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閆恩虎:思想的魅力

――讀《李光耀論中國與世界》

(李光耀口述 Graham Allison、Robert D.Blackwill、Ali Wyne 編 蔣宗強 譯)中信出版社 2013年10月  ·  這本書的推介語評價李光耀:「戰略家中的戰略家,領導人中的領導人,導師中的導師」。這話純粹是感情升華,有些誇張。但李光耀的確是一個成功的國家領導人,一個開創國家與民族新紀元的領袖。新加坡雖然很小,但卻是一個東西方文化交融民族民系相當複雜的地方,李光耀用了二十多年時間,使它從一個剛獨立的落後殖民地變為一流的文明國家,沒有非凡魄力和智慧是不可能的!他讓一個資源貧乏的小國人民過上了富足的生活,並享受到只有少數大國國民才能享受的國際尊嚴,他當之無愧地被新加坡尊為「國父」!時至今日,世界多元化格局翻陳出新,但新加坡的國家治理模式仍然是發展中國家始終需要學習的一個範本。  在這本書中,李光耀縱論天下,從中美到印度等,涉及當今世界重大的核心與敏感問題。九十多歲高齡,思維敏捷,談吐通透,其素養與見識絕非一般!讀完該書,首先感覺到的是他深刻穩健的價值觀。他對民主、對國家治理、對文化有著深遠而獨到的認識,顯示出寬闊的視野、深厚的人文素養和幹練的論斷才能。這似乎不是一個政治家的話語,而是一個學者的思想!思想的魅力不在於體系的完備,也不至於邏輯的嚴謹,而在於其力度。「縱觀歷史,所有成功的帝國都接受其他種族、語種、宗教和文化的人,並讓他們融入自己的民族」。(p25)「我相信,一個國家如果要發展自己,更需要紀律,而不是民主。民主過於興旺,就會催生無紀律、無秩序的環境,這是不利於發展的。要檢驗一套政治體制的價值,最終還是要看它能否建立穩定的社會環境。是否有助於改善大多數民眾的生活標準,能否在確保人民和平共處的前提下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p32)「一個國家是否偉大,不僅要看其面積、它能否贏得值得尊重的歷史地位,還要看它的意志、團結、耐力、人民是否恪守法紀以及領導人的素質」。(P139)「民主社會不會自動地治理自己,它需要兩件事情才能成功。首先,必須有一群政治參與興趣濃厚且時刻保持警覺的選民,由他們選舉政治家管理國家事務,然後還要通過民意的力量約束他們選舉出來的政治家。其次,一個民主社會必須存在多個講誠信、有能力的政黨,使這個社會在更換領導人時有其他選擇」。(P142-143)「民主制度的運行最根本的一點就是所有在大選中競爭的人都把重要問題擺在公民面前…無論誰當選,都要忠實履行公民賦予的使命。這是民主制度的精髓」。(P143)「在某個發展階段,什麼樣的社會制度能最好地滿足一個民族的需求,是由社會達爾文主義決定的」。(P156)「學者們是經濟增長過程中的中流砥柱,但前提是他們必須動腦捕獲和發現新知識,致力於科技研發、管理、營銷、財政以及金融等急需掌握的新學科,而不是一味地研究適用性不強的古書、古代文章和詩歌」。(P105)  李光耀祖籍廣東大埔,是崇文重教的客家人後裔,年輕時留下英國,這使他對東西方社會的認識比較全面,同時也形成他獨特的個性,既有儒家強調的剛健,也有西方弘揚的開放。他能有效地把東西方文化進行整合。他巧妙地用中國傳統文化的陰陽學說喻解當今經濟社會的競爭與團結問題,這是當前對市場經濟公平與效率最好的解釋!「關於個體競爭與集體團結之間的平衡,可以用東方的『陰陽理論』較好地詮釋:『陽』代表競爭,『陰』代表團結。『陽』越盛,那麼總體的成績就越好。如果贏者通吃,競爭將非常激烈,但集體團結則會弱化;『陰』越盛,集體越團結,勞動成果平均分配的傾向越明顯,但由於弱化了競爭,導致總體成績降低…我們在新加坡也給公民安排了社會救助,但只有那些別無選擇的人才會接受救助。這與西方人的態度相反,在西方,自由主義者積極鼓勵人們要求各種權利而不必感到害羞,結果導致福利成本暴漲」。(P148-149)  在當前國際格局中,新加坡是個小國家,但李光耀卻是一個具有國際視野的大戰略家,一個具有深厚學養的改革家。這也許是為什麼新加坡能夠成功轉型的重要原因。李光耀對當今世界主要大國有著深邃而清晰的認識,可以肯定,他的認識高度不亞於這些國家的領導人。正因為如此,他才受到大國領導人的空前尊重。看他對中國現狀和發展的認識,多麼鞭辟入裡!「從內部看,主要挑戰是文化、語言以及不能吸引、同化他國人才,今後還會面臨治理方面的挑戰」。