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世才子，另類情聖 ——紀念郁達夫遇難七十年 (原創）

七十年前的1945年9月17日舉國慶賀抗戰勝利時候，一代名士，著名愛國作家郁達夫卻被日本憲兵秘密殺害於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的叢林里。

郁達夫是上個世紀30年代與魯迅、郭沫若、徐志摩、田漢等齊名的著名作家，也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主要發起者。夏衍先生曾說「達夫是一個偉大的愛國者，愛國是他畢生的精神支柱。」

抗戰爆發後，郁達夫在文學創作的同時，積极參加各種反帝抗日組織，先後在上海、武漢、福州等地從事抗日救國宣傳活動，並曾赴台兒庄勞軍。1938年底，郁達夫應邀赴新加坡辦報並從事宣傳抗日救國，星洲淪陷後流亡至印尼蘇門答臘，因精通日語被迫做過日軍翻譯，其間利用職務之便暗暗救助、保護了大量文化界流亡難友、愛國僑領和當地居民,並目睹了日本憲兵許多秘密罪行。由於民族敗類告密，郁達夫真實身份被日軍發現，暗中受到監視。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後，郁達夫沒有迎來凱旋的歡呼，卻迎來了他的噩耗。那晚8時許，郁達夫正在家中與幾位朋友聊天，忽然有一個土著青年把郁達夫叫出去講了幾句話，郁達夫隨即回到客廳，與朋友打個招呼就出去了，衣服都未來得及換，穿著睡衣和木屐消失在茫茫夜幕中。一代大作家就此神秘殞命異國他鄉，終年49歲。郁達夫1952被中央人民政府追認為革命烈士。

關於郁達夫的一生，胡愈之先生曾作這樣的評價：在中國文學史上，將永遠銘刻著郁達夫的名字;在中國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紀念碑上，也將永遠銘刻著郁達夫烈士的名字。

一個有著強烈暴露癖的亂世才子

郁達夫在文學創作上主張「文學作品，都是作家的自敘傳」，因此，他常常把個人的生活經歷作為小說和散文的創作的素材，在作品中毫不掩飾地勾勒出自己的思想感情、個性和人生際遇。郁達夫的自傳體小說代表作品是《沉淪》，《沉淪》中大膽地描寫了男女性愛、性心理，甚至刻畫偷窺房東女兒洗澡的一些猥瑣舉止。同時也發出了「祖國呀祖國！我的死都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來吧！強起來吧！」「你還有許多兒女在那裡受苦呢」的悲號。這篇自傳體小說一出版，立即在中國文壇引起了軒然大波，受「五四」運動洗禮後的青年一代，從他的小說中找到了與自己心靈相撞的東西，那些不敢與封建道德決裂的文人，也把矛頭直接指向了郁達夫，一時間《沉淪》褒貶不一。郁達夫在自傳體小說中，除了反映下層知識分子失意、苦悶外，還有一些作品通過知識分子的視角反映處於社會底層民眾的疾苦，表現了對勞苦大眾的同情和關懷，如小說《春風沉醉的晚上》、《薄奠》等。

郁達夫的散文無一例外是「自我的表現」，而且是「自敘傳」式的自我表現，是最為坦誠、露骨的自我表現。在郁達夫看來，小說帶有作家的自敘因素，「現代的散文，卻更是帶有自敘傳的色彩。」他自己的散文就是循著這一原則構造的。他不加掩飾的表露他的身世、思想、感情、癖好，將自己的信仰、習慣、性格甚至病態也大白於天下，以一己的身世、感受，集中表現了在舊社會的壓迫、窒息下青年一代的精神苦悶，從而形成了自己獨樹一幟的散文特色。這種特色就是感傷的弱者的情調，浪漫的青年覺醒者的理想，反壓迫的民主主義者的傾向。

