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小魚 ：盧梭，那個溫文而暴虐的日內瓦病人

江小魚 ：盧梭，那個溫文而暴虐的日內瓦病人如今屬於瑞士聯邦轄內的日內瓦市，佔地僅僅十多平方公里，整個日內瓦州也不到300平方公里。這個彈丸之地，數百年前是獨立的城邦，後來更成立了日內瓦共和國。正是這個小地方，讓早年因生活窘困離開過、後來更被驅逐過的盧梭情有所系，始終忘不了強調自己的「日內瓦公民」身份。出身社會下層的盧梭具有強烈的民粹主義精神和平等意識，而他的政治觀，一言蔽之是民粹政治。他崇尚城邦式的小國，認為那樣才有真正的民主，不需要經過腐敗、墮落、罪惡的貴族階層的代議。「要知道一位貴族跟一個牧人都有兩條腿，也都只有一個肚子」，他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中，提出全體公民都有責任按自己的才能和力量來為國效勞。雖然他常執自由二字，然而那僅是裝飾而已，恰如羅素所說的，「他所重視的、甚至犧牲自由以力求的是平等。」盧梭批判資本主義私有制度，雖然他也寫過「財產是政治社會的真正基礎，是公民訂約的真正保障」這樣的文字，但核心之處，是他認為財產真正所有權應該屬於國家，個人的自由才能通過國家來保障。他認為私有制是「消滅了天賦的自由」「把保障私有財產和承認不平等的法律永遠確定下來」「把巧取豪奪變成不可取消的權利」。他筆下不斷出現正義、真理、自由、愛等辭彙，然而現實中為人處世卻是另一回事，不講原則、慣說大話、毫無責任感，「在個人私生活上所表現出來的品質的不堪令人無比的震驚。」他無以自立，依靠貴婦華倫夫人接濟近十年。他們後來姘居，他還稱呼她為媽媽；他偷東西，卻嫁禍別人；他和巴黎旅館裡既沒美貌也沒知識的傭人同居，生了五個孩子，全都送進了育嬰堂。我們知道，盧梭崇拜的前人柏拉圖主張共產共妻，甚至共兒，即由國家撫養孩子，人們不能知道自己兒子是誰。這一點，盧梭可謂正是柏拉圖理論的實踐者了。而盧梭一生所系的袖珍共和國日內瓦，正是寄託了他內心的理想國吧。有正人君子們可能會發話了，你所說的這些事，很多他都已在《懺悔錄》裡頭反省了啊，人誰能無過呢？能正視之改之則善莫大焉。我讀《懺悔錄》已經是十幾年前的事了，當時是以文青的理解力去讀的，仍沒能讀出他所謂的懺悔中能帶有的半絲真情實意，倒覺得裡頭充滿著沾沾自喜的滑頭和得意，和本土的知青作家們懷念當年崢嶸歲月別無二致。還有人認為，要從歷史角度看前人，要明白那個時候的歷史環境和總體知識水平，對古人應帶著「同情的理解」態度，雖然盧梭某些觀點有悖自由，然而他提出的一些權利觀還是有進步意義的。這種觀點不乏其人。然而，我們就不妨追溯一下歷史，看看盧梭之前的人。不能不提現代自由主義奠基人洛克，還有法國的孟德斯鳩，難以想像，如果法國啟蒙運動時期沒有了孟德斯鳩，還有多少可觀之處？縱然這樣，由於盧梭的極大影響，仍大致可以判斷那是場極權主義理論和實踐的運動。而屬於另外一種、也即是如今認為的現代自由主義傳統的奠基人洛克，自他開始真正將自由的主體和核心指向了個人。他指出國家是契約產物，提出權力制衡理論，並經由孟德斯鳩去完善。孟德斯鳩發表其重要著作《論法的精神》，那時候是1748年。而盧梭學術代表作《社會契約論》14年後才出版。盧梭對分權理論予以猛烈抨擊，認為主權是代表公意的，不可分割的一個整體。諷刺「我們的政論家們既不能從原則上區分主權，於是便從對象上區分主權：他們把主權分為強力與意志，分為立法權與行政權力，分為稅收權、司法權與戰爭權，分為內政權與外交權。