八月炮火》;戈爾斯坦《喇嘛王國的覆滅》;夏伊勒《第三帝國的衰亡》;鄧廣銘《岳飛傳》;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鄧野《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趙翼《二十二史札記》。
德媒:日本讓世界無意中看清了中國的真面目德國媒體文章:新中國不接受任何遊戲規則當前亞洲發生的事情,也就是中日領土爭端中發生的事情,對於所有將自己的經濟復甦建立在中國人消費熱情上的出口國家來說是一個教訓。 在這場關於兩座無人居住的島嶼及其周邊水域的爭吵中,中國對待日本的態度和方式是一種令人不安的權力展示。它蔑視雙邊協議和貿易條約。它迫使日本這樣一個國家屈服:日本企業使自己的未來依賴於這個亞洲鄰國的購買熱情和原材料。 誰和中國爭吵,誰就會受到懲罰。誰依賴中國,誰就必須向它屈服。現在只是輪到日本,很多國家都會遭遇這種情況。其中也包括德國。 而中國卻公開展示了自己的武器。日本商人說,中國不但蔑視共同研究相關海域的協議,同時還切斷了稀土材料的供應。包括德國和美國在內的很多經濟大國的未來夢都依賴稀土。沒有這些材料,很多工業無法生存。 幾乎沒有一個貿易國家能夠承受這麼多壓力。人們可以指責日本內閣缺乏外交經驗,他們本應該預見到衝突,本應該認識到會掉進挑釁陷阱且沒有對付中國的合適手段。 不過,日本卻因此無意中讓世界看清了中國的真實面目:肆無忌憚、渴求權力、自私自利。日本和其他出口國應該從中得到教訓,不能再讓自己的經濟成就和這個國家掛鉤。美:美國和整個西方為中國付出了慘重代價 美國的蘭德公司在60年前,由於準確預測一旦美國參與朝鮮戰爭,中國必將出兵朝鮮,一炮走紅,從此確立了蘭德公司世界第一智庫的地位。是當今世界最負盛名的決策諮詢機構。日前,蘭德專家們通過了一份對中國的分析報告,引起轟動,令國人反思。請看以下報告: 如果20世紀的中國是一個富裕和統一的國家,我們會有一個完全不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我們就不會有第二次世界大戰而是第二次歐洲大戰。中國能夠阻止日本侵略或者打敗日本。美國在這些衝突上的花費從根本意義上會減少很多,因為珍珠港事件不會發生。我們和整個世界,更不用說10億中國人,一個多世紀以來,已經為中國的弱小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世界需要一個健康的中國。 中國的需求對日本走出衰退起到了促進作用。日本狀況給世界經濟帶來了風險。關於這一點,怎麼說都不誇張。 日本巨額的債務會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逐漸波及到全世界。在中國有力的幫助下,危險似乎已經過去。中國全球化給美國帶來了很多影響。最明顯的是,中國成為美國商品最大的市場。 可口可樂早就完成了那個看上去像是神話的目標:賣10億瓶可口可樂;曾經嘲笑中國夢的通用在中國賣了很多的別克汽車,在困難時期,中國帶來的利潤占通用利潤的很大一部分;中國聯想購買IBM個人電腦業務,挽救了這個垂死部門的工作崗位。中國提供更低價的生活必需品給美國人的生活水平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尤其是對我們不是那麼富裕的居民而言。有跡象表明由於能夠購買中國低價的出口貨物,低收入美國人的生活水平可能提高了5%到10%。 目前,中國面臨著巨大的挑戰。中國的銀行是我們所知道的世界上最糟糕的銀行。中國每一代,都有相當於美國規模的人口從農村湧入城市。每年,都有1200-1300萬新工人加入就業大軍。 在製造業,生產力對就業的影響比我們國家要嚴重得多。到2020年,也就是7年後,中國人口老齡化會使工作人口與不工作人口的比率成為世界上最糟糕的,比日本更甚。 如果沒有特效的新政策的話,中國的經濟在那個時期就會狠狠地撞牆。到2020年,以我們的標準來看,它會是一個非常窮的國家。 中國人缺乏誠信和社會責任感。中國人不了解他們作為社會個體應該對國家和社會所承擔的責任和義務。普通中國人通常只關心他們的家庭和親屬,中國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緣關係上而不是建立在一個理性的社會基礎之上。 他們現在最痴迷的就是男女之事。中國人只在乎他們直系親屬的福址,對與自己毫不相關的人所遭受的苦難則視而不見。 毫無疑問,這種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道德觀勢必導致自私,冷酷,這種自私和冷酷已經成為阻礙中國社會向前發展的最關鍵因素。 大多數中國人從來就沒有學到過什麼是體面和尊嚴的生活意義。中國人普遍不懂得如何為了個人和社會的福址去進行富有成效的生活。潛意識裡,中國人視他們的生活目的就是抬高自己從而獲得別人的認知。這樣一來,一個人就會對保有面子這樣微不足道慾望感到滿足。 