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看那個時代

從1945年秋天到1991年初冬，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解體，這40多年時間被歷史學家稱為冷戰時期。

時光荏苒，冷戰結束不覺間已過去20年。「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這個蘇聯的全稱已經陌生，現在的年輕人很少有人念得利索。回首往事，其實冷戰的幾十年影響到幾代人的社會生活和人生道路，在這個世界上，大概從生於20世紀初年的人，到今天俗稱的70後、80後，無不受到冷戰的影響，不論歐美亞非都是如此，中國人也在其中。

像我這樣生於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人，當年流行的說詞是「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一代，人生幾乎與冷戰時期同步，生活環境的方方面面無不受到冷戰的影響。出生的時候朝鮮正在打仗，許多人的名字叫「抗美」、「援朝」、「赴朝」，1953年7月朝鮮停戰後，又有不少起名「和平」、「勝利」。小時候天天喊:「打倒美帝國主義!」後來是炮擊金門，小學課文就有「台灣海峽浪滔滔，掀起十二級大風暴……開炮開炮開炮，向艾森豪威爾開炮!英雄的大炮在怒吼，艾森豪威爾滾回去!」的詩歌。50年代和60年代之交中蘇關係破裂，到了60年代末，蘇聯成了正式的敵人，報紙上稱為「社會帝國主義」，我們就忙著「備戰、備荒」，「深挖洞，廣積糧」，城裡人還有挖防空洞、打戰備磚的經歷。再後來是1972年尼克松訪華，學習「偉大領袖」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理論」……

現在許多人一談到國內外時事，還常常用「冷戰思維」來考慮問題，好像身邊都是敵人，或者是「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

在後冷戰時代，在今天和平的環境里，靜下心來讀一些研究冷戰的書，傾聽歷史學家們解讀歷史，幫我們搞清楚許多當年沒有搞清楚的「為什麼」，在回首大時代往事的同時，也細嚼小我的人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1946年3月丘吉爾先生在美國富爾頓威斯敏斯特學院的著名演講，被認為是「冷戰」的最初信號，他說:「從波羅的海邊的什切青到亞得里亞海邊的的里雅斯特，已經拉下了橫貫歐洲大陸的鐵幕。這張鐵幕後面坐落著所有中歐、東歐古老國家的首都———華沙、柏林、布拉格、維也納、布達佩斯、貝爾格萊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亞。這些著名的都市和周圍的人口全都位於蘇聯勢力範圍之內，全都以這種或那種方式，不僅落入蘇聯影響之下，而且越來越強烈地為莫斯科所控制。」

丘吉爾

阿諾德·托因比（一譯湯因比）先生在《國際事務概覽》1947—1948年卷開篇的導言中寫道:「1947—1948年期間，左右世界歷史的重大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各戰勝國未能把戰時的合作保持下去，因而世界隨之重新分裂為兩個對立的陣營。」他說:二戰結束還不到兩年，「這場國際性的大災難就向人類突然襲來;因為莫斯科外長會議（1947年3月10日—4月24日）失敗後，那些不久前的盟國之間的破裂就已昭然若揭了……這一破裂意味著，厭戰的世界在期待勝利的大國相互協作，以建立一個穩定而持久的世界秩序所抱的曇花一現的希望，隨之消逝了」。

1947年春季蘇聯和西方世界的分裂，使蘇聯和美國各自掌握了半個地球的霸權。

在西方，美國總統杜魯門1947年3月12日對國會發表施政演說，號召向共產黨威脅的希臘和蘇聯勢力壓力下的土耳其提供經濟和軍事援助。他的方針被人們同歷屆美國總統最著名的外交聲明聯繫起來，通稱為「杜魯門—門羅主義」，或簡稱「杜魯門主義」。

美國總統杜魯門

杜魯門主義的核心思想是，美國置身於歐洲之外的傳統政策已告結束，「美國的政策必須支持各國自由人民，因為他們正在抵抗少數人的武裝活動或外來壓力的征服企圖」。幾個月後時任美國國務卿的馬歇爾將軍6月5日在哈佛發表演說，提出向歐洲國家提供經濟援助以復興歐洲各國經濟的計劃，即著名的「馬歇爾計劃」。它在三個方面比杜魯門主義前進了一步，第一，計劃涉及全歐洲而不是幾個具體國家（向17個國家提供130億美元左右的援助和貸款）;第二，它首先是一項經濟計劃;第三，計劃將持續施行4年以上。馬歇爾說:「整個歐洲都已受傷，所以非治癒不可的乃是整個歐洲的經濟和社會結構。」曾任義大利外長的老資格歐洲事務專家斯福扎伯爵概括了馬歇爾計劃的三個基本要點:「它把復興的主動權交給了歐洲各國;它需要最大的協調一致的努力;它使經濟因素居於其他一切考慮之上。」

