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敗實為「文化力」之敗

海洋觀念比拼，消極「海防」難敵積極「海權」

在決定一個國家「文化力」的因素中，海洋觀念同樣佔據著非常重要的位置。中日分別作為大陸瀕海國家和海島國家，對海洋的認知和情感明顯不同，處理涉海事務的態度和原則也大相徑庭，核心是海權意識強弱懸殊。這種認知和情感、態度和原則，直接作用於兩國的海軍建設，也深刻影響到兩國對甲午戰爭的戰略指導。

以全球的眼光看，陸地和海洋是構成人類生存環境的基礎，是影響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生存方式和思想觀念的客觀條件。從地理條件上講，中國是一個典型的陸海兼備國家，西南高山屏障，北面大漠阻隔，東南瀕臨大海，中間平原遼闊。這樣的地理條件導致了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自給自足小農經濟高度發達。中國古人利用大陸資源就能夠生活得比較好，缺乏向海外進行貿易、爭取域外資源的動力。中國這樣的地理條件，也決定了在很長時間裡所面臨的威脅主要來自北方草原。歷代中原王朝修築長城，都在農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分界線上。

從中國歷史的整個發展脈絡可以看得出，中原王朝對外的主要戰略方向在北邊，基本任務是防範游牧民族的南侵。以「長時段」進行觀察，中國歷史的重心經歷過前後兩個大的變化。唐朝以前，是「東西軸心」時代，中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大戲，總體上都是在黃河一線展開。從先秦一直到唐朝，基本的對抗是東部與西部勢力順著黃河的對抗，最後誰能夠控制關中，誰就能夠得到天下。進入宋朝，特別是南宋以後，中國的歷史重心發生了重大的轉移，進入「南北軸心」時代。這個新的軸心就是京杭大運河，各種力量順著它南北對抗。一直到清朝前期，這種格局和特性都沒有發生根本變化，戰爭都是在南邊與北邊力量之間展開。合起來看，無論是「東西軸心」時代還是「南北軸心」時代，中國古代政治經濟的重心都在內陸，都沒有轉移到海邊，更沒有拓展到海上。

中國獨特的地理條件，與此相適應的農耕經濟和軍事安全問題，決定了中華民族在文化上始終是面向大陸背向海洋。歷朝統治者對海洋茫然無知，普通民眾對海洋漠然以對，整個民族嚴重缺乏海洋意識。特別是進入近代以後，在受到西方列強侵逼的情況下，仍然海權觀念淡薄，把海權問題矮化成「海防」問題，使海洋的通達性、海軍的機動性優勢完全沒有發揮出來。黑格爾曾站在歐洲遠遠地觀察中國，得出這樣結論：「在他們看來，海只是陸地的中斷，陸地的天限；他們和海不發生積極的關係。」

就日本的情況而言，雖然它緊鄰中國、遠離歐美，在近代以前主要受中國文化的影響，但島國的基本屬性使它在近代接觸西方文明以後，越來越願意將日本定位為海洋國家，特別是迅速接受了馬漢的海權論。明治天皇登基不久，就宣示要「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於四方」。到甲午戰爭前夕，在日本海軍部和內閣，對海權問題已經有了很深刻的認識。海軍大佐山本權兵衛提出重視海權的主張得到認同。山本權兵衛說：「大凡偏處海國，或領有海疆之邦……其無能掌握海權者，斯不剋制敵以操勝算，此古今東西莫易之義。」從日軍所擬制甲午戰爭作戰計劃看，它完全是圍繞攻擊北洋艦隊，奪取黃海、渤海制海權進行的，以海權的得失決定其他作戰行動。從兩軍作戰的實際情況看，確實是海戰決定勝負，海權就是主動權。

戰爭觀念比拼，和平主義不敵尚武主義

戰爭觀是構成戰爭「文化力」的重要因素。如何理解和平，如何看待戰爭，對軍事暴力從根本上抱持什麼態度？不同的國家和社會有不同的戰爭觀，並進而深刻地影響國家和社會的軍事活動和戰爭行為模式。中日雖然同屬東亞國家，但由於各自的生存條件和歷史積澱不同，到近代兩國兵戎相見時，雙方的戰爭觀差異甚是懸殊，並使清國清軍在這方面的「文化力」比拼中同樣落得下風。

中國傳統的戰爭觀形成很早，帶有明顯的和平主義特徵，強調以道德立國而不以兵立國，以仁義化育天下而不以武力強制天下，對戰爭暴力持一種謹慎乃至厭惡的態度。中國人的和平主義給歷史上那些曾經深入過中國社會或對中國封建社會有過較深入研究的西方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馬可波羅將南宋度宗皇帝描繪成「和平和正義之友」，說他「既不重視軍事，又不鼓勵百姓從事訓練」。可以說，和平主義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它建立在對人類生活的高度理解之上，代表著人類理性的較高發展水平。

