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125個故事之四

天災與人事——孔子故事之八一宋國遇到了大水之災，魯國派人前往慰問道：「上天雨水過量，危害到糧食作物的收成，災禍竟然連累到貴國，因此而導致執政者的擔憂，所以派遣為臣前來慰問。」宋人回應說：「寡人不仁，因為齋戒不夠誠實，徭役擾亂了百姓的生活，所以上天降下此災，又給貴國國君增加了憂患，以致勞煩先生前來。」孔子說：「看來，宋國大概會很有希望的。」弟子問：「為什麼呢」孔子說：「當初桀紂有過錯卻不承認，很快就滅亡了。商湯、周文王知道承認自己的過錯，很快就興盛起來了。有過錯而能夠改變，就好像沒有犯過錯一樣了。」宋國人聽到孔子的話之後，就早起晚睡，慰問死者，問候有病的人，全國一心，三年就使年成豐收而且政治平定了。（《韓詩外傳》三）雲塵子曰：人違背天地之道，難免天災人禍。能早一點按照天地之道行事最好，如果事先違背了天地之道，如果能認錯並且能夠悔改，然後盡人事做好，事情才會有改觀。即使您不承認「天人感應」，那麼，遇到天災的時候反思一下自己的所作所為是否違背道義，然後改變錯誤，總是應該的吧？進善關鍵在於任賢——孔子故事之八二齊國國君向晏子問道：「成立政事最令人憂患的是什麼？」晏子回答道：「最令人憂患的是善惡不分。」齊國國君道：「怎麼樣分別是善還是惡？」晏子回答：「審慎地選擇左右大臣。左右大臣能夠善，那麼，群臣同官就都能各自得到合適的人選，從而使善惡分明。」孔子聽說之後說：「此話絲毫不錯。善言能進入朝廷，那麼，不善之言也就沒有途徑進入朝廷；如果沒有人進善言，那麼，善言也就沒有途徑進入朝廷了。」（《說苑·政理》）雲塵子曰：善言不進，則政事不明；要聞善言，需要任用賢人。身邊多賢人，所聞也就多善言；身邊多奸佞，所聞也就多諂媚；身邊多小人，所聞也就多名利。治國如此，做人又何嘗不是如此？有法律卻用不到才好——孔子故事之八三魯國有父子兩人打官司，季康子說：「殺掉他們。」孔子說：「不可殺。民眾不知道兒子狀告父親不是好事，已經很久很久了，這是上級官員的過錯啊。如果上級官員有道義，那麼這樣的人也就不會有了。」季康子說：「治理百姓以孝道為本，現在殺掉一人而懲治不孝之徒，不是也可以嗎？」孔子說：「不先用孝道來教化就採用殺戮的方式，這是暴虐地殺害無辜。三軍打了敗仗，不可因此而殺掉軍兵；訴訟之事處理得不正，不可因此而用刑罰進行懲罰。上級官員先行教化而能使百姓服從善政，那麼，百姓就會順風而從。自身行得端正，然而百姓不順從善道，然後再設置刑罰來加以懲治，那麼，百姓就能知罪了。幾尺高的牆，百姓不能越過；幾百尺高的山，即使是兒童也可以一步步地登上山頂。這是因為循序漸進。如今的情況是，仁義已經衰落很久很久了，百姓怎會不違背仁義呢？《詩經》中說："使民不會迷心性。』當初，君子引導百姓而使百姓不迷失心性，因此可以不用威嚴暴戾之法，設置了刑罰卻可以不使用。」於是，狀告父親的兒子聽說了此話之後，就請求放棄狀告了。（《說苑·政理》）樹德與樹怨——孔子故事之八四孔子的弟子子羔，名叫高柴，他在衛國從政期間，曾經對一個人用個砍斷腳的刖(yue4)刑。衛國君臣發生動亂的時候，子羔要逃走，來到城門，發現城門已經關閉了。守門的人就是那個曾經被子羔砍斷腳的那個人。那人說：「在那邊城牆上有個缺口，可以逃走。」子羔說：「君子不能從缺口過去。」那人說：「另外那一邊有個洞口，可以逃走。」子羔說：「君子不能鑽洞逃走。」那人說：「這裡有一間房子可以躲避。」於是，子羔進入了那座房子。追兵過去之後，子羔要離開，對那個受刑的人說：「我不能損害國君制訂的法令，因而用刑砍斷了您的腳。我現在逃難，這是您報仇報怨的好時候，您為什麼還會幫助我逃避災難呢？」那人說：「砍斷我的腳，本來就是因為我犯了罪，那是無可奈何的事情。當初您審判臣的時候，一開始先根據法律尋找減輕臣刑罰的方法，是想要讓臣免於法律的懲罰，這是臣很明白的；在審判完了定罪的時候，要確定刑罰了，您很莊重傷感，都可以從表情上顯現出來，這個也是臣很明白的。您不是因為私情而要對臣徇私舞弊，只是因為有天生的仁人之心，才會自然而然地這樣做。這是臣要使您逃避災難的原因。」孔子聽說之後說：「善於做官吏的人，儘力樹立起自己的品德；不善於做官的人，總是會多構成怨敵。用公正之心來指導自己的言行，大概可以說子羔做到了。」（《說苑·尊賢》）是王道還是霸道？——孔子故事之八五齊景公向孔子問道：「秦穆公，他的國家很小，又在很偏遠的地方，卻能夠成為霸主，為什麼呢？」孔子說：「秦穆公的國家雖小，但是他的志向很大；所處的地方雖然偏遠，但是他的政令卻很不錯。他的一舉一動都很果斷，他在與臣子商量事情的時候很和諧，他下達政令的時候很謹慎而不隨意。他親自用五張羊皮從囚徒之中換出了賢人百里奚，跟百里奚交談了三天，把國家的政治大事交給了百里奚。按照這樣的做法去做，即使是成為王者也是可以的，只成了一個霸主就已經算小的了。」雲塵子曰：國家不在於大小，而在於是否使百姓安居樂業；國家處在什麼地方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政令是否公正嚴明。按照王道仁政來治理國家，或許達不到王道的高度，但是，也可以使國泰民安。對於意欲成為霸主的人來說，會把王道也誤認作霸道；對於仁人君子來說，即使是要成為霸主，也需要遵循仁義道德。（《說苑·至公》）身份地位的變化與本分——孔子故事之八六孔子說：「當初，周公在文王之下做事，行為不專斷獨行，在做事的時候不任由自己的想法去做，因為事情是由眾人所確定下來的，如果各人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就會出現許多意想不到的混亂；身體好像連衣服都支撐不起來的樣子，說話的時候好像說不出口的樣子，在文王面前拿著東西的時候，非常虔誠好像是惟恐失手一樣，因為對待國家大事不能不恭恭敬敬，百般地謹慎小心。這樣可以說真是體現了兒子侍奉父親之道。周武王駕崩之後，周成王年紀幼小，周公繼承文王和武王的事業，登上天子之位，擔當起了天子所應當承擔的政治大事，征服了夷狄的叛亂，懲罰了管叔和蔡叔的罪過，懷抱著周成王而朝見諸侯，該罰的就罰，給賞的就賞，該制訂法度的就制訂法度，該決斷的事情就決斷，沒有什麼顧慮，威風震動天地，使海內振作敬畏。這樣可以說是夠威武的了。周成王長大之後，周公把政事交還給成王，然後自己稱臣而在成王之下做事，請求獲准之後才去行動，毫無矜持居功的表情。這樣可以說是完全符合臣子之道了。所以，人只是一個人，但能因為身份和地位不同而變通，是要與所處的時間和地位相應的。」（《韓詩外傳》七）雲塵子曰：一個人的身份和地位不會不變，關鍵在於言行與身份和地位相應，這是守本分、盡職責的做法。做子女的時候能盡子女的責任和義務，做父母的時候能盡父母的責任和義務，做臣子的時候能盡臣子的責任和義務，做國君、天子的時候能盡國君、天子的責任和義務，大概這才能叫做「名副其實」、「素其位而行」吧？有禮受上賞——孔子故事之八七趙襄子在晉陽被圍困了，解圍之後，賞賜了五位有功之臣。高赫沒有立功，卻受到了上等賞賜，那五位立功之臣都很憤怒。張孟談對趙襄子說：「在晉陽的時候，高赫沒有什麼大功勞，如今卻給他上等賞賜，為什麼？」趙襄子說：「我在被圍困的時候，沒有失去臣子對君主之禮的，只有高赫一個人。你們雖然有功，都很驕傲，所以，寡人給高赫上等賞賜，不是很應該的嗎？」