在蘇聯這一邊，最高領導人斯大林推行強制性的紀律，並強求一致。這本是舊俄國天生的力量和弱點，蘇聯所繼承的就是它的領土和傳統。蘇聯在東歐消滅或分裂共產黨以外的其他黨派，禁止各衛星國政府接受馬歇爾計劃，以「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的形式重建與業已解散的共產國際相等的組織。蘇聯既控制鐵幕內的各國共產黨，也控制鐵幕外的共產黨。

斯大林

接著兩大勢力範圍又開始在亞洲劃分。本來兩大列強在這個廣大的世界上大有迴旋餘地，盡可以各自生活，相安無事，可是，由於原子彈的發明，從軍事方面來說，卻把世界縮小到使兩個巨人處於短兵相接的地位。

在美蘇這兩個大國之間，橫亘著兩個主要的中間地帶，一個在歐洲，另一個在亞洲。兩大勢力在中間地帶競爭。1949年到1950年形勢發生了變化。在歐洲是對美國有利，在亞洲對蘇聯有利。托因比先生說:「使俄國在亞洲取得主動權的一系列事態發展，首先是中國國民黨最終敗於共產黨之手，接著是北朝鮮向南朝鮮發動進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並與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兩國正式結盟。對此，英國歷史學家彼得·卡爾科沃雷西認為:「中國共產黨人的勝利，使美國的敵人們在亞洲所獲得的力量，超過了它們由於俄國人向易北河推進而在歐洲所獲得的力量。」他寫道:「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蘇聯有了一個不僅是名義上的而且是事實上的盟國。在此之前，俄國陣營只是包括一個大國以及若干態度捉摸不定的隨從國家而已。」衛星國對蘇聯來說，軍事上是前哨，經濟上可以剝削，但不太靠得住，中國這樣的盟國則不同，「它遠不止是一個安全上的保障，而且是在處理當前困難方面的一個現實助手」。西方的一些評論家傾向於持這樣的看法，即「中國過於強大，不見得會永遠成為蘇聯的一個不折不扣的可靠幫手，並根據這點自我安慰說，有朝一日這兩個新盟國之間可能會出現破裂」。十年後，預言就成為現實。

英國政府準備接受既成事實，承認中國的新政權。在這件事情上，英國執政黨與英國反對黨並無分歧，經常批評工黨政府的反對黨領袖丘吉爾1949年11月17日在下院外交事務辯論時說:「承認一個人的存在不一定等於贊同這個人的行為。人們不得不在這個萬惡的世界上承認他所不喜歡的許多事和人。建立外交關係不是為了表示恭維，而是為了獲得一種方便……與莫斯科政府有了全面的外交關係，卻不與它在中國的巨大分支保持實際接觸，這似乎很難說是恰當的。」1953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丘吉爾先生常常口出名言，這是其中之一。

1950年上半年，人們預料華盛頓是會跟著倫敦走的，即使近期做不到，遲早也會如此，朝鮮戰爭的爆發使這一行動成為不可能。本來在這一段時間，美國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就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以及建立一個集體安全體系問題。1950年6月以後，這些問題就包括在朝鮮戰爭中了。

朝鮮戰爭爆發，美國與中國先後出兵，兩個大國正面交火。冷戰從歐洲到亞洲，從冷戰變熱戰。

這場戰爭早有預兆:美國和俄國的部隊從朝鮮撤出，使這個國家在1949年分裂為兩個對立的政權。每一個政權都決心要消滅另一個政權，並以自己的模式來統一朝鮮。當時的統計數字是:戰爭爆發前，南朝鮮的軍事力量大約由10萬人組成，沒有重型武器、坦克或飛機，而且士氣不穩。「整個北朝鮮的兵力可能在9萬至10萬人之間，訓練有素，並且裝備有某些俄國的精良武器，這些武器包括T34型和T70型坦克，數量充裕的大炮，以及大約100至150架俄國戰鬥機。」

