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上海的黃粱一夢：從《花凋》與《紅樓夢》的比較看「張氏蒼涼」

舊上海的黃粱一夢

——從《花凋》與《紅樓夢》的比較看「張氏蒼涼」

張愛玲在我人生的出場方式頗帶了些「紅樓氣息」，是王熙鳳式的「未見其人，先聞其聲」——這個「聲」是「名聲」的「聲」。早在尚未接觸過她的作品時，便在雜誌上見到葉兆言評價她的一生「是一個蒼涼的手勢，一個重重的嘆息」。

作家太過出名，前人的研究和評論也就難免鋪天蓋地。「未見其人先聞其聲」的初相識，讓「張愛玲」這個名字在我心裡留下了一個模糊的印象。這種來自他人、缺乏基礎的印象像極了她筆下三十年前的月亮，宛如「朵雲軒信箋紙上落了一滴淚珠，陳舊而迷糊」。隔著重重疊疊的光陰和前人的肩膀難以看到真正的月亮，所以直到中學時第一次讀她的短篇小說集《傳奇》，我才算是從原典中真正走近了張愛玲，得以一窺「月亮」的真容。

初讀《傳奇》時才十四五歲，十四五歲的世界主色調是純凈的天真的白，十四五歲的心對世事和人性都沒有太多太深入的感知。當年的我只依稀覺得張愛玲的小說描寫繁複華麗，字裡行間卻莫名渲染著一種難言的沉重。這種沉重大抵就是葉兆言所言的「蒼涼」吧，但這蒼涼最初卻只給我冷冷的距離感。

再讀《傳奇》時的我已經站在十八歲的尾巴上，或許是年齡的增長拉近了我和張愛玲的距離，我竟不再覺得她的詞句晦澀，也不再感到那種「蒼涼」和我的生活格格不入。相反地，這一部普通人的傳奇中透露的蒼涼強烈地吸引著我，讓我隔了六七十年的時光依舊不可自拔地愛上她和她筆下的故事。從泛黃的書頁間，我看到了一個來源於平凡卻並不止步於平凡的《傳奇》，當初讓我敬而遠之的「蒼涼」之感，現在卻給我帶來了全新的感觸。

《傳奇》中不乏《金鎖記》《傾城之戀》這樣膾炙人口的名篇，而我卻獨獨鍾情於《花凋》。有學者認為「《花凋》也許是張愛玲的小說中風格最凄慘哀傷的一部，在她描寫的無數蒼涼故事中最能扣動讀者的心弦。」 ，我以為此言得之。

張愛玲在《紅樓夢魘》自序中坦言，「《紅樓夢》是我一切的泉源，我唯一的資格是實在熟讀《紅樓夢》……偶遇拂逆，事無大小，只要「詳」一會《紅樓夢》就好了。」可以說《紅樓夢》對張愛玲的寫作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而《花凋》與《紅樓夢》的關係又十分密切。《花凋》被看作現代版《葬花詞》，不僅作品的名字是脫胎於《葬花詞》，主人公鄭川嫦也與《紅樓夢》中的林黛玉有著諸多相似之處——同樣是生活在人情冷漠、思想陳舊的環境里，同樣是因病而早夭，同樣是為失去愛人所痛心，張愛玲甚至在文中直接提到「現代林黛玉」這樣的字眼……由書頁里到現實中，由古代的封建家族到民國時的舊上海，《紅樓夢》與林黛玉在張愛玲心裡，《花凋》與鄭川嫦在張愛玲筆下。《花凋》與《紅樓夢》有著相似的繁華軀殼，內里又都暗藏著悲戚的靈魂。它們都是時代的黃粱一夢，都是「富貴冷灰」的蒼涼敘述，從《紅樓夢》的幻夢裡，大抵也可窺得舊上海這場幻夢的影子，加深對「張氏蒼涼」的理解。

綜合以上的緣由，我選擇以《花凋》為主要文本，嘗試從背景環境、人物、情節和主題表現幾個方面入手，結合張愛玲的筆法和《紅樓夢》的承繼與發展關係，由此一斑來管窺「張氏的蒼涼」。