孔子聽說此事說：「趙襄子可以說是善於賞賜士子的人啊！賞賜一個人，因而天下的人臣，沒有敢失去君臣之禮的了。」（《說苑 復恩》）雲塵子曰：禮，不是用來維護國君的，而是用來維護國家秩序的。君臣之間沒有秩序，朝廷就會混亂，國家政令無法落實；國家沒有秩序，人人驕傲，沒有互相尊重之情，不僅國家會亂，而且百姓會因此而遭殃。有功之臣固然該賞賜，但是，雖然能立一時之功，如果失去維持秩序的禮儀，進而自高自大、自以為是，卻可能危害國家百姓以及自身。君子堅持道義而又守禮，孔子說：「不學禮，無以立。」又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仁政與法律的問題——孔子故事之八八孔子來到衛國，有人對孔子說：「公甫這個人沒有能力審案子。」孔子說：「不是公甫沒有能力審案子。公甫在審案子方面能夠做到的是，讓有罪的人畏懼，讓無罪的人知道什麼叫做羞恥，這樣百姓就能越來越知道禮義了。」「古人的刑法是盡量求簡明，今人的刑法是儘力求煩瑣。因為在教化方面，古人是先重視禮然後再用刑法，所以刑法簡明；今人與此相反，沒有禮的教化，只想用刑法來整治天下，因此刑法越來越煩瑣。《書經》上說："伯夷先頒布禮儀，用刑法使民折服。』這是說先有禮儀，然後再用刑法。又說："殷商的刑罰有條不紊。』今人與此相反，各個諸侯國的法不相同，每個國君的法又不同，審案的標準不一致，所以難以成為永遠可以依據的法。」「今人審理案件，想方設法置人於死地；古人審理案件，想法設法使人能生存。不知道如何使人減少犯罪而得以生存之道在於先有禮的教化，就只能用刑罰來殺戮了，從國君到臣子都是如此。」孔子說：「審案子的時候，即使是審問得很清楚明白，也一定要對被告有憐憫之情。死去的人不可能復生，手足被砍斷了不可能再接上啊。《書經》上說過："必須用憐憫之心去審案。』」「所以，如果刑法過嚴就會導致錯殺無辜，那還不如使刑法寬容，即使有犯罪者漏網又能怎麼樣？如果要通過增加罪名來震懾人，那還不如讓有過失的人得以赦免。」（《尚書大傳》）雲塵子曰：眾人大多會覺得罪犯可恨，所以，恨不能斬草除根，卻忘記了他們與我們一樣是活生生的人，也有父母、親人。眾人很容易見到法律懲罰的效果，卻看不見禮義的效果，所以，對禮義不重視，卻反而非常推崇法律。培養眾多的法官律師，與培養更多的為人師表的教師，哪個更好呢？用韁繩還是用鞭子？——孔子故事之八九孔子在衛國，衛國的將軍文子問：「有罪的人知道畏懼，這是審案的人明察以及用刑恰當。無罪的人知道什麼叫做羞恥，是什麼意思呢？」孔子說：「用禮義來作為行為規範，這叫做"齊之以禮』，這樣，百姓就能知道什麼叫做羞恥。用刑罰來使人害怕受刑罰，百姓就知道畏懼了。」文子說：「如今，是用刑法作為行為規範，刑法的規定已經夠全面了，卻仍然無法減少犯罪，如果用禮義作為行為規範，又怎麼能行得通呢？」孔子說：「用刑法作為行為規範，就好比是在駕車的時候用韁繩；用刑法作為行為規範，就好比是在駕車的時候用鞭子。用韁繩來駕車，一牽動韁繩，駕車的馬就知道怎麼辦了，這是駕車的好方式。如果不用韁繩卻用鞭子，那麼，駕車的馬就可能不知道應該走什麼道路了。」文子說：「用駕車來打個比方，右手抓著韁繩，左手拿著鞭子，不是見效也很快嗎？如果只是拿著韁繩，馬還知道畏懼嗎？」孔子說：「我聽說，古代那些善於駕車的人，手中抓著像絲帶一樣的韁繩，駕轅的兩匹馬走起路來就像舞蹈一樣，這不是說用鞭子來作為輔助才達到的效果。因此，前代君王對禮義格外重視，而把刑罰放在次要地位，所以，百姓樂於服從命令。如今廢棄了禮義，卻對刑罰格外重視，所以，百姓更加暴亂了。」文子說：「吳國和越國的風俗沒有禮義，但是，吳國和越國也能得到治理，這是什麼道理呢？」孔子說：「吳國和越國的風俗是，男女沒有分別，在同一條河流之中沐浴，百姓之間會輕易地相互侵犯，所以，它們的刑罰很重，但是，見效甚微，這是因為沒有禮義的緣故啊。中原一帶的教化是，男女之間有內外之別，所用的器物服飾不同，所擔負的責任和義務不同，所以，百姓醇厚而且守法，刑罰可以很輕，卻能夠見效，這是因為有禮義的緣故啊。」（《孔叢子·刑論》）缺乏教化生盜賊——孔子故事之九十孔子說：「百姓生活最重要的是穿衣吃飯問題，在上位的人不用禮義教化百姓，當百姓生活遇到窮困的時候，當遇到飢餓或寒冷的時候，不去為非作歹的人就會很少。所以，古人對於盜賊，雖然厭惡卻並不主張殺掉他們。如今不先去教化百姓，卻一心只想著要殺掉成為盜賊的百姓，因此，即使是用盡了刑罰卻無法再使百姓向善，即使刑罰嚴酷卻無法使罪犯減少。」（《孔叢子·刑論》）雲塵子曰：賢人君子不被重用，則政令不正，沒有聽說過哪個貪官污吏能夠推行禮義教化。能夠推行禮義教化的人，只能是賢人君子。孔子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孟子說：「無恆產而有恆心者，唯士為能。」所以，盜賊眾多，首先要想到的，是賢人君子是否得到了任用，怨恨乃至殺掉盜賊，不僅不能減少盜賊的數量，而且會使人們減少惻隱之心。不是說有了禮義教化就沒有了天災，但是，有了禮義教化卻可以減少人禍，卻可以在遇到天災的時候是百姓不會去做強盜。政治的關鍵，在於先行教化而使百姓不成為盜賊，而不是在盜賊產生之後去懲罰盜賊。否則，便是本末倒置。孔子審案與誅殺少正卯——孔子故事之九一孔子擔任魯國司寇，在審案時一定要公開審理，大家都真誠地站立著，然後官員們紛紛參言，某甲認為怎麼樣，某乙認為怎麼樣。然後又說，某某認為如何，某某怎麼說，辨別清楚之後，君子應當按照某某的說法來加以斷定。憑藉著君子的智慧，難道還需要聽某某人怎麼說，然後才知道如何斷案嗎？當然不是，但是，這是君子的謹慎小心與謙恭禮讓。如果文辭有需要與人共同商訂的，君子就不會獨斷專行。孔子擔任魯國的司寇，七天之後，在東觀這個地方誅殺了少正卯。孔子的門人恭敬的前來見孔子，來到的人都沒有說話，但是，他們的心意卻是一樣的。子貢最後來到，踏著小步快走向前，說：「少正卯是魯國的有名人物，夫子剛剛開始從政，為什麼先要誅殺他呢？」孔子說：「端木賜啊，這不是你所能理解的。推行王道的人要誅殺的人有五種情況，盜竊不在這五種之中。第一種是內心非常清楚卻用心險惡，第二種是言辭虛偽卻能言善辯，第三種是行為乖僻而又頑固不化，第四種是所立之志愚昧卻又好像無所不知，第五種是順從錯誤而又添油加醋。這五種情況，都會被人誤認為是能辨明是非、機智聰明、博識通達，但是，而事實恰好相反。如果一個人的行為是虛偽的，那麼，憑藉這樣的才智就足以改變人們的是非觀念，憑藉這樣的頑固強硬就足以使自己立足，這是奸人之中的梟雄啊，不能不誅殺。有這五種情況中的一種，就不能不誅殺，如今少正卯兼有這五種情況，因此要先誅殺他。以往，商湯誅殺了蠋(zhu2)沐，姜太公誅殺了潘阯(zhi3)，管仲誅殺了史附里，子產誅殺了鄧析。這四個人，加上少正卯，一共五個，沒有不應該被誅殺的。誅殺他們，不是因為他們白天去攻掠盜取，晚上挖洞竊取，而是因為他們都是使國家傾覆之徒啊。這本來就是容易令君子疑惑，而愚昧的人所不理解的事情。《詩經》中說："心中暗暗常擔憂，惟恐小人覆家邦。』就是說的這麼道理。」（《說苑 至公》、《說苑 指武》）雲塵子曰：孔子是否曾經誅殺少正卯，爭論紛紛，莫衷一是。雲塵子傾向於承認有其事，即使沒有其事，也可以通過此事來說明一個道理。近百年來，否認此事者，一般認為孔子講仁義，不會這樣殺人，這件事好像是違背了孔子的仁義之道；肯定此事者，一般是為了否定甚至批判孔子。