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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炯華:「封建」正解與皇權專制

王炯華:「封建」正解與皇權專制

  長期以來,中國革命家和馬克思主義學者都把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的中國社會定性為「封建社會」,把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社會定性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正如李慎之指出,「封建」二字,滿目皆是,流風所及,一切傳統的東西,包括風俗習慣,都成了「封建」的東西,如坐花轎、拜天地、裹小腳、燒香祭祖、求神拜佛等等一概稱之為封建思想、封建迷信。50年代一位衛生部長還把中醫稱為「封建醫」,姚文元甚至把中國原來的封建概念改為「分封」,即使早年博學明辯、晚年強立自反的馮友蘭雖然過去不用「封建」二字,也難於完全洗掉那個時代給人們的思想所造成的污染。只有「未嘗曲學阿世」的陳寅恪才沒有在任何地方把秦始皇已經「廢封建、立郡縣」以後的中國社會稱作「封建社會」。[1]

  現在終於有馮天瑜、李慎之等先生作「封建」之正解。   「封建」一詞,初見於《詩經》頌商的詩篇: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於下國,封建厥福。此所謂封建,就是殷周的分封制度,以及後世各種封爵建藩舉措,其本義就是「列爵曰封,分土曰建」[2],即封土建國、封爵建藩。19世紀中葉西力東漸以降,日中兩國以封建的概念對譯西洋史學術語feudalism,中國古代這種封建政治制度,才被衍為一個表述普世性歷史階段和社會形態的新名稱。馮天瑜認為,這種封建泛義即「土地可以買賣的地主經濟、中央集權的專制君主政治」不僅與封建本義即「土地由封賜而來,不得轉讓買賣,政權分散、諸侯林立」脫鉤,而且同封建本義所指示的方向相悖。就是說,封建衍義與相對應的西義feudalism(封土封臣、采邑領主、人身依附、超經濟剝奪)大異其趣。用這樣的新名「封建」作詞幹形成的新片語封建制度、封建社會、封建主義、封建時代等等,也隨之偏離正軌。因為關鍵術語失准,一部中國歷史的宏大述事,也就失卻構制網路的堅實紐結。[3]   馮天瑜梳理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家關於中國封建社會的種種主張。   范文瀾主西周封建說。其所說的「封建」,雖然已經納入馬克思主義的「五種社會形態」之中,但仍與封建本義(封土建國)保持聯繫。他一再論證周初封建爵祿貢賦是有定製的,肯定「分封諸侯時,已規定封建制度的剝削方式」。   郭沫若、翦伯贊主戰國封建說。他們所說的「封建」,已經對封建的本義加以泛解。郭氏將土地「歸為私有」、「地主階層出現」、「專制帝制確立」等與「封建」本義相背反的要素作為「封建制」的內涵,認為「廢封建,立郡縣」的戰國時期「開始了封建社會」,秦始皇是開創「封建制度的元勛」。翦氏先主西周封建說,後主戰國封建說,認為秦孝公「廢井田,開阡陌」確立了封建社會。他們所說的「封建」既脫離「封土建國」本義,也與西方史學關於中世紀制度(feudalism)的含義相去甚遠。   侯外廬主兩漢封建說。他力辯「封國」並非封建制,認為「周代封國之所以不能認為是封建,主要由於它沒有『農村為出發點』的經濟基礎」。實際上,他是把「農業經濟」、「自然經濟」這一寬泛的前近代社會的特徵視作劃分「封建」的主要標準,同樣是對「封建」的泛解。   尚鉞、唐長孺、王仲犖、何茲全主魏晉封建說。他們不贊成將封建泛化,而是從魏晉的封土采邑、門閥制度、佃客的人身依附諸形態認定其封建性。這是以封建本義為基點作引申,使中國封建本義與西義相容。[4]   實際上,所有上述中國封建說都是硬套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歷史發展「五階段論」的歷史、最終形成影響深廣的中國社會性質的認定:把秦始皇以後到鴉片戰爭為止的兩千年歷史稱之為封建主義階段;把1840年到1949年(因為外國帝國主義的入侵以及本國資本主義的生長)稱之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階段。其實,這是很大的誤解,是極不準確的,實際上是受文化專制主義影響的結果。直到時下仍然流行的所謂「封建」說以及由此而派生的「封建迷信」、「封建落後」、「封建反動」、「封建頑固」等等並不合乎中國歷史上的封建本義,並不合乎從西文Feudal, Feudalism翻譯過來的「封建主義」本義,並不合乎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封建主義」本義,它完全是國人為政治宣傳方便而無限擴大使用的一個政治術語。