然而必須看到，傳統的和平主義存在明顯功能缺失。由於它在價值觀念上對戰爭暴力持一種否定或傾向於否定的態度，這就使得國家和社會很容易缺乏尚武精神。出於和平主義觀念對武力的排斥，中國古人發明了一種「不得已而用兵」、「用兵如吃藥」的理論。明太祖朱元璋說：「國家用兵猶醫之用藥，蓄葯以治疾病，不以無疾而用藥。」認為軍隊和戰爭就好比毒藥，只有當國家和社會有病之時才迫不得已用它來以毒攻毒，一旦病好之後便不再需要它，甚至連「藥罐子」都要扔掉。這種觀念顯然會影響人們對戰爭準備的積極性，影響人們設計戰爭、參與戰爭的主動性。中國近代，從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一直到甲午戰爭，清朝上下在戰爭籌劃和實施上都表現出嚴重的消極傾向，總是在被動應付，在軍事改革問題上也是典型的「刺激反應」、「好了傷疤忘了疼」，無疑是與「吃藥軍事文化」分不開的。

日本軍事文化深受其武士道影響，在近代受西方列強的刺激，迅速地演變成軍國主義，形成一種比較極端的尚武主義戰爭觀。這種戰爭觀相對於中國的和平主義戰爭觀，一方面要血腥得多，另一方面也強勁得多。甲午戰爭使中日兩種不同戰爭觀在近代第一次正面碰撞，中國的戰爭文化面對日本武士道式的橫蠻，它的無助無力充分顯現出來，無論是戰場的官兵還是後方的民眾都沒有從自己的戰爭文化中找到精神動力。而同一時期的日本人，卻被它的戰爭文化鼓動得眾情激憤。為了進行戰爭鼓動，福澤諭吉發表《日清戰爭是文野之戰》一文，稱這場戰爭「是謀求文明開化之進步者與阻礙其進步者之間的戰爭，絕非兩國間的戰爭」。他將此役定性為「文野之戰」，認為文明淘汰野蠻實屬必然，無論採取何種方法都符合「大義」，都是「義戰」。這就使日本人在推崇武力、極端使用暴力手段方面找到所謂時代理念依據和心理解脫，變得更加有恃無恐、無所顧忌。

值得深思的是，中日兩國基於不同戰爭觀，在甲午戰爭中表現出不同的心態和行為方式，一個消極、一個積極，後果十分嚴重。對於中國來說，如何讓一個美好的價值取向同時成為有用有力的東西？如何在保持理性的同時始終充滿激情，在保持自我的同時積極開放接納世界？歷史留給我們嚴肅的考題。

海洋觀念比拼，消極「海防」難敵積極「海權」

在決定一個國家「文化力」的因素中，海洋觀念同樣佔據著非常重要的位置。中日分別作為大陸瀕海國家和海島國家，對海洋的認知和情感明顯不同，處理涉海事務的態度和原則也大相徑庭，核心是海權意識強弱懸殊。這種認知和情感、態度和原則，直接作用於兩國的海軍建設，也深刻影響到兩國對甲午戰爭的戰略指導。

以全球的眼光看，陸地和海洋是構成人類生存環境的基礎，是影響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生存方式和思想觀念的客觀條件。從地理條件上講，中國是一個典型的陸海兼備國家，西南高山屏障，北面大漠阻隔，東南瀕臨大海，中間平原遼闊。這樣的地理條件導致了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自給自足小農經濟高度發達。中國古人利用大陸資源就能夠生活得比較好，缺乏向海外進行貿易、爭取域外資源的動力。中國這樣的地理條件，也決定了在很長時間裡所面臨的威脅主要來自北方草原。歷代中原王朝修築長城，都在農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分界線上。

從中國歷史的整個發展脈絡可以看得出，中原王朝對外的主要戰略方向在北邊，基本任務是防範游牧民族的南侵。以「長時段」進行觀察，中國歷史的重心經歷過前後兩個大的變化。唐朝以前，是「東西軸心」時代，中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大戲，總體上都是在黃河一線展開。從先秦一直到唐朝，基本的對抗是東部與西部勢力順著黃河的對抗，最後誰能夠控制關中，誰就能夠得到天下。進入宋朝，特別是南宋以後，中國的歷史重心發生了重大的轉移，進入「南北軸心」時代。這個新的軸心就是京杭大運河，各種力量順著它南北對抗。一直到清朝前期，這種格局和特性都沒有發生根本變化，戰爭都是在南邊與北邊力量之間展開。合起來看，無論是「東西軸心」時代還是「南北軸心」時代，中國古代政治經濟的重心都在內陸，都沒有轉移到海邊，更沒有拓展到海上。

中國獨特的地理條件，與此相適應的農耕經濟和軍事安全問題，決定了中華民族在文化上始終是面向大陸背向海洋。歷朝統治者對海洋茫然無知，普通民眾對海洋漠然以對，整個民族嚴重缺乏海洋意識。特別是進入近代以後，在受到西方列強侵逼的情況下，仍然海權觀念淡薄，把海權問題矮化成「海防」問題，使海洋的通達性、海軍的機動性優勢完全沒有發揮出來。黑格爾曾站在歐洲遠遠地觀察中國，得出這樣結論：「在他們看來，海只是陸地的中斷，陸地的天限；他們和海不發生積極的關係。」

