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小說評論派」欺世盜名冒充「紅學」「紅學家」

07-04

「小說評論派」欺世盜名冒充「紅學」35年鬧劇，

該收場了（之十一）十、「小說評論派」欺世盜名冒充「紅學」、「紅學家」

馮其庸一貫玩弄手腕、造假欺騙。我們曾在本博客上做過大量揭露（如《中國學界超級醜聞：學術騙子馮其庸竟將社科百萬元大獎騙到手》等文），而他最大的陰謀便是精心策劃，利用1980年召開全國首次《紅樓夢》學術討論會之機，以突然襲擊手段，將「索隱派」、「考證派自傳說」頭上的「紅學」桂冠奪到自己手中，戴到以自己為代表的「小說評論派」頭上。之後便到處招搖撞騙，至今已35年，造成人類社會罕見的學術領域的大騙局。

（一）「小說評論」與「紅學」之間的關係，1954年成為轉折點——此前兩者是並列關係，此後「小說評論」形成「派」，站在新、舊「紅學」對立面

「小說評論」與「紅學」的關係，1954年是個轉折點。

1954年之前：「小說評論」學者與新、舊「紅學家」各自發展自己的《紅樓夢》研究事業，兩者都取得了長足的發展。比如「考證派自傳說」已出現四個分支：曹學、版本學、脂學、探佚學。俞平伯亦對自己早期的著作——《紅樓夢辨》作出了重要修正。「小說評論」也出現李辰冬、王崑崙這樣優秀的評論家。

1954年之後：「小說評論」藉助毛澤東《關於紅樓夢問題的信》的發表，利用「新紅學」研究方法的錯誤，將其「政治化」，開展有領導、有組織、有計劃的大批判，一舉將「新紅學」徹底打垮，「小說評論」由此形成「派」——「小說評論派」，成為站在新、舊「紅學」對立面上「學派」。

（二）吳恩裕先生雖以考證著稱，1979年12月去世後，卻只稱他為「著名的《紅樓夢》研究家」，而避開「紅學家」稱號

由於「小說評論派」成為《紅樓夢》研究領域的霸主，即使著名的《紅樓夢》研究學者去世後，也不能依據他本人的實際情況，給他以「紅學家」稱呼。吳恩裕於1979年12月去世，他便是這種情況。

吳恩裕曾以考證著稱，在1954年批「俞」時，也受到批評。

吳恩裕在《延芬室集底稿殘本》中發現了永忠《吊曹雪芹》的三首詩歌。對於這三首詩歌的具體情況，恐有些網友不十分清楚，僅抄錄如下：

因墨香得觀《紅樓夢》小說吊雪芹三絕句姓曹

傳神文筆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淚流。

可恨同時不相識，幾回掩卷哭曹侯。

顰顰寶玉兩情痴，兒女閨房笑語私。

三寸柔毫能寫盡，欲呼才鬼一中之。

都來眼底復心頭，辛苦才人用意搜。

混沌一時七竅鑿，爭教天不賦窮愁。

（《延芬室集》稿本，第十五冊）

為使一般網友都能讀懂，下面注釋幾個字詞：

顰顰：指黛玉，見《石頭記》第三回。

柔毫：毛筆。

才鬼：與下面一首中的「才人」，同指曹雪芹。

中：中酒，醉酒。語本《漢書·樊噲傳》：「軍士中酒。」張晏註：「中酒，酒酣也。」

混沌：《莊子·應帝王》載曰：中央帝混沌沒有七竅（眼、耳、鼻、口）。後來為他一天鑿一竅，七天完成，從此變得十分聰明，卻因此失去生命。

爭，同「怎」。

賦：給予。

最後兩句意為：像「混沌」這樣的中央帝，在變聰明後也就死掉，像曹雪芹這樣絕頂聰明的「才子」，上天怎能不讓他窮愁致死呢？

吳恩裕既從史料中發現了這樣重要的詩歌，為了使讀者對該詩有更深刻的理解，便進行了儘可能的考證：包括詩歌作者的情況、家世、與曹雪芹有哪些直接或間接的關係，為什麼會寫出如此深情的弔唁曹雪芹的詩歌等等。考證後，吳恩裕寫出《永忠吊曹雪芹的三首詩》一文，發表在1954年9月7日《光明日報·文學遺產》上。文中寫道：「乍一看來，永忠這三首詩，詩的原題，瑤華的評語，好像都只是泛泛的話，並不重要。經過了仔細的推敲，我們就可以知道：它們都各有其重要性，都是考證曹雪芹和《紅樓夢》的重要材料。」

