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資料002

習近平新政治觀的思想內涵和理論基礎

國防大學軍隊政治工作教研室副主任、教授、正師職研究員　公方彬

　　當前，理論界乃至全社會有兩個需要下力氣解決的問題：一個是「左」右因缺少統一的價值坐標和評價標準而難達共識，爭論長期存在，這已經對黨創新執政方式、提高執政能力構成嚴重掣肘；另一個是對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思想和理念的解讀表面化、膚淺化，這同樣影響著全黨全社會達成共識、凝聚力量。兩個問題有著相同的根源，那就是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後，在理論建構上沒有實現相應突破，這樣就長期存在以革命理論指導執政行為的問題。如何解決這一問題？

　　歷史要求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創新政治觀

中國與西方國家比較，差異性並不僅僅在於走什麼道路的問題，或者說不僅僅是政治制度與社會運行規則的問題，更重要地反映在精神世界和價值系統的構成與邏輯方面。在三權分立的制度設計下，西方國家領導人的權力邊界清晰，職責範圍較窄，主要限定在行政範圍。所以，政黨輪替政府換屆，新領導人上任後，既不需要考慮立法和司法改革，也不需要重新設計國家政治結構和政治體制，更不需要建構一個新的精神大廈，引領社會思潮，制訂道德價值觀系統。因為西方的政治制度早就由開國元勛和一批思想家設計完成，立法和司法也由「三權分立」作出界定與分割，任何政黨執政都無權更易。至於精神大廈主要是由宗教信仰來構成，而宗教信仰又是不可更易的，是一種維繫數千年不變的東西。即使從社會層面看問題，西方的道德本質上是宗教倫理道德，因而由宗教理論指導，由教會和社會公益組織推動，再加上完善的法律規範與深厚的契約意識，政府和領導人都不需要在這些方面花大氣力，這也是西方國家領導人工作內容單純的原因。

　　中國的領導人遠沒有西方領導人那麼輕鬆，因為中國的宗教不具有支撐精神世界、引領社會道德的功能，而法的作用也處於發展過程中，我們社會最大的調整力量是黨及其領導下的政府，大眾的社會活動都是以政治活動為核心和評價尺度，一定意義上把中國界定為「政治中國」更為貼切，這也是中國人較西方人政治參與度更高的重要原因。反映在中國共產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責任方面，就是黨和國家領導人既要承擔政治設計的責任，還要承擔思想和精神引領的責任，這便決定了我們不僅要關注最高領導人的執政方略，更要關注執政方略背後的政治理念，也就是政治觀，這一點更帶有根本性。

　　任何一種制度模式和社會運行規則都與國家民族的文化傳統、社會結構與價值觀念有關，無高下之分。既然我們是政治決定一切，那麼政治設計、思想引領、道德規範都由黨來承擔，進而對最高決策群體，尤其是最高領導人有極高的期待，他必須完成政治制度的完善與發展，必須找到政治思想的支撐和引領，必須完成社會道德體系的建構。這一切能否取得好的效果，取決於最高領導人的政治觀，有什麼樣的政治觀就產生什麼樣的政治設計，僅僅遵循前制，沒有實現重大突破者不算一代，只有創造性的新政治觀才能開創新境界，所以，新政治觀是一代領導人的鮮明標誌和評價尺度。

　　如果以鮮明性、貢獻特質來認定中國幾代領導人，我們或許可以這樣評價，毛澤東的歷史貢獻反映在建黨建軍，鄧小平的貢獻反映在治國，習近平的貢獻將突顯於黨的執政能力的提升、民族人文品質的提升，反映在強化民族引領人類文明前行的能力，這些共同決定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把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引向成功的是毛澤東，但在國家建設時期他的認識存在誤區，沒有跳出階級鬥爭的束縛，結果出現了一個「貧窮的社會主義」。改善和引領中國共產黨實現轉型，或者說將中國共產黨由革命思維引向執政思維的是鄧小平，他解決了中國人一直無法解決的吃飯問題。鄧小平是最早參加中國革命的那一代人，貢獻巨大但不是主導者，他的貢獻主要是改變了中國共產黨的思維和價值系統，實現了一次重大超越，實現了治國理念的突破。在探索中國的大國道路進程中，我們需要一位偉大的政治家，以重大理論突破實現黨的自我超越，實現民族的飛躍性發展，這個責任落在了習近平肩上，原因在於兩個方面：首先，中華民族與中國共產黨都處於十字路口，要麼超越，要麼走彎路甚至歧路，沒有中間道路，這時需要引路人；再者，習近平已經展示出來的執政風格和執政能力，一個反腐和立規矩，就已經切入到改變中華民族價值觀的層面，令人刮目相看，且盡顯偉大政治家的品格和風采。

　　進一步認識毛澤東、鄧小平與習近平的執政特點，會發現之間存在相通與區別之處。毛澤東之所以在「文革」中犯了重大錯誤仍然受到後人的高度推崇，主要是作為革命黨的領袖，無人比肩。他的政治理想和政治理論至今影響著黨的政治品質和性質宗旨。他在建黨建軍方面，貢獻巨大而不可替代。與此同時，我們又不得不承認，在執政方式和執政成效上，遠沒有領導革命那麼突出。主客觀的原因導致了毛澤東沒能超越歷史，超越自我。所以，如果提出毛澤東解決了什麼和沒有解決什麼這樣的問題，可以說從陳獨秀、向忠發、王明、博古、張聞天到毛澤東本人，都是圍繞馬克思主義革命理想在中國獲得實現的問題而展開，毛澤東是實現中國革命勝利的領路人，但他只是解決了革命這半程，沒有解決執政這半程。這就是看黨史軍史主要是看毛澤東的原因。

　　主導國家建設走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軌道，推動中國共產黨完成由革命黨向執政黨的初步轉型，主要是鄧小平，鄧小平提出了工作重心轉移，尤其是確立了「和平發展」的政治觀，設計和主導了改革開放，由此使中國共產黨跳出「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觀。從1978年真理標準大討論到1992年南方講話，短短十幾年的時間，鄧小平就解決了中國的發展道路問題，在這方面無人可比。我們從鄧小平開啟的改革開放，可以領略思想解放的威力，由此折射出鄧小平的政治勇氣、政治智慧和政治品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總設計師是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則根據這一設計，主要探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該怎麼走。回頭看改革開放，可以說黨能夠從封閉僵化中走出，就因為鄧小平以偉大政治家的胸懷和勇氣，採取了亞歷山大一劍破解「戈耳狄俄斯之結」的決斷，堅持「不爭論」，跳出「姓資姓社之爭」，一切以務實為原則，包括南海這樣的重大爭端，他也以「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應對。正是有了鄧小平的思路和方法，才有了今天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不過，我們要承認，鄧小平並沒有真正從理論上解決中國的大國道路，這一歷史任務落在習近平的肩上。

　　那麼，習近平面臨什麼挑戰，必須超越什麼？簡單地說，毛澤東和鄧小平兩人都沒有解決的或沒有面臨的許多重大歷史命題都集中到今天，需要習近平以偉大政治家的智慧和勇氣予以破解。毛澤東沒有解決階級鬥爭之外的精神力量之源問題，鄧小平沒有解決經濟飛速發展後的利益分配或利益共享問題。兩個問題，一個涉及精神世界，另一個涉及物質世界。只有將兩個問題都解決好，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才會成為現實。

習近平要有效解決兩代領導人沒有解決的重大問題，不能重複兩人已經採取的方式方法，只能自創新路，要在毛澤東和鄧小平的思想理論基礎上實現重大創新，或者說實現革命理論向執政理論的突破，才有可能破解中國共產黨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新矛盾。毛澤東是在中國這樣的文化和社會環境中，運用從西方引進的馬克思主義先進理論完成中國革命的實際，鄧小平是在發現我們以往發展中的矛盾和問題的基礎上，探索前進道路，也就是仍然是在中國的特定環境中進行。習近平不可能再在這樣的環境中前進，他要超出中國以往積累的經驗範疇，不僅僅要考慮中國怎麼發展，而且要考慮中國和世界怎樣在互動中發展、甚至中國能否為世界探索一個更好的發展道路的問題。換句話說，毛澤東時代僅僅以批判和否定西方，就可以保證自己的合法性、先進性，而今國際國內的政治生態與民眾的觀念和思維已經走出很遠，僅僅是否定顯然無法說服人，無法贏得更多追隨者，習近平必須通過創造科學理論，並且是內生的理論為全社會找到共識，否則「左」右之爭將永遠進行下去。以中國參與世界規則制訂為例，毛澤東時代搞了「三個世界劃分」，鄧小平時代搞了個「南南關係、南北關係」，二者有差異，但都取決於二元政治觀。在冷戰結束、世界政治生態發生巨大變化的今天，我們必須創新外交理論和國家關係準則，這決定於政治觀是否取得突破性進展。

「四個全面」蘊含的新政治觀

　　習近平的執政方略是「四個全面」，執政理念則是「新常態」，新政治觀就蘊含於其中。因此，我們分析其新政治觀必須弄清「四個全面」的基本內涵和政治品質。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背後的政治品格和價值追求。確立什麼樣的國家和社會建設目標，反映的是執政集團的政治理想和執政理念，影響的是社會各階層的利益，這也是政黨高舉的旗幟和奮鬥目標影響追隨者的重要原因，同時是接受人民群眾評價和檢驗的尺度。代表小部分人的利益必是小眾黨，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才敢言是最廣大人民利益的代表。政黨代表的階級利益不是一成不變的，它註定隨著政治生態的變化與政黨主導者的政治理念與政治設計處於變化之中。很多政黨在發展強大以後會發生蛻變，比如蘇共後期就蛻變為利益集團，國民黨之所以由號稱世界四大政黨到衰敗，也和它由為人民大眾利益而奮鬥蛻變為「四大家族」的利益代表有關。然而，蛻變後的國民黨只能依賴自己的利益集團，脫離了這個集團就會迅速走向滅亡，所以，國民黨不是不知道水能載舟也能覆舟的道理，但政治落後制約著其前進方向和道路。

　　所以，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確立發展目標和實現路徑，很重要的是保持自己的政治品質，堅守政治倫理，力避背叛自己的宗旨。從這個意義上講，「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與鄧小平及其後來確立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存在一些差異。建成作為一種方略，作為習近平的政治觀表現出來，其內涵之豐富、意義之重大必是我們需要深刻把握的。

確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至少蘊含著兩個重要的價值追求，一個是讓全社會共享發展成果，即解決利益分配懸殊過大的問題。建成既是目標，也是一種社會形態，還是一種價值觀，以建成作為我們的檢驗標準，那麼就涉及到社會發展成果的共享問題，就涉及到社會階層和集團的利益平衡問題，這就回到了共產黨「均貧富」「消滅剝削」「共享繁榮」的社會理想上來。如果我們全面理解習近平的舉措，就會深刻感受到他的政治理想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緊密結合在一起。比如限制特權是一種利益再分配，因為權力影響著利益，權力本身就是一種利益，是利益就要分享，這是現代政治觀的基本要求。再看反腐，這決不僅僅是消除腐敗，也存在著解決特權階層的利益壟斷問題，還是解決共享的問題。這也是習近平在紀念全國人大成立60周年大會上所指出的：「切實防止出現人民形式上有權、實際上無權的現象。」這個權包含著豐富的內容，包括生存權，也包括民主權利，充分體現在小康社會之中。

另一個是將發展引向理性。當下我們建設的是小康社會，而不是全面建設發達國家，這與文革時期的超英趕美迥異，尤其是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情況，理性殊為難得。如果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只是停留在利益共享上，這個小康一定是存在偏差的，不穩定的，沒有希望的。因為，再偉大的政黨，再強有力的政府都不能滿足人無度的慾望，只強調和激發物質利益需要，而不去引導價值觀，實現物質和精神的平衡，很可能經濟越是繁榮，物質利益越豐富，矛盾越多，風險越大。一個人沒有飯吃的時候只有一件事要做，就是找飯吃，有了飯吃後會生出許多事來，而生出來的事一定是精神領域的。這就是習近平一再強調信仰，提出「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國家有力量」的重要原因。

　　「全面深化改革」背後的政治邏輯和實現路徑。所有改革無非涉及兩個問題，一個是權力分配，另一個是利益分配。我們的體制改革一定遇到這樣一個問題，政府放權後，我們的制度特點與西方的制度特點有何差異？放權後，我們的政府還要不要維持如此龐大的規模？因為以前我們的政府作為市場主體參與經營，有人講「總理是最大的總經理」，如果政府退出經濟活動，向服務型政府轉變，那麼分配資源的能力必然下降，這時，中國的權力構成和運行會怎樣，很值得思考。

　　改革的目的是興利除弊，但改革的實質和路徑則是創立一種新的遊戲規則和邏輯。我們習慣於強調政治的神聖，並循著追求真理的路徑推進改革。歷史上走向失敗的政治改革，很重要的一點是沒有把握權力的本質與權力的運行規律。要保證政治體制改革有效推進，很重要的是去除政治絕對化和神聖化，讓政治權力運行回歸本質，也就是說政治制度改革其實就是打破舊的遊戲規則，建立新的政治遊戲規則。

　　任何領域都有遊戲規則，包括政治領域，如果不承認這一點，就很難解釋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計劃之流的腐敗問題。按照原有的政治邏輯，這些人如果不清理，他們離開這個世界時，訃告上一定出現「忠誠的馬克思主義戰士」「我黨久經考驗的卓越的領導人」這樣的表述。這些溢美之辭放到革命戰爭年代走來的革命者身上是準確的，用孫中山先生的觀點，他們屬於「首義黨員」，是有高尚精神和堅定政治信仰支撐的，但放到和平時期成長起來的「協助黨員」和「普通黨員」身上，就不具有說服力，因為權力的漩渦中不會產生高尚，這是被現實所證明的，是不依集團和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只有承認其間的特殊規則，才會建立新的有異於革命戰爭年代形成的政治規則。

「兩個互不否定」，已經說明我們要以科學思維和政治觀指引改革探索，否則不僅無法找到新路，還會摧毀現有的精神和價值系統，導致紊亂。實際上，鄧小平與毛澤東選擇了不同的前進路徑，毛澤東在探索中國自己的道路時，革命階段的探索極其成功，但執政階段沒有成功的經驗可以借鑒，只能自己找路，這便出現兩個結果，一個是成功，一個是失敗，毛澤東失敗了，但這個問題要辯證地看，沒有毛澤東的失敗，就沒有鄧小平的成功，也就不會有跳出「兩個凡是」，原本這就是對立統一規律使然。習近平主導中央政治局學習辯證法，堅持「兩個互不否定」，已經表明了自己的政治觀的出發點，而闡明的中國與西方和世界的政治關係，又表明了新的看法，也就是參與世界文明創造的新的政治觀念。

「全面依法治國」背後的執政方式和執政理念。革命黨與執政黨、法治與人論，類似的問題都屬於繞不過、躲不開的難題，必須直面且需要作出理論解答。黨的理念處於革命階段，包括以革命理論支持執政階段，法只是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因為調節社會和激發力量都來自於階級和革命，也就是說階級對立可以完成一切社會關係的處理。進入執政階段，尤其階級關係消失以後，社會矛盾主要反映為階層或集團的利益關係，黨不可能再以區分階級關係來完成社會調節，必須形成新的邏輯，即必須產生新的遊戲規則和價值系統，這就必然選擇人類文化史上最具特色、最有成效的兩個規範方式，一個是契約亦即法治，另一個是道德規範亦或德治。從人類的更高級階段看，德治更可靠，但在人類尚未進入更高級階段時，只能強調法治，輔之以德治。

　　走法治道路，必然涉及到政治觀，換言之，沒有政治觀的突破，也便沒有法治的真正實施，這一點我們與西方是存在差異的。西方法治觀念深厚，早在公元前450年，羅馬廣場上就樹立了12銅表法，並由此奠定西方的法治基礎，同時這個基礎還得到了宗教的支撐，因為前有猶太教的摩西與上帝的約定，後有基督教的耶穌與上帝的約定，這些契約都支持法治，強化法治。

　　全面依法治國與依法治國最大的差異在於，後者是治國的手段之一，而前者則是治國的根本乃至全部。這就意味著若干政治觀念必須確立起來。一個是「善於把黨的主張化為國家意志」，即實現觀念上的突破，把黨的治國理政思想注入法的範疇；另一個是黨的主導作用要在法的規範下活動，也就是黨帶領人民制訂的法應當帶頭執行，即強調自我約束，尤其要形成內生的邏輯和一致性，而不是「兩張皮」，否則難以跳出「黨大還是法大」的泥潭；再一個是努力把理論化作實踐，或者說將理論化作制度設計。

　　依法治國不是新思想，這是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就大力倡導的，所以我們高度關注全面依法治國，在於其更加豐富和深刻的內容。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推進依法治國的一系列重大設計中，最為核心的是依憲治國，這實際上是習近平在紀念憲法頒布35周年大會講話中所突出強調的。依憲治國原本是現代國家的最顯著標志，之所以在當下中國成為熱點，主要是涉及「黨大還是法大」問題，涉及「宣誓效忠憲法與向黨旗幟宣誓」的問題，涉及現有憲法規定的一些公民權力如何落到實處的問題。

一段時間來憲政成為敏感詞，其實，憲政道路漫長，並非一蹴而就。美國走的是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憲政道路，但開國者設計的憲政思想，也是通過一次次由立法、司法、行政，乃至「升斗小民」參與的司法大戰方才實現。中國的憲政一定是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憲政，這是不言而喻的，而保證真正實現憲政，也將有一個長期的過程，這期間不要為那些以西方憲政為評價尺度者詰難而動搖，而迴避。所以，確立路徑就是一種政治觀念和政治路徑。

執政和革命差異很大，走出「格瓦拉困境」，很重要的是為誰執政和怎樣執政，而這個問題背後又是為什麼執政，為執政而執政就會扭曲政治制度和政治目的，就會生成既得利益集團。這時的法律也就成了執政集團壟斷權力的手段，而不是公平正義的保護神。新的法治改革，提出了終生追究，領導幹部打招呼要記錄在案，這就意味著，主要領導打著黨委領導司法的旗幟謀求一己之利不行了，就是謀取一個單位和地方的「公利」也不行了。這是一次巨大的具有政治特徵的突破。

　　「全面從嚴治黨」背後的政治倫理與廓清權力。習近平一再強調「政治規矩」，是因為這是全面從嚴治黨的路徑和不二選擇。政治規矩主要反映為兩個方面，一個是制度設計，另一個是遵循權力運行規則的意識，二者缺一不可。自然的人進化為社會的人，追逐的重點之一是權力。政黨政治與社會制度的先進與否，很重要地反映在對權力的授受關係的認識上，同時反映在權力建構和運行模式上。如果研究中國共產黨的自我更新路徑，突破口在於規範權力的運行。長期以來，我們的權力出現嚴重失控現象，一方面由於缺少強有力的外部監督，另一方面是中國的文化傳統原本潛規則重過顯規則。要改變這種情況，走西方政黨輪替和三權分立的道路是不現實的，根本出路在於自我改善，建立一黨執政下的政治倫理規則，也就是設計中國特色的將「權力關進籠子」的模式。

　　當下中國迫切需要構建政治倫理規則，因為西方國家在政治權力之外還有宗教和法律起規範作用，我們的宗教不具有社會規範和調節力量，法治又處於發展進行時，且處於初級階段，很大一批領導幹部尚未樹立法治意識，更願意依賴政治的強力，而政治權力的濫用很容易導致權力運行失序。中國歷史上有那麼多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就在於科學制度規範缺失的同時，沒有形成政治倫理規則。

　　習近平建構的政治倫理系統分幾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政黨的路徑選擇。習近平堅守和傳承中國共產黨的「紅色基因」有其必然性。只有堅守才能保證其擔任總書記的合法性，也就是其權力來自全黨的委託，而不是其他政治力量的委託。因此，他一再強調「共產主義信仰是共產黨員精神上的『鈣』」，並且著力推動了群眾路線教育活動，重視中國共產黨「優良作風」的傳承與紅色基因的繼承，所有這些都反映在他一次次到紅色聖地去「朝聖」，等等。這實際上本身就是政治倫理使然，作為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有責任帶領全黨去探索，實現自我超越、自我更新，但決不能自我否定，前者可以帶來新生，後者只能導致自我毀滅。即使從其家庭出身的角度講，他也不能搞自我否定，否則就會出現對先輩的背叛，這是個倫理問題。

第二個層次是從嚴治黨。中國共產黨較西方政黨擁有更多道義優勢，至少理論上是這樣的。在過去很長時間裡共產黨一直佔領著道德的制高點，包括以犧牲自己來成就人民大眾，也包括對道德純潔的追求，只是在一段時間裡我們這種要求被廢馳了。這種廢馳有深刻的利益關係，正是利益關係決定了習近平強調從嚴治黨不是一個簡單地回歸傳統，而是新的開拓，因而包含著新政治觀。革命戰爭年代堅持更高的要求，黨和領導的軍隊沒有自己的利益，靠的是信仰，同時也是客觀環境使然，戰爭讓每一個參與者都無法保護自己的任何私財，這時黨要求高於一般群眾的純潔與無私，既是號召，也有客觀條件的配合。而今黨仍然沒有獨立於人民之外的利益，但黨的成員有自身利益，這種情況下講純潔，就必須奠基於新的政治倫理規則，這就意味著要以新政治觀為基礎。

　　從嚴治黨主要包含兩個要素，一個是建立與時代特點相吻合的政治倫理，另一個是從嚴治官，以嚴治實現公權與私權的切割，以利益規範實現利益科學分配，由此平衡社會價值追求，真正形成先進國家早就實現的多元追求，而不是封建王朝傳承下來的官本位。多黨輪替不需要從嚴治黨，因為老百姓用選票來選擇執政黨，一黨執政在一定意義上高度控制資源，不到民怨發展到足以改朝換代的程度，執政者是可以保證自己掌握執政權力的，或者說西方換掉一個執政黨比較容易，中國換掉執政黨很難，正是這樣的原因，給中國共產黨提出了政治倫理要求，你要執政，你也想執政，你就必須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於一切，這是政治倫理規則決定的。

　　第三個層次是精神境界。中國共產黨與西方政黨不同，西方政黨不會主動把自己神聖化，他們認為自己是政客，因為他們不靠這個來執政，中國共產黨卻是離不開自我神聖，因為只有神聖才不需要政黨輪替。正是這種邏輯，就必須堅持對集團內成員的高要求，儘管很難做到。時代的變化和政治生態的變更，確實導致共產黨集團內的成員很難再達到革命戰爭年代那種革命熱情，那種奮鬥精神，因此，在要求更高政治標準的同時，要加入時代元素，這實際上是新政治觀所關照的範圍。

習近平新政治觀的理論體系和基本構成要素

習近平的新政治觀是開創文明，這一政治觀擁有四大基石，或者說由四大要素構成其理論體系。包括政治規矩、利益共享、傳統一脈、合作共贏。結合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特點，政治規矩包含著黨紀和法治；利益共享包括經濟和政治權利；文化一脈則包含著傳統文化和政治文化的一脈，即打破過去以新文化否定舊文化，以新政治思維否定舊政治思維的老路；合作共贏則是在「命運共同體」基礎上的跳出冷戰的對立思維，以共有的文明和價值實現相向而行。

　　習近平新政治觀的特點是，以新思維改變舊觀念，以新規矩更新舊秩序，即先立後破。這與毛澤東和鄧小平的政治觀有一脈相承之處，但也存在著一定的差異。毛澤東強調矯枉過正，先破後立，這反映在《好得很與壞得很》等文章中，更反映在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舉措中。雖然我們認為這些都符合革命的邏輯，出發點不能說錯，但卻導致了中華民族文化與價值觀的斷裂。鄧小平也走了這樣的道路，他打破了毛澤東的革命邏輯，跳出「兩個凡是」，但囿於歷史條件，他不得不採取「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路徑，做法沒有錯，但在打破極左思想的同時沒有真正找到新路，換言之其改革開放總體缺乏理論指導，目前一直未能解決的「左」右之爭，儘管他一再要求跳出姓資姓社，但沒有解決內生理論，共識無法達成，鬥爭只能繼續。習近平「兩個互不否定」除了打通黨的精神血脈外，還由立而破，解決了過去革命思維下的先破後立而來的斷層和虛無。

　　政治規矩。在十八屆中央紀委第五次全會上，習近平提出「政治規矩」。他說，要「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把守紀律、講規矩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習近平講的政治規矩主要包括四個方面：黨章是總規矩；黨的政治紀律是全黨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場、政治言論、政治行動方面必須遵守的剛性約束；國家法律是黨員、幹部必須遵守的規矩；黨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優良傳統和工作慣例。習近平明確指出：「紀律是成文的規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紀律的規矩是不成文的紀律；紀律是剛性的規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紀律的規矩是自我約束的紀律。黨內很多規矩是我們黨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優良傳統和工作慣例，經過實踐檢驗，約定俗成、行之有效，反映了我們黨對一些問題的深刻思考和科學總結，需要全黨長期堅持並自覺遵循。」也就是剛性約束與柔性約束的結合。

　　政治規矩內含著兩個新元素，一個是黨由自律向他律拓展，也就是過去更多從政治上的先進性強調，未來則以完善制度來規範。同時，習近平一再強調敬畏權力，由此展開，必然涉及到政治活動的範圍，涉及到黨在什麼範圍內活動的問題，必然是改變過去那種政治解構一切，堅持黨在法的範圍內活動。其實，這其中還有一個重要理念，就是法治為主，德治為輔。中國的封建統治是宗法，統治者要維護其家天下，自然不會走法治道路，只能選擇德治。中國共產黨確立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與核心價值觀，以及我們黨靠純潔性和神聖性形成強大的號召力，這些都是政治優勢，但我們也必須遵循政治規則，因為政治生態的變化已經不再支撐以道德規範行為，處理不好，權力的特有規律甚至形成「逆塑造」現象，即在權力體系中呆得時間越久，越不道德，所以，必須尋求與時代相適應的新的權力運行規則。所以，今天繼續要求黨員幹部提升自己的境界，堅守共產黨人的政治品德，但基礎卻是政治倫理規則，這應當是習近平提出政治規矩的基本考量，也是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的最大公約數和最重要的突破口。

利益共享。任何國家制度設計的核心無不是利益分配問題，衡量一個政黨先進與否，就要看其代表哪個集團和階層的利益，即使西方非政治制度之爭的政黨競選，也是看代表了多少選民的利益。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講，「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既是性質宗旨的要求，也是獲得政治力量、精神力量的源泉所在。評價一個政黨乃至一個人的精神境界，最重要的指標也是利益予奪。我們分析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差異，最關鍵的是以何種分配方式進行利益劃分。比如，核心價值觀上，西方早期強調的是自由、平等、博愛，為什麼平等很快淡出了呢？主要是因為市場經濟或股份制經濟。西方人認為，實現法律和人格上的平等是能夠做到的，但要實現社會地位的平等則不可能，因為市場經濟遵循的是「股同權同，股不同權不同」，老闆與員工從來都是不平等的，也永遠無法實現平等。而在社會主義中國，革命的理由就是推翻階級剝削，實現人與人的平等，這也是對勞苦大眾具有強大號召力的根本原因。改革開放後，由於我們的制度設計出現了錯位，結果出現了貧富懸殊的問題，導致矛盾叢生。

　　習近平的政治觀與執政理念、執政方略正在回歸到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宗旨和奮鬥目標上來。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宗旨是什麼？實現共產主義而共產主義的根底就是「沒有剝削和壓迫」，而共產主義的中繼社會主義，也是強調共同富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出現了偏離，主要就是利益分配出了問題。習近平正在通過深化改革來解決這個問題，並且是全方位和立體式的，比如限制國有企業高管的工資，就是一種調整分配方式的改革，反腐和規範權力，消除權力尋租的空間，也是一種利益分配方式，並且更帶有根本性和深層次。權力影響著利益，權力本身就是一種利益，是利益就要分享，當我們的利益分配深及這樣的層次後，一種現代的政治文明就注入了執政理念和邏輯。這顯然是習近平的新政治觀所關照的方面。

　　傳統一脈。習近平一個重要思想是「兩個互不否定」，即不以改革開放前30年否定改革開放後30年，也不以改革開放後30年否定改革開放前30年。他特彆強調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強調不能脫離開特定的歷史條件看問題，尤其不能以當下的標準評價歷史。這一點對於我們確立正確的思維方式和思想方法很重要，對於我們這個尤其重視歷史的國家和民族很重要。

　　中國與西方在價值坐標上的重要差異是歷史觀。中國有悠久的歷史，這其間有驕傲也有屈辱，我們要在歷史中獲得革命的力量，所以強調「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我們評價現實更主要的是以歷史為主軸和尺度。西方更重視往前看，或者說重視過去更重視未來，因為他們的價值判斷和精神力量之源並非來自歷史，而是源自宗教信仰與核心價值。僅以宗教信仰為例，我們的多神教強調輪迴，因而歷史就變得重要，西方的猶太教和基督教都是一神教，這是一個有起點無終點的永恆追求。再看核心價值，西方的核心價值是由思想家從社會生活中提煉出來的，我們的核心價值是由黨的政治觀和執政需要確立起來的。這種差異也決定著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的差異，西方既然不以政黨為主軸，那麼誰創造了什麼樣的輝煌都不重要，關鍵是看還能創造出什麼。我們既然是與黨聯繫在一起的，那麼就必須維繫黨的神聖和高尚，因而就必須從多黨鬥爭最後獲得勝利者那裡找根據，這也是我們的價值坐標和評價標準都是以中國共產黨革命與新中國成立為根本的原因。

其實，任何一種思維方式和價值系統都有存在的合理性，至少階段性上是這樣。既然如此，我們就不需要或者不必過多討論，而更應看我們怎樣才能跳出以否定過去證明當下，以否定他人證明自己的思維定勢。這些問題不能得到徹底解決，中國共產黨以致全社會就會一直困於「左」右之爭的泥潭，就永遠無法達成共識，聚合力量。而要解決這樣的問題，思維方式和思想方法的突破尤為重要，要找到自己的歷史邏輯，同時找到自己的前進方式與超越自我的路徑。習近平的政治觀與思想路線能夠解決這樣的瓶頸或桎錮。

　　合作共贏。習近平的合作共贏，既是中國外交理論的突破，更是政治觀的突破。看一下新中國成立以來60多年間的外交思想和處理國家關係準則就很清楚。依據世界政治生態與中國的國情，毛澤東確立了三個世界劃分、五項基本原則和不結盟，這完全是建立在世界二元對歭的政治生態之上。鄧小平依據變化了世界，認為世界大戰較長時間內打不起來，和平與發展是世界主軸，由此開始了與世界特別是西方國家的互動。在冷戰結束、世界政治生態發生巨大變化的今天，中國要發揮大國的作用，必須處理與各國的關係，特別是與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關係，這就需要跳出冷戰思維與零和博弈，真正為「中國夢與美國夢是相通的」打下理論基礎。

　　為什麼西方不太相信中國和平崛起？他們認為，共產黨的黨章與中國的憲法都把消滅資本主義作為終極追求，怎麼可能走到一起來建設世界？由此來看，在不動搖自己的精神大廈的情況下，要走通中國的大國道路，就必須實現政治觀上的突破，把習近平的「萬邦和諧、萬國咸寧」或者說「協和萬邦」的國際觀與外交理念納入外交設計，尤其是把習近平開拓世界文明的思想奠基於此。深刻認識世界文化的普遍規律與多樣性，把以包容推動世界文明不斷進步的思想確立起來。

　　認識習近平「開創文明」的新政治觀，決不是一個符號，而是蘊含著深刻的思想，同時又表現在我們的價值判斷與行為方式中。以革命的思維和二元價值判斷指導我們，結果一定是把世界分為兩大陣營。如果正確把握「太平洋容得下中國和美國」「中國與美國共鑄大國關係」等論述的寓意，結論一定是「跳出冷戰思維和零和博弈」，一定是跳出制度對抗，以人類文明為主軸和著眼點，共同探求世界規則與文明前進方向，這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認識世界方面的巨大突破。從毛澤東的階級鬥爭，到鄧小平的和平發展，再到習近平的開創文明，這是世界發展的必然反映，也是中國共產黨認識世界的飛躍，由此，我們的制度設計與價值目標將發生新的巨大變化，中國也將為人類文明注入新生力量。

　　The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and Theoretical Basis of

　　Xi Jinping"s New Political Concept

Gong Fangbin

　　Abstract: China needs a great statesman in exploring the road to becoming a great power who may use major theoretical progress to achiev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arty and the leap-forward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 and this responsibility is now on Xi Jinping』s shoulder. Xi"s governance strategy is the "four comprehensives", and his governance philosophy is the "new normal", in which his new political concept is contained. Xi"s new political concept is to create civilization and its theoretical system consists of four elements, i.e., the political rules, benefit sharing, consistent tradition, and win-win cooperation. From Mao Zedong"s class struggle, to Deng Xiaoping"s peaceful development, and then to Xi Jinping"s creation of civilization, this is the inevitable reflection of the world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huge pro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erms of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Thus, great changes will take place in China』s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value goals, and China will also inject new force into human civilization.

