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全有：清末愛國風潮緣何轉而反清

　　內容提要 清末以抗外為趨向的愛國風潮，在其發展過程中漸次轉向反政府，拒俄運動就是典型的例子。此中因由，乃是由於清廷推行壓制政策而非疏導，這直接導致民間對政府的期望失落，催化革命；再就是清廷未能充分藉助改良派等社會資源，擴大統治基礎，強化了對立的革命派；此外，革命派的宣傳組織活動，導致拒俄運動由倚賴政府向反政府方向轉化，清末非理性社會氛圍也藉此形成。總之，在應對拒俄運動問題上，清政府無論是政策取捨，還是資源藉助，都存在問題，再加上革命派的組織宣傳，以至愛國風潮轉趨反清。清廷最後走向滅亡，上述因素值得深思。

　　關鍵詞 拒俄運動 改良派 革命派

　　清末十年間，以救亡圖存為旗幟的反列強侵華風潮可謂風生水起、洶湧澎湃，如抗法、拒俄及抵制美貨、日貨等運動，然與之同時，反政府的暗流也乘機隨波而起，並生成了由愛國到反清的轉型。如參加過拒俄運動的吳玉章回憶道：「我開始參加拒俄學生會，並不是基於高度的政治覺悟，只是看到大家都參加，自己也就隨著大流參加了。以後參加軍國民教育會也是如此。我雖然不是很自覺地參加了這一運動，但這一運動卻在我的生活中掀起了巨大的波瀾，把我推入了革命的洪流。」

　　關於清末愛國風潮轉而反清的問題，目前學界的不足之處主要集中在研究視角過於拘泥於革命情結，取徑往往是自下而上，清朝政府成了指斥的對象，政府的危機應對等非常重要的課題自難以引起關注，這是典型的革命史範式的後果生成。如有論者認為，「戊戌變法付出了血的代價，使愈來愈多的人們明白，腐敗的清政府拒絕任何有利於社會前進的改革。特別是清政府聯合帝國主義絞殺義和團運動於血泊中的事實，更使人認清了它賣國投降的本質，它已成為了帝國主義豢養的忠實走狗了。」問題絕非如此簡單，上述論斷模糊了社會矛盾轉向的根本。有鑒於此，筆者擬從政府視角出發，以拒俄運動為視點，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推動相關研究走向深入。

　　一、壓制而非疏導，直接助推革命高潮

　　在應對拒俄運動的問題上，清政府壓制而非疏導，直接助推革命高潮。

　　對於民眾特別是學生的拒俄活動、要求，清政府一意壓制。如管學大臣張百熙電稱：「請轉告學生，庚電悉。俄約政府方堅拒，諸生宜壹意科學，報國之日方長，斷不可輕於一試。百熙銑。」

　　載振也復書道：「諸生愛國之忱，實可嘉尚。但俄約政府已決計拒之。慶邸才德雖薄，亦斷不至受俄人籠絡，致失國權。諸生以求學來此，切勿因是曠業。」

　　王人傑因東三省之風潮驟急，「聯合同學之有志者，欲在河南省城二曾祠開逐日演說會，提倡內地昏頑之民族，一變其性質。事未舉而張人駿知之，五月六日(6月1日)，冒雨促王人傑北上。」對於留日學生由藍天蔚領銜，吳祿貞、張紹曾副署，電請返國組織義勇軍對俄軍作戰，提出勿須日軍到中國驅逐俄軍等倡議，「清廷複電，拒絕他們的倡議，只說本朝要守局外中立，並令藍等安心深造，後有重用。」

　　壓制之餘，尚有斥責、拒見等失人心之舉。鍾榮光等致李鴻章電：「中俄約成，中外震駭，請嚴拒以救危亡。鍾榮光、楊祝山等百五十人稟。」李鴻章複電：「爾等不知底蘊，何必震駭！」軍國民教育會赴天津請願代表鈕永建、湯槱「往見袁督數次，閽人格不納。官中文恬武嬉，若不知國事之危急；所識之官人，皆勸從事學問，國事自有主張者」。南京各學堂學生「以大禍日迫切，請於總辦，欲得槍炮，效死疆場，以御外侮，而各總辦反斥其輕聽謠言……」