在郁達夫散文中，其強烈的傷感情緒表現為兩種形式：一是頹廢，一是憎恨。既然生活是無味的，自然是死板的，自我也是廢物——既不能事業有成，又不能擺脫苦悶，郁達夫就乾脆自我放縱。手中有幾個錢就大嚼一番，喝個爛醉；情感與性慾無法得到正常滿足，就偷看女人，尋妓女，聽土娼與客人調情，逛妓院（見《還鄉記》、《感傷的行旅》、《歸航》）。拚命地發泄一個人的本能，竭力要在病態中滿足自我。這種情感和行為顯然具有消極性，這是郁達夫散文中不健康的內容，但卻絕不是反動的內容，絕不是與時代思潮格格不入的情調。郁達夫主要是以這種病態來發泄一個從封建禮教羈絆中覺醒了而又找不到出路的青年的苦悶。這種不健康的色彩下面仍有著五四「人的發現」所寄寓的積極的意味。

與之相比，郁達夫由感傷所生髮的憎恨情緒其積極意義就更為鮮明了。他恨什麼呢？首先是恨社會，在《給一個文學青年的公開狀》中，郁達夫以憤世嫉俗的筆調，在幾分玩世不恭，幾分無奈，幾分感慨中將社會的黑暗，下層人的不幸，來了個痛快的揭露，將自己對社會的憎恨作了十二分的強烈的表現。

由這種對社會的恨，郁達夫又自然地慨嘆自己生不逢時，對自己所處的時代表示了不滿。在郁達夫的筆下，他所處的這個軍閥混戰的時代，是最黑暗、最糟糕、最不人道、最無趣味，最無價值的時代，也當然就是最可憎惡的時代。在這裡，這位被傷感折磨得無處解脫的人，將他的所有不幸，所有煩惱，所有悲苦，一齊傾向這個黑暗的時代，向一個不人道的制度發出了一個哀鳴著的青年的控訴，表現了顯而易見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義傾向，這種傾向雖不能說很深刻，但鮮明的態度、強烈的情緒卻也給這種傾向塗上了積極戰鬥的色彩。

這種積極的意味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郁達夫的頹廢以及這種頹廢的具體表現——性苦悶，不僅是一己的感受，而且是作為一個社會問題提出來的。這種頹廢和性苦悶，是當時青年的普遍心態，郁達夫則以自己的感受，集中地表現了這種「時代病」，從而將一個尖銳的問題提到了歷史與社會面前，所以，具有積極性。第二，郁達夫的感傷、頹廢包含著對封建舊道德的自覺的挑戰。正如郭沫若在《郁達夫》中所說：「他那大膽的自我暴露，對於深藏在千年萬年的背甲里的士大夫的虛偽，完全是一種暴風雨式的閃擊，把一些假道學，假才子們要驚得至於狂怒了。為什麼？就因為這樣露骨的真率，使他們感受著作假的困難。」

郁達夫大膽暴露，病態自敘不僅表現文學作品創作中，也直接運用在自己家庭生活中。前者雖然使其身前身後爭議多多，但不影響其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里程碑的作家；後者在處理感情生活中，由於率性暴露，憤懣公布，將自己的愛人推向萬劫不復的深淵，鑄成終生憾事。

一個視戀愛重於生命的另類情聖

郁達夫雖然在散文中傷感得無以復加，但他也並沒有放棄對理想的追求，無論是傷感壓迫得他喘不過氣來的時候，還是幾乎墜入頹唐境地的時光，他的心中總有一個誘惑著他的理想。這個理想談不上崇高，也不具備多麼深刻的內涵，但對郁達夫來說，卻具有巨大的人生魅力，是推動他奮鬥、創造的動力，這就是女人的愛。1927年郁達夫曾在日記中寫道：「我若能得到王女士（即王映霞）的愛，那麼此後的創作力更要強些。啊！人生還是值得的，還是可以得到一點意義的。」（《郁達夫研究資料》花城出版社1985年第551頁）在這之前，郁達夫在日記中還多次寫道：「我所要求的就是愛情」，「若有一個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是肯的。」「若有一個婦人，無論她是美是丑，能真心真意的愛我，我也願意為她死。」女人，在郁達夫的筆下被聖化了；愛，在郁達夫的意識與情感中被神化了。於是，他在自己的散文中只要寫到女人，特別是美麗的少女，他的筆下就充滿了浪漫的詩意。在輪船上他見到一個「年約十八九的中西雜種的少女」，她的美，使郁達夫用近三百字來細細地刻畫她的外貌、衣著、姿態，還有她那肉體蒸發出來的「香味」。最後禁不住在心中暗暗地想：「我頭上那一塊板，就是她曾經立過的地方。啊啊，要是她能愛我，就叫我用無論什麼方法去使她快樂，我也願意的。啊啊，所羅門當日的榮華，比起純潔的少女的愛情，只值得什麼？」郁達夫對女性的這神聖、痴想的情感，一方面當然是「自我」理想的表現，另一方面有分明映射著五四人的發現的光芒。周作人在《人的文學》中曾說過，女人和兒童的發現，是歐洲近代文明的產物。而對五四時期的中國來說，對女性的讚美和痴愛，那就不僅僅是一種現代意識的表現，也是對封建禮教最直接的批判，因為，女性在封建規範中，不是被當作會說話的工具，就是被當作玩物，從來沒有獨立的人格尊嚴。所以郁達夫將女性作為自己的理想來追求，這種行為和藝術傾向，雖然在力度，深度上都不具備「崇高」的屬性，但反封建的民主意識卻是鮮明可見的。