　　Keywords: new political concept, Xi Jinping,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our comprehensives", social consensus

　　公方彬，國防大學軍隊政治工作教研室副主任、教授、正師職研究員。研究方向為軍隊作風、廉政建設。主要著作有《決策中國》《價值中國》《精神中國》《思想的原野》等。

習近賓士國理政思想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新發展

中共中央黨校 嚴書翰

　　習近賓士國理政思想，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續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篇章的最新理論成果，它主要在三個層面上發展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

　　一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規律的深刻揭示。從一定意義上說，探索和把握規律就是把實踐經驗理論化。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就提出「要使中國革命豐富的實際馬克思主義化」這個重要命題，也就是說要總結和把握中國革命規律。黨的十八大向全黨提出了探索和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規律的要求。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對探索和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規律的新發展，集中體現在他對世界社會主義五百年的論述以及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形成和發展規律的揭示。2013年1月5日，習近平同志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精神研討班的講話上把世界社會主義五百年的發展劃分為六個時間段：空想社會主義產生和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列寧領導十月革命勝利並實踐社會主義、蘇聯模式逐步形成、新中國成立後我們黨對社會主義的探索和實踐、我們黨作出進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決策並開創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習近平同志對這六個時間段從史論結合上作了深入全面的論述，從而揭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哪裡來、往哪裡去的問題。

習近平同志強調，我之所以要從世界社會主義思想源頭講起，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發展講起，就是要說明，我們黨在推進革命、建設、改革的進程中，是怎樣經過反覆比較和總結，歷史地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的；是怎樣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徵結合起來，獨立自主走自己的路的；是怎樣歷經千辛萬苦，付出各種代價，開創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習近平同志在這次講話中明確地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世界社會主義五百年發展的六個時間段中的一個完整階段，並且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和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辯證統一，是根植於中國大地、反映中國人民意願、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的科學社會主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習近平同志的講話無疑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新發展。

　　此外，習近賓士國理政思想體系還形成了對「三大規律」即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新認識，這也是在規律範疇內對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新發展。

　　二是提出並破解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個重大課題。這是歷史發展和偉大事業賦予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的重要使命，因而也是習近賓士國理政思想中引人注目的亮點。

　　縱觀社會主義發展歷史可以看出，怎樣治理社會主義社會這樣的全新社會，是一個在實踐中沒有解決好的重大課題。我們這麼說，並不是苛求前人，僅僅是指解決這個課題的艱巨性和極端重要性。馬克思恩格斯有許多關於未來社會的科學預測，但是他們沒有經歷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更沒有遇到後來社會主義囯家所面臨的大範圍、全局性、長時間的矛盾和問題。列寧雖然經歷了幾年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他生前也已經看到了社會主義實踐中產生的問題超出了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預計，而且在初步探索蘇維埃國家治理方面也創造性地提出了一些政策措施，但是由於列寧過早去世，沒有來得及深入探索和持續實踐。後來，蘇聯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成功經驗，但也犯下了嚴重錯誤。今天，我們回過頭來分析和總結蘇聯失敗的教訓，可以清楚地看出，由於沒有解決好有效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問題，並且在這個問題上犯了的嚴重錯誤，這是導致蘇聯國亡政息的重要原因。

我們黨在全國執政後，也遇到了如何治理社會主義社會這個問題。在沒有現成經驗的情況下，我們一度照搬了蘇聯模式，但很快發現蘇聯治理社會模式不適合我國國情，我們較快地作出了調整，進行了積極探索並取得了重要成果。20世紀五六十年代，毛澤東發表的兩部光輝著作《論十大關係》和《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集中體現了我們黨這一時期在這方面的探索成果。但是總體來看，改革開放前，我們在國家治理體系上還沒找到一種完全符合我國實際的治理模式。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開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國家治理問題。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我們在這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總的看，前半程即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並在這個基礎上進行改革，我們己經走過；後半程即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提供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制度體系的任務，己經歷史地落到了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肩上。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在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經驗和汲取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興衰成敗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了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無疑是我們黨在治國理政方面的重大創新。過去我們提出過很多現代化，比如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科技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等，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第一次提出來的。實現了這個目標就能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為人民幸福安康、為社會和諧穩定、為國家長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善的制度體系。正如習近平同志所指出的，這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也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應有之義。對於習近賓士國理政思想中提出的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意義，要給予充分估計。因為這是對「什麼是社會主義國家治理體系，怎樣治理社會主義社會」的科學回答，無疑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豐富和發展。

　　提出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創新之處還在於，它是與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密不可分的。這兩句話構成了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第一句話「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講中國特色制度模式選擇的根本方向，第二句「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講中國特色制度模式的內涵和形成路徑。兩者相輔相成、密不可分。不能只講其中一句，而不講另一句。我們的改革是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的。正如習近平同志指出的，我們的方向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如果偏離了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偏離了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就南轅北轍了。中國是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有些不能改的，再過多長時間也不改。

第二句話指出了中國特色制度模式的內涵和這個制度模式形成的必經路徑。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國家制度和制度執行能力的集中體現。我國的國家治理體系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領域在內的一整套的制度和制度體系安排；國家治理能力則是運用國家制度管理社會各方面事務的能力，包括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等各個方面能力。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有機整體，相輔相成，有了好的國家治理體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國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發揮國家治理體系的效能。

　　習近平同志還指出，中國特色制度模式中的國家治理體系，是在我國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結果，是我們堅持獨立自主選擇自己的道路，走出了一條不同於西方國家的成功發展道路，形成了一套不同於西方國家的成功制度體系。當然，這並不是說我國治理體系就沒有弊端、不需要改革了，治理能力也不需要提高了。但是，怎麼改，怎麼完善，怎麼提高治理能力，我們只能從中國國情出發，走自己的路。我們要吸收借鑒人類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絕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三是提升以人為本理念和民生建設在治國理政中的戰略地位。馬克思恩格斯在創立自己理論過程中多次指出，他們的理論是科學性、階級性和人民性的統一。也就是說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馬克思主義的價值理念和政治立場。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因此，這個價值理念和政治立場始終貫穿於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整個過程中。毛澤東曾經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來加以概括，鄧小平以「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作為衡量黨的方針政策正確與否的標準，江澤民同志認為 「三個代表」最終要落到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上來，胡錦濤同志指出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以人為本。

　　可以說，任何國家和政黨的治國理政的主張或方案中都包含有民生思想和措施，所不同的是它的真實性或落實狀況。我們常常看到西方一些政黨在競選時也是高舉「民生」旗幟的，並且作出種種慷慨的許諾。至於能否兌現，這些國家的老百姓最有體會。

　　習近賓士國理政思想鮮明體現了以人為本的民生理念。2012年11月15日，習近平同志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後在同中外記者見面講話中，就鮮明表達了新一屆中共中央以人為本的民生理念。他說，我們的人民熱愛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與全國各族人民的幸福安康息息相關。隨著這個目標實現的期限越來越近，人們對它的期盼也越來越強烈。習近平同志在總結黨的十六大以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踐的基礎上，用老百姓喜聞樂見的話語，把再過幾年我囯就要實現的全面小康具體化，從而回應了人民群眾的期盼。習近平同志指出，我們要建成的全面小康，是幹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全面小康；是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建設農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園的全面小康；是國家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強，全國各族人民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的全面小康；是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的全面小康；是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的全面小康；是為實現中國夢提供堅強力量支撐的全面小康等。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戰略全局出發，提出並形成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這是習近賓士國理政思想的核心。「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體現了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社會主義價值理念和政治立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居於引領位置的戰略目標，就是把人民過上美好生活的期盼放在首位。全面深化改革，是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的，要從人民利益出發謀劃改革思路、制定改革措施，緊緊依靠人民推進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強調的是人民主體地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是為了人民、依靠人民、保護人民、造福人民。全面從嚴治黨，是新的歷史起點上加強黨的建設的指針，其核心是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是要下大氣力解決黨內存在的問題，讓人民群眾滿意。總之，「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鮮明地表達了習近賓士國理政思想中以人為本的民生理念。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國務院對我國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食品藥品安全、生產安全以及精準扶貧等社會事業和社會管理改革發展，做出一系列具體部署，並要求各級黨委政府要把這些加強民生建設的舉措落到實處。習近平同志關於治國理政的論述中還包含大量的具體的加強民生建設的舉措。《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一書共有18章，其中有3章即第五、第七和第八章是專門論述加強民生建設的思路和舉措的。

　　綜上所述，我們從中至少可以得出兩點重要結論。

　　一是「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內含具有長遠意義的指導方針。應該看到，「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觀照的時間節點主要是我們黨第一個一百年目標的實現。因此，「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無疑是現階段我們黨治國理政的總方略和總抓手。但是，我們更應該看到，「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包含的這些重要思想是具有長遠指導意義的。如，發展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關鍵、發展仍然是黨治國理政的第一要務，改革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和活力的源泉，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依法執政首先是依憲執政，堅持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本質特徵，是實現中國夢的根本保證等等，這些重要思想仍然對2020年之後的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起指導作用。

　　此外，從我們奮鬥目標的銜接性上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基礎、關鍵一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是緊密銜接發展階段。我們今天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鬥，就是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而奮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意味著世界上有五分之一人口在解決溫飽後過上了中等偏上的生活，這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征程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是人類社會的偉大壯舉，標誌著我們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邁出至關重要的一步。

　正是從上述意義上，我們說「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適應了時代和實踐發對黨和國家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其中包含今後我們繼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而奮鬥的具有長遠意義的指導方針。

　　二是強調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我們這個黨是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立黨的，歷來重視全黨特別是領導幹部學習理論。黨的十八大提出建設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馬克思主義政黨，把學習型擺在第一位。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多次就全黨特別是領導幹部的學習尤其是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作了多次重要講話。總體而言，我們的黨員幹部隊伍尤其是領導幹部學習理論的氛圍和態度是好的，但還應該強調在系統掌握馬克思主義基本立場、觀點、方法基礎上學習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強調這個問題，首先是由我們正在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決定的。因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是在解決我國建設和改革的實際問題中產生和形成的，它又會對進一步解決我國建設和改革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起指導作用。當前，我國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仍然突出，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尤其是城鄉差距拉大和居民收入分配不公情況仍然突出，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等問題仍然存在，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形勢仍然嚴峻複雜。解決這些問題，取得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的勝利，無疑需要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特別是迫切需要我們重點學習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

　　之所以強調要重點學習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也是針對我們黨員幹部隊伍存在的實際情況提出來的。一些黨員幹部認為，在當前改革發展的形勢下，學習首先是學專業知識，甚至片面理解「缺什麼補什麼」。於是出現了有些黨員幹部對學習理論不感興趣，而推崇西方大學的「案例教學」等等。鄧小平曾經針對一些領導幹部對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不感興趣或認為不重要的狀況，講過一段語重心長的話。他說，或者會有同志問：現在我們是在建設，最需要學專業知識和管理知識，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有什麼實際意義？同志們，這是一種誤解。馬克思主義理論從來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它要求人們根據它的基本原則和基本方法，不斷結合變化著的實際，探索解決新問題的答案，從而也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習近平同志也指出，領導幹部首先要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這是我們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領，也是領導幹部必須普遍掌握的工作制勝的看家本領。鄧小平和習近平同志這裡講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既指經典馬克思主義，又指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當然，今天我們講的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和習近平系列重要講話精神。

　　毛澤東有句名言：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要能夠精通它，應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於應用。當前，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決定性階段，全面深化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開啟新的征程，全面從嚴治党進入關鍵階段。我們現在仍處於大有作為的戰略機遇期與矛盾凸顯期即各種矛盾交織疊加和新常態下各種挑戰並存的階段。因此，必須以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尤其是習近平系列重要講話精神為指導，解決這些現實問題。正如習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學習的目的全在於運用。領導幹部加強學習，根本目的是增強工作本領、提高解決實際問題的水平。

習近平意識形態理論框架和基本思路中央黨校馬克思主義理論教研部 唐愛軍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圍繞意識形態和文化建設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而重塑政治合法性是貫穿其中的一條主線，它也構成了我們把握習近平意識形態思想的重要視角。在此視角下，習近平意識形態思想的基本框架可以被積極呈現出來。

　　一、政治合法性：意識形態建設要回答的重大問題

　　任何一個政治共同體（Political community）都需要權力（Power）提供支撐，但對於一個政治共同體或政治秩序而言，僅僅有權力是不夠的，還需要統治者有權威，以及民眾對這個權威的認可。英國學者帕金曾說道：「政權不能僅僅靠強制而存在，而來自下層的某種程度的道德支持，對於任何權力制度的長期存在都是必要的。」[1]這就涉及到合法性（Legitimacy）主題。《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對「合法性」的闡釋是這樣的：「它是一種特性，這種特性不是來自正式的法律或法令，而是來自於有關規範所判定的、『下屬』據以（或多或少）給予積極支持的時候認可（或認可的可能性）和『適當性』」；合法性是任何一種社會都會碰到的問題，「即該秩序是否和為什麼應該獲得其成員的忠誠的問題」。[2]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來把握政治合法性內涵：一是統治者角度。合法性是一個統治、以及統治秩序的正當性問題。這意味著，統治者需要通過各種手段論證自我統治的合理性、正義性等。二是被統治者角度。合法性是一個對統治的認同問題。某種統治關係或政治秩序被民眾廣泛接受和認同。

　　在現代社會，執政者一般從經濟增長績效、法律規則、意識形態等渠道，去獲取政治合法性資源。在社會轉型、特別是利益多樣化、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通過意識形態去維護或鞏固政治合法性的方式顯得越來越重要。此外，雖然意識形態有著諸多的功能，如經濟功能、文化功能等，但最直接、最重要的還是政治辯護與批判功能。我們黨一貫重視意識形態工作，始終牢牢掌握意識形態領導權，為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堅定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提供了有效支撐。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重申意識形態工作是「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總書記在「8·19」講話中提出了「兩個鞏固」：「宣傳思想工作就是要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鞏固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鬥的共同思想基礎。」[3]這實際上指出了，意識形態工作要發揮「合法性」功能：鞏固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就是要維護和提升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鞏固團結奮鬥的共同思想基礎，就是要維護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搞改革開放的合法性、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合法性。面對多種社會思潮之間交鋒、各種道路之間的爭奪，習近平堅持問題導向，圍繞旗幟、目標、政治模式、話語權、核心價值觀等意識形態和文化領域的重要方面進行了闡釋，其根本目的就是進一步維護、塑造乃至重構中國共產黨執政合法性、中國道路的合法性。

二、基於政治合法性的意識形態的理論闡釋

　　習近平圍繞重塑政治合法性，進行了一系列的意識形態和文化方面的理論闡釋和實踐探索，基本要點有：

　　1、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體定性

　　在當代，中國共產黨最直接的意識形態表達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執政黨的意識形態是否具有合法性，關鍵在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能夠被民眾認同。黨的意識形態工作最為核心的任務就是正確闡釋好、宣傳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十八大以來，習近平至少從五個方面論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第一，「旗幟」與「道路」的問題。意識形態工作首先「要回答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舉什麼旗、走什麼路的問題」[4]。習近平指出，「旗幟」、「道路」問題是第一位的問題，關乎黨的生命。這個旗幟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條道路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如何理解這條道路，它有兩個參照系：「封閉僵化的老路」和「改旗易幟的邪路」。十八大報告以及習總書記系列講話中為何要指出這兩個參照系？原因在於，在意識形態領域，各種社會思潮相互較量，我們黨要回應來自「左」和右的兩方面的挑戰。前者是傳統社會主義觀念，計劃經濟和階級鬥爭是其理論要點；後者是新自由主義，私有化和多黨制是其核心。意識形態建設就是要堅決地回擊它們的挑戰，堅定「三個自信」。

　　第二，論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合法性。歷史合法性涉及到兩個方面：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社會主義發展史中的歷史合理性；二是在中國堅持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合法性。習近平主要通過回顧社會主義五百年的發展歷程來說明這兩個問題。他把社會主義發展史分為六個時間段，其理論視角是科學社會主義，所要說明的問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必然，是一種具體的實踐形式，所以它具備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邏輯」。此外，對社會主義探索、改革開放的回顧，習近平所要表達的是：中國人選擇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不是偶然的，是經過反覆比較和總結的結果，它是能解決中國問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原則與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徵結合的產物，它是符合「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總之，我們要繼續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篇大文章寫下去。

　　第三，對「特色」的正確理解。社會上一些人片面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色」，有些人理解為與科學社會主義原則相區別、甚至相對立；還有些人理解為與世界文明相區別、甚至相對立。習近平反對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反對停留在抽象概念層面的理解方法。他提醒人們要從中國實踐、中國發展戰略去把握「特色」，從總體框架和內在關係去理解它。他在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特就特在其道理、理論體系、制度上，特就特在其實現途徑、行動指南、根本保障的內在聯繫上，特就特在這三者統一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上。

　　第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性質。國內外有些人提出中國現在搞的究竟還是不是社會主義的疑問，有人說是「國家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這些都是完全錯誤的。習近平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麼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5]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所以其根本性質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的。因此，「在當代中國，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真正堅持社會主義。」[6]

第五，「兩個不能否定」。我們在下文稍加展開。

　　2、關於中國夢的目標設定

　　一個執政集團能否獲得民眾廣泛認同並追隨其後，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該集團是否有凝聚人心的目標或理想。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習近平意識形態工作的一種重要環節就是提出一個「富有感召力的奮鬥目標」[7]。這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中國夢是習近平關於意識形態合法性建構的顯著成果之一。作為一種主流意識形態話語，中國夢是如何進行合法性建構的呢？第一，佔據價值制高點。把握中國夢的目標內涵或價值屬性要堅持「內外有別」的原則。在國內，中國夢展現出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價值追求，以中國夢這一「最大公約數」來凝聚人心，匯聚正能量；在國際，中國夢主要被詮釋為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夢。國際上總有一些人宣揚「中國威脅」論，認為，中國堅持「國強必霸」的邏輯，甚至一些美國政治家用「修昔底德陷阱」來說明中美未來走向。強化中國夢的和平發展的屬性，就是回擊抹黑中國的錯誤認識，增強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認同度。總書記在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紀念大會上說道：「中國這頭獅子已經醒了，但這是一隻和平的、可親的、文明的獅子。」[8]第二，打牢理性的支撐點。一種意識形態要具有合法性，不僅需要價值吸引力，還需要科學性。缺乏科學理性的烏托邦是無法真正牽引民眾的。中國夢的科學性在於它正確反映了社會發展趨勢，符合人民利益，它具有反映中國人自近代以來追求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歷史邏輯」；反映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邏輯」。第三，找准政治辯護的轉化點。習近平通過「實現什麼樣的理想，怎樣實現理想」這一基本問題，將「目標」與「路徑」有機結合起來：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必須弘揚中國精神，必須凝聚中國力量。中國夢的合法性功能得到有效發揮：對當代中國的發展道路和國家制度的論證與辯護。第四，抓住大眾宣傳的特點。中國夢擺脫了「曲高和寡」的概念化形式，採用了老百姓喜聞樂見的、通俗易懂的語言表達形式，這樣的話語貼近百姓的生活世界和日常需求，很容易被傳播、被接受。

　　3、關於黨的歷史的論述

對歷史的認識和解釋，歷來是各種政治力量、利益集團較量的重要戰場。通過對歷史的解釋，爭奪合法性是一個普遍社會現象。古人講：「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總書記指出：「以正確的立場、觀點、方法對待黨的歷史，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實現黨的執政使命的必然要求，是應對意識形態領域挑戰，抵制西方敵對勢力西化、分化圖謀的必然要求，是開創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新局面的必然要求，關係黨和國家長治久安，關係我國社會主義前途命運。」[9]習近平通過論述黨的歷史，鞏固執政合法性，可以從三個方面加以理解：

　　一是樹立正確的歷史觀。堅持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科學對待黨的歷史：準確把握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和主線、主流和本質；正確對待黨在前進道路上的失誤和曲折。

　　二是堅決反對歷史虛無主義。歷史虛無主義往往藉助於「反思歷史」、「學術研究」，詆毀革命的合法性，指責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是「誤入歧路」。近些年，一些人通過渲染毛澤東晚年的失誤，來徹底否定毛澤東，進而達到否定共產黨領導的合法性。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的大會上，提出正確評價毛澤東的科學方法，毛澤東的豐功偉績不容抹殺。總書記指出，歷史虛無主義的要害，是從根本上否定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歷史必然，否定黨的領導，我們要旗幟鮮明地反對歷史虛無主義。

　　三是正確看待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即「兩個不能否定」的重要論斷。習近平指出，這兩個歷史時期「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10]。否定了改革開放前三十年，就是否定了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合法性；否定了改革開放後三十年，就是否定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合法性。

4、重塑改革話語

　　在利益固化的今天，是否還有改革的動力；在思想分化的今天，是否還有改革的共識。針對社會上的一系列疑問甚至「雜音」，習近平重塑改革話語，統一思想，最大限度凝聚改革共識，形成改革合力。第一，改革開放的重要性。習近平用「關鍵一招」、「強大動力」、「活力之源」、「重要法寶」等話語來說明改革開放的重要意義。我們所取得的成就是改革開放帶來的，只有改革開放能夠「發展中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蓬勃生命力是改革開放帶來的，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確，我們在改革開放進程中出現了諸多問題，一些問題還特別嚴重，但這些問題不能成為我們放棄改革開放的「理由」，恰恰相反，它們是推動我們全面深化改革的動力。因為，「改革開放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開放的辦法來解決」[11]，「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第二，改革開放的方向性。習近平說：「我們的改革開放是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的。」[12]意識形態的任務就是對改革開放的「方向性」給出明確的闡釋，並獲得民眾的政治認同。一些人把改革定義為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否則就是不改革。總書記指出，這是「別有用心」的。「我們的方向就是不斷推動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而不是對社會主義制度改弦易張。」[13]總書記有針對性地指出：「有些不能改的，再過多長時間也是不改。」[14]哪些不能改呢？最核心的是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能改。第三，改革開放的革命性。意識形態話語既需要根據時代不斷更新，又要保持自身的連續性。習近平在主流意識形態上，將「改革」話語與「革命」話語有機結合起來，甚至藉助於革命話語系統論證改革的正當性。「改革開放是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領導人民進行的新的偉大革命。」[15]「新的偉大革命」、「偉大鬥爭」等傳統意識形態話語被用來描述改革開放，減少了意識形態變革的成本。

　　5、政治發展道路的意識形態闡釋

　　政治發展道路和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最為緊密。意識形態要發揮自身的功能，需要對政治發展道路和政治制度做出解釋。習近平在這方面的顯著貢獻有兩個方面：一是更加突出協商民主的「範式」意義。西方國家在民主話語權上佔據主導，它們常常將西方的「選舉民主」視為唯一的民主模式，并力圖引入到所有國家之中。但是，一個國家選擇什麼樣的政治模式，是由這個國家的國情和性質決定的。根據我們自身的特點，習近平更為強調協商民主在民主政治建設中的重要性。「協商民主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是黨的群眾路線在政治領域的重要體現。」[16]二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特別維護憲法權威。馬克斯·韋伯把合法性類型歸結為傳統的、卡里斯瑪和法理三種類型。現代社會是法理型，合法性越來越建立在法律的基礎上。當今中國同樣需要法理型的合法性模式。習近平特彆強調憲法和法律的權威。「維護憲法權威，就是維護黨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權威。捍衛憲法尊嚴，就是捍衛黨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嚴。」[17]「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依法執政，關鍵是依憲執政。」[18]執政黨一方面要用憲法和法律規範自身的權力，另一方面要用憲法和法律為黨的執政提供堅實的合法性基礎。

6、核心價值觀的建構

　　從內在結構來看，意識形態包括價值信仰、理論學說和策略政策三個層面，其中價值信仰是意識形態最核心的要素。意識形態是否具有合法性，就在於它是否具有被民眾接受、認同的道德原則和價值觀。可見，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領導權和話語權取決於其價值觀是否具有生命力、凝聚力和感召力。當代中國主流意識形態的價值信仰系統就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它體現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本質要求，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和制度的「價值表達」，它有四個方面的特徵：體現了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繼承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體現了時代精神。這四個方面也指出了核心價值觀的四個基本來源。習近平從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戰略高度，把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凝魂聚氣、強基固本」的基礎工程，它有四個方面的具體路徑：教育引導；融入社會生活；突出道德價值的作用；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習近平特彆強調中華傳統優秀文化在核心價值觀建設中的重要作用。在革命思維和革命型意識形態里，共產黨人基本上對傳統文化持徹底否定的態度，這跟五四新文化精神是一致的。改革開放以後，我們對傳統文化的立場和態度不斷改變，十八大以來，這一點尤為明顯。習近平實際上變革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傳統文化觀。第一，習近平對傳統文化的高度評價前所未有。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是我們民族的「根」和「魂」，如果拋棄傳統、丟掉根本，就等於隔斷了自己的「精神命脈」。第二，習近平對傳統文化的現代性轉化的重視前所未有。在延續過去的相關提法（「批判地繼承」）之外，習近平強調要對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7、國家文化軟實力和國際話語權的闡釋

　　哈佛大學約瑟夫·奈教授首次提出軟實力（Soft Power）的概念，它指文化和意識形態吸引力所體現出來的力量。文化軟實力對於一個國家或政治共同體意義極其重要，它可以為其政治合法性提供牢固的價值觀和道義辯護與論證。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有四個方面的路徑：一是努力夯實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根基；二是努力傳播當代中國價值觀念；三是努力展示中華文化獨特魅力；四是努力提高國際話語權。

　　其中，提高國際話語權在當下尤為緊迫，總書記在「8·19」講話中將其作為一個重要內容加以闡釋。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曾提出「意識形態領導權」概念。「一個社會集團的霸權地位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即『統治』和『智識與道德的領導權』。」[19]後者就是意識形態領導權。提高國際話語權實際上就是在全球意識形態領域中爭奪話語權和領導權。在國際上，爭奪意識形態話語權，關鍵是精心構建對外話語體系。一是要加強話語體系的自主性和原創性。理論界一些人還是習慣用西方概念和話語解釋中國實踐，把中國當作西方話語的試驗場，在現實中常常削中國實踐之足，適西方理論之履。二是要加強話語表達方式的有效性。現有一些表達方式「假大空」，完全脫離國際社會表達習慣。在國際上，我們要遵循國際上通用的表達方式，要堅持中國立場、國際表達。

8、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功能闡釋

　　在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闡釋上，習近平堅持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並重。前者以問題為導向，突出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方法論功能；後者突出理想信念維度，強化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價值引領功能。

　　習近平反對「左」右之間的無謂爭論，堅持問題導向，強調馬克思主義作為「實踐唯物主義」的理論特徵：切中社會現實，解決現實問題。「我們一定要以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際問題、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著眼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運用，著眼於對實際問題的理論思考，著眼於新的實踐和新的發展。[20]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能否被民眾所認同，首先在於它是否具有對社會現實的「解釋力」和對現實問題的「解決力」，即有效性問題。2013年12月，習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指出，領導幹部要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自己的看家本領。掌握「看家本領」，就是要學習和掌握社會基本矛盾分析法、物質生產觀點、人民群眾觀點等。總書記強調，要用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指導我們的改革，用這些「看家本領」推進我們的工作。

　　此外，為了抵制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功利化和庸俗化理解，習近平特別突出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價值內核」。這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強化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維度及其現實意義。對於全體社會成員而言，堅持社會主義，就是要堅守其「本質要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於共產黨員而言，要堅守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堅定理想信念，堅守共產黨人的精神追求，始終是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是共產黨人經受住任何考驗的精神支柱。」[21]二是強調以人為本、實現人的解放是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主題。總書記強調要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在宣傳思想工作中要堅持人民性。「堅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以民為本、以人為本。」[22]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進程中，堅守以人為本的價值原則，要更加註重公平正義話語的建構與實踐。習近平所說的「為人民服務、擔當起該擔當的責任」是以人為本的價值主題的最鮮明的表達。

三、簡單的結語

　　從理論層面來看，政治合法性是意識形態基本功能，立足政治合法性分析

　　習近平意識形態理論框架是符合意識形態一般原理的。從實踐層面來看，鞏固黨的指導思想一元化、維護黨領導國家的政治秩序是意識形態工作的根本目標和基本遵循。當然，政治合法性只是一種嘗試性的解釋框架，還需要不斷發展，這樣才能全面準確地把握習近平意識形態思想及其實踐策略。

　　注釋：

　　[1][英]弗蘭克· 帕金：《馬克斯·韋伯》，劉東等譯，譯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75頁。

　　[2][英]戴維·米勒、韋農·波格丹諾：《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439頁。

　　[3]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53頁。

　　[4]習近平：《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7頁。

　　[5]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9頁。

　　[6]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9頁。

　　[7]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頁。

　　[8]中共中央宣傳部：《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學習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6頁。

　　[9]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學習習近平同志關於黨的歷史的重要論述》，中共黨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6頁。

　　[10]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2頁。

　　[11]習近平：《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4頁。

　　[12]習近平：《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14頁。

　　[13]習近平：《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頁。

　　[14]習近平：《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頁。

　　[15]習近平：《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1頁。

　　[16]習近平：《習近平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75頁。

　　[17]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37頁。

　　[18]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41頁。

[19][意]葛蘭西：《獄中札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頁。

　　[20]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9頁。

　　[21]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頁。

　　[22]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54頁。

中國道路是順應時代發展潮流的選擇

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會長　朱佳木

　　反映時代新要求 體現時代新特徵 利用時代新條件

　　我們對於中國道路的自信，既源於中國道路與中國國情的高度相符，也源於中國道路與時代發展潮流的完全契合。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說到底是社會主義，即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或社會主義的中國模式。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人類社會的時代如果用社會形態來劃分的話，大體要經歷原始社會時代、奴隸社會時代、封建社會時代、資本主義社會時代和共產主義社會時代；社會主義是由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社會，是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20世紀初，列寧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對資本主義社會作了進一步考察，指出資本主義已從自由競爭階段發展到壟斷階段，使世界進入到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俄國十月革命和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正是這一時代背景下的產物；兩場革命勝利後都選擇走社會主義道路而不走資本主義道路，正是順應這一時代發展潮流的體現。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蘇東劇變，使世界社會主義發展進入低潮。然而，蘇東劇變不等於世界社會主義失敗了、終結了，佔世界人口1/5的中國仍然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便是最有力的證明。當年，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中也曾有過幾次低潮，但每次低潮過後都迎來了高潮，並最終取得了勝利。世界社會主義發展今天處於低潮，同樣不意味著今後就不會有高潮。所以，當今時代從性質上看，仍然是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代。這是我們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為根本的時代條件和時代依據。習近平同志之所以反覆強調「革命理想高於天」，就是要我們認清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這個總趨勢，始終忠誠於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和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信念，做到無論遇到多大風浪都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動搖。

　　馬克思主義語境下的時代，少則數百年，多則數千年。因此，同一個時代也會有不同的歷史時期，面臨不同的時代課題。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20世紀七八十年代前，亞非拉民族民主運動此起彼伏，民族要獨立、人民要解放的呼聲不斷高漲。同時，帝國主義國家對爭取獨立的第三世界國家頻頻發動侵略戰爭和武裝干涉，對新中國則進行軍事威脅、經濟封鎖。在這種國際形勢下，革命與戰爭自然成為那一歷史時期的時代主題。20世紀七八十年代後，隨著舊的殖民體系土崩瓦解，獲得獨立的第三世界國家要求和平與發展的呼聲越來越強烈。同時，隨著超級大國之間軍備競賽的加劇，戰爭的威脅反而相對減弱；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結構的調整，加快資本輸出、擴大海外市場、向第三世界國家轉移製造業，成為一股新的潮流。另外，隨著信息、生物、材料等技術的突破，現代科學技術發展呈現日新月異的局面。針對這個形勢，鄧小平同志作出了和平與發展已成為世界兩大問題，大規模世界戰爭在較長時間內有可能不發生，我們要抓住機遇加快發展的科學判斷。基於對時代主題變化的這一新判斷以及對新中國頭30年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我們黨實施了工作重心由以階級鬥爭為綱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轉移，實行了全面改革和全方位開放，從而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所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僅是對當今時代性質和人類歷史發展總趨勢的順應，而且反映了時代的新要求，體現了時代的新特徵，利用了時代的新條件。

　　新中國成立至今的60多年裡，經歷了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改革開放前，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開展了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建設，對社會主義道路進行了艱辛探索，從而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制度基礎和物質基礎。改革開放後，我們黨帶領人民繼承和發展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探索的成果，回答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問題，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性轉變，使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得到充分涌流，使中華民族大踏步趕上了時代進步的潮流並迎來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這一切充分說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僅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也符合時代前進的大方向和當今的時代特徵。

　　當前，面對國際國內形勢的深刻變化，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時代性問題作出了更加深入全面的闡述。習近平同志指出：「事實一再告訴我們，馬克思、恩格斯關於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分析沒有過時，關於資本主義必然消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也沒有過時。這是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因此，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不論怎麼改革、怎麼開放，我們都始終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另一方面，習近平同志又指出：「資本主義最終消亡、社會主義最終勝利，必然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我們要深刻認識資本主義社會的自我調節能力，充分估計到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軍事方面長期佔據優勢的客觀現實。」儘管天下還很不太平，但「國際力量對比繼續朝著有利於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方向發展」，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的主題。因此，要有很強的戰略定力，抓住和充分利用仍然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情，不斷壯大我們的綜合國力，不斷改善我們人民的生活，不斷建設對資本主義具有優越性的社會主義，不斷為我們贏得主動、贏得優勢、贏得未來打下更加堅實的基礎。」我們堅信，只要堅持從中國國情出發，順應時代發展潮流，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一定會越走越寬廣，對人類進步事業所做的貢獻就一定會越來越大。

運用哲學思維把握「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韓慶祥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和全面從嚴治黨，構成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治國理政的施政綱領。這一綱領具有根本性、全局性、整體性、系統性和邏輯性。抓住「四個全面」，就抓住了治國理政的根本、全局和整體，就抓住了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全局和整體。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在談到「十三五」時期我國發展的指導思想時，強調要堅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如何進一步深化對「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理解？2015年1月，中央政治局就辯證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和方法論進行第二十次集體學習。目的之一，是為全面準確深入把握「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提供哲學基礎。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學習時強調，辯證唯物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我們黨要團結帶領人民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必須不斷接受馬克思主義哲學智慧的滋養，增強辯證思維、戰略思維能力。這就啟示我們：要運用哲學思維，從整體上全面準確把握「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運用歷史思維，把握「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提出

　　歷史思維，注重把對象和事物置於歷史發展過程中進行思考，注重揭示事物發展的必然進程及其內在邏輯。

十八大以前，我們中國共產黨較為注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深化改革、依法治國和從嚴治黨等問題。在此基礎上，十八大以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遵循我國歷史發展過程的內在邏輯，在實踐上集中做「四件大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對這四件大事從哲學上加以概括提升，便可發現它們之間具有內在聯繫，構成一個有機整體，即目標與手段的關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戰略目標」；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和全面從嚴治黨是三個戰略舉措。正是基於這種思考，2014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江蘇考察工作時正式提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這反映出「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提出具有歷史基礎、實踐基礎和哲學基礎，符合歷史發展的邏輯，且體現著新一屆中央對治國理政的頂層設計：既注重四個「全面」，又注重四個「重點」，還注重把四個「全面」「重點」整合成一個有機整體。

　　運用系統思維，把握「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形成

　　系統思維，就是注重事物構成的基本要素、結構和整體功能，注重各基本要素之間的協同、配合和最優，注重對事物的整體協同思考。

　　習近平總書記為什麼要把四個「全面」整合成一個有機整體？把四個「全面」加以整合併形成一個嚴密的邏輯系統，主要用來解決什麼問題，有何重大意義？總的來說，是為了全面把握當前和今後很長一個時期我國改革發展進程中的主要矛盾、根本問題和工作重點。