雲塵子認為，孔子學說是「道德禮樂政刑」六個方面的一貫，不能沒有「刑罰」，雖然說最好是有刑法而用不到，但既然有刑法，在應該用的時候卻不能不用。即使僅僅從「仁義」來說，也絕不是只講「仁」，而不講「義」，只是「義」必須以「仁」為前提和基礎。身為魯國的司寇，不能不為國家百姓的安危著想。內心非常清楚卻用心險惡，言辭虛偽卻能言善辯，行為乖僻而又頑固不化，所立之志愚昧卻又好像無所不知，順從錯誤而又添油加醋，有這樣五種情況的人，一旦顛倒了國人的是非之後，其危害是長期的、廣泛的，而且是難以挽回的，等到他們的危害已經造成了，然後再去誅殺，誰能能力去挽救那些已經受害的人呢？所以，誅殺一人而使天下安寧，防微杜漸而不使災害成為現實，這正是聖人的遠見卓識、高瞻遠矚。孔子誅殺少正卯，不是不知道會被君子所疑惑，不是不知道會被眾人所誤解，但是，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安危，應該當機立斷的就必須當機立斷，即使被人誤解甚至侮辱又有什麼可擔憂的呢？君子從政本來就不是為了名譽，而是為了國泰民安，而是為了堅持道義。有人說，孔子殺少正卯是為了報私仇，此說不值得一駁；有人說，孔子殺少正卯，根本沒有審訊，而是私自殺掉，可是，殺人與誅殺是不一樣的。誅殺，是因為其人有罪而應當被殺，誅殺這樣的人，正是為了眾多的百姓的安寧。所有記載此事的書籍中，都沒有記載審訊的過程，但是，也從來沒有說過沒有經過審訊就誅殺了少正卯，根據《說苑 至公》篇中的記載，依據情理來推斷，孔子不可能隨便殺掉一個魯國的著名人物；孔子身為司寇，如果沒有審訊就殺掉罪犯，孔子會給魯國的所有掌刑官員開這樣濫殺的先例嗎？大雪三天卻不寒冷？——孔子故事之九二齊景公的時候，大雪下了三天，一直不停。齊景公身穿白色狐皮大衣，坐在朝堂的一側。晏子前來朝見，站立了一陣子之後，齊景公說：「真奇怪！大雪下了三天，卻一點也不冷。」晏子回答道：「天不冷嗎？」齊景公笑了。晏子說：「晏嬰聽說，古代的賢君，自己吃飽了能知道有人在飢餓著，自己溫暖了能知道有人在寒冷中，自己安逸了能知道有人正在勞累著。如今君不知道這些。」齊景公說：「說得好！寡人明白你的意思了。」於是，拿出皮衣，散發糧食，給飢餓與寒冷的人。下達命令說，看到有人在路途之上，不用問家鄉在何處；看到在街巷中的人，不用問他是誰家的；走遍全國統計人數，不用記名字。對於既要勞動又要讀書的人，按兩個月的數量發給；對於有疾病的人，按兩年的數量發給。孔子聽說之後說：「晏子能夠明白百姓的願望，齊景公能夠把善落實下去。」（《晏子春秋 諫上》）雲塵子曰：空談仁義，即使連篇累牘，也無濟於事。真心替下屬以及百姓想一想他們需要什麼，然後盡心儘力地去滿足人們的願望，這才是真正的仁義。帝堯向打草的砍柴的人詢問政令得失，這是主動關注百姓的願望。齊景公沒有想到，經過晏子提醒而意識到，馬上落實，這也為時不晚。最難辦的是，自己不去主動了解下屬以及百姓的願望，有人提醒了卻仍然置若罔聞。葯醫不死病——孔子故事之九三孔子來到齊國，晏子在國賓館接待孔子，宴席結束之後，在那裡私下會見孔子說：「齊國已經在危險之中了。打個比方來說，就好像是一輛沒有車閘的車子而來到了萬丈深淵的邊緣，最後不顛覆恐怕是不可能的了。先生是與我心相通的，假如先生把齊國作為先生施展抱負的地方，或許還可以得意補救，希望先生不會有所隱藏。」孔子說：「已經不可救藥的病是無法醫治的。國家的政令好比是國君手中用來控制車子的韁繩，是用來控制國家趨勢的。現在，齊國國君失去這個韁繩已經很久了，先生即使要用肩膀頂著車盤兒，兩手扶著車輪，也難以達到目的啊。不過，這樣也還能使齊國國君以及先生本身維持下去，在此之後，齊國恐怕就要屬於田氏了。」（《孔叢子 嘉言》）雲塵子曰：《史記》記載，扁鵲經過齊國的時候，拜見齊桓侯，告訴他說：「國君有病，病在肌膚之中，現在不治，恐怕病情會加深。」齊桓侯卻說：「寡人沒有病。」五天後，扁鵲又來拜見齊桓侯，告訴他病情已經到了血脈之中，齊桓侯很不高興。又過了五天，扁鵲再來，告訴他說他的病已在腸胃之中，齊桓侯還是不高興。又過了五天之後，扁鵲見到齊桓侯，轉身就跑，因為已經病入膏肓。然而，又過了五天之後，齊桓侯才發現自己確實有病，再去召見扁鵲，扁鵲已經逃走，齊桓侯於是病死。這個故事很多人都知道，但是，能夠從中吸取教訓的人卻不多。眾人不知自己有病，像扁鵲一樣的名醫說他有病的時候，眾人不僅不信，而且會詆毀扁鵲，但是，等到病入膏肓的時候，眾人知道自己有病了，卻為時已晚，扁鵲又有什麼辦法呢？當國家之病已經進入膏肓的時候，即使是聖人，也只能盡心儘力而已，卻無法回天。醫家說：「不治已病治未病。」雖然任何人都會有死亡的一天，但是，早一點聽從扁鵲這樣的名醫的話去治療，固然不能免於一死，卻可以壽終正寢。同樣道理，雖然任何國家都會有被取代的一天，但是，早一點按照聖賢之說去做，固然不能使國家永久存在，卻可以無疾而終吧？孔子說：「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曰守也。」東郭亥要攻打田氏——孔子故事之九四齊國人東郭亥想要攻打田氏，帶著禮物前來拜見孔子，準備諮詢一下。孔子說：「您所做的事是合乎義的，我孔 丘卻不足以與您謀劃此事。」孔子向子貢作了一個揖，讓他來回答東郭亥的問題。子貢說：「現在，您只是一個士，地位卑下卻想要圖謀一件重大的事情。地位卑下，人們就難以跟從；圖謀的事情太大，人們就會畏懼。這恐怕不是您所能擔當起來的重大事情啊，何不放棄呢？這就好比說是拿一根線，卻要懸掛起千鈞重的東西，而且是懸掛在極高極高的地方，下面垂在極深極深的地方，被人看到以後都會哀嘆這個東西必然會斷絕，但是，這樣做的人卻不知道其危險性，大概您所做的事就屬於這一類吧？馬正在害怕的時候，卻又敲起鼓來使它驚恐；懸掛著千鈞重物的線正要斷絕，缺又再給它加大重量。馬受到驚嚇必然會飛奔，車子恐怕就會翻了，即使用六根韁繩也禁受不住。懸掛千鈞重物的線從高處斷絕，墜入到無限的深淵之中去，其危險是一定很大的。」東郭亥聽著，顫抖著跪倒在地說：「我不做這件事了，希望您不要再說了。」之後，孔子告訴子貢說：「東郭亥是要做符合義的事，你只要告訴他難易的程度就可以了，為什麼要讓他恐懼呢？」（《孔叢子 嘉言》）雲塵子曰：即使所做的是符合道義的事，也需要量力而行，而且要觀察時勢，否則，可能既危害自己又危害國家。有人要做符合道義的事，前來詢問，應當從難易程度來解說，而不應先從利害來說，更不應該用可能造成的危害了使人恐懼。從難易程度來說，不違背道義，說出自己的意見而使人自我決定即可；先從利害來說，則已遠離道義，而且是直接替人做決定了。君子可以為人謀，但不可以替人做決定。苛政猛於虎也——孔子故事之九五孔子來到北方的山戎氏居住的地方，遇到一位婦女在路邊哭泣，哭得非常哀痛。孔子停下車來問道：「為什麼哭得這麼哀痛呢？」那位女子回答道：「去年老虎吃掉了我的丈夫，今年老虎吃掉了我的兒子，因此而哀痛。」孔子說：「唉，既然如此，為什麼不離開這個地方呢？」女子說：「這裡的政令公平，這裡的官吏不苛刻，因為這個原因我不能離開這裡。」孔子回頭對子貢說：「弟子們記住：政令不公平，官吏苛刻，竟然比虎狼的危害還嚴重啊！《詩經•小雅•雨無正》中說："政令不平民飢謹，四國諸侯相征伐。』政令不公平，竟然會導致四個國家相互征伐殺戮，豈止是只有兩人受害呢？