這最早見於中共二大關於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認定。   大革命失敗以後,革命處於低潮時期,馬克思主義者為了探索革命的前途,解決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重新開展了「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研究。按照侯外廬的概括,當時引起廣泛討論的總題目就是「中國社會已經走上了一個什麼階段?」理論界對中國現階段究竟是資本主義社會、封建社會,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問題展開了爭論。既然要爭論這樣一個涉及中國國情的問題,就不能不回過頭去了解幾千年來的中國歷史。於是問題又從現實轉向歷史,引起了大規模的中國社會史論戰。這場論戰範圍很廣,持續時間很長,爭論的問題很多。爭得最熱鬧的問題主要五個:一是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二是中國歷史是否經過奴隸制階段問題,三是何謂「封建社會」以及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斷限和特徵問題,四是所謂「商業資本主義杜會」問題,最後又從歷史回到現實,認識近代中國是否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問題。參加這場論戰的人頗多,不僅有史學界,還有經濟學界,哲學界。既有馬克思主義者,如李達、郭沫若、呂振羽等,也有托派分子李季等人,還有陶希聖等一班具國民黨背景的學者。就是說,這場論戰既有馬克思主義史學隊伍內部不同學術觀點的爭論,又有馬克思主義與反馬克思主義、革命與反革命營壘之間的思想政治鬥爭。此外,蘇聯、日本學術界也對中國社會史問題進行熱烈的討論,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觀點對中國理論界還產生過影響。   關於封建制的爭論,主要集中秦漢以後的社會性質問題上。李季等人一般都承認周代或周至三國時代是封建社會,至於周以後或三國以後的社會,李季說是「前資本主義」社會,陶希聖說是「先資本主義」社會,胡秋原說是「專制主義」社會,王錫禮說是「專制主義」社會或「一個謎的時代」。他們的說法雖然不一,但都認為在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之間存在著別的社會形態,在這個社會中,商業資本起著支配作用,因此他們把這個社會叫做「前」或「先」資本主義社會,或叫做與商業資本最接近的專制主義社會,或把它看作是一個「謎」。[5]今天看,李季等人對秦以前封建社會的認定,胡秋原、王錫禮對秦漢以後中國專制主義社會的認定,當屬不錯的見解。   實際上,秦始皇「廢封建、立郡縣」已經結束了封建制。雖然郡縣制並非秦始皇的發明,早在公元前4、5世紀戰國時期的齊、魏、趙、韓、秦、楚、燕等七雄相繼建立君主統攝大政的郡縣制國家,可那仍是諸侯割據的封建時代。但是,秦始皇的郡縣制卻已具有不同的意義。   秦始皇的郡縣制首先是建立了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度,開闢了秦漢至明清兩千餘年間中國皇權專制的歷史。《春秋公羊傳》雖然提出周天子應當做到「六合同風,九州島島共貫」,但只有到秦始皇才真正做到,以後便成為定製。雖然中國在歷史上分分合合,正如《三國演義》上說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是畢竟是合多分少。即使是分的時候,其中一個比較強的國家也總是要處心積慮,力爭做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中國地處亞洲的東方,至少從秦朝開始就是世界第一大國,作為主體民族的漢民族又是世界第一大民族。中國雖然一再被北方來的游牧民族所征服,但他們又都不得不「師漢法」,學習漢民族的文化以統治漢民族,保持中央集權的「大一統」格局。   秦始皇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每郡又分為若干縣,由皇帝派出的大臣直接統治,同時統一全國的文字與度量衡,築馳道直通全國各地。這就是所謂「車同軌,書同文」,亦即所謂「混一車書」,「並冠帶之倫」。這在中國歷史上當然是驚天動地的大事。李白說:「秦皇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李贄尊秦始皇為「千古一帝」。