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學與宗教之間： 印度占星術視野中的海嘯

按：通常人們都會將宗教與科學視為兩個不可調和的領域。作者指出，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現代印度國家，既不能容許起源於宗教的占星術獲得理性地位，又不能將帶有科學性並深受民眾歡迎的占星術一禁了之。印度占星術有關海嘯和科學的全部爭論，以及占星術在印度無以復加的受歡迎狀態，都是以一個條件為前提的，那就是印度存在一個發達的、成熟的公民社會。沒有它的存在，占星術或許早就作為迷信而遭到查禁。

梁永佳 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社會學系教授

摘要：占星術在印度社會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印度占星師宣稱曾準確預測了2004年印度洋海嘯，其目的是將佔星術合法化為完全的科學。這種努力體現了一種知識範疇的困境，因為在印度，占星術既不算科學也不算宗教。這是印度以科學和宗教建立民族－國家的後果，為了支撐民族國家的理性主義，占星術受到了來自科學和宗教兩方面的排斥。但是，由於占星術在印度的重要性，使得它對印度洋海嘯的解釋引起廣泛的公眾關注。

關鍵詞：印度洋海嘯，印度占星術、科學與宗教、印度民族主義

印度的科學與宗教

美籍印裔歷史學家普拉卡什（Gyan Prakash）在《另種理性：科學與當代印度想像》(AnotherReason:Science and the Imagination of Modern India）中，引用了一位印度工程師的詩句：

生命如溪流，一邊是《吠陀》，一邊是當代世界，包括科學和技術。兩岸不固則水溢，兩岸堅固則水流（Prakash, 1999: 1）。

詩的境界雖然乏善可陳，詩的內容卻頗能反映印度社會的實情。在印度，科學與宗教堪稱民族主義兩大基石。印度民族主義者羨慕殖民者的治理術（governmentality），希望藉助科學擺脫「落後的」古代印度（Prakash, 1999: 14）。同時，他們又意識到，科學屬無邊界的普遍知識，不足以論證「單個印度」的合法性，① 想像「印度共同體」的資源必須出自印度傳統，這就是宗教。儘管有後殖民派學者主張，印度教（Hinduism）無非是殖民者和印度人的共同發明（Pennington, 2005），但是前殖民時代的價值的確主導了後殖民時代的印度社會（Parry, 1998）。②至少印度民族主義者是認可印度教的宗教性的（Dumont, 1964; Bhatt, 2001），而且認為印度教是一種義兼眾教的宗教（Dumont, 1960），其包容性足以讓反宗教的政治綱領無法立足。不僅如此，印度民族主義更需憑藉宗教「想像印度」（Chatterjee, 1993），印度教也因此成為印度文化民族主義的核心內容（Sen, 2005）。

①尼赫魯本人就將科學限制在反對不公和追求理性的範圍內（Chandra, 2002: 82）。

②如果我們採納路易·杜蒙的意見，將宗教定義為「終極價值」（Dumont, 1962），那麼「宗教」不再僅僅指基督教文化定義的宗教概念，而是指「在社會中實踐的意識形態」（Dumont, 1983: 156）。

但是，以世俗化為特徵的現代民族－國家意識形態，的確不容易使科學與宗教相安無事，對於印度的民族主義精英來說，這個問題尤為嚴重。這些精英多半信奉印度教，又受過西方現代科學的規訓，很容易發現西方科學與自己那「落後」、「迷信」的信仰之間有著難以逾越的鴻溝。因此，從19世紀開始，印度社會出現了一種十分有趣、甚至獨一無二的現象：大批精英和活動家，竭力調和科學與宗教。最有影響的兩個例子，當數「阿德亞爾通神學會」和印度民族主義的象徵人物旺維卡南達（Swami Vivekananda）。③在他們的努力下，今日印度的科學與宗教相當融洽，互不侵犯。那麼，從印度的科學與宗教的關係中，我們可以獲得何種具有社會學價值的發現？

或許占星術是最好的切入點。首先，占星術作為一種「准科學」和「准宗教」，在印度社會中至為重要。其次，占星術在當代社會科學的策源地歐美社會，已經軟化成一種消遣，且受到科學家的排斥（Bak, 1941; Popper, 1968; Bak et al., 1975）。印度占星術則沒有經歷這種轉變，仍以科學性自居，且廣受青睞，這樣「奇怪」的現象足以引起社會人類學者的注意。第三，同樣奇怪的是，人類學竟然極少涉及印度占星術。④第四，印度占星術為中國人類學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案例。在中國，本土占星術早已被斥為迷信，無法受到精英的認可。考察印度的占星術，有可能讓我們從一個他者的角度認識中國和印度兩個文明在現代化進程中呈現的差別。相對中國和西方，印度占星術構成了獨一無二的類別。

