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志凌：胡適浮沉六十年(南方都市報 2010-5-30)
1930年胡適40歲生日時，與夫人、次子思杜（左）攝於北平。
1946年7月，胡適從美國歸來。傅斯年（左）到上海迎接他後陪同他到北平。北大校友會特地舉行集會，歡迎胡適回北大擔任校長。
1961年，胡適夫人江冬秀女士由美返台。次年，胡適去世。
5月24日，北京大學英傑交流中心一樓陽光大廳。「胡適人文講座」第一講在此召開。演講者是哈佛大學東方學系主任，著名漢學家宇文所安。
當北大前任校長許智宏出現在講台時，台下坐得滿滿的學生髮出一陣短暫的騷動。
「北大人並未忘記這位名滿天下，爭議頗多的老校長鬍適」，瘦高、頭髮微白的許智宏，開口說話帶著濃厚的南方口音。「胡適人文講座」的開幕儀式就在許智宏的致辭中展開。他的發言提到了上世紀50年代的批判胡適運動，稱許多經歷當年批判運動的北大學者後來都對此有過重要反思。「從這個意義上說，使當代青年全面了解胡適先生，北大責無旁貸。」
作為首次以「胡適」命名的高端國際學術講座，「胡適人文講座」被一些媒體視為「胡適歸來」的表徵。
勸歸階段
「希望我們將來能在一條路上相見」
1946年9月，蔣介石任命胡適擔任北大校長。從美國歸來的胡適在校長任上提出了《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等一系列大學教育的藍圖，直到1948年底離開北大。
1948年11月，解放軍兵臨北平城外。解放軍的電台設置在香山，此時有專門關於胡適的一段播詞，勸胡適不要跟著蔣介石集團逃跑，留在大陸會讓他當北京大學校長兼北平圖書館館長。
聞訊趕來胡適的同事，包括湯用彤、鄭天挺、羅常培、鄧廣銘等人，聽到廣播都很高興，紛紛勸胡適不要走。當時正是多少知識分子從海外趕回國，希望參與報效祖國的時候，這當中包括老舍、儲安平等人。
據季羨林、鄧廣銘等人的回憶，胡適當時只是平靜地說了一聲：「他們能容我嗎？」不久，胡適即乘坐蔣介石派的專機，離開北平前往南京。
1948年12月17日，胡適在南京出席「北大五十周年校慶大會」，稱自己「不能與多災多難之學校同度艱危」，是「一個棄職的逃兵，沒有面子在這裡說話」，當場泣不成聲。從27歲任北大教授到59歲，胡適的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投在了北大。唐德剛曾回憶，胡適有三大好(愛好)：安徽、北大、哥倫比亞(大學)。
1949年4月，胡適從上海坐輪船赴美國。
就在胡適前往美國後不久，1949年5月11日，時任輔仁大學校長的陳垣在《人民日報》發表《給胡適之一封公開信》，信中陳垣反駁胡適：「你說『決無自由』嗎？我現在親眼看到人民在自由地生活著，青年學生們自由學習、討論著，教授們自由地研究著。」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胡明認為，陳垣的公開信，更重要的目的是為了勸胡適回國。「五四到1949年前這三十年間，胡適已經建構完成了一個文化大師、人倫楷模的地位。他若能留下來，政治意義顯然非常大。」
陳垣在公開信里最後稱「你為什麼不再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來呢？」、「希望我們將來能在一條路上相見」。
胡適在一個月後見到了陳垣公開信的英譯本。他的態度強硬，懷疑這封公開信是別人偽造的，並稱「可憐我的老朋友陳垣先生，現在已經沒有不說話的自由了」。
1949年8月14日，毛澤東為新華社撰寫《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一文，首次點名胡適、傅斯年和錢穆，指斥他們頑固不化，是被「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反動政府」所控制的極少數知識分子的代表。
1950年9月22日，胡適留在北京的小兒子胡思杜的文章《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在香港《大公報》發表，揭開批判胡適的序幕。這篇文章是胡思杜在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學習的思想總結。
