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如說儒》第二講：科學的魔咒

《晉如說儒》是騰訊網儒學頻道、深圳儒家文化研究會聯手打造的高端文化講座，學術性思辯性強，非常適宜大學以上文化程度的精英人士。講座完全顛覆新文化運動以來的習慣觀點，帶領聽眾重新思考近代史，重新審視儒家文化。第二講《科學的魔咒》從現代精神的一個側面——科學入手，指出科學精神一旦統攝一切，將是人類前所未有的災難。徐晉如引述漢人揚雄的說法「通天地人者曰儒」，指出天道即宗教信仰，地道即科學，人道即人文精神，三者齊備，才是社會穩定的三個支腳。（特別鳴謝：深圳文德天會所 漢字創意設計師霍者先生）《晉如說儒》第二講：科學的魔咒徐晉如：歡迎各位舊雨新知。上一講我講的主題可以歸納為「現代性的癌症」。這一講呢，跟大家談的是「科學的魔咒」的問題。大概在1995年還是1996年的時候，當時北京的高校有一個著名的思潮，叫做「人文精神大討論」。當時啊我還在清華讀書，北大有一位師兄，他看了我當時主編的一個雜誌，叫《清華詩詞》，我在前面寫了一個發刊詞，他就希望我能夠就人文精神的問題提出一些見解來。其實在當時，我並沒有可能提出多少有價值的見解，我也很有自知之明，所以在那個時候我就沒有參與這樣的一個討論。時至今日，最近我又看到很多人在紀念當年的那次思想運動，在懷念當年對於人文精神的一種企慕，這是為什麼呢？是因為相對於十多年前，我們的社會更加物質化了，更加脫離了我們的精神領域。但是，我很遺憾地發現，其實一直到現在——從十多年前到現在，能夠理解何謂人文精神的人並沒有多少。迄今為止我認為，對於人文精神做出最精當的定義的、做出了最深刻的闡釋的，仍然是1947年老清華的教務長潘光旦先生——也是我畢生的學術偶像——潘先生的一篇文章叫《人文精神必須東山再起》。為什麼人文精神必須東山再起？為我們今天在這樣的一個時代，大家都在高唱科學、高喊民主的時候，我們要不合時宜地去討論人文，或者說要去鼓吹人文，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孫中山曾經講過一段話，他說：「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這段話說得是殺氣騰騰。整個世界，它好像就像長江的水永遠向東流一樣，只能朝著一個方向前進，我們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民族都必須要被這個潮流所裹挾，如果脫離了這個潮流，那麼你就必然要被淘汰，甚至要被開除「球籍」。這是八十年代一個非常著名的專題片《河殤》裡面的話。但是，這樣的一股洪流究竟會奔向何處？是奔向寧靜的大海，還是會掀起滔天的巨浪？這點孫中山沒有考慮，孫中山以後的我們今天稱之為「先賢」的、「思想先驅」的魯迅啊、陳獨秀啊這些人也都沒有考慮。可是到了今天，我們不得不去考慮這樣的一些問題。一個世紀以來，人類社會的發展，尤其是納粹德國和前蘇聯的覆滅，彷彿都在告訴我們一個不容置疑的人類經驗，那就是人類只有一條道路，具體地說，這條道路就是美國的道路。美國有一位智囊，他的名字叫做弗朗西斯·福山。這個福山他專門寫了一本書，叫做《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終結」這個詞最早是誰開始使用的呢？是恩格斯。恩格斯有一個名著，叫《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在福山的眼中，人類社會只有一條道路，就是資本主義和民主的道路。人類社會進化到了資本主義，進化到了民主，它就已經是達到了極致了，再也不需要發展了。這種觀點，今天很多人稱之為叫「普世價值」。但是事實是否是如此呢？我們不妨看一看2008年開始於美國席捲全球的次貸危機，我們不妨看一看把整個歐盟、把整個歐洲推向了泥沼的希臘主權危機，也不妨看一看遍布第三世界國家的血汗工廠，不妨看一看日益墮落的社會文化。很自然地，只要你不抱偏見，你就會發現，其實這個所謂的「普世價值」恰恰是很值得懷疑的，或者說我們至少也要認為即使它作為美國的經驗是成功的，它也未必能夠適用於其他的國家。那麼，當然西方世界也有清醒者。加拿大就有一位人類學家，叫做萊特，他寫了一本書叫《進步簡史》。他就諷刺福山的觀點，認為福山所講的這一切是一種盲目的自信，他的自信就像七世紀時候的伊斯蘭國家，就像十六世紀的西班牙，或者像十九世紀的大不列顛，這些都是當年曾經想雄霸世界的國家，可是它們一個個地失敗了，世界一定是多元的，一定是一多並存的，從古希臘以來的哲學便是如此。儒家思想也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就是「中庸」。「中庸」當然不是很多人世俗化地理解，以為我們不要講原則、好好先生。魯迅就諷刺，說他最厭惡叭兒狗，就是京巴，說這個叭兒狗呢「擺出一副既像狗又像貓，唯獨自己得了中庸之道」的樣子。但實際上中庸的思想我們以後會詳細地講到，它是非常剛健有為的，也是非常地講原則的。但是中庸思想有一個非常了不起的貢獻，就是它反對「執一」——「執」就是用手拿東西，你不要總是堅守住一個標準一個立場，要設身處地地為別人想一想——所以就不能夠「執一」。新文化運動以來，胡適、陳獨秀這些人他們就認為我們人類的發展只有一條道路，就是全面地走西方的道路，這就是「執一」。陳獨秀甚至這樣說，他說我啊平常是專門講自由民主的，但是唯獨對於提倡文言文、反對白話文的人來說，我們絕對不能夠跟他講自由民主。這個話說得是非常流氓的，但是我們今天呢很多人還依然把它奉為金科玉律。