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立民：「魯迅風」與儒家文化

——論新聞評論視域中的「魯迅風」之一

　　不可否認，魯迅的新聞評論與「舊聞評論」常常以反孔批孔著稱。從1918年7月作專論《我之節烈觀》，到1934年的長篇大論《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再到臨去世前一個月寫的《女吊》，魯迅的批孔可謂一以貫之。其間的系列《隨感錄》、《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再論雷峰塔的倒掉》、《答KS君》、《病後雜談》、《論「他媽的」》、《馬上支日記》、《<塵影>題辭》、《野獸訓練法》、《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倒提》、《燈下漫筆》、《春末閑談》、《知了世界》、《論睜了眼看》、《一點比喻》、《禮》、《談皇帝》、《二十四孝圖》、《從孩子照相說起》、《「尋開心」》、《堅壁清野主義》、《男人的進化》、《關於婦女解放》、《由中國女人的腳，推定中國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今春的兩種感想》、《諺語》、《名人和名言》、《未有天才之前》、《從鬍鬚說到牙齒》、《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這個與那個》、《老調子已經唱完》、《十四年的「讀經」》、《我們不再受騙了》、《略談香港》、《吃教》、《儒術》、《算賬》、《運命》……矛頭所向毫不躲閃，離經叛道憎愛分明，堪稱堅定地不妥協的「反孔派」。於是有論者在總結「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打倒孔家店」之際，用了「光芒萬丈，後患無窮」八個字來總結，而魯迅的反孔也不時受到詬病。因此，在總結新聞評論視域中的「魯迅風」的時候，有必要分析「魯迅風」與儒家文化的齟齬、對立以及千絲萬縷的聯繫。　　〇「權勢留聲機」與魯迅認同感　　1934年，魯迅在那篇著名的、用日文寫的、最初發表於1935年6月號日本《改造》月刊的《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中說：「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聖人』是死了以後的事，活著的時候卻是頗吃苦頭的。跑來跑去，雖然曾經貴為魯國的警視總監，而又立刻下野，失業了；並且為權臣所輕蔑，為野人所嘲弄，甚至於為暴民所包圍，餓扁了肚子。弟子雖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卻只有七十二，然而真可以相信的又只有一個人。有一天，孔夫子憤慨道：『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從這消極的打算上，就可以窺見那消息。然而連這一位由，後來也因為和敵人戰鬥，被擊斷了冠纓，但真不愧為由呀，到這時候也還不忘記從夫子聽來的教訓，說道『君子死，冠不免』，一面系著冠纓，一面被人砍成肉醬了。……孔夫子到死了以後，我以為可以說是運氣比較的好一點。因為他不會嚕囌了，種種的權勢者便用種種的白粉給他來化妝，一直抬到嚇人的高度。但比起後來輸入的釋迦牟尼來，卻實在可憐得很。誠然，每一縣固然都有聖廟即文廟，可是一副寂寞的冷落的樣子，一般的庶民，是決不去參拜的，要去，則是佛寺，或者是神廟。若向老百姓們問孔夫子是什麼人，他們自然回答是聖人，然而這不過是權勢者的留聲機。」「總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國，是權勢者們捧起來的，是那些權勢者或想做權勢者們的聖人，和一般的民眾並無什麼關係。然而對於聖廟，那些權勢者也不過一時的熱心。因為尊孔的時候已經懷著別樣的目的，所以目的一達，這器具就無用，如果不達呢，那可更加無用了。」[1]　　需要注意的是，魯迅時代的「現代中國」與時下又有不同。有論者認為：以孔孟之道為底色的中國傳統文化是「樂感文化」，是有充分道理的。