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前世今生

古希臘奴隸主的民主政治制度，在梭倫改革的時期，公民大會成為最高權力機關。建立了四百人議事會，廢除了債奴制。克理斯提尼時期，建立了五百人議事會，組成了是將軍委員會，讓雅典的奴隸主民主正式確立起來。而伯利克里克時期是雅典民主的黃金時期，公民發放工資，觀劇津貼，陪審法庭成為最高司法與檢察機關。　　羅馬民主經歷了《習慣法》，《十二銅表法》，《公民法》，《萬民法》，《民法大全》標誌了羅馬法體系最終完成，甚至影響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日本民法和中國清末與民國時期的民法。希臘與羅馬的民主啟蒙，已經滲透進其周邊統轄境內各個族群血液當中，隨著疆域的擴張而擴散。 民主作為一種政治制度，叫「憲政」。國家各種權力相互制衡的制度，俗稱三權分立。這個制度通過對行政，立法，司法權的分離，形成互相制約，從而避免權力集中帶來的決策失誤和腐敗。但即使實現了憲政，並不代表實現了民主。民主作為一個國民的公民權，選舉權，參政權，更是一個漫長的歷程。 中國百年來的歷史，革命無數。比較成功的:第一次辛亥革命，第二次北伐大革命，其他的可以忽略不記。辛亥革命建立的北洋政府，不管怎樣也搞了幾次選舉，議會，甚至搞了司法獨立，比如北洋時代法庭可以傳召總理。而到了北伐以後變成了黨國，國民黨實行了總裁制，比北洋還要獨裁。所以歷史現象上表現出每次革命，都更加獨裁的趨勢。 不是華盛頓帶來了法治與憲政，而是法治憲政的殖民地才能產生華盛頓。不一樣的土壤開不一樣的花，在中國，無論是孫文還是袁世凱……都不會是華盛頓，這就是素質論。華盛頓，傑弗遜，富蘭克林等幾個的貢獻不是在美國發明了憲政，而是他們創造了美國。1789年的美國憲法，那不是美國各州的憲法而是聯邦憲法。是他們通過聯邦憲法把各州形成了美國，這是他們的貢獻。 從英國人第一批移民踏上美洲，《五月花》號上的人就訂立一個協約，也就是美國精神的開始。《五月花號公約》：「為了國王的榮耀，基督教的進步，我們這些在此簽名的人揚帆出海，並即將在這塊土地上開拓我們的家園。我們在上帝面前莊嚴簽約，自願結為一民眾自治團體，為了使上述目的得以順利進行，維持和發展，亦為將來能隨時制定和實施有益於本殖民地的總體利益的一應公正法律，法規，條令，憲章和公職等等，吾等全體保證遵守與服從。」 英國殖民開墾者一開始，就是一群懂規矩的清教徒，而不是聚眾武裝海盜。伴隨著後續不斷的移民湧入，這種法治理性的契約精神一直主導。之所以英國移民有這樣高的素質，是因為1606年英國本土早已有了法治和憲政的基礎。英國早已有了議會再加上加爾文的清教主義不僅是一種宗教理論，更是一種政治理論，其中最具實質重要性的是基督教傳統中的約法觀念，以及其中所體現的民主的觀念，習慣和操作規程。英國移民和西班牙移民不同的是素質差異，這也是英國新教對傳統天主教的優勢，而教科書長期避談基督教在民主制度中的作用。英國能最早產生君主立憲，荷蘭能最早產生共和國，美國能最早發明總統制，他們有個共同點——全是新教國家。而法國雖然也是啟蒙思想的發源地，民主過程就一波三折，此起彼伏是因為法國大部分信仰的是天主教。 大約中國的宋末元初，即1258年，英國大貴族在牛津開會通過了進一步限制王權的決議即《牛津條例》，當時在位的英王亨利三世逼迫接受了條例。條例規定由15名大貴族組成委員會實際掌握國家政權，同時由實際掌握政權的貴族和另外選出來的12名貴族組成國會，每年開會三次討論重大國事。由此進一步限制了王權，初步提出了組成國會管理國家的思想，1265年召開了第一次議會標誌著英國議會的產生。14世紀上半葉議會分為上下兩院，上院又稱貴族院，下院又稱平民院。英格蘭從諾曼底公爵威廉一世征服不到兩百年，國王已經被貴族組成的議會給立憲。當然最初的立憲主要是控制國王的徵稅權，這也就是明確了中央和地方的權力構成，最初的議會起主導作用的是上議院。到了查理一世的時代由於資本主義興起，大批新興的商人，學者，律師等等進入下議院後，才使下議院成為重要的權力部門。　　但是必須說明白一個事實，就是一直到維多利亞時代普選還是浮雲。最初的議會制度完全是貴族統治階級內部的一個分權妥協，與平民無關，同革命更無關。 平民能在政治活動中逐漸獲得話語權，那完全是因為英國資本發展以後，資本家越來越多，經歷了400年英國的下議院才基本跟上議院有了平等的權力，在立法上有了一半話語權。　但一直到查理一世時代，行政權還在國王手裡。國家政策還是國王制定，所以國王發動了對西班牙的戰爭，不用經過議會同意。當時英國，法國，西班牙三個強國為了天主教還是新教的正統之論，再加上當時歐洲的國王間糾纏不清的親戚關係而相互開戰。 由於增加收稅需要議會批准，而議會就是不同意。查理只好把王妃的嫁妝都賣掉還是不夠開支，於是開始強行勒索貴族，強行借款並監禁拒不借款的五名爵士。讓士兵住進民宅白吃白喝，不經議會批准而徵收關稅等很多招式，結果導致了議會跟國王的徹底敵對。英國戰敗後，查理認為是議會拖他的後腿，企圖恢復國王專制來廢除議會，常年不召開議會。最終國王和議會進行內戰，國王失敗被砍頭。看這段歷史後，應該明白所謂把國王送上斷頭台不是英國開始限制王權，而是英國早已限制王權，是國王企圖恢復專制失敗。居然被稱之為君主立憲的曙光，何其可笑！ 真正推動英國立憲的標誌性事件第一次就是《牛津條例》，讓國王失去了立法權，財權，司法權。而讓國王失去行政權的標誌性事件則是1688年的「光榮革命」。查理被砍頭後，英格蘭實行了共和制。但這種靠暴力革命產生的共和制，往往最後容易變成獨裁。因為在擊敗舊勢力的戰爭中，容易產生軍事強人，這樣的軍事強人有軍隊護航，有推翻反動派的威望，平民也把他當大救星。英國也不例外，法國也不例外，朝鮮就更加不例外。英國的克倫威爾上台實行獨裁專制而且死後居然世襲，這時候貴族和平民才算明白原來比查理還糟糕。還好英國人智商比朝鮮人高，罷免克倫威爾的兒子把查理二世迎接出來即位，恢復以前那套。 所以說把國王送上斷頭台，並沒有推動英國憲政進步，反而差一點變成朝鮮。而二十多年後發生的光榮革命，起因也不是什麼民主鬥爭，而是查理二世突然駕崩以後沒有嫡子。其實他有個私生子，但按照英國的繼承法，非王后生的私生子無權繼承王位。只好把從小在國外長大的國王弟弟——約克公爵找回來繼承王位，也就是詹姆斯二世。問題出在這個詹姆斯二世是天主教徒，老婆也是天主教徒。從他一當國王就開始恢復天主教的勢力，這就跟英國的新教勢力水火不容。最後英國七個主教聯合寫信給荷蘭的執政威廉，要他出兵英國。這個威廉也不是外人，是查理一世的外孫，又是詹姆斯的女婿兼外甥，但卻是新教徒。結果威廉的部隊一到英國，由於主教在軍隊中的巨大影響力，英國軍隊放棄抵抗，貴族夾道歡迎，沒辦法詹姆斯二世只能流亡法國。 問題這時就出來了，按道理威廉是沒有資格繼承王位，畢竟是外來戶。英國軍隊在教會和議會手裡，實力比他從荷蘭帶來那點人強大多了。所以威廉想當國王就只能向議會低頭。1689年初在倫敦召開了上下兩院聯席的特別會議，會議經過一番討論之後，決定邀請威廉和瑪麗來共同統治英國，同時向後者提出一項「權利宣言」。宣言中堅持了人民應享有的「真正的，古老的，不容置疑的權利」，包括不經議會同意不能制訂或終止任何法律的效力；不經議會同意不能徵稅；不經議會同意不能建立常備軍；人民應享有選舉議會議員的自由；議會享有辯論的自由等。在1689年12月被議會制訂為正式法律，即「權利法案」。威廉和瑪麗接受了上述要求，即位為英國國王和王后。到了威廉和瑪麗的女兒安妮繼承王位以後，議會連行政權都收走，交給首相和內閣。從此，英國國王成為統而不治的國家元首。在法律上英王享有任免首相，各部大臣，高級法官和各屬地總督，召集，停止和解散議會，批准法律，冊封貴族和授予榮譽稱號，進行審判，統帥軍隊，宣戰與議和等廣泛權力。但實際上這些權力大都由內閣和議會行使，英王的一切政務活動完全服從內閣的控制和安排，其活動多屬禮儀性質。但英王個人還享有崇高榮譽和尊嚴，以及其他諸如不納稅，不被起訴等特權。 原來英國的君主立憲過程，一直跟平民沒多大關係，這個結果會讓憤青們很失望，也太不符合長期灌輸的民主是勞動人民通過革命鬥爭爭取來的政治哲學。 所以說憲政是精英階層內部玩的，平民在憲政過程中偶爾發揮一下當炮灰的作用，但是最後能不能實現憲政，完全取決於幾個條件；1，高層的實力分布，像英國這樣的強勢貴族集團和弱勢國王，導致了英國第一個實現憲政。