　　清廷的壓制政策，其直接後果是促動知識界背離政府，催化革命。柳亞子以「中國少年之少年」之名發表「爭以民族主義鼓吹一世」一文，點出了清廷壓制政策與催化革命二者之間的關係：「學生軍之出現也，熱心如沸，而種族之界辨未明，欲運動偽廷與之共事。故特派員至上海，述前途、方針，演說於愛國學社，吳敬恆首反對之。軍國民教育會之募捐啟，亦為《蘇報》所齒冷。而其運動力之效果，則胡人下偽詔，謂學生軍『名為拒俄，實則革命』，至名捕學生軍隊長藍天蔚。非我族類，誠不可與一日居哉！鈕永建、湯槱抵天津，袁世凱不敢執，亦拒不使見。而會中方針漸變，受偽詔之激刺，電召特派員還東。鈕、湯既返，復開大會演說，盛唱排滿。自是以後，留學界機關之雜誌，如《浙江潮》、《江蘇》、《漢聲》、《遊學譯編》，爭以民族主義鼓吹一世矣。」1903年《江蘇》第4期上發表陳去病之文《革命其可免乎》，季子：《革命其可免乎》，《江蘇》第4期，1903年6月25日，第10頁。)接著《江蘇》第5期上又發表時評「革命製造廠」一文，持有相同的觀點。

　　關於清廷壓制民眾拒俄的政策對革命的催化作用，學界也多有認同、強調。在今天看來，面對20世紀初我國之危殆情形，內有拒俄等抗外的輿論民情，外有列強的虎視眈眈，清政府實已無退路。當時的矛盾焦點集中於外交，清廷在對外交涉方面嚴重失分，並引起民眾強烈不滿。因此，要想化解民眾對外交的不滿，清政府的最佳方案就是借民力以抗外力，所謂以力打力，消解危機。畢竟，清末政府夾在列強與民眾之間，三方搏弈已成事實。事實上，清末輿論界不斷有人提出借內力抗外的主張。

　　抗外，其結果是清政府可以藉此收復人心。如若清廷堅持強力抗外，得民之心，則可在國內形成統一戰線。就連革命派也未必一意以反滿為首要，取而代之的則是排外。革命宣傳主將陳天華在《復湖南同學諸君書》就言稱：「政府諸公果能以保國為心，而不以吾儕割送與人，則吾等豈有不為其易者，而為其難者？」拒外可以將國內矛盾化解，形成合力，當無疑問。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為什麼可以和共產黨結成民族統一戰線？難道革命派不可能與改良派甚至清廷結成拒俄統一戰線么？義和團運動不就是作為統治者的地主階級與作為被統治者的農民階級的對外民族聯盟么？

　　需要指出的是，當時俄國國內的革命形勢也十分興盛，沙俄政府就試圖借向外擴張來化解國內的矛盾。

　　拒俄運動之後，清廷於1905年派遣五大臣出洋「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擇善而從」，次年宣布「仿行立憲」。從戊戌政變阻止變法，到1905年決定考察西方政治制度以期擇善而從，隔了短短五六年時間，清朝統治集團的態度發生如此巨大的變化，這足以說明在民族危亡時刻其內心所受震動之大。可惜，清政府在內政上的作為與在外交方面的作為不對稱。其實，在當是的情形之下，若能在外交方面取得突破，則無論革命派怎麼宣傳反滿，其效果都不會理想，更何況革命派自身也有受外部氛圍的影響而改弦更張之可能，因為他們正處於改良、革命的游移之中。當然，外交突破因我國的國勢衰弱定將十分困難，可這又並非不可能，因為清末十年中無論在禁煙談判還是路礦談判，成功的例子並不乏見。再則，亦可借聯日為助力。當時，資產階級革命派、保皇派、清朝統治集團及下層普通民眾中，都有一些人基於對俄國侵略的仇恨，幼稚地把同情寄予了與俄國爭奪我東北的日本，產生了聯日敵俄的心態。如此一來，民心化一，內爭可解，統治危機煙消雲散。

　　二、民間對政府的期望失落，轉趨革命

　　1901-1905年間的拒俄運動中，民眾對政府的期望有一個變化的過程，即從依仗到背離。

　　1901年以上海張園集會為表徵的拒俄運動興起之時，民眾對政府多有期望。這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致電督撫呼籲拒俄。3月15日，上海張園第一次集會人士提出：「凡我在申各省官紳士商均極宜設法，發電各省督撫，請其力爭，以助聲勢。」3月25日紳商第二次張園集議認為，「各督撫均弛電力爭」。此次會議後，亦是函電交呈。

　　邱震對張園集議曾有評論道：「試觀張園之集議，來者千人，無不發憤流涕，議論如出一口，何則？尊君愛國有同心也。」「夫此次集議，一則雲『電奏行在』，再則雲『電達疆吏』，是集議之宗旨本系待當事之採擇，朝廷之定斷。誠知是約本非朝廷所許，亦非大吏所願，徒以俄人威迫，驟難抵制，故集合大眾，以抒公論。庶朝廷見民心之愛戴，堅與俄抗，俄或因此而卻，故廣、鄂大吏皆致電詢問，而朝旨竟允決不畫押……」

