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承受痛苦，就是走在善的路上

大多數人對於阿爾伯特·施韋澤的了解，還停留在他遠赴非洲叢林的傳奇經歷。1913年起，他便和妻子深入加彭蘭巴雷內地區，為當地居民籌建診所，佈道行醫。這位「叢林醫生」對非洲那片土地可謂是毫無保留，竭盡全力，就連1952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獎金也全部用於增蓋蘭巴雷內的麻風病院。他絲毫不愧對「非洲之子」的稱謂，90歲生日當天仍心繫蘭巴雷內，「對我的一生來說，無論如何，最重要的是我的醫院。」

阿爾伯特·施韋澤（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舊譯史懷哲，德國哲學家、神學家、醫生、管風琴演奏家、社會活動家、人道主義者，1952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被稱為「非洲之子」。

施韋澤在醫療援助事業上的卓越作為，幾乎掩蓋了他此前在宗教、哲學以及音樂領域取得的理論突破和自我實現。以至於像《論巴赫》這樣一本堪稱巨著的音樂經典，在施韋澤的履歷上都並不那麼顯眼。雖然它一直以來都深受音樂愛好者的喜愛，並為歷代巴赫研究者所青睞。

這部完整論述巴赫音樂作品的傳記，讓我們看見了一個巨人遙望另一個巨人的背影。最初只是遵循管風琴老師魏多爾的提議，施韋澤希望可以通過自己對巴赫作品的澄清和解讀，探討演奏它們的最佳方式，從而填補法語音樂文獻的空白。沒想到本來一篇評論短文的體量，最後卻被他越拉越長——從藝術根源到宗教儀式，再從音樂語言到演奏技巧——之後又加入對巴赫康塔塔和受難曲作品的評議，時至今日，這本著作儼然已成為巴赫研究繞不過去的文獻，早已超出魏多爾和施韋澤當年的預見。

施韋澤在《論巴赫》中寫道，「證明巴赫之偉大最有說服力的事實是，即使生活在一個謬誤的時代且他還承載了這些謬誤，他仍能寫出不朽的作品。」在我看來，這句話同樣也適用於施韋澤自己。面對戰爭的災難和文明的衰敗，施韋澤用他的後半生為一片遙遠土地上的人們所做的點點滴滴，讓愛和良善不再只是空洞的字眼。當更多人穿上厚甲，變得像其他人一樣沒有思想、不再敏感，或許是時候需要施韋澤為我們重複他「敬畏生命」的理念——

「你應該這樣認識：同甘與共苦的能力是同時出現的，隨著對其他生命痛苦的麻木不仁，你也失去了同享其他生命幸福的能力……這與你們的靈魂有關。如果這些表達了我內心思想的話語，能夠使諸位撕碎世上迷惑你們的假象，能夠使你們不再無思想地生存，不再害怕由於必然認識到敬畏生命和偉大的休戚與共的重要性而失去自己，那我就感到滿足……這樣我就可以對自己說，你們走在善的路上，並且不會再失去善。」

撰文 | 新京報記者 李佳鈺

赤道南部，潮濕、煩悶的叢林深處。施韋澤安靜地坐在鋼琴旁，獨自彈奏一曲巴赫。這是遠在非洲從事醫療援助的施韋澤難得的清靜時刻。更多時候，他把精力和心思都用在了蘭巴雷內地區的病人們身上。他們沿著奧戈維河，被獨木舟一一送到河畔低地上這間不過幾十平米的診所里。蓋著棕櫚葉的鐵皮屋就是診療室、手術室加藥房，屋外架起的大竹棚，則是他們來不及回家、留下過夜的地方。這裡的人們稱施韋澤為「奧甘加」，意思是「巫師」。當地人對醫生只有這個稱呼，他們以為醫術的力量是先天的，卻不知道這個被他們喚作「奧甘加」的白人，直到30歲那年才決意來非洲行醫救疾。在此之前，他曾是聖尼古拉教堂的牧師、斯特拉斯堡神學院的講師、巴黎巴赫協會的管風琴師，卻唯獨和醫學沒有絲毫聯繫。是30歲生日那天，施韋澤決定將過往的一切拋在身後，以直接的方式服務人類，以實際的行動服務上帝，「我終於明白了：我的生命不是學術，不是藝術，而是奉獻給普通的人，以耶穌的名義為他們做任何一點點小事情……」1905年7月1日，施韋澤在給時任巴黎傳教協會會長阿爾弗雷德·博埃涅牧師的長信中表露了自己的心意。他看過博埃涅牧師此前在1904年6月《傳教福音月刊》雜誌上發出的呼籲《剛果傳教團之所需》，便從此改變了自己的人生軌跡。「我們不可以把生命留給自己。」施韋澤謹記耶穌的旨意，無論是在學術或藝術上潛心發力，還是在禮拜或演說中講授教義，施韋澤都因信得愛，因愛而行。從1913年第一次到達蘭巴雷內起，施韋澤在這片遙遠的非洲大地上幫助需要幫助的人長達半個世紀。1963年4月，在紀念他非洲行醫50周年的活動中，施韋澤對當地的黑人說，「我是一個幸運的人，我來到了蘭巴雷內，我在蘭巴雷內找到了我追尋的東西：愛、信、善行和有益的工作。」想必更幸運的是蘭巴雷內這片土地，因為施韋澤和眾多人的努力，不僅看護幫扶了諸多受困的生命，更讓愛和信、真和善由此傳遞。