2，整個社會的法制觀念。3，就是參與多方的政治智慧。英國作為第一個吃憲政螃蟹的國家從1258年開始，一直到1688年，用了430年，才初步實現了憲政。但是即使實現了憲政，也不代表英國實現了民主。而民主作為一個平民的公民權，選舉權，參政權，在英國進程是另外一回事。即使是下議院，最初也不是平民說話的地方。上議院是貴族組成的，而下議院是資本家，律師，學者，社團頭子，社會名流。 1688年一直到1832年，英國的憲政都是精英階層在玩。就是英國即使只實現了憲政，沒有實現民主，社會也已經開明化，法制化。英國的政治自1822年後日趨改革，開明的貴族如羅伯特·皮爾和喬治·坎寧帶動了英國政治的改革風氣。比如在1824年勞工結社法規被廢除，容許工人組織成立及允許罷工，1825年又開放集體談判權，1828年取消查理二世限制非聖公會教徒任官的權利，1829年天主教徒取得了選舉及被選舉權。1832年通過的關於擴大下議院選民基礎的法案。該議案改變了下議院由保守派獨佔的狀態，加入了中產階級的勢力，是英國議會史的一次重大改革。舊有地主及舊有南部城市商人的勢力受打擊；增加了因工業革命而興起的中北部城市（如曼徹斯特及利物浦）商人的參政機會；郡代表的增加有助平衡不同地方勢力對選舉的影響；群眾對下議院的影響力上升，同時此法案也開創了日後各議會改革法案的先河。 從1832年選舉改革開始以後，先後通過了1867年、1884年、1918年3個人民代表法，最終取消了選舉財產資格的限制。選民開始不以財產所有人的資格而以國家公民的資格參加選舉。英國1688年憲政，1918年平民才有被選舉權，1918年30歲以上的婦女獲得了選舉權，1928年21歲以上的婦女獲得了選舉權，1948年才取消了給予大學12個席位，實行了一人投一票的平等選舉制。1969年通過的人民代表製法規定選舉權的年齡由21歲降為18歲。 英國的平民參與政治的權力，其主要動力是19世紀歐洲啟蒙思想的產生。隨著資本主義的成熟，社會底層工商界的話語權越來越大，而伏爾泰，狄德羅，盧梭，孟德斯鳩等人的思想不斷滲透到主流階層，導致在議會裡贊同增加民權的輿論成了主流。而平民廣泛參與政治是一戰以後的事情，由於政黨政治的需要，使得一些政治力量希望得到更多平民的支持，所以不斷主張降低選民的限制以獲得更多支持者，在英國這個政治力量主要是工黨。 說了那麼多英國的憲政是因為這種憲政過程，是一種模式。而君主立憲還有另外一種形式，就是德國和日本模式。說起來有些喜劇色彩，德國與日本，其憲政過程跟英國正相反。英國是國王勢弱，貴族強勢導致分權產生憲政。而德國和日本是皇帝集權，把分封的邦國和大名的權力收繳中央以後由皇帝來主導憲政。一個先進的制度不一定要從每個國家分別獨立發展出來，英國是第一個搞憲政的國家，從最初的實驗最後演變成憲政用了好幾百年。而一旦實行了憲政以後，英國馬上成了第一強國。查理時代的英國不過是普通歐洲國家，當時的霸主是西班牙。但是到了維多利亞時代，英國就不可一世成了日不落帝國。這個事實教育了德國人和日本人，要強必須憲政。於是德皇和天皇主動推行憲政，在他們看來憲政有幾個好處。　　第一，可以彌補君主能力上的不足。因為內閣畢竟都是飽學大才子組成的，而皇帝不一定。皇帝經常是小孩，或者身體不好，或者本身有其他問題，總之一個人不如大家強。　　第二，治理國家靠人的判斷，不如靠法律來的穩定。　　第三，憲政了反而能使皇帝，大臣的角色進行法律上的規定，即使出現弱勢的皇帝也不容易被奪權。 第三點在真理國度永遠都想不明白這道理，總以為規矩只是限制自己的，不明白規矩也能保護自己，尤其是某個社會從古代到現在。在這個思路下德國跟日本都推行了憲政。但是畢竟他們跟英國情況不同，他們的憲法對於皇帝的限制比較弱，議會，內閣基本是皇帝的輔助功能。尤其是行政大權還是在君主手裡。 日本由於缺乏西方思想的熏陶，形成了一個東方的忠君愛國式憲政，天皇和議會形成了主僕關係。內閣是皇帝的自留地，不是由議會選出來，而是皇帝看誰順眼就用誰，這跟明朝的內閣差不多。只不過內閣的政策要經過議會討論一下，聊勝於無，比個人點頭要強一點。事實證明像德國與日本這樣的憲政雖然是照貓畫虎，不是出自本國的政治格局自然形成，但是也能快速推動兩國的進步。尤其是德國迅速崛起而成了歐洲第一強國，而日本比不上德國也成了亞洲第一強國。 隨著兩次世界大戰，德國皇帝首先流亡，然後日本天皇也差一點變真太陽神，兩國的體制就變了。日本天皇本來是要被廢，後來美國人讓他當個精神領袖，不得干政成了擺設，政府里首相內閣說了算。經歷了幾十年日本人終於學會了選舉，首相內閣不再是政壇大佬們的幕後暗箱操作交易。也就是說美國人給了日本人選舉權，但是日本人不會用，一直是象徵性的選舉。一直到2000年左右，日本第一次實現了政黨交替。日本人也終於學會分清參選政黨的政策了。所以日本是45年以後被美國人強行推行了憲政，到了2000年日本人學會了民主政治。 德國由於一戰以後皇帝流亡海外，沒有了皇帝有辦法。本來已經是內閣制，議會，總理都有，沒有皇帝選舉出來一個總統。然後只當國家元首沒有實權，對他進行立憲，就這樣德國發明了總理制。德國總統就相當於立憲君主，職權也不是完全沒有。當議會選舉混亂，黨派不能組閣的時候，總統有權解散議會重新大選。另外德國總統是名義上的國家元首，國家象徵，軍隊統帥，所以德國總統一般是德高望重的無黨派知識分子居多，即使有黨派也黨派色彩不強。所以按照劃分方法，其實很多國家的總理制雖然也是共和制，但實際政體是沿著君主立憲的路子走下來的，所以這些國家的統一政體叫總理制或內閣制。也就是說不管國體是君主還是共和，政體都是總理制或內閣制。 歐洲目前主要的政體，君主立憲和共和總理制是有歷史淵源的。英國，荷蘭，瑞典，挪威，丹麥，比利時，西班牙，盧森堡，列支敦斯登實行君主立憲。另外應該說明，加拿大，巴哈馬，巴貝多貝里斯，牙買加，澳大利亞，紐西蘭，索羅門群島這些國家也是君主立憲制，君主是英國女王。 小插曲:歐洲還真的有選舉出來的君主，安道爾公國的大公由法國總統兼任。也就是說誰當了法國總統，也就自然成了安道爾大公。在中國，不要看高喊民主共和，其實骨子裡還是洪秀全，朱元璋那一套。教科書式判斷政治人物是不看做什麼，只看唱什麼。百年中一個比一個會唱高調，實際乾的全是比封建皇帝還惡劣。但是就是有那麼一群人，到今天還在歌頌太陽，說對老百姓好，人民救星。對老百姓好到糧食統收，把農民變成農奴，餓死人的同時還在援助盟友。 民主鬥士覺得自己智商高，因為唱的民主更好聽。其實翻開歷史，《新華日報》，《解放日報》哪一個不是對獨裁深惡痛絕？！最後呢？還是中國人好忽悠！！！ 民國是沒有真正實現民主，民國只是搭建了共和制的框架，邯鄲學步式學了下共和形式，而根本不了解民主的真正涵義和精神。這些只能通過不斷的教化，總結，學習，磨合來實現改進，要解決的是思想的問題。但是孫文不想，只是不斷造反，不斷內亂，不斷革命。甚至提出了「個人效忠」「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軍政先行」這些倒逆潮流的口號，完全與民主精神背道而馳。 大陸的很多人都深信著一個神奇的觀點就是：台灣的民主是因為小蔣突然良心發現，開放了黨禁與報禁，於是台灣一夜之間民主的這個觀點。不知道是誰造謠的，但是流傳很廣。很多人深信不疑，總是巴望大陸那天冒出一個蔣經國。 其實很可笑！追本溯源不是因為日本人搞了民主，日本人沒搞民主。但是日本人給台灣掃過盲，這一點比大陸早了30年。其次台灣之所以有了民主思想，是因為一大批民主思想者跑去了台灣。大陸呆不住傳說中的左派這些人，在大陸就天天罵老蔣，後來跑去台灣，還是天天罵老蔣。當然有一部分左派留在大陸罵，結果被一招羊毛一網打盡。 而台灣的同志們，命運就好的多了。這些人有胡適，傅斯年，雷震。。。。。雷震，傅斯年是胡適的學生。雷震在大陸已經創立了一份雜誌《自由中國》。《自由中國》雜誌，不光是宣傳西化，宣傳民主自由那麼簡單。 《自由中國》在台灣發行了十年，這十年台灣，美國的大批知識分子在雜誌上討論。討論西方民主如何在中國本土化，如何把西方思想讓中國人接受，如何在保留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引入西方思想。 可以這樣說，這個雜誌討論了中國民主化的所有問題，並且給出了解決方案。不是一個人的思想，是整個華人思想界在討論民主。 其思想影響了台灣後來所有的新一代政治家，包括民進黨，國民黨，青年一代。。。都受其思潮影響。所以台灣出了許信良，呂秀蓮。