一

《紅樓夢》中的人物所處的時代和環境是由封建文化主導的，曹雪芹以自己的家族為原型刻寫賈府的人情風物。書中的賈家是一個典型的封建貴族家族，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滲透在賈府的角角落落。而賈府的人際關係更是尤為複雜。作為一個四世同堂的繁盛世家，這裡雖然表面上籠罩著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溫情面紗，實際上卻不乏殘酷的傾軋與奸詐的算計。黛玉自言「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這不像極了鄭川嫦的生存環境？

《花凋》的故事背景是民國時期的舊上海，當時的上海正處於新舊社會交替時期，封建文化制度的殘餘和新的文化制度的滋長相互衝擊碰撞，頑固的封建殘餘仍然在人們的生活中佔據一席之地。而作為遺少的女兒，壓在鄭川嫦頭頂的封建思想和封建制度的大山格外沉重，舊社會的殘餘在她的生活中佔據著極大的比重。

在封建的壓迫之外，家庭的複雜與親人的冷漠也是悲劇發生的重要原因。鄭川嫦的父親是思想頑固陳腐的守舊派，是「酒精缸里泡著的孩屍」、「連演四十年的一出鬧劇」。他認為「女兒的大學文憑原是最狂妄的奢侈品」，不願意讓女兒接受教育，甚至為省錢之故，並不急著為女兒定親。女兒生病後，他因為怕傳染，「從來不大到他女兒屋裡來的」。哪怕是女兒到了生死關頭，他也一心只惦記著自己的錢，拒絕為女兒買葯，只因「明兒她死了，我們還過日子不過」。川嫦的母親則生活在哀戚的愁怨之中，被張愛玲稱為「一出冗長單調的悲劇」。她看似關懷女兒，熱心地為川嫦張羅親事，其實卻只是出於自己寂寞的私心。她和她的丈夫一樣被金錢蒙蔽，為了不讓自己的私房錢暴露，一心想將為女兒買葯治病的責任推脫到他人身上。川嫦的幾個姐姐也對川嫦冷漠刻薄，她們處處算計欺壓妹妹，所以「姊姊們一個個都出嫁了，川嫦這才突然地漂亮了起來」。這個看似呼奴使婢、熱鬧非凡的大家庭，實則內里空虛、負債纍纍，且處處充斥著冷漠和自私，缺乏基本的愛與尊重。

由相似的社會環境和家庭環境可見，林黛玉與鄭川嫦都是在封建的重壓下和冷漠的人情里艱難求生的女性形象。由此不難聯想到張愛玲自身所處的社會與家庭環境。一個作家筆下的世界必然建立在他自身生命體驗的基礎上。如果作品是一座高樓，那麼作者自己的經驗就好比這座高樓的地基，此後的一磚一瓦都與這地基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

張愛玲1920年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的一幢沒落貴族府邸，她的祖父張佩綸是清末名臣，祖母是李鴻章的長女。但到張愛玲出生時，這個家族已經走向衰落。張愛玲的父親是膏粱子弟，母親則是受西方文化影響極深的新女性，這樣的家庭中的矛盾，無疑是那個社會中西方文化衝突的一個縮影。在當時的上海，各種新舊文化和思想泥沙俱下，在看似繁榮的景象背後，封建殘餘依舊頑固，人們的精神陷入空虛與迷茫。而在張愛玲的家庭這個小小的社會縮影里，父母的矛盾不可調和以至於最終協議離婚，母親出國，父親則繼續在國內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活。和遺少父親生活的張愛玲被冷漠粗暴地對待，缺少母愛的關懷，也得不到父愛的撫慰。頗為眼熟的成長環境讓我們有理由相信，鄭川嫦的身上有著張愛玲的影子，張愛玲正是從自己的成長經歷出發，塑造出了《花凋》中的鄭川嫦。

同樣是被舊文化壓迫的病態的社會環境，同樣是缺乏溫情的家庭環境，但張愛玲比老實隱忍的鄭川嫦和小心謹慎的林黛玉都要清醒。她敏銳地看到這個時代的悲歡沉浮，她將這個時代描述為「我一個人在黃昏的陽台上，驟然看見遠處的一個高樓，邊緣上附著一大塊胭脂紅，還當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再一看，卻是元宵的月亮，紅紅地升起來了。我想道：這是亂世。」「亂世」是張愛玲對時代氛圍的概括，也是張愛玲小說的背景基調。

