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是國學,佛教是外來的，佛學不是國學?

本期視點·觀點話題 ：近年來提到國學時，很多人覺得儒學是國學，而佛教是外來的，佛學不是國學。您怎麼看待這個問題？您覺得國學與佛學的關係是怎樣的？百度知道對「國學」的解釋：「國學」一說，產生於西學東漸、文化轉型的歷史時期。而關於國學的定義，嚴格意義上，到目前為止，學術界還沒有給我們做出統一明確的界定。名家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普遍說法如國粹派鄧實在1906年撰文說：「國學者何？一國所有之學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國焉，有其國者有其學。學也者，學其一國之學以為國用，而自治其一國也。」（《國學講習記》，《國粹學報》第19期）鄧先生的國學概念很廣泛，但主要強調了國學的經世致用性。一般來說，國學是指以儒學為主體的中華傳統文化與學術。國學既然是中國傳統文化與學術，那麼無疑也包括了醫學、戲劇、書畫、星相、數術等等，這些當然是屬於國學範疇，但也可以說是國學的外延了。國學以學科分，應分為哲學、史學、宗教學、文學、禮俗學、考據學、倫理學、版本學等，其中以儒家哲學為主流；以思想分，應分為先秦諸子、儒道釋三家等，儒家貫穿並主導中國思想史，其它列從屬地位；國學以《四庫全書》分，應分為經、史、子、集四部，但以經、子部為重，尤傾向於經部。《四庫全書》是中國古代最大的叢書，編撰於乾隆年間，由當時的紀曉嵐、王念孫、戴震等等一流學者完成。「四庫」指經、史、子、集四部，「全書」指所收都是全本。「國學」是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化與當代文化中的精化相融的學術精髓簡稱。儒學大師杜維明教授：我覺得現在國學熱存在對儒學很重視的現象，但不要忘了道家以及所有先秦文化都是中國文化的組成部分。另外還值得注意的是，我認為在中國現代學術真正的顯學是佛教。佛教的研究很紮實，包括從文本的分析到語言的研究一直到佛教和現代化的關係。國學研究牽涉到國學這個提法和中國文化研究的特色在什麼地方可以結合，又在什麼地方有所不同。把儒家當做一枝獨秀是站不住的。首先，我根本不相信儒家在中國有過一枝獨秀的歷史。了不起就是漢代的獨尊儒術，但是司馬遷在《史記》里就批判以儒學為控制手段的公孫弘是「曲學阿世」。在漢武帝的內心世界裡面，方士、陰陽的東西有很多，不能說是信奉儒家的皇帝。即使大儒董仲舒的思想里，也有一種綜合，儒、道、法、陰陽家都包括在內。從二世紀到十一世紀，中國的精神世界中，了不起的大思想家不一定都是儒家。我相信，有史以來中國最有影響的知識分子是玄奘，玄奘的影響最大。唐朝對玄奘極為尊重，能夠組織三千多人來參加翻譯的大工作。上海社會科學院佛教研究中心秘書長、本站特邀請評論員劉元春教授：排斥佛學，何以成「國學」？近年來，「國學」成了很時髦的美言，於是，「國學大師」的桂冠也滿天飛，就如一些官員、豪富的「博士帽」一樣的廉價了。但，何謂「國學」，倒是含混不清。在眾說紛紜中，有了國學就只是「儒學六藝」偏狹之見，而把先秦百家其它學說思想、佛學等影響中國文化和社會幾千年的傳統文化體系都排斥在外。其實，不論從國學內涵，抑或佛學的歷史價值看，我們都可以肯定的說：排斥佛學，何以成「國學」？國學一詞，較早見於《周禮·春官·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這裡國學是指教育機構，或指教樂舞的機構。這可能就是某些人所依據的「原典」。但是，如果用歷史的、發展的、現實的觀點來講，這顯然過於偏狹，而且十分有害。其一，現代語境中的國學，應當是中華民族學術文化的總和，應當是中華民族共同創造和共同遵循的文化精神，是「國學」，非「家學」，等等，自然涵蓋深廣；其二，中華文化之精神力量就在於兼容並蓄，在於熔鑄中外百家，圓融之中顯精神；其三，先秦諸子百家融會於儒學，方使之成為國之顯學，儒、道、釋三學並進，方成就治世、治身、治心之功；其四、當今世界當今社會的諸多問題錯綜複雜，但根本原因在於人心淪落，而佛學能夠助益世道人心，當是不爭之事實。可見，一個排斥佛學的「國學」，何以令人信服？近代以來，以章太炎等為代表的志士仁人們「深懼國學之衰微」，而希望通過振興國學救亡圖存。當今國學之興，雖不是因於國之危亡之際，但亦是基於我們國家民族之「和平崛起」與「和諧社會」，來依恃我們的「國學」，更好的解決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人的內心等等現實問題的。那麼，如果我們將曾經兩千多年曆練、已經融入中華民族文化血脈中的佛學思想及其文化體系排除在國學之外，那將對「國學」何益？趙朴初先生曾引述一位著名歷史學家的話說，不懂佛學就不懂中國文化。