台灣也出了馬英九，謝長廷。台灣還出了蔡英文，甚至連戰，宋楚瑜這一代的國民黨官僚都受其思想影響。當然台灣的民主進程除了蔣經國，還繞不過一個人，就是被大陸妖魔化的李登輝。 說一千道一萬，「聖人」只是政客而已，包裝成本有時會比娛樂明星高過許多！所以台灣的民主進程，不是蔣經國突然良心發現，其思想根源在胡適那裡。胡適影響了台灣，而大陸思想界（此處省略）。。。。 中國歷史悠久，不過現代意義上「自由」對這個被皇權主宰了兩千年的國度來說，卻是陌生的新事物。上個世紀之初，孫文提出「三段式的革命」，宣稱革命要分「軍政、訓政、憲政」三步走，然而這一看似完美、嚴謹的設計，畢竟還是被複雜的現實所打破。1949年國民黨倉皇敗逃台灣，此後蔣氏立志「勿忘在莒」，以嚴厲的獨裁手段開始了對台灣的統治。當此之時，另一種聲音卻正在島內蓬勃滋長，它就是《自由中國》雜誌。 《自由中國》的創辦與1949年的政治局勢有關。經過震驚中外的三大戰役以後，國民黨政權走上窮途末路。包括胡適在內的許多國民黨大員和知識分子開始尋找出路。此時，時任國民黨行政院政務委員、國民大會副秘書長的雷震與國民黨大員王世傑等人和胡適經常聚在一起談論時局變化，達成共識：國事壞到這種地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對當局也就是國民黨的監督做得不夠，有時做了一點，但沒有力度，以致政府和軍隊快速腐敗。挽救時局的最好辦法是辦報紙和刊物，用報刊宣傳自由民主，監督政府，以爭取人心。　在辦報還是辦刊的問題上，胡適主張辦刊物，他說：「凡是宣傳一種主張，以定期刊物為佳，讀者也好保存，不像報紙一看就丟，很快就過去了。」他還主張仿效法國戴高樂的「自由法國」，將刊物名稱定為《自由中國》。 雷震說干就干，他打算刊物就在上海創辦，開始積極籌措資金和物色幫手。他意識到此事必須取得當局特別是蔣介石的支持才好，以他與蔣介石的關係和在國民黨的地位，估計取得蔣介石的支持不成問題。1949年4月3日，雷震、王世傑等人赴溪口看望蔣介石。蔣介石在其老宅宴請雷震一行。席間，雷震將與胡適、王世傑等人意欲籌辦一家報刊的設想報告給蔣介石，蔣介石表示支持並願意出資贊助，他對雷震、王世傑說：「……抗戰時期，我曾就宣傳工作多次對陶希聖指示，而且還發過脾氣，但一直沒有大起色，我們這幾年在軍事上的失敗，就與沒做好宣傳有很大的關係。……輿論宣傳很重要，你們回去就辦，經費有困難，可由政府資助。」 雷震回到上海就草擬了近百人的《擬為自由中國社發起人名單》，並請胡適撰寫創刊宣言。鑒於這個宣言在《自由中國》對台灣當局鬥爭中所起的作用，我們不妨照錄如下： 第一，我們要向全國國民宣傳自由與民主的真實價值，並且要督促政府（各級政府），切實改革政治經濟，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第二，我們要支持並督促政府用種種力量抵抗共產黨的「極權」政治，不讓他擴張他的勢力範圍。第三，我們是要盡我們的努力，援助「淪陷」區域的同胞，幫助他們早日恢復「自由」。第四，我們的最近目標是要使整個中華民國成為「自由」的中國。由此可見，《自由中國》創辦初期就是要「反共抗俄」，建立西方式的「自由民主社會」。他們「反共抗俄」得到了台灣當局的支持，而追求自由民主則不被蔣氏父子所容。而《自由中國》創辦兩年之後，恰恰把重點轉向了批判蔣介石當局。讓雷震始料不及的是，國民黨潰敗得如此神速，他們欲在上海創辦《自由中國》的願望隨即成為泡影。 1949年10月，雷震到達台灣，隨即召開會議，著手在台灣創辦《自由中國》雜誌。會上，確定由胡適擔任《自由中國》發行人，雷震任社長。胡適在美期間，雷震負責一切法定責任。總編輯為毛子水，副總編輯為王聿修，總經理馬之馬肅。由胡適擔任發行人。《自由中國》後來的命運證明，胡適確實起到了關鍵作用。胡適是雜誌的保護傘，雷震是雜誌的火車頭。這是雜誌社其他人對他倆的評價。 1949年11月20日，《自由中國》在台北創刊。《自由中國》在創刊初期，編輯委員會共有17人，是人數最多的時期，也是思想最複雜的時期。創刊初期的《自由中國》的編委們，有三種思想路線：第一是以胡適為首的「自由主義」的思路；第二是以雷震為首的「三民主義」的思路；第三是所謂少壯派的「唯我主義」的思路。 1951年，《自由中國》的編委們逐漸意識到，雜誌如果不能反映台灣的現實，對台灣存在的醜惡現象特別是當局無視法制踐踏民主幹涉自由的行徑予以批評，雜誌很難做到吸引讀者，發行量就不會太大。 就在此時，台北市接連發生了幾起離奇的經濟案件。案情非常蹊蹺，都是土地銀行非法向社會發放高利貸，又都是民眾和銀行正在成交時，被當局的特務抓住，進行了嚴厲的懲罰。《自由中國》雜誌的編委、主筆夏道平經過一番調查了解，異常震驚地發現，這幾起案子都是台灣特務機關保安司令部的特務們為了搞獎金而設下的圈套，是非常典型的誘民犯罪行為。 夏道平為此寫了一篇言論《「政府」不可誘民入罪》，社論在指出了台灣保安司令部誘民犯罪的背後骯髒交易以後，發出了呼籲。這一期的雜誌還專門配發了《給讀者的報告》。這篇類似編者按的文章聲明：《「政府」不可誘民入罪》是一篇勇於建議的政論，我們作此社論時，便想到這篇文章或許會激起某些人的不滿與憤怒，但我們又覺得進忠言是輿論界的神聖使命，因此我們又無所畏懼地言其欲言……希望政府當局能有不以忠言為逆耳的雅量。 這期雜誌因為這篇言論給雷震帶來了很大麻煩，這也是《自由中國》第一次膽敢冒犯當局，給台灣當局帶來了巨大的打擊。他們很快就對《自由中國》採取了制裁措施，強行帶走一名編輯人員，並開始對《自由中國》雜誌社進行監視。此事引起廣泛關注，負責國民黨宣傳工作的陶希聖認為《自由中國》應該再做一篇文章加以平衡，把事情平息下來。保安司令部彭孟緝提出來《自由中國》要公開道歉，並要求雜誌刊發讚揚他們的文章。 雷震無奈之下安排夏道平又寫了一篇《再論經濟管制》，經過陶希聖的修改後，以《再論經濟管制的措施》為題發表在隨後的《自由中國》上，其觀點基本上回到了與政府金融管制的統一口徑上。 雜誌做出讓步以後，此事件基本平息下來。但遠在美國的《自由中國》雜誌名義發行人胡適看到了這兩期雜誌以後，非常不滿意。胡適致函雷震，對台灣當局的做法提出抗議，並以辭去發行人來表明自己的立場：我今天要正式提議請你們取消「發行人胡適」的一行字。這是有感而發的一個很誠懇的提議，請各位老朋友千萬原諒。《自由中國》第4卷第11期有社論一篇，論《「政府」不可誘民入罪》。我看了此文，十分佩服，十分高興。這篇文字有事實，有膽氣，態度很嚴肅負責，用證據的方法也很細密，可以說是《自由中國》出版以來數一數二的好文字，夠得上《自由中國》的招牌！　　我正在高興，正想寫信給本社道賀，忽然來了4卷12期的《再論經濟管制的措施》，這必是你們受了外力壓迫之後被逼寫出的賠罪道歉的文字！　　……　　我因此細想，《自由中國》不能有言論自由，不能有負責任態度批評實際政治，這是台灣政治的最大恥辱。　　我正式辭去「發行人」的銜名，一來是表示我一百分贊成《「政府」不可誘民入罪》的社評，二來是表示我對於這種「軍事機關」干涉言論自由的抗議。（我今天正為「誘民犯罪」、「栽贓」、「誣陷」的另一件大案子寫信給國楨主席與雪屏兄！）　　胡適　　四十年（1951）8月11日在此信的最後，胡適還附了一句話： 此信（除去最後括弧內的小注）可以發表在《自由中國》上嗎？《自由中國》若能不發表「發行人胡適」的抗議，還夠得上稱《自由中國》嗎？ 雷震決定在《自由中國》上刊發胡適的抗議。文章刊登以後，台灣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緝及陶希聖等開始了對雷震的迫害，專門召開了批判雷震的會議。 《自由中國》與台灣當局的第二次交鋒的起因源自一封讀者來信。1954年1月，《自由中國》雜誌社收到讀者余燕人、黃松風、廣長白的來信《搶救教育危機》，對蔣經國領導的「反共救國團」在各級學校強制推行「黨化教育」提出嚴重抗議，說此舉干擾了正常的教學秩序，學生的身心健康受到很大的傷害。 是否刊登此文，雜誌社內部發生爭論。當時《自由中國》與當局的關係已經處於低谷，有些編委擔心如果刊發此文，可能會加劇《自由中國》同當局的僵硬關係，但雷震、殷海光、夏道平等人極力主張刊發，認為這封來信不僅反映了台灣教育界的真實現狀，還指出了「救國團」這樣的組織是非法的事實，如果刊發此信，可以達到檢討國民黨黨紀問題的目的。 在此我們有必要來了解一下「救國團」的背景。