萊特是一個非常有憂患意識的學者，他說「人類對於進步的務實信仰已經衍生並強化成一種意識形態、一種世俗的宗教，和其它受到進步信仰挑戰的宗教一樣，人類也對進步背後的瑕疵採取漠視的態度，於是從人類學的角度來看，進步就變成一種『神話』」。這段話呢，外國人說話總是比較繞，我們把它翻譯成或者說用我們自己的口語給解釋一遍，他的意思就是說：今天很多的人都信仰著進步的信念，對這種進步信念毫無置疑之心，並且對於進步是否可能會帶來重大的禍害是沒有考慮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進步本身也成了它所反對的宗教。本身進步思想是認為宗教是反動的、落後的，可是現在進步本身已經也成為了一種宗教。我們今天都知道，幾個核大國所掌握的核武器，足以毀滅地球好多次。我們同樣也知道，我們的地球污染越來越嚴重。當年，曾經抱以何等堅定的信心相信DDT（合成農藥殺蟲劑）——在座的年紀大一點的可能都知道這個農藥——它可以消除病蟲害，可以讓農作物生長得更好，可實際的情形是，（DDT）在大量地殺滅了害蟲的同時，也破壞了生態環境，以至於國際組織不得不宣布禁止使用DDT。我小的時候曾經用過一次，那麼那時用DDT所浸泡的硬紙片，它幹嘛用呢？點燃以後它會發出很濃重的煙來驅蚊，當時點了以後真地很驅蚊啊，但是你在那個屋子裡呆一分鐘，你的頭腦就暈得不行。那麼70年代前期的很多中國的孩子，他們忍受著一個終身的痛苦，就是「四環素牙」。華中科技大學的老校長，也是我的詩友，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前輩——楊叔子先生，他說了一句精彩的話，他說「沒有一流的理科，就不會有一流的工科；沒有一流的人文學科，就不會有一流的理工科」。我們北京大學的上一任校長周其鳳先生說美國的大學教育沒有中國的成功，培養不出傑出的人才。這句話我們不去評論，我們單說美國教育的實際情況是什麼樣子的。即使是美國的一個理工類的學生，他在大學期間所學習的人文學科佔到了一半。如果沒有對於人類所未知世界的一種敬畏感，沒有對於真善美的一種堅守，科學完全有可能像當初協助希特勒的那些科學家一樣危害世界。所以從新文化運動以來，我們這個國家就有著一種對於科學、對於進步的迷信。具體地說，當時陳獨秀為我們引進了兩位「先生」，就是所謂的「德先生」和「賽先生」。這個「德先生」和「賽先生」究竟怎麼樣呢？今天我們主要探討「賽先生」的問題。因為恰恰是近代科學的日新月異的發展——近代科學就像中國的房價一樣單邊向上，一直不停地往前發展，所以給了很多人一種信心，就認為我們這個社會是永遠不停地朝前的，任何一個妄圖走自己道路的人都可能會被認為是反動的、落後的，落後就要挨打。所以我們要梳理一下近代以來科學和民主、科學和進步的關係。自由主義大師阿克頓勛爵說了這樣一句話，他說「一個社會民主的發展開始於悲慘和貧苦，開始於宗教上的道德墮落」。這個話是什麼意思呢？是因為專製造成了悲慘和貧困，因為專制又造成了整個統治階級、貴族階級和教士階層他們的道德上的墮落。普通老百姓就覺得，第一我們吃苦受累，第二你們在道德上還沒有優越於我們的地方，於是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們就主張更多的權利，要求更多的自由和發展，於是產生了法國大革命時的民主。但是一直到這一百年，民主的理想、進步的觀念才成為我們今天每一個人根深蒂固地相信的元信仰——就是所有信仰之上的信仰。這是為什麼？其原因，我的分析是這樣的，因為科學的發展推進了技術的發展；技術的發展呢，又推進了物質生產的發展；物質生產極大豐富以後，社會上每一個人也許他的社會地位沒有太大的變化，但是他們所享受到的舒適度、享受到的物質享受是以前哪怕是帝王將相也無法望其項背的。所以我們想，古代一個皇帝出巡——康熙皇帝要出巡、乾隆皇帝要下江南——都要經過長時間的準備，一走可能就好幾個月，可是今天你隨便哪一個工薪階層都可以打一個飛的，從北京和江南之間來回了。什麼冰箱、彩電如此種種，全部帶給你的是一種生活的舒適感和愉悅感，而這些東西都是從前的人所無法享受的。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普通民眾就認為，自己已經解放了，自己已經達到了可以跟精英相提並論的程度，甚至於完全徹底地否定掉精英。在這種情況下，民主觀念才成為了很多人的一個堅定的信仰，我稱這樣的人叫做「民主控」。什麼叫「民主控」呢？就是認為只要一切民主了，什麼事情都能解決。這樣的人是非常淺薄、也非常可憐的。長久以來，我們的文明對於未知有著一種敬畏感，對於自己所不了解的東西前人是不敢隨便地說三道四的。但是科學的發展使得人們相信，一樣東西只要你想知道，你就一定能夠知道，只要你想了解一種知識，你就一定能夠了解這種知識，於是世界在我們面前變得彷彿再也沒有秘密可言。這就是德國思想家馬克斯·韋伯所提出來的一個詞，叫做「除魅」——消除掉了魅惑，消除掉了神秘性，叫做「除魅」。這個除魅的世界不是一個很好的世界，為什麼呢？因為當你認為所有的一切都在你的掌握之中的時候，人的慾望、人的控制欲就會膨脹到極致。又因為科學的發展和人文的發展是不一樣的，科學是單邊向上的，它是永遠會比前一代要進步的，而人文學說不同。我們很難說今天的這一代的學者在整體上超越民國，不僅僅指大陸，香港、台灣他們的學者整體的成就也遠遠沒有辦法跟民國那一代相比。如果拿民國的學者和清代的儒生他們的學術成就相比，民國學者又要瞠乎其後。清代的儒生即使他們在文字、音韻、訓詁上做出了極大的貢獻，是對於兩千多年的儒學兩千多年的經學的一個總結的話，但是在思想的開拓意義上，是比不上宋代的儒生的。