瑤華的評語如下：「此三章詩極妙，第紅樓夢非傳世小說，聞之久矣，而終不欲一見，恐其中有礙語也。」

這樣的考證是十分必要的。至今讀者對於永忠三首詩的理解，基本上就得益於吳恩裕的考證。但在1954年的「運動」中，吳恩裕的這種考證卻受到批評：

吳恩裕在「仔細推敲」之後，寫了幾千字的考證文章。但我們讀完這幾千字的考證文章，並看不出它的什麼重要。這篇文章，只是繞了許多彎，考證了永忠和敦誠兄弟的關係，考證了詩的原題上所提到的墨香這個人，考證了永忠的家世和他的生活態度等等，跟曹雪芹和《紅樓夢》都不相關。我們回頭來看那三首詩，原不過一個《紅樓夢》的讀者受了它的感動，寫出了他的感想和對曹雪芹的悲悼之意，意思是很容易領會的。吳恩裕先生用了很多篇幅考證永忠的祖父允禵被雍正禁錮的等等事情，好像只有一個祖父被皇帝禁錮過的人才能寫出吊曹雪芹的詩來，吳恩裕先生認為這樣考一下就說明了《紅樓夢》的政治意義，但這是很勉強的。[1]

吳恩裕先生這幾篇考據的文章，所考據的問題，都是很瑣細的。有的對於《紅樓夢》本身說來，甚至沒有什麼關係，像《永忠吊曹雪芹的三首詩》這篇文章，只能說是對永忠、墨香、瑤華這幾個人作了些零碎的考證。[2]

吳恩裕先生的所謂「政治意義」是什麼呢？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犯『聖諱』，諷時政」，他怎麼知道《紅樓夢》有這一層「政治意義」呢？就是有永忠詩的瑤華評語為證。瑤華評語說：「此三章詩極妙，第紅樓夢非傳世小說，聞之久矣，而終不欲一見，恐其中有礙語也。」吳恩裕先生對「礙語」研究了一番，認為「礙語」就是「諷罵時政」，吳恩裕先生從這裡，證明「當時確有人認為《紅樓夢》中有『謗書』成份」，所謂「諷罵時政」，所謂「謗書」，它的意義是什麼呢？從吳恩裕先生的文章里，我們可以這樣了解：它只是對皇帝不滿，說一點牢騷話的意思。吳恩裕先生研究了永忠的詩屢用淮南王劉安的典故，永忠是借淮南王劉安謀反的事來寄寓自己的心情。這只是反映了統治階級內部的互相傾軋。吳恩裕先生所認為的曹雪芹的「諷罵時政」，實際是和永忠的作詩用淮南王典故的性質相同，不過是因家庭橫遭奇禍，終於零落，著書來怨謗乾廷而已。要這樣理解《紅樓夢》的「政治意義」，「意義」是不十分大的。一個庸俗的失意以後的官僚，也可以有此心情。何況我們從《紅樓夢》里，看不出這種思想，所以吳恩裕先生只好去拚命抓住幾字句亂猜了。[3]

從吳恩裕的考證，以及因此受到的批評，可以看出：吳恩裕的考證是必要的，相反對他的批評，則有主觀隨意，強詞奪理之嫌。

吳恩裕雖然受到批評，但此後，仍繼續走這條考證之路，而且成果卓著，比如1971年發現了曹雪芹佚著《廢藝齋集稿》。他的著作甚多，有：《曹雪芹的生平》《曹雪芹的故事》《有關曹雪芹十種》《考稗小記》《曹雪芹叢考》《曹雪芹遺著淺探》《曹雪芹傳記故事》等。

吳恩裕不幸於1979年12月在伏案寫作時，心臟病複發，呼吸驟然停止。吳恩裕去世之後為他開了追悼會。從吳恩裕在1954年受到衝擊來看，他是被劃入「新紅學」營壘的。按正常情況，他死後，對他的評價應當是「紅學家」，他從事的《紅樓夢》研究工作是「紅學」。然而在《紅樓夢學刊》1980年第2輯上發表了哀悼他的四篇詩文。所有這些詩文沒有一處說吳先生從事的是「紅學」研究，更沒有一處將他稱作「紅學家」。對吳恩裕的「評價」是：「著名的《紅樓夢》研究家」 [4]，或說「《紅樓夢》及其作者曹雪芹的『研究專家』」[5]——完全迴避了「紅學」二字。

