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藍：對偶然的忠誠成就命運

對偶然的忠誠成就命運藍藍一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波蘭女詩人辛波斯卡以低調著稱，她拒絕了眾多的採訪，對家世和私人生活守口如瓶。米沃什曾說她詩中的「我」是一個「節制的我」，她的詩有一種「抽象的普遍性」。和美國「自白派」女詩人普拉斯不同，和激烈的茨維塔耶娃也不同，在她的《萬物靜默如謎》一書中，大多數詩歌理性克制，充滿意象隱喻，自我的目光和思索隱退到她筆下的各種事物之中。如果把這些歸結於當時東歐普遍存在的審查制度也未嘗不可。但真如讀者們認為的那樣么？聖瓊·佩斯有言：「人們說我晦澀，我卻在光輝之中。」詩人們對當代詩歌形式的探索早已遠遠走在讀者大眾的閱讀準備之前了。法國詩人勒內·夏爾如是，德語詩人保羅·策蘭亦如是。相比較而言，辛波斯卡更為曉暢一些。讀懂「晦澀」的詩，既需要很多的閱讀訓練，也需要親歷和經驗，更需要想像力的參與。沒有哪個詩人能在文字中把自己徹底屏蔽——或者說，一個詩人無法做到在詩句中完全掩藏自己。言為心聲，詩歌宛如一面鏡子，可照見詩人生活和感受中最為隱秘的情感波動，儘管在某些時刻，詩人也在想像中生活，並對此進行比現實更為真實的描述。拿到辛波斯卡的詩集《我曾這樣寂寞地生活》時，一瞬間還以為這是她《萬物靜默如謎》的另一個版本：風格相同的封面設計，腰封上一模一樣的推薦語。只是封面上一個小小的「2」字提醒我：這是同一出版社出版的她的第二冊漢語譯詩集。這本詩集與第一本最大的不同在於，這是一本更多地書寫自我情感的詩集，她的許多膾炙人口的「社會性」作品，大多收錄在《萬物靜默如謎》中了，但我對後一本更感興趣，蓋因它更多地觸及到女詩人不願意昭示於人的感情生活——那些褶皺、溝坎，那些隱秘的、存在過和不曾存在的但的確發生了的詩人的生活。——為什麼這麼說呢？在《火車站》一詩中，辛波斯卡描寫了一次情人的約會：在N城火車站，一列剛抵達的火車停靠在第三站台，一個手提箱被拿走了，「但那不是我的」，「幾個女人佔據了我的位置」，而一個男人朝人群中的一個女人奔去，他們擁抱、接吻，但「並不以我們的嘴唇」。這場約會「超出了我們存在所觸及的範圍。發生於或者存在的失樂園中。」由於「我」的缺席，而「你」也未來，但是詩中的「他們」去了，相會，緊緊擁抱在一起，確認彼此的存在，就在N城熙熙攘攘的生活中。這次不存在的約會，在詩人的詩中發生了，或者說，這是一次沒有被允許的相約，但詩人在文字里讓它實現。她像美國詩人狄金森那樣有力地扭轉了可見的現實，在詩歌中建立一個新的時空，以盛放現實中不被容納的情感——它誕生，存在，繼續生活，一直到我們讀到這首詩的時候，一直延續到我們之後的時間。這種對現實「扭斷脖子」的力量，在少數幾個擁有強大想像力和表達力的女詩人那裡並不鮮見，譬如薩福，譬如狄金森、米斯特拉爾，又譬如冒煙的茨維塔耶娃和靜靜燃燒的索德格朗。二人們從對辛波斯卡一般性的介紹中可知，她有過兩次婚姻，終生未育。她的第一段婚姻並不圓滿，只維持了六年時間。她和第二個丈夫、作家科內爾內·費利波維奇情投意合，心心相印。儘管有關第一段婚姻破裂的原因幾乎沒見到過有文字記述，但未必不能從她的詩歌中看到某些端倪。譬如在《我太近了》這首詩中，她描寫了一個在婚姻中被丈夫漠視的妻子的形象：即使她躺在他的懷中，也「不會被夢見」，而一個只和他見過一面的女引座員，也比那位妻子更為親近。事情就這樣發生——「由於她，此刻，一道峽谷在他體內生長」，婚姻的裂縫不可避免地出現。詩中的「我」抱怨著自己曾是一株樺樹，一隻蜥蜴，卻惟獨沒有作為一個女人被丈夫看見。這一遭受漠視的抱怨，在《醉酒》一詩中延續著：椅子、酒杯，都在跟前，唯有「我」是虛構的，是不存在的。「我」甚至認為連出自亞當肋骨的夏娃、誕生在泡沫中的維納斯和從朱庇特大腦里生下的密涅瓦都比自己更真實——當他不看我我努力追尋我在牆上的幻覺。我看到一枚釘子一幅畫掛著，一如既往。看，就是給被看之人一個容身之地。不看一個人，就是否認他的存在。人間許多不幸的婚姻，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都有這樣的情形發生。繼而，在辛波斯卡《笑聲》一詩中，「我」的抱怨開始升級：「我」對那個年輕女子從一開始的容忍（「我將給她更多：去看一場演出。/走開，此刻，我正忙）——為了使身邊的這個男人繼續擁抱「我」；到最後的忍無可忍——「你從哪兒來，最好回到哪裡去」；以及近乎詛咒的「不要一直注視我，/你的眼睛睜得太大/宛如死者的雙目」。有意思的是，這類充滿嫉妒和怨恨的詩，阿赫瑪托娃和茨維塔耶娃都寫過，一點也不亞於辛波斯卡。