那麼宋代的儒生又怎麼能夠跟裝點了先秦諸子的迷人星空的那些大師相提並論呢？所以人文學科它反而是在退化。我們看一個人的學問怎麼樣，不應該看他寫了多少本書，發表了多少篇文章，而應該看他在多大的程度上繼承了古人，懂得了古人。進步的迷信掩蓋了一個真相，就是進步本身並不意味著人的自由和幸福的提升，而自由和幸福才是我們人類所應當追求的終極目標。我們不妨看一看，在美國最像現代城市的、進步程度最高的大都市，在它的中心區域住的都是窮人。中產階級住在郊外，真正的富人住在哪裡呢？一般住在小鎮上。你到美國去問一問，一定是小鎮上的人他們的生活更加有幸福感。前兩年我們中國政府開始引入了一項指數，就是中國城市的「幸福指數」。2011年的時候，那個數據非常地意味深長，深圳市在所有調查的將近300個城市當中，它的城市綜合競爭力是排第四位的，但是深圳人的幸福度是排多少呢？是排在243位——總共294個城市，我們深圳城市的幸福度排在243位。這就說明一種進步未必會帶來自由，未必會帶來幸福。我有一個朋友，他跟我說過一句話。他說對於我們這樣一些資產達到6個億以上的人來說，金錢的增加一點都不可能給我們帶來幸福感。他說我有一個從前的下屬，他當年是跟著我乾的，但是他現在的資產已經超過200個億了，但是你問他幸福嗎？他同樣不幸福。他說，我們這些人儘管浮出了水面——他們有一個在經濟上的劃分，認為資產達到多少以後叫做「浮出水面」——儘管我們浮出了水面，但是我們真的沒有幸福感，沒有快樂可言。在浮出水面之前，我們在追逐財富，在增加財富，那個時候我們有奔頭，可是當我們這些都滿足以後，金錢對我們來說就是意味著一個數字。所以，進步本身並不必然地帶來自由和幸福。我們可以不妨大家自己問一問自己的內心，你在讀唐詩宋詞的時候，你是覺得你更幸福還是那些不知道電燈、不知道汽車、不知道飛機、今天兩個人分手可能不知何年何月才相聚的那些古人更加幸福？你在讀唐詩宋詞的時候，你心中是不是有一種幸福感？如果你心中有這樣一種幸福感，你想想一下當時的那些作者他們的幸福感會要比你更加地重。真正的幸福感只能來源於什麼呢？美國人文主義大師白璧德教授告訴了我們：真正的幸福只能來源於節制的道德。就像美學裡面一切的美都根源於一種節制一樣，好比你唱歌，你唱歌的時候你為什麼要不跑調？你為什麼要符合它的節奏？我們經常形容一個人唱歌唱得不好叫「荒腔走板不搭調」。荒腔走板不搭調的人自認為自己很自由了，但是他唱的歌無法感人，甚至無法感動自己，因為他沒有節制。所以當進步不再能夠促使人類的福祉的上升的時候，我們是不是應該回頭來反思「進步」這樣的理念本身是否是不可置疑的，是不是說它就是一個永遠無法反抗的宗教？魯迅寫過一首雜文詩，他說：一人說，將來勝過現在。一人說，現在遠不及從前。一人說，什麼？時道（時間說），你們都侮辱我的現在。從前好的，自己回去。將來好的，跟我前去。這說什麼的，我不和你們說什麼。這首詩裡面的「時間」，其實就是進步的代名詞。魯迅一生堅定信仰的就是進化論，所以他認為「從前好的，自己回去」——這句話，看起來在邏輯上是沒有問題的，你認為從前好你回去嘛，但是這句話說得是非常地霸道、非常地沒有道理。為什麼呢？因為你認為過去好，實際上隱藏著一個意思是批判現實，人類即使回不到從前，也絕對不意味著我們沒有批判現實、反思現實的權利。其實大家把它換一種語境來思考一下，就能夠認識到這個問題了——「你們認為美國好的，你們到美國去啊！」這種話我們也已經耳朵里聽出繭子來了，認為美國好，並不一定就是要到美國去，而是說你有很多做得不對的地方，你有很多需要向美國學習的地方。說這樣的言論的人，不是漢奸，而恰恰是真正的愛國者。當下的種種痛苦，絕不意味著我們只能夠逆來順受，而不能夠反思批判。其實這一百年以來，關於進步的問題，也不是沒有過反思。但是這種反思，這種高瞻遠矚有獨到之見的思想，被時代的洪流所淹沒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個人物就是魯迅的紹興老鄉——杜亞泉先生——這是我非常景仰的近百年以來的一位真正的大師級的學者、大師級的思想家。可惜很悲哀，他是上海的一位老教授，當年曾經擔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文化大革命的時候發了瘋，後來呢，文革以後，精神病好了，他也不再回到官場，在華東師範大學做一個博士生導師。王元化教授，王元化教授最早發現了杜亞泉。《杜亞泉文集》2003年出版，一直到現在都沒有賣光，印數也非常少。他同時發現了另一個人，這個人叫做顧准，1994年前後的時候，95年的時候，顧準的書《顧准文集》簡直是洛陽紙貴呀，一般凡是關注一點思想、關心一點社會問題的大學生、研究生，幾乎人手一冊。我當時上大二，也未能免俗，去買了一本《顧准文集》，那個時候我已經讀了很多聖賢書了，聖人的著作我已經讀了很多了，我來翻看顧准書的時候，我非常地驚訝，驚訝什麼呢？驚訝顧準的淺薄！我無法想像如此淺薄的一個人怎麼竟然被吹捧成思想家，竟然有那麼多的人追捧他？我那個書是十三塊八毛錢買的，後來我三塊錢賣給了一個師姐。所以人類的歷史永遠就是這樣的，越是深刻的有價值的思想，越難獲得大眾的認可，杜亞泉和顧準的對比就是鮮明的對照。杜亞泉說：「當十九世紀後半期，風靡歐美流行世界者，為一種危險至極之唯物主義。此主義航渡東亞，輸入我國，我國民受之，其初則為富強論，其繼則為天演論，一時傳播於上中流人士之間，炫耀耳目，滲入臟腑，而我國民之思想，乃陷於危篤之病態，卒至拋擲若干之生命，損失若干之財產，投入於生存競爭之旋渦中，而不能自拔，禍亂之興，正未有艾。」