他還指出，現代人如果真要徹底摒棄佛教文化的話，恐怕他們連話都說不周全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員，本站特約評論員周齊教授：「佛學」與「國學」不必是所屬關係現今使用的「國學」一詞沿襲的應是近世以來所使用的「國學」一詞的含義，與當年對應「西學」等因素不無關係，因而，「國學」曾是有時代特色的一種說法。由此概念的使用情況大致看，國學關涉的基本是中國古代的哲學、文學、史學等學說及學術的一類內容。不過以「國」來界定「學」，內涵外延難免糾結，使得國學定義莫衷一是，至今「國學」指稱的仍然是大概的領域範圍。佛學則很清楚地歸屬佛教。如果非要將「佛學」與「國學」對應的話，顯現的主要是兩者在「教」（宗教）與「學」（學說學術），不同學術門類上的區別。按學術門類劃分，宗教與哲學等是不同的學科門類。佛學屬於宗教的範疇，與哲學等有交叉關係。因而，佛學與國學所關涉者，首先表現為分屬於不同門類。其實古代佛教即有內外學之分，雖不完全等同近世之學術分野，但已顯現出明確的彼此之別。由此而論，「佛學」與「國學」不是所屬關係。事實上，既便佛學不是國學的範疇，也不能否定在中國弘揚了千百年的佛教及其佛學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問題的悖論之處是，立足學術立場，宗教無疑是一門學問，其中也有哲學、歷史、文學、藝術等學術領域。比如，佛學的重要部分就是哲學，且與中國傳統哲學交涉頗多。那麼，這樣的學說學術是否歸在國學呢？或許問題的癥結即在於造成模糊的一些界定。顯然，人們精神活動的各領域，必是有交道能溝通的，因而也必有交叉，但是，終究還是有領域界限的。而學術體系的建構也正是基於此。如今學術門類的分野較之前一兩個世紀早已更加系統和清楚。的確，即如有些學者也主張的，以宗教對應宗教，以哲學對應哲學，以史學對應史學，以文學對應文學，……凡此等等，豈不相對清楚明確。上海大學宗教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本站特約評論員李向平教授：當代中國的「三國演義」當前很熱鬧的「國學熱」，近似為一場社會思潮。很遺憾的是，同為中國文化傳統的佛教、道教等，均難登堂入室，同唱高雅。其中的緣故，自然就具有深刻的意義了。1），國學熱的種族背景和話語要求。國學如同國粹，國粹與中華民族緊密相關，所當以文化正宗的儒學為主體，兼顧天下國家的信念復興。特別是近年來儒教復興，幾乎就是這類的問題的直接反映。中國人的文化認同似乎就必以儒教為皈依，為正宗。如此就難免局限於了國學熱的視野與胸懷。2），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認同要求。章太炎在二十世紀初葉曾經說過：一是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二是用國粹激動種姓，增進愛國的熱腸。目前的國學，似乎就局限於章太炎的第二句話。國粹——種姓——愛國。真有點「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文化排斥特徵。甚至有學界朋友呼籲國家權力要注意使用傳統文化抵制外來文化，以維護正宗文化地位云云。甚至有學人為了儒教的復興，不惜子子孫孫等待漢武帝的再世。如此，唯我正宗的國學熱之中，何來多元的、多樣的、豐富多彩的學術重建？！3），國學熱內涵的意識形態特徵。本來，文化傳統的復興，無可非議。然其必然要與種姓、愛國等等主義結合在一起，可能就會產生更加複雜的內涵出來，比如，對於外來文化、對於宗教的非議、排斥。這樣，章太炎的話，就只剩了一句了。宗教－信心－道德的問題，似乎就全交給了國學。國學獨當一面，成為一種治理國家、社會的權力，甚至是已經意義化、精神化的權力關係了。這樣就構成了難免的意識形態特徵。在此語境下，凡非正宗者，皆非國學者也。何況中國人常常以非宗教、為中國文化之理性、人文特色而自豪，以宗教信仰之淡薄為驕傲，何苦還要來一番國學之中的宗教之爭呢？！許多儒學家不喜好宗教一語，極力反對儒學為儒教的議論，即可從中窺豹一斑。基於上述考量，我們似可不必斤斤計較於佛教本為傳統文化，不懂佛教不懂中國文化等等議論了，關鍵還有一個意識形態的考量藏在背後，與其他文化、信仰叫勁。天－祖為核心的儒教信仰，修齊治平的文化要求，佛教本不具備。曾記得2007年10月間，國內佛教界對炎帝的一番祭祀，好不熱鬧，但影響平平。雖然是佛教因此而有民族主義化之嫌，但是剃頭挑子一頭熱啊！更何況，國學還不一定就是社會價值的正宗。我很關心的反倒是，佛學是否為國學的問題之中，是否會包涵了儒－道－釋諸神之爭，呈現在當代中國社會、文化領域之中的另一種三國演義呢？此類問題，似乎不為佛教是否國學之論，卻亦不得不視為國學與佛學之深層關係者也，值得三思。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及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本站特約評論員何建明教授：國學不能等同於儒學近些年來，談國學的人漸多，似乎不談國學，不能成為國人。