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行書特徵及代表書家

文章來源：書法學習網作者：書法學習網點擊數：發布時間：2011.2.6明代自太祖、成祖至仁、宣、孝、世宗皆喜歡書法，神宗尤稱篤好。國初令能書之士，專隸中書科，授中書舍人。雖然經過努力，政權又歸漢人統治，但文化政策卻未有太大的改變。明代行書最為盛行，專尚帖學，並且達到了登峰造極的頂峰。明代的書法分為前中後三個時期：早期倡導帖學，復古思潮盛行，「台閣體」泛濫。中期「吳門書派」崛起，改變了書壇的沉滯局面，出現「天下法書歸吾吳」的興盛時期。晚期「個性解放運動」促進了書法行草的鼎盛，名家輩出，流派眾多。朱元璋雖然一介武夫，但也在天下太平時揮毫走墨，附庸風雅。明成祖朱棣即位後下詔徵求善書之士，把書法較好的編入翰林院，或授中書舍人之職，專司繕寫朝廷文告。更為獨特的是，他還專門精選二十八人專學二王書法，精研秘府所藏法帖。所以，永樂年間，帖學最為盛行。後來的仁宗、憲宗直到神宗諸帝，均能留意翰墨，並重帖學。趙子昂是他們選擇的對象，由趙上窺晉唐。而專重帖學的結果，是導致「台閣體」書法的產生。這種滿足皇帝趣味的書體，技巧精熟而乏創造。明初行書也難出元人窠臼，然法帖之傳刻最為盛行，如《泉州帖》、《東書堂帖》、《停雲館帖》、《戲鴻堂帖》、《晚香堂帖》、《來儀堂帖》、《崇蘭館帖》等，對書法的普及作用甚大。明代的書法普及運動是超越前代的。明初無宗師，名家卻不少，基本上遍佈於江南。儘管朱棣從南京遷都北京，但南方的經濟文化都走在全國前面，對書法的振興起了決定作用。明初行書有如下兩個特點必須注意。其一，明代書法的普及意味著世俗化和大眾化，書法已經成為雅俗共賞的文明存在。新的書法款式掛軸和楹聯、橫披、扇面等形式已經非常流行，裝裱工藝更加精緻。書法作品也已經進入商品市場。南方商品經濟的繁榮和市民階層的興起，對文藝也提出了歷史性的要求。新的經濟的刺激和市民的世俗審美要求，大大促進了江南書事的繁榮。其二，明初皇帝重視楷書的規矩法度，認為行草與事功無關，就隨意狂放，書寫性情，反而促進了行草書的發展。皇帝對楷書名家比較讚賞，如明成祖稱沈度為「我朝王羲之」，贊其楷書端雅平正，而對行草作品任其發展，無意中行書獲得了空前的發展空間。下面對三個時期分而論之。明初，朝臣中有三位書法名家：危素(1302—1372)、宋濂(1310—1381)、詹希元(生卒不詳)。他們未必盡善行書，但培養了善行書的弟子。從明太祖到明成祖的五六十年間，書名最盛的有「三宋」、「二沈」、「一解」。「三宋」指宋克、宋醚、宋廣，以宋克最為著名。「二沈」指沈度、沈粲兄弟；「一解」指解縉。他們代表了皇帝身邊的書家水平和面貌。明初的小楷書有可觀之處，然皆館閣之體；行草雖妙，亦不出趙吳興肘下。妍者易稚，媚者易俗，多不免斯病。因永樂年間台閣體的風靡，使得宣德、正統、景泰、天順四朝書法較為平庸，行書更是如此。明代初期行書家有如下一些。宋克(1327—1387)，字仲溫，自號南宮生，長洲(今蘇州1)人。與高啟、王行等人號稱「北郭十友」或詩中「十才子」。他詩書畫皆精，工寫竹，創硃筆掃竹法。在書法上師法魏晉，深得鍾、王遺意，善真、行、草三體，筆精墨妙。