這段話呢是一個淺近文言，大致意思就是說：19世紀以來，西方社會瀰漫著一種危險至極的唯物主義思想，這種唯物主義思想通過日本傳入到中國，我們中國人接受了它，一開始接受的是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接著又接受赫胥黎的《天演論》，人人想的是生存競爭，拋棄了自己的生命，拋棄了自己的財產，去追求一個虛無縹渺的進步理想，最終導致整個中國變成了一個率獸食人的世界。你對照一下近百年的滿目瘡痍的中國歷史，你不得不佩服杜亞泉是何等之了不起的一個思想家。他說的這個國富論和天演論都是同一個譯者，就是福建嚴復。嚴復先生，如果大家去讀嚴復的文集，你會發現他有一個遺囑，遺囑裡面特彆強調了一句話，叫做「中國必不亡，舊法必不可變」——中國要想不滅亡，不想變成一個禽獸的世界，中國傳統的政治體制、中國傳統的意識形態絕不能夠變化。嚴復後來是「籌安會六君子」之一，什麼是「籌安會」呢？就是嚴復、劉師培這些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大學者，也有一個不學無術的人叫楊度，這些人呢大家共同想著幫助袁世凱當皇帝。嚴復什麼沒見過？他要去追求功名利祿嗎？根本不是這樣。因為他當時有獨知之慮，他深刻地認識到對中國如此大的幅員來說、如此大的疆域來說，中國如此延綿不絕的文化傳統來說，最優的選擇是君主立憲，所以他用自己的血淚，用自己的一生寫下了一個大大的「悔」，他悔恨自己早年翻譯了《國富論》、翻譯了《天演論》。當然，我們的中國近代史在後來評價嚴復的時候，說他晚期思想變得保守、落後、反動。杜亞泉所講的這種危險至極的唯物主義何以如此之危險呢？其原因，第一是因為科學的發展助長了文藝復興以來懷疑一切、否定一切的精神。科學理性取代了宗教理性，取代了人文理性，不再給神性、形而上學留下空間，我們人類不再有神了，不再相信有神了，那麼這個結果是怎麼樣的呢？就是可以認為我們人類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只要對自己有利就可以了。這個神，不管你是有神論者還是無神論者，它的存在它是有其價值的。因為它是人類一個必須要給自己心靈上的一個枷鎖，這個枷鎖是必須要存在的。工業革命以來，人類一百多年之間創造的財富超過了人類此前數千年甚至於上萬年所創造財富的總和——這句話我們在初中的政治課本上都已經學過了，但是同時呢，我們人類的慾望也被放縱到了極致，這就是所謂的叫做「人慾橫流」。一個社會的進步，永遠是跟不上人的慾望的。我們社會的物質生產，再怎麼樣地發展，也是跟不上人類的再生產。而且進步本身並沒有能夠帶來奴役的減少，帶來自由的增加、幸福感的增強。恰恰是越進步，社會上的普通人越被生存壓得喘不過氣來。我們上一代的人沒有房子的壓力，沒有丈母娘經濟，這一代的人不得不面對要畢生做房奴或者半生做房奴的悲慘現實。而且進步的思想的推進，使得你每一個人都想趕上這一趟車，生怕自己被這個車給擠下去，有一種強烈的不安全感。我們現在的社會真正有安全感的人非常少，大部分的人都是沒有安全感的，為什麼沒有安全感？就社會它逼著你你必須要滿足這樣滿足那樣，否則你根本無法生存。像陶淵明那樣的，史書說他是「不為五斗米而折腰」——有兩種解釋，一種解釋是說他不肯為那麼一點俸祿而去逢迎上司，一種解釋是他不願意去迎接那個信奉五斗米道的上司。但實際上陶淵明歸隱的根本原因，你如果讀他的詩你會知道，他是不願意在劉宋政權之下做官——他是一個晉的遺民，他的爺爺（應為曾祖父）陶侃是晉朝的大將軍啊，他是不願意在劉宋政權下做官的——所以他託辭去歸隱了。在當時他要歸隱很容易，他家裡面有田地，他可以僱人來給他種田養活自己，即使沒有人雇，他自己也可以去種地，生活要求很簡單，也沒有人瞧不起他。這種不安全感我們可以稱之為由進步思想所引起的現代病，在這種「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口號的影響之下，人們不再把自己當成一個人了。孟子說「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人跟禽獸之間的分別就只有那麼一點點，哪裡來的那一點點呢？孟子說人有「四端」：惻隱之心，仁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有了這「四端」，你的人性情才可以得到發育，你的人性才能夠完全，你才能夠成長為一個完全人格的人。就像一顆種子，它必須要有土壤、陽光、水、空氣、氮的化合物……種種的條件，它才能夠成長出一棵參天大樹來。可是現代社會它逼迫著你不要惻隱之心，不要羞惡之心，不要辭讓之心，不要是非之心。前天大家都看了報紙，有一位大四的同學自殺了，他是因為失戀。關於這個問題呢，我們就看到有一些人的反應：一派觀點認為，說我要是那個女孩，我該多內疚啊，我一輩子可能都走不出這個陰影，有一個人竟然因為我而死了，這樣的人是有惻隱之心的人，是有仁厚情懷的人；有一種人說，我要是那女的，我就難受幾天也就算了，反正他也不是我讓他死的，這樣的人呢相對就冷漠一些；還有一種人認為說，我要是一個女的，愛幹嘛幹嘛，我應該很慶幸，我很慶幸我沒有找這麼頭腦簡單性格偏執的男人，這樣的人呢他的性格裡面就有那種非常非常非人的一面。在從前，我們的往聖先賢教我們的都是如何去成長生命，如何去化育性情。讀書是為了變化氣質，就像北宋的思想家程頤所說的，他說你讀論語，你讀之前是一等人，讀之後還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你沒有讀過這個書，讀書要讓你氣質轉移，讓你由下等人變成上等人。