面子是中國人心理最基本的組成部分,它已經成為了中國人難以克服的障礙,阻礙中國人接受真理並嘗試富有意義的生活。這個應受譴責的習性使得中國人生來就具有無情和自私的特點,它已成為中國落後的主要原因。 中國人沒有勇氣追求他們認為正確的事情。 首先,他們沒有從錯誤中篩選正確事物的能力,因為他們的思想被貪婪所佔據。 再有,就算他們有能力篩選出正確的事情,他們也缺乏勇氣把真理化為實踐。 中國人習慣接受廉價和免費的事物,他們總是夢想奇蹟或者好運,因為他們不願意付出努力,他們總想不勞而獲。 很少有中國人明白一個事實,就是威望和成就是通過一步步努力的工作和犧牲實現的,不付出就沒有所得。 簡單來說,如果是為了謀生,那一個人只有去索取;但如果是為了生活,一個人必須要去奉獻。 由於在貧窮的環境下生長並且缺少應有的教育,大多數中國人不懂得優雅的舉止和基本的禮貌。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著裝笨拙粗鄙卻不感到害羞。 他們在青少年時所受的教育就是如何說謊並從別人那裡索取,而不是去與別人去分享自己的所有。 中國提供更低價的生活必需品給美國人的生活水平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尤其是對我們不是那麼富裕的居民而言。有跡象表明由於能夠購買中國低價的出口貨物,低收入美國人的生活水平可能提高了5%到10%。 目前,中國面臨著巨大的挑戰。中國的銀行是我們所知道的世界上最糟糕的銀行。中國每一代,都有相當於美國規模的人口從農村湧入城市。每年,都有1200-1300萬新工人加入就業大軍。 在製造業,生產力對就業的影響比我們國家要嚴重得多。到2020年,也就是7年後,中國人口老齡化會使工作人口與不工作人口的比率成為世界上最糟糕的,比日本更甚。 如果沒有特效的新政策的話,中國的經濟在那個時期就會狠狠地撞牆。到2020年,以我們的標準來看,它會是一個非常窮的國家。 中國人缺乏誠信和社會責任感。中國人不了解他們作為社會個體應該對國家和社會所承擔的責任和義務。普通中國人通常只關心他們的家庭和親屬,中國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緣關係上而不是建立在一個理性的社會基礎之上。 他們現在最痴迷的就是男女之事。中國人只在乎他們直系親屬的福址,對與自己毫不相關的人所遭受的苦難則視而不見。 毫無疑問,這種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道德觀勢必導致自私,冷酷,這種自私和冷酷已經成為阻礙中國社會向前發展的最關鍵因素。 大多數中國人從來就沒有學到過什麼是體面和尊嚴的生活意義。中國人普遍不懂得如何為了個人和社會的福址去進行富有成效的生活。潛意識裡,中國人視他們的生活目的就是抬高自己從而獲得別人的認知。這樣一來,一個人就會對保有面子這樣微不足道慾望感到滿足。 面子是中國人心理最基本的組成部分,它已經成為了中國人難以克服的障礙,阻礙中國人接受真理並嘗試富有意義的生活。這個應受譴責的習性使得中國人生來就具有無情和自私的特點,它已成為中國落後的主要原因。 中國人沒有勇氣追求他們認為正確的事情。 首先,他們沒有從錯誤中篩選正確事物的能力,因為他們的思想被貪婪所佔據。 再有,就算他們有能力篩選出正確的事情,他們也缺乏勇氣把真理化為實踐。 中國人習慣接受廉價和免費的事物,他們總是夢想奇蹟或者好運,因為他們不願意付出努力,他們總想不勞而獲。 很少有中國人明白一個事實,就是威望和成就是通過一步步努力的工作和犧牲實現的,不付出就沒有所得。 簡單來說,如果是為了謀生,那一個人只有去索取;但如果是為了生活,一個人必須要去奉獻。 由於在貧窮的環境下生長並且缺少應有的教育,大多數中國人不懂得優雅的舉止和基本的禮貌。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著裝笨拙粗鄙卻不感到害羞。 他們在青少年時所受的教育就是如何說謊並從別人那裡索取,而不是去與別人去分享自己的所有。中國提供更低價的生活必需品給美國人的生活水平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尤其是對我們不是那麼富裕的居民而言。有跡象表明由於能夠購買中國低價的出口貨物,低收入美國人的生活水平可能提高了5%到10%。 目前,中國面臨著巨大的挑戰。中國的銀行是我們所知道的世界上最糟糕的銀行。中國每一代,都有相當於美國規模的人口從農村湧入城市。每年,都有1200-1300萬新工人加入就業大軍。 在製造業,生產力對就業的影響比我們國家要嚴重得多。到2020年,也就是7年後,中國人口老齡化會使工作人口與不工作人口的比率成為世界上最糟糕的,比日本更甚。 如果沒有特效的新政策的話,中國的經濟在那個時期就會狠狠地撞牆。到2020年,以我們的標準來看,它會是一個非常窮的國家。 中國人缺乏誠信和社會責任感。中國人不了解他們作為社會個體應該對國家和社會所承擔的責任和義務。