然而，吳恩裕逝世後，沒過多長時間，「紅學」、「新紅學」便風彌一時了，但不是加在「考索」者頭上，而是從「考索」者頭上摘下，作為桂冠戴在了「小說評論」者頭上。

這是怎麼回事？

（三）「小說評論派」用突然襲擊手段，將「紅學」「紅學家」桂冠從新、舊「紅學家」那裡搶過來，戴在自己頭上

前面已經反覆說明：對於《紅樓夢》有三種研究方法，一是「索」，二是「考」，三是「評」。「索」、「考」的目的是探索「隱」於《紅樓夢》小說中的「真事」，這是研究、考證、鉤索的過程，是一種學術探討，因而被稱作「紅學」，以「索隱」作為主要研究手段者，被稱作「舊紅學」，以「考證」作為主要研究手段者，被稱作「新紅學」。而「評論」——不過是讀者或研究者讀完小說後發表的看法、感想、意見，都是純主觀性的東西，不能以正確與謬誤作定論，是不能稱作「學」、「學術」、「學科」的。

然而，在將《紅樓夢》研究「政治化」以後，主觀隨意性極強的「小說評論派」，便站到新、舊「紅學」、「紅學家」的對立面，完全否定《紅樓夢》是一部「隱」有「真事」的「奇書」。在1974年評「紅」時期，甚至有「小說評論派」部分成員為「四人幫」的篡黨奪權製造輿論。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國走上了改革開放之路，學者、專家開始受到重視。一直與新、舊「紅學」處於敵對地位的「小說評論派」，本應在打倒「四人幫」以後，本著「撥亂反正」的精神，遵照「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學術方針，認真去評論《紅樓夢》正面小說，為學術發展做出實際的貢獻。然而以馮其庸為代表的「小說評論派」領導人，由於是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在恣意「批判」中享受到一種優越感，在文革結束後，還欲將這種優越感延續下去，首要的便是設法美化自己。於是便利用《紅樓夢》校注小組為基地，聯絡全國的「小說評論派」領導層，進行周密謀劃，採取突然襲擊的方法，將「紅學」、「紅學家」的桂冠從「索隱派」、「考證派自傳說」頭上摘下，戴在自己頭上，將本來不知「學」、「學術」為何物的「小說評論派」，化妝打扮成「紅學」專家、學者，鳩佔鵲巢，名利雙收。採取這種欺世盜名的方法，繼續為所欲為，壓制真正的「紅學」、「紅學家」，並妄圖使他們永世不得翻身。

就在這種背景下，1980年夏季，中國的上空突降「紅」雹，馮其庸等人向全國發出電波：

一九八O年七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來自全國二十幾個省、市、自治區八十七個單位一百三十餘名代表，在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友誼宮，召開了全國《紅樓夢》學術討論會。這是我國紅學史上第一次盛大的學術集會，與會代表有多年從事紅學研究的老專家，也有青年一代的紅學研究者。[6]

請讀者注意兩個問題：

第一，這次學術討論會是小說評論派的會議，與「舊紅學」（索隱派）和「新紅學」（考證派自傳說）沒有任何關聯。

第二，如果談我國「紅學史」從來都是專指「舊紅學」和「新紅學」的歷史，與「小說評論派」沒有任何關聯。

馮其庸等人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將七八十年來一直由「考索」研究者所專有的「紅學」桂冠掠奪過來，戴在與「紅學」毫無關聯的「小說評論派」頭上。給人們來個突然襲擊，造成既定事實：「紅學」已成為「小說評論派」的專利。似乎提到「紅學史」就是指「小說評論派」的歷史，「小說評論派」就是「紅學專家」。「小說評論派」的會議竟成為「我國紅學史上第一次盛大的學術集會」，參加會議的既「有多年從事紅學研究的老專家，也有青年一代的紅學研究者」。

馮其庸等人為了使這種騙局合法化，還以「同仁」的名義，發表了一份《致台灣紅學界同仁書》：

台灣紅學界諸位同仁：

偉大的古典小說《紅樓夢》，是中國文化的結晶，中華民族的驕傲，世界文學的瑰寶。凡我同胞，無不為自己的祖國和民族有這一極為珍貴的文化遺產而自豪。三十年來，大陸和台灣紅學同仁都在為紅學發展努力工作，作出了各自的貢獻。一九八O年全國《紅樓夢》學術討論會期間，經與會代表民主協商，正式成立了中國紅樓夢學會。本會系民間學術團體，宗旨為團結全國紅學工作者，開展《紅樓夢》學術研究和國內外業務交流，推進我國紅學研究事業。本會會員一致表示，願與台灣紅學家們建立聯繫與發展友誼，加強學術交流，齊心協力繁榮紅學。為此，本屆理事會中，特為台灣紅學界保留兩位理事名額，衷心希望台灣紅學家們能參加本會活動，並承擔理事之任。願大陸和台灣的紅學家們攜手合作，為發展紅學，發揚光大祖國的優秀文化遺產，作出更大的貢獻。