他們不離開這裡，就是這個道理啊。」（《新序 雜事五》）雲塵子曰：戰爭、天災對人的危害，有目共睹，然而苛政的危害，卻常常被人忽略。戰爭因何而起？掌權者若行仁政，就不會發動戰爭；掌權者若行苛政，百姓將永無安寧之日。虎狼之害雖嚴重，但在遇害之前，畢竟還能過一段安寧的日子。孔子為什麼在這裡引用《雨無正》這首詩呢？《毛詩序》說：「《雨無正》，是大夫譏刺周幽王的詩歌。雨從天而降，眾多如雨，違背為政之道。」因此，究竟是行仁政還是行苛政，取決於掌權者。《孟子•滕文公下》說：「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是「借」還是「取」？——孔子故事之九六孔子在季孫氏那裡侍坐，季孫氏手下一個名叫「通」的主管說：「國君派人前來借馬，是否借給國君呢？」孔子說：「我聽說，國君用臣子的東西用來治理國家，只能叫做取，不叫做借。」季孫氏醒悟過來，告訴那個名叫通的主管說：「從現在開始，國君要來取什麼東西就說是來取，不要說是來借。」孔子糾正了「借馬」的說法，這是「正名」的體現，這樣一來，君臣之間的禮義就確定了。《論語》中說：「名分一定要端正。」《詩經》中說：「不可輕易而言說，切莫隨意而行事。」言行怎能不慎重呢？（《新序 雜事五》）雲塵子曰：此段故事中的說法，很容易被理解為國家的一切都是國君私有的，所以可以隨便取，但是，不能忘記「正名」首先是要從國君做起。國君把國家的一切當作私有財產一樣隨意取用，來為自己謀私利，這種想法或做法本身就是「君不正」。另外，在國君取用東西的時候，取之於臣子與取之於民眾，兩者還是有區別的。當國君行得正、做得端的時候，取用臣子以及民眾的東西都只能是用以治國，而不能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私利。顧亭林先生說：「國家興亡，肉食者謀之；天下興亡，匹夫與有責焉。」身為臣子，當然是肉食者，國家政令是否符合仁義，國家民眾是否能安泰，都是直接與臣子的言行相關的，而且是否能夠國泰民安，也是與君臣息息相關的，所以，臣子的一切對於國家來說並非私有的，當國君治理國家需要用的時候，只能說是「取」而不是「借」，——「借」便意味著某東西是某個臣子私有的；當國君不是為了治理國家的需要而從臣子那裡「取」東西的時候，就不是「取」，而是「奪」。至於民眾的東西，國君當然也不是「借」，但是，國君為了私利而「取」，不僅是「奪」，而且是「虐」，因為國君對於民眾應該是「惠而不費」，應該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因為「君使民以義」，而不能違背仁義原則。在國家政令有道義的前提下，在自己的民族遭到外來侵略的情況下，任何一位國民都有自己的責任和義務。向東擴建宅子是不吉祥嗎？——孔子故事之九七魯哀公向孔子詢問：「寡人聽說，坐北朝南的宅子如果向東擴建是不吉祥的，確實有這樣的情況嗎？孔子說：「對於治國來說，不吉祥的情況有五種，向東擴建房子不在其中。損害別人而有利於自己，這是自身的不吉祥；捨棄年老之妻而娶年輕之妻，是家庭的不吉祥；捨棄賢德的人而用不賢德的人，這是國家的不吉祥；年老的人不行教化，年幼的人不知學習，這是風俗的不吉祥；聖人隱伏藏匿而愚陋的人執掌大權，這是天下的不吉祥。所以說，不吉祥的情況有五種，向東擴建房子不在其中。《詩經》中說："各自敬守其禮儀，天命從來不改變。』沒有聽說向東擴建房子能改變天命。」（《新序 雜事五》）雲塵子曰：坐北朝南的宅子如果向東擴建究竟是否吉祥，這是建築風水方面的問題，一個國家的國君需要關心的是政令得失的問題，是國計民生的問題，風水問題，不是國君所應當關心的職責。國家之中，有損害別人而利己的，有捨棄老妻而求新歡的，有棄賢而用不肖的，有老者不教而幼者不學的，有聖賢隱伏而愚人掌權的，國君不關心這樣的事情，卻去關心風水問題，則是失職、瀆職。唐代李商隱《賈生》詩說：「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君子尚理不尚辭——孔子故事之九八孔子弟子宰我（諱予，字子我）問：「君子崇尚言辭嗎？」孔子說：「君子崇尚道理。擁有廣博的知識卻不懂得貫通其中的要道，不符合君子真知的要求；辭藻繁麗，夸夸其談，不符合人們想要聽的願望。」孔子又說：「我從宰予那裡，贊同他所說的話可以類比；從端木賜那裡，贊同他說的話能夠切合時事。可以類比，就足以使人理解；能夠切合時事，就足以使人知道畏懼可能犯的過失。」（《孔叢子 嘉言》）雲塵子曰：君子之學，要學的是道理，雖然知識技能之類越廣博越好，但是，廣博卻不能一以貫之，終究不能明白道理。道理不明則不能舉一反三，不能舉一反三，不僅事倍功半，而且失誤必多。所以，孔子說自己不是「多學而識之者」，而是「一以貫之」。任何人聽人說話，都不是為了聽人說的話多少，也不是為了去欣賞他的話說得多麼富麗堂皇，而是要從中學習道理。沒有道理的話，雖多又有何益？說話的時候，無法面面俱到，最好的方式是以小見大、以近及遠。針對某件具體事情的時候，不能離題萬里而使人不著邊際，而要點名具體原則。從誤解到受益——孔子故事之九九孔子剛剛在魯國被任用的時候，魯國人怨恨地唱著這樣一首歌謠：「身穿鹿皮襖，卻又戴蔽膝，何不放棄他，放棄方有益。既然戴蔽膝，還穿鹿皮衣，何不放棄他，放棄無怨語。」任用孔子三年之後，魯國的男子在道路的左邊行走，女子在道路的右邊行走，財物遺失在道路上，百姓沒有人拾起來據為己有。（《呂氏春秋 先識覽 樂成》）雲塵子曰：自古能夠識別聖賢者向來稀少，平民百姓常常會對聖賢有誤解。所以說「民不可與謀始」。當聖賢執政之後，仁義禮樂通行於天下，風俗因此而淳正，百姓因此而獲得生活安寧而無憂，然而，聖人並不想讓百姓對他感恩戴德而予以歌頌。所以說「可與民樂成」。賢人的關鍵作用——孔子故事之一零零晉國人要攻打鄭國，讓叔向前去探聽一下情況，看看鄭國是否有賢德的人才。叔向來到鄭國，見到子產。子產吟誦了《國風 鄭風 褰裳》中的詩句：「你若有心思念我，我將渡河以相聚。你若絲毫不想我，豈無他人合我意。」叔向回到晉國說：「鄭國有賢德之人，有個子產在那裡，不能攻打。秦國與楚國距離很近，從他所吟誦的詩來看，鄭國與我們有二心，不能攻打。」於是，晉國放棄了攻打鄭國的計劃。孔子說：「《大雅 盪之什 抑》中說："爭競只須有賢人。』子產只是吟誦了一段詩，鄭國便因此而避免了一場戰爭災難。」（《呂氏春秋 慎行論 求人》）雲塵子曰：國家賢德之人在位，在和平時可以國泰民安，在有危險時可以化險為夷，在災荒時可以共度難關。如果沒有賢德的人，平時也許還沒有事，一旦遇到危難，則將國亡民困。官員不是國君的僕人——孔子故事之一零一周武王率領軍隊來到殷商京城的郊外，衣服的帶子鬆動脫落了。當時，在周武王身邊有五位大臣：周公旦、召(shao4)公奭(shi4)、太公望、蘇公忿生和畢公高，卻沒有一個前去替武王弄衣帶。他們說：「我們在君王屬下做事的目的，不是要替君王弄衣服帶子。」武王左手放下旗幟，右手放下儀仗器物，自己把帶子弄好了。孔子聽說之後說：「這五個人要在君王屬下做事的目的，正是使不賢德的君王不安的原因。」（《呂氏春秋 不苟論 不苟》）雲塵子曰：官員在國君屬下做事，是做道義之事，不是做國君的僕人，因此，國君的個人事情必須由國君自己處理，或者由僕人來做，而不是官員的職責。