文學與戀愛，在郁達夫是互為表裡的。戀愛的激情，本來就已融化在他的血液之中，觀其一生，無時不在飛揚著由戀愛所激發的才情，然後表現到文學的創作之上，寫就了一章章不朽的名篇。同樣，他的戀愛經歷也如同他的文學名篇一樣，煥發著迷人的光彩。悵惘也罷，迷離也罷，悲歌也罷，總之都成了傳世的名作。

達夫日記和相關資料記錄達夫的戀愛如下：

（1909十三歲）富陽高等小學堂讀書期間，與毗鄰的「趙家少女」，有過一段「水樣的春愁」的初戀之情，大約在同一時期，他還與倩兒等兩位姑娘有過類似的戀情。

（1914-1920十八歲至二十四歲）與後藤隆子、田梅野、玉兒等產生過戀情。後藤隆子被郁達夫昵稱為「隆兒」，是郁達夫下宿處附近的「小家女」。田梅野是名古屋旅館的侍者，玉兒也是侍女。1919年入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期間多次嫖妓，並寫下成名作《沉淪》。

（1917 二十一歲）當郁達夫從日本回國省親時，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撮合下，與同鄉富陽宵井女子孫荃訂婚。 是為結髮妻子。

（1921-1927 二十五歲至三十一歲）在安慶時與妓女海棠的荒唐戀情，在北京與妓女銀娣的交往。

（1927 三十一歲）邂逅王映霞，郁達夫一見傾心，遂求再見、三見，於是上演了現代文壇一段轟轟烈烈的戀愛傳奇。1928年４月，郁達夫、王映霞在上海舉行了婚禮。 郁達夫曾作詩《下堂妾王氏改嫁前之遺留品》一首：

「鳳去台空夜漸長，挑燈時展嫁衣裳； 愁教曉日穿金縷，故銹重幃護玉堂。碧落有星爛昂宿，殘宵無夢到橫塘； 武昌舊是傷心地，望阻侯門更斷腸。」

（1938 四十二歲）王映霞離開星洲之後，郁達夫的心境極其孤寂和頹唐，這時，一位國色天香的女播音員李小瑛出現在他的面前，使他一潭秋水的心池，又波動起一片漣漪。他們同居之後，也曾一度談婚論嫁，在兒子郁非的強烈反對下，達夫最終放棄。

（1941 四十五歲）當時郁達夫為躲避日本人迫害，化名趙廉，在印尼的蘇門答臘巴爺公務與朋友經營一家酒廠，經人撮合娶了年僅20歲的何麗有。這位新夫人原籍廣東，生父姓何，幼時為一陳姓人家收養，所以原名叫陳蓮有。她相貌平常，沒有什麼文化，而且不懂中國話。郁達夫取「何麗之有」之意給她改名為何麗有。