與《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相似，張愛玲以自身親歷的時代環境與家庭環境作為作品的背景。她曾經直言「一般所說時代的『紀念碑』式的作品，我是寫不來的，也不打算嘗試。」她不寫波瀾壯闊的戰爭與革命，只寫生活中她親身經歷的小事情，藉此給予現實以啟示。也正因為是親眼所見、親耳所聞、親身所歷，時代的陣痛才能被刻畫得格外真實細緻、直抵人心。她繼承了《紅樓夢》「以真實色彩打底」的寫作特色，故而這「蒼涼」並非是建立在想像與虛空之上的空中樓閣，而是有現實基礎為底子的藝術性的描繪與鋪陳。

同樣是寫社會與家庭環境，《花凋》與《紅樓夢》都寫出了一種難以言說的「蒼涼」感，林黛玉與鄭川嫦的痛苦在大的情感基調上有共通之處。我們可以看出，在《花凋》與《紅樓夢》頗為相似的背景之下，隱藏著張愛玲和曹雪芹幾乎如出一轍的對繁華如夢、世事無常、人情冷漠的嘆息。他們都寫榮華富貴、歌舞昇平，也都寫煙消雲散、人去樓空，這其中對人生、對時代的無法把握、無可依託的悲哀，讓敘述之外多了一層情緒的感染與深沉的思考。當你翻開文本，這種「蒼涼」就彷彿一塊大石頭壓上來，沉重卻又讓你捨不得搬開。

但略有不同的是，《紅樓夢》中寫林黛玉的生存環境，僅僅是揭下了當時上流階層貴族家庭的虛假面紗，而《花凋》中鄭川嫦的家庭無論是社會地位還是經濟基礎都很一般，並不屬於典型的上流社會之列，這種更為普通的家庭背景具有更強的普遍性，能代表那個時代更多人的生存現狀。如果說《紅樓夢》中描寫蒼涼的時代背景時還只是著力於貴族階層的暗流涌動，而將劉姥姥之流的生存狀態僅僅作為次要的陪襯，那麼《花凋》中的「蒼涼」就是從絕大多數人的生死苦樂入手，揭示出了整個社會風雨飄搖的境地。

「真實」讓「張氏蒼涼」的切入口格外地細小，鄭川嫦彷彿就是鄰家那個平凡普通卻又艱難生活的姑娘，近得觸手可及；「真實」也讓「張氏蒼涼」的格局格外地宏大，從一個女孩的悲劇可以窺見萬千女性的命運，從一個家庭的變遷可以一覽整個時代的波瀾。她的蒼涼著眼於闊大的時代背景，又立足於生活中的小事與細節，「大」與「小」的妙合無痕賦予「張氏蒼涼」以更強的、跨越時間與空間的力量。

二

《紅樓夢》中描寫的不是叱吒風雲、完美無缺的英雄人物，也少見無惡不作、罪行罄竹難書的大反派，它的悲劇主人公都是世俗中的飲食男女。他們雖然生活在貴族家庭，但從王公貴族、公子小姐，到怨婦潑婦、丫鬟小廝，都有著尋常人的喜怒哀樂，有著最普通的人性——寶玉愛著林妹妹，但見到寶釵籠著紅麝串的皓腕也禁不住動心乃至看得呆住；高雅出塵的林黛玉，在跟寶玉玩鬧時卻脫口而出「放屁」這樣的粗俗之語；王熙鳳為人刻薄、心狠手辣，懲治下人從不手軟，但對平兒也會溫言軟語，透露出一絲溫情……

由此可見，《紅樓夢》中的人物哪怕地位再高、身份再顯赫，在人性面前都有著最真實也最可愛的一面。他們不是絕對化的好或壞，人性的複雜性與矛盾性在他們的身上清晰地顯現。讀紅樓時生髮出的蒼涼喟嘆，極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透過小說的描寫，觀照到真實的人生與人性，觸碰到人矛盾與複雜的靈魂。