　　於此可知張園集會中民眾特別是士紳階層對政府的期待殷殷。

　　上海之外，其他各地如浙江、澳門、廣東、新加坡等，亦是如此。

　　民眾之所以連電督撫，與督撫的拒俄傾向有關。如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等，紛紛通電清政府和駐俄公使楊儒，反對沙俄侵略東北，主張「拒簽俄約」。聯合英、美、日三國，以阻俄國。在劉、張等督撫大員的壓力之下，清政府終於下令「拒簽俄約」。

　　在看到民眾對政府期望的同時我們也應該注意到，當時民間輿論中亦存在另類的異動。1901年3月25日第二次紳商集議會上，蔣智由、包公毅等提出重視民間力量，認為合力抗外乃國民之任；在藉助民力基礎之上更進一步或更為具體的是，有論者以「借一廬主人」名義提出商戰拒俄主張；由內及外，「香山徐君來函」主張聯日拒俄；將對內與對外聯繫在一起，「球外人來函」、「寓杭董君來函」主張內外合力拒俄。上述主張儘管依舊以倚賴政府為基礎，然其中已經暗含有另類的傾向，隨著清廷對俄外交的節節敗退，到了1903年拒俄運動第二次高潮之時，民眾對政府的態度已有相應的變化，即由倚賴轉而為批評。

　　1903年4月27日張園再次集會，指出：「惟我國昏昧狂惑之政府，急為新政之反動，欲為仇外之謬舉，乃餌其甘，而以為俄國之力足保我滿洲之發祥地，以拒他國之凌侮，遂大倚為奧援，許以大利。馴至今日，遂使俄踞東三省為己有，久假不歸，居保護之名，而貽瓜分之實，失地、失民、失權、失財。我亦豈能怪俄人之狡詐強橫，是實我政府之罪也。」在批評聲中，輿論有借民力強迫政府的傾向。至於軍國民教育會在拒俄運動中曾派特派員運動袁世凱等，表面上這與1901年的舉動相類似，而實質上則大有差異，1901年時是倚賴，而1903年時則是手段。

　　需要強調的是，1903年及之後的拒俄運動中出現了有組織排外的強音。正所謂「俄事起，海內志士，悚瓜分之禍彌亟，因各為集會結社，冀以開通其國民，培植自強之基。」

　　張園集會本身就是組織行為，媒體對之十分敏感，評價道：「夫中國立國以來二千餘年，其人民有愛國心者，自此次會議始。尚願具此心者好自為之，以成真國民。」

　　潘進華對此倡導的最為熱烈：「至電政府，稟當道以阻俄約，目下已屬空文。若結團體與俄人拚死命，諸君至誠大熱，尤令人痛敬。但我輩欲舉一事，切不可趁一時熱鬧，曰：『結團體！結團體！』『拚死命！』『拚死命！』我輩但思以鞏固長久之辦法。若欲辦一長久之團體，即於今日為起點。以弟愚見，即於今日合同人先結一大會，然後分途去辦：一、開演說以喚吾皖之夢夢；二、習體操以強吾人之身體；三、設報館以通各國之聲氣。無事可立自治之規模，有事可與外人抵抗。諸君！諸君！若思實力去行，請先於今日結一大團體。」具體到各個階層，輿論界均予以了有針對性的呼籲，如工人階層、會黨階層、農民階層、學生階層等。

　　在輿論界的大力倡導之下，各地紛紛成立組織，如文學會、反對聯俄會、廣東拒俄會、哈爾濱拒俄會、東省仇俄會、抗俄鐵血會、福建海濱公會等。大批拒俄組織的成立，本身就說明民眾對政府的失望，轉而自己組織起來，這其中，一些組織日趨革命化，走向了清政府的對立面。

　　三、未能充分藉助改良派等社會資源，強化了對立的革命派

　　清末拒俄陣營中，最重要的勢力有兩股，一股是資產階級革命派，另一股是改良派。其中，改良派相對於革命派對清政府而言，是可以藉助的力量，此中要因，在於改良派只是反對後黨，他們並沒有推翻政府的企圖。

　　在對待清廷問題上改良派的主張與革命派有根本性的差異，改良派希望用同清廷妥協、協調的辦法來維護民族的利益，所以，他們必然竭力反對革命，努力為君主制度辯護，而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革命派則必然出來反對他們，批判他們。因此，儘管拒俄可以掩飾、滯後二者之間的矛盾，而發生衝突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事實上，在拒俄運動的過程中，兩派的爭鬥始終未有停歇，特別是到了1903年拒俄運動的高峰，帝國主義侵略加劇，救亡運動迅速高漲，兩派的分野在所難免。

