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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派宗師

前言

  一時間,無論居廟堂之高,還是江湖之遠,各類大咖小咖都在談社會改良。改良好不好,當然好了,誰不希望社會一點一點地變好。改良成不成,那只有老天知道,套用一句大實話:「理想很美好,現實很骨感。」

  近代改良派的宗師,應當算梁啟超先生了。

  1860年國門被強制打開,華夏中心論遭受毀滅性重創。無論是老佛爺還是各級官僚,大家心裡都明白這是中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再走老路肯定行不通了。但大門被洞開之時,路該怎麼走?處於社會不同位置的人,有不同的想法。梁啟超先生作為一百多年前深度參與歷史進程的知識界風雲人物,其心路歷程非常值得完味。

  梁啟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11歲中秀才,16歲中舉人,先後做過保皇派和改良派,康有為的支持者和反對者,袁世凱的支持者和反對者。

  本文整理了梁啟超先生的幾個思想片斷,期望有助於理解那個大變革的年代和改良之要義。


  變法維新(23歲)

  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

--《變法通議》 1896年

  翻譯成白話,大意是:「改革的根本,在於培養人才;人才的興盛,在於開辦學校;學校的設立,在於變革科舉;而所有改革的關鍵,在於變革官僚制度。」梁啟超指出:「中國所以不振,由於國民公德缺乏,智慧不開」,因此,「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這些看著很熟悉的句子,很像日本明治維新的思潮翻版。這也是梁啟超後來倡導新文化運動、支持五四運動的思想源頭。

  中國版維新並不順利,中國不是日本,慈禧太后或光緒帝並非明治,待1898年8月戊戌政變後,梁啟超流亡日本,長達14年。期間梁思想有所轉變,認為變法維新幾不可能,漸傾向於章太炎的排滿革命,使得康有為極為不滿,公開指責梁啟超「流質易變」。

  但一時傾向於革命的梁啟超,又很快轉回

  保皇改良(31歲)

  吾祝吾禱,吾謳吾思,吾惟祝禱謳思我國得如管子、商君、來喀瓦士、克倫威爾其人者生於今日,以鐵以火、陶冶鍛煉吾國民二十年三十年乃至五十年,夫後後與之讀盧梭書!夫然後與之談華盛頓之事!

--《新大陸遊記》1904年

  所謂改造政府,所謂反對專制,申言之,則不外求立憲政治之成立而已。

--《政聞社宣言書》1907年

  白話大意是:「我祝願我國現在有管仲、商鞅、呂庫古、克倫威爾這樣的人才,用鐵腕推動國民進步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五十年,然後國人再讀盧梭的著作,然後國人再談華盛頓的事業。」,「所謂改造政府,所謂反對專制,明確說來,就是推進君主立憲政體的成立罷了。」

  梁啟超赴北美十個月的經歷,改變了他的激進傾向。梁啟超在與各界的廣泛接觸中,發現在美國相同法律制度下的白人社會和華人社會,在「政治能力」方面存在巨大的反差。他認為是中國人缺乏現代的「國家概念」與「公民理念」,更缺乏造就西方精神文明的「高尚之目的」,所以「只能受專制而不能享自由」。生活在法治美國的華人尚且如此,何況習於專制的內地人!

  梁啟超寄希望於中國能夠像沙俄出現一個能以專制鐵腕推行「憲政」的強人,他代清廷五大臣起草出洋考察的奏摺,待1906年9月慈禧太后下詔「預備立憲」,梁啟超立即著文說「從此政治革命問題,可告一段落,此後所當研究者,即在此過渡時代之條理何如」。可見,梁期望的「彼得大帝」並非光緒,而是慈禧太后。

  但現實再次給了梁啟超沉重的打擊。慈禧太后只是保滿清之權,又怎麼可能是那個完成改革大業的開明君主。維穩的慈禧一死,滿洲權貴更是全面復辟,趕走袁世凱,氣死張之洞,組建「皇族內閣」,改良之路宣告徹底失敗。於是改變中國歷史的辛亥革命,便在武昌的一次偶然事件中成為必然。

  革命黨宣告中華民國成立,袁世凱逼迫清室退位,共和已經成為大勢所趨。梁啟超順時度勢,繼續推動

  開明專制(39歲)

  「今後之中國,非參用開明專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齊嚴肅之治。夫開明專制與服從輿論,為道若一相反,然在共和國,非居服從輿論之名,不能舉開明專制之實。以公之明,於此中消息,當已參之極熟,無俟啟超辭費也。」

