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為何選擇辭職

圖/IC

「在得知辭職獲批的消息之後，我長長地舒了口氣，吁……」2014年7月，浙江省平陽縣原副縣長周慧在經過了半年多的猶豫後，終於辭去公職。在辭職感言中，他寫道：「這一刻，彷彿雲淡風輕，自由的氣息似微風拂面。」

38歲的周慧，此前的仕途順風順水。22歲從鎮黨政辦秘書起步，經過縣政府辦秘書、綜合科副科長、縣司法局副局長、鄉長等崗位的歷練後，33歲即擔任溫州市龍灣區副區長，成為該市最年輕的副縣級幹部之一。

周慧的辭職令很多人不理解，包括他的家人。他的一位長輩將他的辭職形容為「晴天霹靂」「大家庭的巨大損失」。

不理解和反對，似乎早在周慧的意料之中。他在辭職感言中對自己的舉動解釋說，「每個人都應該遵循自己內心的想法去選擇自己的生活，就像我明白我想要的是自由的、能夠自我掌控的生活。」

辭職，讓周慧在官場顯得有些另類，但他卻並不孤單。

這兩年，官員辭職的新聞頻繁見諸報端。僅廣州一地，自2013年以來就有至少6名處級以上幹部辭職下海，比如廣州南沙區原區委常委、常務副區長孫雷下海，擔任杭州傳化科技城有限公司總裁;廣州公安局人事處原處長陳偉才去格力股份有限公司任副總裁;廣州蘿崗區副區長王建新跳槽到中國建築工程總公司。

除此之外，被媒體廣泛報道的辭職官員還有國家質檢總局原新聞發言人陳熙同，杭州市金融辦原黨組書記、副主任俞勝法，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信訪局原副局長黃力群等明星官員，他們也都不約而同地在近期辭去公職，選擇下海。

事實上，見諸報端的辭職官員只是這個特殊群體中的一小部分。據《中國新聞周刊》記者了解，僅國務院某部委今年上半年辭職的公務員就多達20餘人，其中大多數為副處級以上官員。這一數字超過了該部委去年全年辭職人數的總和。

儘管對於當前中國是否迎來新一波官員下海潮輿論界仍存在分歧，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辭職正在成為越來越多的官員的選擇。

中斷的仕途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通過採訪梳理後發現，這批體制出走者在行政級別、地域和去向上呈現出一些共同的特點：以副處級、處級官員居多，大多在35歲左右;主要來自發達地區，如廣東、浙江和北京等地;絕大部分的去向都是商界，具體行業則是五花八門，既有汽車、房地產、釀酒等實體經濟，也有金融業、互聯網等虛擬經濟，但多數都與之前從政時主管的業務有關。

比如，有報道稱，近幾年從廣州市城建系統辭職的8名官員，除1人跳槽到建築行業外，其餘7人全部選擇到房地產企業落腳，業務聯繫非常明顯。

一位不願意具名的辭職官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辭職是一個很私人化的話題，在每一位辭職官員背後，或許都有他不願為人所知的原因，比如仕途、收入、志向，甚至對子女的培養，很難籠統地歸咎於某項政策。

儘管如此，輿論仍認為，當下環境客觀上降低了公務員崗位的吸引力。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明顯加大反腐力度，使得官員不好當;轉變工作作風，嚴格執行中央『八項』規定，公務員灰色收入拿不到或減少，並且容易受到公眾質疑;中央加大查處裸官的力度。這種大環境的改變，一定程度上與官員辭職有關。」國家行政學院汪玉凱教授說。

他認為，所有跡象表明，國家正在加大對公務員隊伍的治理力度，所以會出現「大浪淘沙」的現象。而部分公務員，尤其是在一定領導職位上的官員也會權衡自身在政界發展的前景。

2014年8月，深圳市大鵬新區原黨工委書記劉燕辭職曾引起不小的轟動。

44歲的劉燕，曾創造了多個深圳官場上的「奇蹟」：32歲任團市委副書記，成為深圳最年輕的副局級幹部之一;36歲被任命為南山區委常委、紀委書記，成為南山區最年輕的區委常委;38歲當選深圳團市委書記，成為深圳最年輕的正局級幹部，也是深圳首個70後正局級女幹部。