本文將考察印度占星術的實踐（practice）和話語(discourse)，集中討論占星術對2004年印度洋海嘯的解釋。我提出，印度占星術是宗教和科學保持和諧的犧牲品。它對海嘯的解釋，體現了它論證自身科學性的努力，更表現了一種範疇困境。本文中的占星術，指印度文化中有關天體運行與人的生活之間關係的知識。科學和宗教都指發端於西方且經過印度精英重新解釋並被印度社會接納的「科學」與「宗教」。撰寫本文的前期田野工作，由作者在印度泰米爾納德邦（Tamil Nadu）完成（2006年4月－7月），主要調查地點為首府金奈（Chennai），以及納格伯蒂納姆（Nagapattinam）和馬杜賴（Madurai）。我的田野工作並非傳統意義上集中一地的、高密度的參與觀察，而是以表述為素材、以國家為對象的調查。

③阿德亞爾通神學會（Theosophy Society—Adyar）是一家已有132年歷史的學術團體，設在印度泰米爾納德邦首府金奈。該組織的目標在於「鼓勵宗教、哲學、科學的比較研究」，並宣稱其理念超越了當代科學。該組織在成立之初，就吸引了大量受到西方教育的婆羅門學者，並很快波及整個南印。它的理念解決了科學與宗教之間的矛盾，甚至吸引了眾多被基督教傳教士鄙視為「非理性的」的廣大印度教徒。旺維卡南達(1863-1902)是一位偉大的遁世修行者。1893年，他曾在芝加哥的世界宗教議會上發表演講，主張印度文明早已發現科學和宗教的同一性。因此，科學和宗教應該而且必須攜起手共進。

④經典課題如「種姓」、「村落」消耗了多數研究印度的人類學的精力。有關占星術的研究僅見於斯里蘭卡田野經驗（Obeyesekere, 1963; Kemper, 1979, 1980; Winslow, 1980）。但有兩個例外：Kapadia（1996, 1996）以占星術解釋精靈附體和性別角色；Fuller（2001）揭示了占星術知識如何在婆羅門的神職教育中發揮作用。兩項研究都將佔星術視為同質且自足的地方知識。我則關注占星術在一般層面上所引發的爭議。

民族－國家框架

前人理解印度宗教與科學的關係，主要利用民族－國家框架。這種框架認為，印度民族主義者離不開兩樣東西：運行一個國家的當代知識和一個想像共同體。前者需要引入西方科學，後者則集中體現為印度教。夏特吉（Partha Chatterjee）強調宗教在印度建立民族－國家過程中的意義。他認為，安德森的「想像共同體」誤把民族主義等同於政治訴求。而民族主義在後殖民主義背景下的印度，其實質表現為一種依託宗教的精神訴求。獨立前的社會改革運動都發生在精神領域，只是由於這些改革天然排除了殖民權力，才最終將印度引向政治獨立。例如，「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就有著深刻的印度教和平主義根基。作為印度教核心歷史觀的《羅摩衍那》，以及印度教抵禦穆斯林的歷史，都成為想像共同體的源泉(Chatterjee, 1993: 1-13, 95-115)。南迪（2004）提出，理解宗教和科學在印度的關係必須考慮殖民主義因素。正是因為殖民主義將印度與西方對立起來，才導致知識分子與民族主義活動家既擁抱當代西方科學，又立志振興印度教傳統。

普拉卡什（Prakash, 1999）進一步指出，當代印度的民族－國家想像，是印度傳統與殖民者的治理術相結合的結果。印度傳統的主要內容為印度教，而治理術的主要內容為當代西方科學。他尤其突出了印度精英將印度教論證為科學的努力。他強調，印度教知識分子曾竭力在印度教教義中探尋一種「古式科學」（archaic science），並將之解釋為涵蓋當代西方科學的知識。重新解釋印度宗教的努力很快就匯入印度民族主義的洪流，並通過認可印度教為「印度教科學」（Hindu science），創造了當代國家的象徵符號。就連印度的國旗和國徽，都可以用宗教和科學兩個主題概括。普拉卡什說道，

「民族主義將歷史、民間和精英的傳統、各種知識體系都歸結在國家的權威之下，當你看到這一切，就會強烈地感到，民族主義的確長袖善舞。民族主義的一個恆久後果，就是將印度教確認為國家的文化素材和一個國家宗教」（Prakash 1999: 8）。