1954年，著名新聞攝影師尤金·史密斯在非洲為身為麻風病醫生的施韋澤拍攝了一組照片，以《一個慈悲的人（A Man of Mercy）》為題發表。　

感念恩典

獲得越多美好越應奉獻

施韋澤從小就覺得自己受到太多恩澤。因為外祖父和父親都是牧師，所以家裡條件要比村裡其他的小夥伴好一些。可他本能地反感並拒絕所有這些優越，尤其擔心其他小孩因為他是牧師的兒子而戲謔他為「小主人」。為了和其他鄉村男孩保持一致，小施韋澤有時甚至行為過激，刻意迴避穿著和飲食上的差異：即便挨打也不願穿體面的大衣，看到桌上有肉湯就感到噁心。母親拿他也沒辦法，任他執拗地只喜歡戴鄉下小孩都愛戴的土氣灰帽子，並且只有在禮拜的那天才答應穿上他的小皮鞋。然而，家裡物質上的相對充裕並沒有持續多久。幾年過後，是叔祖父的資助才讓父親能夠送施韋澤去米爾豪森的文理中學讀書；叔祖母則負責監督他練琴和閱讀，「你不知道，音樂會給你的生活帶來多大的益處」；亦師亦友的中學老師維曼博士，被施韋澤視為做事嚴謹細緻的榜樣；18歲那年遇到並師從管風琴大師夏爾·瑪利·魏多爾，則讓施韋澤在不斷打磨提升自己管風琴演奏技藝的同時，與巴赫結緣。「我始終覺得，在精神上，我們大家似乎是依賴於在生命的重要時刻人們所給予的東西而活著的……因為通過他們的所作所為，我們才體驗到這一切，成為生命的思想像火花一樣投入我們心中並燃燒起來。」是師長們在施韋澤成長過程中無私給予的幫助，才讓這個少年一直以來都領受到足夠多的善意和寬容。他因這些恩澤而感念，「我們每個人都應深深感謝那些點燃其火焰的人，如果我們遇到受其所賜的人，就應該向他們敘述，我們如何受其所賜，他們也將為此驚嘆。」

施韋澤在非洲

「獲得了生活中許多美好東西的人，必須為此作出相應的奉獻。」施韋澤在他21歲那年的聖靈降臨節就已明確，他再給自己近十年時間，盡情發掘生命中他所熱愛的美好——哲學、神學和音樂——在此之後，為了之前所得的一切恩典，他打算另走一條奉獻的道路。至於怎麼走，那時候的他還沒有特別想清楚，他確定的只是30歲就是那個期限和節點。

演奏巴赫

音樂尋求最真實的表達

時間讓他有緊迫感。在30歲即將到來之前的1903年至1904年兩年中，施韋澤把所有空餘時間都用於寫作巴赫。緣起是受到老師魏多爾的鼓勵，在彼此分享對巴赫眾讚歌前奏曲的理解之後，連魏多爾都讚歎，「我覺得他對巴赫了如指掌」。自打施韋澤1893年跟隨魏多爾學習管風琴演奏以來，巴赫作品就再也沒有離開他們的視野。施韋澤一直堅持，舊式管風琴的音色最適合詮釋巴赫，「在建造於1860——1875年間的瓦爾克管風琴上彈奏巴赫是一件多麼美妙的事」，可是即便在他那個時代，老式的管風琴也越來越少，要麼被置換，或者被翻修。施韋澤覺得太遺憾了，「今天的多數管風琴師都無法再有機會聽到巴赫創作時使用的那種舊式管風琴。」可他聽到過，那是10歲時在米爾豪森的史蒂芬教堂里，那時在柏林恰逢人們對巴赫激情復燃。施韋澤回憶說，當他第一次聽到自己的管風琴啟蒙老師歐根·明希演奏巴赫的眾讚歌前奏曲，便因這「莊嚴而古老的瓦爾克樂器奏出的神秘之音」深受撼動。「他是一位安慰者」，1905年，在被問及巴赫對於他自身的意義時，施韋澤答道，「他使我堅信，無論是在藝術還是在生活中，真正的真實是不可能被無視和壓制的。只要時間一到，不需要人為的幫助，每個人都能依靠自己的力量達到它。為了生活，我們需要這種信仰，巴赫就有這種信仰……他努力的唯一目標就是創作真實。」