可是在這種進步神話的背景之下、在科學理性的背景之下，人們所考慮的不是這些東西。康德說我們所應當堅守的東西，所應當仰望的東西，在天為星辰，在內為良知。所以溫家寶先生也提出來要仰望星空。今天很多人都會把康德的這個話當成是發夢話，很少有人真正去想一想你做到了嗎？堅守自己的良知；你做到了嗎？仰望著天空，看著浩瀚的宇宙，感受一下人類的渺小，感受一下自己的渺小。所以上世紀二十年代的時候，美國的人文主義大師白璧德教授他諄諄告誡中國，他說中國之人如果要搞文藝復興運動，絕對不可以忽略道德。他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比喻，他比喻什麼呢？說文藝復興是潑洗澡水，把澡盆里的孩子一起給潑掉了，這個被潑掉的孩子就是人文精神，就是道德，就是文明。他說今天歐洲、西方所流行的是一種偽道德，是一種以功利主義為基礎的假道德，如果你相信了這套，你從西方所得到的，不過是打字機、電話、汽車這一些機器，又因為西方的機器的確當時比中國要更加先進一些——所以當時那個林語堂到美國去講課，林語堂總是說中國怎麼怎麼好，有一個美國女生站起來就說「老師，你總說中國怎麼好，難道我們美國沒有一樣東西比你們中國好嗎」？林語堂說「有，你們美國的抽水馬桶比我們中國的好」。當然這個話呢，這個故事它滿足的是那些持有狹隘民族主義精神的那些阿Q氣的中國人。但是我們也可以做另一面的解讀，就因為林語堂他本人並不是一個阿Q式的中國人，他是中西貫通的一個學者，他為什麼會這樣說？他為什麼要在這個地方來表現他的林氏幽默，是因為他認為你美國儘管在器物上有你的好處，我們中國文明中國文化當中也仍然有一些是其他任何民族所無法企及的，當然我們也可以說每一個民族都有其他民族所無法企及的那些美好的東西，不能夠「執一」，不能夠「一元化」地來推行所謂的普世價值。白璧德說，因為中國人崇拜歐洲的西方的新式機器，順帶著也崇拜盧梭這樣的瘋子，所以他說這是一種病，要治。該怎麼治呢？就是要不要追求虛幻的虛假的進步而忘記了固有的文化，只有在堅守固有文化的基礎之上，再去真正地研究西洋文化，才能夠得出一個正確的結論。什麼樣的正確結論呢？就是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是以人文作為它的基礎，這也就是我上一講所提到的，西方古典哲學、西方古典學問和中國傳統學問在本質上都是一樣的，都是追求的人的完成。今天我們不得不感慨上世紀20年代有白璧德這樣的空谷足音，瘋狂還在繼續，大多數人還認為我們的自由和幸福可以通過GDP來實現的時候，危險已經在悄悄地逼近了。工業時代的所謂進步其實它靠得什麼呢？靠得是無限制地開發地球的資源。我們這個地球以前一直是有嚴重的石油危機，當時很多人都在談，說只要石油用完了，我們人類可能一夜之間都回到了蠻荒社會。那個時候就有科學主義的信奉者提出來說，到時候科學家會有辦法的。科學家沒有讓他們失望，這次發現了頁岩氣，就從那種沉積得像那個一頁一頁的岩石裡面開發出一種氣來——頁岩氣，可是頁岩氣難道就沒有消耗光的時候嗎？所以工業資本主義它依靠了一種虛幻的可笑的信仰，這種信仰是認為我們人類可以不要受任何的節制，包括開發地球的節制，包括生存競爭的節制，包括社會不平等的節制。所以工業資本主義就好比是一輛只有加速器卻沒有剎車的汽車。今天像霍金這樣的大科學家都認為，我們的人類如果再這樣無節制地去索取自然，再這樣無節制地去放縱自己的慾望，一千年之內肯定會滅亡。人類迄今為止，我們所擁有的全部的知識體系可以分成三種：宗教、人文和科學。這三種知識分別對應著儒家所講的、中國傳統哲學所講的——天、地、人。宗教相當於天學——解決的是人與上帝的問題，人與自己靈魂的問題。科學是地學——解決的是人與自然的關係。人文呢？是人學——解決的是人與自己、人如何成長自己、人如何對待他人、人如何群體協作的問題。這三種知識體系缺一不可，就好比說一個鼎必須要有三個腳它才能夠立得穩——我們都知道一個公理：三點確定一個平面，缺了一點，是絕對不行的。而恰恰是近代以來，我們對於科學有一種「執一」的偏執，就是認為科學是所有知識的知識。在此之前，有一派觀點認為，哲學是所有知識的知識——大家如果去看那個大仲馬的《基督山伯爵》，《基督山伯爵》裡面基督山他當時被誣陷，進了監獄。在伊夫堡監獄裡面，他遇到了他的大恩人法利亞長老，法利亞長老就跟他講哲學問題。他說哲學能學到嗎？法利亞長老說哲學是學不到的，哲學是一切知識的知識，他是上帝登上天空的時候，他的這個腳下的那朵雲彩——以前人們是認為哲學是所有知識的知識。這個當然也是法國、德國的一派學說，大陸一派學說的一種觀點，我個人也並不認同。但是從十九世紀末以來，整個人類都認為科學是一切知識的知識，除了有自然科學以外，又衍生出了一種所謂叫做「社會科學」，而更荒謬的還有所謂的「人文科學」——卻不知道，人文它不是科學，它是跟科學並駕齊驅、分庭抗禮的一種知識體系。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可能還會造出「宗教科學」這個荒謬透頂的學科來。我們中國的現代化歷程——一句話讓你看懂中國現代史，這句話就是「一方面無情地拋棄自家的儒家精神、儒家傳統，一方面只學到西方文明的形而下的部分」。老子說了一句話「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我們只學到了西方的形而下的部分，它沒有學到西方文化從古希臘、從希伯來傳統開始的理性精神和宗教情懷。科學它只是人類認識自然的一種途徑，科學解決不了人的靈魂問題，科學解決不了人與人之間和諧相處的問題，科學可以很完美地幫助你管理，但是卻沒有辦法幫你理解人性，沒有辦法讓你感到幸福。