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與改良

改革是打破舊有框架，破除一切積弊，在新的基礎上重新開始建設，其手段是大刀闊斧，傷筋動骨，破舊立新；改良則是在維持舊有的秩序和規則的前提下，保持核心框架不變的情況下進行制度優化和適度創新，其手段溫和互利，面面俱到，既保護舊勢力的既得利益不受損害，革新派的綱領又能在阻力較小的情況得以實施。

中國的政治哲學中不乏「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出頭的椽子先爛」的警示，幾千年來，奉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因此，歷史上舉凡「大忠臣」、「大改革家」，結局都是相當悲慘的。忠臣的例子我們就不用舉了，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史灑滿了忠臣的血淚和枯骨。

茫茫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真正在歷史的天空閃爍出光芒的改革家寥寥無幾。赫赫有名的大改革家有三個：一個是秦國的商鞅；一個是北宋王安石；一個是明代張居正。

三大改革家有三大共同點：

一是改革的出發點都是「富國強兵」，都是一心為公，不謀私利。與更多的「借改革之名，行腐敗之實」的政治小丑是絕不可同日而語的。

二是改革之初無一例外地得到了最高統治者的支持，但亦隨政權的更迭而結束。商鞅與秦孝公；王安石與宋神宗；張居正與明神宗（萬曆由於年幼未及親政，實際的支持者來自李太后）。秦孝公亡而商鞅被問罪身死；宋神宗亡而變法廢止；明神宗親政而張居正被死後清算。

三是無論改革的成敗與否，對國家或後世的貢獻高低，個人的政治結局都是相當可悲的。

「商鞅變法」造就了秦國的強大，使秦最終能夠統一六國，統馭海內，但改革的推動者商鞅卻被悲慘地車裂了。商鞅的結局因而成為令後世有志於改革者卻步的「前車之鑒」。

王安石變法因執行過程中存在種種問題而與改革初衷出現了巨大偏差，導致了北宋後半世的劇烈黨爭和政局不穩。後世對「熙寧變法」的成敗一直眾說紛紜，難有定論，不同的政權出於不同的政治需要會給予天壤之別的判斷。因宋朝開國政策及立國之本中對文人的保護和寬容，王安石本人並未遭遇極刑，但因變法的完全廢除而宣告了個人政治生命的終結，最終鬱鬱而終。

有明一代，不是血腥殺戮，就是宦官弄權；不是內憂外困，就是無盡黨爭。總之是個正義無法申張，氣魄無法弘揚，陰氣蓋過陽氣的時代。然而，張居正以其機變多巧的政治智慧，以其不世出的才華和能力，拯救了積貧積弱的大明帝國，重振了孱弱的明朝氣運，張居正在朝十年變法，力挽狂瀾，創造了明朝末期的「迴光返照」。

然而，一切的努力，一切的成果，卻被苦心輔佐十年的萬曆一朝顛覆，全盤盡毀。

改革家絕不可能是一個面面俱圓的老好人；更不可能是一個整天絮絮叨叨滿口仁義道德的正統道德衛道士。做得了改革家，絕不可能成為傳統意義上的「好人」。因此在傳統道德這把無形的殺人之刀下，離經叛道的改革家必然身死名裂，不得善終。

張居正雖然死後才被清算，但其家業、子孫、以及古代士大夫最重視的名譽，都徹底地為他十年的輝煌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王安石算是幸運，生於「文人的天堂」的宋代，榮列「唐宋八大家」，在中華文化史上青史留名。他的改革成就有爭議，但文學成就史有公論。

王安石的氣魄，可以從他一首詩上看出來：「茅檐長掃凈無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閑適的田園生活都能寫得如此大氣，如此有氣勢，足見此人胸中韜略。

王安石變法的政治異見者，大文豪蘇東坡一生宦海沉浮，他在被貶黃州小兒滿月時，口佔一絕說得頗為透徹：「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在政治大賭局中，永遠沒有真正的贏家。難怪禪說：「抱朴守拙，涉世之法」。

當然，歷史會有另一種特例，如果統治者本身就是一個大改革家，並且是一個大實踐家，改革的結局和成效就另當別論了。

成功的改革必須有堅定和堅持。但要做到真正的堅定與堅持，卻是知易行難。

相比起改革的壯烈，改良則有相對圓滿的結局。

近代歷史上的制度改良，如君主立憲制的改良，實踐證明取得了政治和文化的雙重成功，既保留了具有國家歷史符號意義的傳統君主文化，又實現了政治的相對民主。發達國家中，諸如瑞典、挪威、丹麥、英國、荷蘭、日本等國，都是君主立憲制國家；就連經濟不算富裕，但國民幸福指數高居首位的山地王國不丹，也是君主立憲制國家。

改革需要銳氣，改良需要圓通。存在即合理，中國人的經世智慧，經過千百年的磨礪，臻入化境，哪怕百鍊鋼也會化為繞指柔。所以在現實生活中，我們需要運用改良的手段，改革的勇氣與信念，漸進式探索，最終取得改革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