老百姓饑寒交迫的時候「樂感」是當權者為所欲為而「治人」的快樂，而社會比較穩定之際，社會趨於和諧，社會的和諧帶來的大環境之「樂」與「回也不改其樂」的獨善其身精神愈發有市場——源遠流長的孔孟之道總是有自己存活的道理。　　傳統和現代的對立，現象上或是反抗，整體上乃是繼續。傳統一旦形成，便成了某一文化的「生存方式」，不可能被一刀兩斷。儘管魯迅口稱「不相關」，但正因為孔孟的書讀得最早，最熟，一生反孔批儒的魯迅自己也無法擺脫孔孟的「毒氣」和「鬼氣」。林毓生在《中國意識的危機》里評價說：偉大若魯迅先生也只能在中國文化的經驗範圍內活動。「在這種經驗範圍內，一個真正的歐洲格調的存在的認同危機是不可能出現的。」他以魯迅小說《在酒樓上》為例，說明魯迅「一方面，是明確的『整體性的反傳統思想』，另方面，又在意識『不明確層』對某些傳統的價值觀有所承擔。」正因為主人公呂緯甫的原型是魯迅本人，所以，「魯迅在個人生活上是抱著『念舊』的價值觀的。但他很不願讓它上升到明確的意識層來，即使是只有自己明白也不行。」[2]——林毓生強調了魯迅的矛盾與「緊張」，突出了魯迅思想深處自覺不自覺的潛在的認同感。故此，批評魯迅「全盤西化」顯然也是盲人摸象。孔夫子身上的「亮點」諸如社會使命感、「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悲劇意識、借文化思想改良社會的手段、與社會實際結合的教育思想等等，恰恰為魯迅所輝煌地繼承。換句話說，恰恰是反孔的魯迅偏偏成了宏揚優秀的民族精神——包括孔子思想精華的傳薪人。　　〇「國人不可不知」的五句論語　　讀《當代新儒家》[3]，發現不了解「儒學」的和很了解「儒學」的中外學者有著共同的擔心。　　美國學者列文森說：經歷了鴉片戰爭後西方文化的撞擊，尤其是1905年廢科舉、1911年廢皇帝、1919年「五四運動」，「儒學在中國知識分子中的說服力和生命力正在減退，至二十世紀初己被漸漸埋葬，因此其現代命運己經定型。」而新儒家的學者景海峰先生說：「在中國現代思想脈動的歷程表上，儒學氣數直線下降，日見其微」，以至於「枝葉零落，慘敗不堪，似乎成為一堆萬劫不復的死灰。」　　殊不知時下之國人，不了解魯迅恐怕更甚於不了解孔子——此種趨勢還有逐漸發展的可能。幾千年來，經歷了從「焚坑」到「獨尊」的礪煉，孔孟之道可以說早就被「銘刻在腦海里、融化在血液中、落實在行動上」。十年「文革」劫波度盡之後，孔老夫子更是衝出亞洲，走向世界，大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趨勢——當然，與純粹學習漢語的世界各地的「孔子學院」似乎關係還不是太大。　　1991年，筆者到曲阜參加「魯迅研究年會」——議題就是「魯迅與孔子」，參觀「三孔」（孔府、孔廟、孔林），才知道文革後曲阜出現了「文物史上的奇蹟」：「文革」期間碎成130多塊的孔墓石碑，在後來修復孔廟之際，居然「一塊不少」的被「捧了回來」（見賈魯生《孔子與中國》）——其珍愛、敬重、收藏，在中國當代史上確乎無以復加。　　而且，即便捧不回來，那流淌在國人血脈里的「集體無意識」，也是再也無法砸碎的。更不必說在「要用孔子思想統一世界」的台灣、日本、新加坡了。　　同時，受「中體西用」的慣性影響，如今向《論語》尋求「馬克思的真理」者也大有人在。2008年奧運會，國際孔子文化節組委會、國際儒學聯合會、北京奧運會合作網站央視國際等機構，共同推出了「國人不可不知的五句《論語》經典」徵集活動，邀請10位國內外著名儒學專家遴選出20句《論語》經典，作為投票基本範圍。經過近三個月的網路投票活動，最終選出了「德不孤，必有鄰」、「禮之用，和為貴」等五句語錄，「最能體現孔子思想精華的經典名句，推薦給北京奧組委，作為2008北京奧運會的迎賓語，以體現北京奧運會人文奧運的理念，表達文明古國、禮儀之邦的人民對四海賓朋的熱情歡迎。」彼時的孔子的作為代表「國粹」的「親善大使」出現的。如果有誰選取了魯迅的「有我所不樂意的在你們將來的黃金世界裡，我不願去」豈不大煞風景？　　然而，魯迅先生也有「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名句，為什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中國魯迅學會等機構以及國內外著名魯學專家沒有想到呢？　　