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司馬遷的史學精神

重視歷史、研究歷史、借鑒歷史，可以給人類帶來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開創明天的智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歷史研究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承擔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使命。這一論述深刻闡述了歷史研究的價值，也是對司馬遷史學精神的褒揚。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是司馬遷史學精神的靈魂，是司馬遷「繼《春秋》」志向的集中反映。陳文潔先生在《司馬遷之志——〈史記〉之「繼〈春秋〉」辨析》一書中對司馬遷「繼《春秋》」的著書志向進行了梳理分析，作者認為，《史記》之「繼《春秋》」，體現的不僅是思想上的傳承，更是一種態度或精神上的繼承和發揚，折射出司馬遷對先聖精神特殊的尊崇方式與效法志趣，也體現出忠誠記錄歷史真實、深刻理解歷史本質的探求精神。繼《春秋》：生命的寄託　　《春秋》是一部微言大義的編年記事體史書，簡略的大事中間凝結著王道大義、訴說著是非曲直、昭示著人間正道。《孟子·滕文公下》有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司馬遷的心與孔子相通，司馬遷之志與《春秋》相連。《太史公自序》這樣評價《春秋》：「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從中可見，司馬遷的《春秋》情結根深蒂固、情深意長，他已經把《春秋》當成了自己的寫作典範、精神樣本。我們不必拘泥於文本去探尋《史記》與《春秋》的精神關聯，「繼《春秋》」更多的是寫作態度和史學立場的表達。　　清人錢大昕說：「太史公修《史記》以繼《春秋》，其述作依乎經，其議論兼乎子，班氏父子因其例而損益之，遂為史家之宗。」「繼《春秋》」何以成為司馬遷之志？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引父親司馬談之臨終遺命，強調接續孔子作《春秋》之功的歷史使命。所謂「司馬遷之志」，其實就是對歷史書寫的意義和價值不顧一切地追求，包含著對歷史本質的終極追問、對歷史精神的不斷反思，體現了歷史寫作主體的精神自覺。書寫歷史的人就是理解歷史的人，理解歷史的人就是創造歷史的人。呈現什麼樣的歷史取決於書寫者認識歷史、表達歷史的廣度和深度。司馬遷對歷史和現實問題的強大解釋力來自於他所堅持的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精神。　　「繼《春秋》」既體現了對歷史的敬畏和敬重，又體現了歷史理性和反思精神，它已經超越了治世立功的理想抱負，表達了回歸史學家本來職責和天生使命的努力。歷盡磨難、秉筆直書，既是對歷史真實地不懈探求，也是歷史書寫者與歷史本身的融合。也可以說，「繼《春秋》」既是使命的傳遞，也是生命過程本身，歷史理性與人生經驗、歷史精神與生命精神實現了高度契合。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寫道：「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在司馬遷看來，記錄歷史、警醒後世是關切現實、延續生命的一種方式。《史記》是司馬遷的生命寄託，也是畢生使命、身後榮辱之所在。批判與建言：歷史的「鋼琴師」　　歷史不是一堆毫無關聯的事件和人物，也不是封存在歲月深處的陳跡舊蹤，而是蘊含著意義和價值的無聲表達，是意味深長的暗示和啟迪。司馬遷是歷史的「鋼琴師」，他所面對的是一部波瀾壯闊、生動鮮活的歷史。他不是站在歷史之外看歷史，歷史就是他的生命，他敏銳地感知每一點歷史變動，而是把認識歷史、理解歷史作為精神使命、歷史責任。挖掘和揭示歷史對現實的批判性、歷史對未來的隱喻性，可能是一件出力不討好的工作，但這正是史家的本分。　　後漢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解釋：「史，記事者也。」這是一種現象層面的表述，歷史顯然不僅僅是對歷史事實的敘述，更體現對現實政治的批判和諷喻。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將其史學追求表達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究，不僅是追本溯源的探究，更是一種形而上的哲學追問；通，不僅是融匯古今的貫通，更是一種打破隔閡的廣博學識。《史記》中充滿了感慨和追問，感慨人事、追問天道，終成撥亂反正的一家之言。　　歷史是現實的鏡鑒，從歷史發展軌跡中我們可以更加透徹地認識現實，更加敏銳地感知未來。司馬遷既強調史家用自己的方式書寫歷史的獨立性，又透露出歷史守望者的孤獨和堅韌。歷史大潮裹挾著泥沙滾滾而過，思想家的「一家之言」卻傲然挺立。陳文潔說：「司馬遷的一家之言以揭明治亂成敗之理為務，旨在古為今用，為現實服務。」歷史是要考察人類社會發展趨勢和人類社會活動規律的，關切人類的命運和未來。探求歷史其實也是關注現實的一種方式。只有從歷史中汲取智慧、獲得啟迪，才能夠變得清醒和睿智。陳文潔認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表明了司馬遷修史的目的在於澄清治亂成敗之源，探明為治之道，以糾時政之偏弊。司馬遷以察其始終的態度解讀歷史，以批判現實的勇氣扣問歷史，救時之志溢於言表。司馬遷深切了解政治現實，卻又站在現實「之外」，通過深觀時變，冷靜觀察人性世情之實，以史學家的察古知今推動現實政治的進步。正如陳文潔所言：「《史記》於現實治政，既有批評，也有建言——從效果上看，批評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建言。」無論是對漢武征伐的批評，還是對《禹貢》九州之治的推崇，都體現了司馬遷恤民生而慎兵事的政治理想。精神格局：孤獨的超越者　　欲知大道，必先為史。司馬遷之志成就了一個偉大的史學家，也大大提升了中國古代史學的境界。正是由於擔負著神聖的歷史使命，司馬遷才獲得了參酌古今的開闊視野，擁有了「天下遺文古事糜不畢集」的博大史識，最終成就了稽其成敗興壞之理的歷史抱負。　　司馬遷的歷史觀是大歷史觀，他的眼界和高度來自其作為大歷史學家的沉靜和深刻。述往事、思來者體現了貫通歷史、現實和未來的精神格局。司馬遷的「實錄」說到底是對「繼《春秋》」這一使命的自覺擔當，「不虛美，不隱惡」不僅僅來自洞察歷史真實的穿透力，而且也來自對歷史大勢的宏觀把握、對經緯萬端的歷史風雲的深切洞察，從而能夠在歷史長河中理清脈絡、發現規律、扣問得失。所謂「通古今之變」，就是找出歷史與現實的內在聯繫和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司馬遷以「每用虛字誕語翻弄」的審慎態度對待史料。《太史公自序》中寫道：「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司馬遷意識到，欲實現「繼《春秋》」之志，必須超越個人郁怨，以嚴苛的目光考量興衰之亂。　　《史記》的精神格局遠遠超出了一般的歷史著作，這也應歸功於他所處的那個據舊鑒新、更始通變的時代。葛兆光認為，司馬遷在漢代盛期書寫的《史記》，超越了《尚書》（文件彙編式的歷史），《國語》《國策》（拼合式的歷史），《魯春秋》（各諸侯國即地區式的歷史）等的歷史書寫方式。因此，才有周邊（大宛、匈奴）、有源頭（三代本紀）、有不同階層（世家、本紀、列傳）和不同領域（各書）。這種籠罩天地、鑄造古今的「歷史」，其實，正是這一龐大帝國偉大歷史的記錄和反映。沒有那個氣象恢宏的時代，就不可能有《史記》這部博大精深的偉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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