不賢德的國君，總是想使得官員成為自己的僕人，於是，自己便為所欲為，最終將會私天下、傲天下，因而失去道義、禮義。國君納諫與大臣勸諫——孔子故事之一零二晉平公說出了違背道義的話，師曠舉起琴來砸了過去，砸到了晉平公身上，並且碰壞了宮廷的牆壁。晉平公的左右侍臣想要把牆壁修整好，晉平公說：「不要修整了，用它來記錄下寡人的過失吧。」孔子聽到以後說：「晉平公不是身體不痛，而是想使人能夠勸諫他的過失。」（《淮南子 齊俗》）雲塵子曰：國君言行違背道義，大臣勸諫而國君不止，接下來的就是民眾的怨恨，乃至憤而起來造反，是國君咎由自取。大臣不諫止，是大臣失職，甚至可以說是對百姓、對國家、對國君的不忠。大臣的勸諫方式不符合禮義，往往起不了作用，還有可能招致禍患。一時之功與長久之利——孔子故事之一零三當初，晉文公將要跟楚國在城濮交戰，召來他的舅舅子犯而問道：「楚國人多，我們人少，怎麼辦才好呢？」子犯對答說：「臣聽說，禮數繁多的國君不在乎禮儀道德，戰事繁多的國君不在乎欺詐，您也用欺詐的方式就可以了。」晉文公把舅舅子犯的話告訴了雍季。雍季說：「把湖水弄乾涸以得到魚，不是得不到，但是，第二年就無魚了。焚燒山林然後打獵，不是得不到獵物，但是，第二年就沒有禽獸了。虛偽欺詐的做法，雖然現在可以偶然僥倖獲得成功，但是，以後將難以再被人信任，所以，不是長久之計啊。」晉文公採用了舅舅子犯的說法，然後在城濮打敗了楚國，回師之後行賞賜的時候，卻對雍季的賞賜最豐厚。晉文公的身邊大臣勸諫說：「城濮之戰的功勞，是因為子犯的謀略而獲得的，現在，國君採用了他的說法，但是，在賞賜的時候卻不重賞他，恐怕不應該這樣吧？」晉文公說：「雍季的說法，是從數千年的利益著想的；舅舅子犯的說法，是從一時之間的成敗而言的。怎麼能把一時的計謀放在首位，卻把千年大計放在後面呢？」孔子聽到此事以後說：「在危難之際使用欺詐之術，足以對付敵兵，戰勝之後尊重賢德，足以崇尚道德。晉文公雖然沒有成為王者，一開始就能有這樣的做法也足以成為霸主了。」（《呂氏春秋 孝行覽 義賞》）雲塵子曰：不顧長久之利，而圖一時之成功，固然可能獲得一時的成功，然而，速成者也將速敗。孔子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一個人只顧眼前而不顧長遠，或許會一成而九敗。一個國君只顧自身的成功而不考慮祖先與後代，這個朝代將離傾覆不遠。一個朝代只顧自身的利益而不考慮民族傳統，這個朝代將會成為民族的罪人。狐狸會獻出自己的皮嗎？——孔子故事之一零四魯侯想任命孔子為司徒（孔子曾大人司寇，但不知為何此處稱孔子擔任司徒），要召集當時掌握著魯國大權的季孫氏、孟孫氏、叔孫氏來討論此事，事先對左丘明說：「寡人想任命孔子擔任司寇，把國家大政交給他來負責，寡人想聽一聽季孫氏、孟孫氏、叔孫氏的看法。」左丘明說：「孔子，是一位聖人。聖人負責政治，有過錯的人就要離開他的職位。國君要與三位大夫討論此事，恐怕得不到滿意的結果。」魯侯說：「你怎麼知道會是那樣的結果呢？」左丘明說：「有一個周國的人，喜歡皮衣和美味。他想要做一件價值千金的皮衣，就去跟狐狸商量，問狐狸是否可以把它的皮獻出來供他做皮衣；又想用羊和豬作為祭祀用的"少牢』，祭祀之後自己再享用，就去跟羊商量，問羊是否願意獻出自己的生命。還沒有等到這個人把話說完，狐狸就一起逃到了深山之中，並且呼喚著同類而藏到森林裡去了。這個人十年也沒有製作成一件皮衣，五年也沒有得到祭祀的少牢，為什麼呢？因為這個周國人找錯了商量事情的對象。如今，國君想任命孔子為司徒，召集當時掌握著魯國大權的季孫氏、孟孫氏、叔孫氏來討論此事，也是在與狐狸商量要它獻出自己的皮，與羊商量要它獻出自己的生命啊。」於是，魯侯就沒有跟三桓子孫商量，直接召來孔子而任命為司徒了。（《太平御覽》卷二零八引《符子》）雲塵子曰：且不管孔子是被任命為司徒還是司寇，也不管此事究竟是否可信，且看我們能從中學到什麼道理。與貪官商量如何廉政，與小人商量如何任賢，與奸臣討論政治，其結果是可想而知的。《中庸》說：「待其人而後行。」《大學》說：「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是進步還是倒退？——孔子故事之一零五孔子說：「太昊伏羲氏、炎帝神農氏、黃帝軒轅氏是三皇，他們用言論教化天下，百姓就不違背道義。少昊金天氏、顓頊高陽氏、帝嚳高辛氏、帝堯陶唐氏、帝舜有虞氏是五帝，他們用象徵性的懲罰方式治理天下，百姓就能夠順應時機。夏禹、商湯、周文王是三王，他們設定了肉體的懲罰方式，對天下的控制程度越來越強了。當今用狡詐智巧來治理天下，奸佞虛偽越來越多了。」（《春秋公羊傳 襄公二十九年》）雲塵子曰：宋代的邵康節先生曾經說過，三皇以道治天下，五帝以德治天下，三王以功天下，五伯以力治天下。要使天下治，首先不可少的是道，其次是德，再次是功，最後是力。《道德經》第五十一章中說：「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崇尚武力與智慧的時代，絕不是理想的時代；確實能做到賞罰分明的時代，也不是最理想的時代；能夠以德來引導教化天下的時代，是較好的時代；能夠使天下百姓各安本性而不相妨礙的時代，才是最理想的時代。所以，老子希望著天下有道，孔子希望著先使天下從崇尚武力而上升到賞罰分明，由賞罰分明上升到有禮義品德，而最終達到「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大同世」。魯國與齊國的夾谷之會——孔子故事之一零六魯定公十年夏季，齊國大夫黎鉏對齊景公說：「魯國任用了孔子，恐怕要危害到齊國。」於是，齊景公就派遣使者到魯國，要與魯定公在齊國的夾谷這個地方會盟。齊景公事先就拿定主意，不僅要屈辱魯國，而且要殺掉魯定公。魯定公要乘車前往表示兩國友好，孔子擔任代理宰相。孔子說：「臣聽說有禮義方面的事情一定要有武力方面的準備；有武力方面的事情一定要有禮義方面的準備。自古以來，諸侯離開自己的疆域，一定都要有隨從的官員，請君讓左右司馬跟隨。」魯定公答應了，並帶領著左右司馬而到夾谷。在夾谷，齊景公建造了高台，官員分三個等級侍奉，根據兩國國君會盟之禮相見，相互揖讓而登上高台。獻禮酬答之禮完畢，齊國的主管官員出列而向前走了幾步說：「請演奏四方之樂。」齊景公答應了。於是，齊國人手持刀槍劍戟等武器喊著叫著出場了。孔子按照禮儀，小步快行而上，站在中間的台階上，抬起胳膊說：「我們兩國國君舉行友好會盟，為什麼演奏這樣的夷狄音樂呢？請齊君問一下主管此事的官員。」齊國主管官員讓那些人退下去，但他們不退，齊景公的左右人員看著宰相晏子和齊景公。景公心中慚愧，揮手讓他們退下去了。不久，齊國主管官員小步快走向前，說道：「請演奏宮中的音樂。」景公答應了。唱歌演戲的倡優侏儒就前來戲耍。孔子小步快走向前，步步登上台階，站在中間台階上，說：「無德之人卻要迷惑諸侯，依法應當責罰。請齊君下令給主管官員。」齊國的主管官員依法而行，斬殺了那些倡優侏儒。齊景公很恐懼，心中有所動，知道自己的所作所為不合乎禮義，回去之後更加恐懼，告訴他的群臣說：「魯國官員根據君子之道輔佐國君，而你們卻偏偏用夷狄之道教導寡人，使寡人得罪魯國國君，你們看應該怎麼辦？」主管官員向前回答道：「君子如果有過錯，就以實質性的事情來謝罪；小人如果有過錯，就用文辭表示謝罪。國君如果有悔，就可以用實質性的事情來謝罪。」於是，齊景公就把當初侵佔魯股的鄆城、汶陽、龜陰三地歸還給魯國表示謝罪。