突出的特點是把章草與今草結合起來，形成勁拔中見婉美、秀朗中含骨力的風格。現存墨跡有章草《急就章》、今草《五言古詩卷》。行書作品有《杜甫壯遊詩卷》等。宋克的行草作品是章草加行書的綜合，褒者以為翩翩可愛，結意純美，貶者以為波險太過，爛熟悅目而已。宋克之書虛和茂密，猶入晉人之室，足與唐人頡頏。宋克與宋磋皆能行草，亦能書多體，並不單一。宋瑾(1344--1380)，字仲珩。宋濂次子。浙江浦江人。洪武九年(1376年)官中書舍人。大小篆、隸、真、行、草皆精。行書頗有氣韻，筆法沉著雄快，趣味古厚。後人評其草書「超澗度險，不動氣力」等語，實際上是贊其行草。其夾雜行、草之法的行草，得松雪、子山之妙，意氣閑美，沉頓駿快，如天驥奔行，不躡故步。傳世作品有《敬覆帖》等。沈粲(1379—1453)，字民望，自號簡庵，官中書舍人，大理寺少卿。與其兄有大小學士之稱。工詩善書，真行俱佳。風格道逸，較之其兄「台閣氣」較少。沈度不作行草書，而沈粲少寫楷書，兄弟間分工明確，互不爭能。兄以婉麗勝，弟以道逸勝。沈粲的行書墨跡有《行草詩軸》傳世，筆走遊絲，線條優美，如輕歌曼舞和行雲流水。解縉(1369—1415)，字大紳(或縉紳)，號春雨，江西吉水人。洪武年間進士，為明初重要的宮廷書家。曾奉命總裁《太祖實錄》、主持纂修《永樂大典》。書法早年受到皇帝喜歡，而後因性格原因被排斥慘死，享年僅四十六歲。解縉才氣放逸，下筆不能自休，在當時被視為「才子」。其行草書得法於危素、周伯琦，詹希元等，書風傲讓相綴，神氣自倍。其直接淵源確是康里巎巎。在視覺上重視形式感，連綿起伏，圓滑純熟，極端者多有惡筆，風格多樣，識者當具體分析其優劣。明代中期，歷成化、弘治、正德、嘉靖諸朝百十年間，書法呈現了中興狀態。一批有作為的書家，在仕途不順的情況下窮則思變，突破時風，追求書寫的自由。成化年間，因文學上的「台閣體」受到「茶陵派」代表李東陽等人的衝擊，以及後來的以李夢陽為代表的「前七子」的撥正，文藝思潮才有了明晰的改觀。這也影響到書壇的審美傾向。其流向分為兩路：以張弼為代表的行草書大家，承襲解縉的餘緒，張揚行草，其末流滑入形式主義的軌道；另一路以尚心性的陳獻章為代表，注重寫心抒意，為書壇吹進一股清新之風。他們都為「吳門書派」的崛起奠定了基礎。「吳門書派」的崛起，振興了書壇，名家輩出，才華橫溢，出現了「天下法書歸吾吳」之繁榮局面。明代中期的行書特點有如下一些。第一，地域性書家和書派明顯，「吳門書派」的出現原因複雜，整體影響較大。第二，書家都是仕途不順的文人，對流行書體多所厭惡，力求突破時體，抒發性情。第三，行書家修養相當全面，擅長多體，在傳統文化的深厚土壤上力求創新。這時主要的行書家有如下一些。張弼(1425—1487)，字汝弼，晚號東海翁譬松江華亭人。成化間進士，人稱「張南安」。以任性的狂草表達了對台閣體的不滿和反叛。本以草書「狂偉跌宕，震撼一世」(《明史·文苑傳》)。但他的行書也很精彩，草書夾雜行書，應為行草。明代純粹符號化的草書較少，所說草書大多是行草書，這是容易混淆的地方。張弼以《雜書詩卷》、《七言絕句詩軸》等衝擊了圓潤光潔、四平八穩的主流派媚俗書風。時人評價甚高，但平心而論，行草書多見妖嬈作態之筆，氣格近俗，頗有習氣。陳獻章(1428—1500)，字公甫，號石齋，人稱白沙先生，廣東新會白沙人。