1950年6月25日凌晨，戰爭在朝鮮半島中部北緯38度沿線爆發了。隨後又立即爆發了一場關於誰發動了戰爭的激烈辯論。當天美國東部夏令時14時，聯合國安理會開會討論朝鮮問題，在蘇聯沒有參加的情況下，4小時後休會前，安理會以9票對0票，1票棄權通過了一項決議，要求立即停止戰爭行動。接下來的時間裡，組成了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麥克阿瑟任總司令。杜魯門總統命令美國第七艦隊隔離台灣海峽。27日，美國政府書面要求莫斯科施加影響，以促成北朝鮮部隊撤出，蘇聯政府答覆是，挑釁的責任在南朝鮮，並說這是朝鮮的內政。30日，杜魯門授權麥克阿瑟使用「地面增援部隊」，命令美國海軍封鎖整個朝鮮海岸線，並批准使用美國飛機轟炸北朝鮮境內的目標。

儘管美國部隊一批批地投入戰鬥，到8月底，聯合國軍被困於南北80英里、東西60英里的矩形地區。9月15日，美軍在漢城（現譯首爾）西面和朝鮮海岸處於半島南端之北約150英里半島蜂腰處的仁川登陸。朝鮮戰爭因此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仁川登陸後，金日成的部隊幾近崩潰，10月7日，一些有利於聯合國軍和南朝鮮的決議在聯合國大會通過，此後幾小時的10月8日，美國軍隊越過了三八線。10月中旬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到11月底，中國成功的反擊造成聯合國軍一片混亂。

西方媒體當時評論說:「北京的動機迄今尚未被歷史學家所了解。」並揣測了中國出兵的動機:雖然人們不可能相信北朝鮮人會在俄國不知情或不同意的情況下採取了行動，但人們更難相信中國人會在俄國不知情或不同意的情況下這樣做。從近年解密的蘇聯和中國檔案中可見，6月開始的戰爭和10月中國出兵，都是在與蘇聯領導人斯大林反覆磋商後進行的。證明當時的推斷是正確。

蘇聯雖不是一個真正的交戰國，但已深深捲入。到了1950年年終，中國人參與朝鮮戰爭，戰局發生了很大變化。1951年上半年的戰事不曾使任何一方認為有勝利的前景，雙方的談判人員未能就停戰條款達成協議;直到這年年底，彼此還在懷疑對方的誠意。

1951年的4月11日，麥克阿瑟被杜魯門解除了職務，聯合國軍總司令由美八軍司令馬修·李奇微將軍繼任。這一消息讓美國人和全世界大為震驚。麥克阿瑟幾天後回到美國受到了盛大歡迎。他在美國國會兩院聯席會議發表演講，他認為在中國干預以後，採取一些新的措施是十分必要的。他具體說明了這些措施應是加強對中國的經濟封鎖，實行對中國海岸的海軍封鎖，取消對中國沿海岸地區和滿洲（中國東北）空中偵察的限制，最後，撤銷對中國國民黨軍隊向大陸進行軍事行動的禁令，並以提供給養和運輸的方式支援國民黨軍隊，使之軍事行動更為有效。他還警告說，如無增援部隊，又不實施他所建議的對華措施，那麼勝利是不可能的。

麥克阿瑟

麥克阿瑟5月3日至5日在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和外交委員會的聽證會上所證詞中說:他贊成向北京政府發出通告，如果它拒不在朝鮮停止戰爭，就將對它實施經濟和軍事制裁。制裁措施中將包括空襲中國在滿洲的基地和工業中心。如果聯合國不同意採取這種措施，那麼就由美國單獨承擔。他還說，台灣無論如何也不能落入共產黨手中，因為它是美國在太平洋的地位中不可缺少的戰略堡壘，喪失了它就將喪失菲律賓和日本。他還貶低戰爭一旦擴大到中國將引起俄國軍事干預的危險性。

對朝鮮戰爭的發展，美國國防部長馬歇爾和參謀長聯席會議與麥克阿瑟一直存在著根本分歧。馬歇爾將軍的結論是促使北京政府接受條件的最好辦法莫如繼續在朝鮮抵抗中國軍隊的進攻，以消耗其力量。在此後的聽證會上，馬歇爾的意見大體上獲得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支持。特別是聯席會議主席奧馬爾·布雷德利將軍，他於5月15日說，採用麥克阿瑟的建議很可能把美國捲入一場「在錯誤的地點、錯誤的時間和錯誤的敵人進行錯誤的戰爭」。