胡思杜在文中稱，「從階級分析上，我明確了他是反動階級的忠臣，人民的敵人」。「我感受到在父親問題上有劃分敵我的必要。」胡思杜的文末同樣表達了「勸歸」之意，說「只要向人民低頭，回到人民懷抱里來，人民是會原諒他的錯誤，並給以自新之路的」。
胡適在美國讀到了兒子的文章。他未作表態，只是將這份《大公報》的剪報粘貼在自己的日記里。不久胡適即在10月發表反蘇文章《斯大林雄圖下的中國》，表明對他的爭取徹底失敗。一場批判運動不可避免。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胡明告訴南都記者，事實上，中央政府對胡適的勸歸一直持續到胡適去世之前。即使在1954年到1955年十個月的轟轟烈烈批判胡適運動之後，1956年，時任武漢大學校長的周鯁生仍受中央高層指示，委託陳源（西瀅）給胡適寫信，勸胡適回來。
陳源果然給胡適寫信，裡面說，之前對胡適的批判「是對你的思想，不是對你的個人，你如回去，一定還是受歡迎」。胡適在這句話下面畫了幾道杠，批了八個字：「除去思想，什麼是『我』？」
1956年2月，毛澤東在懷仁堂宴請參加政協會議的知識分子代表，談到胡適時仍流露遺憾之意：「胡適這個人也真頑固，我們託人帶信給他，勸他回來，也不知他到底貪戀什麼。」毛澤東還說了一句流傳很廣的話：「到了21世紀，那時候替他恢複名譽吧。」
「批胡」開始
批臭批倒，成了「一隻死老虎」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胡明記得，批判胡適運動那一年他剛好7歲，上小學一年級。1954年，7歲的胡明被一本《漫畫》雜誌的封面吸引：一個麥克·阿瑟似的美國人，戴著墨鏡叼著煙斗。美國人的右邊屁股口袋裡伸出蔣介石，手裡拿著刀。左邊屁股口袋裡伸出一個胡適，手裡拿著一隻筆噴黑墨水。寓意一文一武，兩個美帝國主義的走狗。
這是胡明第一次見到有關胡適的東西。胡明看漫畫像時，母親在旁邊說：「怎麼把胡適畫得這麼丑！」從這天起，胡明知道自己家與胡適的淵源。
胡明的曾祖父是胡適的叔叔，兩家在村裡的舊居只相隔15米，當年胡適夫人江冬秀還是胡明父母的證婚人。「母親告訴我，出去千萬不要跟別人講。從那以後我就對胡適很感興趣，千方百計找他的東西來看了。」
1951年，胡適批判運動的第一波在「京津高等學校教師學習改造運動」時爆發。
1951年11月，北大法學院院長錢端升在《人民日報》發表《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務祖國而學習》，稱北大的自由散漫，蔡元培和胡適的「思想自由」、「學術自由」錯誤思想是主要原因。
1951年11月12日起，北京大學文法兩院開始討論對胡適的看法，最終「公認胡適是一個最具代表性的，在舊學術界集反動之大成的人物」。批判胡適逐漸成為學習改造運動的重心。報刊發表了朱光潛、顧頡剛等人的文章和發言。
1952年1月，這一波對胡適的批判因為全國「三反」運動興起而擱置。同年11月，胡適在台灣記者招待會上被問到大陸對他的批判時，稱批判他勢必要看他的書，「足見中『胡毒』的人還是很深，想清算也清算不了。」
「批胡」運動在1954年11月進入了高潮。這一年的九、十月間，發生了著名的「紅樓夢事件」。
兩個小人物李希凡、藍翎批判資產階級紅學權威俞平伯。10月16日，毛澤東寫下著名的《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正式號召展開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餘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將鬥爭的矛頭轉向俞平伯的老師胡適。
整個文化界迅速被集結起來。1954年11月8日，胡適批判運動的主導者，時任中科院院長的郭沫若接受《光明日報》採訪，稱這是一場「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與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
12月，郭沫若在《人民日報》發《三點建議》，專門談胡適。其中特別提到，中國的學術界文化界，一直將胡適當作「當今孔子」、「文化聖人」，現在一定要剝掉其外衣，露出其資產階級敵人的真面目。