他們時而把這些部分混為一談，時而又把它們拆開。他們把主權者弄成是一個支離破碎拼湊起來的怪物。這一錯誤出自沒有能形成主權權威的正確概念，出自把僅僅是主權權威所派生的東西誤認為是主權權威的構成部分。」他反對分權，認為只有在全體人民都參加立法的國家裡，自由、平等才能得到保證。不是建立於個人主義的權利和自由觀，極容易導致極權和多數暴政，恰如貢斯當在《古代人的自由和現代人自由》說的那樣，個人被國家吞沒，公民被城邦吞沒。而盧梭式的自由，包括法國大革命所擎之自由，是建立在國家上的自由，而非是建立在個人基礎的自由。這關鍵的一點分野，伯林所指的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亦頗相近。伯林指出，歷史上幾乎所有道德家都會頌揚自由，人們都想將自由解釋為他們所嚮往的一切美好的東西。而真正的自由應該是個人的自由，而不是一個群體、一個國家的自由。盧梭早就進入了中國，影響極大，也持續到今天，不客氣地說，那是暴民政治的一大禍殃。而目前仍廣泛影響著中國的，我認為有兩種，一種屬於公域範疇的政治觀，另一種可歸為私域範疇的道德觀。盧梭追求的是全民民主，人人當家作主，人人平等。國人受盧梭影響甚深，恐怕和盧梭的「個人魅力」不無關係。生活在袖珍共和國日內瓦、從小飽受白眼和欺凌的盧梭，有一種對現代文明的先天不適應。他深情闡述所謂的「自然狀態」，沒有奴役與被奴役，一切都是自由平等的，沒有戰爭，沒有私有觀念。是現代文明給社會帶來罪惡腐敗和墮落。他不斷懺悔，洋溢著對貧窮階層的同情理解和關愛。這一點，恐怕正是對我們的一些公共知識分子們和本來就左傾為主的文人群體，具有莫大的誘惑力。我曾經批駁過的「知而不言是一種罪」的論調，正是盧梭式的道德觀。曾經的批評再自我引述一下：「提倡知而不言是一種罪的人，有另外一種邏輯，是他們認為知識分子和廣大人民群眾一樣，都是世間一成員，是平等的。而他們自我感覺現在生活比大部分人民群眾要好，想起很多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中，而感到有一種負罪感。所以他們要大言特言，為群眾爭取利益，做底層的代言人。這種人不是知識分子，如果一定要起個名，我會把他們稱為在野政客。」這種經常以懺悔、反思出現的思潮，比如什麼現代化反思、物質主義反思，反思機器化造成的冷漠，反思資本家的貪婪，反思無節制的資本擴張，很是時髦，隔些日子又會換個面目出現。其本質，正是盧梭式的道德觀。從某個角度看，盧梭是溫文雅靜的，他同情受壓迫的底層人民，他痛恨社會不公，他多才多藝，論戲劇，論文學，論音樂。然而，他留在歷史的主要身影，卻是暴虐和病態的。他只能在日內瓦這樣的城邦小國，才能找到他全民政治的精神寄託。這個一面是孱弱和蒼白的同情底層民眾的人，一邊又是恐怖和暴力的讚美者，鼓動激進思想，調動民眾反抗意識，強調公意和廣場。他的忠實信徒羅伯斯比爾正是藉助公意人民自由平等之名，實行血腥恐怖專制的，還美名「專制是自由的專制，恐怖是美德的表現」。有人封羅伯斯比爾為現代恐怖主義之父，那樣盧梭完全可以擔當得起「現代恐怖主義祖父」稱號了。要回歸自由主義的正途，免受盧梭式所謂自由的影響，我們必須謹記阿克頓勛爵的這句話：由於對平等的熱衷，使自由的希望落了空，曾經賦予這個世界的大好機會因而被拋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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