夏曾佑則概括「秦人革古創今十大端」:(一)並天下,(二)號皇帝,(三)自稱曰朕,(四)命為制,令為詔,(五)尊父為太上皇,(六)天下皆為郡縣,子弟無尺土之封,(七)夷三族之刑,(八)相國、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郡守、郡尉、縣令皆秦官,(九)朝儀,(十)律。[6]此「十端」皆為銷弭「封建」、增強中央集權的舉措。也就是賈誼《過秦論》所稱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   馮天瑜將秦始皇「廢封建、立郡縣」的政制創新歸納為三個方面:第一,地方官吏均由皇帝(通過朝廷)任免。這種任免制不同於貴族世襲制,任賢不任親,使地方官吏基本脫離了血緣親族羈絆,官吏既非世襲也非終身,升降去留全憑朝廷政令,加之以食祿製取代采邑制,官吏衣食不再依靠祿田,而享用朝廷官俸,其社會、政治、經濟命脈全然繫於朝廷,這與封建諸侯掌控一方,尾大不掉的情形大相徑庭。第二,郡縣實行兵、民分治,軍、政分職,與封建時代貴族兼領政長、軍長大不一樣。軍事長官多無調兵權,如秦朝發五十兵卒以上,都要皇帝批准,以後列朝有類似制度,並實行「兵符契合制」(調兵符契分為兩半,朝廷與掌兵軍官各執其一,必須兩合才得調兵),凡此種種,都為防範武人叛亂。這也與諸侯自控兵權的封建制不同。第三,朝廷在郡內設監察官,如秦朝由御史大夫向各郡派「監御史」,並且只服從皇帝、朝廷。他們負責監察郡縣官吏的行跡,隨時向上報告。列朝均有此類辦法,如明代以宦官為「監軍」。有此耳目,地方政府、執軍將帥都在朝廷的觀照、掌控之下,這與封建諸侯可在國中獨立運作大不一樣。[7]這種政制創新便是秦改三代之制而由中央集權的皇帝統制全國。   柳宗元《封建論》說:「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群後,布覆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捍城……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王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製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在柳氏看來,秦始皇革除封建制,動機是集權於一人,是為私的,「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蓄於我也」,但這一舉措卻有利於國家統一,順乎歷史大勢,因而在客現上達到了大公:「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公天下之端自秦始。」[8] 其實,柳氏之所謂公私,是從國家大一統立論的,至於說統治或管理國家的方式特別是從人的權利和人的生活方式說,周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群後」和「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捍城」之封建制卻遠比秦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王而為之守宰」,「攝製四海,運於掌握之內」之中央集權制優越。   進一步說,所謂「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實質是皇權專制「私」天下「自秦始」。秦始皇「廢封建、立郡縣」所確立的政制是皇權專制,是皇帝對國家政治權力的壟斷,是以皇帝為核心的中央集權。商鞅說:「權者,君之所獨制也」,「權制獨斷於君,則威」。[9]韓非則說:「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10]秦王嬴政統一中國,讓群臣給自己上尊號為「皇帝」,以合遠古「三皇五帝」之言,其尊貴是從來沒有的。皇帝自稱曰「朕」,歷來稱為「民」的百姓則更名「黔首」。《說文解字》稱「黔」為黑色,「黔首」也就是「黑首」或「黑頭」,這是對「民」的誣稱和貶稱。 從公元前221年嬴政稱制「始皇帝」為端緒,至1912年清朝末代皇帝溥儀遜位,中國的皇權專制歷時2132年,共有492個皇帝登基。[11] 千年皆行秦政治,這就是中國兩千多年的皇權專制。到明代,是所謂「國家罷除丞相,設府、部、院、寺分理庶務,事權歸於朝廷」。[12]到清代,是所謂神聖不可侵犯的「祖制」、「家法」,即所謂「天下大事,皆朕一人獨任」[13]。乾隆皇帝稱「乾綱獨斷,乃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來,一切用人聽言,大權從未旁假。