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1685－1750），巴洛克時期的德國作曲家，傑出的管風琴、小提琴、大鍵琴演奏家，音樂史上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代表作有《勃蘭登堡協奏曲》《馬太受難曲》《b小調彌撒曲》《D大調奏鳴曲》等。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能在他的作品中感受到獨特的，別的任何藝術作品所沒有的恬淡自然」，因為信仰，因為真實。在施韋澤看來，音樂是巴赫表達信仰的活動，通過康塔塔作品展現給我們。「信仰使他的生命得到升華。他的生活滿是紛爭、矛盾、苦楚；他的內心卻始終平和、寧靜、安詳。」「不聽巴赫的康塔塔，就無法了解巴赫，只有聽完巴赫的康塔塔，才有可能真正了解巴赫。」作為在聖·威廉教堂巴赫演出中為60首康塔塔伴奏的管風琴師，施韋澤在巴赫作品中看到了他始終追求的真實且清晰的藝術表達。

遠赴叢林

善是對所有生命的敬畏

《論巴赫》引發的轟動讓人們差點忘記了，寫出這般完整恢弘巨著的管風琴師，同時也是一個未來充滿無限可能的年輕人。在學院里研讀完康德的宗教哲學以及耶穌的生平旨意後，無論是講道、教學還是演奏管風琴都已得心應手的施韋澤，開始踐行自己十年前打算獨立投身直接服務的約定。將從前已有的成績一切清零，從1905年到1913年，再花9年時間一心一意研習醫理，為的就是能獲得資格去非洲行醫。1913年4月，38歲的施韋澤終於如願，抵達非洲剛果的「水與叢林之間」。這裡土地和河灣相連，鷺鷥掠過水麵，藤蔓纏繞粗壯的枝幹，層層疊疊的闊葉舒展。施韋澤把《論巴赫》出版收入的700法郎，以及通過各方支援籌措的善款，兌換成能保價的黃金，連同70個箱子的行李、裝備和藥品一同帶到這片原始森林。

《論巴赫》

作者：（德）阿爾伯特·施韋澤譯者：何源、陳廣琛版本：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7年8月

這是大師為大師寫的一部音樂傳記，是巴赫音樂研究的里程碑式作品。作者分析了巴赫樂思中的圖像化傾向，引導人們重新調整對音樂美學的總體觀念。

然而，不過一年光景，在蘭巴雷內的一切剛有起色的時候，戰爭來臨，診所的工作被禁，醫生和傳教士都被隔離關押在傳教站里。近在眼前的現實讓施韋澤開始思考文明和倫理的內在聯繫：文明要求倫理對世界和生命的肯定——「敬畏生命」——「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一樣敬畏所有的生命意志」，只有這樣，才能「拋棄我們對其他生命的疏遠性，與我們周圍的生命休戚與共」。善惡由此分界，「善，歸根結底是對我們稱之為生命的神秘的基本敬畏，是對所有生命現象的敬畏，無論它是最微小的，還是最宏大的。」施韋澤堅信，「堅持善就是堅持清醒」，因為「道德的大敵是麻木不仁」，為了和別人一樣，人們總是會壓抑自己的敏感。然而，如果我們對與周圍的生命同甘共苦都感到厭倦，那我們必將失去善，失去自己。世上總有太多誘惑的聲音：「為什麼自尋煩惱？這無濟於事。不要再這麼做，像其他人一樣，麻木不仁，無思想，無感情吧。」施韋澤卻異常堅定，「你能做的一切，始終只是滄海一粟。但對你來說，這是能賦予你生命以意義的唯一途徑。無論你在哪裡，你都應盡你所能地從事救助活動。」為此，戰爭、拘禁、疾病都無法阻止他一次又一次再返非洲叢林，醫院對他而言很重要，因為「以我們本身所能行的善，共同體驗我們周圍的幸福，才是生命給予我們的唯一幸福。」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