（《史記 孔子世家》）雲塵子曰：君用君子為臣，臣以君子之道事君，則君正國榮；君用小人為臣，臣以夷狄之道事君，則君邪國辱。正邪榮辱，不僅僅有兩國可知，天下皆知。獎賞與懲罰的增減——孔子故事之一零七孔子說：「帝舜有虞氏的時候，既不獎賞也不懲罰；大禹夏後氏的時候，只有獎賞而沒有懲罰；到了周代，既有懲罰又有獎賞。懲罰是為了禁止，獎賞是為了鼓勵。」（《太平御覽》卷六三三引《慎子》）雲塵子曰：不需要獎賞也不需要懲罰的時候，是天下有道的時候，人們的本性沒有被慾望所遮蔽，當權者也就不需要去行使獎懲之法，畢竟獎懲之法有太多的人為因素。有獎賞而沒有懲罰的時候，是天下有德的時候，人們基本上都知道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當權者在此情況下，對做了該做的事而且功勞比較突出的給以獎賞，而對有過失或無功勞的比較寬容。既有懲罰又有獎賞的時候，是天下重視功力的時候，功力必然有正義和非正義兩方面，所以，當權者獎賞正義而懲罰非正義，以此維持天下的穩定。從這個過程來看，從三皇時代的「以道治國」降而成為五帝時代的「以德治國」，這是從自然而然開始加上人為的成為之開始；從五帝時代的「以德治國」降到三王時代的「以功治國」，這是人為因素增加的過程；從三王時代的「以功治國」再降到春秋五伯時代的「以力治國」，幾乎全是憑藉人為了，而周代正好處於從三王到五伯的過渡時期。因此，孔子「憲章文武」，是希望從五伯時代的「以力治國」上升到三王時代的「以功治國」；孔子「祖述堯舜」，是希望從三王時代的「以功治國」上升到五帝時代的「以德治國」；孔子「晚而好《易》」、「刪述《春秋》」，是希望能夠最終達到三皇時代的「以道治國」。老子《道德經》所體現出來的，則是直接「以道治國」。人為的東西越多，天下越容易混亂，所以，《道德經》中說：「大道廢，有仁義。」然而，從亂世不可能直接達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大同世」，有過程是必然的，也是必須的。抱著鐘上朝——孔子故事之一零八鄭簡公對子產說：「飲酒不快樂，鐘鼓敲不響，這是寡人的責任；國家不安定，與諸侯之間的交往不得志，這是先生的責任。」子產治理鄭國，國家沒有盜賊，路途之上沒有飢餓討飯的人。孔子說：「像鄭簡公這個喜歡娛樂，即使抱著鐘上朝也可以。」（《群書治要》引《屍子 治天下》）雲塵子曰：如果當權者從這裡讀出來的，是當權者可以盡情享樂，那麼，距離失權也就不遠了。如果從中讀出來的是善於用賢德的人，又能各盡其責，然後落實到行動中，距離安定和諧也就不遠了。積善與積惡——孔子故事之一零九孔子說：「商湯、周武王並非因為有一方面的善就成為賢德君王的，夏桀、商紂並非因為有一方面的惡就滅亡的。夏商周三代的衰亡與興盛，在於它們所積累起來的是什麼。積累的善多，即使有一方面的惡，這可以叫做過失，不足以導致滅亡；積累的惡多，即使有一方面的善，這可以叫做僥倖碰到的，不足以成為賢德的君王。」（《潛夫論 ;慎微》）雲塵子曰：積善還是積惡，全在於自己；善惡積累的多少，也全在於自己。善不積，則雖存必亡；惡不積，則雖弱必安。《周易 文言傳》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當面真誠告，背後不毀人——孔子故事之一一零孔子說：「進諫的方式有五種，我採用諷諫的方式。在君主之下做事，進見君主的時候，心中所想的只是真誠而有分寸；離開君主的時候，心中只想著如何彌補各方面的過失；離開君主之後，不說對君主不敬的話；進諫的時候，委婉含蓄而不直露。」（《白虎通 諫諍》）雲塵子曰：曾子曾經把孔子之道概括為「忠恕」二字，進諫時真誠而委婉含蓄，是忠的體現；不在人背後說不敬的話，而想著如何彌補過失，是恕的體現。既然是進諫，就是要使人改正錯誤，發心真誠而有分寸，是最容易使人接受的方式，即使不能使人改正錯誤，也不強加於人。背後說對君主不敬的話，不僅無法使人改正錯誤，甚至可能使自己災禍臨頭。《詩經》中說：「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如果不明不哲，不僅其身難報，而且會鋌而走險，於事不補。比干與泄冶之死——孔子故事之一一一孔子的弟子子貢說：「陳靈公君臣在朝廷之上公開淫樂，大夫泄冶進諫而被殺，著是與商朝的比干相同的，可以說是仁嗎？」孔子說：「對於商紂王來說，比干作為叔父是至親，作為少師是高官，他有一片忠誠之心，目的完全是為了保存供奉歷代祖先的宗廟，所以，即使是死也要儘力諍諫，希望著自己死後卻能使紂後悔醒悟，他的感情出發點是一片仁德之心。泄冶的地位是下大夫，地位低下，而且與陳靈公又沒有骨肉之親，得到陳靈公的寵信，便不想離去，憑藉著自己一個人的生命，卻想全國的淫亂昏庸，即使是死了也不濟於事，也只能說是心中有愛心吧。《詩經》中說："庶民之見多偏僻，不可擅自立法度。』大概說的就是泄冶這一類人吧。」（《長短經 臣術》）雲塵子曰：交往不厚不可深言，地位不高不可自專，德能不夠不可自用。《中庸》中說：「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災及其身也。」《周易•繫辭下傳》中說：「君子知微之彰，知柔之剛，萬夫之望。」領導失道，不能懲罰下面的人——孔子故事之一一二孔子說：「在上位的違背道義，卻要殺掉在下位的人，這是違背禮義的。所以，全軍大敗不能斬殺士卒；整個監獄沒有管理好，不能對獄卒施加刑罰。為什麼？因為在上位的人沒有行教化，所以罪責不在身在下位的人身上。法令鬆弛，刑罰卻很嚴格，就像盜賊殘害人一樣；征斂賦稅不按照應有的時間規定，就像用武力行暴虐一樣；事先不告誡和指導，卻只要求人們成就大功，就像虐待人一樣。在政令之中沒有以上三種情況，然後才能用刑罰。應該用道德教化以便事先使人能心服口服地聽從；如果這樣還不行，就用賢德的人來加以鼓勵；這樣還不行，就廢棄沒有能力的人來使人知道敬畏；即使如此，還有邪惡的人不聽從教化，然後才需要用所設置的刑罰來加以防備。」（《長短經 政體》）雲塵子曰：聖人之道，是要使人生活得好，而不使人死於非命，因此，聖賢君子需要「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而對庶民要施仁義；是要使天下因為有道德仁義而安定，而不是依賴軍事和刑罰來使天下不叛亂，因此，道德仁義之教化是第一位的事，而刑罰則是不得已而用之。聖賢君子應該在上位，在上位者應該遵循聖賢君子之道，聖賢君子在上位或者在上位的人能遵循聖賢君子之道，就不會崇尚刑罰，更不會把責任加於下位的人身上。《論語》中說：「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漁人捕到魚卻又放了——孔子故事之一一三孔子的弟子宓子賤（名不齊，字子賤）去治理某地，孔子派弟子巫馬期前去觀察他的施政情況。巫馬期來到宓子賤所治理的地方，入境之後，在夜間看到一個漁人，感到很奇怪，就過去問道：「您得到魚卻又把它們放了，為什麼呢？」漁人說：「那些魚是小魚，我們的大夫說要讓它們長大再生小魚。」孔子聽到以後說：「在上位的人發布一個告誡，就能被人們當作願意遵守的規範，宓不齊已經做到了，一定能治理得越來越好。可惜啊！宓不齊所治理的範圍太小了。」