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的嬗變  | 甚解

在今人看來，白居易的諷諭詩過於政治化，缺乏藝術性。實際上，新樂府的問題不在於社會批判，而旨在諷諫

景凱旋 / 文

唐憲宗元和年間號稱詩歌史上的「三元」，前有玄宗的開元，後有宋朝的元祐。元和詩風的嬗變同樣是染乎世情。此前可說是貴族政治，此後則開始了官僚政治。鄉貢進士出身的庶族文人逐漸佔據了舞台中心，這個階層既首倡儒學復興，又熱愛俗世生活，沒有太多浪漫的想像，詩風遂轉向寫實。

還得提到白居易，他的詩名當時即已遠播海外，在日本有很大影響。在東亞儒家文化圈，要做一個士大夫，白居易大概正是典範，既有官聲，又有文名。剛入仕的庶族文人不如士族諳熟上層政治，但他們的社會使命感很強，致使白居易等創建新樂府，從《詩經》、漢樂府中尋繹出「緣事而發」、美刺現實的另一個詩歌傳統。

古代的皇帝並不如我們想像的那樣擁有絕對權力，他們先是受貴族的制衡，後又得受官僚的制衡，後者憑藉的是諫官制度。按照白居易的看法，君臣的職份應當是「天子方從諫，朝廷無忌諱」。因此，他在任左拾遺時，便把新樂府的諷諭當作諫書，以此「補察時政」「泄導人情」。這在詩歌史上可說是一個創舉。

《新樂府》《秦中吟》皆屬此類作品，抨擊的都是朝廷政治，甚至直指皇帝本人。如「和買」「和雇」政策名義上規定買賣雙方協商價格，實際上卻是強制征派。再如針對兩稅制改革，《重賦》寫道：「國家定兩稅，本意在憂人。厥初防其淫，明敕內外臣：『稅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論』。奈何歲月久，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寵，斂索無冬春。」

改行兩稅制本來是為了減少苛捐雜賦，結果地方官員為了用「羨餘」向皇權行賄，「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更加橫徵暴斂。這種稅制改革的「黃宗羲定律」，早在800年前白居易就觀察到了。歷史上的改革往往由皇權興之，也由皇權毀之，其原因蓋在黃宗羲所說，皇權的實質是「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公」。

在白居易的時代，當然尚無這樣的理性認識。不過，對於白居易的不斷批評時政，憲宗雖然也很生氣，卻也沒拿他怎麼樣。不是憲宗很開明，能夠廣開言路，而是社會的倫理標準從來不在皇權，民本才是公認的政治倫理，即使皇帝本人經常行惡，但也並不認為自己的行為是在崇善。白居易後來遭貶，是因為越權言事得罪了權貴，羅織的罪名仍然是出於倫理，誣稱他不孝。

在今人看來，白居易的諷諭詩過於政治化，缺乏藝術性。實際上，新樂府的問題不在於社會批判，而旨在諷諫，沒有與個人生命發生更深切的聯繫。此外，白居易的語言淺顯直白，老嫗能解，不太符合中國詩歌蘊藉的主流審美標準，恐怕也是一個原因。除了關切社會民瘼的諷諭詩，他吟詠個人情性的閑適詩也是如此。

元和詩歌開始不再注重興寄，而是寫眼前景，道心中事，多採用賦的手法，甚至不避文筆的繁複。這大概也與寫詩的主體發生了變化有關，士大夫重敘事而非抒情。如果說盛唐的詩是詩人之詩，中唐的詩則是文人之詩。在浪漫的盛唐詩人眼裡，文學或許不能適用於所有生活，但在看重現實的元和文人筆下，生活瑣事皆可入詩。

事實上，詩意的棲居不一定必是遠方，也可以是近處，但這需要詩人更有表現細節和美感點的能力。如白居易的《問劉十九》：「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傍晚、下雪和飲酒的意象，家常話的絮叨，構成了一種閑適。它雖然不能引起我們思接千載，視通萬里的聯想，卻能使我們感受到一種實生活的親切。

再如《冬至夜懷湘靈》：「艷質無由見，寒衾不可親。何堪最長夜，俱作獨眠人。」這是一首寫給戀人的詩，湘靈未必是真名，只是表示某種渺不可見的意緒。在表現情人相思的心理上，這首詩儘管直白，卻細緻入微，觸動人內心最柔美的地方。而那首並不是非常有名的《宴散》，在我看來，更是描寫現實人生的佳構。

此詩寫於白居易晚年分司洛陽時：「小宴追涼散，平橋步月回。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台。殘暑蟬催盡，新秋雁帶來。將何迎睡興，臨卧舉殘杯。」頷聯直賦其事，不是以自然的景語構成意境，也沒有宏大的詩思，但卻能引起無窮的想像。宋代的晏殊、陳師道從中看到的是富貴氣，可我覺得這更是寫出了一種繁華熱鬧後的蕭索，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一部《紅樓夢》的主旨，這兩句詩甚至也已經寫盡。

更不用說《琵琶行》中那兩句直寫心事的詩：「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千百年之下，一直都在感動著無數讀者。正是中唐文人的自我意識逐漸在走向成熟，以平常事寫不平常的心情意緒，最終促成了唐詩的嬗變。

作者為南京大學教授

◤財經雜誌的好朋友們，感謝關注「甚解」。這個名字來自陶淵明所說的「好讀書，不求甚解」。所以，這是個大家一塊兒讀書的地方。不求甚解，是一種卓爾不群，也是一種閑散超脫，而「甚解」則關注當下，關注社會，關注人性。誠邀大家一起來讀書，一起來思考。這或許是一個純屬偶然的邂逅，但我們更希望您在這裡邂逅一本好書。「甚解」依託「財經雜誌」公眾號，每周六周日更新。◢

《甚解》專欄責任編輯：臧博

讀者諸君有何批評建議，請致信：[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