另一位新中國的文化旗手周揚，則在一篇題為《我們必須戰鬥》的報告中，將胡適定性為「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的最早的、最堅決的、不可調和的敵人」。
「胡適選擇離開大陸，是其受批判的最重要的原因」，胡適研究專家，北大歷史系教授歐陽哲生說，儘管胡適的哲學思想與馬克思主義格格不入，但直到1949年之前他並沒有說過任何反共的話。
胡明則認為，這場批判運動無法避免，毛澤東發起對胡適的大批判，是要建構一個全新的無產階級的文化政治結構，「胡適的那套思想哲學、政治哲學、文化哲學，當然是美國版的、與無產階級那一套格格不入的。不破除他的影響，無產階級的一套無法立起來」。
按照郭沫若擬定的計劃，中科院、作協、文聯等組織了9個批判小組，從哲學、文學、史學、政治學等各個方面對胡適進行集中批判。
王若水曾回憶道：「1954年11月初的某一天，鄧拓要我寫一篇批判胡適的文章，而且要我第二天就交卷。當時報紙上正在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鄧拓轉達了毛澤東的指示說：俞平伯所用的方法是胡適的方法；現在要把對俞平伯的批判轉變為對胡適思想的批判，首先要批胡適的實用主義。大概鄧拓認為我是北大出身的，又是哲學系學生，而且那時的校長就是胡適，所以他把這個任務分配給我。自然，我也是很樂意接受這樣的任務的。但要得這樣急，我卻毫無思想準備，只好匆匆忙忙跑到圖書館借了幾本胡適、杜威、詹姆斯的著作，就連夜突擊寫起來了。我也記不得是第二天還是第三天交卷，總之很快就在11月7日的《人民日報》上登出來了，題為《肅清胡適的反動哲學遺毒》。這是批判胡適的第一篇文章。」
絕大部分胡適的舊同事、朋友、學生包括馮友蘭、金岳霖、任繼愈、賀麟、顧頡剛、羅爾綱等人都捲入了這場運動中，成為批判胡適的主力。
陳平原曾感慨，北大人對胡適有歉疚之心，「翻閱上世紀50年代三聯書店出版的八輯《胡適思想批判》，重頭戲多由北大人主唱。」
陳平原認為，正因為胡適的根基在北大，在當局看來，「批胡」能否成功，很大程度取決於北大人是否願意劃清界線。「可想而知，與胡適有過交往的學者，其承受壓力之大。」
從1954年11月到1955年8月，胡適以「中國現代唯心主義最主要的代表人物」身份在大陸被缺席審判十個月。
從1955年1月起，「胡風事件」發生，批判的目標迅速轉向「胡風反革命集團」，對胡適的批判即冷落下來。不過此時胡適也早已被批臭批倒，成了「一隻死老虎」。這種批判的效果，甚至到令人一提「胡適」便心生厭惡警惕的心理。
或許是因為胡姓的緣故，胡明敏感地發現，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接連發動胡適、胡風的批判運動後，在文藝創作領域出現了奇特的現象：許多劇目自覺地讓主要的反面人物姓「胡」。比如《智取威虎山》里的「胡彪」，《沙家浜》里的「胡傳魁」《閃閃的紅星》中的「胡漢三」。
重炮批判
一犬吠影，百犬吠聲
遠在美國的胡適，一直密切關注著這場運動。
從1955年3月到1956年4月，三聯書店編輯出版了《胡適思想批判》共八輯195萬字。通過港台的朋友，胡適看到了全部批判他的文字。
據唐德剛回憶，胡適饒有興趣地將那些文字一篇篇都看過，剪貼在自己的日記本上，有的還加上有趣的眉批，但始終認為「不值一駁」，便扔在一邊。唐德剛指著八大冊《胡適思想批判》問胡適：「這幾百萬字的巨著里，難道沒有一點學問和真理？」胡適答道：「沒有學術自由，哪裡談得到學問？」
胡適恐怕也是唯一一個看完《胡適思想批判》八卷文章的人。當年主持編輯出版《胡適思想批判》的曾彥修事後曾回憶，當時他與王子野二人編輯此書，半篇「批胡」文章也未翻讀過，一來時間不允許，二來二人對這些文章均毫無興趣。「我相信大陸上大概是沒有一個人看完過那八大本《胡適思想批判》的。這真是一場古今中外的奇怪戰爭，一人下令，大家槍炮齊鳴，但無一人關心戰果如何」。
時任北大歷史系教授的周一良的說法頗能代表當時一批參與批判的知識分子的想法，他說：「當時確實是誠心誠意，認為自己作為新中國知識分子，應當改造思想『不破不立』，應當根據自己的理解進行批判，即使是過去所尊敬的人。」
胡明說，這些批判文章中，有的非常認真，企圖從剛學到的一點馬克思主義知識和觀點來解析胡適，當然現在看來都很滑稽、幼稚。
也有一些人自始至終堅持不公開表態或寫文章批判胡適。如陶孟和、張奚若、沈從文、周作人、陳寅恪、湯用彤等人。
