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閑話第12篇：九尾龜
標榜為「醒世小說」的《九尾龜》十二集一百九十二回，共八十八萬八千字，清光緒末年至宣統初年由上海點石齋石印分集陸續出版。書中以章秋谷為主要人物，描寫其性情之豪俠，舉動之闊綽，氣概之高邁；文章則咳吐珠玉，勇力則叱吒風雲；至於獵艷尋芳，陶情適性，則又風流跌蕩，旖旎纏綿，有杜牧之閑情，擅冬郎之綺語，是蓋宇宙間獨一無二之全才，亦即張君以之自況也。「九尾龜」之義，但藉以譏毗陵某某之巨紳，而與本書無甚關係。喜閱小說者，以其名之奇，購閱者甚眾。是又引人注意之一法也。
《九尾龜》十二集一百九十二回，漱六山房著，點石齋刊行。《九尾龜》同《海上花列傳》、《海天鴻雪記》、《廣陵潮》等等，都沿襲舊的、落後的傳統發展來的，為後來鴛鴦蝴蝶派的小說奠下了基礎。又張春帆名炎，別署漱六山房，毗陵人。因常出入於煙花之中，尋歡作樂，聞見甚多，於是杯酒塊壘，綺夢鶯花，寫成《九尾龜》，一時風行，版式有數十種之多。創作的小說甚多，其他還有《情網球》、《煙花女傳》、《反倭袍》、《摩登淫女》、《風塵劍俠正續集》等。
根據以上一鱗半爪的資料，約略可以看出作者的生活與創作道路。可以想見，他也和《海上花列傳》的作者韓邦慶一樣，出身宦門世家，從小聰明，好讀書而不喜歡讀「正經書」，也不熱中於仕途，懷才不遇，可能給官僚們作過幕，沉溺於酒色，對娼妓生活和官場十分熟悉。可以說：他是那個時代所產生的一位「歪才」、「怪才」，從文學的角度看，當然也是一位「人才」。
《九尾龜》一百九十二回，敘述1900年庚子事變八國聯軍後兩三年中蘇州、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嫖界」中爾虞我詐、坑蒙拐騙的故事。小說採用「板塊式」結構，也可以說是「系列中短篇小說」，而以主角章秋谷貫穿全書。
章秋谷，實際上就是作者張春帆自己的影子，「張炎」變作「章瑩」，「春」與「秋」相對，「帆」與「飯」同音，而「飯」又與「谷」相對，因此書中把主角章秋谷樹為正面的典型。此人不但一表非俗，風度翩翩，而且文武全才，滿腹經綸，是個江南名士。弱冠之年，即逢八國聯軍侵略中國。但是他沒有奮發圖強，立志救國，而是採取消極的態度，一方面痛恨政府無能，無意於仕途；一方面卻沉溺於酒色，把自己的大好青春都在花叢柳陣中白白度過。他代表了當時日趨沒落的封建地主階級中消極落後的一面，對「革命黨」也持懷疑、嘲笑的態度。反覆宣揚的只是章秋谷「弔膀子」手段的高明，以接連不斷地博得倌人的青睞為滿足，? 甚至以千方百計勾引良家婦女為樂事。因此，整部書的基調是灰色的，缺乏積極向上的意義。
作者用《九尾龜》作書名，開宗明義第一回，就在《談楔子演說九尾龜》中介紹說：
龜有三足，亦有九尾。《爾雅》注云：南方之龜有九尾，見之者得富貴。古來麟鳳龜龍，列在四靈之內，那烏龜是何等寶貴的東西。降至如今，世風不古，竟把烏龜做了極卑鄙齷齪的混名：婦女或有外遇，群稱其夫為「烏龜」。這是個什麼講究呢？大抵也有一個來歷，諸公靜聽，待鄙人慢慢的說來。 從前管仲設女閭三百，以為兵士休宿之所，這便是妓女的濫觴。唐時官妓多隸教坊，設教坊司以管領女樂。那教坊中的人役，皆頭裹綠巾，取其象形有似烏龜。列公試想：那烏龜一頭兩眼，不多是碧綠的么？還有取義的一說，是龜不能交，那雌龜善與蛇交，雄不能禁，因此大凡婦女不端，其夫便有烏龜之號。在下這部小說名叫「九尾龜」，是近來一個富貴達官的小影。這貴官帷薄不修，鬧出許多笑話，倒便宜在下，編成了這一部《九尾龜》。