即左右親信大臣,亦未有能榮辱人、生死人者。蓋與其權移於下而作威作福,肆行無忌,何若操之自上,而當寬而寬,當嚴而嚴。此朕所恪守前規,不敢稍懈者。」[14]兩千多年的中國政治制度,除了漢初有過若干年分封諸王的反覆外,基本上沒有大的變化,也就是王夫之所說的「郡縣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這就是全世界絕無僅有、被西方人稱為的東方專制主義,至今積習難改,可謂遺患無窮。   秦始皇所確立的皇權專制而造就的中國中央集權的大一統格局,雖然統治力量強大而嚴密,在形成中央集權、防止地方割據方面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於它過早地結束了中國的封建社會,造成高度的經濟控制和極度的個人崇拜,也就沒有產生民主思想的空間。就是說,這種皇帝壟斷國家的大一統皇權專制模式註定了中國社會沒有貴族民主或貴族革命、平民改制等社會契機,也是中國歷史上政治腐敗、社會動蕩的重要根源。它實際上是將中國歷史推向萬劫不復的深淵,鑄就了中華民族兩千年屢遭塗炭的悲慘命運,每個朝代也免不了最後的滅亡。時人指出,中國古代大一統帝國的平均壽命是171年,如果算上三國兩晉南北朝和五代十國,平均壽命不過66年,到歲數就會壽終正寢,這就是古人所謂的「氣數已盡」。其因有三:第一是把老百姓逼急了,官逼民反,比例為40%;第二是官家內部失控解體,比例也為40%;第三是外敵入侵,比例為20%。當然,這種「氣數已盡」而「壽終正寢」常常是多種因素的作用。[15]   皇權專制所建立的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度,是皇帝「執長策以御天下」,皇權專制尤其造成了中國的思想統制,嚴重地束縛著人性的自由和社會的進步。本來封建時代春秋戰國時的中國人,還活得有聲有色,死得爽快清白。在周邊民族還處於沉睡中時,中國人已經開始了思想啟蒙。那個時候的中國人思想活躍,智慧奔放,智者輩出,學說林立,「百家爭鳴」,連孔子也說「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在中國文明史的天空中噴發出一道道絢麗的朝霞。但是,秦始皇廢封建,立郡縣,「執長鞭以御宇內」,用法家之法、術、勢,束縛民眾,把所有人都變成了奴隸,變成了為他駕車的牲畜。他「以吏為師」,「以愚黔首」,「焚書坑儒」,禁止民眾思想,直至「偶語者棄市,腹誹者誅」。從此,天下士人不僅要「為聖人立言」,而且「非聖人之言不敢言」,因言獲罪,以文字賈禍,代不絕書。   後世社會,直到今天,總有人歌頌秦始皇統一中國的豐功偉績。然而,秦始皇統一中國實質上是建立了大一統的皇權專制。這種大一統的皇權專制究竟給中國帶來了什麼?是和平嗎?是幸福嗎?其一,秦對列國發動的戰爭,死人無數。那時還發明了以斬敵首級計戰功的辦法,造成將士濫殺成風,大軍所過,婦孺百姓的頭顱也被一齊割下湊數。至秦襄公五十一年,秦殺敵人數就達130餘萬,其中長平戰役一次便活埋趙國降卒45萬,這在當年也屬駭人聽聞。其二,秦統一後,人民並沒有獲得休養生息的機會。嬴政好大喜功、窮奢極欲、橫徵暴斂,他為自己營建連綿百里的豪華宮苑——阿房宮,又歷時數十年修築工程浩大的驪山墓,僅後者就徵用工匠70餘萬。此外,北築長城用40餘萬人;南戍五嶺用50餘萬人,還有其它數不盡的徭役,每年無償強征不下300萬人,相當於全國約兩千萬總人口的15%以上!這無疑是對社會生產力的嚴重破壞。其三,嬴政蔑視儒家之王道,崇尚法家之霸道,用動輒殺人的嚴刑峻法威懾臣民。秦律的特點是繁酷和輕罪重罰,僅死刑就有斬、戮、車裂、梟首、棄市、腰斬、釜烹、坑殺、夷族等十餘種;肉刑更為普遍,受刑者不可勝數。還有大量的勞役刑。這些都大大加重了民眾的苦難與不幸。其四,禁錮思想,文化專制,在中國歷史上開啟了最惡劣的先河。焚書坑儒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郭沫若評論道:『書籍被焚殘,其實還在其次,春秋末葉以來,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種精神,事實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擊』」。[16]   至今總有人以為「舉國體制是好體制」,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實際上,舉國體制就是專制體制,它的確能夠集中力辦大事。秦始皇建阿房宮,修驪山墓,築長城,戍五嶺,哪一件不是傾全國之力、為當世之最、令後世咋舌的大事?離開秦始皇的舉國體制焉能辦成如此的大事?然而,這除了加重當時民眾的負擔,用現在的話說花納稅人的錢,讓民眾作貢獻作犧牲,除了現今相關地方政府源源不斷的旅遊門票收入和文物珍寶的收藏,與當時和後世的民眾又有多大關係?   