當時新華社記者在一份「內參」中提到，在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陳寅恪說：『人人都罵俞平伯，我不同意。過去你們都看過他的文章，並沒有發言，今天你們都做了應聲蟲，正所謂一犬吠影，百犬吠聲。』」
時任北大副校長的湯用彤，與胡適交情很深。當年胡適推薦他從中央大學去北大教書。胡適飛離北平時，就將學校事務委託給擔任文學院院長的湯用彤和秘書長鄭天挺。在「批胡」運動中，湯用彤承受了很大的壓力。
湯用彤的兒媳、北大教授樂黛雲回憶，1954年，《人民日報》組織了一次胡適批判會，會上領導提出要湯用彤發言「批胡」。湯用彤內心很矛盾，也很不安，據當時和他坐在一起的當年哲學系系主任鄭昕事後說，晚餐時，他把面前的酒杯也碰翻了。當晚，回到家裡，湯用彤就表情木然，嘴角也有些歪了，第二天昏睡不醒。後來送往醫院，醫生說是大面積腦溢血，足足昏睡了一個多月，搶救回來之後手不能寫，腿不能走，只能坐在輪椅上。
受到如此重炮批判的胡適，其時在紐約不過是一個年高疾多、手無縛雞之力的老人，無穩定的經濟來源，日子過得相當清苦。在匪盜如麻的紐約，胡夫人還一度遭遇入室的小偷。晚年胡適曾不止一次告誡唐德剛：「年輕時要注意多留點積蓄！」掩不住凄涼嘆息之意。
1962年，胡適在台灣去世。對胡適的最後一次集中批判是在1959年「五四運動」40周年時，重印了一批批判胡適的書。
「文革」年代，正是胡明高中畢業。他那時最大夢想，就是自己能擁有四卷《胡適文存》。八冊《胡適思想批判》也成為他的讀書來源。因為許多批判文章完整地引用了胡適的話。比如胡適的演說「我要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就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個人的人格就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幫奴才建設得起來的」。還有「人生如夢」、「人生如戲」、「不朽———我的宗教」、「大我小我」等論述、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思想獨立的人的教導等。
「哎喲！那時讀到這些，激動得不得了，馬上抄下來。當時抄了大量的胡適語錄，讀書筆記。當然都必須是偷偷的，如果被發現了很危險。」胡明說。
胡適曾說，達摩到中國來，就是要找一個不受人惑的人。「我們應該努力做個不受人惑的人」，至今胡明覺得，自己崇尚獨立思考，不給人牽著鼻子走，都是受胡適的影響所致「胡適的最大力量，就在於能征服理性的人。他一生都在強調理性的力量。」
「文革」十年，官方再也不提胡適這個「死老虎」，民間對其極其陌生。以至於到了80年代，轟動一時的電視連續劇《末代皇帝》中，竟把當時只有三十歲風度翩翩的胡適弄成了一個六十多歲的糟老頭。
胡適研究專家、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耿雲志曾記載了一件小事：幾年前他在魯迅博物館演講，題目是「胡適與蔣介石」。在提問環節，一位年近八十的人民大學新聞學系的退休教授起立說，胡適是不折不扣的賣國賊。不過此時已經是21世紀初，老教授此言一出，當即激起許多聽眾的憤怒和抗議。
重提胡適
中國知識分子的功課並未做完
學術界開始重提胡適，是在胡適批判運動25年之後———1979年開始的。這一年是「五四運動」60周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已經開過，提出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口號。
這一年北京和上海的一些重要學術刊物上都發表了重新研究胡適的文章。包括易竹賢的《評「五四」文學革命中的胡適》、耿雲志的《胡適與「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等等，在紀念「五四運動六十周年學術討論會」上，專門研究胡適的文章就有四篇，標誌著胡適研究的回歸。
歐陽哲生告訴南都記者，這一階段提到胡適，都局限於肯定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的貢獻。直到1986年他寫出自己的成名作《重評胡適》時，仍然需要在第一段花費許多筆墨，引經據典，先就馬恩列斯幾位革命領袖怎樣評價資產階級文化人物論述一大通，才好以此為據來評價胡適。