為什麼要把康中丞稱為「九尾龜」呢，據作者解釋：「不過為著這位康中丞家裡頭有五個姨太太，有兩個姑太太，有兩個少奶奶，恰恰是九個人；又恰恰的九個人都是這麼風流放誕的寶貝。我所以給這位中丞公起了個『徽號』叫做『九尾龜』。」
張春帆所著的《九尾龜》是一本描寫青樓生活的中國古典白話小說。魯迅先生勾勒有清一代「狹邪小說」的發展脈絡，殿後的就是這一部《九尾龜》，可見此書在小說史上有一定地位。對《九尾龜》一書，胡適評論說：「《海上繁花夢》與《九尾龜》所以能風行一時，正因為他們都只剛剛夠得上『嫖界指南』的資格。而都沒有文學的價值，都沒有深沉的見解，與深刻的描寫，這些書都只是供一般讀者消遣的書，讀時無所用心，讀過毫無餘味。」對於此書風行的原因，魯迅有相同的見解：「因為可以做嫖學教科書去讀。」
《九尾龜》能引起許多人的爭論，不會是無緣無故的。首先，狹邪小說作為一個小說流派，得以在文壇上流行起來，說明時人的文化心態能夠接納。《九尾龜》作為其中很有特色的一部作品，當然會被人們重視。其次，與當時的社會風尚、社會思潮有關。中國古代，文人招優押妓，由來已久。王書奴的《中國娼妓史》記載說，清代乾嘉以後，海內承平，蘇、杭、揚州煙花復盛，私人經營娼妓之風蔚然，北妓也很繁榮。這樣以來，在上海等地，狹邪小說就有了廣泛的市場，尤其是《九尾龜》這種作品，更受人們的青睞。第三,《九尾龜》雖說是狹邪小說，但遍覽全書，色情描寫多而不露。由於作者的藝術處理，小說並未落入低級庸俗甚至不堪入目的泥淖。因而這部描寫青樓妓院的作品還算比較雅正，是較「乾淨」的「溢惡」之作。
從題材選取和內容表現上看，《九尾龜》仍然承襲了狹邪一派的妓女生活描寫，故事構架簡單地囿於怨怨相報的傳統立意模式，似乎觸及不到對人性的發掘和對生命意義的探究這一哲學高度，但透過這一個個艷情故事的敘述，拂去作者自身情緒化、主觀化的「溢惡」之辭，我們就會看到娼妓發展到極致的累累罪惡，就會看到世俗情慾的歡愉與道統信仰的危機，就會看到一幅封建王朝沒落腐朽、即將崩潰的真實畫面。作品所蘊含的廣泛的社會認知價值就在這裡。
《九尾龜》表面看上去是一部描寫娼妓生活的淫邪小說，但從作品的整體效果看，全書還著力於對這個腐朽社會的揭露和譏諷。作品以辛辣犀利的筆觸描繪出了晚清王朝腐朽魔敗的社會現狀，揭露了清政府官場的黑暗污濁、官吏們生活的奢侈淫糜以及科舉制度的罪惡。在小說中，上至中堂尚書，下至知縣肯吏，無不中飽私囊，假公濟私，欺上媚下，喪盡天良。它給我們「預言」了封建沒落王朝必然滅亡、必然淪為半殖民地的跡象和結局。
《九尾龜》以細膩生動的筆法描繪了晚清這一特定時代的眾生相，對流氓無賴和文痞的醜惡嘴臉進行了深入的刻畫，創造出了中國文學史上一個新形象—「才子+流氓」的章秋谷。在流氓生涯中顯示出了他的才華，在才華橫溢中又表現出了洋場無賴的流氓氣息。他跳出了明清才子佳人小說塑造人物的構架方式，帶有清末民初十里洋場的時代特色和地域烙印，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個典範，這個形象有著極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意義，以致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電影塑造的主人公形象都是流氓才子式的英雄。
《九尾龜》最為人稱道的特點，是它部分採用方言寫作。一方面可能更恰切神妙地表現地方色彩及作家獨特的藝術感受，另一方面則可能嚇退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其他方言區讀者。總之《九尾龜》雖然沒有能開掘到深刻的人性反思層面，但它作為一個封建王朝末期的社會圖景的真實記錄，其認識意義不可抹殺。
