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與夏十二登岳陽樓》和杜甫《登岳陽樓》賞析
王國維融會貫通了中國歷代文論和西洋哲學、美學理論後,在《人間詞話》一書中拈出三組相對命題:「造境」與「寫境」、「主觀之詩人」與「客觀之詩人」、「寫實家」與「理想家」。「主觀之詩人」即「理想家」「造境」,「客觀之詩人」即「寫實家」「寫境」。我們持此理論返視唐詩這個浩渺山系中對峙的兩大主峰——李白詩和杜甫詩,當會發現二者的共通與歧異。為便於比較,我們撿出李白《《與夏十二登岳陽樓》和杜甫《登岳陽樓》兩首詩,旁及其他,解析歸納,淘洗出二人的詩風。 與夏十二登岳陽樓 李 白 樓觀岳陽盡,川迥洞庭開。 雁引愁心去,山銜好月來。 雲間連下榻,天上接行杯。 醉後涼風起,吹人舞袖回。 登岳陽樓 杜 甫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 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 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這兩首詩都是登岳陽樓的五律,但它們的物態層、形象層、生活層、人性層、作者意識層、集體無意識層卻各具特點。 嚴羽《滄浪詩話》雲:「太白髮句,謂之開門見山。」李白此詩正是這樣,開筆便寫在岳陽樓上的所見然後是所聞所感。所見者,天岳之南、川、洞庭;所聞者,浪聲、雁鳴、夏十二與「我」等人豪飲語;所感者,開闊、渺遠的視野和胸襟。高張揚厲,誇飾鋪排,意象繁複卻不嫌冗雜,似醉後之語卻又以能一貫之,字裡行間無不瀰漫著酒氣,無不沖斥著豪氣,大有「落筆搖五嶽,笑傲凌滄州」之感。 杜甫《登岳陽樓》卻不同,首先拉長時間、記憶的線段,沉穩厚重地起筆,然後描寫登臨之景:「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恢宏雄大。史料記載,洞庭湖廣圓五百多里,日月若出沒其中。杜詩雖不如孟浩然「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的崇高(口氣大、力氣大、才氣大),但因寄寓了江山紛亂之事,又比孟詩來得凝重,來得有神。 透視李白、杜甫這兩首詩,我們完全可以剝離出兩個豐滿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李詩一、二句深層處隱然可見一胸襟博大之人,唯其胸襟博大,方悠然而覺宇宙寬;三、四句「雁引愁心去,山銜好月來」,點明登臨前胸有塊壘,睹物移情,被物感染;五、六句說不敢也不能辜負良辰美景,縱酒助興;《唐詩鑒賞辭典》中何國治這樣鑒賞七、八句:「涼風習習吹人,衣袖翩翩飄舞。儀錶何等瀟洒自如,情調何等舒展流暢,態度又何其超脫豁達,豪情逸志,溢於言表。」如此看來,則全詩應散發著一股喜氣、一股輕快。我們以為不然。李白遇赦後是驚喜交加的,旋即放舟東下江夏,《早發白帝城》可證。在江夏活動的那段時間內,他還奢望朝廷起用,但現實是「我獨不得出」,幻想的破滅,使得他不得不「醉後涼風起,吹人舞袖回」。況且,此詩當作於肅宗乾元二年秋,一方面他逗留江夏時期寫的「剗卻君山好,平鋪湘水流」「南湖秋水夜無煙,耐可乘流直上天?」「人悶還心悶,苦辛長苦辛」「我且為君捶碎黃鶴樓,君亦為吾倒卻鸚鵡洲」詩句,無不流溢出千古愁、萬古憤;另一方面「涼風」即「秋風」,自屈原「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宋玉「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王勃「肅肅涼風生」、陳子昂「遲遲白日晚,嫋嫋秋風生」,直到歐陽修《秋聲賦》、范仲淹《岳陽樓記》、秋瑾「秋風秋雨愁煞人」都借「秋風」說悲愁,說現實羈絆。這是人與自然的合一、對應,同為萬物,自有其血脈相通之處,所以人與自然方能生生不息、互相觀照感應。尼採的話或可作為歷代文人借「秋風」說事的別解:於是,也有人走進大自然,不是為使自身顯現於其中,而是為了沉迷於自然,忘掉自身,這種「置身度外」乃是所有弱者和對自身不滿者的願望。因此,李詩中的抒情主人公應是情感跌宕、斷續開合經歷了「愁—喜—愁」的人了。縱觀李白詩歌,以詩證人,他正是這樣一個大悲大喜、個性張揚的人。
李詩中的抒情主人公可暫時忘卻痛苦飲酒作樂,杜詩卻不同。他永遠排遣不了痛苦,痛苦已融進他的血液中、他的追求中、他的生命歷程中。即使是早聞大名的洞庭水、岳陽樓今方得一睹,他固然有點滴喜意、點滴快意,卻只是淡淡的。他胸中裝著滿滿的對家國的思念、關愛,於是,我們感受到他的博大,他始終是愁的,因他愁,於是萬物都愁,皆著他之色彩;我心傷悲,於是萬物皆是黍離之悲,皆是自然的擬人化,「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有人說:王者的盛衰決定著文學的盛衰。這話未必全對。回顧李、杜時代,李白生活在繁榮昌盛、歌舞昇平的「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的盛唐時期,安史之亂的罡風他雖也領略了一些,但盛唐奮勵向上、可進可退的社會哲學已內化為他的個人人生哲學;杜甫《登岳陽樓》作於大曆三年,此時,安史之亂已告結束,但邊塞又重點烽火,內戰外爭,國家離亂,百姓羸弱,「小我」飄搖。 