一個超越「徐陸之戀」的曠世姻緣

郁達夫與王映霞的曠世之戀，是轟動當時中國文壇的盛事。他們在上海以狂戀開始，十三年後，最終在新加坡以狂怒撕破臉皮。開頭和結尾統統驚動世人。

一個是享譽文壇的才子，一個是當年杭州城第一美人。1927年1月14日，新年伊始，在上海馬當路尚賢坊40號，31歲的郁達夫穿著妻子孫荃從北京寄來的新皮袍登門拜訪老朋友孫百剛，在這裡，他第一次見到了「明眸如水，一泓秋波」的19歲姑娘王映霞。不知是不是有意的，郁達夫對王映霞說：「我覺得從前在什麼地方見過王小姐，好生眼熟。」

當日回到家中，郁達夫就在日記里寫道：我的心被映霞攪亂了，「南風大，天氣卻溫和，月明風暖，我真想煞了映霞，不知她是否也在想我，此事當竭力進行，求得和她做一個永久的朋友。」此時的他，忘了家中的妻兒，忘了曾經也在那場包辦婚姻里訴說過的歡喜，他只知自己遇見了命定的姻緣。於是，開始了瘋狂的追求。

「為你，我情願把家庭、名譽、地位，甚而至於生命，也可以丟棄，我的愛你，總算是切而且摯了。」

「我從沒有這樣地愛過人，我的愛是無條件的，是可以犧牲一切的，是如猛火電光，非燒盡社會，燒盡自身不可的。」

……

在他那支婉約若花的筆下，一封封飽含愛意的情書向王映霞砸來。著名作家的光環是耀眼的，在那個注重才華的年代，在一個風流名士面前，又有哪個人能抵擋得住這種攻勢？特別是，當這個男人還表示：「人生只有一次婚姻，結婚與情愛，有微妙的關係。你情願做家庭的奴隸嗎？還是情願做一個自由的女王？你的生活盡可以獨立，你的自由，絕不應該就這樣的輕輕放棄……」王映霞最終跟世上許多少女一樣，還是淪陷了。

郁達夫給王映霞寫了無數情詩，其中一首常為人傳誦：「朝來風色暗高樓，偕隱名山誓白頭。好事只愁天妒我，為君先買五湖舟。」

1927年6月5日晚，郁達夫和王映霞在杭州聚豐園舉行了訂婚儀式。6月10日，郁達夫寫信把此事告訴了髮妻孫荃。孫荃無可奈何，只好默認。

1927年9月，郁達夫將他和王映霞的戀愛過程，編成《日記九種》出版發行，向世人宣告他們婚姻的美滿與甜蜜。不久，他們的第一個兒子也出生了，夫妻倆更加恩愛有加，過了五年甜蜜的生活。

1933年4月25日，郁達夫舉家從上海遷回杭州，籌款十萬大洋開始建造自己的住宅，直到第二年竣工。這座房子幾乎花盡了他們全部的積蓄，郁達夫給新落成府邸取名為「風雨茅廬」，意在營造專心文學創作世外桃源。但是一語成讖，風雨茅廬里開始了郁達夫第二次婚姻的風雨飄搖。

王映霞的美貌曾經讓郁達夫瘋狂。如今還是這個更加成熟美少婦，卻使達夫生出難以名狀的煩惱。作為風雨茅廬的女主人，王映霞憑藉自己的美貌和優雅談吐成為杭州上流社交圈裡明星般的人物，隨之，郁達夫意想中的「世外桃源」很快變成了社會名流與政界要員攀附知名作家、接近美少婦公眾會所。平靜的生活開始暗流涌動，表面上的和和美美也難以掩飾內心的裂痕。

無休止的喧鬧不符合郁達夫的天性，靜心思考是作家寫作的前提，厭煩交際應酬的郁達夫，開始逐漸心生不滿。為了避免不快，他開始經常借故在外逗留，很晚才回家。甚至應福建省主席陳儀之邀，南下任省政府參議去了。

恰逢此時，一個叫許紹棣的男子出現在他們的感情里。時任浙江省教育廳廳長的許紹棣，對王映霞垂涎已久。他如同當年的郁達夫一樣，一封封地給王映霞寫著訴說傾慕的書信。與所有第三者的故事無二，郁達夫回家後的某一日終於抓住了「把柄」。