妓女生活與中國小說的發展結下了不解之緣，從唐代起，真可謂代有佳作。專門記載花叢艷跡雜事軼聞者，從唐代的《教坊記》、《北里志》，到晚清的《海陬冶遊錄》、《胡寶玉》，這些實錄體的筆記小說，為我們了解青樓生活及其對歷代文人思想、創作的影響大有幫助，可並非現代文類意義上的「小說」。唐傳奇《霍小玉傳》、《李娃傳》等都以青樓女子為主人公，只是史家一般作為愛情小說來處理，並不十分注重其中「青樓」這一特殊背景的文化意義。清代中葉開始出現以妓院生活為中心的長篇小說，「狹邪小說」才作為一種次小說類型受到文學史家的關注。魯迅先生勾勒有清一代「狹邪小說」的發展脈絡，殿後的就是這一部《九尾龜》，可見此書在小說史上有一定地位。 張春帆，名炎，別署漱六山房，江蘇常州人，卒於一九三五年。作者在33回自稱「並不是閑著筆墨，曠著功夫，去做那嫖界的指南，花叢的歷史。」可批評家們偏偏不領情，幾乎眾口一辭認定這《九尾龜》就是「嫖界的指南，花叢的歷史。」說此書立意在警醒嫖界中人，作者大概不會反對的吧？第15回作者不就聲稱「在下這部小說，原名叫做《嫖界醒世小說》」嗎？至於說"「花叢的歷史"」，那更是這部小說構思的中心。作者在72回說「在下這部小說，原名叫做《九尾龜》，又叫做《四大金剛外傳》」。何以作者要故意否認自己的立意與構思呢？看來著眼點是"「閑著筆墨"」四個字。張春帆不過為突出「在下編書的一片苦心，一腔熱血」，強調此書「處處都隱寓著勸懲的意思」，合於教誨文學的正路。 寫青樓生活而又想突出勸懲教誨，這談何容易。如《青樓夢》抒寫「公卿大夫竟無一識我之人，反不若青樓女子，竟有慧眼識英雄於未遇時也」，那可以；如《海上花列傳》感慨於「南部煙花日新月盛，凡冶遊子弟傾覆流離於狎邪者，不知凡幾」，故以「一過來人為之現身說法」，欲令其"「爽然若失，廢然自返」，那也可以。兩者都目的明確，主題單純，不若《九尾龜》之舉棋未定--拿不定主意如何評價文人士大夫之出入妓院。 既然著意借著那青樓中冶葉狂花的姿態，做一部世界上勸人諷世的清談，小說中自然頗多關於嫖界的議論。第9回章秋谷苦口勸迷途，陸蘭芬驚心憐薄命、第26回說瘟生平心論嫁娶，評嫖客談笑罵官商、第31回西安坊名士講嫖經，高升棧優伶誇大口、第137回講嫖經名士高談，打茶圍瘟生吃醋，眾多高論合起來不外一句話：嫖界黑暗，無功架者不得妄入，有奇才者方可馳騁。前四十回著重寫妓女奸詐瘟生受騙，章秋谷先後罵醒了方幼惲、劉厚卿、方子衡，還基本合著作者勸懲諷喻的藝術宣言。可著重點很快轉移到章秋谷如何以蓋世奇才征服一個個青樓女子，揭破一層層嫖界黑幕了。面對著妓女由於職業習慣養成的虛情假意，如何將計就計，不但不吃虧上當，還能佔盡天下便宜，這裡面的確大有訣竅。作者顯然十分陶醉於這方面的經驗，一再讓小說主人公章秋谷大講嫖經，其中被譽為「花柳場中千古不磨之論」的是這麼一段：「第一不發標，第二不吃醋，第三不認真。久而久之，那些倌人就自然而然的同你要好起來。再用些體貼的功夫，溫存的伎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怕他不一個個死心塌地」。描摹妓女無情，乃承襲《海上花列傳》餘緒；狀寫嫖客資格，這才是張春帆的獨創。只是如此嫖界指南，到底是警醒痴迷，勸人別嫖妓，還是傳授經驗，教人如何嫖妓？對此作者有個絕妙的解說：就看你有沒有嫖客的資格。倘若有功架、有金錢、有相貌，盡可出入青樓；倘若沒有，還是儘早回家，免得人財兩空，還落個「瘟生」的綽號。