能詩善畫。兩次應試不第後，研究經學有成，後講授經學，有「活孟子」之稱，開明代心學之先河。家境貧困，束毛代筆而書，號稱「茅龍」，時人謂「茅筆字」，晚年專用此作書，遂自成一家。茅龍筆所書行書粗頭亂服，奇崛古拙，野逸雄強，與當時書法一比，顯得別開生面。現存《自書詩卷》、《大頭蝦說》、《城南唱和詩》、《送劉岳伯詩卷》等，均為茅筆書。後來，長洲人徐霖也以草代筆，氣韻古拙。白沙之書晚年清新剛毅，不染時俗之妖嬈之態，視覺特殊，別具一格。沈周(1427—1509)，字啟南，號石田，長洲(今蘇州)人。是一位職業書畫家。擅山水，禿筆中鋒，風格雄渾，與文徵明、唐寅、仇英合稱「明四家」，並雄居其首。在書法方面最早擺脫趙書的影響，直接學習宋人黃庭堅的行書，風格道勁奇崛。現存墨跡有《行書詩軸》、《東園菊花詩》等，對文徵明、唐寅等影響尤大。貢獻在於將宮廷庸俗之台閣體氣轉向文人之書卷氣。且為吳門培養了不少人才。吳寬(1435—1504)，字原博，號匏庵，謚文定，長洲(今蘇州)人。「以文行有聲諸生間」。成化八年，會試、廷試皆第一，官至禮部尚書。寬行履高潔，詩文有典則，兼工書法。其行書出自東坡，雖規模於蘇，而多所自得。其行書濃顏厚面，祛去吳習，自成一格。他的行書成就最高，題跋論書每有己見。祝允明(1460一1526)，字希哲，號枝山、枝山老樵等。因生下來右手六指，故號枝指生。長洲(今蘇州)人。允明天資卓越，五歲能作一尺見方大書，九歲能文，詩文清暢，與唐寅、文徵明、徐禎卿號稱「吳中四才子」。為人有氣節，狂放清高，蔑視權貴，雖窮困潦倒而不改本色。其書法受岳父李應禎和外公徐有貞的影響。後轉益多師，廣泛學習名家，變化出新，筆墨雄贍，點畫厚勁，形成了風骨爛漫、天真縱逸的行草風格。楷、行、草各體皆精。雖然草書成就最高，但行書之峻拔道逸、清勁圓厚之趣亦自成一格。如《懷知識詩卷》(上海博物館藏)、《可竹記冊》等出入米、趙、李、王之間，風骨嶙岣，趣味爛漫，筆墨渾勁而波瀾老成，可謂縱心所欲而不逾矩。文徵明(1470一1559)，初名璧，以字行，更字征仲，號衡山居士，私謚貞獻先生。長洲(今蘇州)人。詩文書畫精絕一時。行書初規模宋元，後專註晉唐。行書筆筆精美，字字俊逸，氣貫神逸。有如清風徐來，明月朗照，籠罩著一派靜謐的氣氛。大字行書則顯山谷筆意，跌宕蒼秀，骨韻俱善，搖曳多姿，比山谷為放。文之行書的特點在於能將流俗書體變得文清雅俊，以濃郁的書卷氣和才子風度充實之。他流暢的行筆達到圓潤完美的境界、工穩嫻熟的結體時，又失去了內蓄的力度和變化的層次。他無論何時寫字，皆端謹認真，如對至尊。當然，他的毛病在於「著處滯而放處滑」，過於拘泥於規矩而無放任自得之趣。唐寅(1470一1523)，字伯虎，更字子畏，號六如居士、桃花庵主，吳縣(今蘇州)人。弘治十一年(1498年)中應天解元，應進士考時因科場案被革除，終生不遇。他賦性狂逸，詩文滿天下，畫藝尤工，書法以行書為最。直達子昂堂廡，而上溯東晉。其行書風流俊賞，超凡脫俗，充滿詩情和書卷氣。他曾刻「江南第一風流才子」印，苦中作樂，聊以自賞而已。行書墨跡如《題畫詩善和坊里》、《吳門避暑詩軸》、《落花詩冊》等筆法秀美，姿態瀟洒，大有晉人風味，差薄弱耳。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號陽明，浙江餘姚人。