一是解決我國改革發展進程中工作上的片面化、碎片化、枝節化和模糊化問題。之前，一些人在工作中不僅把「四個全面」彼此分離開來，而且把「四個全面」中的每一個「全面」之各個環節彼此分離開來。這既失去了「全面」，又抓不住「重點」，思路也不清晰，嚴重影響著我國改革發展的順利推進。把四個「全面」整合成一個有機整體，形成一個嚴密的邏輯系統，是對我國改革發展進行的頂層設計。這一頂層設計的重要意義在於：它既把一些人們在工作中的片面化、碎片化、枝節化、短視化傾向，引導到關注我國長遠發展、全局發展、根本發展上來，力求使改革發展和現代化建設進程中的根本要素、基本環節相互制約、相互滲透、相互促進、相輔相成、彼此理解，進而使我國改革發展與現代化建設具有總體布局、有章可循，上一個新台階；也有助於克服四個「全面」彼此分離的弊端，比如，要麼沒有把改革完全納入法治化軌道，要麼使改革偏離黨的領導，要麼借法治淡化黨的領導等。

　　二是解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國夢任重而道遠與「四個全面」沒有完全跟進的矛盾。無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還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都任重而道遠，尤其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更是任重而道遠，需要我們付出艱辛努力。具體說，既需要通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戰略基礎，也需要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和全面從嚴治黨，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強大動力、法治保障和領導主體。然而，就目前來講，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還沒有真正完成，仍需竭盡全力；全面深化改革阻力重重，還沒有完全跟進；全面依法治國還沒有完全到位；全面從嚴治黨正在路上，任務繁重。這是當前和今後很長一個時期我國改革發展進程中存在的根本問題，而著力解決這一根本問題也就成為當前和今後很長一個時期我國改革發展進程中的工作重點。因而，把四個「全面」加以整合併形成一個嚴密的邏輯系統，就是要著重抓住並解決我國改革發展進程中的主要矛盾、根本問題和工作重點，也是要解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民族復興的根本路徑和方式問題。

　　三是解決要麼走極端、要麼眉毛鬍子一把抓的問題，把改革發展穩定有機統一起來，把活力與和諧、動力與秩序有機統一起來。在我國改革發展進程中，一定程度上確實存在著走極端和眉毛鬍子一把抓的情形：有些地方顧此失彼，要麼較為注重發展動力、活力而相對輕視和諧、秩序、穩定，要麼較為重視和諧、秩序、穩定而相對輕視發展動力、活力；有些人眉毛鬍子一把抓，沒有抓住「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這四個重點。「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既注重「全面」，又抓住「重點」；既通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來解決經濟社會的發展動力、活力問題，又通過全面依法治國和全面從嚴治黨來解決社會的穩定、秩序、和諧問題，它把改革發展穩定統一起來了，把活力與和諧、動力與秩序統一起來了。

運用戰略思維，把握「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內涵及其實質

　　戰略思維，就是對根本性、全局性、長遠性問題、關係進行科學謀劃的思維方式；它意味著時間維度上的長遠考慮，跳出眼前從長遠看眼前；空間維度上的全局謀劃，跳出局部從全局看局部；它致力於解決根本性問題，努力佔據發展的制高點，進而具有戰略定力。高瞻遠矚，統攬全局，把握事物發展總體趨勢，是戰略思維的核心。「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內涵及其實質是：

　　首先，「四個全面」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治國理政的施政綱領。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所要實現的戰略目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是其治國理政首先必須考慮的根本性、全局性問題。如何才能實現這一戰略目標？這就既要破解發展進程中的種種矛盾和難題，通過「破」以消除障礙，還要建立健全治國理政的基本方略和良性社會秩序，通過「立」來為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目標開闢道路。前者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後者需要全面依法治國。無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還是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國，都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打得堅硬的「鐵」。作為打「鐵」的主體的中國共產黨人，其自身必須「硬」，即必須全面從嚴治黨，進而為打好「鐵」提供強有力的領導主體。由此，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所要實現的戰略目標，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實現這一戰略目標的兩條根本路徑，而全面從嚴治黨則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要為順利實現這一戰略目標提供強有力的領導主體。這樣，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和全面從嚴治黨，就構成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治國理政的施政綱領。

　　其次，「四個全面」是中國共產黨人實現現代化和民族復興的總體方略。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目的，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實現這一目的的手段。在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還要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繼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這是中國共產黨人需要進一步思考的未來更為長遠發展的戰略性目標。為此，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就必須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一種總體方略。嚴格來講，這種總體方略必須具有「基礎、動力、保障、主體」四個根本要素，且這四個根本要素能構成一個嚴密、有機的整體，其他要素最終都可歸結到這四個根本要素之中。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戰略基礎，是關鍵一步，對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決定性意義；全面深化改革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動力，是關鍵一招；全面依法治國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法治保障；全面從嚴治黨是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強有力的領導主體。顯然，這一總體方略也具有根本性、全局性、整體性、系統性和邏輯性。抓住「四個全面」，就抓住了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全局和整體。就這個意義來講，「四個全面」又是指導我國未來長遠發展的戰略布局。

運用辯證思維，把握「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的重大關係

　　辯證思維，就是注重矛盾雙方的相互作用，在注重矛盾雙方對立的時候不忽視二者的統一，在注重矛盾雙方統一的時候不忽視二者的對立；注重全面、聯繫和發展地看問題。可運用辯證思維，來把握「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的系列重大關係。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與「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關係。首先，二者是整體與根本的關係。「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注重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的整體性，要求整體把握，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注重的是這一整體中的根本，即它是實現「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根本：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五位一體」所要實現的戰略目標；全面深化改革是實現「五位一體」的強大動力；全面依法治國是實現「五位一體」的法治保障；全面從嚴治黨是為實現「五位一體」提供強有力的領導主體。顯然，「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深化了對「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認識。其次，二者是本質與體現的關係。即「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是「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具體體現。「四個全面」的「全面」內在要求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進行總體布局，「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就是「全面」本質的具體體現；「四個全面」中的「四個」又是「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中的「本質」，即是「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目標、動力、保障、主體。

　　每一個「全面」中的辯證關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要處理好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和黨的建設之間的辯證統一關係。全面深化改革，必須堅持辯證思維：它千頭萬緒，既要考慮全面，也要抓住重點，確定主攻方向；它相互纏繞，要辯證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處理好解放思想與實事求是、頂層設計與摸著石頭過河、膽大與心細、部分與整體、局部與全局的辯證關係。全面依法治國，既要吸收西方法治精神中的合理因素，又要根據中國國情推進依法治國，尤其要辯證看待黨和法的統一關係，看待法治與德治的統一關係；全面從嚴治黨，要處理好偉大事業與偉大工程之間的辯證關係。

運用創新思維，把握「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創新

創新思維，就是對事物做全新思考，對結構做全新調整，對活動做全新謀劃，力求尋找新思路，打開新局面，開創新境界，提升新水平。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由四個「全面」構成一個嚴密完整的邏輯系統，且作為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治國理政的施政綱領與中國共產黨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總體方略，本身就是一種創新。此外，其創新主要體現在既堅持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又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從堅持來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任務提供戰略基礎；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強大動力；全面從嚴治黨堅持了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領導主體或堅強領導核心這一根本原則。

　　從發展來看「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既深化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布局的認識，它是「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根本、本質，「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是「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具體體現；又深化了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任務的認識，它把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提升到一個新水平——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也使我國的改革轉型升級，它注重的是公平正義性改革、全面性改革、深化性改革、頂層設計性改革；還通過全面依法治國，把建構當代中國社會發展新秩序這一新命題提了出來；它還通過全面從嚴治黨，使我們對「使黨自身硬」的認識全面深化了。

思想建黨和制度建黨結合的新高度

石偉

　　近日，中共中央印發了《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兩個重要黨內法規的印發，引起了黨內外的熱議。兩個黨內法規是分別在2010年印發的《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幹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和2003年印發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基礎上修訂而成的。社會各界普遍認為，修訂後的兩大黨內法規，體現了黨的十八大以來治黨管黨的實踐成果，通篇貫穿著「全面」與「從嚴」兩個關鍵詞，吹響了全面從嚴治黨新的號角，具有深遠的意義。

　　然而，從更深層次上看，同時印發的兩個黨內法規，在黨內製度設計上邏輯分明、各司其職、相互配合，樹立了道德高線和紀律底線，體現了依規治黨和以德治黨相結合的要求，更緊密結合了思想建黨和制度建黨，凸顯了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在管黨治黨的理論和實踐上的新特點新動向，更值得我們關注。

　　一正一負的內容展現。《準則》側重正面倡導行為，針對全體黨員，提出要堅持先公後私、崇廉拒腐、尚儉戒奢、甘於奉獻；針對黨員領導幹部，提出要廉潔從政、廉潔用權、廉潔修身、廉潔齊家，自覺帶頭作廉潔自律的表率。而《條例》側重開列負面清單，明確違背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生活紀律的具體表現和相應處分。

　　一高一低的行為導向。《準則》是第一部面向全體黨員的規範全黨廉潔自律工作的重要基礎性法規，是對黨章規定的具體化，為黨員領導幹部樹立了一個看得見、夠得著的道德高線。而《條例》堅持問題導向，堅持紀嚴於法、紀在法前，刪除了原條例中70餘條與法律法規重複的規定，增加了拉幫結派、對抗組織審查、搞無原則一團和氣等違紀條款，劃清了更加具體化、細分化的紀律底線。

一內一外的執行動力。《準則》緊扣廉潔自律主題，側重從共產黨員的內在修身克己中實現黨的理想信念宗旨、優良傳統作風，發掘黨員領導幹部自覺追求高尚道德的動力，永葆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而《條例》緊扣紀律處分主題，側重從共產黨員的外在處分威懾中實現行為的規範，發掘黨員領導幹部遵守黨規黨紀的動力，凸顯黨規黨紀的嚴肅性和權威性。

　　一少一多的條款設定。《準則》在修訂過程中，突出重點、刪繁就簡，將原來的《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幹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濃縮成現在《準則》的8條、309字的自律標準，微言大義，更易入腦入心。而《條例》相比《準則》，條款設定更加豐富翔實，以負面清單為核心的行為底線更加細緻明確。

　　綜合看來，兩個黨內法規通過在內容展現上一正一負、行為導向上一高一低、執行動力上一內一外、條款設定上一少一多，充分地「咬合」在一起。《準則》正面倡導道德高線，內在驅動黨員和黨員領導幹部向高處求善，向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靠近，體現了以德治黨的要求，與思想建黨緊密相關。《條例》負面釐清紀律底線，外在明確黨員和黨員領導幹部的行為邊界和行為禁區，體現了依規治黨的要求，與制度建黨緊密相關。二者剛柔並進，相互配合，在思想和制度的維度上直指黨員領導幹部的日常行為。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後的法規執行中，兩者不可偏廢，既不能片面強調道德高線，將黨員領導幹部的行為虛化，又不能片面強調紀律底線，把紀律變成冷冰冰的死板條文。要靠教育，也靠紀律；要靠思想，也靠制度。兩個黨內法規需同向發力、同時發力，共同將思想建黨和制度建黨落到實處。

　　70多年前，毛澤東同志說，「路線是『王道』，紀律是『霸道』，這兩者都不可少」。在去年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習近平同志也說，要「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誠然，思想建黨和制度建黨相結合是我們黨一直以來的重要經驗。在全面推進從嚴治黨更加深入之際，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召開之際，兩個黨內法規的印發，更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在思想建黨和制度建黨的緊密結合上有了新的進展，達到了新的高度。

全面把握「綠色發展」

張雲飛

　　綠色發展是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指導我國「十三五」時期發展甚至是更為長遠發展的新理念。只有全面把握綠色發展的科學內涵，才能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現代化建設新格局，推進美麗中國建設，為全球生態安全作出新貢獻。

　　與創新發展、協調發展、開放發展、共享發展一道，「綠色發展」是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指導我國「十三五」時期發展甚至是更為長遠發展的科學的發展理念和發展方式。在狹義上，綠色發展，就是要發展環境友好型產業，降低能耗和物耗，保護和修復生態環境，發展循環經濟和低碳技術，使經濟社會發展與自然相協調。從廣義上來看，綠色發展至少包括以下含義和要求。

　　均衡發展。人自身的生產是社會生產的基本形式，人口可持續性是影響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性變數之一，因此，實現人口資源環境與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是可持續發展的基本要求。今天，為了積極應對老齡化的挑戰，十八屆五中全會適時地推出了「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但是，我們也要看到人口增長可能帶來的資源、能源、環境、生態安全等方面的巨大壓力。目前，我國的生態足跡已經達到生態承載力的2.2倍。通俗地講，我們需要2.2倍的現有的國土面積才能養活目前的13.6億人口。同時，我國每平方公里平均人口密度為143人，約為世界水平的3.3倍。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繼續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完善人口發展戰略，促進人口均衡發展。人口均衡發展是指，人口的發展要與資源、能源、環境和生態的承載能力和涵容能力相符合，要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協調，要與城市化水平相適應。可見，人口均衡發展不僅是實現綠色發展的基本前提，而且是實現綠色發展的基本要求。為此，在有序地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的同時，我們必須將提升人力資本實力、優化人口區域分布作為我國實現綠色發展的重要戰略舉措。事實上，通過人口均衡發展能夠提升整體發展的質量和效益，能夠使發展更好地造福人民群眾。

　　節約發展。資源是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基本來源，構成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自然物質基礎，是影響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性變數之一。從是否具有可再生性的性質來看，資源分為可再生和不可再生的兩類。因此，確保資源可持續性的基本要求是：對可再生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不能超出其可再生的速率，對不可再生資源的開發和利用不能超出其技術代替的周期。這樣，就突出了節約資源的重要價值。對於我國來說，儘管資源蘊藏總量較大，但人均佔有量遠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鑒此，在「十一五」規劃中，我國就已提出了節約發展的要求；十七大以來，我們將建設資源節約型社會作為了生態文明建設的基本內容和要求。就其關係來看，節約發展是建設資源節約型社會的手段，資源節約型社會是節約發展的目標。一般而言，節約發展是通過節約和集約利用資源的方式來促進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的理念和方式。目前，按照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的要求，堅持節約發展，就是要堅持節約資源的基本國策，全面節約和高效利用資源，樹立節約集約循環利用的資源觀，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社會。為此，我們要通過研發節約資源的科技、完善節約資源的政策等方式，來推動建立資源節約型社會。顯然，節約發展是綠色發展的重要內容和基本要求。

低碳發展。能源是生產和生活必需的燃料和動力的來源，是影響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性變數之一。以化石能源為主的能源結構是導致全球溫室效應的主要原因。圍繞控制全球氣候變暖的議題，低碳發展成為了國際性的潮流。長期以來，煤炭消費在我國整個能源結構中佔比始終在70%左右。這是我國二氧化碳排放量逐年增加並成為全球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國的重要原因。為此，在積极參与全球氣候議程的同時，我國已將節能減排作為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舉措，提出了實現低碳發展的要求。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進一步提出，要實現「低碳循環發展，建設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現代能源體系，實施近零碳排放區示範工程」。一般而言，低碳發展的核心是降低發展的碳依賴。碳依賴的基本含義是：經濟體對引起二氧化碳等溫室效應氣體的生產和消耗的程度。碳依賴通常由溫室效應氣體的強度來測量，例如，與每百萬美元國民生產總值的溫室效應氣體排放量等值的二氧化碳的噸數。顯然，低碳發展是通過節能減排和節能降耗而提升發展的質量和效益的科學發展的理念和方式，不僅是支持綠色發展的重要手段，而且是實現綠色發展的基本要求。為此，在推進煤炭清潔技術發展的基礎上，我們要大力發展低碳科技，推動建立低碳發展產業體系，同時要為之提供相應的制度支撐。

　　清潔發展。環境是人類生產活動和生活活動的空間，是吸收生產和生活排泄物的場地。由於環境存在著生態閾值，其承載能力、涵容能力和自我凈化能力是有限的，因此，一旦人類活動超過環境的生態閾值，必然導致環境污染。這樣，實現清潔發展就成為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在我國快速工業化的過程中，也引發了嚴重的環境污染。鑒此，「十一五」規劃已提出了清潔發展的要求。通常，我們較為重視石化和電力等行業的清潔發展，主要強調通過能源開發實施清潔替代和能源消費實施電能替代的方式來實現清潔發展。其實，清潔發展實質上是針對環境污染末端治理的弊端而提出的全程式控制制環境污染的方式，要求通過實現廢物的減量化、資源化和無害化的方式來實現科學發展。在內涵上，清潔發展與狹義的綠色發展是一致的，是一種既保護環境又實現發展的方式。目前，按照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的要求，堅持清潔發展，就是要堅持環境保護的基本國策，加大環境治理力度，以提高環境質量為核心，實行最嚴格的環境保護制度，深入實施大氣、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加快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顯然，清潔發展是綠色發展的題中之義。為此，我們在推動傳統能源清潔利用、發展清潔能源的同時，必須加大清潔生產審核的力度。

　　循環發展。實現資源和廢棄物的循環利用，不僅可以有效降低環境污染，而且可以促進資源的再生利用。生產和生活中的廢棄物不一定會造成污染，關鍵是要將之放對位置。在倡導和發展循環經濟的基礎上，黨的十七大以來，我們又提出了循環發展的科學理念。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變廢為寶、循環利用是朝陽產業，使垃圾資源化，這是化腐朽為神奇，既是科學，也是藝術，因此，要更加自覺地推動循環發展。循環經濟只是從經濟層面上突出了資源和廢棄物循環利用的價值，而循環發展要求從整個發展上重視資源和廢棄物的循環利用。今天，面對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日益加劇的現實，我們必須在推動循環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推動實現循環發展。循環發展，就是要推動全社會樹立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的科學理念，堅持減量化優先，從源頭上減少生產、流通、消費各環節能源資源消耗和廢棄物產生，大力推進再利用和資源化，促進資源永續利用，促進廢棄物再生利用。這樣，在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礎上，可以有效地提升發展的質量和效益。顯然，循環發展是綠色發展的重要內容和基本要求。目前，按照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的精神，我們必須樹立循環利用的資源觀，推動建立循環發展產業體系，有效推動循環發展。為此，我們要繼續開發應用源頭減量、循環利用、再製造、零排放和產業鏈接技術，實行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

　　安全發展。在科技革命迅速發展和全球化不斷擴展的情況下，人類社會已進入風險社會。這樣，就突出了安全發展的重要性。在我國，「十一五」規劃就提出了安全發展的科學理念。儘管安全發展主要突出的是生產安全的重要性，但是，也包括生態安全等其他方面的安全。習近平總書記在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走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時，將維護生態安全作為了總體國家安全的重要內容和基本要求。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必須「築牢生態安全屏障，堅持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為主，實施山水林田湖生態保護和修復工程，開展大規模國土綠化行動，完善天然林保護制度，開展藍色海灣整治行動」。因此，我們這裡講的安全發展主要是指通過維護生態安全而實現科學發展的發展理念和發展方式。生態安全主要指的是要維護和保持生態系統的完整性、多樣性和穩定性。目前，為了實現中華民族的永續發展和維護全球生態安全，為了有效避免生態風險，我們必須高度重視生態安全，要將全部國土（全部的領土、領海、領空）作為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來進行規劃和管理，切實維護生物和生態的多樣性，有效預防外來物種入侵，不斷擴大綠色生態空間比重，大力增強水源涵養能力和環境容量，構建科學而合理的生態安全格局。顯然，安全發展既是實現綠色發展的外部條件，也是實現綠色發展的內在要求。

馬克思恩格斯民族關係理論與和諧社會構建的內在契合

湖北民族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 張胥

　　理論來源於實踐，馬克思恩格斯民族關係理論來源於其為無產階級反對階級壓迫，被壓迫民族爭取民族解放而鬥爭的偉大實踐中。在反對民族壓迫，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過程中，馬克思恩格斯明確地提出了處理民族關係的平等、團結、互助的「三原則」，科學地闡明了其解決民族關係問題的基本理論主張，奠定了其民族關係理論的基石。科學的理論發展於實踐，理論的生命力在於其實踐性。隨著時代主題的轉換，實踐的發展，產生於馬克思時代的民族關係理論也必然隨之而發展，並賦予新的解讀。

　　一、馬克思恩格斯解決民族關係問題的基本理論主張

平等、團結、互助的「三原則」既集中體現了馬克思恩格斯解決民族關係問題的基本理論主張，也內在地蘊含著馬克思恩格斯解決民族關係問題的基本價值取向。金炳鎬先生認為，民族平等就是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中享有地位、權力、利益的平等，即各民族平等相待；民族團結就是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中友好、聯合、和睦，即各民族和平共處；民族互助就是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中互補創新，互相協作，即各民族互相幫助，共同發展。[1]筆者在這裡不簡單重複而著重闡述馬克思恩格斯提出民族平等、團結、互助「三原則」的基本出發點以及時代意蘊。離開理論產生的時代背景來抽象地考察理論是沒有意義的。

　　第一，馬克思恩格斯民族平等、團結、互助「三原則」的提出，深深地刻上了那個時代的烙印，是當時社會政治環境與現實需要的歷史必然。在那個時代，世界範圍內殖民主義盛行，民族壓迫、民族剝削越來越突出，民族矛盾、階級鬥爭越來越激烈，面對時代，面對民族解放鬥爭的現實需要，民族平等首要地成為社會基本的價值追求，成為被壓迫民族奮鬥的目標，同樣，面對剝削階級的國際剝削，世界無產階級只有團結起來、相互幫助才能取得鬥爭的勝利，摧毀腐朽的舊政權，建立新的聯合的無產階級政權。

　　第二，馬克思恩格斯民族平等、團結、互助「三原則」的提出，是由無產階級的根本宗旨和最終目標決定的。作為無產階級的理論家，馬克思恩格斯民族思想始終是和他們的無產階級階級理論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始終是與自己的解放全人類的政治理想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他們始終站在無產階級以及被壓迫民族階級的立場上，為在全世界建立一切人們真正平等自由的、美滿幸福的共產主義社會而鬥爭。

　　第三，馬克思恩格斯民族平等、團結、互助「三原則」的提出，與馬克思恩格斯解決民族問題的邏輯構想有關。馬克思恩格斯的構想是：世界各國無產階級由於是「沒有祖國」的，是國際主義的，因此，在國際主義原則的指導下各國無產階級能互相支持，互相團結起來，共同奮鬥，能在「主要文明國家」建立起政治統治。而這些聯合起來的「主要文明國家」具有引導世界潮流的力量和強大影響，能進一步推進全世界無產者的聯合。在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大趨勢下，世界範圍內的民族問題勢必隨著無產階級的鬥爭，隨著私有制地徹底消滅而根本解決。正是在這樣邏輯構想上，馬克思恩格斯從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立場上，提出了處理民族問題的平等、團結、互助的「三原則」。從這個意義上說，此「三原則」也是民族關係問題的價值追求，是我們研究民族關係問題的邏輯起點。

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關於民族關係問題的理論與實踐

　　在以民族平等為核心的馬克思恩格斯民族關係理論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人結合中國民族關係發展的現實情況，在長期的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過程中，逐步形成了系統的、科學的關於民族關係的基本理論主張，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民族關係理論。

中國共產黨人一貫重視實現我國各民族間的徹底平等與真誠團結，早在1922年中共二大黨的民主革命綱領中，就初步提出了正確處理民族問題的綱領、方針、政策，即在中國本部實行聯邦制，在西藏、回疆、蒙古三部實行自治，綱領里初步表達了中國共產黨民族平等的思想原則。隨後，在1931年的《關於中國境內少數民族問題的決議案》中，明確提出了反對民族壓迫，主張民族解放，同時也強調了反對大漢族主義。1934年，毛澤東也再次明確提出了推翻民族剝削制度，實現民族的自由聯合。1935年10月，針對內蒙古區域的漢、回、藏、滿等民族間關係問題處理上，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強調「應根據民族平等的原則，發展民主主義」。[2]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六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中也再次強調了「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特別是少數民族與漢族的平等權利。隨後，在1947年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中對「少數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權利」[3]也再次作出明確地強調。這些相關規定保障了蒙回民族與漢族在政治、經濟、文化上平等權利的真正實行。

　　新中國成立之初，面對社會主義全面建設的艱巨任務，面對歷史遺留的錯綜複雜的民族關係局面。毛澤東以及其他無產階級革命家又多次強調了民族平等、團結、互助的政策，把民族關係問題納入到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全局中來考察，進一步推動了馬克思恩格斯民族關係理論的發展。如毛澤東把民族團結問題提高到社會主義事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4]的高度來認識。同時，他還用辯證的思維來分析當時我國民族關係的特點，指出我們的民族團結是「誰也離不開誰」的團結，是「大小民族都要團結」的團結，是真誠團結。1950年，鄧小平在西南地區工作時也強調了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務就是消除民族隔閡，實現各民族的團結。[5]1957年周恩來在青島民族工作座談會上再次強調了「合則雙利，分則兩害。」這一觀點高度地概括了社會主義民族關係的特徵，是「三個離不開」思想的源頭。

　　更為重要的是，為了真正保障少數民族的平等權利，中國共產黨還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對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的相關條款做出了更為詳細的規定，並制定和頒布了許多相關的條例和法規。甚至1956年通過的黨章「總綱」里也規定了民族平等內容。隨後，民族平等作為新中國的一項基本政策寫入我國曆部《憲法》。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我黨從實際出發，1984年頒布了《民族區域自治法》，進一步把民族問題的解決納入到法制層面來規定，這是馬克思恩格斯民族關係理論與我國具體國情的第一次結合。同時，鄧小平也指出，只有少數民族地區共同富裕了，民族矛盾、地域矛盾、階級矛盾才會逐步得到解決。他還強調我國各民族不僅要實現平等團結，還要互助。總之，馬克思恩格斯民族關係理論隨著對社會主義本質認識的不斷深入也得到了進一步的豐富和發展。

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在民族關係方面也作出了很多重要決策，進一步創新與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民族關係理論。1989年9月，江澤民明確提出了要建立平等、團結、互助的新型民族關係目標。一年以後，江澤民在新疆考察時提出了「三個離不開」的重要思想，更為完整地表述了我國民族關係的現實，是對「兩個離不開」思想的拓展，也是我們在民族地區和少數民族的關係與發展問題上必須堅持的基本原則，1992年1月，江澤民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更是從憲法精神、形勢發展和各族人民願望的角度把這一原則提高到作為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一項重要原則的高度來強調。

　　十四大之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作為我國的基本政治制度確立下來。1994年9月，江澤民在國務院第二次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進一步強調了正確處理各民族之間的關係，隨後在十五大上明確提出要進一步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1998年7月，江澤民在新疆視察工作時的講話中進一步強調了民族團結是國家興旺發達、安居樂業的重要保證，2001年，修改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在序言、總綱第九條中都對「發展平等、團結、互助的社會主義民族關係」作出了明確的規定，同時還設專章第五章「民族自治地方內的民族關係」。這些重要理論、重大決策和重要措施對於我們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民族關係，推動我國民族關係理論研究指明了方向。

　　三、馬克思恩格斯民族關係理論在和諧社會構建中的豐富與發展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主題，一種理論也有一種理論主題，時代主題突出理論主題，理論主題反映時代主題。馬克思恩格斯民族關係理論產生於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其「平等、團結、互助」的理論主張就是對當時民族壓迫、民族歧視的現實訴求，就是時代主題在理論主題上的反映。當前，我國正處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產生於馬克思時代的關於民族關係理論主張也必須隨著時代主題或者說主要任務的轉換而發展，並賦予新的解讀。

　　平等是團結、合作的基礎和前提。中國共產黨人將民族平等原則作為處理民族問題的基本指導思想，緊密結合當代中國不斷發展的民族關係實際，在實踐中不斷創新，在時代中不斷豐富。

　　在新世紀新階段，胡錦濤同志把民族工作納入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進程中來考察，強調了新時期民族工作要緊緊抓住「共同團結奮鬥、共同繁榮發展」這個主題，抓住了這個主題，就抓住了「正確處理民族問題、切實做好民族工作的根本。」[6]同時，他還明確指出：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進程中要「堅持鞏固和發展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係」。[6]在這裡，我黨從我國現階段民族關係的現實出發，第一次把「和諧」與「平等、團結、互助」一起並列，形成了新時期處理民族關係的「四原則」。「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提出，更加準確地表述了現階段我國社會主義民族關係基本特徵，也更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我國社會主義民族關係理論。

　　2006年，我黨更是把民族關係作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條件之一提了出來。當前，我黨更是把「民族團結」提高到各族人民的「生命線」的高度來認識，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中繼續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民族關係理論。

總之，在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進程中，中國共產黨人正是始終著眼於中國實際，在不斷的理論創新、實踐探索中，既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民族關係理論，又將理論付諸實踐，逐步形成了社會主義民族關係理論，為妥善解決民族關係問題提供了理論支撐，探索出了一條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成功之路。

　　四、和諧：對我國民族關係本質特徵的新拓展

　　民族關係是一種重大的社會關係，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尤為重要。我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理應更加註重和諧民族關係的建設。將「和諧」的內容帶入民族關係中加以闡釋和強調的，這是馬克思恩格斯民族關係理論的發展。將「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係」的內容增加到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中，這是時代的要求、實踐的要求，也是對我國民族關係本質特徵的新拓展。

　　第一，深刻反映了我國民族關係的本質屬性。和諧的本質不是「同質」、「同一」，而是承認「多元」、「差異」，人類社會只有「和而不同」才能「美美與共」，才能文明發展。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是社會關係和諧發展的社會。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社會關係的社會主義民族關係，應該也必須是一種和諧的狀態，應該也必須體現社會文明的內容，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文明的要求。

　　第二，集中體現了共同團結奮鬥、共同繁榮發展的時代主題。時代主題就是現時代所面臨還沒完全解決的主要問題。當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決定了我國民族關係還存在著許多不完善、不和諧的問題，社會主義民族關係還需進一步地鞏固和發展。因此，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我們必須始終圍繞共同團結奮鬥、共同繁榮發展的時代主題，始終抓住做好民族工作的根本，直面我國民族關係存在的主要問題，加強和改進民族工作，牢固樹立「三個離不開」思想，強化「四個認同」，不斷推動民族和諧發展，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中實現各民族共同團結奮鬥、共同繁榮發展。

　　第三，真實體現了社會主義民族關係本質特徵。民族關係是社會關係的一種，社會的基本經濟制度決定了社會關係的根本性質和基本特徵，同樣也決定了民族關係的根本性質和基本特徵。在階級社會裡，生產資料的私有制決定了民族關係的階級對立性，我國公有製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決定了社會主義社會的民族關係「基本上是各民族勞動人民之間的關係。」[7]是一種利益一致基礎上的新型民族關係。這種利益上的一致性就是社會主義民族關係和諧的堅實基礎。因此，我們必須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大力發展少數民族經濟，為和諧民族關係的構建打下堅實的經濟基礎。

　　總之，在新的時代，新的偉大實踐中，「和諧」既體現了社會主義民族關係本質特徵，又體現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對民族關係的新要求。我國各民族只有和睦相處、和衷共濟、和諧發展，才能真正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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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胡錦濤.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暨國務院第四次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05-05-28.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大眾認同的內涵、挑戰與抉擇

楊興林

　　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凝聚全國人民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思想動力，其重要的基礎工程就是著力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大眾認同。為此，既需要科學把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大眾認同的重要內涵，又需要清楚把握這一認同在社會轉型背景下面臨的嚴峻挑戰，更需要以此為基礎做出有效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大眾認同的戰略抉擇。

　　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大眾認同的重要內涵

(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大眾認同的基本含義

　　「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表明，對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來說，最持久、最深層的力量是全社會共同認可的核心價值觀。核心價值觀，承載著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精神追求，體現著一個社會評判是非曲直的價值標準」。①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內核，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根本性質和基本特徵，反映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豐富內涵和實踐要求，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高度凝練與集中表達。著力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大眾認同，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效發揮社會規範和導航作用的重要基礎。

　　認同，一般是指尋求親近感或歸屬感的願望與行動。作為一個專門的心理學術語，認同是指體認與模仿他人或團體的態度和行為，逐漸內化為個人人格一部分的心理歷程。在哲學社會科學中，認同一般是指人們對某種理論、觀念等等的逐步了解、認可、接受和內化，進而轉化成為明確的行為規範和指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大眾認同，具體是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逐步被社會大眾所了解、認可、接受和把握，進而轉變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動力。

　　關於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本內容，黨的十八大提出了「三個倡導」。第一個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這是國家層面的價值追求；第二個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這是社會層面的價值追求；第三個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這是公民層面的價值追求。「三個倡導」實際回答了我們要建設什麼樣的國家、建設什麼樣的社會、培育什麼樣的公民的重大問題。「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精神，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價值觀念。國有四維，禮義廉恥，『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是中國先人對於當時時代精神和核心價值觀的認識。」②「三個倡導」則是今天的中國人民置身於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快速發展，國內深化改革，加快現代化建設，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對當今時代必須具備的時代精神和核心價值追求的深刻認識。「三個倡導」雖然是分層次的，其本質卻集中於社會大眾的根本利益。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是國家層面的價值追求，也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民孜孜以求的最偉大夢想，是中華民族的最高利益和根本利益。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會層面的價值追求，也是社會大眾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進程中有效維護自身權益，實現更有尊嚴的生活，更有價值發展的根本要求。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是社會大眾的行為規範，也是社會大眾有效實現自身利益的重要保障。「三個倡導」所集中體現的公眾利益凝聚與價值歸依，正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大眾認同的深厚社會基礎。

(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大眾認同的重要特點

認同，作為一個由外在逐步深入內在的心理過程，與其他行為或過程相比，有其內在特點和規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大眾認同也不例外。

　　其一，它是未來認同與現實認同的有機統一。「三個倡導」作為我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追求，每一個層面及其每一個基本範疇，所體現的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發展的未來理想，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扎紮實實的現實實踐，理想為現實實踐指明方向，現實實踐不斷推動理想的實現進程。與此相應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大眾認同，自然就表現為既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未來理想的認同，又表現為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實實踐的認同。兩個方面密切聯繫，有機統一。不過，從實踐的視角看，二者相比，現實認同往往更具有基礎性意義。人們通常在現實的基礎上思考和設想未來，現實目標的實現，不僅是未來理想實現的重要步驟，而且極其自然地推動人們對未來進行更詳細的規劃和憧憬。立足於這樣的生活邏輯和認知邏輯，推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大眾認同，首先更應當致力於扎紮實實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實實踐，不斷地滿足大眾對於國家、社會和自身發展的新要求、新期待。在這裡，同樣是「一步實際運動比一打綱領更重要」。③