（《水經注 泗水》）雲塵子曰：夜間捕魚，仍然把小魚放掉，與孔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與孟子「數罟(cu4 gu3)不入洿(wu1)池（不用網眼細密的網到深大的池塘里捕魚）」是同樣道理。如果要憑藉刑罰使人遵守，難免使人有僥倖之心而去偷取，更難以長久，只有憑藉自正之後而行教化，才能減少投機取巧的人，才能行得久遠。孔子說：「其身正，不令而從。」「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言者雖出於本心，而聽者卻以私心聽之——孔子故事之一一四魯桓公的後代在魯國擔任大夫的有三家，一家是叔孫氏，封地在邱城；一家是季孫氏，封地在費(bi4)城；還有一家是孟孫氏，封地在郈(hou4)。這三家被稱為「三桓」。叔孫氏和季孫氏屬下的主管多次背叛，兩位大夫深以為患，就在夾谷盟會之後來詢問孔子有什麼辦法。孔子說：「大夫對於國君來說，只是陪臣，陪臣掌握了國家的命脈，屬下的主管卻多次背叛，是因為封地之中有堅固的城池，並且還儲藏著鎧甲兵器的緣故。」季孫氏聽了很高興，就聽從了孔子的話，把封地的城牆拆毀了。叔孫氏也照做了。只有孟孫氏的封地內的城牆沒有拆毀。（《公羊傳·定公十二年》）雲塵子曰：孔子之言，是為國為民著想，但是，也不是不為三桓子弟著想；季孫氏所做，是為自己著想，何嘗為國為民著想？三桓最大的問題在於，身為陪臣，卻要執掌國家命脈，國君反而成了傀儡，這與背叛國君沒有根本區別，身為大夫既然如此，屬下的主管怎能不「上行下效」？大夫封地的城池堅固，大夫固然可以防人來攻，但是背叛者同樣可以據此而防守；大夫封地內藏有鎧甲兵器，大夫固然可以用來防護或攻擊，背叛者也可以用它來防護或攻擊。城池固若金湯，但打鼓不得民心，所作所為不合道義，怎能避免屬下背叛？孔子所言是出於本心，而季氏之行出於私心，因此，仍舊難免魯國之終亂。既不可諂上，也不可媚下——孔子故事之一一五孔子弟子子路要去擔任衛國蒲城的大夫，來向孔子辭別。孔子說：「蒲城的勇武之士眾多，又難以治理，但是，我跟你說一下原則：自己的言行恭敬謹慎，可以用來駕馭勇武之士；自己能夠寬容端正，可以用來使眾人親近；恭敬端正而不為名利得失動心，可以用來報答上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雲塵子曰：一官上任，保一方平安。地方多勇武之士，不可以勇武來駕馭，而要以自己言行的恭敬謹慎來善待；地方百姓難以治理，不可以依賴嚴刑峻法來壓服，而要以自己的寬容端正來行仁義；官員處於上級與下屬之間，所需要堅持的是道義，既不可諂上，也不可媚下。君子為什麼佩玉——孔子故事之一一六孔子的弟子子貢（姓端木，名賜）問孔子說：「君子看重寶玉而不看重像玉的寶石，為什麼呢？難道不是因為寶玉罕見而寶石比較多見嗎？」孔子說：「唉！端木賜啊，怎麼能這麼說呢？君子豈能因為某種東西多就認為低賤、少就認為貴重呢？」子貢說：「那是什麼原因呢？」孔子說：「寶玉這種東西，君子把它與德行相匹配。溫和而潤澤，與仁相匹配；紋理細密而又有規則，與智相匹配；堅硬剛健而不屈，與義相匹配；方正有稜角而不傷人，與美好的品行相匹配；寧折而不屈，與勇氣相匹配；有瑕疵缺點也不加掩飾，與誠實相匹配；敲一敲而發出美妙清揚的聲音，而停止下來之後就戛然而止，與簡明扼要的言辭相匹配。所以，即使有美好的寶石，也不如寶玉更能顯著。《詩經》中說："用心揣想那君子，品行溫和如寶玉。』這就是說這個道理的呀。」（《荀子·法行》）雲塵子曰：所謂「物以稀為貴」，非君子之道。孔子說：「君子謀道不謀食。」佩玉絕非僅僅為了漂亮，更不是為了使自己顯得華貴，而是為了修養自己的品德。珠光寶氣，當然可以體現富貴，但是，在君子心中所存的是仁義，使自身心性純正，使百姓安寧，使天下和平，才是君子的追求。孔子有所不知，還是無所不知？——孔子故事之一一七子路向孔子詢問說：「魯國大夫在父母去世的第十一個月舉行"練祭』的時候就睡在床上，而不按睡席子，這符合禮法嗎？」孔子說：「我不知道。」子路出來，見到子貢，說：「我以為夫子無所不知，原來夫子也有所不知的事情。」子貢問：「你詢問的是什麼事情？」子路說：「仲由問的是："魯國大夫在父母去世的第十一個月舉行練祭的時候就睡在床上，而不按睡席子，這符合禮法嗎？』夫子說："我不知道。』」子貢說：「等我去替你向夫子詢問一下。」子貢向孔子問：「舉行練祭的時候就睡在床上，而不按睡席子，這符合禮法嗎？」孔子說：「不符合禮法。」子貢出來，見到子路，說：「你說夫子難道有所不知嗎？孔子是無所不知的。是你詢問的方式不符合禮法。按照禮法，居住在這個城鎮，不非議這裡的大夫。」（《荀子·子道》）雲塵子曰：面對一個人，我們能在他的面前非議他的父母嗎？如果他的父母有錯，只有在面對他的父母時委婉地、正面地指出才好，否則，起不到任何好作用，卻有時會起反作用。孔子身在魯國，如果能有機會當面使魯國的大夫改正錯誤，使之符合禮法，孔子當然不會逃避；如果不是面對魯國的大夫，而是在背後，那麼，就不應該非議大夫，而只能指出依照禮法應該怎麼做，或者說某類事情是否符合禮法。在背後直接非議所在地的大夫，不僅不能改變大夫的錯誤，反而會使大夫的威信降低。當大夫的威信降低之後，政令、安寧、辦事效率不受影響是不可能的。君子行事，在於能有效地止錯正偏；若不能有效有效地止錯正偏，不如保持自己的端正，而且不使錯上加錯、偏者更偏。君子不拘小節？——孔子故事之一一八孔子說：「大節不錯，小節也不錯，這是最好的君主；大節不錯，小節有所出入，這是中等的君主；大節全錯，即使小節有可取之處，我也不再看他別的方面了。」（《荀子·王制》）雲塵子曰：人們常說「君子不拘小節」，我們可以用這句話來對待別人，卻不能用來作為自己的借口。一個人，作為領導也好，作為下屬也好，節操都是不可不顧的。大節最為重要，在保證大節的情況下，儘力通過修養使小節也不錯，是應該努力的方向。當大節得到保證之後，因為修養不到，或者條件不允許，小節有所出入，那是可以理解的。好比走路，大方向錯了，即使走得再好，有什麼可稱讚的呢？子夏曰：「大德不逾閑，小德出入可也。」一個好人，不能做到盡善盡美，也需要鼓勵；一個盜賊，盜竊技術越高超，其危害性也就越大。為何說物言「本末」，說事言「終始」？ ——孔子故事之 一一九魯哀公向孔子詢問舜戴什麼冠，孔子不回答。魯哀公問了三次，孔子都沒有回應。魯哀公說：「寡人向您詢問舜戴什麼冠，您為什麼不說話呢？」孔子回答道：「在古時作為君王的人之中，有戴便帽而不穿禮服的，他們的政令卻致力於好生之德，而厭惡殺伐，因此，會有鳳凰出現在樹木之上，有麒麟出現在郊野之上，有能反哺的烏鴉和吉祥的喜鵲可以低頭就能看到。國君不問如何才能達到這樣的治理效果，卻詢問舜戴什麼冠，所以沒有回答。」（《荀子·哀公》）雲塵子曰：國君治政，有本有末，有先有後。《大學》中說：「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論語》中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治政之本在仁政，仁政未行，而只問衣冠，是舍本而逐末；仁政能行，然後衣冠合禮，是有本而生末，如此方能本末兼善。所以，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天下大同，國泰民安，是治政需要首先確立的目標，知此目標而後步步趨向目標，此是「事有終始」，此是「知所先後」。