如果說當初郭沫若先生寫歷史小說《馬克思進孔廟》時分還有幾分玩笑的意思，如今的學者可是一本正經了。我們甚至可以把十幾年前的「紅寶書」和今天開本、裝禎完全相同的《論語》的詞句互相印證。　　〇正統牌的國粹大師　　近年來，廣東、廣西、江蘇、山東等地紛紛出現「開筆禮」，成千上萬六齡童參拜孔子。而當年的「大批判材料」如《三字經》、《名賢集》、《弟子規》等也重新大量加印、灌成磁帶，與大小歌星們同時登（櫃）台獻藝。　　回觀所謂的顯學「魯迅研究」，似乎仍然是吃「魯迅飯」的一駁人圈內的事情。而且，在周作人熱、林語堂熱、梁實秋熱盛行之後，魯迅的世界更趨平靜——扎紮實實的爬疏研究似乎日見其少，國家級的相關課題似乎未見其多，而一些「那些事」之類的「非學理性」的生活「考證」隔三差五飄將過來。魯迅不僅在中學課本里「撤退」，而且在大學講台上也正在擴大失地。　　魯迅先生1918年就慨然宣布：「凡老的舊的，都己經完了！這也應該如此。雖然這一句話實在對不起一般老前輩，可是我也沒有別的法子。」[4]可惜先生還是瀟洒得過早了一點。古譜總有辦法新詮，老調子該唱直須唱，一般人想擋也擋它不住的。　　所謂的「全面反傳統」的「魯迅風」之於魯迅，仍然是立足於政治思想和倫理道德的基點之上。只有從這一點出發，我們或許才能夠準確把握「中國的歷史就是『吃人』的歷史」的結論，而不會輕易地把魯迅劃歸「全盤西化」行列。　　在《孔子評傳》里，匡亞明先生將孔子思想一分為三：一為封建思想餘緒，二為有人民性進步性的部分，三為超階級的思想如教育思想等。而魯迅對於孔子的大同思想，教育思想並無更多的批判，並非「橫掃千軍如卷席」，蕩滌殆盡。同時，作為文學家的魯迅和作為革命家、思想家的魯迅在不同的側面亦有不同的側重——（正如《青年必讀書》中之「青年」是統稱而非特指文學青年一樣）在魯迅那裡，學術的、感性的、個人的與政治的、理智的、社會的顯然是兩個層面上的東西，他從前者出發，完全可以編《中國小說史略》，寫《漢文學史綱要》，校《嵇康集》，收集碑刻拓片，為好友許壽裳的兒子許世瑛開一堆舊書目，以顯示其文學家的特點。而這一切「傳統」的舉動，並不曾從根本上妨礙他在道德倫理方面徹底的反傳統立場。　　在回答施蟄存先生的《答「兼示」》一文里，魯迅說的明白極了：「這是施先生忽略了時候和環境。他說一條的那幾句的時候，正是許多人大叫要作白話文，也非讀古書不可之際，所以那幾句是針對他們而發的，猶言即使恰如他們所說，也不過不能作文，而去讀古書，卻比不能作文之害還大。至於二，則明明指定著研究舊文學的青年，和施先生的主張，涉及一般的大異。倘要弄中國上古文學史，我們不是還得看《易經》與《書經》么？」「其實，施先生說當他填寫那書目的時候，並不如我所推測那樣的嚴肅，我看這話倒是真實的。我們試想一想，假如真有這樣的一個青年後學，奉命惟謹，下過一番苦功之後，用了《莊子》的文法，《文選》的語彙，來寫發揮《論語》《孟子》和《顏氏家訓》的道德的文章，『這豈不是太滑稽嗎』」[5]

而且，這「反傳統」用周作人是話說，是表面上似乎相對，實質上仍有繼承。是魯迅用「反傳統」保護與鍍亮了傳統——因此，我們同樣可以理直氣壯地說：魯迅同樣的「國粹派」，而且是著作等身的經典的正統牌國粹大師。 　　〇「生命感」與「生存感」 　　魯迅說過：「『散文非散文，小品非小品』，其實也正是『雜文』。但這並不是矛盾。用『雜文』攻擊『雜文』，就等於『以殺止殺』。先前新月社宣言里說，他們主張寬容，但對於不寬容者，卻不寬容，也正是這意思。那時曾有一個『雜文家』批評他們說，那就是劊子手，他是不殺人的，他的偶然殺人，是因為世上有殺人者。」[6]一直被人提及，一直受到非議，從另一個側面說，就是一直被重視，一直佔據理論的中心。據說20世紀不少領先的思想都是從批判黑格爾開始的，黑格爾也因此而不朽。 　　同理可證，只要非孔、批孔、反孔的陣營繼續存在，則孔子的存活天經地義。不能不承認，孔夫子思想中有切合中國國情的深厚積澱，有自身的永恆因素。 　　偏偏黑格爾對孔子的哲學評價很一般：「他是一種道德哲學，……這種常識道德我們在哪一個民族裡都找得到，可能還要好些。……西塞羅留下的《政治義務論》便是一種道德的書，比孔子所有的書內容更豐富，而且更好。我們根據他的原著可以斷言：為了保持孔子的名聲，假使他的書從來不曾有過翻譯，倒是更好的事。」[7] 　　無疑，魯迅是一個始終散發著生之熱氣的人，一個陳舊的社會秩序的破壞者。