這些東西是需要宗教需要人文，而且科學的體系它的知識特性和人文、和宗教是完全不一樣的。有一個人叫做方舟子，一貫以來在反對宗教，他看到別人信仰宗教呢，他就心中充滿刻骨仇恨，他就罵你愚昧、罵你落後，充滿了鄙視，甚至於前一階段那個「韓航」——韓國航空公司出事，我們中國有這個學生去世了，他因為知道有這個學生是基督徒，他就極盡嘲諷之能事，毫無惻隱之心可言，科學已經把他的心靈徹底給異化了。他不理解的是宗教知識——他說我跟你講，上帝是不存在的，我可以用無數的東西來證明——他不懂得宗教是講信仰的，你跟一個信徒去講有無問題是極其荒謬的，因為宗教的知識體系決定了它就是只講真不講偽，它只講信與不信——要麼你就信，要麼你就不信，不跟你講道理的——這是它的知識特性。人文學科人文的知識體系又是什麼樣子的呢？它是看人的，有「可言」與「不可言」的分別，孔子講了一句話，他說你跟那種能夠跟他講道理的人，你不跟他講道理，你就失去了這個人；你跟那種不能夠講道理的人，你跟他講道理，你是浪費時間、精力，你對不起你要講的道理。人文學科它看一個人是否掌握真理，完全看得是他的人的修為，他的天賦——他的天分高，他修為深，他就理解得多；天分差，修為淺，他就理解得少。所以你一個剛開始學詩的人，他就會認為說只有唐詩那樣的才叫做詩，讀多了以後才知道哦原來宋詩絕對不遜於唐詩，再讀才知道原來近代詩詞讀起來才是最過癮的。這個是一種隨著學養的進步才能逐漸認識到的問題，這不是靠科學實證的。好比說，兩個京劇大師譚富英和馬連良，懂戲的人特別懂戲的人都會更喜歡譚富英，馬連良的唱有點滑、有點油，不夠古雅。可是這個觀點你沒有辦法跟外行講的，不懂戲的人你根本是聽不懂的。人文學科它就是這樣一個特點，而科學的特點是什麼呢？是可以證真也可以證偽，你提出一個命題來，我是來證明它的，但是同樣另一個人可以只要他能夠找到反證，只要他能夠通過實驗證明你的是錯的，你的就是錯的，所以科學是可以證真可以證偽。你一個大教授一個大權威超級大權威，你完全有可能你的實驗就做不過一個初出茅廬的博士生，這是科學的特點。科學既然是既可以證真又可以證偽的，科學主義的存在就是一個非常可笑的事情。因為科學主義認為，所有的標準歸根到底只有一條標準，就是科學，認為凡是不能夠被我們證明為真的，它就是假的——這個其實是違背了科學本身的精神的。我有一個朋友，立場很不一樣。當年是因為都研究金庸小說成為了朋友，他是方舟子的好朋友和超級粉絲。他就認為凡是信仰中醫的、凡是反對轉基因的這些人，他都要拉黑。他原來是學理工科的，後來才改學文科，他也是一個堅定的韓寒的質疑者，在一個著名的學術刊物上寫了萬字長文，來證明韓寒是作偽的。那我當然我是非常欣賞韓寒的。我就思考一個問題，我和他都是先學理工科後來改學文科的，他原來本科是先讀的中大，然後呢又考研，考了中大的中文系，我呢本科是讀的清華，後來轉學去了北大中文系。經歷上差不多，但是為什麼他會是那樣的一個科學主義者，而我是一個堅定的人文主義者？後來我明白一個道理，這個還是人文學科所講的性情的問題。讀書只能轉移氣質，使得你看起來不像一個粗鄙的人，但是讀書不能夠變化性情，你的性情決定了你後來的道路，決定了你的選擇。其實科學發展到今天，我們真的就認識到真理了嗎？不妨我們回顧一下科學史。在愛因斯坦的狹義相對論提出來之前，人們就認為牛頓的三大力學就是絕對的真理，狹義相對論提出來以後才知道牛頓的三大定律只不過是在特殊狀況之下的一種個案一種特例，將來會不會還有更加偉大的理論物理學家又修正乃至於全盤否定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我想這是有可能的。科學家自認為自己看得很多了解很多——其實大家如果說打過一個遊戲叫《英雄無敵》的話，都會知道，《英雄無敵》開始地圖整個都是黑的，你走過去的地方你的視野所到的地方它才會變亮，你要把整個地圖走完，它才會顯示出一副完整的地圖——可是宇宙的浩瀚，品類的多繁，這些都是我們的《英雄無敵》地圖所無法望其項背的。我們所積累的全部的科學知識，都是在地球或者說在我們現在這個宇宙環境之下形成的，我們對於我們的地下、對於我們的海裡面幾乎是一無所知，對於宇宙的了解也非常之少。我們今天所建立的全部知識體系，放到外太空，究竟是不是還有價值？是不是還是正確的？如果真的是如科學家們所預測的那樣，存在著一個反物質的世界，我們所講的這些東西我們所了解的那套科學理論在反物質的世界是否又仍然存在？2010年的時候，美國宇航局舉行一個新聞發布會，宣布研究人員在加利福尼亞莫諾湖發現了一種微生物，這種微生物完全顛覆了我們從前對於生命的定義。它不再需要氧，不再需要氮、碳這些生命必須物質，它靠的是什麼呢？靠的是砒霜裡面所擁有的基本物質——砷。這還僅僅是地球生物的發現，大家想一想，如果未來人類能觀察到的世界更加拓展，情況又會怎麼樣呢？沒有人知道。所以牛頓還是一個很了不起的科學家，他說了一句話「很多人說我很偉大，我只不過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已」，還有一句話是說「我只不過是一個好奇的孩子，我在海邊撿了幾個漂亮的貝殼而已」。我個人是一個堅定的中醫的支持者，因為中醫的切身療效讓我深知這是一門博大精深的學問。無論是我們深圳的趙明乾老先生還是北京的徐文兵大夫，他們的醫術我都曾經深深受益，而很多的病西醫是束手無策。大家如果對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話，其實可以上新浪博客搜一下「從道者醫托丹娜」她的博客，裡面有趙明乾老先生他關於中西醫的很多的見解，都是金玉良言。