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既為哲學思想,就必從社會中來,必從主宰社會的人類中來,然後再返回來指導、制約人類的思想、性格。李、杜的思想、性格就是儒、道思想投射出的模式,二人又把自己的個性滲入自己的作品中,使作品放射出斑斕奪目的光輝。李詩有悲愁,杜詩也有悲愁,悲愁本是人的本性,然而李白的「愁」較收斂、含蓄,杜甫的「愁」較張揚、直接。有志難伸,報國無門,於是李白人性中寧靜的因素拖引著他「舞袖回」。莊子出世,屈原入世,而李白把二者集於一身,「入世」無功便「出世」,「出世」又為下一次的「入世」鋪墊,順則進,逆則退,正是人性使然。杜甫則「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抱本守一,愈挫愈奮,不回頭,不旁顧,「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也是人性使然。 李白從小就種下了「桑弧蓬矢,射乎四方」的情愫,二十五歲時認為「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劍去國,辭親遠遊,南窮蒼梧,東涉溟海」(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並要「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願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李白《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曾作《大鵬賦》自況:「斗轉而天動,山搖而海傾。」長安三年遇挫後,仍矢志不移:「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假令風歇時下來,猶能簸卻滄溟水。」(李白《上李邕》)直至《臨路歌》仍高吟:「大鵬飛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濟。餘風激兮萬世,游扶桑兮掛石袂。後人得之傳此,仲尼亡兮誰為出涕?」他一生都想入世,都想伸展拳腳,於是他漫遊、任俠、隱居待詔、進長安、投永王,終其一生,適如莊子《逍遙遊》的大鵬「有待」。他始終立於大地而仰望蒼天。 杜甫是「文章四友」之一杜審言之孫,早年也漫遊各地,為應舉從政作準備,開元二十三年歸洛,應試不第,復漫遊。為求仕困居長安近十年,終入蜀,再出蜀,大曆三年登岳陽樓。他先後寫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葵藿傾太陽,物性固難奪」「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詩句無不以詩教「溫柔敦厚」為綱,「發乎情,止乎禮義」。即如《登岳陽樓》一樣,詩人把「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的小我大而化之為大群:「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把個體的小宇宙拓展為整體的大宇宙,這是何等胸懷,何等氣量!年老,多病,感時,思歸,正是杜甫晚年詩歌的主題。「有待」是杜甫一生入世思想、行為的核心。他始終立於大地、俯視大地。 登高而賦的風氣始於《詩經》時代,李、杜這兩首詩是題岳陽樓、寫洞庭水的名篇,其實寫洞庭的詩作最遲該起於屈原的《湘夫人》。而岳陽樓舊址本來是三國東吳魯肅訓練水兵的閱兵台,唐開元四年中書令張說謫守巴陵建之,到宋朝慶曆五年滕子京重建,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慶曆六年九月范仲淹作的《岳陽樓記》,當是自古詩文寫岳陽樓、洞庭湖的神品,慶曆六年九月前的可在範文中找到歸宿、找到積澱,之後的可在其中找到影像、找到衣缽,即登岳陽樓必把洞庭湖作為審美對象,必引發「悲」「喜」之情、「進」「退」之思,又必點染而生「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高遠志向。 趙翼《甌北詩話》說:「蓋才氣豪邁,全以神運,自不屑束縛于格律對偶,與雕繪者爭長。然有對偶處,仍自工麗;且工麗中別有一種英爽之氣,溢出行墨之外。」李白詩正是以才氣、抒氣勝,因而詩作如一片神行,隨手寫去,自然飄逸,既「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又「囊括大塊,浩然與溟涬同科」,因而內容豐滿,氣象雄渾,詩風雄奇俊逸;杜甫則因多作近體詩,自覺在格律上下功夫,且又把自嘆身世與憂國傷時一併打入詩中,由於形式和內容的制約,所以他的詩風沉鬱頓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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