張愛玲在《我的文章》中提到，她所提倡的「蒼涼」不是強烈的對比，而是參差的對照。我認為這種「參差的對照」的寫法及其造成的蒼涼的藝術效果正與《紅樓夢》對人物的刻畫和情節的安排有著一脈相承的關係。

她在《我的文章》中以《傾城之戀》為例來解釋「參差的對照」：「從腐舊的家庭里走出來的流蘇，香港之戰的洗禮並不曾將她感化成革命女性；香港之戰影響范柳原，使他轉向平實的生活，終於結婚了，但結婚並不使他變為聖人，完全放棄往日的生活習慣與作風。因之柳原與流蘇的結局，雖然多少是健康的，仍舊是庸俗；就事論事，他們也只能如此。」

我所理解的「參差的對照」，一言以蔽之，就是「不徹底」。這種「不徹底」表現在小說中，一方面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追求於參差間見真性情的審美意趣」，一方面是情節安排上的「順其自然的不完美」。

人性是複雜的，它忽明忽暗，有著各種各樣的弱點，但也不乏閃閃發光的地方。因此，我認為在小說創作中將人物「臉譜化」是不可取的。好人就是十足的好人，壞人做的所有事都十惡不赦，這種公式化、簡單化的人物形象無疑是幼稚而單薄的。而在情節上，「大團圓」的結局不是不合理，但有時從照顧讀者的感受、順應讀者的需求出發，為了「大團圓」而「大團圓」，強行將情節的走向推向完美和諧的結局，不免顯得刻意而突兀。畢竟真正的人生幾乎沒有十全十美的事情，有時候順著情節自然的脈絡，將其終結於「順其自然的不完美」，反而是更明智的選擇。因而唯有採用張愛玲所說的「參差的對照」的筆法，才能將多面的人性和人生更完整地呈現出來。細細品讀人性與人生本身的複雜況味，蒼涼之感也就會自然而然地從字裡行間滲透到眉間心上。

在《花凋》中，張愛玲就嫻熟地運用了「參差對照」的手法來刻畫人物和敘寫情節。

《花凋》中鄭川嫦的父親鄭先生自私、吝嗇，對女兒十分淡漠，但當他看到女兒沉痾難愈、命不久矣的時候，他也「不禁淚流滿面」。鄭夫人熱心地幫女兒張羅婚事，在女兒生病時也會想辦法給女兒買葯，比鄭先生對女兒要關切得多。但她為找女婿所作的努力中其實夾雜著「照樣找男人」的病態的私心，在女兒即將不久於人世的時候，為了不讓自己的私房錢暴露而最終放棄親自去為女兒買葯治病。在鄭先生流淚的一瞬間，我們知道這個看似心中只有自己的男人其實還是愛著女兒的；而在鄭夫人放棄買葯的那一刻，我們也看出這個表面上關懷女兒的母親心中看金錢比看女兒重得多。

人性的複雜就在這樣的細節刻畫中一覽無遺，沒有百分百的好人，也沒有百分百的壞人，每個人都是陰暗和光明的矛盾體，每個人都是善與惡的糾纏與雜糅。「他們雖然不徹底，但究竟是認真的。他們沒有悲壯，只有蒼涼。悲壯是一種完成，而蒼涼則是一種啟示。」對人物臉譜化的刻板描寫只會讓小說嚼之無味，而這樣有血且有肉、可愛又可恨、可嘆而可憐的形象，才是真正打動人心的。人性的變幻無常、複雜糾結本就令人喟嘆，而看透人性並以絕對的客觀與清醒將人性付諸筆端，讀者從而能從人物身上或多或少地看到自己的影子，蒼涼之感正是由這種對靈魂直接而深刻的解剖而來。

而在情節方面，追求「參差的對照」的《花凋》與《紅樓夢》也有一種契合。《花凋》以象徵死亡的墳墓起始，又以主人公鄭川嫦的最終逝去終結全篇，使人不禁聯想到《紅樓夢》中以神瑛侍者的故事和女媧補天留下的頑石下界遊歷的傳說開始，結尾又收束於賈寶玉歸於仙界、通靈寶玉重新變作青埂峰下的大石頭。這樣圓形的敘事結構讓終點和起點銜接起來，這種看似圓滿的結構符合中國傳統的審美意趣。但作者並沒有為了追求圓滿而讓奇蹟發生，鄭川嫦的病並沒有好起來，她最終沒有穿上那雙新皮鞋；而賈寶玉也最終沒有回到賈府，僅僅是在大雪天遙拜父親來告別。《花凋》與《紅樓夢》中悲劇性的意味是一脈相承的，這種看似圓滿實則殘缺的「悲劇美」讓小說的蒼涼意味更深一層、更耐咀嚼。