　　其二，它是一個持續發展的過程，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實踐是認識的源泉，也是認識發展的動力。人的思想認識始終隨社會實踐發展而發展。「三個倡導」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內涵極其豐富，相應的大眾認同，無論是相對於整體層面，還是相對於其中任何一個範疇，絕非經過一個「理解——領悟——內化於心——外化於行」的過程就可完成，而是一個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推進、社會生活不斷展開而不斷深化的過程。只有開始，沒有終結；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正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大眾認同的顯著特徵。這也同時表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大眾認同，作為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大工程、特殊工程，必須常抓不懈，常抓常新，絕不可畢其功於一役。

　　其三，它是一個必然伴有某種反覆的認識過程，絕非通途無阻的平坦大道。人類社會是複雜的，社會實踐是複雜的，人的認識雖然總體隨社會實踐發展而發展，其中的反覆也不可避免，這符合人類認識發展的客觀規律。當今時代是全球化的時代，各國之間的經濟、政治、文化高度聯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業，在如此廣闊的時空和背景下展開，既面臨難得的機遇，又面臨十分嚴峻的挑戰，這也相應地決定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大眾認同，既會呈現蓬勃向上的良好局面，又可能因各種複雜情況出現暫時的困難，甚至是暫時的失誤或挫折。深刻認識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大眾認同的這一重要特點，黨和政府務必始終保持高度的政治堅定和清醒，無論在何種情況下都應持之以恆地堅持積極的思想引導，及時消除各種消極思想認識的影響或羈絆，確保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大眾認同的不斷發展和升華。

二、當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大眾認同面臨的嚴峻挑戰

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誌，我國進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我國社會生產力、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重大提升，社會發展實現重大轉型，但也引發了種種複雜而深刻的矛盾和問題，這些矛盾和問題從不同側面給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大眾認同以嚴峻挑戰。

　　(一)市場經濟負效應的嚴峻挑戰

　　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進程中，最具基礎性地位的社會轉型，是由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本性轉變。這一轉變的不斷推進，不僅使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質量實現了重大提升，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得到了重大改善，而且對人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促進作用：人的依賴關係，個性及主動性受壓抑，害怕富裕、談富色變心理等逐步發生深刻的改變，行為方式由過去主要聽從行政命令和計劃安排的依賴狀態向主要依靠能力、主動出擊的狀態轉變，由過去注重追求穩定、滿足現狀的生活態度向注重追求變動、競爭、冒險的生活態度轉變，由過去注重人情和關係的辦事方式向注重製度、原則、程序的辦事方式轉變，由過去集體主義絕對至上、個人無條件服從集體向積極追求個人正當利益、凸顯個人主動性和價值尊嚴的行為取向轉變。但是，從人類社會發展的進程看，市場經濟在推動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同時，又不可避免地有其負效應。這是由於市場經濟環境中，每一經濟主體都追求利潤最大化，每一現實個體都追求利益最大化，固然是社會生產力不斷發展的深層動力，但若放任這兩個方面的最大化，又勢必導致物慾橫流，市場無序。④同時，在人的發展方面，市場經濟使人擺脫了人的依賴關係，又使人不得不受制於物的依賴關係。市場經濟講求效率，價值規律注重逐利，又會誘發「商品拜物教」、「貨幣拜物教」滋生，將精神、信仰一概物化，把誠信、道德統統拋棄。

　　我國在大力發展市場經濟過程中，黨和政府高度重視社會的利益觀、價值觀引導，但由於歷史和現實原因，也實際存在很多政策、措施喊在嘴上，寫在紙上，強調在會議上，宣傳在媒體上，就是落實不到行動上的突出問題，從而不僅未能有效地引導社會大眾的利益觀和價值觀，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甚至於嚴重削弱了社會公眾對黨和政府有關思想教育及其價值引導的信任，從而導致了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在普遍提高的同時，精神世界卻缺少了相應觀照，加之高節奏、充滿誘惑的現代生活，又往往使人心浮動，導致慾望吞噬理想，誘惑動搖信念，「理想理想有錢就想」，「前途前途有利就圖」，成為一些人處世為人的基本準則，近利遠親、見利忘義、唯利是圖、損人利己，「要錢不要命」等大行其道，至於什麼是社會主義，什麼是社會主義理想，什麼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一概不在興趣之內。這種消極影響所至，不僅在社會上，理想、信念、價值觀教育無法引起廣大公眾的興趣，即使在高校校園內，也無法引起廣大學子的興趣。顯而易見，這樣的社會環境和氛圍，無疑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大眾認同面臨的嚴峻挑戰。

(二)社會發展不公的嚴峻挑戰

　　公正是社會的良心，是社會主義本質的重要要求。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從理論上批判資本主義舊世界，構建未來的社會主義新世界，根本原因之一就在於資本主義制度是不公正的制度，資本主義世界是不公正的世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為實現社會公正提供了根本保證。在改革開放進程中，黨和政府高度重視社會公正的貫徹。鄧小平作為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多次就社會公正問題作出精闢闡述，其著名的「社會主義本質論」：「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核心就是貫徹社會公正原則，建設公正、平等的社會主義社會。但是，由於我國新時期的改革開放是在理論準備、心理準備、組織準備、人才準備等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啟動，「摸著石頭過河」，「走一步，看一步」，⑤改革的方針、政策不完善，新舊體制轉換過程中暫時「真空」狀態出現的不可避免等，均在客觀上導致了一系列不公正、不平等社會現象的出現和蔓延，引起了社會公眾比較普遍的不滿，有時甚至是嚴重的不滿。

　　當下，我國久治未愈的社會發展不公主要有四大方面：其一，貧富差距快速拉大的社會不公。其突出表現：一是反映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一直在高位徘徊，至今仍然停留於0.473的水平，社會貧富分化問題相當突出；一是社會財富分配方面，據世界銀行報告顯示，中國1％的家庭掌握了全國41％的財富，其集中程度甚至超過美國。⑥其二，公共產品享用的社會不公。一方面，社會就業創業服務、社會保障服務、優質教育資源及醫療資源服務等，明顯不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要求與期待；另一方面，少數人卻能夠通過體制內的種種疏通和「工作」，獲得大量的公共產品，甚至於造成大量浪費。其三，社會流動不公。少數人憑藉各種先賦因素，甚至是非正當權力因素佔據和堵塞社會上行流動通道，嚴重影響普通百姓，特別是弱勢群體憑自身努力實現社會上行流動的可能。其四，司法不公。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現象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普通百姓的合法權利一旦遭到非法侵害，往往很難通過正常法律通道得到有效維護。公正、平等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根基，也是社會主義贏得廣大公眾認可的根基。社會公正失序，部分人可以憑藉非正常權力資源獲得各種利益，多數人特別是弱勢群體的基本利益卻得不到有效保護，有的甚至遭到非正常剝奪，自然導致社會主義在公眾心目中的信任度、認同度降低，這種狀況自然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大眾認同的又一嚴峻挑戰。

　(三)思想文化多元交織、碰撞的嚴峻挑戰

　　我國改革開放前的社會，既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社會，又是相對封閉的傳統社會，思想文化領域比較單一，馬克思主義作為主導文化受到社會大眾高度認同。同時，由於長期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教育，社會公眾的價值認同及選擇與國家和社會的要求高度一致。改革開放根本改變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打破了閉關自守的封閉局面，在推動經濟廣泛交流的同時，國外各種思想文化快速地湧入國門，思想文化領域因而呈現出多元文化交織、碰撞的局面，這種情況在豐富我國思想文化內容，開闊國人視野，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大力吸收一切先進文化精華，不斷豐富和拓展自己的胸懷和內涵，更好地實現大發展、大繁榮創造重要條件的同時，也導致了種種負面現象，構成為當下我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大眾認同的又一嚴峻挑戰。突出表現在：

　　一是種種非馬克思主義思潮，特別是反馬克思主義思潮乘機進入，它們以種種理由和借口要求取消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實現指導思想多元化，造成了嚴重的認識混亂和誤區。尤其應當注意的是，這類思潮在國內一直佔有市場，一有合適機會就廣為散播，影響所及，嚴重影響人們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認知與認同。

　　二是「實用主義」文化盛行，不少人的行為和目標趨向過度「務實」，片面追求看得見的物質利益，思想文化、價值觀念等統統被當成無用的口號與裝飾，「理想不能當飯吃」，「高尚不能當飯吃」，「民主不能當飯吃」，成為不少人的實際價值評判準則。這樣的文化環境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大眾認同的嚴峻挑戰無需多言。

　　三是西方民主的「普世價值論」廣為傳播，一些人借發展「普世民主」主張取消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走多黨制、議會制道路，這種思潮屢屢蔓延，嚴重干擾人們對社會主義制度及其核心價值追求的認知。更應重視的是，近些年來由於領導幹部隊伍中貪腐高發，有些貪腐者甚至位高權重，貪污數量之大、影響之惡劣觸目驚心，進一步為這種思潮的傳播提供了市場，也進一步造成了人們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認同的心理疏離。

四是網路傳播在極大便利人們生活的同時，也極易造成社會價值觀的扭曲與消解，尤其是西方社會，出於意識形態分野及自身國家利益，一直利用技術等優勢，大肆向我國傳播其生活方式和價值觀，企圖將我國公眾引入其希望的軌道，更是我國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大眾認同的嚴峻挑戰。有人曾就美國的對華宣傳做過統計，其主流媒體對中國的報道，從題目看負面者佔到50％，中性者佔25％，有一點積極意義者僅佔25％。從字數或文章的長短看，90％以上皆屬負面，問題的嚴重性可見一斑。

　　(四)理想、信念、價值觀傳播立足點發生飄移的嚴峻挑戰

　　注重運用一切可行的傳播方式傳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和價值觀，動員民眾，推進社會改革、發展和進步，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在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關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及價值觀的傳播，主要是以黨組織內部自上而下層層開會、傳達、灌輸為主要渠道，以張貼標語、召開群眾大會等為主要手段，總的看當時的形式、手段雖然不多，但由於注意深入公眾內心，直指公眾心中的強烈渴望或深深疼痛，因而往往易於激發群眾的革命情緒，形成強大的革命力量。新中國成立後，黨和政府繼續沿用上述傳播渠道和形式，同時廣播、報紙等大眾媒體得到廣泛運用，但立足點仍然在於注重民意，緊扣公眾心理需求，激起公眾的內心興趣與認同。20世紀50年代後期開始，由於「左」的錯誤影響，特別是「文革」十年，黨和政府的正常傳播方式被破壞，消極影響極其巨大。進入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隨著社會快速發展和進步，黨和政府關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及價值觀的傳播，一方面仍然以黨組織內部自上而下的層層開會、傳達、灌輸為主要渠道，另一方面在傳播手段上則在張貼標語、群眾動員以及發揮廣播、報紙等大眾媒體作用的基礎上，逐漸發展到充分發揮電視媒體、網路媒體的作用，基本上實現了信息傳播在空間上的全覆蓋和傳播速度、傳播方式的大躍升。

　　然而，必須看到的是，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深入發展，社會利益關係逐漸呈現巨大變革，多種思想文化及價值觀交織、激蕩，人們的利益關切、價值取向多元發展的背景下，黨和政府關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價值觀的傳播方式和手段雖然取得了重大進步，近年來在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大眾認同方面，又逐步探索出諸如「感動中國」、「全國道德模範評選」等傳播方式，引發了社會公眾的廣泛共鳴，收到了較好的傳播效果，但在另一方面，不少宣傳和傳播的立足點卻出現了嚴重飄移：重形式不重內容、重照搬不重創新、重領導感受不重群眾感受的情況相當普遍，就黨組織系統內部開會、傳達而言，以會議傳達會議，以文件落實文件的情況相當突出，會議層層開，文件層層發，時間層層占，資源層層用，傳播內容卻千篇一律，缺少與當時當地實情的深度融合，無法契合公眾心理，取得預期的社會成效；就其他傳播手段而言，雖然隨著科學技術快速進步，傳播形式變得精彩紛呈，內容卻往往缺乏實在感和吸引力，同樣難以激發公眾興趣，取得預期成效。同時，更有純粹的「政績式傳播」，目的只在於吸人眼球，特別是吸引有關領導和組織的眼球，以獲得明顯「政績」，便利於職務晉陞。黨和政府有關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價值觀的傳播成本越來越高，花費功夫越來越多，公眾卻越來越不感興趣，甚至於產生逆反心理，或者乾脆不屑一顧，重要原因正在於此。這種狀況對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大眾認同的嚴峻挑戰自不待言。

三、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大眾認同的重要抉擇

　　概括上述四個方面的嚴峻挑戰，最為深層的問題，其實還在於社會快速轉型過程中社會環境深刻變化引起的社會利益格局及社會主體價值取向的深刻變化，這也相應地決定了當下有效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大眾認同，首先應以合理調整社會利益關係為切入點而展開。

　　(一)合理調整利益機制，著力遏制社會發展不公，有效增強社會公眾認同的信任和信心

　　1.著力解決利益固化藩籬，建設公平合理的社會利益格局。利益固化本質上是指社會利益格局出現某種靜止不變的狀態或趨勢，強勢者恆強，並且阻礙利益格局改革。⑦我國現實中利益固化的特徵已經在多方面顯現，嚴重影響改革發展成果惠及全民。著力破除利益固化藩籬，建設公平合理的社會利益格局，一是必須在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分配製度的前提下，正確處理經濟發展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之間的關係，特別是要有效提升一線勞動者的收入水平，切實改變一直存在的勞動者弱勢、勞動要素弱勢的不正常現象。二是必須有效控制管理人員薪酬所得，堅持報酬與貢獻相當。「合理確定並嚴格規範國有企業管理人員薪酬水平、職務待遇、職務消費、業務消費」，⑧實行企業化經營的事業單位，管理人員的待遇標準也必須在具有法律意義的工資分配改革方案中明確規定。三是必須堅持「增量改革」與「存量改革」並行，通過設立或健全相應財產稅種，有效調節巨額財富差距導致的巨大貧富差距。四是必須著力改革國有企業，特別是壟斷行業的利益分配，根除利益固化的滋生基礎。

　　2.著力改善民生，不斷提高社會公眾的生活質量與水平。其一，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相一致，適應人民群眾追求富裕生活的新期待，儘力創造條件增加人民群眾的財產性收入，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分配的比重以及勞動收入占初次分配的比重，實現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社會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與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其二，著力解決民生領域建設薄弱的現狀，如教育領域要突出解決學前教育機構嚴重缺乏、義務教育不均衡發展、教育亂收費等問題；就業領域要著力解決擴大就業、創業及高校畢業生就業難等問題；社會保障領域，要進一步加強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建設、社會保障基金監管、「廉租房」、「限購房」建設等問題。其三，加強社會建設，不僅要著力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完善突發事件應急管理機制、健全社會治安防控體系，而且面對由於社會競爭加劇、人際關係淡化、生態狀態惡化等導致的類似拖延症、囤積症、選擇障礙症、親密關係恐懼症等「眾症時代」的警告，⑨特別注意改進公共政策，加強社會治理，為廣大公眾提供放鬆情緒、愉悅心情的寬鬆環境。其四，著力加強困難地區民生建設，關鍵是要大力扶持貧困地區、民族地區的教育發展，建設城鄉勞動者的平等就業制度，穩步提升城鄉「低保」居民的收入水平。

3.著力遏制權力腐敗，確保社會利益分配公平公正。在現階段，廣大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最大意見，就在於權力腐敗導致相當數量的社會財富被少數人攫取，造成嚴重的社會不公。與此相應，有效推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大眾認同，必須著力遏制權力腐敗，切實保證黨和政府及其公職人員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系。對此，從根本上說就是必須將權力關進位度的籠子，將籠子的鑰匙置於公眾手中，嚴格社會監督，切實創造使人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的社會環境和制度環境，體制上則需要實實在在地貫徹《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創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強政府公信力和執行力，建設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

　　(二)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澄清認識誤區，營造利於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大眾認同的環境和氛圍

　　馬克思主義是戰鬥的科學，自誕生以來，一直是在與各種錯誤思潮的不懈鬥爭中發展壯大。在現階段，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大眾認同，必須著力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澄清種種非馬克思主義思潮造成的嚴重認識混亂。一方面要立足當代世界的新發展、新變化、新問題，積極主動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給出新的解釋和說明，同時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念體系、研究方法、思維視角等做出新的創造性發展，進一步增強馬克思主義在現時代的說服力和吸引力，有效凝聚新時代的公眾心理；另一方面要深入總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和實踐、經驗與教訓，進一步推進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和大眾化，生動凸顯馬克思主義一切為了社會大眾的根本價值追求，同時對市場經濟負效應所導致的極端功利主義、個人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虛無主義等進行持續地揭露和批判，著力澄清種種價值認識混亂和誤區，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大眾認同革除一切形式的錯誤羈絆。

　　總結歷史的經驗與教訓，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營造利於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大眾認同的環境氛圍，關鍵是堅定不移地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摒棄一切形式的教條主義干擾。當下尤其應當著重摒棄者有四：(1)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表現為對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舉措、新實踐、新思想、新理論看不慣，動不動就照搬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某些論斷、個別觀點評頭論足，橫加指責。(2)對西方學術理論的教條主義。表現為唯「洋」是從，習慣於將西方一些學術理論，甚至是不成熟理論粉飾包裝成馬克思主義的「新發展」，對社會發展和人們思想產生嚴重誤導。(3)對過去經驗的教條主義。表現為不正視現實，不重視理論學習，習慣於按過去經驗說話辦事，嚴重脫離實際，還自以為是在堅持馬克思主義。(4)對傳統儒家文化的教條主義。表現為借口弘揚傳統文化，不加分析地為傳統儒學觀點披上馬克思主義外衣，試圖使儒學成為當今社會的精神支柱。馬克思主義在繼承人類優秀文化成果的基礎上建立和發展起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也汲取了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養分，但是汲取、接受絕不等於全盤照搬。歷史實踐反覆證明教條主義有百害而無一益，當下則對順利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大眾認同有百害而無一益。

　(三)大力改進宣傳教育的內容、形式和機制，直接訴諸大眾心理與情感，有效引導大眾的價值選擇

　　1.宣傳教育的內容要理論契合現實，增強說服力。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的力量只能用物質的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ad hominem]。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⑩所謂「說服人」、「掌握群眾」，就是理論能夠為社會大眾所接受、所認同、所掌握，進而轉變為改造社會的強大物質力量。要實現這樣的目的，理論必須契合現實，能夠在更高層次上說明現實。為此，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大眾認同的宣傳教育，在內容上必須力避簡單化、空洞化、表面化，一方面要深刻揭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理論內涵、發展願景和理論根據、使社會大眾逐步深入了解和把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國家、與社會及其自身的關係，從內心深處激發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嚮往與信任；另一方面要敢於直面現實，直面實踐，著力把握和契合大眾的所思所想所欲所求，深入公眾內心，激發公眾興趣，調動公眾情緒，引導公眾自覺自愿地學習、接受和認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並自覺地踐之於行。

　　2.宣傳教育的手段、形式要自然、多樣，增強宣傳教育的親和力。一是廣泛運用報刊、電視、廣播、互聯網、戶外廣告等手段，通過多種表現形式，生動、立體地宣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涵與要求，特別是要針對「微時代」的特點，搶佔文化傳播制高點，傳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社會正氣。二是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在要求滲透於各行各業的實際工作，融入大眾日常生活，使各方面工作和公眾日常生活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同頻共振，同向而行，特別是要鮮明地體現於行業規範、鄉規民約、市民手則、學生學習內容與守則等等之中，形成社會主流價值的工作、生活、學習情景和社會氛圍。三是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在要求融入一切文學和文藝形式，創造鮮活、高雅、積極、生動的藝術意境，為公眾提供高品位的精神食糧。在這方面，我國有許許多多的寶貴經驗值得深入地挖掘和汲取。四是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於重大紀念日、民族傳統節日以及各種莊嚴的典禮活動之中，使節日的慶祝、典禮的開展與弘揚社會主流價值觀深度融合，以收「潤物細無聲」的教育之效。

　　3.切實建立宣傳教育的體制機制，增強宣傳教育的持久力。其一，研究機制。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大眾認同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發展目標是明確的，但是如何實現發展目標，針對不同時期的社會發展實際，選擇不同的路徑和形式，需要深入的研究導航，這就需要把相應的深入研究作為學術界和宣教部門的長期任務，持之以恆，堅持不懈。其二，責任機制。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認同教育是全社會的大事，必須把相應的教育工作作為各級管理者的重要責任，納入工作目標，進入考核體系，定期考核，有針對性地改進。其三，典型示範。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一個傑出的典型可能抵得上一千種遙遠的理論」。(11)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教育特別應當堅持典型示範，著力利用大眾媒體表彰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先進人物和事迹，充分發揮典型的引導作用，不斷地在全社會形成催人奮進的社會風氣和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積極追求與踐行。對此，一定要注意的是必須保持先進人物、事迹的原汁原味，力避華而不實的「包裝」與「策劃」，導致消解先進人物、先進事迹的感染力和影響力。

　　總之，推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大眾認同，要以建設合理的利益機製為立足點，著力抑制社會不公，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追求有機融合於解決廣大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現實、最迫切的問題過程之中，有效增強社會大眾認同的信任和信心；要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澄清種種非馬克思主義思潮製造的認識混亂和誤區，營造有利於大眾認同的環境和氛圍；要大力改進宣傳教育的內容、形式和機制，訴諸社會大眾的心理與情感，將其價值選擇有效地引導和聚焦於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追求與踐行。三者相互聯繫，相互促進，共同構成推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大眾認同的作用機制。

　　注釋：

　　①習近平：《青年要自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會上的講話》，《光明日報》，2014年5月5日，第2版。

　　②習近平：《青年要自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會上的講話》，《光明日報》，2014年5月5日，第2版。

　　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6頁。

　　④葉小文：《讓道德成為市場經濟的正能量》，《光明日報》，2014年4月17日，第1版。

　　⑤《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2、78頁。

　　⑥程傑：《收入差距縮小不等於貧富差距縮小》，《中國科學報》，2014年4月15日，第1版。

　　⑦楊興林：《關於突破利益固化藩蘺的思考》，《青海社會科學》，2014年第4期。

⑧《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光明日報》，2013年11月16日，第1版。

　　⑨葉匡政：《時代的警告》，《報刊文摘》，2014年第3期。

　　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頁。

　　(11)伯頓·克拉克：《大學的持續變革——創業型大學新案例和新概念》，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90頁。

十三五亟待建設研究馬克思主義世界中心

肖本開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經歷了第三個階段的發展和第四個階段的創新。中國開啟了沒有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國家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先河，產生了毛澤東思想。中國不僅把人的本質從生產資料的奴役關係中解放出來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且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開闢了解放人的本質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創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而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科學體系的創新。並且在改革過程中求索到了揭示人的本質自然進化的根本途徑而實現了哲學上的重大突破。人的本質作為人的根本，作為自然和社會的主體，中國在人的本質的社會解放和自然進化上取得的馬克思主義成果，應該給全世界人民分享。中國十三五時期哲學社科規劃亟待建設研究馬克思主義世界中心，這是中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需要，也是應該擔當的人類責任。

一、中國是馬克思主義第三個發展階段的故鄉

　　馬克思主義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的，永遠也不會停止在一個水平上。馬克思主義是發達資本主義、列寧主義是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武器，而毛澤東思想是沒有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國家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的馬克思主義。這也就可以把馬克思主義作為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劃分為三個不同的發展階段。

　　20世紀40年代中期，我國就已經是馬克思主義的世界中心。無產階級爭取解放的鬥爭必須思想領先。1940年元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就提出：「共產主義是無產階級的整個思想體系，同時又是一種新的社會制度」（《毛澤東選集》第二卷1991年第686頁）。並且1942年在「山東有可能成為戰略轉移的樞紐」中毛澤東還提出過：「掌握思想領導是掌握一切領導的第一位」（《毛澤東文集》第二卷1999年第435頁）。而在實際上毛澤東由於在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封建半封建的舊中國創造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奪取政權的鬥爭形式，贏得了黨心、民心。二十世紀30年代中期就確定了毛澤東在軍隊中的領導地位，40年代中期又確定了毛澤東思想在我們黨的革命事業中的指導地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毛澤東思想也就成為了發展中國家爭取解放的人民心目中的燈塔。

　　燈塔能夠給世界人民鼓舞和希望。燈塔的作用是由燈塔自身發出的光和熱的輻射作用決定的。進入20世紀，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之後也就從顛峰跌落，第二次世界大戰使德國希特勒法西斯和日本軍國主義在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和中國面前顯露了本質，20世紀50年代初，美帝國主義在年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抵禦過程中成了「紙老虎」。世界人民求解放應該舉什麼旗、走什麼路，中國應該盡到世界責任。因為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和進入了資本主義還不發達的國家都是少數，毛澤東提出了第三世界的概念，我們是第三世界的朋友。我們不僅要從物質上支援他們，我們還應該從思想上、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上更多地幫助朋友。建設研究馬克思主義世界中心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趨勢。

二、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建設規律探索的世界意義

　　進入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時期，既要實現共產主義目標，又要加快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就必須探索實現共產主義的既定目標與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內在聯繫。毛澤東首先在文化上進行了探索，早在40年代就提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觀念是概念加具體的總和。從具體到概念、再到觀念，是一個完整的認識過程。因此，對於產生觀念的認識過程，毛澤東在30年代就提出了「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循環往複，以至無窮」的認識公式。到了60年代，毛澤東又提出，從實踐到感性認識，再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飛躍的道理，馬克思恩格斯都沒有講清楚，列寧也沒有講清楚。毛澤東在把哲學定義為無產階級的認識論的同時，還把思維定義為某種特殊物質的運動形態，確證某種特殊物質的問題也就進入了對歷史唯物主義核心和靈魂的探索。作為理論研究人員不是直接的實踐者，有的只是感性認識，只有通過改造世界觀聚焦於確立唯物史觀，確證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核心人的本質，也就有了辯證法的合理內核，也即有了思維的主體人的本質，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才能實現飛躍。可以說理解共產主義目標也就是揭示人的本質與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內在聯繫。而作為除了人的本質一無所有的人群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是孿生兄弟，只有理解了剝削階級產生於生產資料奴役人的本質的關係，解放人的本質，才能實現共產主義的既定目標。因此，只有把人的本質作為歷史唯物主義的核心和靈魂，才能確證人的本質在馬克思主義科學體系中的地位，運用馬克思主義去指導解放人的本質。

　　列寧不僅精通馬克思發現的歷史唯物主義的精神實質，而且把握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列寧不僅認為歷史唯物主義解決了關於人的兩大歷史難題，揭示了物質生產力的狀況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種趨向的根源而成為徹底的唯物主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11頁），而且在1922年「俄共（布）11大政治報告」中告訴蘇聯全黨，只有當我們正確地表現人民所意識到的東西時，我們才能管理。否則共產黨就不能引導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就不能引導群眾，整個機器就要毀壞（《列寧選集》第四卷第651頁）。而斯大林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界定為辯證唯物主義，把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辯證唯物主義運用於社會產生的結果。斯大林違背列寧關於歷史唯物主義的精神實質和基本原理最突出的表現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問題的態度上，受到毛澤東的批評。毛澤東批評斯大林一開始就不承認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之間存在矛盾，後來雖然承認了，但始終也沒有把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當做全局性問題。馬克思認為，對一個時代來說，「主要的困難不是答案，而是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頁）。毛澤東提出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作為全局性問題所蘊含的能量，輻射社會主義世界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成為世界社會主義生死存亡的重大課題。但實質上是一個歷史唯物主義的哲學問題。毛澤東在建黨前夕就指出過：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因為它不像別的理論容易動搖。在探索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律的過程中，毛澤東把思維定義為某種特殊物質的運動形態，也就能夠找到歷史唯物主義的金鑰匙。鄧小平在社會主義的蘇聯和中國的改革都面臨嚴峻考驗的關鍵時刻提出，我堅信，世界上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人會多起來的，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它運用歷史唯物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實際上，鄧小平與列寧在建國後都十分重視掌握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把掌握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提高到了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解放事業生死存亡的高度。因此可以說，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律的探索，實質上也就是掌握歷史唯物主義的問題。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探索同時也就具有了世界意義。

三、改革創新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體系

改革是把歷史唯物主義關於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轉變為人的本質的運動規律，解放人的本質勞動力的革命。人的本質既是生產力的主體又是哲學的主體，但是只有在解放生產力主體的條件下才能為作為哲學主體的人的本質的解放創造條件。鄧小平提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既要發展生產力，又要解放生產力。貫徹實施鄧小平制定的黨的思想路線和建設方針就能實現。解放思想就是解放思想或思維的主體，實事求是就是要研究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客觀規律。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也就是要把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使命賦予人的本質勞動力，人的本質也就可以在實踐中解放和發展。江澤民同志號召全黨努力尋找能極大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公有制實現形式，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促進了社會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也為人的發展創造了條件，江澤民同志又及時提出馬克思主義關於建設社會主義新社會的本質要求也就是要努力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人的全面發展也就是充分發揮人的本質的生產和思維職能，人的全面發展提高了人的本質的社會主體地位。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又及時提出把以人為本作為原則的科學發展觀，把經濟社會真正轉入以人為本的軌道實現科學發展。以人為本也就是不僅把人的本質作為創造社會價值的真正主體，而且還把人的本質作為推動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

　　人不僅是社會發展的手段，而且還是社會發展的根本目的。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及時把改革推進到全面深化的新階段。人的本質不僅作為生產力的主體存在於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而且作為哲學主體存在於意識形態、上層建築。習近平總書記及時提出只有緊緊圍繞發展這個第一要務來部署各方面改革，以解放和發展以人的本質為主體的社會生產力為改革提供強大牽引，才能更好地推動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相適應。改革自始至終都是通過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既解放作為生產力主體的人的本質又解放作為哲學主體的人的本質。人的本質作為主體存在於國家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人的本質也就能夠成為一切社會關係總和的核心和靈魂，建設和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也就能夠以人為核心，也就能夠為人的本質全面自由發展的共產主義創造條件。

　　也正是在人的本質這個根本上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一脈相承，改革也就能夠開闢解放人的本質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創建保障人的本質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創立以人的本質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也實現了對馬克思主義三個學科的創新。改革解放人的本質主體，人的本質作為哲學的微觀主體也就能夠與哲學的社會主體無產階級形成哲學的社會主體系統，以無產階級為主體的認識與以人的本質為主體的思維也就能夠形成哲學研究的對象系統，馬克思主義哲學也就創新成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人的本質勞動力也就能夠與生產資料形成社會的物質矛盾系統，成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也就創新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人的本質也就能夠與國家體制機制形成社會開放系統成為科學社會主義學科的研究對象，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也就創新成為中國特色科學社會主義學科。

　　值得世界關注的是：人類起源研究在中國實現了哲學的重大突破。我們不僅開闢了解放人的本質、實現人的本質全面向自由發展的社會主義道路，我們也求索到了揭示出人從扁形動物的「學習系統」到人的本質結構整個自然進化過程的根本途徑。當年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最後說，人類的起源將受到啟迪。後來也完成了巨著《人類的由來》，不僅把手作為人體中具有標誌性意義的器官，並大膽提出在進化譜繫上，腦並不是那麼重要。但是就是《人類的由來》第二版，達爾文在二版序中說，他還是「理解不到」手腦之間在組織上存在著的「某種方式的聯繫」（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蘇聯生理學、人類學解決了手腦之間組織聯繫，並以直立行走作為人猿揖別的標誌，但蘇聯人類學界認為把直立行走的古猿稱作人，並不等於承認就是哲學意義上的人（（蘇）雅.雅.羅金斯基《人類學》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90頁）；美國科學界在七十年代的科學規劃中，提出應該以進化論為基礎的新哲學為指導從扁形動物的「學習系統」開始研究人類起源，而許多心理學界以外的成熟的科學家避而遠之（（美）P.亨德萊《生物學與人類的未來》科學出版社1977年版第240、296頁）；中國的人類學家有著蘇美科學家不可能具有的獨特條件，我們不僅有改革解放思想，而且北京猿人化石為我們提供了肢骨十分進步而頭骨相當原始的性狀。我們不僅獲得了研究成果「動物的行動器官都比頭部先進」，「手足的分化遠早於腦子的發展」（《古人類論文集》科學出版社1978年版第31、30頁），而且得出手作用腦使古猿體質的整體系統結構分化形成「統一的系統整體」 結構而成為人的最終結論，這也就徹底破除了西方提出的「腦的發展是起了先軀作用，而四肢是隨後跟著發展的唯心論觀點」（吳汝康「中國古人類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百科知識》1992年第三期第37頁），這個「統一的系統整體」結構系統也就是作為生產力主體和哲學主體的人的本質最初的物質結構。因此我們也就可以告訴世界：我們不僅開闢了解放人的本質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而且求索到了揭示出人從扁形動物的「學習系統」到人的本質的物質結構的整個進化的根本途徑而實現了哲學上的重大突破。因此我們也就可以說十三五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建設研究馬克思主義世界中心的根本條件已經具備了。

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從歷史和現實的雙重維度，系統論述了全面深化改革與完善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關係，深刻闡發「廣泛凝聚改革共識、正確把握改革方向」對於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意義。他反覆強調「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活力之源，是我們黨和人民大踏步趕上時代前進步伐的重要法寶，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明確要求在不偏廢兩個基本點的前提下，全面深化改革，不斷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

回顧歷史經驗：改革開放開創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改革開放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是關係中國舉什麼旗、走什麼路的重大抉擇。37年前，我們黨在「向何處去」的重大歷史關頭，順應時代潮流和民心所向，果斷作出了轉移工作重心、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開創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自1978年至今的30多年來，我們黨銳意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以及黨建等各領域改革，經濟實力大幅增強，人民生活顯著改善，國際地位空前提升。特別是在世界經濟復甦艱難、全球增長乏力的歷史背景下，中國全力深化改革開放，著力創新宏觀調控，2014年國民經濟在新常態下平穩運行，呈現增長平穩、結構優化、民生改善的態勢，為「兩個一百年」目標的實現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對於改革開放取得的偉大成就，習近平總書記用「社會生產力邁上一個大台階，人民生活水平邁上一個大台階，綜合國力邁上一個大台階」進行了高度概括。他指出：「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中國的今天」「改革開放是我們黨的歷史上一次偉大覺醒，正是這個偉大覺醒孕育了新時期從理論到實踐的偉大創造。」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更是把「開創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概括為改革開放最主要的成果。