按照國際通例,封建主義主要指的是一種社會制度,而專制主義主要指的是一種政治制度。專制主義可以發生在經濟相當發達的地方,如德國與蘇聯,而封建主義則無論如何是與現代社會不能兼容的。時下流行的看法是封建主義束縛以致壓殺了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其實正好相反,造成這種結果的是專制主義而非封建主義。就是說,濫用「封建」概念是政治勢力要壓倒「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因為中國的封建時代恰恰是人性之花開得最盛最美的時代,是中國人的個性最為高揚的時代。只要打開《左傳》和《戰國策》,就會發現在那個真正的封建時代有那麼多鐵錚錚的漢子以至婦女。梁啟超當年為振起中國民族精神而編的一本傳記集《中國之武士道》,其取材大多來自於春秋戰國。彼時除了荊坷、聶政這樣的武士而外,文士如魯仲連、顏斶也是後世不多見的人物,更不用說孔孟老莊了。就是說,應當最推崇的中國人恰好是中國封建時代的人,他們那麼尊嚴,那麼「強哉矯」。其後如《世說新語》中所描繪的六朝名士,《宋明學案》中所表現的道學先生,雖然各有其可貴的風度、氣象,然而總的來說要比那些封建時代的人物疲弱多了。[17]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中華民國,其最大的歷史功績是結束了中國兩千餘年的皇權專制,開始實行民主憲政的政治制度。儘管隨後有袁世凱的復辟帝制和張勳擁戴溥儀的復辟活動,這種明目張胆的皇權專制復辟都成過街老鼠,並未獲得成功。然而,「無量頭腦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經過革命所獲得的權力這個潘多拉盒子一旦打開,就像瘟疫一樣四下傳播,龍袍加身的皇帝倒下了,無冕的皇帝站起來了!皇權專制在中國不僅屢試不爽,還尤其被「馬克思加秦始皇」即列寧斯大林的黨國體制加秦始皇開創的皇權專制演繹的空前絕後!   --------------------------------------------------------------------------------   [1] 參見李慎之《「封建」二字不可濫用》。資料來源:http://www.chinareform.net/2010/0116/8396.html   [2]《皇朝文獻通考》卷二四六《封建考》   [3]馮天瑜:《「封建」考論》(一)題記.資料來源:http://www.ricric.org/Web/ShowArticle.aspx?id=501   [4]馮天瑜:《「封建」考論》(一)題記.資料來源:http://www.ricric.org/Web/ShowArticle.aspx?id=501   [5]見吳元釗《李達與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社會史問題論戰》(列印稿)。   [6] 《中國古代史》,轉引自馮天瑜《「封建」考論》(一)題記.資料來源:http://www.ricric.org/Web/ShowArticle.aspx?id=501   [7] 馮天瑜《「封建」考論》(一)題記.資料來源:http://www.ricric.org/Web/ShowArticle.aspx?id=501   [8]柳宗元《封建論》。   [9]《商君書.修權》。   [10]《韓非子.外儲說右上》。   [11]見馮天瑜:《「封建」考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403頁。   [12]傅恆等編:《御批歷代通鑒輯覽》卷100,轉引自高翔《中國古代政治的三大傳統》,數據來源:http://www.csstoday.net/Item/12816.aspx。   [13]康熙帝語,《清聖祖實錄》卷144,轉引同上。   [14]王先謙:《乾隆朝東華錄》卷28,轉引同上。   [15] 吳思《以「特赦」方式推動中國政改》,資料來源:http://wlc02.diandian.com/post/2012-07-24/40029250849   [16] 中華親愛家《秦始皇,遺臭萬年的一個暴君》,資料來源: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page=1&boardid=1&id=8469587   [17]見李慎之《「封建」二字不可濫用》。資料來源:http://www.chinareform.net/2010/0116/83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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