作為「隨感錄」的肇始者，他的宗旨是「在可詛咒的地方，擊退可詛咒的時代。」 　　「因為我常常覺得『惟黑暗和虛無』乃是『實有』，卻偏要向這些作」作絕望的抗戰，所以很多著偏激的聲音。或者是年齡和經歷的關係，也許未必一定的確的，因為我終於不能證實：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8] 　　他讓青年少讀——不讀中國書，出發點正是振奮生的翅翼，以免陷入嫵媚可愛的深淵泥坑。比之魯迅，孔子哲學中更多的是在君臣父子的等級社會中的「生存感」，而非生命感。孝悌、忠信、恭敬、仁義……更讓人體驗到一種「聽命感」，而不是生命感。而且從聽命到宿命，毫無反抗的色彩，正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生死由命，富貴在天」、「非小人無以養君子」。 　　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在改革開放之後已步入現代的時代，安然地梳理著自己的羽毛的溫良恭儉讓，與敢哭敢笑敢打敢罵、「風波浩蕩足行吟」的踔厲風發，與與時俱進的改革前行，究竟哪一個更重要一些呢？ 　　〇兩位「聖人」的命運「互文」 　　「魯迅風」與孔孟之道形影不離的日子當在「文革」十年間。偏偏在那嚴肅得不敢「亂說亂動」的歲月里，兩位「聖人」身上充滿了身不由已的戲劇性。 　　馬克思說過：「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9]再往後，他沒有說，在孔子和魯迅身上則是悲喜劇了。 　　孔子生前鬱郁不得志，「為權臣所輕蔑，為野人所嘲弄」，「累累若喪家之犬」，當是悲劇——因為他的主張當時正有益於封建社會，偏偏當權派不聽，報國無門。他死後步步登高，直至被奉若神明，不料卻被恭敬得過了頭，成了人家的敲門磚，演了好久為人利用的滑稽劇，因此搖身一變成了喜劇。可到了「史無前例」的瘋狂歲月里，孔子他老人家卻是上演了一出明悲暗喜的悲喜劇：一面是口誅筆伐打翻在地，還得「再踏上一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一面卻是舉國上下遠勝於尊孔的「忠」教儀式。「早請示、晚彙報」，「永遠健康」地頂禮膜拜。在「一句頂一萬句」的「活學活用」中，八億顆腦袋均可不必思索，完成了一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封建大表演。連批孔的名句都還是「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大家「防止」了十年的「資本主義」不曾復辟，孔子倡導的封建主義卻是堂而皇之地雄霸天下了。 　　是故當時批孔遠非反封，而在於批「孝子賢孫」、「批周（恩來）公」——「四人幫」才是「又何其毒也」。 　　作為現代「聖人」的魯迅「文革」間的命運與「孔聖人」也頗有類似。在世時，他遭通緝、被盯梢、明槍暗箭，腹背受敵，以至於站須「橫站」以左顧右盼。從抄古書的「待死堂」里溜出來，他老人家行則「破帽遮顏」，危若漏船載酒。為民請願卻自身難保，悲夫悲夫！解放後，先生演了正劇，「三家一主將五最一方向」，毛主席總結得十分精當。 　　當然，隨著魯迅過上了安生日子，吃魯迅飯的人也日見其多，「魯學」也有了初步成果。可「文革」風起，魯迅與孔子成了「針鋒相對」，與孔子不同，魯迅演的是明喜暗悲的悲喜劇：一邊是魯迅語錄和紅寶書一併流行，「橫眉冷對」之木刻像貼滿大街小巷。一邊是「痛打落水狗」的呼喊聲中，無數幹部群眾或自相殘殺，或慘遭迫害，連「三月的租界」中的狄克也成了「文革要員」，與魯迅肩並肩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了。想想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等老一輩革命家的凄涼晚景，魯迅先生泉下有知，又不知當如何憤怒於自己再次成了被人利用的「敲門磚」。無奈業已作古，人言兩亡。只好任人謬托知己、胡塗亂抹…… 　　是否可以說：「文革」間的批孔和揚魯，均與民族文化毫無干係，孔子與魯迅一為靶，一為矢，都不過是「工具」而已。 　　