普拉卡什又提出，印度精英巧妙地運用權力，成功地將「印度」定義為印度教科學的化身，用尼赫魯的話說：「科學與宗教的激烈衝突，撕裂了十九世紀的歐洲，但這一切不會發生在印度，因為印度一直視二者不可分割」（同上: 221）。

漢柯克（Hancock, 2001）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她認為，在「馬德拉斯家庭科學項目」中，看上去衝突的行動者達成了一種共謀（complicity）。殖民當局、印度社會改革家、印度民族主義者雖然各執一詞，但都認為家庭是促進現代化的場所，所以在該項目中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合作。這樣，由印度教賦予價值的家庭成為普及科學的場所，並最終為民族主義所利用。類似的觀點層出不窮，都關注西方科學如何在霸權和反霸權的爭鬥中傳播到印度，結論也與漢柯克大同小異，並眾口一詞地突出了科學傳播的殖民情境（Habib and Raina, 1989, 1999; Krishna, 1992; Prakash 1992; Kumar, 1996, 2000）。

另一種路徑更具啟發性：與其說印度獨特，不如說西方獨特。西方社會（猶太教－基督教文明）或許是唯一無法讓科學與宗教兼容的社會。從理性時代開始，科學就被視為人類文明的最高成就，肩負了人類擺脫謬誤走向真理的歷史重任。如此典型的基督教世界觀，卻被說成人類的宿命，並被很多非西方國家奉為意識形態。納達（Laura Nada 1996）以人類學史為例說明，科學一度被奉為代表著取代巫術與宗教的新型知識，人們相信它將戰勝「愚昧」，成為人類的普遍知識。這種趨勢曾在韋伯那裡結晶成有關理性的理論（Weber 1946）。韋伯認為，理性在制度上嵌入當代工業社會，科學作為理性的支撐，在去魅的現代社會中，成為知識分子的志業。

儘管這些想法非常可信，並對當下的問題具有重要的啟發，但它們大都過於拘泥殖民情境。首先，在獨立多年的印度，科學和宗教處於同樣融洽的關係之中。換言之，擺脫殖民情境的當代印度社會同樣既容納了科學又容納了宗教。因此，殖民情境並非科學與宗教共融的基本原因。其次，作為中國人類學者，印度的比較意義（Dumont et al., 1981），理應針對中國而不是西方的。在古代中國，科學幾乎從未構成一個社會範疇，技術則被視為「奇技淫巧」。但是，隨著「賽先生」的引入，科學已經成為建設現代中國的核心概念（Wang, 2002），蔡元培、梁啟超等影響巨大的學者都認為科學與宗教截然對立，水火不容（卓新平，2007）。雖然在中國也存在將科學與宗教視為兩個領域或一個和諧整體的思想，但其影響僅限於學術界和宗教界的少數知識分子。1949年尤其是1979年以來，科學更成為凈化社會的基本原則。 相比之下，宗教則在幾乎任何領域都無法與科學相提並論。可見，深深捲入殖民遭遇的兩個東方大國，科學和宗教的命運相當不同。換句話說，科學與宗教在印度的關係，無法僅憑「印度曾是一個被殖民國家或一個非西方國家」就可以解釋的。

宗教與科學

印度占星術

印度占星術稱為Jyotisha Shastra，屬吠檀多六部之一。其單數形式意為「光」或「知識」，複數形式則為「天體、行星、恆星。」儘管整個國家的占星術知識存在差別，但在社會學意義上，存在一個單一的「占星術」。因為，對於占星師、占卜者來說，占星術在這個社會中的最小意義基本相同：無論信與不信，無論占星術的內容如何，人們一般認為，印度占星術是用出生時間的星體位置「預測未來」的知識。

世界上恐怕沒有哪個社會比印度更喜歡占星預測了。任何形式的媒體都有占星術的位置，大小城市都有自己的占星術報紙，很多城市不止一家，各色占星廣告充斥街頭巷尾。大都市常常設有多處「占星術中心」。⑤在印度的各個角落，都可以找到享有盛譽或小有名氣的占星師。幾乎我遇到的每一個人都承認，他們有過找占星師預測的經歷，很多人經常去。即使非印度教徒也不例外，⑥但他們通常不會公開承認。過去，嬰兒的名字多取自出生時的星象位置，日曆也以星象標記。重要決定前都應該參考占星知識。通婚必占星，開公司、建房，甚至買摩托車，也經常成為占星師賺錢的機會。實際上，整個印度的社會生活都跟占星術息息相關。