卒謚文成。年少好言兵，後遭貶貴州，在山區「龍場悟道」，謂格物致知，當自求諸心。為我國哲學界的心學家。其書法以行書為主，書因人掩。書法翩然，出自《聖教序》，得右軍之骨，如鳳翥龍翔，道邁沖逸，清勁絕倫。時人謂其書非學可得，韻高冥合天矩，確實難得。王寵(1494—1533)，字履仁，後字履吉，別號雅宜山人。吳縣(今蘇州)人。貢生，無一官半職，為後起之秀。善畫山水，行書學智永、虞世南，後入晉室，尤其師法大令，稍出己意，去俗求雅，以拙取巧，形成了道麗婉逸、疏宕天矯的風格。與祝允明的奇崛、文徵明的和雅相映成趣。他的行書點畫節奏鮮明，意到筆不到，疏朗空靈。自長輩文徵明去世後，王寵被推為「第一」，其書幾奪枝山之價。存世作品有《真行草十冊》等，疏拓秀媚，亭亭天發。識者認為其書不足之處在於精氣不足，沉厚無多。陳淳(1483—1544)，字道復，號白陽，長洲(今蘇州)人。為文徵明弟子。他天才駿發，經學、古文、詞章、詩、書、畫均臻其妙，藝術成就不在祝、文之下。其行書學李懷琳、楊凝式，又出入米、蔡，率意縱筆，老辣恣肆，頗得氣勢。因其書自有門徑，文徵明乃半開玩笑說他「非吾徒」也。行書代表作品有《杜甫秋興八首》。議者認為他的作品之失在於「欲取風韻，遂成側媚」，這是受理學思想影響的正統觀念來評書，自然有失偏頗。我們觀看陳道復的精品，的確是超過了其師，在書法同輩中確為佼佼者。楊慎(1488—1559)，字用修，號升庵。卒謚文憲，四川新都人。二十四歲廷試第一，授翰林修撰。幼警敏，受業於李東陽門下，後被貶雲南，投荒多暇，日新德業，好學窮理，老而彌篤，著作之富，明為第一。其書法多酒間所書，醉墨淋漓，諸友購歸，裝訂成冊。其他如文彭(1498—1573)、文嘉(1501—1583)、周天球、黃姬水等，吳門代不乏人，皆善行書：成就不高。彭、嘉為文徵明二子，功力不及其父，在草書或篆刻方面有重要影響，茲不專列。明代晚期是書法的輝煌時期。一般朝代的晚期是書法式微的階段，而明清卻相反。萬曆以後數十年間，書法空前燦爛輝煌。這裡的原因是王陽明的心學代替了理學，解放了人們的思想。如以王艮為代表的「泰州學派」提出了「百姓日用即道學」的思想；二是禪宗的老熟，發展為狂禪；三是文藝理論界普遍的思想解放運動，以情抗理，如李贄的「童心說」、袁氏兄弟的「性靈說」、湯顯祖的「主情說」等，強調貼近現實，抒發性情，弘揚人慾。當然也有過分偏激的反叛和行為。行書分為兩條線路發展：一條沿著主流派的傳統，實行改良性的變革；一條跳出主流書派之外，標新立異，獨闢蹊徑。前派代表書家有董其昌、邢侗、米萬鍾等；後者代表書家有徐渭、張瑞圖、黃道周、倪元璐、王鐸等，特別是後者為書壇帶來了奇光異彩。下面就行書家分而論之。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號思白、香光居士，謚文敏，松江(今上海)人。他的行書秀逸清潤，疏朗圓秀，在清康熙時得到青睞。其書法理論的特點是以禪論書，有不少新觀點。如肯定了宋人的「以己意作書」的主觀能動性。其行書與草書優點是於姿致中出古淡，缺點是行筆不免空怯，神氣寒儉。邢侗(1551—1612)，字子願，臨邑(今山東臨清)人。行書與董其昌、張瑞圖、米萬鍾齊名。