〇為官之學與「為己之學」 　　杜維明先生又曰：「在孔子時代，有兩種求學方式：一種是為了做官，為了謀生，另一種則是為了完成自己的人格。從儒學的立場看，前一種求學是虛脫的，不實在的，後一種才是實在的，能夠安身立命的，即所謂『為己之學』」[10]。 　　如此一來，孔夫子又近乎老子莊子了，——都是在為保全自己的人格，守住自己的本性而學而活著。無奈老子的「無為」潛藏著「無不為」，是悄悄地衛「道」士；莊子的活法是採用了的遊戲人間的方式，向世界拋出了一副假面；孔子則是認認真真地按照「入世」的或自己的意願求學做事。 　　如此一來，儒道不僅是馮友蘭先生在《中國哲學史》里講的「互補」，而且可以合而為一了。 　　只是倘若此說成立，則孔子「內聖」了就已經完成了自己的人格，大可不必老想著當官，費九牛二虎之力去周遊列國，說服當權者。 　　事實上，「求仁」和「行道」本身便意味著順從權勢和社會而不是恪守自己的人格。正如王富仁先生在其《以西方文化為重建中國現代文化的主要參照系——魯迅與中外文化論綱之二》里分析的：「孔子的個性必須努力體現在個諸侯國的當權者的個性里，因為他的倫理學的價值是體現在政治之中的。」——因此與蘇格拉底的個性表現「是兩種人格」。 　　當然，魯迅也是「入世」的，可他對於「求仁行道」的上層路線絕不感興趣，他始終理智地剖析著社會和世人，保持著「精神界的戰士」的警惕性。儘管幾句雜感足以喪命，可他仍然要罵段祺瑞執政府；儘管蔣介石曾正式「招安」——只要魯迅不罵他，銀元照領，出國也可；而魯迅卻絲毫不為所動——他正是這樣完成了自己——當權者常常無可奈何的個性（當然這樣要付出沉重的甚至生命的代價），而不是把個性「努力體現在個諸侯國的當權者的個性里」。 　　這也正是魯迅的新聞評論為什麼常常是舊聞評論，為什麼常常針對的是「非事件性」的社會現象，為什麼被書報檢察官刪削之後常常令他的讀者莫名其妙的原因——吞吞吐吐勢必在禁錮當中「開拓到文字上去」。 　　寫過《出關》的魯迅成不了老子，飽讀佛經的魯迅成不了法師。他的家庭、經歷、文化修養、哲學意識決定了他的人生走向是與孔子相同的「入世」，只是他「走的是流沙」、是下層路線、是與「愚人」為伍，而孔子走的是「上層」、是「頂峰設計」、是「權威主義」。 　　試比較魯迅與弘一法師：幾乎同齡、幾乎於相同的時間到日本「遂密群科以濟世」，基於相同沉重的愛國情懷而抱著相同的目的：以科學和藝術改變國人的素質。又幾乎是同時——魯迅是1914年，李叔同是1916年對佛教和佛學產生了強烈的興趣。那麼，與佛有緣的魯迅先生為什麼沒有似李叔同先生一樣地毅然出家，原因恰在：出身經歷的截然不同和由此產生的心態的不同，所處的地理環境和人文環境的差別。的確，「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為」，然而像弘一法師這樣嚴格意義上的苦行僧，更需要極大的人格力量和情感投入。因此，對於弘一法師，出家非但不是「四大皆空」，反倒恰恰是魯迅式的義無反顧全力以赴。是以入世的、不遺餘力的使命感，做著出世的、佛學的事業。而魯迅的一生，又正可以用李叔同的那句「度群生那借心肝剖」來概括。此乃「出世」與「入世」的辯證。 　　〇中和韶樂未「失傳兩千多年」 　　據1991年《光明日報》載：「曲阜市根據保存的檔案史籍進行挖掘，完成了《簫韶》樂舞的整理創作，樂舞陣容150人，音樂使用樂器達60多種。在今年9月26日開始的山東省文化節上，這失傳兩千多年的《簫韶》樂舞，將以其凝重悠揚的古典雅樂，優美的舞蹈，圓潤的哲理歌唱呈現在人們面前。」 　　看魯迅的新聞評論名篇——《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可知，「失傳兩千多年」的定義的不準確的。 　　據魯迅引證，1934年8月，使孔子「三月不知肉味」的韶樂在上海已經演奏過一回，當時古今樂器一併融入後是40餘種，並「聆其節奏不同凡響，令人悠然起敬」： 　　八月三十日的《申報》報告我們說——「廿七日本市各界在文廟舉行孔誕紀念會，到黨政機關，及各界代表一千餘人。有大同樂會演奏中和韶樂二章，所用樂器因欲擴大音量起見，不分古今，凡屬國樂器，一律配入，共四十種。其譜一仍舊貫，並未變動。 　　聆其節奏，莊嚴肅穆，不同凡響，令人悠然起敬，如親三代以上之承平雅頌，亦即我國民族性酷愛和平之表示也。……」 　　樂器不分古今，一律配入，蓋和周朝的韶樂，該已很有不同。但為「擴大音量起見」，也只能這麼辦，而且和現在的尊孔的精神，也似乎十分合拍的。「孔子，聖之時者也」，「亦即聖之摩登者也」，要三月不知魚翅燕窩味，樂器大約決非「共四十種」不可；況且那時候，中國雖然已有外患，卻還沒有夷場。[11]