一九八O年七月三十日於哈爾濱

這樣一封365個字的簡訊，竟然出現「紅學」、「學術」、「學會」多達16處——如此密集的「紅」和「學」堪稱「紅」雹突降人間。給人們一種假象：似乎「紅學」、「紅學家」從來都是屬於「小說評論派」的，而與索隱派、考證派自傳說毫不相干。似乎清末以來，人們所稱的「紅學」，不是專指「考索」，而是專指「評論」。——至此，馮其庸等偷換了概念。

（四）「中國紅樓夢學會」列了一個「名譽會長、顧問」大名單，實是為了「小說評論派」攫取「紅學」、「紅學家」美冠，並使之「合法化」

改革開放以後，各種學科的學會、協會紛紛建立，我本人就參加過不止一個。這些「學會」「協會」的領導機構都是由會長、副會長、理事組成，如果有老一代的權威則被聘請為名譽會長，不過一二人而已。然而「中國紅樓夢學會」卻十分特殊，請看看這個「學會」的名譽會長、顧問名單：

名譽會長：茅盾、王崑崙

顧問：俞平伯、顧頡剛、吳世昌、周汝昌、楊憲益、王朝聞、啟功[7]

這個大名單給人的印象是凡與《紅樓夢》沾點邊的名人，都支持「小說評論派」稱作「紅學」、「紅學家」，都願作他們的招牌。其實根本不是那麼回事。在這些人當中，楊憲益與我同在中國外文局工作。我是搞波斯文的，寫過一些「伊朗學」的文章，楊憲益則寫過一篇《波斯詩人歐瑪爾·哈亞姆與中國唐詩的比較》文章。兩人就此問題作過交流。因而在路上遇到時，便打招呼，互相問候。記得1986年9月哈爾濱國際紅樓夢討論會結束不久，在外文局的院里邂逅，我問他：「你去哈爾濱參加紅學會了嗎？」他回答：「我又不是搞紅學的，參加那種會幹什麼？他們真奇怪，成立紅學會也讓我做『顧問』。我對他們講過，以後這種事別找我，我哪有功夫參加他們的會？」（楊憲益是著名的翻譯家，中國文學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紅樓夢》便是由他翻譯的。）

周汝昌的情況更令人驚愕。周汝昌一貫反對將「小說評論派」稱作「紅學」、「紅學家」，卻也列於「顧問」名單里。周汝昌的做法是：會議不參加，會後著文反對。「中國紅樓夢學會」是1980年夏季成立的，周汝昌了解到會議內容後，同年立即發表《紅學辨義》一文：

紅學的真正文體是什麼？是討尋曹雪芹這部小說是寫的誰家的事，用中國文學傳統的說法來講，就是「本事」。

紅學的肇始和全部都是要討尋本事；

紅學的正宗，就是討尋此書本事的紅學，而不是別的。[8]

此後，始終就沒有改變態度，反對「小說評論派」將「紅學」、「紅學家」的美冠戴在自己頭上。1981年周汝昌利用為梁歸智《石頭記探佚》作「序」之機，寫道：

「紅學」是什麼？它並不是用一般小說學去研究一般小說的一般學問，一點也不是。它是以《紅樓夢》這部特殊小說為具體對象而具體分析它的具體情況、解答具體問題的特殊學問。

「紅學」因何而產生？只因《紅樓夢》這部空前未有的小說，其作者、背景、文字、思想、一切，無不遭到罕聞的奇冤，其真相原貌蒙受了莫大的篡亂，讀者們受到了徹底的欺蔽。紅學的產生和任務，就是來破除假象，顯示真形。

1982年發表《什麼是紅學》一文，指出：

紅學顯然是關於《紅樓夢》的學問，然而我說研究《紅樓夢》的學問卻不一定都是紅學，為什麼這樣說呢？我的意思是，紅學有它自身的獨特性，不能用一般的研究小說方式、方法、眼光、態度來研究《紅樓夢》。如果研究《紅樓夢》同研究《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以及《聊齋志異》、《儒林外史》等小說全然一樣，那就無顏紅學這門學問了。比如說，某個人物性格如何，作家是如何寫這個人的，語言怎樣，形象怎樣，等等，這都是一般小說研究的範圍。這當然是非常必要的。可是，在我看來，這些並不是紅學研究的範圍。紅學研究應該有它自己的特定的意義。如果我的這種提法並不十分荒唐的話，那麼大家所接觸到的相當一部分關於《紅樓夢》的文章，並不屬於紅學的範圍，而是一般小說學的範圍。[9]

