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加賦」的背後，是稅賦的多元化、多樣化

06-25

有一定歷史閱歷的朋友們都知道，在清朝時康熙皇帝曾制定出「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政策，雍正時也在實行「攤丁入畝」的政策，為當時減輕了許多賦稅壓力，實際則不然。

先來解讀一下，康熙說這句話的意思是以後家庭再有出生人口就再也不會加賦稅了，比如說現在家庭有四口人，那麼現在則收四個人的賦稅，即人頭稅，以後這個家庭人數到了十人，依舊只收四個人的賦稅；雍正的意思是把固定下來的丁稅平均攤入田賦中，徵收統一的地丁銀，不再以人為對象徵收丁稅，那麼就是只收土地稅。看上去對當時的封建王朝是一種最好的增加人口方法，僅限於看上去。

康熙四十二年在提起山東佛倫奏請時，曾有諭「朕四次經歷山東，於民間生計無不深知，東省與他省不同，田野小民俱系與有身家之人耕種，豐年則有身家之人所得者多，而窮民所得之分甚少，一遇凶年，自身並無田地產業，強壯者流離於四方，老弱者即死於溝壑。」從這裡面可以看到康熙對於民情還是比較關心的。

可是，But。

乾隆時期的康紹鏞質疑道「今日正賦之外，又加正賦，將來恐耗羨之外，又加耗羨」，也就是說雖然穩定了所有賦稅倒要按照康熙五十年的上繳，實際上又加了許許多多的賦稅另外要上繳，只不過這個稅不叫人頭稅。

錢穆直接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批判道：清代有所謂地丁攤糧的辦法，只收田租，不再要丁口稅。這是他們自己誇許所謂仁政的。在康熙五十年，當時全國人口統計，共二千四百六十二萬口，從這年起，清廷下詔永不加丁賦——即人口稅，而人口則還是調查，五年一編審，但丁賦永不再加了。實際上，這一規定，並算不得是仁政。因從中國歷史講，兩稅制度，早把丁稅攤運入地租，後來還要農民服差役，或者出免疫錢，這是後來的不對。王荊公制定了免疫錢，過些時，人民又要當差了，所以明朝才又提出一條鞭法來，再拿差役歸入於地租。滿洲人跑進中國，一切都照明制，田賦額也照萬曆年間的則例徵收，那麼差役已經攤在田租里，而此下還是照樣要差役。到了康熙時，再來一次地丁合一，這還是照著中國歷史的惰性在演進，朝三暮四，最多恢復了明代萬曆時舊額，其實非此而不能。這哪好算得是仁政？何況地丁合一後，實際上賦稅還是在增加。

唐朝時期就已經把稅分「雜稅」和「地租」，人口稅早就合到地租去了；徐階高拱張居正變法又一次把人口稅合到地租，看起來明朝收了兩百年的人口稅，可耐不住人家前兩百年稅低；康熙只不過說了句「盛世滋丁永不加賦」就成為仁政了？難道歷朝歷代沒做過？

清初時陸世儀曾說過「朝廷歲漕江南四百萬石，而江南則歲出一千四百萬石。四百萬石未必盡歸朝廷，而一千萬石常供官、旗及諸色蠹惡之口腹」。也就是說老百姓交的稅其實分為兩大類，第一大類是給朝廷，第二大類是給高官和旗人。清朝的賦稅從起點就高於其他朝代，與明朝末年的三餉重稅有何之異。

按後期「攤丁入畝」的徵稅情況來看，所謂的田多者多納，田少者少納，執行到民間儘是反過來，反倒是「同一百畝之家，有不完一文者，有完至數十百千者，不均孰甚焉。……各縣紳衿，有連阡果陌從不知完糧為何事者」。

在火耗方面，清政府更是用無所不及的辦法去加重稅負，《清朝文獻通考》直接記載「錢糧出於田畝之中，火耗加於錢糧之外」，如此明目張胆的加收火耗，還能宣稱為減少賦稅的仁政嗎？所謂火耗，即運損，比如說在運糧途中可能會有散落或被雨淋，那麼就會造成虧損。我原來是做建築的，在購買建築材料時往往會多於計算材料的數字，比如現在測量需要100米長的網線，假如在運輸過程最後損耗一米，如果在施工時錯了一點，那麼這根網線相當於廢了，所以需要購買110米網線。但是我是多交了這十米火耗的錢，而老百姓卻要無辜去負擔著所謂的火耗。

如若說運輸一千斤糧食需要交上十斤二十斤的火耗，平攤給個個百姓來說不算什麼，對地主更無所謂，而「州縣火耗，每兩有加二三錢者，有加四五錢者」，一兩等於十錢，那麼這個火耗費究竟是多高？而雍正直接下令「火耗歸公」，把稅賦換個名字叫火耗，就是仁政就是低稅了嗎？

康熙即位初，在內政安定後曾鼓勵農民開荒，但因為朝廷收的錢太多，導致「荒地甫報開墾，則熟地又報拋荒」來刻意逃避，以便減輕自身的稅賦。

更何況清朝還有一群人是享受特殊待遇的，他們過著「月賜錢糧，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的生活，正是這些旗人，對老百姓的壓榨重到朝廷不敢想像，而老百姓還要叩謝「永不加賦」的天恩，實在是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