如果不知目標，只知步步前行，多走彎路自不可免，甚至可能南轅北轍。服飾有助於仁德嗎？ ——孔子故事之 一二零魯哀公向孔子問道：「紮上禮服的腰帶，戴上商周時代流傳下來的禮帽，對於仁德有什麼幫助嗎？」孔子鄭重其事地說：「您怎麼會這樣問呢？身穿喪服、拄著守喪時的竹杖的人不會去聽音樂，並非耳朵不能聽了，而是因為他的服裝和用具提醒著他所以才這樣。身穿祭祀禮服的人不再吃葷，並非口不能知味了，而是因為他的服裝使他這樣。況且，丘曾聽說過這樣的話："善於做生意的人不會坐等賠本，做官長的人不會去做買賣。』您看這樣究竟是有益還是無益，您大概也就能知道了。」（《荀子·哀公》）雲塵子曰：剛洗過頭髮的人戴帽子的時候會把帽子彈一彈，剛洗過澡的人會換上乾淨的衣服，穿新衣服的人一般都會知道愛惜，這是人之常情。天下總會有身穿禮服卻無禮的人，總會有衣冠楚楚卻不仁的人，這不是禮服和衣冠的錯誤，而是因為人沒有修養。對於一般人來說，穿上禮服，戴上禮帽，會比平時更注意禮儀，這也起到了促使人們注意禮儀的作用。有道德修養的人，不依賴於衣冠，但是，內外如一，豈不是更完善嗎？忽視修養，是內在的欠缺；忽視衣冠，是外在的欠缺。虎有虎皮，羊有羊皮，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衣冠，豈不是很正常嗎？孔子說：「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從俗還是從禮？用君子還是用小人？——孔子故事之一二一孔子在魯哀公那裡陪坐，哀公賞賜給孔子桃和黃米飯，孔子先吃黃米飯，然後再吃桃，左右的人看著都捂住嘴巴笑。哀公說：「黃米飯不是用來吃的，而是用來擦桃子的。」孔子回答說：「丘所知道的是，黃米是五穀之首，在祭祀先王的時候是擺放在前面的，但瓜果有六類，其中桃子是下品，祭祀先王的時候不能拿入宗廟之中。所以，君子用粗賤的東西來擦貴重的東西，沒有聽說過用貴重的東西來擦粗賤東西的。如今，用五穀之首的黃米來擦六種瓜果之中的下品，就好比是在上位的人來侍侯在下位的人，丘認為有礙於禮義的原則，所以，不敢用祭祀先王時所重視的黃米飯來擦果品中粗賤的桃子。」秋行夏令與夏行秋令——孔子故事之一二二魯哀公問孔子說：「《春秋》之中記載："冬十二月，霣霜不殺菽。』為什麼要記載這樣的事呢？」孔子回答道：「這是說可以殺卻沒有殺。應該殺的時候卻不殺，桃李會在冬天結果實。天時變化不符合道，草木都會冒犯它，更何況做國君的呢！」（《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雲塵子：秋風吹來，陽氣漸弱而陰氣漸強，天地之氣閉塞不通，因此，萬物到了生機收斂的時候。春季萬物發生，是上天生物；秋季萬物凋零，是上天殺物。然而，上天並非有意生殺，萬物順應時機而凋零，實際上是使萬物有休歇，以便能夠再生，因而萬物能夠得以生生不息。已經到了秋季，霜雖降下，但是，豆類卻不能成熟，這是天時不正。天時不正，秋行夏令會使萬物該成熟時卻不能按時成熟，由此而影響到來年的生長；夏行秋令會使尚未成熟的萬物過早凋謝，由此而造成歉收。國君所下達的政令假如不合道義，對百姓生活的傷害豈能不大？所以，孟子說：「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治國的道理與治國的實際——孔子故事之一二三孔子讀史書的記載，發出了長聲的嘆息，感傷正德被廢棄，感嘆君臣關係的混亂。（《鹽鐵論·散不足》）雲塵子曰：治國的道理，在經典之中；治國的實際，在史書之中。讀史書，可以知道接受經驗並吸取教訓；讀經典，可以學習治國的原則。經典人人可學，但有學得好壞以及學不學的不同；歷史事實由各個時代的人和事構成，人和事是複雜的。古今中外，總是自以為是者多，而能夠虛心向聖賢學習者少，因此，沒有哪個時代的掌權者願意自己滅亡，結果卻因為自私，因為自以為是，因為急功近利，因為貪圖奢侈享受，使得正德被廢棄，使得君臣民的關係像仇人一樣，加速了自身的滅亡。無論是一個朝代的興起，還是一個朝代的滅亡，所造成的都是百姓的痛苦、流亡、死傷，看到歷史上那麼多的混亂、興亡，聖人豈能不感傷？然而，感傷固然是仁心的體現，但是，僅僅感傷並起不了什麼作用，所以，聖人立經典，告訴後人治國的正道，立志於「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然而，我們把歷史上的不足、黑暗、混亂、興亡當成是聖人以及經典所造成的結果，由此而貶低聖人、否定經典，是不是使人類社會失去了準則與希望呢？新鑄造的大鐘將會毀壞——孔子故事之一二四齊景公鑄造了一口大鐘，將要把它懸掛起來。孔子、伯常騫和晏子都來到齊國，並且都說這口大鐘將要毀壞，到了撞擊的時候，果然毀壞了。齊景公召見三人詢問原因。晏子說：「這口鐘太大而且不符合禮制的要求，因此說將會毀壞。」孔子說：「鍾很大，懸掛起來覆蓋著下面，使得下面的氣不能上達，因此說將會毀壞。」伯常騫說：「今天庚申日，在術數之中屬於雷日。鐘的陰氣不能勝過雷，因此說將會毀壞。」（《初學記》十六引《晏子春秋》）雲塵子曰：任何事物的成與毀，都會有原因，而且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從齊景公鑄造的這口鐘來說，孔子、伯常騫和晏子三人的說法完全不同，卻都能得出同樣的結論。如果齊景公所想知道的只是三人為什麼會知道那口鐘要毀壞，那麼，他已經從三人的回答中得到了答案。但是，如果齊景公沒有從晏子的回答中認識到禮制的重要性，從而在修身從政時重視禮制，聽到晏子的回答又有什麼用呢？如果齊景公沒有從孔子的回答中認識到治國必須要使上下之氣通達，從而使百姓暢所欲言，聽到孔子的回答又有什麼用呢？如果齊景公沒有從伯常騫的回答中認識到命數的存在，從而「盡人事而聽天命」，聽到伯常騫的回答又有什麼用呢？能使自己端正的人——孔子故事之一二五齊景公詢問晏子說：「我想要把齊國的政令完善起來，然後向成就霸道、王道的諸侯學習。」晏子表情莊重地說：「還不具備這樣的官員啊。臣曾多次向國君提出，但是，國君不肯聽從臣的主張。當初，臣聽說過，孔子如果在平時有點倦怠慵懶，舉止有點不夠端正的時候，就有季次、原憲侍奉；如果孔子感到內心之氣不夠通暢，要達到志向卻不順當的時候，就有仲由、卜商侍奉；如果德行還不夠盛大，品行還不夠淳厚的時候，就有顏回、閔子騫、和冉雍侍奉。如今，國君的朝廷之上，臣子有上萬人，兵車有上千輛，政令不善而失去下屬之心、失去民心的非常眾多，卻沒有士子敢於直接勸說，所以臣說還不具備這樣的官員。」《晏子春秋·問上》）雲塵子曰：看到自己喜歡的人就喜歡他的一切，看到自己不喜歡的人就厭惡他的一切，這是我們經常犯的錯誤吧？我們的言行總是希望周圍的人都贊同，遇到別人的反對意見就不高興，這也是我們經常犯的錯誤吧？其實，當我們自己的言行符合道義而且沒有過錯的時候，固然得到贊同和支持更好，但是，當我們自己的言行違背道義或者有過錯的時候，能得到反對意見而使我們避免錯誤，這是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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