當地媒體報道稱，劉燕辭職的理由是「個人和家庭的原因」。但據新華社記者調查，劉燕辭職的真實原因是因為她是一名裸官。她告訴新華社記者，她丈夫上世紀80年代末留學移民，1998年回國，他們於同年底結婚。也就是說，婚前，劉燕的丈夫已經是外籍人士。

仕途受阻，歷來就是中國官員辭去公職的主要原因之一。

吳敏一被稱為溫州下海高官第一人，於2003年5月辭職。他曾坦誠地告訴媒體，他辭官和當時溫州市換屆中未能當上市長有直接關係。

「對於從政的人來說，更高的職務意味著更大的發揮平台和更廣闊的發揮空間。但能不能做市長不是我能決定的，這裡有很多我不能控制的決定因素。當得知沒有這種可能性時，我就選擇人生新的目標，決定去商界嘗試一下。」他說。

在溫州期間，吳敏一一手打造數碼溫州、信用溫州，並大力推動溫州信用體系的建立和政府改革。如今，數碼溫州已成為「新溫州模式」的一個重要內容，而吳敏一也被稱為該工程的總設計師。

一位不願具名的辭職官員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很多人之所以選擇在縣處級崗位辭職，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再往上升難度太大」「你熬一輩子，最後最多到副廳，還不如趁年輕，出去闖一闖」。

有數據顯示，能夠升至處級的中國公務員有60萬，其中只有6000人可以成為廳局級後備幹部，至少需要11年才能升到正廳局級。

就辭職原因而言，廖曜中無疑是這個群體中一個另類。

曾任湖南衡陽市司法局副局長的他，2011年10月與時任司法局局長在「進幹部」人選上產生分歧，繼而在黨委會上「互毆」，並最終導致他結束了25年的公職生涯，在2013年12月辭職。

事隔多年後，廖曜中談起此事仍難掩內心的激動。他告訴記者，「當時我覺得很窩囊。我為什麼要做一個窩囊的人?人生幾何?總是這麼窩囊、委屈地活著，有什麼意義?他壓了我這麼多年，我是個男人，必須站出來，衝冠一怒!」

但就是因為他這「衝冠一怒」，官場上的朋友開始疏遠他，甚至躲著他走。互毆事件過去後幾個月，組織部想調他到衡陽貿促會，廖曜中不願意，結果領導告訴他：「人家不想與你為伍，你這種性格，人家誰敢要你?」

廖曜中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事實上，讓他下決心辭職的，是看不慣當地官場上那一套，「我感覺人活著要有尊嚴，我為什麼要按官場中的生活模式來活?」

錢的事兒

除了仕途，收入始終是辭職官員一個無法繞開的話題。

今年6月，北京基層法官張偉曬出了辭職前的最後一張工資條：實發收入5555.8元。雖然在媒體採訪中他一再強調，辭官「真不是錢的事兒」，但薪酬低促使很多人離開體制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去年7月，四川瀘州古藺縣石寶鎮原副鎮長趙光華辭職時，發表了一篇《我為什麼要辭去副鎮長職務和公務員身份》的感言信，吐槽工作壓力大、收入低，工資僅夠給孩子買奶粉和尿布，工作6年了還靠父母接濟養家糊口。

如今當律師的趙光華，收入是以前的五六倍。他告訴媒體，辭職後，近2萬元的月收入，除去房車按揭和生活必需開支外，還能剩5000多元，「再不像以前那麼拮据，也不用父母接濟了。」

事實上，很多高層官員和基層公務員一樣，都面臨著收入方面的尷尬。曾稱在「中國夢」感召下辭職加盟格力的全國人大代表陳偉才，在今年兩會上公開呼籲，應該為公務員加薪。

他說，他認識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位正部級領導，年薪才20多萬元，這讓他很驚訝，「現在一些大企業部門經理年薪都不止20萬元，難道部長承擔的職責和做出的貢獻還不如企業的部門經理?這種薪酬分配很不合理。」

公務員和國企高管之間的工資水平到底如何?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2010年中國公務員工資是最低工資的6倍;而國企高管的薪水是最低工資的98倍。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高文書介紹，公務員薪酬在全部19個行業中的排名，2008年為第8位，2009年為第9位，2010年為第11位，2011年已下降到第12位。