印度各界要人——從政治家和電影明星——都對占星抱有極大的興趣。雖然證據確鑿，但極少有人公開承認。這本身就體現了「理性」與占星術的矛盾。古代印度的統治者很依賴占星術，獨立以來的印度政客也毫不例外。各級領導靠占星行事的傳聞頗多，⑦重大政治錯誤經常被解釋為不按星象行事的結果。⑧寶萊塢和凱萊塢（Kellywood，與寶萊塢齊名的泰米爾語電影城，設在金奈）的明星更醉心於個人生活問卜。一位金奈的占星師告訴我，他向明星的收費有時高達兩百萬盧比（約合五萬六千元人民幣）。他還說，越是成功的人士，越是常去找占星師。

⑤印度基礎設施不如中國，這樣的中心也常常不過一兩間窄小的辦公室、一台過時電腦、一名自封「大師」的占星師、一兩個秘書（常常是占星師的親戚）。

⑥印度教容納所有信仰，教徒的身份一般與生俱來（inborn），而非皈依而得（converted）。所以，「非印度教徒」指的是加入排他性宗教的人。

⑦據說，尼赫魯內閣的多位成員甚至前總理德賽（Morarji Desai）都有私人占星師。另一位前總理拉奧（P. V. Narasimha Rao）對占星師更是言聽計從。1993年孟買騷亂，拉奧堅持不去現場視察，因為他的占星師說，當時離開首都將對他不利。

⑧印度占星師最津津樂道的政治錯誤要算兩代甘地家族的悲劇了。1984年，幾名占星師撰文警告當時的總理英迪拉·甘地（Indra Gandhi），她在11月可能有難。全國知名的占星師拉奧（K. N. Rao）預測說，政府在那個時候將遭受「重大的、悲劇性的」變故。甘地夫人在當年10月31日遭錫克教衛兵刺殺身亡。但是，甘地夫人的兒子、新總理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對這一預測非常惱怒，為了跟占星劃清界限，他的政府於1987年通過一項法令，宣布任何人，如果膽敢「預測、預言、宣布或表達諸如激起、建議或推動殺害或毀滅對憲法宣誓的人，」將受到制裁。占星師說，這個法令讓他們不敢明確預測政府官員的命運，以致於在1991年，儘管有幾個占星師隱諱地發出警告，但拉傑夫·甘地「置之不理」，來到了馬德拉斯（即金奈）。在那裡，他被刺客炸成肉醬。

印度占星術儘管自稱「預測的科學」或「預測的藝術」，但這種預測是一種明顯的事後邏輯（latter-wit）。轟動事件過後，總會冒出幾位占星師宣布自己曾經「準確地加以預測」。印度人的反應，驚嘆多於懷疑。但在超脫占星文化的局外人看來，其中的破綻往往十分明顯。占星師喜歡過度解釋自己過去的預測，而一旦預測得太離譜，占星師又能天才般地找到託詞。他可以說，預測失敗是因為占星師自己在預測時處於不利的星象，或說占星師過於考慮一顆星的影響而忽視了另一顆星的作用。作為一個局外人，我時常覺得占星師過於沉溺於這種事後諸葛的遊戲。他可以從身邊剛剛發生的小事中大展才華，從一個人敲門到一隻狗狂吠，在占星師看來都是「命定的」（predestined），都是可以靠占星術預測的。一名金奈的占星師在他辦公室里，向我展示了他的事後邏輯能力：

梁，你看，今天的月亮處於雙魚座，雙魚座主木星，木星主學術。今天是星期三，水星日，水星主交流。所以，你今天來跟我交流學術。現在是下午三點，天蠍座剛剛升起，天蠍座主八，你數一數，屋子裡是不是八個人？

很多人告訴我，好的占星師會推算出你過去和將來的一切，甚至算得出你今天走了多少步，早晨吃了什麼。然而，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準確出生時間，占星師就無能為力了，因為你的一切都是由出生時星體的相對位置所決定的。不知道這個原點，一切無從談起。當然，就算你真的不知道出生時間，也可以找「影占師」（shadow reader）。他可以從你的影子中推算出來你的出生時間。

儘管占星術讓人懷疑，但占星的業內人士卻不乏誠懇的知識分子。這些知識分子認為占星術是一門嚴肅的學術。它過於複雜，需要考慮的星體太多，計算工作十分繁重，所以，準確的預測必須由真正的占星師完成。過去，學習占星術是婆羅門的義務，如果他還擔當神廟祭司的職責，那就要信徒義務占星。現在，印度教神廟裡已經基本不再占星，印度的世俗政府也不資助占星業，這成了占星師無法準確預測的又一藉口。目前，印度的占星師多數仍為婆羅門，因為他們受教育程度最高。有些嚴肅的占星師窮盡一生從事占星術研究，很多佔星師為人占星分文不取，有的已經成為聞名遐爾的占星大師。⑨