　可見「失傳兩千多年」之不準確。　　又據公開出版資料記載，1982年8月28日，美國舊金山公園音樂廣場中「古韶樂四平八穩地邁著方步，走進環形樂壇，樂壇正中，懸掛起一幅孔子行教圖。他老人家笑容可掬，像對待自己的炎黃子孫那樣，用慈祥的眼注視著案前那群白皮膚、藍眼珠的異邦人。他們中間有里根總統的特使，有前總統福特，國會議員威爾遜，有前上將司令官魏德邁……。」[12]　　此事距「曲阜市根據保存的檔案史籍進行挖掘」的報道僅有不到10年，可見「失傳兩千多年」之說更不準確。　　分久必合。也許有一天，擁魯和尊孔能在更高的意義上合流，可那時當是魯迅那些犀利的文字與吮血、賣友、說謊、吃人的時弊一同滅亡之日。　　而且，尊孔也不必排外，擁魯亦毋需「懼內」。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可見海外亦非虎踞龍盤的禁地。魯迅心憂於「風雨如磐暗故園」，東渡日本尋求醫國良方，也可以算「浮於海」的身體力行。　　徐復觀先生曰：「憂患意識」肇始於儒家。那麼，魯迅毫無疑問是汲取了儒家的「骨中骨、鈣中鈣」。　　「我的祖先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國印」，那「中國印」的印泥恐怕是脫不開儒家思想的調和。　　魯迅說孔夫子的思想是為統治者著想的，待到人民大眾成了名副其實的「統治者」，民主化到了魯迅所期望的程度，孔魯的合流將是振奮人心的——我們有理由也有信心期待著那一天的到來！　　[1]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6卷，第326-327頁。　　[2]林毓生：《中國意識危機》（威斯康星大學出版社，1979），轉引自子通主編《魯迅評說八十年》，中國華僑出版社，2005年1月版，494-496頁。　　[3]《當代新儒家》封祖盛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年版。　　[4]魯迅：《集外集拾遺·老調子已經唱完》，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7卷，第321頁。　　[5]魯迅：《准風月談·答「兼示」》，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5卷，第377頁。　　[6]魯迅：《集外集拾遺·做「雜文」也不易》，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8卷，第418-419頁。　　[7]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一卷第8頁。　　[8]魯迅《兩地書·四》，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11卷，第21頁。　　[9]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3頁。　　[10]封祖盛編：《當代新儒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年版，207頁。　　[11]魯迅：《且介亭雜文·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全集》2005年10月版，第6卷，第116頁。　　[12]賈魯生：《當代納妾現象曝光》，四川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第182頁。來源:共識網-作者賜稿| 來源日期：2014-02-24 | 責任編輯：張白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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