　　歷史雄辯地表明，沒有我們黨果斷決定並堅持推進的改革開放，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中國今天的大好局面。「我們黨靠什麼來振奮民心、統一思想、凝聚力量？靠什麼來激發全體人民的創造精神和創造活力？靠什麼來實現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在與資本主義競爭中贏得比較優勢？靠的就是改革開放。」三個設問加上一個明確回答，從歷史維度闡發了改革開放的重要性。

　　立足現實需要：全面深化改革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

　　經過30多年快速發展的中國，正處於綜合國力再上新台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處於這一特殊時期，既要充分認識我國經濟社會取得的偉大成就，又要清醒看到我國當前面臨的挑戰問題。我國經濟發展過多依賴投資和出口拉動，消費特別是居民消費不足，發展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突出，產業長期處於國際產業分工的中低端，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很大，社會矛盾增多，教育、就業、社會保障等關係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較多。

　　「中國共產黨人幹革命、搞建設、抓改革，從來都是為了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可以說，改革是由問題倒逼而產生，又在不斷解決問題中而深化。」習近平總書記這一論斷，一方面闡明了我國實行改革開放的初衷——解決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後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中國的貧困落後問題，充分釋放全社會創造活力，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另一方面也指出了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進一步解決我國發展面臨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深層次問題，實現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發展壯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藍圖。

　　全面深化改革是當代中國發展的強大動力，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要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進一步推向前進，必須沿著改革開放這條富民強國之路走下去。鑒於此，我們黨把「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深化改革」作為目標要求，強調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關鍵一招」，要求「通過全面深化改革，著力解決我國發展面臨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問題，不斷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

著眼未來發展：廣泛凝聚改革共識，堅定全面深化改革的信心

　　如果說30多年前開始的改革開放是中國人民「窮則思變」的主動變革，是中國人民最為自信和自豪的偉大壯舉，那麼當前推進的全面深化改革就是中國實現新的更大發展的根本舉措，是我們黨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帶領人民進行的新的偉大革命，是關係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的重大戰略。

　　要順利推進這一戰略任務，首先必須消除各種疑慮，堅定全面深化改革的立場和信心。作為一場深刻的革命、一項龐大的工程，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勞永逸，舊的問題解決了，新的問題又會產生。當前，隨著經濟體制的變革、社會結構的變動、利益格局的調整、思想觀念的變化，衝破思想觀念束縛、突破利益固化藩籬、統籌各方利益的任務更加繁重，全面深化改革困難之大、任務之重、阻力之多前所未有。

　　在改革進入爬坡過坎、攻堅克難階段的當前，必須要有「啃硬骨頭」「涉險灘」的勇氣，必須形成廣泛的改革共識，持有堅定的改革立場。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當前特別需要「增強改革定力、保持改革韌勁……提高改革精確發力和精準落地能力，扎紮實實把改革舉措落到實處」。他多次表示：「改革再難也要向前推進」「決不能有絲毫動搖」；明確要求：「全黨要堅定改革信心，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辦法推進改革」。這些論述有助於消除改革疑慮，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鍥而不捨地全面深化改革。

　　著力目標實現：增強戰略定力，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

　　「推進改革的目的是要不斷推進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賦予社會主義新的生機活力。這裡面最核心的是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偏離了這一條，那就南轅北轍了。」這一論述表明，僅有堅定的改革立場和信心還不夠，還要有「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戰略定力。

　　方向決定道路、道路決定命運。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實踐雄辯地表明，能否堅持正確的改革方向直接關係改革的成敗。歷史上蘇東國家在西方「和平演變」的攻勢下，放棄了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將「改革」變成「改向」。我國的改革雖經歷過曲折、出現過問題，卻仍取得驕人成就，關鍵在於我們始終堅持「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的目標，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亦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

　　當前，國際國內各種矛盾相互交織，各種訴求相互碰撞，各種力量競相發聲，使得改革的方向和原則問題尤為重要。「要從紛繁複雜的事物表象中把准改革脈搏，在眾說紛紜中開好改革藥方，沒有很強的戰略定力是不行的。」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反覆強調的一個重大判斷是：我們的改革是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的，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前進的改革，而不是對社會主義制度改弦更張。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在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戰略舉措的同時，提出了「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的戰略要求。對於如何確保「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改革目標的順利實現，習近平總書記進行了深入思考：「改革開放是億萬人民自己的事業，必須堅持尊重人民首創精神，堅持在黨的領導下推進。必須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和黨的領導的統一，緊緊依靠人民推進改革開放。」

　　綜上所述，習近平總書記在總結改革開放輝煌成就、分析當代中國形勢任務的基礎上，探討了為何及如何凝聚改革共識、增強戰略定力、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等問題。正確理解這些思想，就是要充分認識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性，正確把握新時期改革開放的規律性，自覺肩負全面深化改革的歷史重任，努力實現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戰略目標。

地方高校創新創業工作應處理好六大關係當前，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已成為國家戰略。大力推進「雙創」工作，培養全社會的創新精神、創業意識和創新創業能力，是適應經濟新常態，協同推進「四個全面」，加快促進「中國製造」走向「中國創造」，提高國際競爭力的必然選擇，也是我國高等教育全面深化改革，為經濟社會發展培養更多高素質創新創業人才的必由之路。為此，地方高校應正確認識並處理好六大關係，推動高質量的創新創業。

處理好高校與地方政府的關係，共建創新創業服務體系。創新創業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大學發揮教育及平台優勢，集聚創新創業載體、科技、人才資源，也需要地方政府提供工商、稅務、專利、法律、水電等公共服務及政策支持。高校應與地方政府加強戰略合作，發揮雙方比較優勢，共建創新創業服務體系。如黃河科技學院與鄭州市二七區人民政府合作共建「U創港」創新創業綜合體，「U」是指University，「創」是指創意、創新、創造，「港」是指創新人才集聚的港灣、中小微企業孵化的港灣，綜合體著力打造綜合公共服務、專業技術支撐、科技金融服務、創新創業教育等四大平台，不斷完善黃河眾創空間、「U創」孵化器、「U創」加速器、人才公寓及配套設施等四大功能區，構建全鏈條、全要素的創新創業服務體系。

　　處理好高校與行業企業的關係，避免盲目創新創業。創新創業的內驅力是發自創客內心的興趣、渴望和熱愛，是通過創新創業教育不斷被激活的基因；外動力則來源於市場需求。因此，創新創業的動力機制應該是外部的客觀規律性與內部的主觀能動性的有機統一。在這一動力機制中，高校承擔著創新創業教育的功能，目標是培養大學生創新創業DNA；行業企業承擔著需求導向及實踐育人的功能，目標是保證大學生創新創業有的放矢，更好地服務於地方經濟社會、科學技術及產業的發展。目前，我國地方高校已經開始探索與企業共同建立行業學院、設立創新創業學院、共建技術研發中心、建立創新創業導師制度等多元化校企合作育人的模式，以期推進產教融合、校企協同育人。

　　處理好高校與創客的關係，讓大學生創新創業蔚然成風。新形勢下，大學生將成為創客的主力軍，地方高校應抓住創客運動的契機，為創客打造全方位全過程的生態鏈條，讓更多的大學生創客能夠藉助大學教育、科技、創新等資源和服務，把創意轉化為產品，實現創新創業夢想。培養和服務大學生創客的過程，也是地方高校塑造創客文化的過程。隨著大學生創客數量的增長，校園裡將逐步形成大膽創新、允許失敗、寬鬆包容的文化生態，讓創業創新蔚然成風，最大化地釋放高校人才紅利。

　　處理好創新創業工作與人才培養的關係，提高服務經濟社會發展能力。創新創業工作的根本目的和最終目標是服務於人才培養。在2014年召開的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上，李克強總理強調要加快培養高素質勞動者和技能人才，為推動經濟發展和保持比較充分的就業提供支撐。《關於深化高等學校創新創業教育改革的實施意見》等政策的出台，是地方高校人才培養模式改革的深化，體現了國家高等教育政策的連續性。從改革方向看，創新創業工作是地方高校抓住國家新的政策機遇期，順應產業轉型升級需要，嚮應用技術型大學發展的重要抓手和突破點；從培養目標看，創新創業是對應用型人才培養提出的更高一個層次的要求；從培養過程來看，創新創業人才與技術技能人才都需要走產教融合、校企合作道路。因此，地方高校應當正確認識兩者之間的關係，找准契合點，尋求一舉雙效的改革措施。

　　處理好創新創業教育與專業教育的關係，促進創新創業教育與專業教育的融合。從實踐方面看，創新創業人才的主要特徵是具有發現機會的能力、問題導向的思維方式、質疑及批判性精神、敢闖敢創的品質、自我管理及團隊合作和實踐能力，等等。這些特徵更多涉及通識教育、素質教育與創新創業教育。但是要真正建造起創新創業人才這座大廈，還需要專業教育的設計和構築。創新創業不是某一個學科或者某一個專業的特權，創新創業的種子遍布每一個領域，也需要在經濟社會及文化的每一個領域開花結果，這是黨和政府不遺餘力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戰略的一個重要出發點。地方高校在改革過程中，需要思考如何把創新創業教育與專業教育融合到一起，在專業教育的過程中加強和升華創新創業教育，讓學生既能夠發揮專業所長，又可以利用專業知識和技能實現創新創業夢想。

　　處理好創新創業工作與教學改革的關係，構建創新創業教育的長效機制。創新創業教育是一項實踐性、應用性和綜合性很強的工作，對於地方高校的教學改革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挑戰。首先，在教學模式上，創新創業教育的課堂應該是開放的、多元的、互動的，以問題探究為導向。其次，在師資隊伍建設上，創新創業教育重在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和企業家精神，需要充分吸收科學家、企業家、成功創業者、風險投資人、校外專家等力量的深度介入，並建立創業導師發揮實質指導作用的機制。再次，在教學管理上，需要根據學校自身辦學實際及不同專業的需要，合理設置創新創業學分，完善學分積累及轉換制度，探索彈性學制和教職工可限期留崗創業制度，鼓勵學生進行創新實驗、參與課題研究、發明專利、發表論文、自主創業，激發師生創新創業激情。最後，在考核機制上，應以成果和效益為導向，避免過去盲目追求數量增長的粗放式發展模式，克服急功近利的思想，建立創新創業長效工作機制。

　　（楊雪梅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本文系2013年度河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2013CJY020］的研究成果）

現代大學教育中的人文精神

人文社會科學有著悠久的歷史淵源。在人類社會的長期發展中，人文科學以人類的精神世界及其積澱的精神文化為研究對象，運用意義分析和價值解讀的方法來研證人類的情感、觀念、精神和理念；社會科學以人類社會為研究對象，綜合文化研究的各種方法，考究紛繁複雜的社會現象及其諸多表現，探索和發現人類社會及其諸領域的發展規律。在人類社會的發展長河中，人文社會科學不僅是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標尺，更是人類社會文明演進的催化劑，以其獨到的價值理性的導向功能和工具理性的實效功能，梳理探索著人類社會的發展道路，提煉升華著人類文明的發展理念，滋養培育著人類自身的發展方向。

　　隨著人類文明的演進、人類歷史的發展，科學與人文已成為社會發展的「車之兩輪，鳥之雙翼」，是我們走向文明，走向高尚，走向自由，走向未來的可靠支撐。回眸西方近代文明的演進，我們可以清晰地發現，進入近代以來的西方世界，伴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人類物質生活的不斷豐富，工具理性、技術理性至上的觀念也相應而生、逐漸膨脹，直至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傳統人文精神，稀釋了價值理性的本真意義，從而遮蔽了人類的雙眼，步入了物質越豐富、精神越匱乏的悖論和怪圈。這種現象提醒我們要重視新型大學精神和大學理念的塑造。客觀而言，大學既是知識的寶庫，又是精神的殿堂，它具有追求真理和傳承善德的雙重使命：前者稱之「授業」，後者謂之「傳道」。因此，大學不僅應成為國家強大的智力資源，而且應成為人類進步、社會發展的善良意志和精神燈塔。就前者而言，追求知識、崇尚科學，無疑是大學的重要使命。但「知識」與「科學」難以實現其自身價值的崇高性，無法解決自身存在的意義問題。「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只有得到大學之「道」的規範和引領，「知識」和「科學」才能成為人類的福祉。同時，人文情懷是科學精神的不竭動力，唯有接受人文精神的引導，科學精神才能衝破功利主義的藩籬，擺脫唯我主義的束縛。自古以來，那些偉大的思想家、科學家所具有的頑強的求真精神、崇高的獻身精神、不懈的探索精神和無窮的創造精神，正是源於他們博大的生命情懷、無私的人生態度、高潔的人生志趣和崇高的人生理想。恰恰是這種強烈的人文精神激勵著、鼓舞著、鞭策著他們在探求自然和社會奧秘、追問人類以何安身立命的道路上勇往直前，從而彪炳千秋，為後人所敬仰。哥白尼、伽利略、達爾文、馬克思、愛因斯坦、毛澤東等傑出的文化巨人便是突出的例證。

　　德國教育家洪堡指出，大學教育的目的在於培養一個完整的人，而不是僅僅培養可利用的人。毛澤東同志指出：「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把培養全面發展的人作為國家的教育方針，就意味著大學造就的是德、智、體、美、心全面發展、和諧發展、健康發展的人，而不是殘缺不全、工具化、碎片化的人。大學教育塑造的人應該具備高尚的道德、寬闊的胸襟、遠大的目光、豐富的知識、善良的意志和健康的體魄，應該具有強勁的創新創造能力，更應該擁有正確運用這種能力的德性。愛因斯坦曾說：「學者必須德才兼備，與美善為鄰。徒有專業知識，只不過像一頭訓練有素的狗，而非仁人君子。」在這裡，愛因斯坦不是在罵人，而是在告誡我們要有豐富的人文知識、厚重的人文底蘊、廣博的人文情懷和深刻的人文素養，只有這樣，才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擁有大智慧的人，一個有益於人類的人。

　　現代大學承擔著人才培養的重要使命，秉承著人類文明的重要傳統。大學辦學理念在鑄就了新形勢下學校發展的神聖使命和崇高目標的同時，深刻蘊含並充分彰顯了人文社會科學的精神、理念與大學發展息息相關——大學校訓的體悟與踐行離不開我國傳統的人文底蘊，大學頂層設計的藍圖與繪製離不開人文理念的潤色與支撐，大學特色發展的解讀與實施離不開人文科學的視野和胸襟，大學人才培養的目標與定位浸潤著人文精神的素養與情懷。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為我們繪製了國家「十三五」發展的宏偉藍圖，為民族復興中國夢的實現指出了具體路徑。立足高等教育發展現狀，我國實施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不論內涵發展還是外延拓展方面，都離不開科學精神的支撐，更離不開人文情懷的滋潤，那種單純追求工具理性或技術理性的大學教育必然會被歷史淘汰，價值理性必然為人們所推崇。

　　鑒於此，我們必須藉助科學與理性的力量，在當代大學教育中大力弘揚、倡導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積極促進、實施人文社會科學教育。要努力使大學生在學習文學、史學、哲學以及法學、政治、經濟、教育、管理等人文社會科學相關範式、理論、知識的同時，培養其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的意志和品格，促使大學生追求自由而不忘守法，崇尚權利而恪守責任，實現自我而奉獻社會，消費時尚而踐行高雅，感恩人民而敬仰英雄，銘記歷史而放眼未來。這是提高大學生思想政治素質、文化素質和身心素質的內在需要，是培養高素質公民和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開拓者的必然路徑，是弘揚人類文明、傳承人類優秀文化不可或缺的方略和舉措。

　　（王晉 王岩 作者單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學；本文系江蘇省社科基金重點委託項目［15WTA020］的階段性成果）

社會科學研究的困境：從與自然科學的區別談起

趙鼎新

　　社會科學家自認為是在做「科學」研究，但他們對社會科學方法的特點和弱點往往不甚了了。在這一點上，不僅中國學者如此，甚至大多數西方學者——甚至不少知名學者——的學術訓練和知識面也不足以作出提綱挈領的反思。這就給筆者為中國社會科學工作者寫幾篇關於方法論的文章提供了動機。作為這一系列文章的總綱，本文將從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區別談起。社會科學自其誕生始終受到自然科學方法的影響。社會科學研究的現狀和發展方向存在諸多誤區。產生這些誤區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們對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區別認識不清，乃至於對社會科學的特殊性認識不清。

　　在本文中，社會科學指的是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政治學、經濟學、心理學等在西方被稱之為 social sciences的學科，而不包括文學、藝術等在西方被稱為humanities的學科 (當然，西方不少人文學科的學者的研究方向已經越來越接近傳統的社會科學領域，這又當別論)，也不包括教育學、管理學、法學、商學等被稱之為是專業學院(professional schools) 的應用性學科 。

首先對本文中的幾個關鍵概念作簡單的說明。什麼是科學?在傳統科學觀的籠罩下，科學往往會和「全面」、「系統」和「正確」這些辭彙聯繫在一起。當今的官樣文章中，我們經常會看到諸如「全面地、正確地、科學地看問題」這類提法。這實際上是對科學的誤解。從今天的角度來說，科學其實只是一種片面而深入地看問題的方法。面面俱到的觀點一般都不科學，由科學試驗得出的結論也並不一定正確。特別是，科學結論都是特定條件下的結論，離開這些條件，科學結論往往就不正確。

　　這裡，我還想說明什麼是機制，什麼是定律(或者法則)，以及兩者之間的區別。這在概念上非常重要。中西方大多數社會科學學者，甚至不少優秀學者，對這些概念均不甚了了。[1]在本文中，定律和機制指的都是可以被觀察到的，或者是可以通過推理得出的因果關係。定律和機制應當採取同樣的定義，那就是：如果條件C1, C2 , … Cn成立，關係 E 成立。

　　定律(法則)和機制有什麼區別呢?筆者認為，它們的區別只有一點，那就是如果條件C1, C2, …Cn能在比較廣泛的場合下成立，那麼E所描述的關係就是一個定理;如果條件C1, C2, … Cn只能在非常有限和特殊的條件下成立(比如，在實驗室條件下)，那麼E所描述的關係就是一個機制。例如，牛頓第二定律就是一個法則，因為它所刻畫的因果關係 (f=ma) 在宏觀低速條件下總是成立。而這兒的「宏觀低速」指的是物體大於基本粒子，速度低於光速。換一句話說，牛頓第二定律在人能直接感知的世界中總是成立。但是價格規律(price mechanism)卻只是一個機制，因為如果要想讓價格完全由供需關係決定的話，許多其它條件必須得到滿足：例如，人必須是完全理性的，信息必須是充分流暢的，交易必須是沒有成本的、等等。而這些條件中的每一條在現實世界中都很難得到完全滿足。

　　一言以蔽之，定律(法則)是廣適性的「機制」，機制是理想條件下才能成立的「法則」。

經典物理學的勝利

　　經典物理學(經典力學)是世界上產生的第一個具有現代科學意義的學科，由此而發展起來的一套科學哲學觀也在很長時間內決定了大家對科學和科學方法的理解。因此,筆者從經典力學入手來展開本文的分析。

　　古代社會沒有現代意義上的科學，只有哲學。智者對各種自然現象做出判斷，並推想其背後的規律，這就構成了自然哲學的基礎。例如，古希臘時人們認為萬物是由水、火、土、氣四個元素組成的。古希伯萊人認為萬物都是由上帝創造的。這些都可以被看作是對自然現象的哲學性猜想。17世紀後，歐洲產生了科學革命。科學革命首先從力學突破，其核心標誌是奠定了經典力學基礎的牛頓三定律。牛頓三定律的提出使得物理學脫離了哲學，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現代科學。例如哈雷運用牛頓定律推算出了哈雷彗星的軌道，並且預測了該彗星在1758年又會回來。哈雷預測的成功使得先前對哈雷彗星的各種猜測全都過時，同時也清晰地展示了牛頓定理對地球以外的物理現象的解釋力。

在科學哲學層面，經典力學給科學發展至少帶來了如下影響。第一是控制實驗。科學就是一種通過控制實驗來找到兩個或者兩個以上因子之間的確定性關係並將該關係上升為理論的方法。所謂控制實驗，就是通過各種方法對其它可變因子全部進行控制，然後考察若干個(通常是兩個)未被控制因子之間的關聯及其背後原因。在經典力學發展過程中產生的控制實驗思想逐漸成為科學的最高境界。

　　第二是系統思想在科學中的重要地位。在經典力學中，牛頓第二定律(f=ma)描述的是力和加速度之間的關係。但是幾乎所有的經典力學現象，例如流體力學中的伯努理定律和電力學中的馬克斯韋爾方程組，都是牛頓第二定律的特殊表現形式，或者說組成部分。這就是說，牛頓第二定律雖然只是一個機制，但是它在宏觀低速世界中具有普適性，或者說它本身構成了一個經典物理學世界，它既是一個機制，又是一個系統(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把f=ma稱之為定律，而不是機制)。經典力學的這一性質給了一種強系統思想以很大的市場，即認為某一類自然或社會現象(比如物理現象、化學現象、生物現象、社會現象、等等)所呈現的各種規律的背後總是存在著某種總體性規律。這總體性規律一旦被揭示，原來已知的各種規律就會成為這種總體性規律的具體表現形式或組成部分。[2] 經典力學的勝利賦予了系統思想在科學中的長期主導地位。[3]

　　第三是演繹(推理)和歸納取得了統一。自古以來，哲學家一直受到如下問題的困擾：通過經驗歸納總結出來的「規律」完全可能是錯誤的，而通過演繹而得出的「規律」卻又可能與現實風牛馬不相及。但是，在經典力學意義上，牛頓三大定律與我們對絕大多數物理現象的觀察完全相符。這就是說，演繹和歸納在經典力學中獲取了統一。演繹和歸納的統一為實證主義哲學，即一種認為任何合理的論斷都可以通過科學方法(歸納)或者邏輯推理來加以論證的哲學觀點，提供了很大的發展。

　　第四是還原主義(reductionism，也可譯為化約主義)成為科學方法的基礎。牛頓定律產生後，先前提出的經典力學定律(例如自由落體定律和胡克定律)，以及此後提出的經典力學定律(例如伯努理定律和馬克斯韋爾方程組)都成了牛頓第二定律的特殊表現形式。這一成功大大增進了人們探究總體性理論(即把他人的理論作為自己理論的組成部分)的慾望，這就是所謂的理論還原主義(theoretical reductionism)。同時，牛頓定律的廣適性還給了經驗意義上的還原主義(即認為一個複雜的經驗現象僅僅是一些簡單現象的疊加，對複雜現象的解釋也可以通過了解複雜現象中各簡單現象的性質和組合來獲得)在早期科學哲學中以很大的市場。[4]因此就有了所謂物理學是化學的基礎，化學是生物學的基礎，生物學是社會科學的基礎這樣的提法。也有了核物理學之父盧瑟福(1871-1937)著名的論斷：所有的科學或者是物理學，或者只不過是在集郵(All science is either physics or stamp collecting)。

生物學的複雜

　　19世紀後生物學的迅猛發展給了以經典力學為背景的科學觀和方法論很大的衝擊。與經典力學相比，生物學有以下的特殊性。

首先，生物學中沒有像牛頓定律這樣的在經典力學意義上能解釋一切的法則。生物學的理論核心是進化論，但進化論只是一個覆蓋性法則(covering law)。說進化論是一個覆蓋性法是因為：生物學中的機制多得難以枚舉，但是生物機制與進化論之間並不存在經典力學中其它定律與牛頓定律之間那種確定性的數學轉換關係。或者說，每一個生物機制都有著特定的功能，而且這些功能並不是進化論的具體表現形式。但是，生物機制與進化論之間卻有著一定關係。那就是，任何生物機制的作用方向都必須與生命體的存在和繁衍方式一致，或者說這些機制的作用方式都必須符合進化論原則。例如，面對食物稀缺，動物世界形成了許多能減低物種種內食物競爭的機制，有些機制能使一個物種的幼蟲和成蟲吃不同食物，有些機制能促使一個物種在種群密度過高時進行遷徙，有的機制則能使某一物種的個體在完成繁殖任務後馬上死亡,以便為子代提供更多的食物和空間，等等。不符合進化原則的生物學機制是很難長久存在的，因為這些機制會把某一物種的演化迅速帶入死胡同。總之，進化論就像是一把大傘，把所有的生物學機制全都覆蓋了，每個機制可以互不隸屬，但是它們都必須符合進化論原則。[5]

　　第二是還原主義方法在生物學中不再完全適用。生物現象由許多層次的現象組成：基因、細胞、器官、個體、種群、群落、生態系統，每一個層次都有對應的現象和相應的機制，其中有些現象背後的機制是某一層次所特有的，而有些現象的產生原因只能用更低層次的機制，甚至是基因層面的機制來解釋。這就是說，還原主義在生物學領域有時有效，有時無效，要看具體問題而言。

　　例如，先天愚型(即唐氏綜合症)這一疾病體現在個體的外表和行為。得了此病的動物兩眼分得很開並且有智力障礙。但是它的病因卻在染色體(基因)層面上：得了此病的個體的第21對染色體多了一條，因此此病又稱之為「21對三體」。這就是說，還原方法在尋找先天愚型病因時是有效的。但是，許多生物學現象卻不能還原到更低層次(尤其基因層次)。馬爾薩斯方程{Nt=N0exp[r(t-t0)]｝就是一個例子。其語言表達是：任何一個物種在沒有任何條件的限制下，它的種群將以指數增長。生物的生殖方法極其多樣，不同生殖方式背後的機制也非常不同。但是，單個種群增長的理想模式卻都可以用馬爾薩斯方程來表達，這一機制因此產生在種群層面。又例如競爭排斥法則，即兩個物種的生態位越相近，它們之間的競爭就越激烈，而競爭則會使這兩個物種的生態位趨於分開。這種機制的另一種表述就是任何兩個物種不可能長期地佔據同一個生態位。這種機制只能在種群關係(即群落)層面上發生作用。

　　第三是演繹和歸納在生物學中只有實驗室意義上的統一。牛頓定律的產生使得演繹和歸納在經典力學意義上獲得了統一，生物學卻做不到這一點。先前說過，統領生物學的理論是進化論，但是進化論只是一個覆蓋性法則，而真正決定生物個體的存活和行為的是許多互相沒有緊密關聯的生物學機制。為什麼說像 21對三體的病理原因、馬爾薩斯方程和競爭排斥法則等生物學規律都只是機制而不是像牛頓定律一樣的法則呢?其根本原因就是這些規律或者是其應用範圍極其有限(例如，21對三體的病理原因只能用來解釋先天愚型這一現象，而競爭排斥法則只能用來解釋兩個物種之間的競爭強度和由競爭導致的進化方向)，或者是在自然界里不能成立(或者說不能被直接觀察到)。例如馬爾薩斯方程，我們不能用它來預測任何一個物種的種群增長，因為在自然狀態下，當一個種群的密度達到一定程度後，其它因子就會對該種群增長起到越來越大的限制作用。

這裡，「其它因子」指的不僅僅是在種群密度提高、營養條件下降後有關生殖基因不再能達到最佳表達，而是指一些其它條件，比如種內和種間競爭增加、捕食者增多、病蟲害增多，等等。但是在實驗室條件下，我們是有可能通過實驗來驗證生物種群的指數增長這一特性的。如果我們把大腸桿菌接種在培養皿中觀察它的增長情況，我們就會發覺大腸桿菌在一定時間內的確呈指數增長。當然，大腸桿菌在培養皿中會逐漸長滿，其它因子也會對大腸桿菌的增長起到越來越大的限制作用。馬爾薩斯機制在自然條件下因此是觀察不到的，或者說至少是不能被穩定地觀察到。這一機制的最初獲得需要想像和演繹而不僅僅靠經驗歸納。但是，一旦提出馬爾薩斯機制後，這一機制的運作卻能在實驗室里被驗證。也只有在實驗室條件下，這個通過演繹而得來的單種群增長規律與通過對實驗結果的歸納而產生的結論達成了統一。生物機制的這一特徵給西醫藥物開發帶來很大的困難。在分子生物學領域，在實驗室條件下找出一個疾病的機制和相應的有效藥物有時並不難，但這個藥物可能對病人產生許多副作用(即服用這個藥品會改變個體中其它機制的功能)。這就是為什麼西藥開發都需經過從藥物研發、動物活體實驗和臨床實驗等許多階段，時間極其漫長的原因。

　　筆者在年輕時不完全明白生物學的這些特點，曾經野心勃勃想在生物學中搞出有廣適性，又能真正地對自然狀態下的生物種群動態有預測能力的數學模型，因此在研究生階段學了昆蟲生態學。雖然也發表了一些文章，但從方法論角度來說，我當時走的是一條死胡同，因為我完全無法預測諸如降雨、溫度、風速等等對昆蟲種群動態有重要影響的因子，因此也不可能正真提出對自然狀態下的昆蟲種群動態有預測能力的數學模型。

雖然生物現象比物理現象要複雜得多，但生物學仍然具有許多自然科學的性質：首先，生物行為都是本能決定的，結構和功能的關係在生物世界因此是高度統一的。老虎的尖爪利齒這些「結構」使它實現成功捕食這一「功能」。任何功能需要都會有相應的結構配置。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有極少數例外，比如盲腸這一結構在人體中基本上失去了其原有的功能)。生物學家因此都是結構功能主義者。

　　生命現象背後的覆蓋性法則(即進化論)以及生命現象結構和功能的統一給了生物世界一個顯著的系統特徵 ——即生物世界中的各種局部規律都會遵從這兩個總體性規律。

　　第二，與經典力學一樣，生物學能進行控制實驗，而控制實驗的最大好處就是可以考察若干個未被控制因子之間的關聯及其規律。這就給生物學家確切地尋找生命現象背後的各種機制創造了條件。

　　第三，與經典力學一樣，生物學中的主要概念和分類都有很強的本體性。一個概念或分類體系對應於一種實際的存在，有較為清晰的內涵和外延，並且都是可以被證偽的。例如，物種這一概念，它指的是一類外形和基因組成極其相似的生物群體。而檢驗兩個個體是否屬於同一物種的標準就是兩個個體之間在自然狀態下不但能進行交配，而且它們產生的子代也能與同物種個體進行正常交配併產生子代。馬和驢之所以不屬於同一物種是因為它們產生的子代(騾子)不再能生產子代。

社會科學的特殊性

　　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是人，特別是由人組成的社會的運行和變遷規律。人屬於靈長目動物，所以我們一般會以為社會科學與生物學有著緊密的聯繫，生物學是社會科學的基礎。不錯，人類的確有很強的動物性。靈長目動物的許多習性在人類社會也都有所反映。靈長目動物有很強的地域性，人類也有很強的地域性(小到兩個同桌學生在桌上互劃「38線」，大到領土之爭);靈長目動物是政治動物(Waal 1989)，人類也是;即使是人類的經濟行為，它在靈長目動物中也有表現：有些靈長目動物能製作簡單工具並進行物物交換。但是人與靈長目動物有個根本性的區別，那就是靈長目動物的個體行為基本上還是由本能決定的，而人是既有本能，又特別講策略，又會運用意識形態和價值來論證自己行為正確性的動物(以下簡稱「人的特徵」)。本文中「人」是一個泛指，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一個團體，同時也可以是社會科學家。作為社會行動者的個人和團體(例如國家、公司、社會組織、等等)以及作為研究者的社會科學家，他們在性質上有著很大的區別，但這三者有個共同點，那就是他們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的特性的型塑。

　　在下文中，筆者將闡述人的這一——本體性的——特徵如何造成了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在八個方面的重大區別，使得自然科學方法在社會科學中不再適用，給社會科學研究帶來了重大的困難。

　　為方便閱讀，筆者首先對本文的主要論點，即經典力學、生物學和社會科學在八個方面的區別通過一個圖表進行了總結(表一)。從表一可以看出，經典力學和生物學仍然具有許多相似性，並且它們之間的區別也往往是表現在程度上。但是，人的特徵給了社會科學一些全新的性質，使之產生了許多與自然科學相比本質上的區別。

　　表一 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區別

　　第一，結構與功能之間不再有緊密的聯繫。

　　生物現象雖然比物理現象複雜，但生物行為主要是本能性行為 (為行文方便，以下用「生物」泛指人類之外的所有生命體，以示區別)。在生物世界中結構和功能是高度統一的。人的特性破壞了在自然世界中廣泛存在的結構和功能的統一，因為人作為社會行動者可以創造結構以維持特權，也可以運用理論來論證特權。存在(結構)因此不再等於合理(功能)。這並不是說任何社會存在都沒有合理性可言，但是存在和合理的關係變得可緊可鬆——強權、洗腦和精英聯盟可以維繫「不合理」的存在，「合理」的存在也總是可以被解讀為是特權的需要。我給不合理和合理都打上了引號是因為一旦結構與功能失去了緊密的關係，任何一種對現存社會結構的正面或負面論述都很難完全跳出論證者本身的價值觀、企圖甚至是潛意識。社會科學家首先要破除結構功能主義的思維，但真正做到這一點的非常之少。社會科學中一個突出的現象就是堅持「衝突論」的學者同時也會顯得特別功能主義——他們強烈的價值傾向會使他們在面對與自己價值觀和利益相符的事物時馬上採取結構功能主義視角。

　　第二，幾乎所有的生物學機制都是負反饋機制。[6] 體溫升高會流汗，體溫降低會發抖。這都是恆溫動物為了維持體溫而產生的機制。吃飯會導致血糖濃度提高，而血糖濃度提高又會導致體內胰島素的釋放和血糖濃度降低，這樣人就不至於在飯後產生糖尿病癥狀(但是會飯後犯困)。生物要存活就必須在多變的環境中達到自穩定，各種負反饋機制起到的都是這個作用。但是人在社會中所追求的不僅僅是穩定，而且是權力和成功。一個人的權力和成功慾望越大，他改變周邊環境乃至世界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具有特彆強烈的權力和成功慾望的人的追求，於是成為社會變遷的最大的原動力。人的這一特性使得人類社會的發展不再遵從進化論原則。人類社會中的許多重要機制要麼是正反饋機制(例如，國際關係中的現實主義觀和相應的理論)，要麼是那些會產生更大範圍正反饋效應的負反饋機制(例如，價格規律是個負反饋機制，但是由之而產生的經濟周期性危機以及環境危機與市場的關係則是正反饋的)。人類社會中的一些重要負反饋機制都是來自宗教和從左到右的各種非自由主義世俗意識形態，及其與它們相應的制度和組織力量。但是這些意識形態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它們都壓抑著人的權力和成功慾望的自然表達，因此維繫這些意識形態的制度雖然可以壓抑大多數人的人性，卻不能阻止人性(特別是權力人士的人性)以各種扭曲的方式不斷表達。這種狀況發展到一定程度後，政治就會變得專制、複雜和醜陋無比。[7]

