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曾國藩的憂患意識

07-03

曾國藩雖因平定太平天國之亂而創下不世之功、位極人臣，但從根本上來講，他是一位受過正統儒家教育的讀書人。曾氏的生命歷程正是沿著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次第而展開，他一生所追求的正是儒家成賢成聖的人生理想，其修身、治家之道被後人爭相效仿、奉為圭臬。縱覽曾氏的家書、日記、信札等文獻，可以發現謙慎、持敬、拙樸等傳統儒家概念是對他修身法門和處世態度最準確的概括。筆者認為曾氏一生謙慎謹嚴的原因是他始終葆有一種憂患意識，這種憂患意識反映在他讀書治學、直面功名、官場周旋等方面。

一、憂：德之不修，學無進展

曾國藩一生將讀書看作最重要的事業，有所謂「無一日不讀書」之說。他曾在家書中勸勉晚輩後學，指出讀書的目的在於兩點，一是進德，即提高自身的道德修養，向聖賢境界不斷邁進；二是修業，即增進自己的文章水平，以此作為讀書人安身立命的基本技能。可見曾國藩並不把讀書看作應對科舉考試以躋身官場的手段，而是將其作為完善自身的路徑，所以即便躋身高位之後，他依然手不釋卷。民國學者蕭一山在《曾國藩傳》中指出，曾國藩一生的成就全由「學」而來。這種「學」不僅僅通過讀書，更多的是通過日常踐履。他認為「絕大學問都在人倫日用之中」，儒家經典中的教誨完全是往聖先賢生平處事、生命歷程的心得智慧，如果只是會寫文章而不知道在生活中踐行孝悌之道，那也只不過算是識字而已，與儒家標榜的「明聖賢之理，行聖賢之行」的層次相去甚遠。

正是因為對進德修業兩件事的重視，曾國藩唯恐自己和家族中的同儕後輩在這方面有所懈怠，因而常常對其抱有一種擔憂的情緒。「故其為憂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為憂也，以德不修、學不講為憂也」，他雖立聖人之志卻不使其流於虛妄，因為曾氏善於從繁瑣細微處踏實篤行，以專、耐、恆三字為信條，積跬步以至千里，這也正是湖南人「耐得煩」的寫照。而與之形成對照的是，曾國藩自二十八歲考中進士，在擔任京官的數年中，經濟方面一直捉襟見肘，生活非常拮据。但是他在家書中從未流露出對生活開支的憂慮，反而總是寬慰父母不要為自己的生計憂愁。這種反差似乎與孔子所謂「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有相通之處。確實，他在給家中諸弟的信中也講到「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饑飽，世俗之榮辱得失，貴賤毀譽，君子固不暇憂及此也」。以家國天下的興衰為己任，而對自身的飽飢禍福無所顧忌，也正是儒家士大夫擔當精神的體現。

二、憂：功高名大，盛極而衰

正是由於曾國藩不以功名利祿作為自己的人生追求，所以當他在任京官之際經歷十年間連提七級的擢升、與太平天國周旋作戰屢次獲得褒獎和提升之後，他反而日漸產生了一種憂懼感。這憂懼感一方面得之於曾氏飽讀史書，看到了歷代名臣功高震主，最終不得善終的歷史規律。通過讀《漢書》，他認識到了西漢外戚權臣霍光家族的敗落歷程，引以為戒，同時又不免發出「古來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載一郭汾陽外，恆有多少風波，多少災難，談何容易」的感慨。唐代平定安史之亂的郭子儀小心謹慎，費盡心機才最終得到了朝廷的信任，而曾國藩與之有相似的經歷，所以不得不以他為鏡鑒；另一方面曾氏對《易經》有過非常深入的研讀，《易經》中《謙》卦的卦爻辭中有「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一語，他從中體悟出盈虛之理、盛衰之道，明白唯有剛柔並濟才不至於因鋒芒太盛而招到妒忌甚至被朝廷視作隱患。所以當九弟曾國荃獲得科名時，他認為這是門第太盛，因而產生了一種憂懼感；而當曾家四個兄弟同時被朝廷封賞時，他「驚喜之餘，彌深悚懼」，不免有一種盛極而衰的隱憂。

為了防妒和受到朝廷的懷疑，曾國藩一方面勸阻家中諸弟為人低調、行事謹慎，另一方面則採取了一種「自概」的方式以求保全自身。「概」原意為剷平、削平，出自《管子》——「斗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曾國藩對其作了進一步發揮，「余謂天之概無形，仍假手於人以概之，待他人之來概而後悔之，則已晚矣」。所以曾氏在攻克太平天國之後，本可擁兵自重，但是仍然主動提出裁撤湘軍，消除了朝廷的疑慮，在最大程度上保全了自身和家族；更重要的是，他將自己的書齋命名為「求缺齋」，於是「求缺」成為曾國藩哲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既是他為人處事的指導原則，也是他繼承和融匯儒道兩家思想的體現。

三、憂：宦海沉浮，恐難應對

自曾國藩二十八歲考中進士、步入仕途，直至六十歲在兩江總督任上去世，他的半生都在宦海中起起伏伏，其間經歷過飛速升遷的喜悅、幕僚的敬仰，當然在他早年從政階段受到更多的還是其他官員的排擠和嘲笑。因為一個從湖南湘鄉農村靠著刻苦讀書一步一步考到北京的農村青年，初入官場難免會很不適應，另外青年時代的曾國藩在性格和為人處事等方面確實還有許多需要完善之處。十年京官生涯，他血氣方剛，意氣風發，常與唐鑒、倭仁等理學家探討心性之學，每每以聖賢標準責己責人，「自負本領甚大，又每見得人家不是」。丁巳、戊午丁憂回鄉期間，他閱讀了諸多道家經典並對自身的行事風格做了深刻的反省，終於能夠逐漸變化氣質，以渾含、圓融的方式待人接物。但是特定的時代特徵和政治生態決定了曾國藩不得不對自身的處境抱有深深的憂慮。

政壇本身就充滿著爾虞我詐、黨同伐異的明暗較量，而清中期和鴉片戰爭之後，滿漢大臣之間的矛盾、中外矛盾、農民起義等現實危機加劇了政壇的緊張感，所謂「仕宦者一不自慎，身敗名裂」，即便是如曾國藩一樣小心謹慎，也不得不對官場中的風吹草動保持警覺。曾氏在家書中多次流露出對辭官回鄉以避開風波的嚮往，但是現實的動亂和曾國藩忠君愛國的理想又促使他不得不盡職盡責，所以他一面顯露出「棄天下如敝屣」、與官場決裂的淡泊逍遙之情，而另一方面則又將自家得失禍福置之度外，在與其他官員謹慎地周旋中拚死報國。

結語

徐復觀先生認為憂患意識是周人葆有的、與殷人相異的一種新精神。這種精神不同於恐怖和絕望，懷有恐怖或絕望情緒的人往往會因為深感自己的渺小和脆弱而放棄了奮鬥的目標和動力，然而憂患意識卻形成於「當事者對吉凶成敗的深思熟考而來的遠見」，當事者並不因前方困難重重或未來吉凶難料就放棄了自己的追求，而是以一種持敬的態度慎重地對待那些不可預料卻能夠對自己的行動產生影響的外在力量。因為立志高遠，所以雖知時命難測卻依然砥礪前行；因為懷有士大夫的濟世擔當、任重道遠，所以才會磨礪心性、自強弘毅，這正是曾國藩心懷憂患卻終未消沉的內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