　　1903年4月27日張園集會，「集議諸人本意在阻止俄人永佔東三省，乃另有一黨人及野蠻浮薄之學生等，專以敗壞秩序為事，意不在阻止俄人，當時肆意騷擾，不顧大局，宜為中外所同嗤也。」國民議政會成立之始也發生了改良派與革命派的衝突，即鄒容與馮鏡如的爭執，該會成立後，改良派主張歸政光緒，對此，革命派撰文斥之為怪事。

　　1903年5月中旬，《中外日報》先後發表《存誠篇》、《乘時篇》。在《存誠篇》中改良派批評革命派煽亂不誠，在《乘時篇》中改良派主張乘時合力對外。面對改良派的批評之聲，革命派控制的《蘇報》發表社說《讀<中外日報>》，予以回擊。「若乃素以主持清議自任，而其言又為世俗自號上流社會者之所歡迎，乃忽纏縛於二弊之間，如《中外日報》十六日之《存誠篇》，十九日之《乘時篇》者，吾不能不為之諍友而糾正之。」接著，陳天華又發表《復湖南同學諸君書》，痛斥康、梁。

　　1903年5、6月間正是拒俄運動如火如荼之時，而改良派與革命派則內訌不斷，這自然會嚴重影響一致對外的大局，因此，當時曾有調和的聲音。「自署方生者之致函」道：「惟是平和之與急進，破壞之與成全，則諸君不無稍異，我固知其舍此而外別無意見者。然主義不同，盡可彼此晤談，或一再函商，以期終歸盡美，勿遽著論刊報，詆其訕諷，攻擊不已，則興報復，報復不已，則為仇敵。」

　　(13)然而結果是調和無效。

　　之後，革命派先後發表多篇文章攻擊改良派，如章炳麟發表「論《失地當誅》」，孫中山撰文《駁保皇報》，革命派控制的報紙《俄事警聞》徵文「告保皇會」等等。飽受革命派攻擊的改良派，其主張除了保皇，還向清廷提出「消化亂黨」的「治本之法」，建議政府通過改革以消弭革命。1905年左右，改良派還借四川留學生之口提出歸政立憲的要求。

　　改良派既有相當的勢力，又不以推翻清廷為目的，且與反滿的革命派對立折衝，矛盾重重，因此，就清政府而言，這應是制衡革命派、可資藉助的力量。然當時的清政府不僅僅未予利用，相反，則是如同對付革命派一樣的大力打壓。如蔡鈞上奏稱：「前歲漢口唐才常一事，則托於勤王以謀革命；此間則托於拒俄以謀革命。其用意與唐才常相似，而黨羽較密，訓練尤嚴』各語」。蔡鈞將保皇一概而論成革命黨，類之者不乏其人，如端方。

　　清政府不分青紅皂白，未對改良派與革命派進行政策分化，致使改良派紛紛倒戈投入革命派陣營者。如《蘇報》「初力主變法，頗為讀者歡迎。嗣復中於康、梁學說，高唱保皇立憲之論，時人多以康黨目之。壬寅、癸卯(1902至1903)間，桂撫王之春有向法國借兵借款平亂之議，而俄國更進兵東三省，強逼清廷簽訂新約，國內外志士紛紛開會，主張抗敵禦侮，清廷均置弗恤，且有拘捕留學生代表之命令。夢坡至是始知異族政府之不可恃，因而改倡革命排滿之說，延聘吳敬恆、章炳麟、章士釗、蔣維喬諸人分任撰述，措辭激昂，大為清吏所嫉視。」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清末是個激進的時期，激進的氛圍導致清政府與改良派的聯盟十分困難，另外，清政府自身對擴大統治基礎的認識並不迫切，許多時候往往是背道而弛，這樣，本來是反帝的矛頭卻轉向了自己，清政府幾乎是引火燒身，自取滅亡。當然，清政府中亦有分化利用主張者，如端方力主獎勵保皇分子王璟芳，然此只是個案，並未能形成對改良派的全面政策。

　　就革命派與改良派而言，今天我們反思這一段歷史，兩派相比，究竟誰的主張更符合我國的民族利益呢？在當時，是以反帝為首選目標呢？還是選擇反政府呢？很顯然，革命派的取捨並不符合我國的最高利益——民族利益，可革命派最終卻戰勝改良派，成功地扭轉了輿論導向，這其中，亡國滅種的危殆情形所催生的激進氛圍、改良派的勢弱及不力固然是原因之一，而清政府蒙昧大勢，西太后為首的後黨熱心於壓制光緒一派的復辟，而不敏於危殆的情形，不作為，甚至打壓改良派，這在客觀上配合了革命派。隨著保皇的改良派日趨式微，並在之後立憲不利、革命風暴風起雲湧之時，放棄保皇旗幟，投身到了推翻滿清王朝的辛亥革命滾滾洪流當中，至此，清政府直面的只能是洶湧澎湃的革命大潮和滅頂之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