從現存《古詩卷》等墨跡看，筆勢強悍，氣韻貫通。其行書多祖述王帖，筆法多取《十七帖》，極意臨摹，墨跡刻石日《來禽館帖》，雖然時譽甚高，而影響極弱。米萬鍾(1570一1628)，字仲熙，號友石。其祖先乃關中人，居燕京，籍貫順天。米芾後裔，性好石。行、草得米氏家法之華美腴潤之姿，而無峻奇之態。陳繼儒(1558—1639)，字仲醇，號眉公，松江華亭(今上海)人。幼聰穎，能文章，長為諸生，書畫齊名董其昌。二十九歲棄儒學道，築室東余山，杜門著述，朝廷多次起用皆以疾辭。學問淵博，詩文均佳。書法專攻蘇、米，書法風格也在蘇、米之間，渾厚典雅，蒼勁朴茂。他對蘇軾墨跡搜采甚富，並摹刻成《晚香堂帖》。徐渭(1521—1593)，字文長，號天池、青藤道人、山陰布衣，浙江山陰(今紹興)人。「天才超軼，詩文絕出倫輩」，花草竹石皆工。而書法最擅行書、草書，嘗自言：「吾書第一，詩次之，文次之，畫又次之。」可見其看重書法的價值。嘉靖時，王、李倡七子社，謝榛以布衣被擯，徐渭對他們以軒冕壓制布衣的行為非常氣憤，發誓不入二人黨。後來，袁宏道游越中，得渭殘卷，以示祭酒陶望齡，相與激賞，刻其集行世。袁宏道為其作傳云：「文長喜作書，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在王雅宜、文徵仲之上，不論書法而論書神，誠八法之散聖，字林之俠客也。」此語可謂定評，也是文長之不同時的知音。其行書以行草為多，筆意奔放，蒼勁中姿媚躍出，縱橫如意而不煩鞭勒。其論書謂「筆態入凈媚，天下無書也」，是針對趙子昂書法的女性美而言。並強調樹立自我面目：「時時露己筆意，始稱高手」，「高書不入俗眼，入俗眼者必非高書」。可見其「怒不同人」的精神，與其行草的獨立人格頗為一致。豐坊(1492—1563)，字存禮，更名道生，號南禺外史，浙江鄞縣(今寧波)人。嘉靖二年進士。博學工文，兼通書法，而性狂誕。家有萬卷樓，藏書萬卷。居吳中，貧困以死。其行書為妙，規矩盡從手出，工於執筆，腕力強勁，而略感風韻不足。老年頹筆，出入二王，兼存米顛風致。又著有《書訣》論書，多所心得。黃道周(1585—1646)，字幼平、幼玄，號石齋。福建漳浦人。天啟二年進士。福王時官禮部尚書，與清師遇，兵敗不屈死，謚忠烈。其學貫古今，所至學者雲集。精天文、曆數、皇極諸書。工書善畫，以文章風節高天下，嚴冷方剛，不諧流俗。其行草筆意超妙，深得二王神髓。體格道媚，直逼鍾、王。著作宏富，有《石齋集》等。他視書法為學問中第七八乘事，帶有明顯的理學精神，故其書無峻烈之勢，而多婉媚之狀。張瑞圖(1570—1641)，字長公，又字無畫，號二水、果亭山人等。築室白毫庵，稱白毫庵道者，福建晉江人。萬曆進士，殿試第三，授編修。魏忠賢生祠碑文，多出其手。後入逆案坐徙，贖為民，《明史》入「閹黨」。回歸鄉里之後，學禪定以求安心之道，寄興詩文書畫，優遊餘生。擅畫山水，與董、米、邢齊名。行書奇逸，以折代轉，取圓滑而增古拙，於鍾、王之外另闢蹊徑。將流行的行草熟媚圓轉變為生拙方勁，博大氣概受到傅山的「寧拙毋巧，寧丑毋媚，寧支離毋輕滑，寧直率毋安排」(《霜紅龕集》)的理論影響。張瑞圖個性化的「狂禪」風格表現在：用曠放豁達、瀟洒自如的筆墨來抒寫文人化的氣質和情調；用激蕩跳躍、嫻熟迅疾的線條運動來表現書法的氣勢和力度；用率意而為、天趣自然的章法結構來塑造審美的意境和格局。