「救國團」是1952年10月3日台灣當局正式在台北成立的一個組織，由蔣經國任主任。其主要任務是培養「德才兼備」、「反共抗戰」、「復國建國」的人才，並把《幼獅》雜誌作為該組織的思想陣地。「救國團」因為活動太多，給台灣的青少年帶來了很大的思想負擔，對中小學的正常教學秩序也帶來不同程度的衝擊，廣大群眾對此異常反感。 《搶救教育危機》在《自由中國》1954年第11卷第12期發表了。這一期雜誌剛面世，就引起了台灣當局的注意。此文引起蔣經國的震怒，認為雷震故意和他過不去，蔣經國放言：徐復觀和雷震有「幫助共產黨之嫌」。這件事情的後果是雷震被蔣介石以「不守黨紀，影響國民黨名譽」為由，開除了黨籍。事實上雷震此時已經沒有了黨籍的紀錄。國民黨退守台灣以後，曾經搞過一次黨員歸隊登記運動，雷震對此嗤之以鼻，看不慣當局的他根本不想再加入國民黨，他想靜觀其變，再作打算。雷震根本一直就沒有歸隊，怎麼開除他的黨籍呢？無奈之下，國民黨中央黨部經過研究，決定採取「註銷黨籍」的辦法處理此事。 雷震被開除黨籍，《自由中國》雜誌社的人都認為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特別是殷海光，得知這件事情以後，很幽默詼諧地給雷震寫了一封簡訊：　　儆公先生：　　欣聞老前輩斷尾（指開除黨籍），誠新春之一喜訊也，可祝可賀。從此先生更可本平民立場，為民主事業奮進不休也。敬祝新年快樂！　　後學殷海光　　1月4日　　「祝壽」風波　　1956年10月31日，蔣介石70歲生日。蔣介石心血來潮，別出心裁地搞了一個「婉拒祝壽貢獻建議」的通知，下發至各機關團體單位。通知說：「婉謝祝壽，以六事諮詢於同仁，均盼海內外同胞，直率書陳所見，俾政府洞察輿情，集納眾議，虛心研討，分別緩急，採擇實施。」 這個「婉辭」在報章發表以後，台灣民社黨常委蔣勻田建議《自由中國》出一期「祝壽專號」，以此來向蔣介石進諫。雷震覺得這個提議很好，與一些主張自由民主的台灣知識分子共同策划了一系列文章，在《自由中國》上刊出。「祝壽專號」共發表十六篇文章，除社論外，其餘十五篇文章出自胡適、徐復觀、毛子水、夏道平、陶百川、王世傑、雷震等人之手。雷震的社論題為《壽總統蔣公》，要點有三：一是建議選拔任用人才；二是確定責任「內閣」制的問題；三是實行軍隊「國家化」的問題。這三個問題都是相當敏感的，社論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提出的這三個觀點恰好擊中了蔣介石當局的軟肋。 比如社論提出的「總統」任期問題，當時蔣介石第二任任期還有三年即滿，根據當時「憲法」規定，總統不能連任三次，待蔣介石屆滿以後怎麼辦？文章指出：……我們一直到現在，對「總統」候選人之選拔，似乎誰都不知道究竟應遵照怎麼樣的一種方式。第一，政黨政治沒有確立；第二，今日之執政黨及其他黨派的內部民主，也都沒有確立。這樣，我們可說根本上就缺乏一個新的「國家領袖」得以產生的機體。……行憲垂十年，責任內閣，事實上還是徒有其名。其所以至此，一方面可能是由於一黨執政，為時過久，民主政治各方面的制衡作用，無從發揮；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於歷屆的行政首長，類都為蔣公一手提拔的後輩，就難免要多受一點蔣公個人的影響，以致對施政的得失成敗，都未能負起積極的責任來，國家成了一個由蔣公獨柱擎天的局面。…… 社論還提出軍隊「國家」化的建議。文章指出，軍隊把長官個人視為軍隊效忠的對象，士兵只知有長官而不知有「國家」，只效忠個人，而不知忠於「國家」，軍中標語所寫的「主義、領袖、國家、責任、榮譽」本末倒置，具有濃厚的封建色彩，應當予以糾正。在這期「祝壽專號」中，值得一提的還有胡適的文章。胡適在文中講述了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的兩個小故事，告誡蔣介石應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國家大事上面，不要對下面管得太死、太多、太細，管細管多了反而管不好；個人的智慧畢竟有限，自己不懂的事情可以讓別人去干，讓自己的部下去干。　　胡適在文章中寫到：　　「……要救今日的「國家」，必須要努力做到「乘眾勢以為車，御眾智以為馬」。怎麼樣才能夠「乘眾勢以為車，御眾智以為馬」呢？我想來想去，還只能奉勸蔣先生要徹底想想「無智、無能、無為」的六字訣。我們「憲法」里的「總統」制本來是一種沒有行政實權的「總統」制，蔣先生還有近四年的任期，何不從現在起，試試古代哲人說的「無智、無能、無為」的六字訣，努力做一個無智而能「御眾智」，無能無為而能「乘眾勢」的元首呢？」 這期的雜誌因為這些敢於直言的文章賣得很火，一再脫銷，不得不連續加印多次。一時間，《自由中國》洛陽紙貴，台灣的大街小巷都在議論雷震、胡適等人的「祝壽」文字，雜誌社每天都要收到很多的讀者來信，稱讚雜誌辦得好。蔣介石當局也因此加緊了對《自由中國》的懲治。首先就是在當局所控制的報刊上，連篇累牘地圍剿「祝壽專號」，通過國民黨官方所控制的《中央日報》，軍方的《軍友報》、《青年戰士報》、《國魂》、「救國團」的《幼獅》，黨方的《中華日報》等先後對《自由中國》進行了攻擊。其次，組織寫作班子編寫宣傳材料《向毒素思想進行總攻擊》，在內部廣為散發宣傳。當局還採取遏制《自由中國》印刷的手段，指使特務們威脅印刷《自由中國》的印刷廠，導致雜誌不得不不斷更換印刷單位。 「祝壽專號」帶來的「麻煩」不止這些，從此以後，特務對雜誌的監管力度越來越大，幾乎每期稿子都要查閱。與此同時，這一期雜誌也給《自由中國》徹底樹立了一個敢於直言、倡導自由民主的形象。1957年的台灣，社會風氣日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領域毫無生氣。《自由中國》編委們認為為了使台灣社會朝著健康的方向發展，並使各項建設事業步入正軌，很有必要給當局，特別是蔣介石指點迷津，使當局清醒認識台灣的當今局勢，決定以「今日的問題」為總題目，分別論述十五個方面的問題，分頭撰寫文章。 以此為標誌，《自由中國》連續八個月刊發了十五篇社論，全面檢討台灣存在的問題。這十五篇文章篇目是：殷海光執筆的「是什麼，就說什麼」；反攻大陸問題；軍隊國家化、軍隊中的黨務等問題；財政問題；經濟問題；美國經濟援助的運用和浪費問題；小地盤大機構，呼籲壓縮並裁減政府機構；建立中央政治制度，發揮政治責任；地方政治問題，主張實行地方自治；立法問題；要求廢除出版法，保障新聞自由；青年反共救國團系非法體制，破壞教育正常運作；黨化教育應該立即停止；「近年的政治心理與作風」，對台灣島的政治風氣敗壞提出了嚴肅批評；「反對黨問題」，以此制衡國民黨在台灣的一黨統治。 為了讓讀者更好地理解這些社論的意義，雷震專門寫了「今日的問題」開頭語《給讀者的報告》，此文類似於編者按，詳細闡釋了《自由中國》討論這些問題的初衷。這篇文章與殷海光的《是什麼，就說什麼》和《反攻大陸問題》一起刊發。 這些社論文章篇篇擊中蔣介石的要害，但最讓蔣介石惱火的要推《反攻大陸問題》一文。蔣介石敗退台灣以後，一再吹噓要反攻大陸，並一再列出了時間表，卻又一次次無法實現。這篇社論分析了反攻大陸的想法是狂妄臆想無法兌現之後，主要分析了這種狂想的巨大危害，文中談到：……「反攻大陸」的公算在相當時期內並不太大，而官方不僅嘴裡說出十分必然的樣子，這且不說，而官方這幾年來在台灣的措施卻是以「馬上就要回大陸」為基本假定。這種辦法，真是弊害叢生。第一，因為一切都是為了「馬上就要回大陸」，一般人就形成事事「暫時忍受」和「暫時遷就」的心理狀態。……第二，因為被「馬上就要回大陸」的心理所誤，官方的許許多多措施都是過渡性的措施。第三，因為「馬上就要反攻大陸」，官方人士拚命辦這種訓練，那種訓練，弄得頗緊張的樣子。緊張的時間太長，大家所追求的目標尚渺不可得。但是迫於威勢，屈於利害，大家不敢形之於色，言之於口。久而久之，雙重人格就出現了：在公共場合，滿口「擁護」、「革命」、「反攻」，在私人場合就是牢騷、悵惆、悲觀、失望、彷徨。……這篇文章讓蔣介石極為惱火。雷震回憶錄和日記中有關於此事的記錄，說刊有《反攻大陸問題》的《自由中國》第17卷第3期從印刷廠一拖出來，就被特務機關盯上了。就連《自由中國》編輯部寄贈給海內外朋友 的雜誌，也多被特務機關秘密扣壓，這其中也包括寄給胡適的雜誌。由此可見當局對這本雜誌的恐懼態度。 