但是這些科學主義的偏執狂就認為中醫不科學，他們把凡是自己所不能夠用理論解釋的東西都稱之為不科學，哪怕就是中醫明明在他們的面前把這個非常病重的人給治好了，他也認為你這個不科學。實際上現代醫學發展到今天，對於很多疾病是完全束手無策的，你在這種情況之下你自己都沒搞清楚，你竟然去要求中醫符合你的體系，這是何等之荒謬可笑！剛才我跟大家談到的是科學的偏執，而科學來到這個世間，本身就隱含著一顆魔心。近百年以來，科學便利人群是我們前人所無法想像的，但是科學所隨之而帶來的一顆魔心，就是所謂的「工具理性」，卻成為了懸在我們每個人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工具理性它是只相信實證的，凡是不能夠被現代科學所證明的東西，它都無情地貶斥為虛偽的、反動的、落後的。因為上帝是沒有辦法實證的，所以在現代科學家認為上帝就是不存在的。這點很奇怪，在全世界其他的國家信奉上帝的科學家人數佔到了70%以上，無神論者的科學家其實在全世界是很少的，但是在某一些國家卻是成了主流。沒有了上帝以後的人類，就把追求放縱、追求墮落當成了自由，當他們在毫無顧忌地追求這種自由的時候，其實是會損害掉真正的自由，因為自由一定基於一個前提，就是要有貴族和平民的分別，沒有貴族作為一個強大軀體的自由是不可能長久的。因為貴族精神意味著一種向上的精神、向善的精神，自由的目的是什麼？是讓你社會更加美好、更加向善哪，不是讓你自由地去作惡啊，讓你自由地去放縱自己啊。所以工具理性的結果就是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就意味著生命價值不再佔據主導地位——生命價值是追求高貴的，是追求向上的——有用價值成了社會主流。人文學科它的重點在於人。因為人文學科重點在於人，所以人的價值才能夠凸顯出來。而工具理性否定掉這一點，工具理性認為說你每個人之間的稟賦是沒有什麼區別的，看你做了多少的事情你做了多少成果你的價值就更大，不再相信權威。中山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台灣成功大學、澳門大學這些學校就長期以來一直在辦這個中華大學生詩詞大賽，但是往往選出來的結果不盡如人意，甚至於出現了把那種非常差的作品選為第一名的情況。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一種情況呢？就是因為它否定掉了權威，對一首詩的好壞的判決古人是很清楚的，你是有權威的，大家也承認有一個權威，但是它的這種賽制，只要你是教授，你都可能成為評委，但是並不是所有的教授自己都能夠寫好詩，不是所有的教授他都能夠分辨出詩的好壞來。那麼大家一民主，大家一投票，往往是多數不懂的外行的教授他所認為好的——就是淺易的那種詩就上去了，反而是那種非常深婉的非常有價值的作品——只有那些少數的內行才認可，它反而落選。人文學科一定要解決一個價值問題。我去做一個研究，我首先要知道它有沒有價值，它是好還是壞，它在文學史當中它究竟應該佔據一個什麼樣的地位。但是科學主義只講實證，它不去考慮這些問題，最終結果就是對於價值問題退避三舍，越來越多的人去研究一些毫無價值的東西。比如胡適，他說自己是有「考據癖」——他的愛好、他的癖好就是去做考據，可他做什麼考據呢？一本非常惡劣的小說——還帶點黃色的小說——叫《醒世姻緣傳》，胡適經過了好多的年考證，最後終於找到材料證明說這個小說的作者就是寫《聊齋志異》的蒲松齡，也就是說蒲松齡不但有文言小說集《聊齋志異》，還有這樣的一個白話長篇小說《醒世姻緣傳》。可是做出這樣的一個成果來，對於理解這個小說的價值本身有何意義呢？其實你讀這篇小說對你的人生是沒有任何價值的。我們說什麼是好的書？好的書你讀完以後你的人格要有進步，你要能夠人格上成長，這樣的書才是好的書。否則這種書它是勾引你墮落的書，是根本沒有任何價值讓你去讀的。同樣對於《紅樓夢》的研究——《紅樓夢》的研究胡適就研究說《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現在廣州有一位學者叫陳林，他有研究證明《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的父親曹頫。當然我認為陳林的見解陳林的考證的這種科學性、正確性應該是遠遠超過胡適的。但是無論是胡適的研究還是陳林的研究都是沒有價值的，因為《紅樓夢》這部小說本身就是沒有價值的。工具理性還有著極強的控制欲。香港有一位大思想家，我認為是華人世界頂尖思想家之一的霍韜晦先生。他說：「科技是工具意識的擴大。工具意識其實是利用意識，利用工具來滿足我們對外界的控制，所以控制意識才是根本。人要把外面世界控制在手裡，從動機上說，可能不是一個好的東西。控制，現在我們講管理學也講控制，對生產、對銷售，全部都要講控制，但首先是對大自然的控制，對客觀世界的控制。知識就是提供這方面的根據，滿足我們這個心。然而，這個心可能是一個魔心：想控制世界、控制人、控制生產、控制範圍、控制程序，甚麼都在我的操控之下。但這可能嗎？這隻有引起更大的衝突、更大的災難，所以這是人類裡面的一個魔」。霍韜晦先生的文集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我建議大家都去買來看——非常了不起的大思想家。當然也有他的觀點我也不能認同的，比如關於美國打伊拉克的問題，我是支持美國的，我認為這是孟子所講的弔民伐罪，但是霍韜晦先生認為是入侵，但是儘管有著這樣那樣觀點上的歧義，依然不妨礙我對霍先生的崇拜——了不起的中國華人圈頂級大思想家。