也就是說，作者所再三吹噓的勸懲，並無一定之規，只是針對不夠格的嫖客。更具諷刺意味的是，每次勸懲瘟生離開妓院的，恰好又都是這嫖界中的健將、福星章秋谷。價值標準的矛盾和混亂，使得小說中諸多堂而皇之的教誨，顯得分外蒼白無力，甚至虛偽造作。 清末民初，文人出入妓院乃家常便飯，說不上墮落或者淫蕩，甚至還不無一點風流倜儻的味道。作者感情上完全認同於這種時代風尚，這從他對章秋谷等人的艷遇十分讚賞可以看出；可理智上還不敢丟下儒家倫理觀念，不時還要裝出一副正人君子的道學面孔，頌揚孝子烈婦、夫妻相親乃至家庭和睦，並對嫖妓表示一下小小的不以為然。小說一開篇就告訴我們，章秋谷之所以流連青樓，是因為他娶的女子太平庸，於是才動了個尋花問柳的念頭。小說將結束時，作者又借老母之言為章的嫖妓辯解：「無非是為著心上不得意，便故意到堂子裡頭去這般混鬧，藉此發泄你的牢騷。」這可就有點不大地道了。惡，不敢惡到底；俗，也不能俗到底。小說於是顯得粗鄙淺薄，不若真正的民間文學，即使惡俗也來得率真自然。 有趣的是，小說寫的是苦澀的青樓生活，卻給人過分甜膩的感覺。說到底，這不過是翻轉過來的鴛蝴小說。就其倫理觀念乃至藝術趣味，張春帆與同時代專寫哀情小說的徐枕亞、李定夷並沒多大差別，只不過把多愁多病的才子佳人，翻轉成無情無義的妓女嫖客。表面上截然對立，骨子裡卻頗有相通之處。還不只是作者也十分偏愛「鴛鴦」、「蝴蝶」這一帶象徵意味的特殊意象，如「一雙蝴蝶，可憐同命之蟲；卅六鴛鴦，妒煞雙飛之鳥」、「但為蝴蝶甘同夢，願作鴛鴦不羨仙」、「顛倒鴛鴦之字，迷離蝴蝶之魂」；更重要的是作者對青樓中唯一一對才子佳人章秋谷、陳文仙的愛情描寫，便是道地的鴛蝴筆法。只不過平添了幾分惡謔的成分：如此佳人知音，不但多情多義，還能幫著丈夫竊玉偷香。
就小說傳統而言，由言情小說轉入狹邪小說，是個很重要的轉折。可惜這個轉折主要源於時勢的轉移與青樓的演變，而不是作家藝術觀念的發展。有清一代作者對於妓家的寫法凡三變，先是溢美，中是近真，臨末又溢惡。近真的《海上花列傳》也不過是以為妓女有好，有壞，較近於寫實而已，並沒有自覺發展現實主義小說傳統；至於溢惡的《九尾龜》，則和溢美的《青樓夢》一樣，不免有簡單化、漫畫化的傾向。「如今上海的風氣，一天壞似一天。」風氣之壞，在小說中當然首先體現為堂子里的妓女日趨勢利奸詐。小說中不斷有人慨嘆從前的倌人如何風雅，如何有才情，如何情深意長；而如今的倌人則貪財、惡俗、只知拚命敲竹杠，「那杜十娘、霍小玉一般的事，非但眼中不曾看見，並連耳中也不曾聽見過來"」。大名鼎鼎的四大金剛尚且如此，何況其他？這就難怪章秋谷要縱論嫖界黑幕，一次次懲罰無情無義的妓女。其實並不全怪晚清堂里的妓女不爭氣，作者之著意橫掃青樓，社會生活的感受可能倒在其次，更重要的是文學風氣的影響。
這麼一部所謂寓言醒世的大書，據說是上半部形容嫖界，下半部叫醒官場。實際上官場在小說中所佔比重微乎其微，章秋谷、貢春樹等主要人物都是一介布衣，幾個瘟生倒是有功名的，只不過在小說中跑龍套般一晃而過。唯一一個稍為重要的人物康己生康中丞，也是遲至79回才登場，前後活動不過十四、五回，況且所寫並非其官場活動，而是卸任後寓居上海，因帷薄不修，鬧出許多笑話。作者明明屬意於青樓，卻又不時拉扯上官場，來幾句現在的嫖界，就是今日的官場之類挺解恨的警句，這自然是受《官場現形記》等一大批譴責小說的影響。作者開篇聲明此書是寫一個富貴達官的小影，可青樓生活的吸引力實在太大了，誘得作者離題萬里，以章秋谷的艷遇為敘述的主線。書中數次解說代表九尾龜的康己生的故事為何如此短暫，每次說法都不一樣，而且都難以自圓其說。