蔣介石動用各種宣傳手段、各種宣傳工具，攻擊《自由中國》雜誌破壞了當局的「反共抗俄」的大業、「散布反攻無望論」、「幫共產黨的忙」。據殷海光統計，《反攻大陸問題》社論發表後的短短兩個月時間，僅僅台灣官方各報刊發表的批判、抨擊此社論的文章就達200篇。 為了對當局的攻擊做出回應，1957年9月1日，《自由中國》第17卷第5期上又刊登了社論《關於反攻大陸問題的問題》，指出，當局目前負不起「反攻大陸」的任務，並邁不開步子，使台灣島上沒有這種人才。為什麼呢，因為通過幾十年的政治鬥爭，蔣介石將近半個世紀曆練出來的「國家」人才、精華斗完了。在國民黨內，稍有才能的人，只要有一點不合分寸，定遭踢出於能發揮作用的位置以外；稍有雄心的人，也因不被信任而遭遇被淘汰的命運。在台灣的指導機構里，現在有的是歡呼隊，鼓掌團；有的是事務科長、交際幹事、文書錄事、財務帳房，有原創力的思想家、有眼光的政治家、有新思想的軍事家，均被排擠出局了。今日台灣政治機構的最大特色就是自己束縛自己。關於陳懷祺事件文章：　　「……今年11月初，我以優秀幹部的資格奉令參加『國軍三民主義講習班』第XX班受訓。這個每年照例都要在軍中『勞民傷財』的國民黨軍隊黨部舉辦的講習班，究竟能否收到他們預期的效果，這裡且不管它，現在，我且把我這次在班上受訓所發生的幾個疑問寫出來，以就教於先生。 今年『國軍三民主義講習班』的主要宗旨是堅定『反攻復國』信念，鞏固革命領導中心，一個是反攻大陸問題，一個是革命領導問題，要弄清這兩個問題，於是貴刊去年8月1日所發表的『反攻無望』（這當然是他們給貴刊扣的帽子）的論調以及貴刊『破壞領袖』的『荒謬言論』就一一痛加駁斥，好像今年的『三民主義講習班』就是為了要駁斥《自由中國》的『毒素思想』而才開辦的，每一個教官不管上什麼課程，總要先把《自由中國》痛罵一頓，才好像盡了責任。而且腔調一致，罵來罵去卻脫不了上級原來給他們寫好了的那些根本自相矛盾，無法自圓其說的口號和教條，使我們這些受訓的同學下課後，都搖頭嘆息這些教官們的可憐和幼稚。 ……更使我莫名其妙的是，有一天，我們班裡的訓導主任給我們講話，他說以前有人罵戴笠是領袖的走狗，戴笠不但不怒，反而很榮幸地以狗自居。現在我們革命軍人也要以領袖的『走狗』自居，如果有人攻擊我們的領袖，我們就毫不客氣地咬他一口。天呀！『革命的軍人』居然變成咬人的『狗』！無怪乎當貴刊前年『祝壽專號』出來以後，各方面都朝向你們亂咬一氣，原來他們自認是『狗』啊！ 1960年，蔣介石第二次「總統」任期屆滿，蔣介石又一次面臨著進退的選擇。按照「中華民國憲法」規定，「總統」任期六年，連選得連任一次，也就是說「總統」最多任期只能是12年。但蔣介石的心思是想當「終身總統」，卻受到「憲法」的牽制。怎麼辦？按照蔣介石的思路，當然是要修改「憲法」。但「憲法」不能輕易修改，於是蔣介石的智囊團開始想到了「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只要能修改這個，也能達到蔣介石的目的。 經過謀劃，智囊團決定在「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增加一個新條款：「動員戡亂時期總統府總統得連選連任，不受憲法第47條連任一次之限制」，這個條款一增加，蔣介石要當「終身總統」的法律問題就解決了。 《自由中國》編委們早就看出蔣介石要連選連任，雖然遭受到了當局的巨大壓迫，《自由中國》還是克服重重壓力，勇於直言。在1959年6月，《自由中國》就發表文章《蔣「總統」不會作錯了決定吧？》，公開對蔣介石開火。在「國大」召開之際，《自由中國》更是連篇累牘地發表社論、文章，如傅正的《護憲乎？毀憲乎》、楊金虎的《豈容御用大法官濫用解釋權！》等文，堅決反對蔣介石再度連任。這些文章讓蔣氏父子坐立不安，蔣介石經過精心策劃，決定對胡適採取措施，用胡適來制衡《自由中國》。胡適當時的地位很高，在《自由中國》的影響大，只要胡適不激烈反對，《自由中國》就不會阻擋住蔣介石要三連任的步伐。但胡適不買蔣介石的帳，他堅持自己的意見。儘管胡適沒有向蔣介石妥協，儘管《自由中國》發表了那麼多的反對文章，蔣介石還是在1960年3月21日如願以償地當選為第三任「總統」。對此，《自由中國》同仁感到非常失望和憤慨，發表了《蔣「總統」如何向歷史交待》的社論，對蔣介石的「違憲」行為窮追猛打。時隔不久，台灣舉行地方省議員暨縣、市長的選舉，在這一次選舉中，蔣介石當局採取了違法的助選方式，控制了投開票箱的全過程。《自由中國》很快做出自己的反應，發表社論《這樣的地方選舉能算「公平合法」嗎》一文，在文中公開提出來組建反對黨，來監督蔣介石當局的問題。 面對台灣的腐敗黑暗，雷震早就有組建新黨的想法，現在蔣介石如此不得人心，雷震認為組建新黨的時機已經成熟。《自由中國》此時實際上已經充當了新黨的理論陣地的角色，對此，當局非常緊張、害怕，採取了種種恐嚇、威嚇的方式威脅雷震，並且給擬組建的新黨扣上政治帽子。《自由中國》沒有被嚇倒，繼續和台灣當局進行抗爭。1960年9月1日，殷海光撰寫的社論《大江東流擋不住》，對台灣當局的黑暗統治作了強有力的抨擊，論述了民主潮流必將如滔滔江水一樣，浩浩蕩蕩，沒有人能夠阻擋。這篇文章發表在《自由中國》1960年第23卷第5期，也就是《自由中國》的最後一期上面。從這期雜誌開始，《自由中國》雜誌在台灣消失了。雷震等人，被蔣介石當局逮捕。當局為雷震羅織了六項罪名：倡導反攻無望論；主張美國干涉內政；煽動軍人憤恨政府；為共產黨做統戰宣傳；挑撥本省人與大陸來台同胞間感情；鼓動人民反抗政府流血革命。 雷震的被捕，意味著《自由中國》在台灣的終結。 寧願自殺，也不去反抗的豬，是不配擁有自由和民主的。台灣的思想界人士，在戒嚴時期，無數的人被關在了綠島。但民智已開，最後蔣經國不得不順應民意。沒有人願意放棄權力，除非他看到大部分民眾都開始反對他了。 某些國家全社會沒有幾個人有真正的民主思想，甚至多數人都沒聽過伏爾泰，盧梭，孟德斯鳩的名字。人人只知道孔孟程朱與馬列，想實現民主真的有些難度！ 伏爾泰（1694-1778）。他生活在一個偉大的時代，並且是這個偉大時代中最偉大者。雨果說：「只要談起伏爾泰，就等於說明了整個十八世紀的特點。」義大利有文藝復興，德意志有宗教改革，法蘭西則有伏爾泰。對於法國而言，他既是是文藝復興，又是宗教改革，還是半場法國大革命。路易十六被革命的巴黎人民投入監牢後，才開始閱讀伏爾泰和盧梭的著作，他說：「這兩個人打跨了法國。」命運賜予他頑強的意志和堅強的生命，使他可以從容不迫的瓦解那個腐化的時代，他離開時，一個新時代即將到來。 當少年伏爾泰對做經紀人的父親說自己要做一個詩人時，父親的憤怒使餐桌發生了激烈的顫抖。最終他一個人來到巴黎，這裡提供——使流浪漢成為天才的機遇當然更可能是——讓他們成為無惡不作的惡棍的遭遇。而他當然是真正的天才。 1718年，他的悲劇《俄狄浦斯王》在巴黎創紀錄地連續上演45晚，被兒子邀請來觀看演出的父親用「哦、這個壞蛋。」來掩飾自己的喜悅。這齣戲在標誌詩人一舉成名同時也標誌了古典主義時代的結束和浪漫主義時代的開端。伏爾泰從這齣戲中賺取了4000法郎，他隨後用之於投機金融。這足以表明他至少在經濟繼承了父親的基因，同時也打破了文人往往是理財的弱智這一怪圈。在以後的流亡歲月中，伏爾泰也始終保持了源源不斷的收入，這也是他能獨立於任何強權的重要原因。 伏爾泰死在巴黎，臨終前說：「年輕人真幸運，他們即將看到我們看不到的革命景觀。」當然，他對革命的態度頗為微妙複雜，正如他對君主制的態度類似。畢竟，他堪稱舊時代的瓦解者，而新時代的構建要他的同鄉和學生——讓·雅克·盧梭來完成——儘管盧梭在兩個月後死去。他的葬禮使以往的任何國王的葬禮黯然失色。1791年，大革命中的巴黎人民把他的移骸移入先賢祠。他的胸像上書寫著：「他引導我們走向自由」。 為什麼盧梭「平等與自由」的學說中，會被革命者引以作為屠戮異己的思想工具。考察學術與現實相交匯的歷史，便會發現越發崇高的政治學說，卻經常走向崇高的反面。在法國大革命，自由與平等是最響亮的兩個口號，也是盧梭學說的精華，然而卻以自由的名義殺人，正如羅蘭夫人所哀嘆：自由，多少人借你之手而殺人。同樣，十月革命後的紅色恐怖歲月里，「人民」是使用率最高的詞，人民哪，國家的主義，這是何等崇高，然而，漂亮的口號下，以人民的名義隨意地處決所謂的「敵人」，這些「敵人」可能昨天也還是人民的陣營。 