霍先生的觀點並不是杞人憂天，從工業革命以來，人類對自然的索取、消耗就是無度的，人類對自己的內心的放縱也是無度的，這個除了工具理性的魔心，沒有第二種解釋。工具理性因為控制自然，進而控制人，科學研究造出了「管理學」這樣的一個學科，每個人都會成為社會的一個螺絲釘，這樣我們的人還有何自由可言？還有何幸福可言？我們現在都要提倡科學管理大學，大學還需要管理嗎？大學裡面的老師是全社會裡面素質最高的一群人，基本都是有博士學位的，如果這樣的一群人還需要管理，那還了得？美國就沒有教育部的，中國人不能理解，說沒有教育部，大學怎麼管呢？大學哪裡需要管？教育也不需要管。其實中國很多東西都不需要管，你不管，哪個部門撤銷了，我們中國哪個行業就好了。霍韜晦先生說：「很多人以為社會因科技而改變，進步了，人類比以前活得更幸福了。但實際上，這個只不過是方便，只不過是舒適」罷了。因為科學只不過是滿足了人的貪婪、懶惰，貪圖享受，貪圖更多的物質滿足的本性，助長的是人性的貪婪和狂妄。現代社會的進步其實都是在靠人的求知慾，靠著人的進取心來獲得的，這些東西當然不可以沒有，但是凡事過猶不及——孔子的這個思想是非常之了不起的——「過猶不及」——你過了頭了，它就不行了。我們整天都在想，怎麼樣去買大房子，買好車，吃好穿好，有多少人再去想一想我們的精神世界如何安頓？我們怎麼樣讓自己的內心更加自由，讓我們更加從容面對這個世界？今天我的一個好兄弟他的父親昨天去世了，我安慰他之後，我又跟他再一次地念誦起錢穆大師的一句話——「大家不要認為這個世界是黑暗的，需知道光明在我們每個人的心裡，我們要用心裡的光明來照亮這個世界」。這種精神就是一種人文精神。你要想獲得自由，要想獲得幸福，你就不能夠為外物所馭——不能被外物所駕馭，人不能變成貪財的殉夫——殉葬的殉——你不能夠成為財富的殉葬品。所以，只有你把人本身當作目的時候，你才有可能通向自由通向幸福。怎麼樣把人當成目的呢？《中庸》裡面有一句話——《中庸》開頭的話——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給我們指明了方向。什麼意思呢？上天給予我們的全部的稟賦，我們的全部的從上天那裡所接受到的我們的身體、我們的力量、我們的智力、我們的情感，這些東西叫做「性」；統率自己的性，統率自己的這些稟賦，就叫做「道」；去修飾、矯正這個道就叫做「教」——教化的教。我的這個觀點可能和大家讀《四書》讀到的朱熹的解釋是不一樣的，但是我想大家以後聽我講的時候會知道，我的這個觀點——當然不是我最早提出來的，是潘光旦先生提出來的——這個觀點是更加符合整個的文章的邏輯的，也更加符合儒家思想整個體系本身。我們如果人只是滿足於本能的滿足，即使在一個現代社會我們也不過是能夠用電腦的野蠻人而已。如果為了滿足本能少受約束，只講有用，不講有所不為，那麼我們還要古人所講的捨生取義、殺身成仁這樣的聖訓幹什麼呢？這哪裡是什麼進步啊！這在精神層面上根本不是進步，反而是一種沒落、一種墮落。這恰恰體現為人類本身應該有的通向神性的那種高貴一面的喪失，恰恰體現為多數的、平庸的、只講有用的這種低賤的價值取得了完全徹底的勝利。速度和激情掩蓋著的可能是死亡。孔子說「天地之性，人為貴」，《中庸》裡面講「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就充分自由地發展自己叫「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自己能夠充分地自由發展，那麼整個社會上的每一個人也都能夠充分自由發展；「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地球萬物都能充分自由地發展；能盡物之性，則能盡天地之性；能盡天地之性，則可與天地參矣——你如果說能夠讓整個萬物宇宙萬物都能夠充分自由地發展，不是去跟它作為一個我征服你你征服我這樣的一種對象的話，那麼你人就充分地完成了，就與天地並列成為「三才」，這叫做「與天地參矣」。所以漢代揚雄說了一句話，說什麼叫做「儒」啊？胡適他們解釋「儒」本身最早意思是柔、柔弱的意思，就是這些人，打不過你，所以跟你講道理，柔弱的意思——胡說八道。儒——楊雄解釋得非常清楚——「通天地人者曰儒」，能夠貫通天地人才叫做儒。所以在今天這個時代，宗教、人文、科學三者不可偏廢，缺一不可。無論對於任何一種的偏頗，把宗教當成絕對的真理其它的都要臣服於宗教，人文當成絕對的真理其它的全部要臣服於人文，和這個把科學當成絕對的真理所造成的偏頗都是一樣的，只有貫通天地人，你才能夠稱得上是一個「儒」。那麼也只有貫通天地人，你才能夠充分地認識到科學進步所帶來的種種的問題——它放縱了人的貪慾，忘記了我們人的目的不是要滿足本能，而是要有向上的追求。在2007年的1月17號，《原子能科學家公報》——這是一個組織——它宣布把末日之鐘它的指針撥到了11點55分，也就意味著我們人類已經走過了我們的大半場，我們離我們的地球的滅絕只有5分鐘的時間。所以，在今天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我們要高呼人文精神重新回來，我們要高呼儒家精神重新回來，每一個人充分自由地發展，達到與天地參的這種程度，就是我們的中庸，就是我們的追求。今天我的讀書心得跟大家分享到這裡。謝謝大家！騰訊儒學版權所有，轉載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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