高文書認為，目前我國公務員工資僅僅是與社會平均工資基本持平而已。從變化趨勢看，近年來公務員工資是相對下降的。

據《中國新聞周刊》記者了解，在北京從國家部委辭職的官員，進入企業後，收入基本上都可以翻上五六倍。一位剛辭職去外企的正科級官員告訴記者，他現在的年薪是30萬，比他原來的領導還要多得多。

體制內外

對於離開體制的官員來說，辭職的原因或許不盡相同，但有一點卻是一致的，那就是做出這個選擇都並非易事。

瀘州石寶鎮原副鎮長趙光華在接受採訪時告訴記者，他周圍的基層工作人員不少人都流露過辭職的想法，但很少有人敢真去做。

一位前同事發簡訊給他說，「我的父母和妻子認為辭去公職對於出生農村的我以及我們這個家來說太冒險了，他們覺得我還是應該過平淡安穩的日子。說實話，我自己其實也並不是那麼堅決，加上得不到家人的支持，我想這個事情還是先放一放。」

「說到底，他們都不願意離開體制。」趙光華說。

一位剛離開國家某部委不久的辭職官員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對於辭職，他們需要權衡的因素很多，包括個人的前途、家庭、收入、社會地位、別人的評價……

「有時候真的很糾結。」他說。

這位辭職官員說，在整個過程中，最讓他們不舍的還是體制內的身份。「一旦脫掉這身衣服，你很可能會發現，你什麼也不是。」他告訴記者，辭職後他感覺最大的變化是「以前是別人求你辦事，現在是你求別人辦事」。這種身份的轉變並不是所有的官員都能適應的。

辭職是一個隱秘的話題，在官場更是如此。

浙江省平陽縣原副縣長周慧在辭職感言中有過這樣的感慨：「辭職只不過是換工作，換地點。但如果這個職位是個官位，而且是個有點分量的官位，事情就變得複雜了。如果辭官的這個人在某種程度上前景還被看好的話，情況就更引人側目了。我想，這就是中國式辭官。」

前述辭職官員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他手機里有一個微信群，都是從原單位出來的前同事，「很多話，除了我們自己，幾乎找不到交流的對象。」

他告訴記者，他們會在群里交流辭職心得，分享求職信息。比如，前一陣有人問跳槽後該選擇哪種企業?過來人就會告訴他，「去私企要選對老闆，去日韓企業要準備忍受委屈，美國公司的待遇不錯，但工作比較累，相對而言，去歐洲公司性價比最高。」

一旦辭去公職，跳出體制，除了獲得豐厚的報酬外，這些辭職官員認為，最大的享受就是沒有了之前官場上的束縛和壓力。

趙光華辭職前曾分管鎮上的交通。他對採訪他的記者說，以前當副鎮長晚上睡覺的時候，要是外面下起了大雨，他總是擔心會不會有地方滑坡，翻來覆去睡不著。「但現在晚上就算雨再大，我也能睡個安穩覺。」

曾擔任北京市昌平區委書記、區長的關成華，2011年辭職後，重返大學校園。如今，人在哈佛大學的他給自己的生活定了三大任務：讀書、觀察和思考。

關成華婉拒了《中國新聞周刊》記者的採訪。不過，他在一篇文章中這樣描述他辭職後的生活：少了電話，沒了應酬，終於能夠盡享自由思考的寧靜;遠離喧鬧，脫身誘惑，可以隨時傾聽自己內心的呼喚。擁有充分的時間來慢慢咀嚼和細細體味很多知識和道理，對於性格上本屬慢熱型的我來說更是個恩賜。

破除「官本位」

關成華畢業於北大，擔任過北大團委書記、北京市團委書記。業內認為，他如果留在官場，順利的話很可能會被提拔，「成為下一個孫政才」。孫政才2001年曾擔任過順義區委書記，後升任為北京市分管農業的副市長，12年後，在十八大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但關成華說，他的理想一直是做學問，當個最出色的大學教授。他退出官場被很多人視為一種遺憾，但也有人認為這是一種進步，因為官場的吸引力過於強大，對中國決不是什麼好事。