--向袁世凱獻策1912年2月

  「革命只能產出革命,決不能產出改良政治。改良政治,自有其塗轍,據國家正當之機關,以時消息其許可權,使自專者無所得逞。」 

--《革命相續之原理及其惡果》1913年

  梁啟超這次把改良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凱身上,作為一名積极參与社會活動的思想家,他把自己角色定位於:「忠告政府,指導國民。」

  但很快袁世凱公開打出了復辟帝制的旗幟。梁啟超審時度勢發出了討袁檄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1915年8月31日),正告袁世凱之流不要「無風鼓浪,興妖作怪,徒淆民視聽而貽國家以無窮之戚」,「惟在現行國體之下而思以言論鼓吹他種國體,則無論何時皆反對之。「闡述了反對變更共和政體的觀點,對袁氏意欲復辟帝制的行徑進行猛烈抨擊。是標誌著梁啟超與袁世凱政治決裂,並揭開護國戰爭序幕的驚世之作。該文發表前夕,袁世凱有所聞,先派人賄賂梁啟超二十萬元請梁勿發此文,被梁謝絕。袁繼又遣人對梁進行威脅,各種陷害恐嚇的匿名信也接連飛來,梁也不為所動。梁啟超冒著生命危險來寫此文,爾後投入了反袁護國戰爭的偉大行列之中。

  註: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冒天下之大不韙復辟帝制,在全國的一片反對聲中,焦頭爛額的袁世凱在半年後病逝。

  梁啟超依然秉持「開明專制」理念,支持北洋系段祺瑞執政,反對孫文激進革命。民國六年(1917年)九月,孫文發動護法戰爭。十一月,段祺瑞政府被迫辭職,梁啟超也就此結束了他的政治生涯。

  註:段祺瑞是一位被嚴重低估的近代政治家,以後再談


評論

  縱觀梁啟超的一生,表面上看是他與很多歷史重要人物的分分合合,思路多變。從做康有為的學生、助手到最後的分道揚鑣了,從和孫中山合作到反對孫的革命,從擁護袁世凱到舉起護國大旗反對袁世凱。但變化的是他的政治和學術觀點,從維新變法到保皇立憲到共和改良,不變的是他對中國政治的思考與探索、他積极參与的建設熱情和他對自我的堅定反思。  

  要知道,在社會失序、群雄逐鹿的年代知識分子深度參與政治活動,都有相當的危險,甚至喪命。事實也是如此,如果不是逃亡日本,可能在菜市口被砍頭的就有他;如果不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不僅20萬大洋收入囊中,也無須擔憂人身威脅與恐嚇,對他名聲亦無大礙。不管是號召維新、康梁分道、呼籲革命,還是鼓吹立憲、抵制帝制,梁啟超每一次轉身都是險象環生。

  相比那些大言炎炎、小言詹詹的社會批判者,或自稱「改良主義者」卻鼓吹關門過小日子的「利已主義者」,或打著「市場經濟」旗號卻鼓吹純個人主義的「無政府主義者」,梁啟超先生是政治運動的躬身入局者,和社會建設的積极參与者,他始終追隨著時代的步伐,肩負起天下興亡的重任。按照梁先生自己的話:

  「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

  「知我罪我,讓天下後世評說,我梁啟超就是這樣一個人而已」。

  「這決不是什麼意氣之爭,或爭權奪利的問題,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貫主張決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麼呢?就是愛國。我的一貫主張是什麼呢?就是救國。」

  有人非常遺憾梁啟超先生,認為他作為天縱之才卻在學術上沒有開宗立派。但在我看來,梁啟超先生本身著作與文章等身,更重要的是,他在近代歷史大變局中,以自身對中國和世界的遠見,用自身堅韌不拔的努力尋求社會的出路,已經為國為民立下了不朽之功業。他在一百年前的探索、反思和疑問,依然對於我們與後人理解這個中國和世界,有著永不過時的巨大價值。

  舉個例子,梁啟超先生當年對一個國家的國體和政體的思考。國體,指國家的性質。政體,指國家政治如何運作。梁先生認為,辛亥年之前,在中國這樣帝制延續千年的老大國家,國體以保留君主制的形式為上,以延續社會穩定,同時以立憲來推進社會建設,所以支持君主立憲。而到了1915年,雖然共和不是辛亥年的最佳答案,但民國、共和已經曆數年,此時袁世凱要再開倒車稱帝,即使他是不世出的千年明君,與歷史大潮與民意相悖,也絕不會成功,所以此時絕不可改變國體!

  一百年後的今天,又有多少國人理解梁啟超先生的洞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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