盧梭提出「人民主權論」，主權者從君王轉向人民，這不能不說盧梭政治理想境界之高，然而，人民也是由眾多的個體組成，當人民的權利無限膨脹且走向邪惡時，「人民主權」其實便淪為眾多的「君主主權」。人民是個既實在又空洞的名詞，實在，是因為我們總發覺自己是其中一員；空洞，是因為以人民為名義的主權者，仍然只是少數幾個人，全體人民的主權是非常不切實際的，而這少數幾人，又常讓人民以暴民的形式來體會「主權者」的權力滋味。人民本來是很親和、很崇高、很純潔的象徵，但是有時卻是很可怕、很殘暴、很專制的詞語。法國大革命雖然以人民為號召力，但最終變成了以人民為名義的專制獨裁，獨裁者的權力凌架於人民之上，這種獨裁者常將人民引向暴力，因為暴力會使許多人有一種擁有權力的感覺，象中國的文革一樣，在打砸批鬥中，這種邪惡的權力快感是無可言喻的。盧梭與馬克思，從實質上說都是性善論者，處於無權勢之下的人民必然是合理的。而西方更多的政治思想家則是性惡論者，漢密爾頓就是其中代表。 人民的權力是通過選舉來體現的，而不是發泄權力欲來體現，燒殺搶劫，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是一種潛伏於內心深處的慾望，所缺少的只是機會。從人性惡原則出發，在於防止大惡的發生，人的本性如此，如果沒有限制權力，必然成為暴君！ 雅各賓政權何以會淪落為暴政？而同樣是鼓吹人民主權論的美國革命，卻沒有走向雅各賓之路？因為在美國，人民主權是以選舉政府體現，以比較完善的法律來體現人民的主權，同時又限制多數人暴政的機會。 法國大革命的時代里，街頭巷尾，到處可以聽到大聲演頌盧梭的《民約論》，然而卻又到處是斷頭台與軀首分離的屍體。 盧梭之於羅伯斯比爾，馬克思之於斯大林，尼采之於希特勒，似乎有著很深的淵源關係，然而卻不是必然的邏輯結果。因為凡夫畢竟不是上帝，未來之路，或許可以模模糊糊地遠眺，然而決不可能以凡夫的智慧去設計全部的未來。 截然不同的評價：　　深受盧梭影響的康德說：盧梭第一次發現了深深藏匿了的人類本質，和那深藏起來的、可以通過對它的觀察來證明天意的法則。　　歌德說：伏爾泰結束了一個世界，而盧梭則開始了一個世界。　　斯塔爾夫人說：盧梭並無創新，但他點燃了一切。　　貢斯當說：盧梭儘管被純真的對自由的熱愛所激勵，卻為多種類型的暴政提供了致命的借口。　　尼采說：盧梭始終是個無教養的人,也是文學家,這是聞所未聞的;他厚顏無恥，他藐視一切他未經手的事物。　　羅曼·羅蘭說：讓—雅克·盧梭是心靈的力量壓倒其時代的最突出的範例之一。他滲透、改變和徹底改革他那個世紀和以後世紀的社會。　　巴金說：我寫小說，第一位老師就是盧梭，從《懺悔錄》的作者那裡學到誠實，不講假話。 大上海繁華似錦，車水馬龍，閘北公園卻靜怡，清淡。彷彿猶如先生故鄉「桃源」名，浮想聯翩而不知有漢同魏晉。陵墓在公園距大門約50米處，半拱形墓地前有大理石坐像，洒脫出表現出政治家的氣質風度。墓前石碑正面「漁父」兩字是章太炎篆文手跡，背面刻于右任所書銘文:「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紀，為直筆乎？直筆人戮。為曲筆乎？曲筆天誅。嗟嗟九泉之淚，天下之血，老友之筆，賊人之鐵。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銘諸心肝，質諸天地。嗚呼！」其情其景，唏噓長嘆！ 對孫文的革命，宋先生基本上默許。但覺得革命是以構建一個給予億萬同胞福祉為目的，並期望讓現代政治文明在東方神州生根反芽。辛亥後便致力於三權分立，實行透明政治，為實行限制總統權力的內閣制奔波呼籲，並親制以後成為憲法藍本的《鄂州約法》。早先就與孫系南京政府政見相左，在經歷北京兵變後，因贊成定都北京被人斥責為袁之說客並遭遇毆打。革命功成革命黨消，歷史規律。深諳政治之道的宋先生懂得現代政治的妥協，包容，求同存異。歷經千辛萬苦，重重險阻將幫會性質的同盟會改造為現代政黨典範的國民黨，使國民黨成為中國第一大政黨。在孫文無意就職之下成為代理理事長，負責國民黨的組織與建設並領導取得國會選舉的成功，成為議會中的多數黨。躊躇滿志欲行政黨內閣之實，「進而在朝，就可以組成一黨的責任內閣，退而在野，也可以嚴密的監督政府，使它有所憚而不敢妄為，應該為的，也使它有所憚而不敢不為。」讓人痛心疾首的是因此遭至殺身之禍，一切在公元1913年3月22日划上感嘆號！ 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濁酒一杯，祭奠先生。當民主憲政只是文字遊戲時，一切都為名利服務下，先生千古！ 宋教仁之後無宋教仁！！！ 政治不是為了眩人眼目而搭建的空中花園，理想的高遠只有在得到現實的證明才有意義。孟德斯鳩對中國的描述，主要體現在他的政治學名著《論法的精神》一書中，這與他學術研究的比較方法有關。按照孟德斯鳩的地理環境決定論，中國應該是一個地道的專制國家。他說，「人們曾想使法律與專制主義並行，但是任何東西和專制主義聯繫起來，便失掉了自己的力量。中國的專制主義，在禍患無窮的壓力之下，雖然曾經願意給自己帶上鎖鏈，但都徒勞無益；它用自己的鎖鏈武裝了自己，而變得更為凶暴。」因此，「中國是一個專制的國家，它的原則是恐怖」（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冊，以下引文均同）。 孟德斯鳩對中國專制制度的核心——皇權進行了猛烈地抨擊，他指出，中國的法律規定，任何人對皇帝不敬就要處死刑。因為法律沒有明確規定什麼叫不敬，所以任何事情都可拿來作借口去剝奪任何人的生命，去滅絕任何家族。如果大逆罪含義不明，便足以使一個政府墮落到專制主義中去。孟德斯鳩還說，中國皇帝與西方皇帝的認識不同。西方的君主感到，如果他統治得不好的話，則來世的幸福少，今生的權力和財富也要少；但是中國的皇帝知道，如果他統治得不好的話，就要喪失他的帝國和生命。孟德斯鳩在此深刻地指出了宗教信仰的缺失對中國的專制皇權所產生的影響，也就是說，西方的皇權因為有神權的制約而有所收斂，中國的皇權因為沒有任何約束、尤其是宗教的約束而異常兇殘。孟德斯鳩還揭露和抨擊了「連坐」的專制暴政，他說，在中國，父親獲罪要連坐兒女妻室。孟德斯鳩指出，這是出自專制狂暴的一項法條。他用人道主義的筆觸譴責道，「這些兒女妻室不當罪人就已經夠不幸了。然而君主還要在自己與被告之間放進一些哀求者來平息他的憤怒，來光耀他的裁判。」因而，孟德斯鳩引用了傳教士杜亞爾德的話說，「統治中國的就是棍子」，所以他不同意某些傳教士關於「中華帝國的政體是可稱讚的，它的政體的原則是畏懼、榮譽和品德兼而有之」的說法。 孟德斯鳩對中國清代殘暴的文字獄也有精彩的論述，他說，「言語只有在準備犯罪行為、伴隨犯罪行為或追從犯罪行為時，才構成犯罪。因為在有的時候，諷刺的文字能夠使一般人的怨憤轉為嬉娛，使不滿的人得到安慰，減少人們對官職的嫉妒，增加人們對痛苦的忍耐，使他們對所受的痛苦，一笑置之。」孟德斯鳩在這裡顯然深刻地意識到了，言論自由是生活在專制政體下的民眾宣洩憤懣、緩解壓力的一種有效途徑。然而，由於專制政體的膽怯和心虛，它便不得不扼殺言論自由，大興文字獄，實行恐怖統治，追求所謂的平靜和穩定。然而，令我們這個民族頗感恥辱的是，孟德斯鳩所抨擊的中國清代的文字獄，在以後幾百年的中國不僅沒有消失，反而是愈演愈烈，到了二十世紀的「文革」期間更是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孟德斯鳩如果尚在人世的話，不知道又會發出怎樣的感慨。 一、人生來平等。　　二、人類是群居的社會性動物。　　三、由於社會的發展，群居的社會，需要為大家管理公共事務的人。　　四、鑒於上面的原因，我們把從我們中間選出來的，為大家管理公共事務的人組織起來，我們叫這個組織為：「政府」。　　五、為了限制和管理政府，我們公民需要一個和政府的總契約（合同）。這個契約或叫「合同」的文件，為了區別於一般的契約，我們命名它為「憲法」。　　六、所以根據《憲法》我們擁有權力的同時，也要執行義務，政府也這樣。Weholdthesetruthstobeself-evident,thatallmenarecreatedequal,thattheyareendowedbytheirCreatorwithcertainunalienableRights,thatamongtheseareLife,Liberty,andthepursuitofHappiness.　　