1981年，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內部印行了關於胡適的兩本書，總名為《胡適哲學思想資料選》，成為當時少有的胡適研究資料。
更早前，商務印書館開始醞釀《胡適文存》的重新出版。但這一計劃遭到了當時主管意識形態的胡喬木的堅決反對。《胡適文存》幾度已經排好版，出了校樣，仍然被叫停。
1986年，情況發生了轉折。這一年黨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案頭出現了一套解放前出版的亞東圖書館的《胡適文存》。或許是當時要不要出版的爭議太大，有關人士將這套書輾轉送到胡耀邦的案頭交由其判斷。胡耀邦看了胡適的書以後寫了一個內部批示，要文化工作者研究兩個人，一個是孫中山，是中國現代化的先行者；一個是胡適，胡適是一心一意要中國現代化的。
那個時代，「現代化」是主題詞。胡明記得，當時社科院也做了一個內部傳達。「這個批示一下來就很厲害了，很多胡適的書很快就出來了。」《中國哲學史大綱》、《白話文學史》、《嘗試集》、《胡適留學日記》等紛紛重版。當時還拍了一個地理風光片《胡適的故鄉》，講的是安徽績溪的風光，鏡頭中還出現了胡適小時候讀書的房子。
胡適去美國之前曾委託上海圖書館的館長顧廷龍，幫他保留12篇《水經注》的論文手稿，這時候也全文發表出來。《光明日報》開始連載白吉庵撰寫的《胡適傳》。種種情況都表明，對胡適的態度已經發生了重要的變化。
就在這個時候，湖南師範大學的歷史學碩士研究生歐陽哲生，在圖書館看到一篇關於胡適早年活動的論文，開始關注到胡適，隨即被吸引。他在25歲那年寫的《重評胡適》被全國十多家報刊轉載。歐陽哲生的導師林增平鼓勵他做這個題目，並告訴他，50年代他曾響應號召，發表批判胡適的文章。到了「文革」，他自己成為「反動學術權威」被大肆批判之後，終於醒悟過來，再也不願提起當年「批胡」的文章。
1988年前後，胡適研究進入了一個高峰期。這一年，胡明發表《關於全盤西化問題的胡適考辨》，已經可以充分正面評價，不用再說「但是他政治上如何如何」這樣的話了。
關於胡適研究的專著大量出現。1989年，耿雲志編著的《胡適年譜》出版。1990年，歐陽哲生寫作《自由主義之累———胡適思想之現代意義闡釋》。
1991年，胡適誕辰100周年的時候，在胡適的故鄉安徽績溪舉行了第一次胡適學術討論會。
1996年，胡明推出近80萬言的《胡適傳論》，最近此書重版。
1998年，北大借百年慶典之機，重提「校長鬍適」。年底北大出版社又推出歐陽哲生編的十二冊的《胡適文集》，前一年還出版《胡適書信集》三冊。
歐陽哲生告訴南都記者，現在研究胡適的人太多了，很多他已經不太認識。過去見到一本胡適研究的著作就要買，七八年前他開始發覺，「已經買不過來了。」「如果開一個胡適研討會，找一百個人來完全不成問題。」
陳平原曾感慨，胡適的一生大起大落，一旦成為某種力量的「代表」，充當某種政治文化「符號」，就有可能被拉出來「供養」或「祭旗」。「從『不虞之譽』到『不白之冤』，相隔只有一步之遙。」而這三十年對胡適態度的變化，畢竟反映了中國思想界的巨大進步。
但仍有禁忌。2005年，李敖應邀到北大演講期間，曾提出由他捐款，在北大校園立一座胡適的銅像，未果。北大校園裡有蔡元培、魯迅、李大釗的銅像，卻沒有胡適的銅像。
「這不是簡單的立一個銅像的問題，胡適的符號意義、象徵意義還是太大」。胡明說。
「現在談胡適問題已經非常自由，許多問題都已經討論得非常清楚」，胡明說。胡適的許多理念，比如要積極開放，既保持民族性又充分世界化的文化立場；要實事求是，服從證驗，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不苟且，不媚俗，審慎的獨立的但是負責任的言論態度；民主自由的理念等等，已經為人熟知。
不過胡明認為，中國的知識分子關於胡適的功課並未做完。思想文化上、社會政治上、理性建設上，胡適曾經有許多的設計藍圖，沒有完成，對今天有很多啟示意義。「傅斯年曾跟蔣介石說，胡適的那些政治、文化見解，或許和我們當前政府有很多不同，但我們應該體諒，他是建設性的，他是為國家前途設計好的東西，積極的，健康的東西。這個搬到今天來說，也是適用的。」胡明說。
我讀胡適