注意!一些文章引述布雷德利的這句名言時，認為他說美軍在朝鮮打仗是「錯誤的地點」的「錯誤的戰爭」。其實布雷德利是指如果把戰爭擴大到中國本土，才是「在錯誤的地點」「和錯誤的敵人進行錯誤的戰爭」。

朝鮮戰爭爆發之前，西方擔心共產黨人沿著長長的共產主義世界邊境發動戰爭，朝鮮開戰後，美國的盟國害怕美國處理不當而引起更大的戰爭。李奇微後來寫道:「如果實行他（麥克阿瑟）的計劃，就要承擔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巨大風險，西歐就會遭受蹂躪，緊接著，我們肯定會失去一些久經考驗的、最忠實的盟友。還應當記住，在冒這些風險時，我們自己的國家將會處於毫無準備的可悲狀態……」

麥克阿瑟的方案被杜魯門和國會否決。戰爭還是在朝鮮半島繼續。從我小時候到現在，中國兒童一直唱著一首琅琅上口的兒歌:「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專吃杜魯門。」杜魯門還比較明智，更該讓老虎吃掉的是麥克阿瑟。當然現在唱這首兒歌早已拋棄了以往的內容。

斯大林元帥於3月5日晚9時50分在莫斯科去世，終年73歲。1924年列寧去世後，斯大林在蘇俄逐漸獨攬大權，二戰中又成為戰勝國的「三巨頭」之一，戰後把東歐玩於股掌之中，在整個世界翻雲覆雨。

斯大林死後4個多月，打了三年多的朝鮮戰爭停戰了。這與斯大林之死有關係嗎?當然是有的，當年可能只見端倪，以後幾十年公布的史料都證明了這一點。

7月27日停戰協定終於簽字，代表中朝方面的是南日大將，代表聯合國軍司令部的是哈里森將軍。協定後來由金日成和彭德懷在平壤、聯合國軍總司令克拉克在汶山聯署。

《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總結「朝鮮戰爭」時寫道:「朝鮮戰爭是一場有國際背景的內戰，它反映了現代朝鮮人民悲苦的歷史。一方面，它固化了這個國家的分裂狀態;另一方面，它支配了戰後亞洲的國際環境。由於這個緣故，它可以被年成現代史上劃時代的事件。」朝鮮戰爭對戰後亞洲及至整個世界產生了巨大影響，其影響持續到今天。

20世紀40年代末兩大陣營基本形成以後的幾十年，一些關鍵的歷史節點劃分了世界的格局:第二次世界大戰硝煙剛剛散去，沿著奧得河尼斯河一線往南到亞得里亞海邊，歐洲就被劃分為東西兩塊;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和1950年爆發的朝鮮戰爭，使戰後的亞洲也陣線分明;1960年前後，中蘇聯盟破裂，社會主義陣營不復存在;1972年2月尼克松訪華，中美關係解凍，冷戰格局從兩個陣營向中美蘇三角發展;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重新面向世界;1985年2月戈爾巴喬夫上台，東西方關係開始緩和，冷戰走向結束;1989年5月戈爾巴喬夫訪華，中蘇關係正常化;1991年蘇聯解體……這歷史的每一個節點都決定了後來國際形勢的走向。

同時，這每一個節點幾乎都與我們的生活密切相關。我常常想:假如羅斯福總統晚去世幾年，冷戰可能推遲;假如斯大林不是在1953年就去世，朝鮮戰爭還不知何時才能停下來;假如沒有朝鮮戰爭，中美關係可能在50年代末期恢復正常，我們這些中國大陸的學生有可能在六七十年代留學美國;如果沒有中蘇交惡，我們許多人可能都會俄語，並經常往返於北京—莫斯科;如果50年前中美關係、中蘇關係都像現在一樣正常，中國是不是不會發生文化大革命? 如果基辛格不來北京，蘇聯的原子彈會落到我們頭上嗎……

這些「假如」、「如果」都是空想，歷史沒有假設。我們確實錯過許許多多，但也慶幸戰火沒有蔓延到中國，慶幸核大戰終究沒有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