性格衝動的郁達夫，做出了一個令人吃驚的舉動，在《大公報》刊登「尋人啟事」：「王映霞女士：鑒亂世男女離合本屬尋常，汝與某君之關係及攜去之細軟衣飾金銀款項契據等都不成問題，唯汝母及小孩想念甚殷，乞告以地址。郁達夫謹。」此啟示，不啻為一顆炸彈。

實際上，王映霞只是到她的朋友曹秉哲家裡去了。翌日，當王映霞在《大公報》上看到郁達夫的「尋人啟事」時，不禁勃然大怒。郁達夫得到曹秉哲的通知趕往曹家請她回去時，王映霞說：「如果要我回去，你必須在大公報上刊登道歉的啟事。」

經過朋友的從中調解，郁達夫不得不又在報上刊登了王映霞擬就的「道歉啟事」：「達夫前以神經失常，語言不合，致逼走妻王映霞女士，並在登報尋找啟事中，誣指與某君關係及攜去細軟等事。事後尋思，復經朋友解說，始知全出於誤會。茲特登報聲明，並深致歉意。」二人遂表面捐棄「前嫌」，暫時和解。許紹棣雖為官僚，怎可與達夫名士抗衡，為擺脫被動，草草與人結婚，退出圈外。

婚姻最經不得猜忌，猜忌的種子一旦生了根，只會越長越大。從後來的發展來看，這只是暫時的妥協。

而真正的導火索——來自王映霞和國民黨軍統局長戴笠那段說不清的關係，更是讓郁達夫如鯁在喉。為了將婚姻維繫下去，郁達夫接受了新加坡一家報社的邀請，帶著王映霞來遠走新加坡。然而，終究還是徒勞。

王映霞身在異鄉，對達夫愛意也不復當初，加上對家鄉親人和朋友的想念，情緒陷入一種反覆無常中，經常和郁達夫吵架。在一次激烈的爭吵之後，惱怒的郁達夫在報上刊登了《毀家詩紀》19首，最終導致他們的婚姻走入向了墳墓。

郁達夫在《毀家詩紀》中對王映霞的報復和責難，震動了文壇。在《毀家詩紀》中，郁達夫自暴家醜，大書王映霞如何紅杏出牆，並痛心疾首地指出王映霞在情感上對他的背叛是導致「毀家」的重要原因。

王映霞看到這些字句已是憤恨，加上又了解到郁達夫原還是不索取稿費只求發表的報復之心，更是怒不可遏，以《一封長信的開始》和《請看事實》同報刊出，予以反擊，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其中有云：「為了孩子，為了12年前的諾言，為了不願使你聲名狼藉，才勉強維持這個家的殘局，把你的一切醜行都淹沒下去，然而你卻是一個欺善怕惡、得寸進尺的人，在忍無可忍的狀況下，只好把你那顆蒙了人皮的獸心揭穿了。」

1940年3月，王映霞與郁達夫在新加坡協議離婚。這對曾被喻為「富春江上神仙侶」的才子佳人，就這樣以彼此怨恨的方式分手了，終是成了一對怨偶。

這之後，郁達夫也是非常懊悔，並在詩中寫道：「愁聽燈前兒輩語，阿娘真箇幾時歸」，但那人卻永遠也不會歸了！

1942年日軍攻佔新加坡前夕，郁達夫渡海逃亡到印尼的蘇門答臘。為了掩護身份，也使家中有人照料，經朋友介紹，郁達夫與華僑女孩何麗有結婚。

同年，王映霞第二次步入了婚姻，在重慶與商人鍾賢道舉辦了一場盛大的婚禮。婚後二人恩愛有加並平靜地走過了38年，直到1980年鍾賢道去世。2000年，王映霞病逝於杭州，終年92歲。與鍾賢道合葬於杭州南山公墓。

王映霞晚年在自傳中作了一個比較中肯的評價：「如果沒有前一個他(郁達夫)，也許沒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沒有人會對我的生活感興趣；如果沒有後一個他（鍾賢道），我的後半生也許仍飄泊不定。歷史長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頭的愛和恨，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懷念。」

往事如煙。人間的愛恨情仇無不隨著生命逝去，終究化為虛無。但達夫先生的愛國情懷，對中國現代文學的貢獻，卻永久矗立不倒，達夫妙筆生花的文字也將為人們世代傳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