由此可見，張愛玲為了達到「蒼涼」的境界而提出的「參差的對照」的寫作觀念，應當與《紅樓夢》有著或多或少的承繼關係。但她通過這種對照營造出的「蒼涼」感，卻與《紅樓夢》有所區別。

我認為這種區別主要體現在情節構思方面。因為《紅樓夢》全書都籠罩著一層神話的朦朧氛圍，有超自然的力量在故事之中影響著人物的命運發展，所以它的悲劇有著一種宿命的色彩。早在小說開端處，賈寶玉在太虛幻境翻閱《金陵十二釵正冊》等書冊時，判詞就已經預定了一切，後文中也不乏類似的暗示。這種藝術加工的手法讓人不禁聯想到「天意」與「命運」，勾起人對於虛無縹緲的所謂「命」的迷茫感與無措感。而張愛玲的小說中則完全沒有這些玄乎又玄的處理，她文中的故事完全沒有「天」的插手，都是「人」的悲劇。這種由人自己一手造成、又以人自身的滅亡來完結的悲劇，比起命中注定的悲劇性結局，更多了一絲諷刺與批判意味。張愛玲在悲劇性情節上表現出的「蒼涼」，更明顯地突出「人」的主體性。人的毀滅不是由天造成，而是由歷史、由社會、由人的本身造成，這更接近人生的本來況味，也反過來使這種蒼涼感進一步強化。

三

魯迅說，悲劇是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

《紅樓夢》正是這樣一部典型的悲劇。對於《紅樓夢》來說，所謂「有價值的東西」是美的，它毀滅了美，故而成就了它的悲劇性主題。詩禮簪纓之族、鐘鳴鼎食之家被一點一點地蠶食直至空虛腐朽、轟然崩塌；真摯赤誠、忠貞不貳的美好愛情被現實無情地打碎；美麗活潑、青春正好的女孩子們一個一個或死於非命、或被現實折磨得棲棲遑遑……這些美好被打碎，正集中凸顯了封建社會矛盾和鬥爭之尖銳，揭示了封建社會的黑暗現實和其必然崩潰的歷史趨勢，又飽含了作者對世事浮沉、人生如夢的喟嘆。因此我們不妨說，《紅樓夢》的主題之一就是青春、愛情、生命的美以及這種美的被毀滅，而作品又通過這種美的被毀滅來表現自己在政治、歷史與哲學方面的主題。《紅樓夢》的蒼涼感正來自於美的被毀滅，而又因美的被毀滅而升華。

而張愛玲的小說似乎並不完全沿著「毀滅美」的路子走，她更多地著眼於寫「丑」與「病」的苟活與毀滅，來表現和深化小說的主題，並殊途同歸地創造悲劇性的、蒼涼的審美體驗。

張愛玲小說中的許多形象都帶著或多或少的畸形與病態，無論是《金鎖記》里的曹七巧，還是《沉香屑·第一爐香》中的梁太太，都是「丑」的、「病」的，《花凋》的主人公鄭川嫦也不例外。《紅樓夢》中的女兒個個都正值青春，或活潑爛漫，或端莊優雅，而鄭川嫦則與她們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雖然小說開頭的墓志銘里，將川嫦描寫為一個「稀有的美麗的女孩子」，她愛音樂，愛安靜，愛父母，並且得到了身邊人的愛惜，但張愛玲很快便戳破了事情的真相——「全然不是這回事」。鄭川嫦雖然被拿來與林黛玉類比，但她卻遠遠比不上黛玉的美，無論是外在還是內在、物質還是精神。她並不聰明，在姊妹中也不算美，毫無出眾之點，而生病之後，她更是從肉體到精神都難以挽回地滑入了「丑」與「病」的深淵。