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Thattosecuretheserights,GovernmentsareinstitutedamongMen,derivingtheirjustpowersfromtheconsentofthegoverned.　　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類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力，是經被治理者的同意而產生的。英國從16世紀末開始涉足美洲，1607年在北美大陸建立了第一個永久性的據點——詹姆斯敦。到1733年，英國已在北美大西洋沿岸相繼建立了13個殖民地，這就是美利堅合眾國的前身。以歐州市民階層為代表的移民聲稱受到歐洲所在國教會「贖罪券」的迫害。當時的教會規定，教徒有「罪過」可購買教會發行的「贖罪券」贖罪。清教徒認為自己無罪，「贖罪券」只不過是教會斂財的把戲。北美大陸無此規定，他（她）們便舉家移民往北美大陸。清教徒在北美有發展的機遇和前途，那裡沒有封建意識，沒有封建枷鎖，那裡只有商業冒險與創造精神，有商品經濟的快速發展。 1620年，英國的一群政治避難者，乘一艘名叫「五月花」號的船，在北美的馬薩諸塞登陸，建立普利茅斯城、奠定了新英格蘭殖民地的基礎。 後來在馬薩諸塞、羅德艾蘭、康涅狄格和新罕布希爾又分別建立了4個殖民地。 17世紀中期英國又建立了馬里蘭殖民地，從荷蘭手中奪取特拉華，又奪取新尼德蘭，並將其分割為二，建立紐約和新澤西兩個殖民地。 1682年，英王查理二世將賓西法尼亞賜給業主威廉·賓，以抵償王室欠債務，同年建立費城，建立賓西法尼亞殖民地。英王查理二世把卡羅來納賜給其寵臣們，後又將卡羅來納分為兩部，即北卡羅來納和南卡羅來納兩個殖民地。 1733年，建立喬治亞殖民地。至此，從大西洋沿岸，到阿巴拉契亞山脈以東，英國在北美大西洋沿岸建立了13個殖民地。 1606年4月10日，英國國王詹姆斯一世授權弗吉尼亞公司在新大陸開闢殖民地。第一次遠征隊伍於1606年12月20日從倫敦出發，1607年5月12日，他們在離切薩皮克海灣60英里的詹姆士河邊的一個小島上登陸。 然而，這裡的沼澤地形滋生了大量的蚊子，成了攜帶多種疾病的溫床：痢疾，瘧疾，天花。英國人無法適應這樣的環境。許多定居者成了犧牲品，這些人感染疾病後不久死亡。此外，最初弗吉尼亞州的政府很軟弱，而其個別成員經常對於政策進行爭吵。殖民者瘋狂掠奪他們所能找到的貴金屬（尤其是黃金），卻忽視了他們正在惡化的健康。「印第安掃蕩」，也削弱了任何在防衛和統一方面的希望，並導致殖民地的人口逐步下降。到了1609年至1610年冬天時，就是「饑荒時代」，原先的500旅客只剩下了60人。 儘管存在這些缺陷，還是有兩個男人幫助殖民地生存了下來：約翰·史密斯和約翰·羅爾夫。1608年來到弗吉尼亞州的約翰·史密斯，下了最後通牒——那些沒有工作的人不會得到食品或是薪水。他的努力成功的提高殖民地生存條件，殖民者學會了如何提高農作物產量，他們和附近的印第安人進行貿易，史密斯為殖民點帶來了和平。 1619年，弗吉尼亞州成立了殖民地議會（HouseofBurgesses），這是美國的第一個民選的立法議會。它標誌著自治的開端，通過嚴酷的法律來加強對殖民地的統治。然而同時，弗吉尼亞州被宣布為「直轄殖民地」，這意味著特權從弗吉尼亞公司轉移到了英國皇室，這也意味著現在詹姆斯敦是由英國君主進行管理。雖然殖民地議會（HouseofBurgesses）還允許政府的統治，但國王任命了一個總督來解決爭端和執行某些英國的政策。 1770年代初，英國人嘗試全面控制13個殖民地，主要通過徵稅，促使波士頓人發動了美國革命。引起獨立戰爭的波士頓屠殺、波士頓茶葉事件，都發生在州府波士頓這個城市。 波士頓傾茶事件(BostonTeaParty)--1773年12月16日，誘發北美獨立戰爭的波士頓傾茶事件爆發。這是一場由波士頓居民對抗英國國會的政治示威。 要想弄清楚波士頓傾茶事件的來龍去脈，話還要先說到英法兩國爭奪殖民霸權的戰爭。長期以來作為歐洲兩大強國的英國和法國，一直在為爭奪歐洲和世界霸權而征戰不已，1763年英國在7年戰爭中最終取得了對法國的勝利，法國被迫將整個加拿大讓給了英國，並從整個印度撤出只保留了5個市鎮，英國從此成為殖民霸主，逐漸邁向了日不落帝國。但是英國將這次戰爭的戰費轉嫁到北美殖民地的身上，引發當地居民的不滿，這就引發了波士頓傾茶事件。 1773年11月，7艘大型商船浩浩蕩蕩開往殖民地，其中3艘開往波士頓，其他4艘分別開往紐約、查里斯頓和費城，船還沒靠岸報紙評論便充滿了火藥味，紐約、查里斯頓和費城三地的進口商失去了接貨的勇氣，數以噸計的茶葉不得不再被運回倫敦。而運往波士頓的四艘茶葉，在1773年的12月16日，塞謬爾、亞當斯率領60名自由之子化妝成印第安人潛入商船，把船上價值約1.5萬英鎊的342箱茶葉全部倒入大海。 不過此舉被英國政府認為是對殖民政府的挑釁，於是英國政府派兵鎮壓，終於導致1775年4月美國獨立戰爭的第一聲槍響。 凱撒·羅德尼是大陸會議的一名代表。1776年7月1日，儘管身患哮喘和癌症，凱撒·羅德尼冒著暴雨，騎馬80英里趕到費城。第二天，他準時到達獨立廳，投下了象徵國家獨立的決定性一票。 大陸會議於1776年7月4日通過了《獨立宣言》，正式宣布13個殖民地獨立。 從列剋星敦的第一槍算起，北美獨立戰爭共經歷了8個年頭。在這場持久的戰爭衝突中，有25萬美國人在不同的時間和階段拿起武器為自由而戰鬥。 戰爭結束時喬治·華盛頓說了一句極有遠見的預言。他說，「我們的命運將涉及未來世世代代的億萬男女的命運。」 從衣衫襤褸,戴著鐐銬等待出賣的奴隸，到西裝革履地向公眾大談美國價值觀的貝拉克.奧巴馬，400年間，美國黑人的地位發生了驚人的變化，這種變化也是耐人尋味的，但這種變化並非由我們多數人想像的血雨腥風的暴力反抗帶來的，相反，這種變化很大程度上源於美國社會自身，或者說白人主流社會自身的一種自我完善的機制。　　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看到了這一點，因此他成為全體美國人的英雄：　「我們反抗的目的，與其說是為了反抗這一制度，不如說是為了更加完善這一制度。」　　馬丁.路德.金的這句話不僅僅詮釋著民權運動，也詮釋了整部美國黑人史。孟德斯鳩的分權制衡思想在近代西方政治史中佔有重要地位。為防止君主專權，孟德斯鳩提出了三權分立學說，保障公民的政治自由是他提出分權制衡思想的目的所在。三權分立（checksandbalances）亦稱三權分治，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的建制原則。其核心是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相互獨立、互相制衡。 三權分立具體到做法上，即為行政、司法、立法三大權力分屬三個地位相等的不同政府機構，由三者互相制衡。是當前世界民主國家廣泛採用的一種民主政治思想。 孟德斯鳩認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一條萬古不易的經驗。」「如果同一個人或者是由重要人物、貴族或平民組成的同一個機關行使這三種權力，即制定法律權、執行公共決議權和制裁私人犯罪或爭訟權，則一切便都完了。」而制約權力的終極目的是保障公民的權利。 「當蒙昧時代，人們就是做了極壞了事也毫無疑懼。在開明之世，即使做了最大的好事也還是要戰慄的。」所以，每個時代，「啟迪人民不是無關緊要的事」。 「孟德斯鳩反對神學，提倡科學，但又不是一個無神論者和唯物主義者，他是一名自然神論者。他最重要的貢獻是對資產階級的國家和法的學說作出了卓越貢獻，他在洛克分權思想的基礎上明確提出了「三權分立」學說；他特彆強調法的功能，他認為法律是理性的體現，法又分為自然法和人為法兩類，自然法是人類社會建立以前就存在的規律，那時候人類處於平等狀態；人為法又有政治法和民法等。孟德斯鳩提倡資產階級的自由和平等，但同時又強調自由的實現要受法律的制約，政治自由並不是願意做什麼就做什麼。他說「自由是做法律所許可的一切事情的權利；如果一個公民能夠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為其他的人也同樣會有這個權利。」