實際上很可能作者很快改變了創作初衷，只不過是隨寫隨刊，只好在後面的章節不斷補救、辯解。把一個官場的故事改造成一個青樓的故事，小說是扭過來了，雖說有點生硬；至於創作之初文學風格的設計，卻並沒因故事的替換而發生實質性的轉變。《官場現形記》開啟了一個新的文學時代，一時間此類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的譴責小說大受歡迎。各類學界現形記、商界現形記、女界現形記於是紛至沓來。《九尾龜》實際上正是在這麼一種文學潮流中，把狹邪小說的溢惡推到極端，變成一種適合時人口味的嫖界現形記。 不同於一般的現形記之處在於，《九尾龜》同時還接受另外兩種小說類型的影響：一是古老的俠義小說，一是剛剛輸入的偵探小說。 借小說主人公以自況，這是個古老的文學神話，實在當不得真，沒必要考察「論文則援筆萬言，論武則上馬殺賊」的章秋谷與他的塑造者張春帆之間的差距，關鍵在於，這個要功架有功架、要相貌有相貌、要才情有才情的理想嫖客，不單在嫖界很得妓女寵愛，處處佔便宜；更難得的是他那古道熱腸，自稱要做個現在的古押衙，再世的黃衫客，朋友有難，乃至路見不平，他都挺身而出，主持公道，懲罰邪惡。作者顯然不懂武功，每到緊要關頭，總是"好個章秋谷，忙者不會，會者不忙"這麼兩句，這當然無法跟真正的俠義小說一爭高低。令人感興趣的是，作家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不單應是平康巷裡的慣家，還應是煙花隊中的俠客。於青樓中行俠使義，既有言情小說中才子的纏綿悱惻，又有俠義小說中英雄的粗獷豪俠，如此十全大補，虧作家想得出來。這種嫖客的理想化，剛好跟妓女的漫畫化形成鮮明對照，顯示出作家藝術觀念中某種明顯的偏差。 《九尾龜》中寫武功處十分蹩腳，寫偵探處也不見得高明。面對著形形式式的騙局，作家必須讓章秋谷一層層揭開黑幕，方顯出大智大勇。於是，小說花好多筆墨寫章秋谷如何察顏觀色推理取證，偵探、勘破各種奸謀。自有個莫立亞堆的奸巧詐偽，就有個偵緝他的晤爾晤斯。可借鑒福爾摩斯之探案，在晚清實在也是一種時尚，談不上特別的創造發明。比起《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老殘遊記》來，《九尾龜》的偵探故事顯然嫩多了。或許是作者過於相信章秋谷的神機妙算，以至沒有心機細細推敲，每每匆匆過場，故偵探部分沒能給讀者留下多深的印象。 章秋谷感情生活的呈現，固然是小說的重要部分；但章作為小說的主人公，主要還是個功能性人物。藉助於章的交往、旅行，串聯起各種奇聞軼事，展示各式各樣的社會相，暴露嫖界的黑暗與沒落，從而避免《官場現形記》一類小說結構過分鬆散的缺陷，獲得一種表面的整體感。這一點，《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冷眼觀》等小說已經做到了。《九尾龜》突出之處在於，作者始終讓章這一功能性人物同時介入故事進程，避免成為單純的觀察者和記錄者。在這裡，俠義小說、偵探小說的滲入無意中幫了《九尾龜》一個大忙。理想化的人物塑造方法，逼得作者不忍心讓主人公坐視旁觀。每當好人陷入困境，必然有人前來搭救。「這個人究竟是誰，料想列位看官，也不用在下做書的饒舌，一定知道是章秋谷了。」到了這個地步，人物塑造的真實感和豐富性自然不能不受損害，可小說卻因此獲得了結構上的完整和嚴密。而這在一味連綴軼事形同類書的晚清小說中，還是相當難得的。 《九尾龜》最為人稱道的特點，是它部分採用方言寫作。方言文學倘若指各地民間歌謠、戲曲曲藝，那自然是源遠流長；倘以小說而論，真正的方言小說則在清末才興起。