1984年周汝昌又寫出《「紅學」與「紅樓夢研究」的良好關係》一文，文中寫道：

所謂「紅學」，是產生於《紅樓夢》本身的特殊情況的一種特殊的「學」；它的研究對象和目標，是專門來試行解讀《紅樓夢》這部與眾各別的小說時所遇到的特殊困難的一門特殊學問，並不是與一般小說無所區別、或性質全然一樣的。……這實質上，是不承認事物具有各自的特殊性，是主張把「紅學」一般化，亦即取消紅學——存其名而廢其實。

而從作品本身去分析評論它的人物、情節、思想、藝術……的論文。嚴格說來，應屬於一般小說學，而不隸屬「紅學」範圍……「紅學」不是來「取代」《紅樓夢》作品本身的研究的……[10]

直到1995年還發表《還「紅學」以學》[11]。在該文的「內容提要」寫道：

……夠得上學術的「紅學」，是自胡適《紅樓夢考證》開始。魯迅對《紅樓夢》識解之高明遠過當時流輩，為「紅學」早期模範和圭臬。50年代初，由於為政治鬥爭服務，「紅學」之「學」的質素成份越來越微；……鑒往知來，作者呼籲還「紅學」以學：這學應是中華文化之學，而不指文學常論，因為曹雪芹的《紅樓夢》，是中華大文化的代表作之一，其範圍層次遠遠超過了文學的區域……

從上述介紹可知，「小說評論派」是不顧「新紅學」學者反對，不惜用陰謀手段盜來「紅學」、「紅學家」美名，硬是扣在自己頭上的。

（五）小說評論派領導人騙取了「紅學」、「紅學家」桂冠後，攫取了權、名、利，便給真正的紅學帶來無窮盡的災難

小說評論派將自己打扮成「紅學」、「紅學家」，還拉了一批名人作為他們的名譽全長、顧問等，表明他們作法的合法性。這完全是一種欺騙行為。不僅如此，他們在騙取到「紅學」、「紅學家」美名，全面騙取了權、名、利，之後，便全面否定新、老「紅學」、「紅學家」為學者。比如劉心武實是與周汝昌同一學派，兩人對學術探討的書信有10多封。他們同屬於考證派自傳說，也就是屬於新紅學。但中國紅學會會長張慶善是怎樣否定劉心武呢？

你算一家嗎？先秦諸子可以稱為百家，「但索隱而衍生的想像、誤讀，如何稱『家』。」

輿論認為，正統紅學對劉心武的批評，是一種居高臨下的審判，……這是正統對雜蕪，捍衛學術尊嚴。[12]

小說評論派所研究的對象，是如程高本那樣的與曹雪芹真著相差甚遠的偽本《紅樓夢》，採取的研究方法主觀隨意性極強——其觀點即使在小說評論派內部也是各不相同，而且自己的看法也往往是今日否定昨日，並沒有客觀標準。——根本談不上「學術」，何來尊嚴？又何言「正統」？從中暴露了小說評論派領導人騙得「紅學」、「紅學家」稱號的目的——不僅得到名利，而且更重要的還撈到了「權」。他們撈到權後，便將其他所有學派視為「雜蕪」，對他們進行「一種居高臨下的審判」。由此開始給真正的「紅學」帶來無盡的災難。

（待續）

「

[1] 胡念貽《評近年來關於紅樓夢研究中的錯誤觀點》，載於《紅樓夢問題討論集》（二集）第234—235頁。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

[2] 同上。第235頁。

[3] 同上，第236—237頁。

[4] 藍翎《安息吧，吳恩裕同志！》，載於《紅樓夢學刊》1980年第二期第339頁。

[5] 見林里夫《哀悼不幸早逝的吳恩裕同志》，載於《紅樓夢學刊》1980年第二期第337頁。

[6] 見《紅樓夢學刊》一九八O年第四輯，第340頁。

[7] 見《紅樓夢學刊》1980年第四輯。

[8] 轉自《紅樓夢學刊》1996年第三輯第57頁。

[9] 見《河北師範大學學報》1982年第三期。

[10] 該文載於《文藝報》1984年第六期。

[11] 見《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1995年第四期）。

[12] 見《海內外紅學家縱談「紅學」》一文，載於《鳳凰周刊》2006年第3期第7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