其中還提出了「地理環境決定論」，認為氣候對一個民族的性格、感情、道德、風俗等會產生巨大影響，認為土壤同居民性格之間，尤其同民族的政治制度之間有非常密切的聯繫，認為國家疆域的大小同國家政治制度有極密切的聯繫。 盧梭主張感覺是認識的來源，堅持「自然神論」的觀點；強調人性本善，信仰高於理性。在社會觀上，盧梭堅持社會契約論，主張建立資產階級的「理性王國」；主張自由平等，反對大私有制及其壓迫；提出「天賦人權說」，反對專制、暴政。在教育上，他主張教育目的在培養自然人；反對封建教育戕害、輕視兒童，要求提高兒童在教育中的地位；主張改革教育內容和方法，順應兒童的本性，讓他們的身心自由發展，反映了資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從封建專制主義下解放出來的要求。並且拋棄了他自己的孩子，因為懷疑他那年幼的老婆對他不忠和記恨他丈母娘的刻薄吝嗇。這一點在《悲慘世界》中也被雨果反覆嘲笑挖苦。而他自己的《懺悔錄》也極內疚地提到了這一點。主要著作有《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社會契約論》、《愛彌兒》、《懺悔錄》等。 三權分立原則作為一種學說，最先由英國資產階級思想家洛克提出。在封建專制獨裁統治下，皇帝或國王的權力至高無上，總攬立法、行政、司法大權。17世紀，英國發生資產階級革命。1689年10月英王威廉接受了《權利法案》，1701年6月簽署了《王位繼承條例》。這兩個法案確立了英國以三權分立為原則的君主立憲政體。洛克在已經存在的政治現實基礎上，提出了立法權和執行權（行政權）的分立，並指出，立法權高於行政權，他講的立法權和執行權分別指國會和英王。因此，洛克所謂的分權，就是分掉代表封建貴族的國王特權，把立法權、司法權一項項奪過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他的分權理論在政治上具有顯著的進步意義。 孟德斯鳩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了洛克的分權學說，主張必須建立三權分立的政體，按照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的原則組成國家。他說：「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當立法權和行政權集中在同一機關之手，自由便不復存在了，因為人們將要害怕這個國王或議會制定暴虐的法律，並暴虐地執行這些法律」.他還根據英國的政治制度說明各種權力之間的制衡關係，指明立法機關由兩部分組成，可通過相互的反對權相互鉗制，立法機關的兩部分都受行政權的約束，而行政權亦受立法權的約束，彼此協調前進。孟氏的分權理論與洛克的分權理論相比有重大的發展，孟氏的三權劃分比洛克更明確，且比較合理，更重要的是，孟氏不僅說明分權，而且進一步說明了權力行使過程中發生矛盾衝突時如何解決，不僅在政治上起到了鼓舞資產階級革命的作用，而且對未來國家如何防止權力濫用，如何對權力進行有效的制約提供了參考模式。 首先，從三權分立的目的看，無論對於該理論的創始人還是運用該理論的國家來講，三權分立就是為了制約權力，防止權力濫用，防止某一國家機關或者個人的獨裁和專制，從而保證國家政治上的穩定。孟德斯鳩認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一條萬古不易的經驗。」「如果同一個人或者是由重要人物、貴族或平民組成的同一個機關行使這三種權力，即制定法律權、執行公共決議權和制裁私人犯罪或爭訟權，則一切便都完了。」而制約權力的終極目的是保障人民的權利。因此，無論對於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對權力的制約都是一種實在的需要，只是資本主義國家制約權力的本質是維護資產階級的整體利益，而是社會主義國家制約權力的本質是為了真正保障人民的權利。 其次，從三權分立的內容看，在英國資產階級與封建貴族分享政權的事實已成為歷史以後，按分權理論建立的資本主義的國家機關，都根據國家權力的表現形式將其分為立法、行政、司法機關，這三種國家機關分別行使不同的國家權力，並使之存在相互制約關係。在資本主義國家裡，資產階級掌握國家政權，行使國家權力，很難說這三種權力是分立的，就連代表民意的代議機關實際上也是有產者的論壇和表決器，但是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三權分立仍然是資產階級為維護其整體利益，為保證國家權力有效、正常運行而採取的一系列方法模式。資本主義國家採用三權分立的方法和手段確實起到了制約權力、防止專制的目的。如美國兩百多年以來，分權、制衡、總統不得連任兩屆以上的思想，一直指導著美國的政治生活，保持了美國政治的長期穩定。 民主國家的教育應當是提高人們的心智，而專制國家的教育所尋求的降低人們的心智。 專制國家的教育就必須是奴性教育。甚至對那些處在指揮地位的人們，奴性教育也是有好處的，因為在那裡沒有當暴君而同時不當奴隸的。它將恐怖置於人心裡，達到降低人們心智的目的。絕對的服從，就意味著服從者是愚蠢的，甚至連發命令的人也是愚蠢的，因為他無須思想，懷疑或推理，只須表示一下自已服從的意願就夠了。 「崇聖」就是崇拜聖人。 「聖人」就是歷史已成名的偉人，愛屋及烏，偉人的觀點，甚至隻言片語也當然在崇拜之中。從來不願意從反面來駁斥聖人的觀念，囫圇吞棗式地接受，永遠都是聖人的「心奴」。 儒教全部學說的核心在於「崇聖性」：一切思想到聖人已經悟透，無法逾越；所有的權力到君主，便達到頂峰，不能攀登；社會只存在著一個思想，那就是君主的思想。只存在著一個聲音，那就是君主的聲音。在一個國家，某種思想一旦成為「惟一」，而且「法定」，那麼這個民族也就休想再有什麼創造力，想像力！ 聞一多：孔家店的貨色，只是教人如何做好奴才，沒有教如何做人。 黑格爾在《歷史哲學》這樣說道：「中國是個沒有時間向度的國家。」即使經過了多少次殘酷的鬥爭，還有人乞望拿起孔孟這塊敲門磚，為自己謀取利益。有人在鼓吹復興儒學，鼓吹「原典儒學」，在「愛我傳統文化」名義下倡導「讀經運動」，在兒童中全力普及，希冀恢復沒落後的封建統治思想的根基。 孫文在領導中國革命屢受挫折後，改奉「以俄為師」，將蘇俄「黨化國家」的體制引入中國，提出和推行了「以黨治國」論，這便是「以黨治國」的發端。1915年，孫就明確指出：「吾人立黨，即為未來國家之雛形」。1920年，更強調黨是民國的根本。鄭重聲明：「本總理向來主張以黨治國」。1924年1月，在國民黨「一大」改組期間，孫中山解釋說：「我從前見得中國太紛亂，民智太幼稚，國民沒有正確的政治思想，所以便主張『以黨治國』。」 孫中山把建國的步驟分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並提出訓政時期「黨在國上」。他說：「當俄國革命時，用獨裁政治，諸事一切不顧，只求革命成功……其能成功，即因其將黨放在國上。我以為今日是一大紀念日，應重新組織，把黨放在國上。」長期追隨孫中山的胡漢民，在闡述孫中山的「以黨治國」理論時強調說：「『以黨治國』是以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為取向的政治模式，於建國治國之過程中，本黨始終以政權之保姆自任。」 蔣介石將孫文的「以黨治國」和「三階段論」發展成為一種極權主義的政治體制。奉行「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並要求國人對領袖絕對效忠。在推行獨裁統治的過程中，國民黨的「黨文化」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按蔣的說法，國民黨是「唯一救國的黨」，因此理所當然地應佔據國家的所有權力。「以黨治國」經過這樣的演進，就成為建立「黨化國家」的政治體制和政權組織形式的理論基調，從而使中國憲政化進程出現大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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