黃輝(1559—1621)，字平倩，四川南充人。幼穎異，父子元，官湖廣御史。稍長，博極群書，年十五舉鄉試第一，久之成進士，曾任皇長子講官。刻意學古，詩文推陶望齡，書畫推董其昌，黃輝詩書齊名。他的楷書取法鍾元常，行書學顏、米，老於筆而深於學，揮運所及，輒自成體，雲卷霧收，令人心醉。尤其是蒼奧之氣，出縑楮之外，淵逸生動。行書有《自書詩卷》等存世。倪元璐(1594一1644)，字汝玉，號鴻寶。浙江上虞人。天啟二年(1622年)進士，官至戶、禮兩部尚書。他清廉正直，頂風抗疏，替東林黨辯誣，明亡之日，在北京自縊相殉。與黃道周一樣，人品、學問均為高絕，詩、文、書、畫無不精工。他的行書追求奇崛古拙的風神，結字奇險，又險中求穩，凌厲磅礴，姿媚橫出。用筆多藏鋒，時出顫筆，搖曳多姿。用墨變化很大，濃墨潤暈而靈秀，淡墨枯澀而留韻。整體來說，蒼古奇肆，沉雄酣暢。傳世作品有《七絕詩幅》等，風神散逸，意趣酣足。王鐸(1592—1652)，字覺斯、覺之，號嵩樵、十樵、痴庵等。孟津(今河南孟津)人。在崇禎朝，仕途不得意，南明時官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與馬士英、阮大鋮有交往。降清後亦官禮部尚書、大學士，謚文安。王鐸大部分時間生活在明朝，入清後只活了八個年頭。由於降清，土林不恥，死時只有錢謙益為其撰墓志銘，對其藝書作出肯定。至乾隆時，他與錢都被打入《貳臣傳》，身後寂寞多年，書法也被打入冷宮。儘管如此，當時有部分獨具慧眼之人也認識到王書的價值，如梁嗽、吳德旋，包括同時的黃道周、倪元璐也都評價甚高。王鐸自己曾對人說：「我無他望，所期後日史上，好書數行也。」王鐸的主要成就在行、草，無論巨幅長卷、大幅中堂，還是手札小品，都以霸悍雄強的氣魄、騰挪恣肆的風格獲得了巨大的藝術效果，表現了一種焦慮頹唐、狂逸絕望的心態，深具陽剛之美和粗獷之美。其忽左忽右、忽雅忽野、大齊大亂、既丑且美的多元矛盾統一的審美組合，是亂世之徵、末世之象，是狂笑，是絕叫。如其代表作《自書詩卷》、《杜詩長卷》等，渴筆焦墨，似虛還實，若剛若柔，真可謂得書法三昧者。他臨王羲之行書，經常變換為連綿的「一筆書」草書，在草書中又夾雜不少行書。他的創作理念前後頗為矛盾。一面倡導怪力亂神，一面高歌中庸雅正。其典型的「宗晉說」顯示了他複雜而矛盾的心態。但其行書整體上是縱而能斂，拙而能雅，險勁沉著，蒼鬱雄暢，體現出強勁的功力和雄強的氣魄，是大家公認的大家手筆。王鐸行草書是明代書法絢麗的餘輝，在專制社會中如晚霞一般照亮了書壇。一般著作將王鐸放在清初，如馬宗霍《書林藻鑒》即如此。但照顧到帖學之影響，王鐸成熟期應在明末，放在明末論述較好。雖康有為《廣藝舟雙楫》貶其草書為「能品下」，但馬氏所評「縱而能斂，故不極勢而勢若不盡」之語，得到了後世的廣泛認同，本書觀點亦從馬氏之說。（完）上一篇：元代行書特徵及代表書家下一篇：清代行書特徵及代表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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