就日本的情況而言，雖然它緊鄰中國、遠離歐美，在近代以前主要受中國文化的影響，但島國的基本屬性使它在近代接觸西方文明以後，越來越願意將日本定位為海洋國家，特別是迅速接受了馬漢的海權論。明治天皇登基不久，就宣示要「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於四方」。到甲午戰爭前夕，在日本海軍部和內閣，對海權問題已經有了很深刻的認識。海軍大佐山本權兵衛提出重視海權的主張得到認同。山本權兵衛說：「大凡偏處海國，或領有海疆之邦……其無能掌握海權者，斯不剋制敵以操勝算，此古今東西莫易之義。」從日軍所擬制甲午戰爭作戰計劃看，它完全是圍繞攻擊北洋艦隊，奪取黃海、渤海制海權進行的，以海權的得失決定其他作戰行動。從兩軍作戰的實際情況看，確實是海戰決定勝負，海權就是主動權。

科技意識比拼，守成與創新的巨大差距

「文化力」比拼，還有一個方面就是科技意識比拼。科學技術能夠物化為武器裝備，科技意識則直接關乎科學技術的研發和創新。一個國家科技意識的強弱，最終會通過武器裝備的發展水平將自己的影響投射到戰場上。在這方面，甲午戰爭提供給我們的仍然是深刻教訓。

中華文化重道輕器，在總體上是缺乏科技意識的。最主要的表現，一是把先進科技視為「奇技淫巧」，在心理上排斥、制度上限制；二是對西方的科技發展缺乏敏感性，沒有危機感，漠視之冷待之。舉三個典型事例。

第一件事發生在1793年。當時馬戛爾尼率領英國使團訪華，代表大英帝國向清廷贈送了一批禮物，其中有天體儀、地球儀、銅炮、開花炮彈、自來火槍、能載110門火炮的「君王」號軍艦模型、望遠鏡、熱氣球等。馬戛爾尼以為這些物品足可以打動中國君臣們的心，出乎其意料的是，清朝君臣們卻反應極為冷淡。清朝名將福康安在受邀參觀英國使團衛隊的新式火器操演時，「意頗冷淡，岸然答曰：『看亦可，不看亦可。這火器操法，諒來沒有什麼稀罕！』」對英國人送的火炮和炮彈，清朝君臣們也不屑一顧，一直將它們擺放在圓明園而未曾使用過，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攻入圓明園時仍完好無損，英軍又將它們重新運回倫敦。要知道，英國軍隊後來在鴉片戰爭中所使用的大炮、步槍、望遠鏡和主力戰艦，與馬戛爾尼訪華時給中國人展示過的物品是基本相同的。

第二個事例，是關於清軍火炮技術失傳的。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發明並使用開花炮彈的國家(15世紀後半期)。然而，鴉片戰爭時林則徐和造炮專家黃冕竟然都鬧了不知道開花彈技術的大笑話。當林則徐好不容易了解到英軍的開花彈技術時，便急忙組織人力進行研究和仿製。一項地地道道的中國人的發明，卻在時隔三個世紀後由中國人第二次從西方引進，而當事者竟為之欣喜不已。又過了二三十年之後，左宗棠督兵西征新疆，在陝西鳳翔發現了明朝所遺開花炮彈的實物，不禁恍然大悟，發出這樣的感嘆：西洋「利器之入中土三百餘年矣，使當時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島族縱橫海上，數十年挾此傲我」。

第三個事例，講的是清初火器專家戴梓的故事。戴梓發明了一種連珠銃，也可以叫連珠炮，據記載銃背裝有彈匣，可貯存28發火藥鉛丸。有人稱之為早期的機關槍，不免有些誇張，但這種武器在當時確實是比較先進的。可悲可嘆的是，當他將連珠銃造出來後，卻不敢獻給政府，更不敢讓清軍使用。原因是什麼呢？就是他在晚上做了一個噩夢，夢中有人斥責他：上天有好生之德，這個武器殺傷力太大，傳出去你的子孫一個都留不下。其結果，這個連珠銃就真的沒有流傳下來。這是非常典型的文化壓抑技術發展的例子。

知道了這些事例，我們就一定能夠理解，為什麼當年北洋海軍成軍之後，技術和裝備上便都止步不前，不幾年就被日本海軍趕超，形成艦速、炮速和炮彈威力都不如日軍的嚴重局面。

反思甲午戰爭，到底是什麼在觸動我們的神經，什麼能夠增強我們的戰略理性？精神文化是人類社會的基因。「文化力」的較量是更深層次的較量。文化的自覺是根本性的自覺！

作者簡介

皮明勇 軍事科學院科研指導部部長，少將軍銜，研究員，軍事戰略學博士生導師。曾任第八屆全國青聯委員，軍事科學院首屆葉劍英科研獎獲得者。著有《中國近代軍事改革》、《湘軍》，參與編著《現代國防論》、《戰略學》等。

在甲午戰爭中，相對於中國的一盤散沙，日本表現出「舉國一戰」的決心。1894年9月，明治天皇將日軍大本營遷至距離中國較近的廣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