可是，近些年談國學的人，一談國學，就說儒家之學（簡稱儒學），以為除了儒學，就沒有國學；或是認為，只有儒學，才是真正的國學。更有甚者，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社會上出現了儒商之說，還有所謂世界儒商大會。他們談儒商，就自以為是有儒家精神或弘揚儒家精神的商人，甚至以為中國的商人都是儒商，或者說，中國未來的企業家都應當是儒商，以此而與西方的商人相區別。其實，這些都是「陋儒」之見。《說文解字》：「儒，柔也，術士之稱，從人，需聲。」徐灝注箋：「人之柔者曰儒，因以為學人之稱。」因此古代通常以「儒」稱學者，如《字彙·人部》：「儒，學者之稱。」據《現代漢語大字典》，「儒」是春秋時從巫、史、祝、卜中分化出來的、熟悉詩書禮樂而為貴族服務的人。以「儒」稱謂儒家，只是古代的一種用法，如《漢書?藝文志》：「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也就是說，儒家學說是古代服務於帝王統治的教化學說，並不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場而為老百姓服務的學說。因此，如果以儒家來代表中國傳統文化，實際上是將中國傳統文化完全看作古代專制主義或為古代專制主義服務的思想之代名詞。當然，我在這裡，並不是全盤否定儒家文化，而是說，如果將中國傳統文化全部或是主要看作是儒家文化，不僅全盤否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優良傳統，而且也將儒家文化中積極的因素給否定了。這顯然不符合中國傳統文化的本來面目，更不是當代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旨所在。國學，顧名思義，就是國家之學，也是國人之學。古代中國的國家觀念是不斷變化的，但是，無論怎麼變化，都可以稱之為中國或華夏。也就是說，國學，應當是中國或華夏曆朝歷代學術文化之總稱。從歷史來說，國學不能局限於儒家之學。先秦時期百家爭鳴，儒學只是與道、墨、法、名等諸家相併列之一家學說。秦始皇焚書坑儒，儒學就不是秦國之國學。漢初流行黃老之學，儒學並非主流之國學。到了東漢，道教產生，佛教傳入，都獲得廣大信眾，國學進入到儒、道、佛三家並行之時代。魏晉時期，最流行的是《易》《老》《庄》「三玄」，儒學並不發達。南北朝時期，佛、道迅猛發展，儒學不佔主流。到隋唐，道教和佛教成為國學的主角，道教達到了歷史發展的最高峰，而佛教中國化也結出了碩果，即以天台宗智顗、三論宗吉藏、華嚴宗法藏和禪宗慧能等為代表的「中國佛教」已成為國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唐代實行「老先、孔次、末後釋」的政策，但實際上是道、佛並崇的政策，在中國社會和文化最發達的初盛唐時期，儒學的代表只有初唐的孔穎達、賈公彥和陸德明，整個唐代儒學極其式微，以至晚唐時期羅隱感嘆：「晚來乘興謁先師（孔子），松柏凄凄人不知。九仞蕭牆堆瓦礫，三間茅殿走狐狸。」因而大聲疾呼：「三教之中儒最尊，止戈為武武尊文」。人們總是拿李翱、韓愈、柳宗元來代表唐代儒學之興，恰恰相反，他們都是唐代後期的人物，而且都是有感於儒學在唐代的衰落而發出復興儒學的呼聲，況且，到後來，李翱事奉葯山和尚、韓愈事奉大顛和尚。即使是到了宋明時期，雖有影響後世的程朱陸王之儒學（理學），但他們不過是表面的儒，而裡面是佛與道。二程的老師周敦頤，問學於僧壽崖，只是皮相的儒家。邵雍為陰陽家，來源於道家陳摶。而張橫渠的學問，據章太炎考證，「外守禮儀頗近儒，學問卻同於回教」。「存天理，滅人慾」是宋明理學最重要的命題，正是儒、佛、道三教融合的典型表達。其實，中國的文化，或是中國的國學，何止於上面提到的儒、佛、道三家。唐代，基督宗教、伊斯蘭教就傳入中國，流行兩百餘年。後來，雖有唐武宗滅佛和唐末黃巢起義的沉重打擊，但元代、特別是明清以後，基督宗教和伊斯蘭教不僅加速在中國的傳播，更積極地實現中國化，到今天，中國不僅擁有遍布各地的數千萬計的基督宗教徒和伊斯蘭教徒，而且有了千百年來形成的中國基督宗教文化和中國伊斯蘭教文化。誰敢說它們不是我們的國學？當然，近代以來，我們又有了新的國學，如清末民國時期推崇科學和自由、民主的新學、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中國共產黨人開創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毛澤東思想。正是這些才有了我們今天海峽兩岸四地的中華民族的現代崛起和中國文化的現代復興。總而言之，儒學在中國歷史上並不是長期佔主流的國學，將國學等同於儒學的作法是根本錯誤的。離開了古代的道家道教和佛教，離開了近代以來的新學和三民主義、毛澤東思想，國學不國，而只是一家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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