　　大多數社會科學家和人文學者或者對人類社會的正反饋特點認識不足，或者對人類自我設定的負反饋機制的黑暗性缺乏清晰認識，他們的問題意識、研究方法和論點一次往往都顯得天真和簡單。人類社會的這一特徵要求我們在方法論意義上建立如下觀點：(1)文化得以延續必須有各種制度維繫，文化不是基因，不具有超越制度的穩定性;(2)人類社會完全不具有生物世界的自穩定性，不但不具有任何烏托邦的可能性，甚至不具有永恆的較為不壞的選擇(the lesser evil)(比如有人也許就會以為西方民主體制就是一個永恆的較為不壞的選擇);(3)任何社會意義上的「成功」都是相對的，任何解決問題方法都會給今後帶來「麻煩」;(4)非期然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主軸。

生物是沒有智力的，生物系統卻都是有智力的(intelligent);人是有智力的，人類社會卻是沒有智力的。[8]

第三，前文提到，生命現象背後的進化論原則以及生命現象結構和功能的高度統一給了生物世界顯著的系統特徵。但是，人的特性破壞了在生物世界中廣泛存在的結構和功能的統一;人的特性也造就了大量具有正反饋效應的(或者說是反進化論原則的)社會機制。人類社會因此不具有生物世界中所具有的系統特徵，或者說人作為行動者可以把社會的系統特徵搞得亂七八糟。

　　由於社會不是一個系統，歷史發展也就不會遵從任何統一的規律。任何系統性的社會理論——無論是結構功能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自由主義[特別是福山(Fukuyama 1992)提出的自由主義史觀]還是進步主義——無一例外都是對社會本質和歷史發展規律的誤解。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很同意默頓(Merton 1967)提倡的以中層理論(middle-range theory) 為基礎的經驗研究，以及當今許多社會學和政治學家所提倡的以機製為核心的經驗研究。但在後文中我會指出，由於人的特性，中層理論和以機製為核心的理論也走不了多遠。系統性理論和中層理論的無能給了虛無主義很大的市場。這就是為什麼當今主流歷史學家都會認為歷史是非發展的、無目的的，每個歷史都是自己的歷史 (Every history is its own history)。而後現代主義者則對人類的認知能力產生了全面懷疑，並以解構和批判既有知識為己任。在後續文章中我會系統地指出，這些歷史學家和後現代主義者的觀點的產生，背後有著許多重大的歷史原因，他們的懷疑和批判也有著從社會到學術多方面的正面意義，但他們卻從科學主義的極端走到了虛無主義的極端。

　　第四，與生物學一樣，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也有「層次」：基因、個體、群體、地區、國家、國際社會——這僅僅是層次的一種分法。一旦有層次就有還原問題，即是否能夠把某一社會現象的產生原因歸結於更低層面(比如，個體層面甚至是基因層面)的機制?社會學中的方法論個人主義(相對於方法論集體主義)就是還原主義的一個表現形式。但是，還原論的哲學討論在社會科學中變得幾乎沒有意義，因為人的策略和自我辯解能力不但使得還原主義方法的運用更為有限，而且把問題變得非常複雜，複雜到幾乎要一事一議(即是否能還原完要看研究對象和問題意識而定)。

　　例如，有西方學者用生物機制來解釋性別不平等這一現象。其中一個解釋認為性別不平等是人直立後骨盆變狹窄而產生的副作用。動物四肢著地，骨盆因此松大，能產出很大的子代。因此馬、牛、羊、老虎等的幼崽一出生就能行走，即使是猩猩和猴子的子代也是如此。為了「解決」直立起來後骨盆變窄這一問題，人就只能「早產」，新生嬰兒要到一周歲左右才開始牙牙學步。這樣，母親照顧嬰兒就變很重要，而女性的這一任務使她們根本不可能在社會中與男性站在同一起跑線上競爭。這一還原性的論點並不是沒有道理，但它並不能解釋為什麼性別關係在現代社會走向了平等?畢竟，現代女性又鍛煉身體又推遲生育，骨盆只會變得更緊。

一般來說，經過還原後的理論因為自變數和因變數在性質上差別很大，或者說自變數是「外生變數」，因而產生的解釋很有說服力。因此還原理論是許多學者的追求。但是，還原性理論都會遇到一個相同的問題：社會變化要比基因和行為上的變化來得快得多，社會現象的動態性也遠遠超過生物行為。像抽煙、喝酒、同性戀(對這些行為筆者沒有價值評判)等社會行為的背後都有一定的生物學基礎，但是決定這類現象在社會中的消長卻只能是社會原因。就性別平等來說，它是資本主義社會和民族國家興起過程中所產生的一個非企及結果，同時也是女性在現代社會中成為社會行動者之後奮鬥的結果。

　　更為複雜的是，即使是針對同一問題，還原論方法也是有時有效，有時行不通，全要看情景而定。例如，關於人口消長背後的原因，社會科學家一般會從社會結構的角度來找答案。一種說法是性別平等的社會出生率低，因為女性一旦有了生育權就會不願意去生一大堆小孩。也有人認為人口增加與財產繼承方式有關。在古代中國，遺產在兒子中平分，而在古代歐洲只有長子才有繼承權。婚姻和家庭都需要財產，於是就有人認為性別地位和遺產分配方式是傳統中國人口密度較其它地區高的原因。但是，在公元1500年前，整個歐亞大陸人口都在較低的水平擺動，而1500年後又出現同步性的提高，既然歐亞大陸各個地區的人口動態具有相似性，背後一定有某種總體性規律。麥克尼爾(McNeill 1976)把這一現象還原到流行病的角度進行了解釋：歐亞大陸不同人群對本地的流行病帶有抗體而對外來的流行病缺乏抗體。流行病通過戰爭和經商在歐亞大陸來回傳播，不斷殺死各個群體中的不帶抗體的成員(在14世紀，歐洲黑死病死亡人口超過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因此，在公元1500年前後歐亞大陸不同群體對傳統的流行病都有了一定免疫力，導致歐亞大陸人口的同時增長。麥克尼爾把古代歐亞大陸人口消長的原因還原到傳染病這一層次，比從社會結構角度的解釋要有說服力。但是，這一理論卻只能解釋古代社會的人口消長。現代醫學出現後，傳染病對人口消長的影響越來越小，而各種社會結構的影響則在加大，還原論解釋不再有效。

　　第五，生物學是「科層科學」(bureaucratic science)，而社會科學不是。筆者採用科層科學這一概念，指的是絕大多數生物機制都有特定的作用和作用方式。例如，釋放胰島素減低血糖濃度這一機制只有在人進食血糖濃度提高後才會啟動，而且血糖濃度在此時降低的原因也肯定是由於胰島素的釋放導致。生命現象雖然很複雜，背後機制的運作規律卻十分機械。某個機制在什麼時候起作用，怎麼起作用都按部就班，就好比一個運行嚴密無比的科層組織。但是人的特性把這一切全都打破。

　　(1)人的行動可以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改變某些社會機制在社會上的重要性。市場機制在現代社會變得如此重要，就是早期現代歐洲的國家精英與中產階級共同推動的結果(Polanyi 1957)。計劃經濟下工人吃大鍋飯，干多干少、干好乾壞一個樣，因此搭便車(free rider problem)就成了約束計劃經濟效率的一個主要機制。(2)為了達到某種目的，人可以設計機制(即所謂的制度設計)甚至改變策略和組織形態把許多方向相近的機制動員起來為自己服務。例如，為使士兵英勇作戰，戰爭的指揮者都會設計和運用能產生以下三種效果的機制：懲罰、獎勵和意識形態激勵 (Zhao 2015)。(3)一旦當人認識到某機制的作用後，該機制在社會上的重要性和作用方式就會產生重大變化。20世紀初的世界性經濟危機使統治者和經濟學家都了解了馬克思所刻畫的周期性經濟危機的可怕後果，於是就出現了國家對經濟的調控，此後的經濟危機就失去了20世紀初的破壞力量。

大量重量級社會科學家提倡以機製為核心的社會科學分析(e.g.， Coleman 1990; Elster 1989, 1998; Hedstrom and Swedberg 1998; McAdam, Tarrow and Tilly 2001; Stinchombe 1991) 。他們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等同於先前默頓所提倡的中層理論(Merton 1967)。筆者對他們的觀點非常理解。的確，敘事如果沒有機製為依託的話，就成了一個毫無規律可言的故事。但是同時必須注意的是，人的特性造成了社會機制不同於生物機制的作用方式，使得所謂以機製為中心的社會解釋和中層理論都也走不了多遠。具體說，生物學中機制和經驗現象的關係在大多數情況下是一對一的，而人的特性致使了機制和經驗現象在社會中產生了多對一的關係：對於一個社會現象，我們一般都能找到多個——有些甚至是和經驗現象毫無關係的——解釋機制(或者說社會現象都是「過度決定」的)。社會科學家自身的價值觀和秉性在這時就會起很大的作用。市場經濟搞得不好，自由派肯定會去找與壟斷和腐敗相關的機制，而左派會說這是市場經濟的負面後果。只要一個人有邏輯能力，他的故事都會有一定的自恰性。在社會學和政治學中，大量從機制出發的解釋所反映的往往是作者的眼睛和機制本身的邏輯，而不是所關心的經驗現象背後最為重要的規律。

　　第六，控制實驗在社會科學中的難度大並且意義有限。生物學能作控制實驗。如果某一生物現象由單個機制決定，控制實驗能直接弄清楚這一機制在機體中的作用。如果一個生物現象由多個機制所決定，控制實驗雖然不一定能弄清楚這一機制在機體中的作用，但至少可以弄清楚這一機制在其它條件得到控制下的作用。生物學家作實驗前一般會首先提出一個至數個「為什麼」問題(例如，為什麼飯後人會犯困，為什麼人會得糖尿病等等)，然後根據已有知識作出一些演繹性的推測。而實驗的目的就是在控制條件下通過對實驗證據的歸納找出問題背後的機制，並弄清楚這機制的作用過程和方式。因此，如果說經典力學是在低速宏觀的自然條件下達到了兩個統一，即演繹和歸納的統一，以及「為什麼問題」(why question)和「怎麼樣問題」(how question)的統一，那麼生物學方法論在實驗室條件下也達到了這兩個統一。

　　許多生物學實驗可以做到把研究視野以外的因子全部控制(所謂克隆技術、細胞株培養都是為這一目的)，社會科學幾乎做不到這一點。當然西方也有社會科學家用實驗方法做研究。例如，在研究種族和性別歧視程度時，美國學者的一個常用實驗手法是：隨機向同類公司發出許多工作申請信。每一封信的寫法與申請人的履歷都編得幾乎相同，有差別的僅僅是名字，而通過名字可以看出申請人的族群和性別。實驗背後的邏輯很直截：不同族群和性別的工作申請成功率差別越顯著，族群和性別歧視就越嚴重。[9] 問題是，這種方法雖然能較好地控制信件內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公司的性質和招聘工作的性質，但是卻不能控制各個公司內部存在的許多難以一一識別的差異。更重要的是，在社會科學領域中能夠通過實驗來解答的問題不僅少之又少，而且能通過控制實驗來解答的問題往往只是隨處可見和用其它方法也能回答的簡單問題或常識性問題。

在常用的社會科學方法中，訪談調查時訪談者的特徵(知識面、性格和價值觀)、被訪談者的特徵以及兩者之間的互動方式都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參與式觀察所能觀察到的往往是研究者的感官能夠和願意接受的信號;歷史文獻方法面對的是一大堆前人帶著不同目的而留下的材料;網路方法在取樣上有許多方面難以得到有效控制，而且因為其注意力中很少有網路關係的內容，研究結論往往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問卷調查最多只「控制」了問卷設計者注意到的和想控制的「變數」，並且調查結果會顯著地受到提問方式的影響;博弈論方法作出的是給定社會機制和前提條件下的演繹，卻完全不能保證任何相關社會現象的確是在按演繹邏輯發展。行動者計算機模擬法(agent-based simulation)對環境、社會機制和人的行為模式都作設定，模擬結果基本上只有啟發意義。

　　上述這些社會科學方法中，有的倚重經驗歸納，有的倚重邏輯演繹，但都不是自然科學意義上的控制實驗。由於實驗方法在社會科學中的應用極其有限，在生物學中達到的兩個統一，在社會科學就變成了兩個分離(演繹和歸納的分離，為什麼問題和怎麼樣問題的分離)。這給社會科學研究帶來了重大挑戰。

　　演繹和歸納的分離給了社會科學兩個十分常見的邏輯錯誤。(1)把演繹結論當作經驗總結。這一點在經濟學中最甚，其次是政治學。例如奧爾森(Olson 1965)的搭便車理論(即「三個和尚沒水喝」這一諺語的理論表達)，它明明是一個在多種假設條件下可以通過演繹而得出的社會機制，就像馬爾薩斯方程是一個在多種假設條件下可以通過演繹而得出的單種群動態模型一樣，但奧爾森卻煞有其事地把它描述成一個似乎是從經驗現象中總結出來的、具有廣適性的理論。而他的反對者也煞有其事的通過經驗事實試圖否定奧爾森的搭便車理論，其中有人還為此拿了諾貝爾經濟學獎(Ostrom 1990) 。在生物學中，如果有個大學生想寫本科畢業論文，聲稱想通過證據來證明馬爾薩斯方程不能預測任何一個種群的動態，指導老師會馬上否定這一想法。但是，在生物學中連大學畢業論文都不能作的課題在社會科學中卻能拿諾貝爾獎。這類現象比比皆是。(2)對局部經驗現象進行演繹。例如，黑格爾根據他非常有限的歷史認識就提出了著名的線性史觀，而後人則進一步把黑格爾的線性史觀演繹成通向歷史終結的「康庄大道」。黑格爾和他的追隨者只不過是走入了一個任何社會科學家都很難避免的誤區：把局部知識當作歷史經驗，把最為符合自己價值觀的「變數」和相應機制當作廣義理論，把自己的眼睛當作了世界。

　　演繹和歸納的分離還使得「理論」在社會科學中嚴重地喪失了經驗意義。在傳統的自然科學的意義上，理論指的是數個在邏輯上相互關聯的，能用來解釋一類經驗現象的命題(propositions)。這些命題的核心既可以是法則也可以是機制。牛頓定律是理論，因為它能用來解釋幾乎所有的經典力學意義上的物理現象，DNA的雙螺旋結構是理論，因為從這一化學結構產生出的化學機制能用來解釋許多生物化學現象。即使是馬爾薩斯方程，它也可以看作是一個理論，因為它至少能解釋在實驗室條件下的單個種群的增長模式。但是，演繹和歸納的分離使得絕大多數傳統意義上的社會科學理論做不到這一點。

　我這裡用庫冉(Kuran 1995, 1997)的「偽造偏好理論」(preference falsification)來說明傳統意義上的社會科學理論所面臨的困境。庫冉把他理論背後的機製做了如下表述：在許多情況下，一個組織中的許多成員早已知道組織內部的問題，但是無人敢說真話卻很有人願意迎合權威。這種現象越嚴重，該組織背後隱藏的危機就會越大。到一定程度時，如果有人像「皇帝的新裝」里那個小孩一樣突然站出來指出存在的危機，其他人往往會相機跟上，於是這個在局外人眼裡還是一片太平的組織就會突然走向崩潰。庫冉的「理論」在邏輯演繹上並沒有什麼錯誤，畢竟理論背後的機制只是「皇帝的新裝」這一諺語的另一種表達而已。庫冉的「理論」也給了我們理解一些經驗現象一定的啟迪意義。問題是，一旦有人想建立「偽造偏好機制是某一特定組織(比如前蘇聯或者是安然公司)突然垮台的原因」這樣一個經驗論點，他在論證自己論點時會遇到難以克服的困難。就前蘇聯的案例而言，我們不能說「偽造偏好」現象在其中沒有起到任何作用，但是，前蘇聯的垮台是個非常複雜的歷史過程，嚴重的民族問題、僵化的經濟體制、衰退的軍事實力和戈爾巴喬夫極其天真的性格都起到了更為關鍵的作用。歷史既不可能重複，也不能做實驗。通過演繹而建立的「偽造偏好理論」因此而幾乎不能解釋任何具有一定複雜性的經驗現象。

傳統意義上的社會科學「理論」和經驗事實之間這一難以癒合的分裂導致了許多後果，其中之一就是「理論」這一概念被濫用。既然傳統的以法則和機製為基礎的理論很難用來一個具體的經驗現象，特別是一些極其重要的經驗現象，傳統的對理論的定義在社會科學中也就失去了權威。

　　這就是為什麼在社會科學領域，任何新概念，無論其性質如何，都可能會被標記為「理論」。其中有些概念，比如「它者」(the Other)、治理性(governmentality)、慣習(habitus)、閾態(liminality)，等，還有一定的「理論」意義，但是絕大多數概念則是毫無意義可談。社會科學中大量學者，特別是人類學、文化歷史學和定性社會學等專業方向的學者，基本上是以提新概念為己任。垃圾概念於是充斥於各種學術期刊和書籍，而它們的創造者也只能通過似是而非的複雜語言來掩蓋演繹能力的缺乏，以及經驗感和想像力的蒼白。筆者在今後的文章中將專門討論當傳統的從自然科學而來的理論觀在社會科學中遇到嚴重困難時，我們對「理論」這一概念的運用應當作如何限定。

　　為什麼問題和怎麼樣問題的分離導致了社會科學敘事中出現了「解釋派」和「過程派」(「派」應理解成筆者為行文方便而構建的理想狀態，不少學者處於這兩「派」之間)，並由此導致社會科學中結構/機制敘事與時間/情景敘事的嚴重分離。解釋派(以社會學家為主)認為社會科學研究必須通過解釋不同案例之間的異同來尋找具有普適意義的機制和規律 (Mahoney and Rueschemeyer 2003)，否則社會科學家真成了盧瑟福所說的集郵者了。較為強硬的解釋派學者甚至認為人的策略和自我價值論證特性是始終存在的、每人都具有的「常量」，因而與所需解釋「差異」(variation)無關。Skocpol (1979)的著名論斷——「革命是到來的，不是造就的」代表的就是這一觀點(該觀點因為與事實出入太大，多數學者不再堅持)。在過去的歲月里，以解釋為目的的優秀作品雖然不少，但從總體上來說，由於比較案例中有大量的因素不能得到有效控制，也由於機制解釋的「多對一」問題，許多名著在經驗上甚至邏輯上都是漏洞百出。它們的價值主要在於啟發，而不在於解釋的準確。而支撐這些名著形成的最為關鍵因素也不是社會科學方法，而是作者的品味。

　　對於「過程派」的學者(以歷史學家為主)來說，解釋派學者從問題的提出開始就已經出了偏差。比如，當提出「為什麼古代中國走向了統一，而中世紀歐洲則沒有?」這樣一個問題時，我們已經假設了這兩個地區在絕大多數方面處於相似，因此可以通過比較方法來尋求導致案例之間差異的規律性原因。過程派學者認為這種提問方式本身就已經脫離了歷史情景，並認為支撐解釋派學者貌似合理的解釋背後經常是牽強附會的證據。

過程派學者強調不同的歷史有著不同的時間性(temporality)(Abbott 2001)。有的甚至強調每個歷史都是獨特的歷史。他們進而認為社會行動者的行為所造就的轉折點和分水嶺式的事件才是社會變遷的關鍵 (Abbott 2001; Sewell 2005)，並因此注重構建大事表(chronology)，試圖通過過程回溯(process tracing)來重構研究對象的來龍去脈 (Beach and Pedersen 2013)。他們以為一旦知道了來龍去脈，解釋派感興趣的「為什麼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過程派學者的優點是情景重構 (contextualization)，他們的敘事因此往往引人入勝。但是，過程派學者不得不面對如下的困境：既然每個歷史都是獨特的歷史，那麼社會科學還有什麼意義?過程派學者也不能解決自身的方法論問題：任何一個歷史過程都具有(潛在或現實的)無限的信息量，因此對於一個歷史過程中的具體問題，學者都可以根據自己的價值觀和興趣作出不同的大事表。例如，在分析中國成功的經濟發展這一問題時，經濟自由主義者一般會把1978年的改革開放和1992年的鄧小平南巡作為經濟成功的兩個主要轉折點，但是左派卻會選擇淡化這兩個轉折點，強調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分水嶺意義，強調改革開放後三十年年和改革開放前的三十年之間的連續性，甚至強調「文革」對當代經濟成功的意義(甘陽 2012)。國內意識形態對立，但是譜系比較簡單，再加上國內學者大多學問粗糙，毫無精妙可言，因此在經濟發展問題上僅僅出現了兩種粗線條的大事表劃法和相應的敘事。如果解釋中國經濟成功的研究在西方成為顯學的話，不知會湧現出多少大事表和相應的精細的敘事方式。

　　第七，社會科學中的許多重要概念、分類和問題意識沒有本體性意義。

　　先前提到，物理和生物學中的重要概念和分類體系都有較強的本體性，或者說每一個概念和分類體系對應的都是外延和內涵較為確定的實體性的存在。人的特性已經把社會搞得複雜無比，而具有人的特性的社會科學家又會把自己的個性和價值觀轉化成對社會的各種奇奇怪怪的理解，從而導致大多數社會科學概念和分類體系失去了自然科學意義上的本體性。在社會科學中，有些概念(比如弱者的武器、日常抗爭、鑲嵌、治理性、他者，等等)表達的僅僅是對某類社會現象的理解，並沒有明確的組織、制度或行動者與之對應;有些概念(比如階級、分層)指向不同的人群或團體，但它們卻不見得是這些人群的認同感和行動的基礎;有些(比如國家、宗教、利益集團、民族)指向的是一類人群或者團體的概念，不但有明確的組織和制度基礎，而且可能是該人群的認同感和行動的基礎，但這些概念的外延和內涵卻很難給出先於經驗的明確定義。

　　由於本體性的模糊，以這三種概念為依託的社會科學研究都帶著自己的先天不足。

關於圍繞這第一類概念所作的研究，其背後存在的問題，筆者想舉斯科特的工作為例。在斯科特提出的概念中，最為著名者當數「日常抗爭」(Scott 1985)。但是，該概念反映的只是斯科特的個性——一個極其不願受到規範約束、孩提時喜歡在課桌下做小動作，卻還振振有詞的人(筆者對這種個性沒有負面評價)——，完全不是他的田野研究功夫。日常抗爭，即人會通過磨洋工、陽奉陰違、逃避等手段來面對自己不願接受的權威的約束，是個隨處可見的現象，完全不需要通過在馬來西亞作長達一年多的田野調查來獲得。但是，這概念指出了研究社會抗爭學者所忽略的一面，給了一大類相似現象一個統一的命名，並通過斯科特高超的寫作能力而顯示了一定的學術意義。但是，這概念的意義到底有多大?我懷疑。筆者認為，研究社會抗爭的學者之所以忽略抗爭現象中的「日常抗爭」背後是有道理的。日常抗爭畢竟只是各種社會抗爭形式中表現最微弱的一種形式，對社會變遷也不會發生影響深遠的作用。更大的問題是，日常抗爭這樣的概念一旦取得學術合法性，它帶來的只是跟風。順著斯科特的思路，諸如「in-between forms of resistance」(Turton 1986)、「reformist activism」(Anderson 1994)、「reasonable radicalism」(McCann 1994)、「consentful contention」(Straughn 2005)、「rightful resistance」(O』Brien and Li 2006) 等等概念不斷被提出。就像是斯科特開了一個利潤極高但成本很低的商鋪，大家都想加盟，形成了「斯科特連鎖店」。總之，第一類概念及其相應經驗研究的問題可以用兩句話加以總結：原創概念的作品經驗部分單薄，全靠一支妙筆生花;原創概念一旦取得合法性後可以被任意發揮，後繼工作越發無聊。

　　關於第二類概念，它的關鍵問題是：如果這些概念不能成為相應人群的認同感和行動的基礎，圍繞著此類概念展開的研究工作的理論意義就會十分有限。社會學中的分層研究就有這個問題。[10] 我並不是說這世界沒有窮人和富人，沒有不同的職業，等等。但是，我們可以根據自己的價值觀和喜好從難以數量化的角度(比如收入、權力、藝術品味、飲食品味、體育能力、社交能力、…… )來看待社會分層，我們也可以對社會的某一個截面作出不同的層次劃分。但是，被分在某一個層次的人群一般不會對學者們的分類有很大的認同，也不會形成一種「層級認同感」，更不會以層級為基礎成為社會行動者。分層研究因此只有一定的應用性意義：一旦製造出一個「分層體系」後，我們就可以依此為基礎來分析其它社會現象，比如社會流動、疾病和犯罪在人群中的分布、種族歧視程度。但是，這些問題都不一定要從分層角度出發才能研究)。[11] 而且，在同樣問題意識下，一個學者如果採取不同的分層體系，他的研究結果也會大相徑庭。因此通過分層研究獲得的結論最多也只是給定條件下的不具重大理論意義的結論。更可悲的是，經濟分層好定量，其它性質的分層難定量，分層研究因此主要局限在經濟分層方面，並出現了一些「大師」，比如Dudley Duncan和Robert Hauser。但是「大師」的陰影下卻是一大批對歷史和現實都不甚了了，但工具理性極強的學者。他們坐在電腦面前「按摩數據」(massage data)，發表SSCI文章，不遺餘力地把社會科學推向與歷史和現實日益脫離的專業化道路。當然，任何一個議題一旦成為主流，跟風的人的水平還是有高下之分的。比如在分層研究上，有人在取樣上更下功夫，有人更會按摩數據，也有人更能採用新的統計方法。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

　　第三類概念有一定的本體性，但這類概念的外延和內涵很難有先驗的明確定義。比如國家(state)這一概念，誰都不會否認中國的人大、政協和國務院屬於國家範疇，但是，隨著國家組織向下延伸，鄉鎮、街道一級的國家組織的工作人員的認同感和行為方式往往會更像社會成員。還比如，一些國家部門經常會出於種種考慮與社會組織建立較為穩固的聯盟，以擴展影響或反對另一些國家部門的行為和政策。因此，當研究有些問題時，我們會發覺有些國家部門的行為會更像社會行動者。總之，國家和社會之間不存在一個清晰的本體意義上的分野，只存在問題意識下的分野。

如果一個社會科學概念不具備本體性，那麼從這概念延伸出來的分類體系也就不具有本體意義。我的一個同事，絕頂聰明。在其成名作中，他把人的認同感(identity)分成了五類，並自認為這是一個重要貢獻，但在作品發表之後卻很少有人用他的分類體系。他不明白為什麼，一度很沮喪。其實，對於認同感的分類辦法可以有許多，而每一種都只是研究者為了理解或者解釋他的案例而特製的分類系統。一個學者當然希望他所提出的分類有本體性和唯一性，就像化學中的元素周期表，但是社會科學的特點卻限定了，他所提出的分類體系往往只有具體問題意識下的意義，或者說是一個為具體問題而提出的特製(ad-hoc)的分類體系。

　　第八，多元範式下的範式交替時社會科學的發展形態

庫恩認為，範式轉換(paradigm shift)是科學突破性發展的核心。[12] 這一論點在自然科學基本適用。自然科學中，新範式一旦建立，舊的範式與相應理論或者失去價值(例如，一旦知道了光的波粒兩相性，「以太」理論就永遠過時了)，或者其價值將被清楚地鎖定在一定範圍內(例如，相對論的出現鎖定了牛頓力學的應用範圍)。這是個不可逆的過程。

　　但社會科學範式的背後不僅僅是一些客觀事實，而且是具有不同意識形態的人看問題的方法，並且每一看法都是誤區和事實的混合，非常複雜。因此，一旦一種觀念在社會上或者在學術圈盛行時，它都會引發兩個導致事物走向反面的機制。(1)在社會上，一種觀念一旦在社會上取得優勢，無論是真誠信徒還是機會主義分子都會不遺餘力地把這一觀念在思想和實踐層面做大。其結果就是不斷顯露和放大這一觀念的誤區，所帶來的負面(甚至是災害性的)後果反到「證明」了其它觀念的「正確」。(2)在學術圈內，某一觀念一旦佔領了學術市場，無論是它的真誠信徒還是跟風者都會不遺餘力地把圍繞這一觀念的研究做到極致。學術與經驗事實的關係越來越不切合，從而為其它觀念和理論的興起鋪平了道路。最可悲卻幾乎不可避免的情景是，主流社會觀念和主流學術觀念合流，學術降為權力的附庸和幫凶。在歷史上，這種情景帶來的總是災難——古今中外，無不如此。但是，由於以上兩個機制的約束，人類幾乎不可能從中真正吸取教訓。

　　以上兩個由人的特性而衍生的機制決定了社會科學的發展路徑是多元範式下主流範式的交替(paradigm alternation)，而不是範式轉移。記得前蘇聯陣營在上世紀90年代垮台時，許多人跟我說馬克思主義左派理論是回不來了。我當時的回答是：「等著吧，它會回來得比你想像的快」。自由主義犯自由主義的錯誤，左派犯左派的錯誤，法西斯犯法西斯的錯誤，科學主義者犯科學主義者的錯誤，原教旨主義犯原教旨主義的錯誤。一個觀念一旦變得強大並成為從國家到社會的實踐，後繼者就會放大該觀念的誤區，再後繼者就會排斥這一觀念並把另一種觀念推向高峰。

　　學術圈內也是如此：從功能主義理論倒台到新功能主義理論的出現;從文化理論在60年代前的盛行到70年代後的垮台，到90年代後的再度興起;從70年代前各種情感理論的盛行到此後理性選擇理論的興起，再到最近十幾年來情感理論的回潮。你方唱罷我登場，其發展軌跡無不遵循著範式交替的邏輯。

討論

　　讀完本文後讀者可能會感到沮喪。讀者可能會想，如果文中的論點有道理的話，那社會科學這個學問還怎麼做?對此，筆者會寫一些後繼文章作進一步闡明。但是在本篇結語中，筆者想首先談談一些基本觀點。

　　首先，筆者的文章不可能解決那些由人的特性而帶來的社會科學研究所面臨的困境。例如，筆者改變不了社會科學敘事在功能論和衝突論之間搖擺這一現狀，也改變不了社會科學敘事在結構/機制敘事和時間/情景敘事之間搖擺這一現狀。筆者也不能阻止社會科學發展中的範式交替以及與之相應的學術跟風。如果本文的發表能根本地改變這些現象的話，那就證明了本文所闡述的人的特性不具有本體性，或者說本文的主要論點都是錯誤的。

　　其次，筆者本人也不能避免那些由人的特性而帶來的社會科學研究的弱點。筆者的研究始終受到經驗材料的限制，而其中相當多的困難來自給我們直接或者間接提供研究材料的人，這些人也都具有人的特性。與所有的社會科學家一樣，筆者也不得不採用那些帶著不同缺陷的定性和定量社會科學方法進行研究。

　　最後，筆者有著自己的價值觀和好惡。雖然筆者在做研究時努力把研究和自己的價值觀作出割裂，以至於有朋友會取笑我看待社會就像我以前在研究昆蟲時看待昆蟲世界一樣，但筆者的研究激情畢竟來自筆者對許多事情的關心。這些「關心」肯定會對筆者在問題意識的建立、經驗材料的取捨，以及研究方法的運用上產生很大的影響。

　　本文不想給讀者帶入後現代主義的泥潭，認為在人的特性籠罩下的社會科學研究都只不過是反映了某種價值觀和權力的敘事。雖然無法也不可能來改變人的特性，但是我們仍然能夠了解人的特性給社會科學研究到底帶來了什麼樣的困難。雖然曾經的社會科學研究都帶有社會科學與生俱來的缺陷，但社會科學著作的質量還是有非常明顯高下之分的。為什麼有些作品會得到廣泛的公認成為名著?這背後有意識形態的因素，也有社會科學範式交替過程中學術品味的變化。但另外一個不可忽視的現象是，不少名著作者都有意無意地發揮了所採用的社會科學方法的特長，彌補了所採用方法的弱點，因而為我們呈現了在時過境遷之後仍能品出一定意義的篇章。

　　筆者在今後的文章中將圍繞如下問題展開更為具體的論述：(1)社會科學概念的提出和運用，以及各類概念的意義和局限;(2)不同社會科學方法的認知基礎和相應的敘事邏輯，以及每一敘事方法的長處和局限;(3)社會科學經驗研究的基礎，包括問題的提出、方法的選擇、和經驗材料的獲取;(4)評判社會科學敘事質量的邏輯基礎，或曰如何區分對於同一問題的兩個不同敘事方式的優劣。

　　雖然誰都改變不了社會科學研究與生俱來的一些缺陷，我們仍然能通過對這些缺陷的深入了解，然後在認知和方法層面上作出一定程度的彌補，從而改進社會科學的研究和敘事質量。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natural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Social sciences have been under the shadow of natural sciences ever since its birth in early modern Europe. This article enumerates eight differences between natural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root cause of these differences is the distinctive nature of human beings—humans not only act upon instincts but also are capable of making strategic choices and justifying their actions by values and ideologies. This article further points out that incapacity of fully understanding these differences and their ramifications is the key behind many pitfalls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atural sciences, Social sciences, Human nature, Law,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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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例如，Elster (1998)就把機制錯誤地定義為：如果條件C1, C2, … Cn成立，關係 E 有時成立。他的文章中提出的有些機制性概念，比如，適應偏好(adaptive preference)，其實並不是機制，而是對一類複雜現象的描述。另外，McAdam, Tarrow and Tilly (2001)在他們的書中大力推崇以機製為中心的社會學研究，但是他們卻把生殖和媒接(brokerage)等等概念也作為機制。

　　[2] 在今天，不少自然科學家已不再堅持這一觀點。但是系統思想已經深入人心。在當今中國，系統思想通過像錢學森這樣的工程師和金觀濤(1985)這樣的社會科學家的不斷推廣，逐漸成了一個被廣泛運用的概念，以至於連「摸著石頭過河」式的經濟改革都被說成了是一個「系統工程」。

　　[3] 需要強調的是，傳統思維方式——從中國的天人感應到西方的基督教神學——都帶有很強的系統思維傾向。但是系統思想在早期科學實踐中的長期主導則主要是得益於經典力學的成功。

　　[4] 還原論和系統思想也可以說是同一事務的兩個方面。一類現象的系統性質越強，其可被還原的程度也就越強。生物現象的可被還原程度要比物理現象差一些(見後文)，它的系統性因此也要較物理現象弱一些。