每個人接觸胡適的途徑和方法，既有大時代的影子，也與自家求學經歷有關。我是七七級大學生，有幸目睹「思想解放」的整個過程，雖不是弄潮兒，畢竟躬逢其盛。我之接納胡適，從一開始就不存在障礙。1981年2月，上海的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內部發行」了《胡適哲學思想資料選》，其下冊就是胡適英文口述、唐德剛編校譯註的《胡適的自傳》。這書剛出版，我就買了，那時我在廣州的中山大學念書，大學還沒畢業。第二年春天，我考上了中大研究生，隨吳宏聰、陳則光、饒鴻競先生學中國現代文學，撰寫的第一篇專業論文是《論白話文運動》(1982年4月)。此文理論上得益於「有意味的形式」，史料上則多受胡適自述的影響。
其實，談論胡適，最容易入手的地方是新文化運動，一般來說，分歧不會太大。比起「思想史」或「學術史」上的胡適，談論「文學史」上的胡適是比較保險的。1987年夏我博士畢業，開始追隨王瑤先生，編撰日後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刊行的《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我負責其中的魯迅和胡適兩章。擺出一副做學問的架勢，到處搜集胡適的著作，最得意的是在中國書店花300元買到上海亞東圖書館的《胡適文存》一二三集共十二冊，花400元抱回十冊精裝的《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胡頌平編著，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以我當時的收入，這已經是「下血本」了。
想我起步的時候，對我有幫助的前輩著述，包括耿雲志的《胡適研究論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易竹賢的《胡適傳》(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白吉庵的《胡適傳》(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等。此外，還有兩本書不能不提，一是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編《胡適著譯系年目錄與分類索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這書到現在還有用，都快被我翻爛了；一是余英時的《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台北：聯經出版社，1984)，那原本是為《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撰寫的長篇序言，同時獨立發行。這冊小書不僅對我個人、對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大陸學界之談論胡適，有深刻的影響。
我首次從學術史、思想史角度談論胡適，是刊於《學人》第一輯(江蘇文藝出版社，1991年11月)上的《在政治與學術之間———論胡適的學術取向》。單看文章題目與發表的集刊，就知道論者是「別有幽懷」。別人怎麼樣我不知道，我自己反省，如此理解與闡釋胡適，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政治情勢與學術風氣的轉變有關。
●陳平原(北大中文系系主任、「胡適人文講座」主導創設人)
采寫：南都記者田志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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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paper.nddaily.com/A/html/2010-05/30/node_5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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