事實上，在這批辭職官員中不乏關成華式的優秀人才。

41歲的陳偉才是第十一、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曾被譽為廣州公安系統冉冉升起的「新星」。今年3月，時任廣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處處長的陳偉才，作為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赴京參加兩會，在全國11名公安系統人大代表中，陳偉才是唯一連任的代表。

去年辭職的廣州南沙區原區委常委、常務副區長孫雷擁有經濟學博士學位，曾有過一段「千里走單騎」的軼事。

他在擔任廣州經濟技術開發區經發局副局長時，因同事簽證延誤，曾獨自一人赴美，帶著200多斤資料在美舉辦招商大會，其間布置展板、會務、主持、宣講，全部獨立完成。此舉一度成為廣州市招商引資的一段佳話。

回顧歷史不難發現，體制內的人才曾多次集中「溢出」流向市場，並形成了幾次官員下海的浪潮。

1986年初，永嘉縣城關鎮黨委書記葉康松毅然辭去了自己的官職，承包了一片山地，被媒體稱為「棄官下海第一人」「改革開放的弄潮兒」。

在這次下海潮中，一些職位較低的官員們成為了中國官場第一批的「下海」者，而且大多是「半下海」。所謂「半下海」，是指體制內的一種流動，如機構改革後編製的縮減，於是有些官員平級調到部門下屬的單位與企業中去當領導。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後，辭官下海掀起第二次浪潮。這一撥人比1980年代中期的下海官員，無論在學歷、經驗、官位上，都高出不少。

人社部的數據顯示，1992年有12萬公務員辭職下海，1000多萬公務員停薪留職。他們中的代表人物有馮侖、郭凡生、陳東升、田源、王運正、毛振華等，他們今天都成了市場弄潮兒。

第三次出現在2000年以後。據新華社報道，從2000年1月到2003年6月，全國各地(不包括中央部委及所屬單位)共有10304名科級以上領導幹部辭職「下海」。

與前兩次不同的，這批「下海」的官員大多身居要職，而且去向基本都是私營企業和一些私人資本控股的上市公司;「下海」的方式也不再是過去的停薪留職，而是辭職或提前退休。

代表人物包括溫州市原副市長吳敏一、林佩雲，江蘇東台市原市長王小平、上海虹口區原區長程光、瓊海市副市長王文進等。他們中大部分人辭職後都步入企業高管行列，也有一部分人自己創業。

湖南科技大學經濟學教師唐志軍一直在關注官員辭職現象。他撰文稱，回顧歷史不難發現，在改革開放35年的進程中，官員「下海」現象往往與市場作用的強化聯繫緊密。

他寫道：「上世紀80年代，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大量計劃體制內的官員紛紛下海經商，出現第一輪官員『下海』潮;上世紀90年代鄧小平視察南方加快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步伐，民營企業政治地位提高為新一輪官員下海創造條件;此外，上世紀90年代末，中國政府機構改革與人員精簡力度空前，再次誘發了第三輪官員下海現象的出現。」

唐志軍認為，在過去的十多年裡，某種程度上，不是市場化了，不是放權分權了，而是官僚化和政府對資源、對社會的進一步控制。

「所以，我們看到，過去十多年中國出現了公務員考試熱、人們對體制內身份的無限嚮往和權力腐敗。」他說。

「有些官員的官本位思想不但沒有淡化反而越來越增強。」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也表示，「這些年來政府通過權力獲取資源的能力在增強，一方面，在政府工作可以獲得優厚的待遇和社會資源，另一方面，現在市場上獲取成功的難度也越來越大了。」

唐志軍認為，這兩年官員辭職現象增多，與十八大後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制度有密切的聯繫。

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並強調破除「官本位」觀念，推進幹部能上能下、能進能出。

「這些如能切實落實，都將有利於人員的雙向流動。」唐志軍說，而官員「下海」潮也有助於催生一批優秀的企業家，支持更多的民營企業做大做強，為實體經濟注入活力。

而在這個過程中，改變的還有辭職官員本人。

「走出體制後，我才真正發現自己的價值。在體制內，評價尺度永遠只有一個：領導。領導的評價足夠左右你今後的人生。」瀘州石寶鎮原副鎮長趙光華說，「現在不一樣了，現在對我的評價尺度不單純只有是領導，而是整個社會。在這樣的評價尺度下，才能發揮出自己真正的價值。」

(原標題：官員為何選擇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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