張愛玲這樣刻畫病中的川嫦：「病人也有幾等幾樣的……川嫦可連一件像樣的睡衣都沒有，穿上她母親的白布褂子，許久沒洗澡，褥單也沒換過。那病人的氣味……」「她的臉像骨架子上綳著白緞子，眼睛就是緞子上落了燈花，燒成兩隻炎炎的大洞。」這樣的外貌描寫讓讀者彷彿親眼見到了一個邋遢到有異味、枯瘦得森然可怖的女性形象。除了外表的「丑」與「病」，川嫦的精神也變得病態起來。小說中將川嫦病中心態的轉變描繪為「自我觀念逐漸膨脹，碩大無朋的自身和這腐爛而美麗的世界，兩個屍首背對背拴在一起，你墜著我，我墜著你，往下沉。」文末更是用一個比喻揭示了川嫦的異化與扭曲——「她爬在李媽背上像一個冷而白的大蜘蛛」，這個令人毛骨悚然的詭異比喻讓一個怪物般的女孩躍然紙上。

這個女孩最終在絕望與希望的夾縫中凄涼地死去了，丑與病就此被毀滅。女性的變異丑、精神殘缺丑，實際上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肌體的殘缺與扭曲。而在這丑與病的悲劇背後，反抗與救贖的話題也從未停止。張愛玲寫丑的被毀滅，也表達著對人性美的深切追尋與呼喚。從「審丑」的獨特角度出發，丑的豐富性與複雜性讓小說的蒼涼感內涵更加豐富，更加引人深思。

鄭川嫦離去了，但她的父母、姊妹仍活著，章醫生和余小姐仍幸福著甜蜜著，這個世界依舊照常的運轉，哪怕已經千瘡百孔、腐朽不堪。小說開頭寫到鄭先生夫婦有了些錢，將川嫦的墓修葺了一番，天使環繞的墳墓看起來無比美滿。但我們都知道，「全然不是這回事」。在象徵愛與美的天使背後，苟活下來的其實是這個時代與社會的「丑」與「病」。拜金主義與封建主義苟活下來，冷漠與自私、背叛與嘲諷、黑暗與骯髒苟活下來……這種丑與病的苟活中卻又孕育著其必然滅亡的趨勢，生與死的矛盾與衝突更加渲染了小說絕望低沉的情感基調，加重了小說的蒼涼感。

通過毀滅美來表現主題無疑是沉重而蒼涼的，但獨闢蹊徑，通過寫丑與病的毀滅與苟活來表現主題，所達到的蒼涼感也有其獨特的審美價值。這種「審丑」是對那個時代女性生存圖景與心理圖景的一次全新的認知，給人一種新鮮的感受。這種新鮮感非但沒有削弱張愛玲小說的蒼涼，反而賦予這蒼涼以別具一格的意蘊。

在小說里，無辜的、本該是美麗的東西變得醜陋，被現實扭曲異化直至最終被毀滅，而本就醜陋的東西卻苟延殘喘下來，繼續填充著這個陰暗的社會。一切掙扎都歸於寂滅，歸於「空」與「悲」，巨大的絕望感膨脹而充塞於天地間。而在小說之外，張愛玲從小生活在坎坷和冷漠中，幾乎從未得到過凡世柴米油鹽、現世安穩的幸福。親情與愛情帶給她的傷害與痛苦遠多於撫慰與快樂，感情與溫暖的缺失讓她更強烈地需要溫情與關愛。她的自尊不允許她直接地表現心靈深處的訴求，於是她選擇通過另類的視角來表達心底的渴望，尋覓與呼喚美與愛的靈魂。她拒絕傳統的完美意象，而是選擇將自己看到的、經歷的痛苦與醜惡都付諸筆端，將自己的求而不得之痛、命運多舛之苦、清醒決然之悲都悉數寫下。翻開她的書，便彷彿是在讀一個不幸女子的心，繁華綺麗的背後，字字句句皆在泣血。