　　[5] 不少哲學家對覆蓋性法則的理解與筆者有所不同。具體請見 Hempel (1965)。

　　[6] 如果我們定義一個系統有著信息輸入端(A)和信息接受端(B)。所謂的負反饋機制就是當A值提高後造成B值提高，但是B值提高後信息的反饋將導致A值減低的一類機制。所謂的正反饋機制就是當A值提高造成B值提高，而B值提高後的信息反饋又將導致A值進一步提高的一類機制。

　　[7]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哈耶克是對的 (Hayek 1944)。

　　[8] 負反饋機制有自穩定效果，具有負反饋機制的系統又被稱之為智力系統。由於正反饋機制不具自穩定性，這樣的系統被稱之為無智力系統。

　　[9] 研究種族歧視的控制試驗方法很多，筆者的例子僅僅時一類。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Blank, Dabady and Citro(2004)和 Pager, Western and Bonikowski (2009)。

[10] 圍繞著階級這一概念所作的研究要稍好一些，因為這一概念至少在有些國家的歷史上曾經是一部分人群的認同感和行動基礎。

　　[11] 筆者在前文中提到過的從控制試驗角度來研究種族歧視問題就是一個例子。

　　[12] 科學範式就是一套觀念體系，以及與之相應的假定、準則、理論和研究方法。範式轉移指的是一些會導致新的認知、理論和科學方法的出現的根本性觀念的改變 (Kuhn 1962) 。

　　（作者註：本文在修改過程中得到了詹熙、張揚、孫硯菲、朱天飈、曹洋和馮仕政的指正，特此鳴謝。本文原載於《社會學評論》2015年7月刊）

精神分析與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批判理論

汪行福

　　【摘要】人們對意識形態的概念有多種理解，其中最有影響的三種理解分別是：把它理解為不符合現實的「虛假意識」；把它理解為服務於統治秩序的合法化模式；把它理解為一般意義上的意義和主體的生產。無論意識形態以何種形式出現，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這就是把歷史地形成的觀念和制度自然化。拉康雖沒有使用意識形態批判之類的概念，但他的精神分析理論可以轉換成意識形態批判理論。拉康認為「自我是他者」，人類的一切經驗和表達不是源於自我，而是植根於先於主體而存在的無意識語言結構。自我或主體從根本上說是分裂的，為了彌合這一分裂，人們不得不一再地被迫投入到誤認之中，這些誤認構成了原型意義上的意識形態。在這一過程中，想像認同產生於對鏡像中自我的完滿形象的誤認，象徵認同產生於對象徵秩序中主體作用的誤認，而實在界的創傷和裂痕既是意識形態產生的根源，也是抵制意識形態自然化最終實現的障礙。精神分析通過揭示自我誤解的必然性和自我認同自然化的不可能性，以特殊的方式為意識形態理論和意識形態批判作出了貢獻。

【關鍵詞】拉康/自我認同/精神分析/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批判

　　一、「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批判」新解

　　何謂意識形態(ideology)？這一概念自其出現開始到現在已經爭論了二百多年，不論是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還是在非馬克思主義傳統中，不論是在文化和文學研究中，還是在政治思想研究中，意識形態都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概念。意識形態之所以在當代思想中佔據重要地位，根本原因在於，人是意識的存在物，人的行為具有動機和意願的性質，因而，觀念和思想是人行動的條件。同時，人是社會的存在物，無法擺脫歷史的肉身和制度的限制。事實上，意識形態並非指一般意義上的觀念或思想，而是那些既是人類生活的構成條件又是社會權力中介的觀念和思想。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意識形態這一概念的含義是非常豐富的。在諸多解釋中，威廉斯所指出的三種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定義頗具代表性，我們不妨將其作為討論的路標。威廉斯認為，意識形態可以指一定階級或集團所特有的信仰體系，也可以指由錯誤觀念或錯誤意識構成的幻覺性的信仰體系，還可以指社會生活中一般的意義和觀念的生產過程。①這三種意識形態概念可以分別指向意識形態起作用的三個領域，即政治領域、人類的認知領域和自我認同領域。

　　在政治層面上，意識形態的核心問題是它與權力之間的相關問題。韋伯曾指出，在每一個統治結構中，那些由於歷史偶然性或暴力而獲得特權的人從來不會滿足於擁有權力，相反，他們還「希望看到自己的特權地位有所改變，把純粹的事實的權力關係轉變為應得的權利體系，並希望看到自己因此而受到尊敬」。②布迪厄將其視為「社會鍊金術」，因為它通過自己的操作已經實現了事實性權力向「應當的權力」的華麗轉向。不得不說，把意識形態視為社會秩序或權力關係的合法化機制是一個極具吸引力的研究路向。然而，約翰·湯普遜認為，意識形態問題研究既不是單純地研究權力問題，也不是簡單地研究符號和意義的問題，「研究意識形態就是研究含義(或意指)以哪些方式被用於維持統治關係」。③吉登斯認為，「考察意識形態就是要識別將意義同合法性聯繫起來以鞏固統治者的利益的最基本的結構要素」。④在政治實踐層面中，意識形態或者通過布迪厄意義上的「社會區分」，或者通過製造跨階級的共識來掩蓋社會不平等和等級秩序。

從意識形態概念的第二種含義，即把意識形態指認為一種虛假意識構成的幻覺性的信仰體系來看，其重視的是意識形態概念的認識論批判意義。在《致梅林的信》中恩格斯說：「意識形態是由所謂的思想家通過意識、但是通過虛假的意識完成的過程。推動他的真正動力始終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則這就不是意識形態的過程了。因此，他想像出虛假的或表面的動力。」⑤一般認為，把意識形態定義為「虛假意識」強調的是意識形態在認知上的否定意義，應該通過客觀性知識的發展來超越。但是，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意識形態的政治實踐層面和認識論層面並沒有截然分開。我們知道，馬克思既認為意識形態是虛假意識，又把它視為占統治地位階級的意識。在他看來，意識形態不是指純個人的任意幻想或胡言亂語，而是指特定社會中由階級地位或社會結構所產生的社會必要幻想，雖然意識形態在內容上與科學的認識相反，但它產生的原因卻具有社會性和歷史性。正如恩格斯所說：「如果在全部意識形態中，人們和他們的關係就像在照相機中一樣是倒立呈像的，那麼這種現象也是從人們生活的歷史過程中產生的，正如物體在視網膜上的倒影是直接從人們生活的生理過程中產生的一樣。」⑥因此，一旦我們深入到虛假意識形態產生的客觀根源，我們就必然越過對意識形態的認識論批判，進入到對意識形態合法化的政治批判。

　　與前兩種意識形態概念不同的是，把意識形態理解為意義和觀念生產的一般過程具有多重內涵，它既指意識形態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也可以指意識形態在肉體的塑造和自我形成中的作用。無論意識形態是朝日常生活批判方向發展，還是朝主體批判方向發展，它都超出了前兩種意識形態定義。吉登斯在談到意識形態理論重視日常生活和符號意指活動的原因時說：「傳統處理意識形態的方式過分誇大了命題形式的信仰訴求作為意識形態一部分所具有的重要性。」⑦「日常生活中的『秩序』和『紀律』，包括但不限於產業工人的生活常規，可能被認為是當代社會中內涵最豐富的意識形態特徵。」⑧詹姆遜在談到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機器理論的意義時說，意識形態首要和最主要的是制度，隨後才是它對意識的影響。最為直白地表達意識形態研究中日常生活重要性的瑟伯恩說道：「當代社會的意識形態最好通過大城市街道上的聲音和符號的吵吵嚷嚷的聲音，而不是與孤獨的讀者交流，教師或電視主持人面對安靜的觀眾講話來認識。」⑨從這些論述來看，強調意識形態是觀念和意義的生產過程，不僅是突破意識形態概念傳統定義的需要，也是認識意識形態在主體生產中作用的必然。正如阿爾都塞所指出的，意識形態把個體轉變為主體，主體不是通過觀念和思想的灌輸生產出來的，而是通過意識形態機器的質詢實踐塑造和建構的。在這裡，主體生產的意識形態與合法化的意識形態已經交叉在一起，正如福柯所強調的，現代社會的統治不是建立在國家的主權之上，而是建立在社會的治理權之上，對肉體的塑造和人口的管理已經成了權力合法化的手段。因此，自我的生產也就是社會秩序的生產。

　　從上面的討論可以看出，人們對意識形態的理解和批判可謂紛繁複雜。與一些學者在意識形態研究中採取排他性的立場不同，筆者認為，在意識形態研究中容納和借鑒不同的研究方法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但問題在於，我們不能迷失於對意識形態現象或形式的外在描述和類型分析之中，而失去對它的本質和普遍特徵的把握。今天，我們在把由社會原因所產生的虛假意識視為意識形態的同時，又接受了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機器概念；在意識形態研究中既涉及權力問題，又涉及自我問題。為什麼這些對象各異的研究可以分享「意識形態理論」或「意識形態批判」的概念呢？這是因為各種意識形態除了具體的、不同的特徵外，還具有一個共同的特徵。這就是，所有的意識形態都是把歷史地形成的事物非歷史化和自然化，不論我們討論的是觀念與思想，還是制度和行為，抑或是自我與主體，它們都可以被意識形態化，而意識形態化又都體現為對歷史形成的事物及其關係的非歷史化和自然化。

從這一共同特徵來看，意識形態既是描述的，也是批判的。在一般的權力層面上，意識形態意味著對歷史形成的社會秩序的自然化，「把純粹的事實的權力關係轉變為應得的權利體系」⑩，因此，意識形態是社會權力自我美化的「鍊金術」。在觀念層面上，任何觀念和思想的產生都依賴於特定的歷史條件和主體在社會中的特定立場，因而都具有無法根除的歷史性和特殊性。然而，意識形態總能夠找到理由把觀念和思想理解為是現實的客觀的自然表象。正因為如此，斯圖亞特·霍爾明確把意識形態與觀念和思想的正常化和自然化聯繫起來。他指出，意識形態活動就是把具體的、歷史的、偶然的關係構建為必然的、正常的「現實性」。在這裡，「意識形態就是把具體的歷史文化鏈接正當化」。在霍爾看來，意識形態的秘密是觀念和思想的自然化，「意識形態就是聲稱某具體的文化活動是對現實的表徵」，「意識形態把某類社會認同和具體的社會的體驗聯繫在一起，彷彿後者註定是前者的派生物」。(11)在這裡，「聲稱」是自然化的手段，「彷彿」是意識形態自然化所追求的以假亂真的狀態。最後，在自我層面上，意識形態也是通過自然化起作用。總之，意識形態可以有不同的形式，也可以有與特定社會領域相聯繫的特殊功能，但無論採取何種形式、承擔何種功能，它們總是把某種歷史地、偶然地形成的事物和觀念的秩序轉化成自然的、必然的東西。按照霍爾、拉克勞等人的理解，意識形態是一種縫合的實踐，觀念與行動、主體與客體、自我與制度、符號與思想、自然與歷史等等之間不可避免的裂縫，通過意識形態的縫合變成了虛假的同一、和諧和確定的現實圖景。

　　一旦我們把握了意識形態概念的本質，就不難理解意識形態批判的概念。如果意識形態的目的是要讓你相信你置身於其中的世界及其制度是天然合理的話，那麼，意識形態批判的目的就是要讓你意識到你所認為的自然事物和制度其實是歷史的產物，是歷史變化發展的結果，因而具有歷史暫時性。如果說意識形態的共同特徵是觀念和事物的「自然化」，那麼意識形態批判的任務就是「解—自然化」(de-naturalization)。「解—自然化」就是要打破意識形態塑造的觀念、秩序與自我幻想的同一性、正常性和非歷史性，揭示它們在自我形成和維持中存在的偶然性和暴力的痕迹，從而打破自然化的假象，讓人們真正面對真實世界。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理解意識形態批判，那麼，意識形態批判與意識形態研究的元邏輯一樣，可以在其批判方法的多樣性中保持統一性。意識形態是廣泛存在的，但意識形態從來不自稱自己是意識形態。只要文化觀念、社會秩序和自我認同存在著有意和無意的非歷史化和自然化操作，它們就是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批判不是意識形態理論家的專利，只要一種理論能夠幫助我們認識到我們原以為是自然的觀念、事物和制度中的非自然的痕迹、歷史的痕迹、暴力的痕迹，無論這種理論是否自認為是意識形態理論，它就起著意識形態批判的作用。我們這裡討論的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論就是如此。

　　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論在意識形態理論中佔有一席之地，這不僅是因為他的理論影響巨大，影響了眾多思想家如阿爾都塞、拉克勞、齊澤克、巴迪歐等人，而且還因為他的理論本身包含著對自我認同的自然化之意識形態性質的解釋和批判。拉康傳記的作者格爾達·帕格爾說：「『我是他人』——這乍聽起來自相矛盾的論題，卻像紅線一樣貫穿在拉康的全部著作之中。」(12)拉康畢生的研究意在表明，人類的一切經驗和表達不是源於自我，而是植根於先於主體而存在的無意識語言結構。在拉康看來，人類自我或主體從根本上說是分裂的，為了彌合這一分裂，人們不得不一再地被迫投入到一系列誤認形式之中，這些誤認形式構成了我們所說的意識形態原型，因此，拉康已經看到，任何自我認同都是自然化意識形態操作的結果。作為一個精神分析學家，拉康並沒有明確地使用「意識形態」或「意識形態批判」等概念，但他的理論和方法卻可以轉譯成意識形態理論。實際上，無論是阿爾都塞，還是齊澤克、拉克勞等人，都未重視這一工作。筆者認為，把拉康的精神分析學說翻譯和轉換成意識形態理論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它不僅可以推動精神分析的發展，還可以深化對意識形態的研究。

二、鏡像認同與象徵認同

拉康精神分析理論的基本框架是想像界、象徵界和實在界的三元拓撲結構，一切自我的誤認都是在上述領域中展開的，並通過它們之間的複雜關係得到理解。

　　在拉康的理論中，他把兒童的精神發展分為前鏡像階段、鏡像階段和後鏡像階段，鏡像階段既是認同的開始，也是誤認的開始。

　　拉康的鏡像理論受到弗洛伊德自戀理論和格式塔心理學的啟發，它的提出源於對兒童行為的經驗觀察。拉康觀察到，嬰兒在6-18個月時特別愛照鏡子，并力圖從鏡子中辨認出自己的形象，從這時開始人與動物之間就開始顯示出差別。拉康說：「對於一個猴子，一旦明了鏡子形象的空洞無用，這個行動就到頭了。而在孩子身上則大不同，它立即會引發一連串動作，他在玩耍中想搞清楚鏡中形象的種種動作與被反射的環境之間的關係以及虛擬的複合體與它複製的現實之間關係，也就是說，小孩自己的身體、他人和圍繞他的物之間的關係。」(13)認同需要是人類的本體論需要，它從一開始就包含在人類的精神活動之中。在鏡像階段，人類有了第一種認同形式，也有了第一個意識形態的原型。鏡像認同雖然是在嬰兒階段發生的，但它的結構和特徵具有普遍性，兒童以鏡像中的完滿來掩蓋其現實中動作的不完滿性，就像用美圖工具來美化照片一樣，本身就帶有自我掩飾的意識形態特徵。在鏡像認同中，一個不能自如行走甚至無法站立的嬰兒，興奮地極力掙脫支撐物的幫助，把自己的頭探到鏡子前，在凝視中捕捉自己瞬間的形象並把自己固定在那裡，這一場景實際上包含著一切認同形式的象徵母體(symbolic matrix)。「鏡中形象對孩子來說，充當的是統一性和持續性、存在和無所不能的擔保，而這些性能是他的身體尚不能給他的。」(14)鏡像階段是兒童的自戀階段，在這裡自戀不是對真實自我的力比多投入，而是對想像中的自我的迷戀。通過對想像界的解讀，拉康讓我們了解到，認同與誤認的辯證法始終伴隨著自我，任何的自我形象都帶有誤認的因素，不僅如此，誤認對自我來說不是來自外界的干擾，而是自我的構成性條件。

　　在拉康看來，鏡像類似於身體的整形術，它把破碎的、不協調的身體整合為一個統一的、協調的身體。這一理想化操作的目的是為了掩蓋自己的無助和缺陷，迴避與生俱來的脆弱性這一創傷性現實。在拉康看來，鏡像階段是一齣戲劇，「它為沉溺於空間認同誘惑的主體生產出一系列的幻想，把碎片化的身體納入到一個我稱為整形術的整體形式中——最後被拋入到想當然的異化身份的盔甲之中。這一異化身份將在主體的整個心理發展中留下其堅實結構的印記。」(15)關於拉康對鏡像階段自我認同的解釋所具有的意識形態診斷和批判意義，帕格爾做了很好的解釋：「拉康對自我的想像結構的發現勢必成為一切思想潮流、學說和意識形態的肉中刺，這一發現預示著，拉康提出質疑的自主、自立自足和自我發展——這些口號迎合的是每個人的自戀傾向，它們誘發的只是他自己實際上所缺乏的東西。但是，正是在這一領域，我認為拉康的鏡像理論具有社會政治意義。」(16)因此，我們可以把鏡像認同理論轉譯成意識形態理論，把它視為意識形態自我美化的最初形式。

拉康自認為自己的理論是向弗洛伊德的回歸，實際上，他的理論意義不僅如此。在某種意義上說，拉康在精神分析傳統中進行了一場方法論變革，這一變革的根本特徵是把20世紀哲學的語言學轉向引入到精神分析領域，為這一理論傳統打開了新的理論視域和解釋空間。帕格爾指出：「拉康對無意識的新解釋認為，無意識具有語言形式的結構，因而也是適用於語言學分析的，這樣，拉康就賦予了精神分析一種以語言學為基礎的科學形式。」(17)在我們看來，不僅拉康的想像界理論可以轉譯成意識形態理論，他在語言學基礎上提出的象徵界理論也賦予意識形態概念以新的解釋。關於如何理解拉康象徵界理論的意識形態理論內涵這一問題，我們可以從「無意識是他者的語言」與「慾望是他者的慾望」這兩個核心命題入手。

　　首先我們來看第一個命題。拉康的無意識概念不是弗洛伊德生物主義意義上的無意識概念，而是列維·斯特勞斯結構主義的無意識概念，在這裡，無意識是語言的。斯特勞斯從索緒爾的語言學出發強調，個體的言語總是受無意識的語言支配。拉康在斯特勞斯工作的基礎上把這一命題運用於對慾望的分析，把結構主義方法運用到非話語領域，正如弗朗索瓦·多斯所解釋的，「對於拉康的主體的慾望而言，不再是存在著任何器質之物，它與一切生理學現實都擺脫了干係，就像語言學的記號斷絕了它與指涉物聯繫一樣。」(18)弗洛伊德認為，本我是自我之所在，精神分析的目標是要把自我從本我的非理性中解放出來，真正成為理性和成熟的自我。而拉康認為，無意識與語言一樣都是有結構的，語言不能理解為主體內在性的自我表達，也不能理解為外在現實的觀念表象，而應該理解為精神分析意義上的「癥候」，在這裡，索緒爾的語言學同樣可以成為精神分析的工具。在索緒爾看來，任何符號系統都存在著組合關係(syntagmatik)與聚合關係(paradigmatic)，這兩種符號間關係又被雅各布森表述為修辭學上的轉喻(metonymie)和隱喻(metaphor)。拉康認為，這兩類符號關係可用於重解弗洛伊德的無意識概念。弗洛伊德認為，無意識總是通過偽裝的形式出現的，偽裝有兩種最基本的形式，這就是「轉移」和「濃縮」。在拉康看來，弗洛伊德的「轉移」的癥狀類似於轉喻，它是以其他的表徵來掩蓋原初受挫的慾望，讓無意識騙過自我的審查；而「濃縮」的癥狀類似於隱喻，它以一個能指取代另一個能指，但原來的能指並沒有消失，而是與新的能指疊加在一起。於是，通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概念與索緒爾的符號學理論的結合，拉康創造性地把精神分析學中解釋的癥候理解為符號學的能指概念，在這裡，語言的主體不是自我，而是無意識的他者。在《菲勒斯的意義》(1958)一文中拉康說：「正是弗洛伊德的發現為能指與所指的區別給予了充分的自由：因為能指在決定那些效果時發揮著主動作用，藉助這些效果，那可被表意者看上去就服從了它的標記，並通過這種激情而變為所指。」由於能指對自我的先在性，符號與主體的關係被顛倒了，「這種指能的激情於是變為人類狀況的一個新的維度：因為不僅人說話，而且在人身上且通過人，它也在說；因為人的自然本性由那些於其中顯示了語言結構的效果來編織，而人則變成了語言結構的材料；也因為在人身上迴響著言語的關係。」(19)在這裡，拉康不僅通過能指與所指關係的任意性和偶然性瓦解了觀念和思想的透明性和自足性，而且強調人是符號的動物，同時也意味著人是無意識的動物，由此，我們就理解了拉康的著名命題：「無意識是他者的話語」。

正如想像性認同一樣，象徵性認同也產生出特殊的自我幻想。拉康把自我的認同區分為「理想自我」與「自我理想」兩種形式，前者產生於對鏡像中完滿形象的誤認，後者產生於對象徵秩序中符號意指活動主體的誤認，前者是把自己的理想形象投射到外部對象身上，後者是把大他者的符號結構內化到自我之中。從發生學上說，想像的自我認同先於象徵的自我認同，但從存在論上來看，人一生下來就處於象徵秩序之中，並在他者的凝視和命名中獲得身份和社會地位，因此，象徵性認同具有更重要的地位，它主宰著自我與他者的一切關係。拉康說：「正是象徵性關係決定了作為觀看者的位置。正是言語這種象徵性關係決定了想像的完善程度、完整程度和近似程度。這一表象使得我們可以區分出理想自我和自我理想。自我理想主宰著關係的互動，而所有與他人的關係都有賴於這一互動。」(20)在鏡像階段，自我認同的對象是小他者，即幻想的自我形象，這一認同具有自戀特徵，它把鏡子中的他者作為自我，階段性地滿足了自己的認同慾望。但人不能永遠停留在自戀狀態，一旦進入到社會，就必須與他人交往，他就不可避免地捲入到象徵秩序之中。從想像界過渡到象徵界，意味著精神的新組織原則的誕生，社會世界是一個權威世界，如果說想像性認同是在母子關係中展開的，那麼象徵界則是在父子關係中展開的。進入象徵界意味著人接受了共同的語言，進入到以大他者為中心構成的象徵秩序之中。大能指(master signifier)，或者說「父之名」(the name of Father)，在拉康那裡是關鍵的隱喻，它代表著法律和社會秩序。從想像界到象徵界的過渡，意味著自我加入到能指鏈之中，受能指鏈的差異結構支配。然而，正如想像的認同是一種誤認一樣，象徵認同也是一種意識形態的誤認：「藉助於語言可以進行互動和交往，但是，語言同樣也可以把人的行為用意識形態來迷惑，用邏輯來歪曲。那些妄想能夠留住真理、統一性和整體性的人常常不知道，他是鑽進了空洞的語言套子里。」(21)關於象徵認同的意識形態特徵可以這樣來把握：「意識形態是男男女女被塑造成參與一個他們自己不是創造者的過程，意識形態通過給予他們以幻想履行了這一功能，讓他們相信歷史是為他們而創造的。」(22)「無意識是他者的語言」這一命題揭示了自我在象徵領域的意識形態誤認。

　　不僅「無意識是他者的語言」這一命題有意識形態的解蔽作用，「慾望總是他者的慾望」也同樣具有意識形態的分析意義。與法蘭克福學派的慾望批判理論立足於真實需求與虛假需求的二元區分不同，拉康從一開始就放棄了對慾望做任何自然主義解釋的誘惑。拉康對慾望的意識形態性質進行解釋的出發點是柯熱夫的名言：「慾望總是他者的慾望」。其實，對拉康來說，「慾望總是他者的慾望」這一命題不限於象徵界，它從一開始就進入到人的精神結構之中。我們知道，在想像界中，兒童的慾望是成為母親的慾望客體，但這一亂倫慾望一旦進入社會就會被阻止，因為父親是兒童亂倫慾望實現的障礙，也是促使他的慾望轉移的條件。人是語言的動物，一旦進入社會，人就必須把自己的慾望「嵌入」到社會的象徵秩序之中。

拉康指出，父親對兒童來說代表著閹割，父親是自己慾望的競爭者，父子之間圍繞著慾望展開的鬥爭類似於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中的「主人」(lord)和「奴隸」(bondage)的鬥爭。但是，在黑格爾那裡，奴隸是最終的勝利者，而在拉康這裡，失敗者是小孩。拉康指出，主體的生成就是慾望的表達，當一個慾望被說出來時，就在世界上造成了一個新的主體存在，但是，在社會中人的慾望是無法表達的，它必須得到象徵秩序的承認才能迂迴地得到表達。關於慾望與象徵界的關係，拉康有兩個基本觀點：第一，如果慾望是由話語條件在主體身上產生的效果，也就是說，它是由話語的存在施加給它的，那麼慾望就不是直接的需要，而是能指化的慾望；第二，如果慾望必須通過變形才能進入到話語秩序之中，並承認大他者是言語展布的核心，那麼「人的慾望就是大他者的慾望」。(23)這兩個觀念包含著對慾望的意識形態性的指認。

　　對「慾望是他者的慾望」之命題，西方學者有大量的分析，這對我們理解其意識形態的論斷和批判意義有所幫助。在《拉康與語言》中，穆勒和瑞恰森指出，「慾望是他者的慾望」這一命題至少包含著以下幾個維度：首先，「慾望之所以是『他者的』(主格)，是因為他者被視為他的自我意識的『他人』，就是說，主體的存在因此是欠缺的」，人被規定為非實體的否定性，在此意義上，拉康的慾望概念類似於薩特的意識概念，它總是「是其所不是」。其次，「慾望之所以是他者的(賓格)，是因為主體欠缺的存在其實是他者的存在；他者的存在將填補他自己的有限性，重新恢復因為進入象徵秩序被粉碎的充裕的幻覺」，在這裡，他者是自我慾望的對象。最後，「慾望之所以是他者的(賓格)，鑒於他的有限性，主體認為只有在他者的承認中，他才能獲得合乎自己的自我意識。他者的承認刺激並部分恢復了對原初統一的基本肯定」。(24)在這裡，慾望是他者的慾望是指一個慾望只有成為他者的慾望才能成為我的慾望，慾望必須通過他者之鏡才能產生和得到承認。

　　從上面的分析中不難看出，拉康的象徵界理論對意識形態理論有重要的啟示價值。首先，「慾望是他者的慾望」，意味著慾望是社會性的存在，而不是生理性的事實，這就為超越生物主義對慾望的意識形態分析打開了一條道路。其次，主體是慾望劇場，意味著慾望總是由無意識的語言所中介，它是能指的效果，而不是先行給予的東西，因此，慾望的真正意義不能獨立於意識形態的象徵話語而得到理解。再次，人的慾望對象是他人慾望的慾望，意味著慾望不僅是由符號秩序所產生的，而且是由他者的目標所定向的。最後，「慾望是他者的慾望」還意味著主體性中包含著以他人的慾望來填補主體的欠缺的幻想。所有這些方面都表明，自我的透明性和自主性是不可能的。

三、實在界與創傷彌合的不可能性

　　拉康的精神分析破除了傳統意識哲學中有關自我的自足性和透明性的幻想。根據上述論證，不論在鏡像階段的理想自我中還是在象徵階段的自我理想中，異化和誤認都是自我認同的本質特徵。理想自我是想像的投射，而自我理想則是對象徵秩序的攝取，在前者中人們從理想的小他者那裡獲得了幻想的理想自我，在後者中人們在大他者的凝視中形成了自我理想。然而，在拉康看來，無論什麼形式的認同，都無法彌合自我本身的內在分裂以及個人與他人的分裂與對抗。為什麼自我始終是對分裂自我的一種誤認呢？關鍵原因在於，人的精神始終面對一個無法完全能指化，同時又限制著人類一切能指活動的實在界。在拉康那裡，實在界既是認識自我幻想產生的原因，也是導致自我認同的最終不可能性的界限。在拉康的主體拓撲學結構中，實在界(the real)不是經驗性的「現實性」(reality)，它不能在想像界中被形象化，也不能在象徵界中被表徵，因此，拉康說：「實在是不可能的」。(25)但恰恰是這一從來不能與人直接照面，卻又無所不在地影響著人的言語和行動的實在界構成了一切慾望的根源。基於此，拉康建議把黑格爾所說的「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改寫為「凡是現實的都是實在的」。

　　拉康認為，實在界抵制一切能指化，它只有在人們遭遇「創傷」(trauma)或在做夢時才會偶然照面。實在界被視為一種缺場，一種失敗，一個裂縫，或者一個空洞，它抵抗一切象徵化，當我們想遭遇它時它已經轉身離去，但它離去時卻又留下了一串串痕迹，這些痕迹可能表現為精神病的癥狀，或夢中的表象。不論這些痕迹是什麼，有一點是肯定的，它的出現常常改頭換面。這些源於實在界而又改頭換面的東西，拉康稱之為「幻像」(fantasm)，「幻像常常被理解為是對真實的一種歪曲或偽裝」。(26)也就是說，實在界只有通過幻像才能曲折地表現自己。

「自我是他者」，自我在想像界中被想像成滿足母親慾望的客體，在象徵界中被誤認為大他者的理想自我，而在實在界中，自我則以一種特殊的他者形式出現，這個他者就是拉康理論中最複雜的概念，即「對象a」(object a)。「對象a」既是一個慾望對象，又是慾望的原因，可稱為「對象—原因」。關於對象a的性質，有學者解釋道：「如果說非要說它也是一個對象，那這個對象的本質就在於它是一種不可能性，是不可能之物，用拉康的話說，是一種徹底的匱乏。」(27)以性慾概念為例，拉康曾經說：「性慾並不存在」，因為實在界的慾望從不現身，它只能通過人們對乳房、情人臉上的斑點等之類的對象a的依戀來表現。這表明，作為慾望對象的「對象a」與慾望本身永遠是分裂的。人永遠不可能體驗到慾望本身，而只能通過「對象a」來填補慾望的空洞。但是，「對象a」畢竟不是慾望對象本身，它們之間始終存在著本體論的差異，這種本體論差異既成了慾望滿足的不可能性的原因，又成了對實在界慾望與「對象a」的同一性幻想批判的可能性條件。

　　拉康的實在界理論對意識形態理論的建構有重要的意義，它揭露了一切意識形態都是替代性的快感生產機制。作為慾望之「原因—對象」的「對象a」是淫穢凝視的對象，實在界這一不可能之物只能通過對象a這一曲折形式出現，人們不能滿足慾望本身，只能從「對象a」這個替代者那裡獲得剩餘的、替代性的快感。因此，一切意識形態最終都是對「對象a」的幻想。在想像界中，自我以充滿著慾望能量的形象出現，在象徵界中，自我以力比多的象徵形式出現，意識形態不論是作為一個想像認同，還是象徵認同，總是圍繞著對象a組織起來的。因此，以「對象a」取代真實慾望的對象是一切意識形態的秘密。

　　「對象a」的概念不僅對揭露慾望自我的幻想來說有重大意義，而且對其他意識形態的解釋和理解也具有範式意義。齊澤克指出，以「對象a」取代慾望對象本身是一切意識形態的特徵。比如，在封建時代，王權是空的，它只能通過國王的身體這一「對象a」來表現，在資產階級民主制中，人們並不特別在意民主本身，只是迷戀議會和選舉等其外在形式的「對象a」。拉康的現實界理論一方面揭示了意識形態幻像的動因，一切意識形態都想填補因脫離原初的自然同一性而帶來的空缺和分裂，把現實重構為一個幻想的整體。「意識形態的功能不在於為我們提供逃避現實的出口，而在於為我們提供了社會現實本身，這樣的社會現實可以供我們逃避某種創傷性的、真實的內核。」(28)然而，意識形態對創傷的縫合是不可能完全的，由象徵和符號建構出來的現實時時都面臨著不可能性的實在界的侵蝕，因而總是存在著斷裂和崩塌的威脅。精神分析不應該僅僅為人們提供適應現實的方法，更要在否定的意義上消除我們對現實的完整與和諧的幻想。在這個意義上，精神分析不僅是一種元意識形態理論，而且是元意識形態批判方法。

四、意識形態與精神分析的自我批判

　　在拉康看來，精神分析並非自我放棄，而是人類自我解放的事業：「在本世紀所有的事業中，精神分析是最崇高的事業，因為在我們的時代，它構成了憂慮的人與絕對知識之中介。這就是為什麼精神分析需要承擔漫長的，也許是沒有盡頭的苦役的原因，因為有訓練的分析自身的目的是不能與主體對他的實踐的介入相分離的。」(29)在寬泛意義上，我們可以把拉康的精神分析視為啟矇事業的繼續，在具體意義上，可以把精神分析視為意識形態批判的繼續。

　　正如弗洛伊德把人格理解為本我、自我和超我的衝突結構一樣，拉康也把人的自由理解為無法解除的困局。在《精神分析中語言和言語的作用和領域》中，拉康說：「人的自由完全被限定在下面的構成性三角關係之中：一是為了享受奴役他人的成果，他通過以殺死他人相威脅強迫他們放棄自己的慾望；一是為了那些他認同的賦予人類生命以價值的理由而自願放棄自己的生命；一是被征服者的自殺性放棄，這就剝奪了主人的勝利，使他處於非人的孤獨中。」(30)在這裡，以殺死他人相威脅而迫使他人放棄慾望是一種強制，選擇為了大他者的理想而放棄自己的慾望是一種自欺，只有被統治者的自殺性自我否定才是唯一具有肯定意義的慾望形式。在拉康看來，自我總是否定性的，它只能以自殺來達到自我拯救，只要人類沒有達到普遍承認的狀態，這一慾望的否定辯證法就不會終結。與弗洛伊德一樣，拉康認為人的存在是悲劇性的，人的自由具有悖論性質，精神分析不是通過提供虛假的幻想來擺脫人的存在的悲劇性，相反，它指認出這種悲劇性具有不可根除的本體論性質，從而要求我們承受其不可承受的否定性之重。拉康明確說：「自我的本質就是挫折，而我們的理論家現在卻以其承受挫折的能力來界定自己的力量。挫折不是主體某個慾望的挫折，而是主體的慾望於其中異化的對象的挫折；這個對象越是發展，主體就越是異化於他的快感。」基於這一理解，拉康明確拒絕以霍妮為代表的美國新弗洛伊德主義者把精神分析人道化和社會化。拉康認為，以霍妮和弗洛姆等人為代表的精神分析是修正主義，它弱化了弗洛伊德的本能概念的本體論意義，試圖把它改造成了人類適應現實的意識形態工具。拉康說：「美國精神分析觀念已經染上毛病，熱衷於個人對社會的順應，追求行為模式的研究，以及暗含於『人的關係』的對象化研究，這已然是無可爭議的事實。」(31)為了避免使精神分析成為適應現實的意識形態工具，拉康呼籲：「回到弗洛伊德！」