明清白話小說中有許多方言成分，這是不言而喻的；但北方話各種方言間語音、辭彙、語法相差不是很遠，故滲入個別方言描寫的小說，對一般讀者的閱讀並未構成很大困難。倘若大量採用吳語、粵語、閩語來寫作，效果可就大不一樣了。一方面可能更恰切神妙地表現地方色彩及作家獨特的藝術感受，另一方面則可能嚇退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其他方言區讀者。在二十世紀初，除官話外，吳語和粵語是比較有資格推出自己獨特的文學作品的。可惜晚清文壇上，出生粵語區的作家雖然不少，其中甚至有梁啟超、吳研人、蘇曼殊、黃小配等重要的小說家，可就是沒有出現比較成功的粵語小說。 晚清的方言小說主要產生在吳語方言區，這裡有文學傳統的原因，也跟文化氛圍有關。胡適在《吳歌甲集序》中說過：「論地域則蘇、松、常、太、杭、嘉、湖都可算是吳語區域。論歷史則已有了三百年之久。三百年來凡學崑曲的無不受吳音的訓練，近百年中上海成為全國商業的中心，吳語也因此而占特殊的重要地位。加之江南女兒的秀美久已征服了全國的少年心；向日所謂的南蠻舌之音久已成了吳中女兒最系人心的軟語了。故除了京語文學之外，吳語文學要算最有勢力又最有希望的方言文學了。」對於晚清文壇來說，還有兩個不容忽視的文化因素：一是當年的新小說家主要集中在上海，即使外地作家也能操吳語；一是晚清狹邪小說盛行，吳儂軟語恰好最能表現青樓女子的聰明伶俐與故作嬌羞。 在張春帆創作《九尾龜》之前，有兩種類型的吳語小說，一以韓邦慶的《海上花列傳》為代表，一以張南庄的《何典》為代表。前者敘述語言用官話，人物對話用蘇白；後者敘述語言和人物對話全用北部吳語。張春帆另闢蹊徑，《九尾龜》中只是部分人物對話採用蘇白。不排除照顧外方言區讀者的考慮，因純用吳語對話的《海上花列傳》「致客省人幾難卒讀，遂令絕好筆墨竟不獲風行於時」；而同寫青樓生活的《海上繁華夢》卻「年必再版，所銷已不知幾十萬冊」。這種盛衰對比就在眼前，張春帆創作時自然不能不考慮吳語限於一隅這一事實。於是，《九尾龜》中出現這麼一種奇異的局面，「什麼人說什麼話」--人物對話按身份嚴格區分，倌人操蘇白，嫖客說官話。這樣一來，外方言區讀者可以大致讀得下去，懂吳語者則更能體味其中北里嬌娃的神態風情。只是方言小說經這麼一改良，人物對話已不再具備寫實的意義，而更多帶有象徵的意味。在小說中，用什麼「話」開口，已經變成一種身份地位和文化修養的外在標誌。 這裡，蘇白已成了一種有特殊內涵的文化符號，它代表著晚清海上青樓女子所特有的音容笑貌、言談舉止乃至身段神情。以至章秋谷到天津、南京等地逛妓院，會因為聽不到圓轉流利的蘇白而大失所望。好不容易碰到三個自稱蘇州人的倌人，一考，原來是冒充的。蘇、杭兩處，是個繁華富麗的地方；蘇、杭兩處的女子，就也是個嬌嬈的尤物。蘇州人成了個榮譽稱號，蘇白成了妓女的標準語言。於是乎章秋谷津門點花榜，北人不錄，揚州人也是一個不取。不操蘇白者，那裡比得上蘇州、上海人，一舉一動，別有一種溫柔軟媚的神情。蘇白--蘇州、上海人--蘇州、上海的妓女--色藝俱佳的理想妓女。這麼一來，方言的使用在小說中獲得了更深一層的含意，而不再只是渲染氣氛或者刻劃人物。作者對蘇白、對上海妓女的看法是否準確，沒必要深究；值得注意的是，他對小說中吳語方言的理解和使用，已經深入到文化層面，這為以後方言小說的發展拓寬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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