(p10)「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的絕對額將不可避免地趕上美國,但其創新能力可能無法與美國匹敵,因為它的文化不鼓勵思想的自由交流和碰撞。不然如何解釋一個人口4倍於美國的國家(可能中國人才的數量也是美國的4倍)卻少有技術突破呢」?(p10-11)「因為中國的問題比較嚴峻:制度變革、商業文化變革、反腐以及新思想體系的形成」。(p18)正如台灣清華大學歷史所講座教授李弘祺所言:「唐代以後,中國人沒有在任何的面試和辯論上面做出什麼貢獻。……公元10世紀以後,演講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失去了它的重要性。……中國學者從宋代以後,已經不再重視舉辦大型的演講,更不重視雄辯的技巧。……中國的貴族教育始終缺乏對討論或辯論的興趣。……中國人毋寧說是一個不斷要避免正面衝突的民族,他們尤其不喜歡在口頭上產生衝突,也因此口試及辯論就不是他們做學問的長處」。(劉海峰主編《科舉制的終結與科舉學的興起》)  對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李光耀從制度與文化特點,分析了其發展的內在矛盾與優勢,非常客觀深刻!「我完全可以肯定美國不會淪為二流國家。歷史上,美國已經展現出了很大的自我更新與復興的能力。美國的優勢包括:美國人頭腦中沒有根深蒂固的陳舊思想,而是思維活躍,富有想像力,態度務實,擁有各類優秀的研究中心,競相發明新技術、提出新理念;美國社會能夠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才,並能輕而易舉地使其融入其中;英語相當於一個開放的體系,是科學、技術、發明、商業、教育和外交等領域的領導者以及各國頂尖人才的通用語言」。(p24)「在美國文化中,個體利益是主要的。這就使得美國社會具有非同一般的競爭力,獲得了更大的競爭優勢和更傑出的成就」。(p28)「如果美國被一個曾經被污衊為頹廢、虛弱、腐敗、無能的亞洲民族取代,即便不是在世界範圍內,只是在西太平洋地區,也很難讓人在情感上接受。美國人的文化優越感使美國很難在這方面進行調整,美國人相信他們的理念具有普世價值,比如個體至上的理念、無拘無束的言論自由。其實並非如此,過去不是,現在也不是。實際上,美國社會之所以能在這麼長的時間內維持繁榮,並不是這些理念和原則的功勞,而是因為某種地緣政治意義上的運氣、充足的資源、大批移民注入的能量、來自歐洲的充裕的資本和技術,以及兩個大洋使美國免受世界衝突的影響」。(P50)  對當前國際重大的敏感問題――極端宗教勢力與恐怖主義,李光耀的認識顯然高於一般政治領袖,這是一個立足於人類文明摒棄世俗偏見的觀念:「要解決極端恐怖主義的問題,最終還是讓溫和的穆斯林獲得足夠的勇氣,讓他們能夠站起來反對極端分子。這些極端分子歪曲了正常的伊斯蘭教教義,招募一些志願者來實現自身的暴力目標」。(2005年7月,李光耀在會見希拉里·柯林頓和查爾斯·蘭格爾時否認伊斯蘭教是一個「充滿仇恨的宗教」。)(p93)  在書中,李光耀談到一些國家的領導人,由於他是一個過來人,也是成功者,他的評價值得借鑒思考!「她(英迪拉·甘地)有宣布緊急狀態的魄力,既然你有魄力做這種事情,你就應該有魄力改變體制,讓印度企業擺脫束縛。因此,聽完她的一番話之後,我就認定印度將發展得很慢」。(P67)評價戈爾巴喬夫:「他一頭扎進了游泳池的深水區,卻沒有學會游泳」。(P146)  李光耀在書中反覆強調語言的重要性,他不是把語言當作一種載體,而是把語言視為力量!對自己的成就和歷程,如此說:「然而,我們雖然無法創造一個回報均等的社會,卻有可能創造一個機會均等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回報多少不是由社會成員佔據的財產多少決定的,而是取決於他們對社會的貢獻。換句話說,社會應該鼓勵人們對社會做出最大的貢獻,並給予應有的回報」。(P168)「我不希望以政治家的身份被人銘記。首先,我不會把自己歸入政治家行列。我認為自己是一個意志堅定,始終如一,堅持不懈的人,我腳踏實地地做事。我會堅持不懈,直至成功。沒有別的了…任何一個認為自己是政治家的人都需要看心理醫生」。(P178)  2014年3月16日晚於峻修堂書齋  [作者簡介]閆恩虎(1968-),男,經濟學教授,陝西蒲城人,嘉應學院縣域經濟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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