因此，無論是書里還是書外，張愛玲小說所獨有的以「丑」來表現主題的手法，都在向我們傳遞一種具有張的背景、張的特色、張的情調的「張氏蒼涼」。《金鎖記》中曹七巧在愛情破滅後轉向對金錢的追求，在財欲、情慾與封建思想的三重壓迫下，成為一個帶著黃金枷鎖的瘋子；《沉香屑·第一爐香》中的葛薇龍為了滿足無限膨脹的慾望，用自己的青春與容貌為姑母吸引男人、賺取金錢，淪為「自願的妓女」；而在《花凋》中，鄭川嫦曾經對家庭與愛情抱著天真的幻想，她想讀書、想戀愛、想穿新的皮鞋……但在遭遇了親人的冷遇、戀人的離去之後，她終於認清現實，在疾病的折磨下形銷骨立、恨恨而終……她們不僅僅是活在小說里，更是現實中女性的縮影。她們為了慾望或生存而掙扎，她們試圖「認真的生活」，但這「認真」卻非但無用，反而徒增無奈與荒蕪之感。這種追求「美」卻得到「丑」與「病」的反差帶來的「蒼涼」，正是來自於張愛玲自身對生活的感悟與哀嘆。文人對生命的喟嘆古來有之，張愛玲繼承了傳統文人的敏銳與敏感，開啟了新的角度，將這喟嘆以另類的手法揉進自己的小說中，也就形成了張愛玲所獨有的「張氏蒼涼」。

鄭川嫦的生命消逝了，與其說她死於肺病，不如說是死於舊時代的腐朽、舊社會的冷漠之下。她的生命短暫而又充滿戲劇性，像極了一場幻夢。然而鄭川嫦的夢結束了，世人的夢卻還沒有完。《花凋》所描繪的舊上海依舊沉浸在渾渾噩噩的夢中，華麗的袍子下面是空洞的靈魂。最可悲的莫過於此——一夢黃粱而不自知。先醒來的張愛玲用筆下「張氏的蒼涼」敲醒了警鐘，讀者聞此早已斷魂，卻不知沉睡中的人們又醒了幾分？

黃粱一夢數十年，「張氏蒼涼」彷彿一把刺破夢境的利刃，殘酷又決絕地將現實展現在讀者眼前。她透過浮面的生活，深入靈魂的深處，通過生命的困境，揭示無奈的人生悲劇，從而獲得蒼涼的美感與啟示。關於人性、人生、社會與時代，我所讀出的還只是冰山一角，張愛玲和她的「張氏蒼涼」想要傳達給我們的遠比這要多得多。

迷醉於幻夢中的人要讀張愛玲，「張氏蒼涼」能使人醒悟；清醒自持的人也要讀張愛玲，相似的靈魂之間的碰撞除了帶來喜悅，更能帶來警示與啟迪。我想，今後的日子裡，我還會時常走進張愛玲的小說世界，去細細體味那一份「張氏蒼涼」，將其內化成永恆的精神財富與靈魂燈塔，從而尋求自身與外物的困惑的解答與苦難的救贖。

參考文獻

[1]張愛玲.傳奇[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0.

[2]張愛玲.紅樓夢魘[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9.

[3]張愛玲.流言[M].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2.

[4]王曉雁.在現代社會中被放逐的女性——試論張愛玲小說《花凋》的悲劇

主題[J].新鄉學院學報,2011,25(2):131-133.

[5]郭向寧.從《金鎖記》看張愛玲小說的蒼涼品格[J].黑龍江教育學院學

報,2006,25(3):88-89.

[6]王燕,董學武.論張愛玲小說蒼涼的生成機制和現代性含蘊[J].重慶工商

大學學報,2007,24(2):122-126.

[7]劉艷.也論張愛玲的「蒼涼」[J].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10,7(4):80-81.

[8]張薇.論張愛玲小說中的「紅樓筆法」[D].吉林:東北師範大學,2013.

[9]何永賢.論張愛玲小說對女性丑的揭示[D].吉林:延邊大學,2006.

[10]廖小勤.張愛玲創作的內在意識和隱性基調——以《花凋》為例[J].社

科縱橫,2013,28(9):272-274.

[11]袁迪.張愛玲與《紅樓夢》的不解之緣[D].遼寧:遼寧師範大學,2012.

作者 | 吳星潼

值班編輯 | 大老許

這是新學期的第3篇文章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