在拉康那裡，精神分析是自我幻想的徹底批判，它不僅是對他人自我同一性幻想的批判，也是對精神分析和精神分析者本身的自我批判。拉康曾問：「作為一種真理的方法，一種破除主觀迷霧的方法，精神分析是否雄心過大，以致要對它自己的行業運用這種分析方式？」其回答是肯定的。拉康拒絕賦予精神分析者一個非意識形態的特權地位，在精神分析中，分析者與被分析者一樣是身臨其境的介入者，他必須投入到自己的分析對象所面臨的困局之中，承受與其分析對象同樣的困擾。他明確說：「我們要說，在這項共同投資的賬戶中，病人不是唯一的付賬有困難者，分析師也必須付賬。」(32)如果不把自己納入到批判的對象之中，分析者就不可能完成自己的任務。

　　精神分析有自己的倫理學，這種倫理學並不為人提供至善的目標，而要人把自己完全地交給真理，即使這種真理是殘酷的、令人難堪的。在拉康看來，精神分析活動是一個複雜的角色遊戲，它有四個角色：即分析者的自我、被分析者的自我、分析者的他者、被分析者的他者。分析的目的不是矯正或鞏固分析者的自我，而是揭示「自我就是他者」這一根本的悖論結構。拉康把精神分析的程序和原則概括為六個方面：(1)一切精神分析都是語言的分析，言語在這裡擁有特殊的權力，它既是要分析的癥狀，也是分析的手段；(2)分析的目的不是把主體引向完滿的自我，或者塑造連貫一致的話語，而是給病人以自由，讓他嘗試進行自我分析；(3)賦予患者以自由是主體不能承受之重，也是主體試圖逃避的；(4)因此，分析者不可能滿足被分析者的要求，相反，他必須打破被分析者對他者依賴的幻想；(5)在主體擁有慾望的道路上不存在絕對的障礙；(6)慾望與言語是不相容的，因此，分析總是會遇到抵抗，這種抵抗不是分析的失敗，而是它成功的條件。上述六條原則非常隱晦難懂，但可看出兩層意思，一是精神分析是一門與語言有關的理論和實踐；二是分析者在分析中並不具有特殊的優勢，他只能幫助病人面對人類精神的困局，讓他自己通過精神分析達到自我解放。對拉康來說，精神分析的癥狀是一種特殊意義上的「非知」：「主體以自己的行為使這個形象顯現，這個形象不斷地重現在他的行為中，但是，他不知道這個形象。不知有兩層意思。他不知道這個形象解釋了他在自己的行動中反覆做的事，不管他是不是以為是自己做的；再者，當他提起自己回憶中的這個形象，他不知道這個形象的重要性。」(33)也就是說，患者不知道反覆出現的形象與自己行為之間的關係，也不知道這一形象的意義。因此，分析者必須幫助被分析者辨認出這個形象，並把這個形象的作用告訴被分析者。分析者並不擁有特殊的真理，也不具有特殊的權威，他只是被分析者自我分析的拐杖，分析的最終目的不是告訴病人特殊的真理，而是幫助分析者，讓他獲得自我分析和批判的能力，因此，任何治療歸根到底是病人的自我治療。

　在拉康看來，分析者不是真理的佔有者，而是真相的見證者，「作為主體的真誠性的有責任的見證，作為他的話語的記錄受理人，作為他的準確性的坐標，作為他的正直的保證，作為他的囑託的監督人，作為他追加意願的公證人，分析者具有書記官的性質」(34)。把分析者稱為書記官，而不是稱為法官是意味深長的。在這裡，精神分析在實踐中不僅是分析者對病人的分析，也是分析者對自己的分析。分析師必須把自己放到被告席上，因為他與被分析者一樣被捲入到自己無法控制的局面之中，分析的最終結果不是解除病人的癥狀，而是使他認知到自己的癥狀，從依賴於他者的幻想中解放出來。

　　在某種意義上，精神分析類似於啟蒙實踐。但與啟蒙時代的理性主義者不同，拉康沒有陷入啟蒙和被啟蒙者的二元論中。拉康承認，精神分析者是分析治療過程的主導者，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可以給病人以指導。他明確地說：「天主教徒所熟知的那種道德指導意義上的良心方向是與精神分析水火不相容的。」(35)精神分析如何才能給病人以指導而又不以真理自居呢？拉康認為，分析者應該把自己視為「假定知道的主體」(subject supposed to know)，而不是現實知道的主體。要了解拉康對精神分析的特殊理解，「假定知道的主體」這一概念是關鍵。關於這一概念，艾文斯解釋說：「術語『假定知道的主體』還強調這樣一個事實：正是與知識的特殊關係構成分析者的獨特位置；分析者知道，在他和歸於他的知識之間有一道裂痕。換句話說，分析者必須知道，他僅僅佔據了假定知道的主體的位置，而不能自我愚弄，以為自己真的擁有歸於他的知識。分析者必須知道的，他對被分析者歸於他的知識其實一無所知。」(36)也就是說，精神分析師並不擁有病人不知道的特殊真理，他擁有的唯一優勢是關於精神分析的知識，特別是關於語言與癥狀之複雜關係的知識，以及關於病人實質狀態的知識。與一般人不同，精神分析者知道，語言不是它自身，而是大他者的訊息。「讓我們再次強調，主體的言語對他來說是訊息(message)，首先，因為它是在大他者的位置(locus)上產生出來的。從這個位置上產生並如此這般地被言說，不僅因為他的要求服從於大他者的規則，而且因為他的要求是由他人的位置(甚至時間)得到標註的。」(37)精神分析是自由談話的藝術，分析是一種傾聽，它在病人的抗拒中把握其癥狀的意義。拉康強調，精神分析師是能指的分析者，「我們關於能指的學說首先是一門學術。通過這門學術我們培養的人要熟知在所指出現時能指的各種效果的方式」。(38)因為無意識是語言的，符號或能指不是自我的表達，而是實在界作用於自我的方式，通過分析揭示實在界對主體的影響是精神分析的目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把精神分析理解為自我幻想的消解。關於這種自我消解的分析實踐，杜蘭德在其文章中有較好的分析。他認為，精神分析是一種解構式的自我批判，這一自我批判包含「穿越幻想」(tranversing or crossing of fantasy)、「認同徵兆」(identification with the symptom)和「主體的抽離」(destitution of the subject)三個維度。

關於如何「超越幻想」，拉康在其討論班中指出，主體的真理並不存在於他自身之中，而是存在於一個本質上被隱蔽的對象上，這裡的對象就是「對象a」。拉康的意思是，除非藉助於主體與對象的特殊關係，否則真理是無法辨認的，而分析者要確認主體的「對象a」就必須穿越主體的幻想，因為主體的幻像正是「對象a」上演的劇場。在這裡，「所謂穿越幻像是要意識到不可缺少的對象的必然存在，因為它的存在決定著主體與他或她的快感和語言的關係。這個對象是主體無意識地承認為是其自身的唯一特質，這種特質決定著他或她對待現實的態度。」(39)主體之所以固執於對「對象a」的幻像，是因為「對象a」是實在界的慾望通過主體的幻想認同給人留下的剩餘快感。對象a表達的就是那未被滿足的實在慾望本身，而穿越幻像意味著人們認識到對象a不是慾望本身，它只不過是實在界用以維持主體幻想的誘餌，是填塞實在界空洞的贗品。對拉康來說，穿越幻像可以歸結為這一發現：承認大他者中的欠缺(lack in Other)。雖然實在界是空洞(void)，但它需要他或她對「對象a」幻想的快感來表現自己，意識到這一點，人們就不能「為了那些他認同的賦予人類生命以價值的理由而自願放棄自己的生命主體」。(40)

　　在超越幻想的進程中，「認同徵兆」是關鍵。精神分析不是對徵兆的旁觀式分析，而是自我投入的實踐。何謂徵兆？在早期文本中，拉康認為徵兆是主體發給大他者的加密信息。「徵兆被設想成一個符號性的意指構成，設想成某種發送給大他者的密碼或加密信息，可後來又假定大他者賦予徵兆以真正的意義。」因此，精神分析的目的就在於破解這一加密信息，消解由語言與意義的短路所造成的語義混淆。拉康晚年對徵兆概念又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他發現，某些徵兆即使經過分析找出了真正的原因，但仍然固執地存在著，這時他發現，徵兆不是一種語義學的錯離，可能是情感的無意識依戀。齊澤克指出，在拉康那裡，「徵兆不僅是加密的信息，它同時還是主體對其快感進行組織的一種方式」。徵兆作為快感的組織形式，源於實在界的剩餘快感和人對能指的激情，實在界超越了語言和象徵，但它包含著不可知的、但又是根基性的剩餘快感。因此，徵兆就是圍繞著被壓抑到實在界的剩餘快感而形成的關於慾望的幻像。「徵兆是我們作為主體『逃避瘋癲』的一種方式，是我們『挑選某物而非烏有』的方式，而『挑選某物而非烏有』是通過把我們的快感捆綁在某種意指符號構成上完成的，它向我們保證把最小的一致性賦予給我們的在世中的存在。」(41)具體地說，徵兆可以區分為兩類，一類是與特定個體相聯繫的徵兆，如廣場恐懼症、虐待狂、受虐狂，等等，另一類是與人類本質相聯繫的徵兆。第一類徵兆是可以通過分析消除的，但第二類徵兆與第一類徵兆在性質上有根本的區別，第一類徵兆可以視為是經驗的、個體的，而第二類徵兆則是本體論的、人類的。對待這種徵兆我們必須採取完全不同的方式。所謂認同徵兆本身就意味著它是不可消除的，我們必須承認慾望與快感的分裂是人類的生存論處境，我們必須承受這種徵兆給我們帶來的痛苦，並把它從非知轉變為知。在拉康看來，精神病患者的癥狀並非完全與分析者無關，就人類對能指的激情和偏執而言，徵兆是分析者與病人共同擁有的。認同癥狀意味著精神分析不僅是治療的知識和技術，而且也是人類的自我反思知識。

「主體的抽離」是拉康的精神分析對主體意義的特殊理解。在他看來，精神分析的結果不是肯定性的，而是否定性的，主體必須抽空自己，放棄自己，才能成為合格的精神分析者。它意味著超越第一種自由(奴隸主的自由)和第二種自由(奴隸的「自由」)而達到拉康的精神分析學所追求的真正自由，即通過自我否定而達到自我的肯定。如何達到這種自由呢？杜南給出了很好的解釋：「在分析中，主體必須被建立，正如癥狀必須出現，幻像必須建構一樣。而到結尾，主體必須把自己滅絕……這意味著假定知道的主體的滅絕，也反對從這種轉變中得到的滿足；它剝奪了主體在對自我理想的沉思時把自己作為理想自我的可愛之處。」(42)拉康在這裡已觸及一切意識形態批判的困境：相信存在著超越意識形態的主體恰恰是意識形態的癥狀本身，而意識到主體的終結或主體的自我幻想必然失敗並非標誌著精神分析的失敗，恰恰是精神分析成功的前提條件。

　　當精神分析完成了上述三個步驟，分析者與病人的關係就發生了變化：「當主體(病人)達到這個邊界時，她或他就不再追問分析者慾望是什麼，而是他或她自己的慾望還剩下多大範圍。」(43)病人在認同徵兆中實現了從消極的被分析者到主動的自我分析者的轉變，因而擺脫了對大他者的依賴；與此同時，分析者也通過認同癥狀達到「假定知道的主體」的消解而實現了自我解放。事實上，真正的意識形態批判最後都會引向自身，精神分析也不例外。在這個意義上，拉康以「我無法接受讓別人而不是我自己來解放自己」(羅歇福柯語)作為精神分析的基本信條。(44)

　　在西方現代思想史中，拉康處於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啟蒙與後啟蒙的曖昧地帶。在啟蒙和批判的意義上，拉康的「不可能性的真實界」概念終止了普遍與特殊、主體與客體、知識與情感的自然同一性的幻想。換言之，它表明了意識形態終結的不可能性。「按照這種觀點，普遍相信我們已經最終到達意識形態終點的情感這一事實本身可視為意識形態的在場及其控制力度的證據。」(45)因此，精神分析的意義在於對現代性殘留的自我同一性的幻想的意識形態批判。「對於拉康來說，這個精神分析治療的結尾處發生的事情就是，準確地說，我不得不接受『不存在大他者』——沒有人在遠方，可以讓我依靠他/她那保護性的關愛。換句話來講，這個治療的結果，即『跨越』這個根本的幻想，無異於接受激進的無神論的結論。」(46)這表明，拉康的精神分析具有反權威主義和激進批判的立場。但是，拉康的不可能性邏輯也為後現代主義消解一切解放和積極的自我理想提供了概念工具，從而把自己的理論引向曖昧和危險的方向。在拉康那裡，實在界是空無，象徵界和大他者不過是結構這種空無的符號，我們永遠無法遭遇到實在界本身，只能擁有「對象a」這一實在界的替代品，在這個意義上，任何關於自我整體性和同一性的理想都是意識形態。問題是，拉康關於自我分裂和非一致性以及主體誤認的必然性的觀點，既可以是教條主義的解毒劑，也可能成為啟蒙和意識形態批判的融化劑。如果自我就是他人、認識即誤認，那麼人類任何擺脫意識形態幻想的努力都是無效的。公正地說，拉康本人並沒有陷入啟蒙的失敗主義，也拒絕接受玩世不恭的犬儒主義，但是，他的精神分析理論確實包含著摧毀人類自我認知和理性改造世界的信心和力量的因素。

拉康的理論遺產之所以陷入上述曖昧不明的狀態，根本原因在於，他把對近代的理性人道主義和主體形而上學幻想的批判轉化為對理性和主體本身的批判，把現代性的困境本體論化為人類的本體論困境。正如朱迪斯·巴特勒所說，拉康學派排除了所有社會地獲得意義的準則，其結果是把前社會的先驗條件視為社會構成的條件。(47)就意識形態批判來說，拉康理論的基本困境就在於，排除了自我統一性的意識形態幻想後，也就取消了意識形態批判的條件。

　　【注釋】

　　①雷蒙德·威廉斯：《馬克思主義與文學》，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58-59頁。

　　②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 Pierre Bourdieu,The State Nobility:Elite Schools in the Field of Powe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X

　　③約翰·B.湯普遜：《意識形態理論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4頁。

　　④Anthony Giddens,The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Societ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pp.191-192.

　　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6頁。

　　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頁。

　　⑦Anthony Giddens,"Four Theses of Ideology," Arthur and Marilouise Kroker,Ideology and Power in the Age of Lenin in Ruin,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1,p.23.

　　⑧Anthony Giddens,The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society:Action,Structure,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p.192.

　　⑨G.Therborn,Ideology and Power and Power of Ideology,London:verso,1980,p.19.

　　⑩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 Pierre Bourdieu,The State Nobility:Elite Schools in the Field of Power,p.X.

　　(11)Lawrence Grossberg,"History,Politics and Postmodernism:Stuart Hall and Cultural Studi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10),1986,pp.66-67.

　　(12)格爾達·帕格爾：《拉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0頁。

　　(13)Jaques Lacan,Ecrits:A Selection,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02,p.3.

　　(14)格爾達·帕格爾：《拉康》，第23頁。

　　(15)轉引自吳瓊：《觀看與認同：以拉康的角度》，郝立新主編：《哲學家2009》，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8頁。

　　(16)格爾達·帕格爾：《拉康》，第34頁。

　　(17)格爾達·帕格爾：《拉康》，第53頁。

　　(18)弗朗索瓦·多斯：《從結構到解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第168頁。

　　(19)Jaques Lacan,Ecrits:A Selection,p.274.

　　(20)轉引自吳瓊：《觀看與認同：以拉康的角度》，《哲學家2009》，第65頁。

　　(21)格爾達·帕格爾：《拉康》，第59頁。

　　(22)Alex Callinicos,Altrusser"s Marxism,London:Pluto,1976,p.70.

　　(23)Jaques Lacan,Ecrits:A Selection,pp.252-253.

　　(24)轉引自馬元龍：《雅各·拉康：語言維度中的精神分析》，北京：東方出版中心，2006年，第206頁。

　　(25)Lacan,"The Seminar," Book XI: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London:Penguin,1979,p.167.

　　(26)黃作：《不思之說——拉康主體理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21頁。

　　(27)吳瓊：《觀察與認同：以拉康的角度》，《哲學家2009》，第65頁。

　　(28)齊澤克：《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64頁。

　　(29)Jaques Lacan,Ecrits:A Selection,p.102.

　　(30)Jaques Lacan,Ecrits:A Selection,p.102.

　　(31)Jaques Lacan,Ecrits:A Selection,pp.42，39.

　　(32)Jaques Lacan,Ecrits:A Selection,pp.35，216.

　　(33)拉康：《拉康選集》，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第79頁。

　　(34)拉康：《拉康選集》，第522頁。

　　(35)拉康：《拉康選集》，第327頁。

　　(36)Dylan Evans,Dictionary of Lacanian Psychoanalysis,East Sussex:Brunner-Routledge,2001,p.197.

　　(37)Jaques Lacan,Ecrits:A Selection,p.257.

　　(38)拉康：《拉康選集》，第531頁。

　　(39)Anne Dunand,"The End of Analysis," Jacques Lacan,Critical Evaluations in Cultural Theory(I),New York:Routledge,2003,p.253.

　　(40)Jaques Lacan,Ecrits:A Selection,p.102.

　　(41)斯拉沃熱·齊澤克：《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第102-104頁。

　　(42)Anne Dunand,"The End of Analysis," Jacques Lacan,Critical Evaluations in Cultural Theory(I),p.255.

　　(43)Anne Dunand,"The End of Analysis," Jacques Lacan,Critical Evaluations in Cultural Theory(I),p.255.

(44)拉康：《拉康選集》，第103頁。

　　(45)Jason Glynos,"The Grip of Ideology:A Lacanian Approach to the Theory of Ideology,"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6(2),2001,p.193.

　　(46)齊澤克：《他們不知道他們所做的——政治因素的享樂》，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7頁。

　　(47)朱迪斯·巴特勒、歐內斯特·拉克勞、斯拉沃熱·齊澤克：《偶然性、霸權和普遍性》，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0頁。

中國道路是順應時代發展潮流的選擇

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會長　朱佳木

　　反映時代新要求 體現時代新特徵 利用時代新條件

　　我們對於中國道路的自信，既源於中國道路與中國國情的高度相符，也源於中國道路與時代發展潮流的完全契合。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說到底是社會主義，即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或社會主義的中國模式。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人類社會的時代如果用社會形態來劃分的話，大體要經歷原始社會時代、奴隸社會時代、封建社會時代、資本主義社會時代和共產主義社會時代；社會主義是由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社會，是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20世紀初，列寧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對資本主義社會作了進一步考察，指出資本主義已從自由競爭階段發展到壟斷階段，使世界進入到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俄國十月革命和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正是這一時代背景下的產物；兩場革命勝利後都選擇走社會主義道路而不走資本主義道路，正是順應這一時代發展潮流的體現。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蘇東劇變，使世界社會主義發展進入低潮。然而，蘇東劇變不等於世界社會主義失敗了、終結了，佔世界人口1/5的中國仍然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便是最有力的證明。當年，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中也曾有過幾次低潮，但每次低潮過後都迎來了高潮，並最終取得了勝利。世界社會主義發展今天處於低潮，同樣不意味著今後就不會有高潮。所以，當今時代從性質上看，仍然是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代。這是我們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為根本的時代條件和時代依據。習近平同志之所以反覆強調「革命理想高於天」，就是要我們認清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這個總趨勢，始終忠誠於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和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信念，做到無論遇到多大風浪都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動搖。

　　馬克思主義語境下的時代，少則數百年，多則數千年。因此，同一個時代也會有不同的歷史時期，面臨不同的時代課題。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20世紀七八十年代前，亞非拉民族民主運動此起彼伏，民族要獨立、人民要解放的呼聲不斷高漲。同時，帝國主義國家對爭取獨立的第三世界國家頻頻發動侵略戰爭和武裝干涉，對新中國則進行軍事威脅、經濟封鎖。在這種國際形勢下，革命與戰爭自然成為那一歷史時期的時代主題。20世紀七八十年代後，隨著舊的殖民體系土崩瓦解，獲得獨立的第三世界國家要求和平與發展的呼聲越來越強烈。同時，隨著超級大國之間軍備競賽的加劇，戰爭的威脅反而相對減弱；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結構的調整，加快資本輸出、擴大海外市場、向第三世界國家轉移製造業，成為一股新的潮流。另外，隨著信息、生物、材料等技術的突破，現代科學技術發展呈現日新月異的局面。針對這個形勢，鄧小平同志作出了和平與發展已成為世界兩大問題，大規模世界戰爭在較長時間內有可能不發生，我們要抓住機遇加快發展的科學判斷。基於對時代主題變化的這一新判斷以及對新中國頭30年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我們黨實施了工作重心由以階級鬥爭為綱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轉移，實行了全面改革和全方位開放，從而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所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僅是對當今時代性質和人類歷史發展總趨勢的順應，而且反映了時代的新要求，體現了時代的新特徵，利用了時代的新條件。

　　新中國成立至今的60多年裡，經歷了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改革開放前，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開展了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建設，對社會主義道路進行了艱辛探索，從而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制度基礎和物質基礎。改革開放後，我們黨帶領人民繼承和發展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探索的成果，回答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問題，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性轉變，使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得到充分涌流，使中華民族大踏步趕上了時代進步的潮流並迎來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這一切充分說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僅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也符合時代前進的大方向和當今的時代特徵。

　　當前，面對國際國內形勢的深刻變化，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時代性問題作出了更加深入全面的闡述。習近平同志指出：「事實一再告訴我們，馬克思、恩格斯關於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分析沒有過時，關於資本主義必然消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也沒有過時。這是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因此，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不論怎麼改革、怎麼開放，我們都始終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另一方面，習近平同志又指出：「資本主義最終消亡、社會主義最終勝利，必然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我們要深刻認識資本主義社會的自我調節能力，充分估計到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軍事方面長期佔據優勢的客觀現實。」儘管天下還很不太平，但「國際力量對比繼續朝著有利於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方向發展」，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的主題。因此，要有很強的戰略定力，抓住和充分利用仍然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情，不斷壯大我們的綜合國力，不斷改善我們人民的生活，不斷建設對資本主義具有優越性的社會主義，不斷為我們贏得主動、贏得優勢、贏得未來打下更加堅實的基礎。」我們堅信，只要堅持從中國國情出發，順應時代發展潮流，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一定會越走越寬廣，對人類進步事業所做的貢獻就一定會越來越大。

春節：讓我們共庇此「福」桑可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猴年春節，中國大地上處處洋溢著歡樂祥和的氣氛。年味正濃的時刻，在大街上走一走、到商城裡逛一逛，放眼處能看到的漢字，最多的恐怕非「福」字莫屬。

古人常云：「福如東海之水，浩瀚無邊。」「福」，從示從畐，順天垂象，腹滿之義。古代的甲骨文里，「福」字的意思就是：兩手捧酒罈，把酒澆在祭台上。《說文》說：「福，祐也。」《禮記》又曰：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尚書·洪範》則把「福」具象為：「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中國人自古就將「福」視為瑞祥之意，視「富貴壽考」等齊備為福。過年貼的對聯，也自然少不了。「百福呈祥迎春節 國泰民安拓盛元」、「福運福壽福氣滿堂 祥和祥光祥氣臨門」、「福光普照全家旺 星運恆臨遍地祥」、「福滿乾坤祿滿門 萬馬奔騰齊上陣」。這些林林總總的「福」字對聯，無一例外都寄託了人們對幸福生活的嚮往，對美好未來的祝願。

思念有多長，回家過年的路就有多長。在這闔家團圓的時刻，不少身在海外的遊子因為工作和責任只能在海外留守，繼續奔波忙碌。胸懷廣闊四海家，心安之處即為家。奮戰在海外各行各業的中國人，都懷著佳節倍思親的眷戀，數年如一日地堅守、拼搏，尋找故土之外的歸宿。他們默默堅守在各自崗位上，為祖國的長足發展和人民的幸福安康默默貢獻一份自己的力量。

春節，這樣一個歡聚的盛宴，當然是屬於全體中國人、也是屬於世界的。在布魯塞爾，身著中國傳統服飾的當地小女孩歡樂的觀看「歡樂春節」盛裝巡遊演出；在柏林，中國駐德國大使館陽光學校小朋友一板一眼、有模有樣地表演中國傳統武術《精忠報國》；在紐約，當地華人在中國文化中心舉辦的慶新春活動上用紅綢舞表達新春的喜慶；在神戶，當地的人們排隊在舞台旁的關帝廟前上香祈求庇佑。春節，已經成為中國進行文化傳播的一個重要手段，也讓那些遠離家鄉、遠離親人、遠離祖國的人民即使遠離祖國，也能體會濃濃的年味。

春節，始終承載著中國人對未來美好生活的嚮往。在這樣一個時間更迭的門檻，春節意味的不僅是對過去的終點，更是一個新的起點。因此，在這樣一個居家團圓的時刻，我們為在台南市受災的台灣同胞們送去我們的祈福，期望那些在這次災難中同胞能夠儘快走出悲慟，用生活的力量和勇氣，能夠經受這次苦難而屹立不倒、生生不息，儘快從災難中恢復過來，重建家園。

「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春節，承載著全體中國人的天倫和道德秩序，也是全球範圍內對傳統文化的一次完整的承載和體現。那些已經定居在外，或者正在工作和求學的遊子，不會忘記濃濃的年味；而無論每一個中華兒女身在何方，祖國也都不會忘記你們，時刻為你們祈福。春節，這中國人團圓的日子，讓我們同庇此福。

舉家團圓時，應該向他們致敬......桑可

在這辭舊迎新的日子裡，站在時令重疊處的我們往往開始回顧過去的日子，也懷揣著憧憬的心情展望未來的美好。而在這短暫的情緒的層疊處，每個人的心裡或許多少會有一些莫名的感動。這些感動，很多來自對逝去歲月的認可，而面對我們認真守衛的幸福生活，我們應該對這樣一個群體致以誠摯的敬意......

春節前夕，一則邊防軍人與列車員妻子在站台短暫團聚，分別時淚灑月台的新聞在朋友圈裡廣為傳播。相識六年、半年才能相聚一次、平日只能靠電話和微信傳遞相思，即便在2016年兩人領證結婚之後，兩人一天婚假沒有休息就各自奔赴工作崗位。30分鐘的短暫相聚，1800秒的噓寒問暖，而當列車員的妻子隨列車遠去的時候，軍人那濕紅的眼眶、那緊繃的嘴唇、那車窗內的系在妻子脖子上的紅絲巾，不由的我們肅然起敬！

在央視除夕「一年又一年」新聞特別節目里，有這樣一個欄目——「說句心裡話」。在這個在全國人民夠敞開心扉說出自己心裡話的時刻，央視的鏡頭也對準了許多春節執勤的解放軍和武警官兵。濃濃的鄉愁、離家的思念、家人的牽掛，在鏡頭前緩緩訴說自己的思鄉之情時，讓不少指戰戰士忍不住淚流滿面。

在被稱為「極寒禁區」的中國最北端小鎮漠河縣北極村裡，黑龍江省軍區邊防某團四連的戰士們為國戍邊、為民守歲。他們有的是第一次不能回家陪爸媽回家過春節了，有的則是連續很多年沒有回家過年。祖國最南端在南沙群島守礁的官兵們，儘管天氣沒有那麼嚴寒，但對家的思念之情都是一樣的濃烈。各級指戰官兵為大家舍小家、為了祖國的安危放棄了自己在春節期間的天倫之樂，把對祖國的忠誠用熱血和青春抒寫在這遼闊的神州大地上。

春節前夕，習近平總書記走訪慰問江西幹部群眾。在記者的鏡頭裡，記錄下了這樣一個細節：井岡山市茅坪鄉神山村的群眾得知總書記馬上要離開的時候，村民們紛紛聚集到村口，不少革命老區的鄉親們有的用手，有的用挎籃盛著自家產的雞蛋、米餅、核桃等土特產往總書記的手裡塞。濃濃的年味、誠摯的慰問、淳樸的鄉情、難捨難分的情誼，這樣感人的場景，不禁讓我們再一次回想起革命戰爭年代，軍民一家那種化不開的濃濃軍民深情。

就在剛剛過去的猴年春節聯歡晚會，情景劇《將軍與士兵》結束之時，參加2015年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大閱兵的三軍儀仗隊戰士走上舞台，還有一位由兩名軍人用輪椅推著的百歲老兵張玉華也走向舞台。抗戰中，敵人的子彈打穿了他的手和大腿，一顆子彈至今還留在老人的身體內。當董卿把他介紹給觀眾時，老人兩次站起來，用曾被子彈打穿的右手向觀眾敬禮。許多網友紛紛說：「那一刻，我感動的熱淚盈眶......」

在戰火紛飛的年代，無數革命先烈用自己的生命和鮮血換來了新中國的誕生、換來了人民的安居樂業；在和平建設時期，無數軍人又用鐵一樣的忠誠擔負起了捍衛祖國主權、維護國家和民族尊嚴的神聖職責。從碧海藍天的南國到寒風凜冽的北疆、從寸草難生的西部戈壁到東部人群密集的沿海，無論嚴寒酷暑，我們都能看到他們偉岸的身影和雄健的身姿。他們用鐵與火的淬鍊，鑄就了對祖國和人民的無比忠誠，他們是我們民族的魂魄，是國家的脊樑。

在春節居家團圓的日子裡，我們應該向這樣一個默默無聞但又錚錚鐵骨的群體致敬。他們用偉岸的身軀守衛了共和國的平安、他們用鐵一樣的剛強捍衛著人民解放軍的信仰、他們用海一樣的胸懷築起了一道催不垮的鋼鐵長城。正是因為他們在無數個節日背後的默默奉獻，我們才能安享這平靜的幸福安康。

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 過年了，團圓了，在享受這濃濃的天倫之樂的時候，讓我們向所有堅守在的一線的中國軍人們致敬！

春節還須守住「三把鎖」劉書丞

丹鳳呈祥龍獻瑞，紅桃賀歲杏迎春。

大年初一剛過，親朋好友間的走動就多來了起來。走訪親友、互贈年禮來增進感情無疑是中國人春節期間人情往來的一種獨特的文化情結。

但這個時候，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把過年當成了拉關係、行受賄的好時機，各種宴請、迎送「蓄勢待發」。一旦金錢披上了贈禮的外衣，賄款打上了「人情」的幌子，借著年關佳節搞「暗箱操作」，憑著辭舊迎新行桃李之饋，那麼迎新的年味就會「變味」，人情就可能變成「人禍」。

「廉不廉，看過年」，新春佳節不僅是迎喜接福、家人團聚的重要時刻，也是考驗黨員幹部紀律意識強弱、作風修養鬆緊的重要「考卷」。守住廉與儉的底線，過一個平安、祥和的年，領導幹部應守好三把鎖。

守住誘惑鎖，思想壩要常築。也許這並不是貪污，只是上下級之間「溝通感情」的幾條煙、幾瓶酒；也許這並不是受賄，只是與服務對象加深「業務往來」的幾袋米、幾壺油，也許這並不是腐敗，只是下班後工作夥伴之間在酒桌上「加強聯繫」的「家常便飯」，看起來一切都是那麼理所應當，卻也真真切切的違反了紀律規定，黨的紀律時刻提醒我們，不管年不年，要求是一樣嚴，言行更要保證廉。領導幹部要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面對各種誘惑的狂轟濫炸，要守住不為私心所擾，不為物慾所惑的信念高地，保證在糖衣炮彈的猛烈攻勢下不打「敗仗」，越是接近年尾，外部誘惑越是複雜，越能錘鍊領導幹部的意志，砥礪防腐拒變的品質，始終做到心不貪、口不饞，手不伸，緊扣誘惑鎖，把「四風」拒之門外，把「清風」請進家門。

守住自律鎖，警示鐘要常敲。隨著人們對「人情往來」的要求不斷提高以及傳統價值觀的弱化，「禮」漸漸出了格，變了「味」，原來用於表達親密敬意的年禮被異化為權錢交易的「年利」，新春佳節成為了謀取私利的「地下平台」，在這個關鍵節點上，領導幹部更要鑄牢紀律底線、夯實規矩意識，樹立起廉潔乾淨的價值觀，「勿以惡小而為之」的古訓常記於心，《準則》、《條例》常伴於側，切實做到自尊、自律、自警，主動將紀律防線建立在新年佳節這個反腐倡廉的「核心戰場」上，自律警鐘時刻敲響在「不敢收、不能收、不想收」的心理戰線中。時刻明確禮與利、廉與腐的「楚河漢界」，不要做「一失足便成千古恨」的後悔事，不要觸碰「伸手必被抓」的黨紀紅線，保證過年反腐的弦不松，收禮送物的門不開，過一個敬意在心中，不求禮重但求情濃的「乾淨節」。

守好節儉鎖，預防針要常打。習近平總書記曾告誡各級領導幹部，「要堅持勤儉辦一切事業，堅決反對講排場比闊氣，堅決抵制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要大力弘揚中華民族勤儉節約的優秀傳統，大力宣傳節約光榮，浪費可恥的思想觀念，努力使厲行節約，反對浪費在全社會蔚然成風」。誠然，在這個中國人最大的節日里多置辦些年貨無可厚非，但追求一個「體面」的年並不等於片面的奢侈浪費，濃厚的「年味」也不是刺激消費能營造的。勤儉持家是中華民傳統美德之一，「人無儉不立，家無儉不旺」，越是到這樣一個闔家團圓、萬物待春的節日，越是需要我們崇儉抑奢，過一個節約勤儉的「別樣年」。尤其是對各級領導幹部而言，不僅自身要做到「儉以養德、克己制欲」，更要帶頭引領春節新風尚，嚴格規範自身行為，大力弘揚艱苦奮鬥、勤儉節約的「年風」，為廣大群眾作出表率，過好祛不正之氣、易不雅之俗的「新」新年。

「千門萬戶瞳瞳日，總把新桃換舊符。」春節在家的日子裡，我們更要把廉潔自律的精神肌體與新春佳節的民族內核相融合，將當代社會新風尚與傳統節日老習俗相交匯，守好三把鎖，鎖住不良風氣，把春天新的氣息迎進來。

（作者單位：宜昌市夷陵區分鄉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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