普通中國人通常只關心他們的家庭和親屬,中國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緣關係上而不是建立在一個理性的社會基礎之上。 他們現在最痴迷的就是男女之事。中國人只在乎他們直系親屬的福址,對與自己毫不相關的人所遭受的苦難則視而不見。 毫無疑問,這種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道德觀勢必導致自私,冷酷,這種自私和冷酷已經成為阻礙中國社會向前發展的最關鍵因素。 大多數中國人從來就沒有學到過什麼是體面和尊嚴的生活意義。中國人普遍不懂得如何為了個人和社會的福址去進行富有成效的生活。潛意識裡,中國人視他們的生活目的就是抬高自己從而獲得別人的認知。這樣一來,一個人就會對保有面子這樣微不足道慾望感到滿足。 面子是中國人心理最基本的組成部分,它已經成為了中國人難以克服的障礙,阻礙中國人接受真理並嘗試富有意義的生活。這個應受譴責的習性使得中國人生來就具有無情和自私的特點,它已成為中國落後的主要原因。 中國人沒有勇氣追求他們認為正確的事情。 首先,他們沒有從錯誤中篩選正確事物的能力,因為他們的思想被貪婪所佔據。 再有,就算他們有能力篩選出正確的事情,他們也缺乏勇氣把真理化為實踐。 中國人習慣接受廉價和免費的事物,他們總是夢想奇蹟或者好運,因為他們不願意付出努力,他們總想不勞而獲。 很少有中國人明白一個事實,就是威望和成就是通過一步步努力的工作和犧牲實現的,不付出就沒有所得。 簡單來說,如果是為了謀生,那一個人只有去索取;但如果是為了生活,一個人必須要去奉獻。 由於在貧窮的環境下生長並且缺少應有的教育,大多數中國人不懂得優雅的舉止和基本的禮貌。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著裝笨拙粗鄙卻不感到害羞。 他們在青少年時所受的教育就是如何說謊並從別人那裡索取,而不是去與別人去分享自己的所有。中國是一個物產豐富的國家。但無限制生育政策所帶來惡果使得中國成為了無限廉價勞動力的輸出國。這些輸出也包括那些受過教育的勞力輸出,除了他們的教育水平,實則和其他一般苦力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中國大規模生產的便宜產品降低了輸入這些產品的地區的商業信用度。由於技術落後,管理失敗,中國製造的單位能耗要比發達國家如日本,美國高出很多。 因此,隨著出口額的增加,中國在擴大生產的同時喪失著寶貴的能源。同時,這種行為也嚴重的污染了環境,使中國變為全世界最不適宜人類居住的國家。 目前中國正在遭受著資本主義社會2大邪惡的折磨,即環境的破壞與人性的喪失。由於中國人天生的貪婪的本性,它們可以毫無保留的接受資本主義的陰暗面即無止境的追求利潤,忽視人的尊嚴。 中國人對西方的技術與產品狂熱追求卻對西方管理文化所強調的坦率,直接,誠實這些品質漠不關文化不鼓勵敢於冒險這種優良品質,所以中國人極力避免冒險,他們也不想尋求機會來改善自己的生活。 中國人對於生活的平衡性和意義性並不感興趣,相反他們更執迷於對物質的索取,這點上要遠遠勝於西方人。 大多數中國人發現他們不懂得精神靈性,自由信仰以及心智健康這樣的概念,因為他們的思想尚不能達到一個生命(補:即肉體和靈性的並存)存在的更高層次。 他們的思想還停留在專註於動物本能對性和食物那點貪婪可憐的慾望上。 在中國人的眼中,受教育不是為了尋求真理或者改善生活質量,而只是身份和顯赫地位的象徵和標誌。 中國的知識分子從別人那裡得到尊敬並不是因為他們為了別人的幸福做過什麼,而只是因為他們獲得佔有了相當的知識。事實上,他們中的大多數只不過是一群僅僅通曉考試卻從不關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 中國的教育體系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一種失敗和恥辱。它已經不能夠服務於教育本應所服務的對象:社會。 這個教育體系不能提供給社會許多有用的個體。它只是製造出一群投機分子,他們渴望能夠受益於社會所提供的好處卻毫不關心回報。 中國可以培養出大批的高級能人才,但卻很少可以培養出合格的可以獨立主持的管理級專家。服務於一個公司或者社會,光有技術是不夠的;還需要有勇氣,膽量,正直和誠實的領導才能,這恰恰是大多數中國人所缺少的品性。 正如亞瑟.史密斯,一位著名的西方傳教士一個世紀前所指出的,中國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氣和正直的純正品性。這個評價,雖然歷經百年,如今依舊準確診斷出中國綜合症的病因。 隨著傳統文化價值觀的破壞和逐步衰弱,大多數的中國人,包括受過教育的人都徘徊在精神和內心世界的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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