作為一個遭受痛苦的女人，有權力發出憤怒的叫喊，而此後遇到真愛的女人們，或許要感謝此前的經歷，若非如此，又怎能知道世間終究會有一個最適合她的愛人在等待著她呢？辛波斯卡廣為流傳的《一見鍾情》就是寫給她第二位丈夫科內爾內的一首情詩。一個偶然的相遇，改變了他們一生的命運，看似是偶然，卻是一系列必然所造成：一個門把手，先前一個人的痕迹被另一個人覆蓋；一個晚上，或許他們做著相同的夢——「他們如此驚異，多年來/機遇一直/擺弄著他們。……/每一個機遇/僅僅是續篇，/事件之書/總是從中途開始。」如何不感激世界萬物在為這樣一次相遇所做的千百年的準備？當他們攜帶著各自的過往認出對方熟悉的臉孔，他們便知道，相遇早已開始，從一陣風中，一道波浪上。一個人與世界發生的聯繫有多麼廣闊，她與愛人的聯繫就有多麼廣闊，換言之，一個人參與到事物之中的的感受能力有多麼豐富，她擁有所愛之人內心和生命的部分就有多麼完滿。無可否認，一見鍾情，有著它合乎情理的一面，那就是我們愛這個人身上讓我們喜愛的東西，這是一場感情發生的啟動力。但如何維持此後連綿而來的日常生活中的關係，卻是真正的考驗。它要求一見鍾情從私我的勢利中走出來，變為信仰，變為對自己的要求，變成對「信」的忠誠。譯者胡桑博士在論述辛波斯卡因發表處女作詩歌的偶然因素，成就了她作為一個詩人的一生時說：「對偶然的忠誠才能成就命運，這也是辛波斯卡在詩中一再表現的主題。」自然，人們可以選擇某個值得我們去愛的人忠貞地相守到死，卻可悲地不能選擇自己出生的時代和地域。三我曾在《反諷之神的女發言人》一文中，對辛波斯卡大量涉及歷史和社會題材的詩做過評述。在這本《我曾這樣寂寞生活》中，這一類的詩歌仍然佔據了三分之一強。東歐的社會主義經驗，被波蘭詩人諸如米沃什、赫伯特、辛波斯卡等詩人令人信服地得以見證和書寫。從沒有哪個人能生活在純粹的真空里，對政治的漠視，也是對政治的一種反抗。由於身處斯大林主義盛行的嚴酷時代，「我們國家的詩人，都戴著手套寫詩」，由於不能選擇生活的國度，所有人都被捲入意識形態的控制之下。我們都是時代之子，這是一個政治的時代……甚至，漫步林中你也是在政治的地面邁著政治的步子——在詩人筆下，連月亮也不再是純粹的月亮（多麼相似，我們也有過「外國的月亮比中國的圓」這種意識形態化的說法），而圓桌和方桌、蛋白質和原油，都被深深地打上了政治的烙印。在《自殺者的房間》里，逝者生前的屋子裡即使有基督和佛陀的塑像，即使有唱片、小號，以及在荷馬的書卷里開始返回故鄉的奧德修斯，也沒有能夠挽回一個生命走向死亡。辛波斯卡藉助歷史真實事件，影射著彼時的波蘭令人壓抑的氣氛。《卡珊德拉》一詩，就是對於預言者在瘋狂的世界必遭失敗的命運、但卻最終勝利的描述。而寫「二戰」時波蘭南部《雅沃斯附近的飢餓營》、寫死於1944年華沙起義的年輕詩人巴琴斯基的《盛大的白晝》，以及用死人的頭髮織地毯的《無辜》等詩，都無比沉重地還原著歷史的真相，這些詩中，譏諷的成分減少了，而在她的愛情詩里更是蹤影皆無——誰能邊哭泣邊做鬼臉呢？辛波斯卡像很多歐洲詩人一樣，從古希臘羅馬神話和《聖經》里挖掘出大量的精神素材。《特洛伊城的片刻》、《亞特蘭蒂斯》、《羅德之妻》、《拉撒路去散步》等詩篇，無一例外都在折射著詩人所處當下現實的境遇，尤其是《羅德之妻》這首詩，將「偷偷逃走」的羅德一家人的愧疚之情、對即將被上帝毀滅的索多瑪全城百姓和一切生命的憐憫，都給予了令人震撼的抒寫。她對數字精確的使用，在詩集里也比比皆是：二乘二，下午五點鐘、三把椅子、七頭大象等等，在《π》這首詩里更是登峰造極：3.1415926……這一系列圓周率的數字排列，被詩人安排在牆壁、樹葉、鳥巢之中，乃至升上天空，穿越雲層，以致無窮。她的《在赫拉克利特的河中》，對赫拉克利特「一個人無法兩次走進同一條河流」的名言，做出了滿含社會學意味的反映——河裡的魚兒與人類社會一樣，到處充滿了吞噬、貪婪、霸權，但依然也會有愛，而詩人則是那條最獨特的魚兒，在書寫另外一條或者兩條微小的魚兒。《讚美詩》這首詩，我看做是詩人對於國家、民族、宗教等一切既能聚集人們同時又將他們隔離開來的可怕的抽象之物的看法。在這首詩中，一切國界和邊界都在消失——來去自由的鳥兒、雲朵、昆蟲、被風颳走的樹葉、電波和霧，都在嘲笑著只有人類才會有的畫地為牢的愚蠢。對這些事物的讚美，就是對獨裁、狹隘的和極端的意識形態的反抗。辛波斯卡以她獨特的表達，實踐著「我致力於創造一個世界」的信念，也至終不渝地保持了對「偶然」使她成為一個詩人這一命運的忠誠。她是如此渴望在這個每天有人死去、有人誕生的世界裡——剩下的唯有巴赫的賦格，在鋸琴上被彈奏，為那一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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