⑨大概最有名的占星術學者當數拉奧（K. N. Rao）和拉曼（B. V. Raman）博士了。拉奧曾是一名會計師，1990退休之後專門從事占星事業，迄今已經解讀了7000個星盤。他專攻天氣預測，成為印度氣象局的座上客。拉曼博士（1912-1918）從小就成為職業占星師，於1936年創建了迄今仍定期出版的《占星學雜誌》（The Astrological Magazine），並在班加羅爾建立了印度占星科學學會（Indian Council of Astrological Science）。他在占星界享有盛譽，以著作和講演「影響了受教育的公眾，並讓他們意識到占星術的意義」（The Astrological Magazine, 2007）。據說，他準確預測了世界史上多起重大事件，包括希特勒和尼克松的命運，聖雄甘地和英迪拉·甘地的遇刺。印度各界人士大批地追隨他學習，甚至聯合國也邀請他去講授占星術。

世界首席占星師：蘇珊米勒

然而，占星術對於絕大多數占星師來說，僅僅是養家糊口的手藝。他們一般有自己的熟客，也有人專門在旅遊區宰客。占星師的專長不同，因此頭銜繁多。知名度高的占星師要價很高，窮人望而卻步，名氣一般的占星師也同樣願意炫耀自己受歡迎程度。例如，有位占星師告訴我，他給某某明星看過星盤，當他發現我對印度明星幾乎一無所知的時候，他又向我炫耀某某美國巨星也找過他。總之，他希望我明白他的占星水平是可以開天價的。不過，也有占星師認為，收費將使這門古老的科學走向毀滅，因為「拿了別人的錢，你就不會說實話。」但這些不收占星費的人，卻可以靠開課或者辦雜誌賺更多的錢。名氣較大的占星師會像科學家那樣建立自己的研究院，成為guru（師父），收徒傳藝。鄉村占星師相對簡單，一般帶一兩個徒弟。還有人「無師自通」，自稱天生就會看到未來。面對異彩紛呈的從業方式，你說不出誰是真正的占星師。每個人都有一個「真正的」占星師版本推薦給我，被推薦的人卻經常是推薦人的親戚。

占星術對海嘯的解釋

2004年的印度洋海嘯是人類歷史上最重大的災難之一。南印度受災尤為嚴重，僅泰米爾納德邦就有八千人喪命，無數漁民的生計遭到毀滅性打擊，基礎設施也受到嚴重破壞。海嘯的特別之處在於它超出了南印度的地方知識。當地人起初將其稱為kadal konthalippu（海水湧起），後來才通過媒體學會了「tsunami」（海嘯）一詞。直到現在，書面使用英文tsunami一詞仍需用括弧註上「海潮活動」或「破壞之浪」。

海嘯之大，使人希望知道它的原因。政府和公民社會都沒有絲毫準備，認為「海嘯超乎人們過去的經驗，甚至超乎一個常與龍捲風和洪水打交道的國家的經驗」（TISS, 2005: 2）。政府為此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建科學的可信性。災難不久，印度總理辛格就宣布建立一個「海嘯早期預警系統」（Singh, 2005: 8），以重建民眾的信心。換句話說，用科學的象徵力量維護當代社會的理性特徵。實際上，預警系統未必有那麼大的幫助。一位科學家撰文認為：這場引發大海嘯的地震，不過僅僅在深海之處將海水抬高了30厘米而已，第一時間觀察到這樣微小的變化並迅速完成數據處理，發出警告並疏散人群，絕非易事。⑩相比之下，最初級的教育就足夠了：一名英國的小學女孩僅憑課堂里的一點知識就提前發出警告，救了不少人的生命。有些文化的地方知識更行之有效：人類學田野聖地之一的安達曼島人，就因為懂得海嘯的規律，及時撤到高地。而科學的可預測性也未必深入人心：納格伯蒂納姆（泰米爾納德重災區之一）的一位漁民告訴我，海嘯之後，美國前總統柯林頓馬上來這裡慰問，並宣布要給當地人提供預警系統。但是這位漁民說，「聽說那玩意兒已經裝好了，但我不知道管不管用，反正我還是睡在（遠離海邊的）漁市。」我們看到，印度政府和國際社會極為關注的「海嘯早期預警系統」，實際意義並不大，多半是一種重建理性的象徵工作。代表理性社會的政府和國際組織似乎都沒有注意到，占星術已經將海嘯這塊科學的「滑鐵盧」據為己有，並以此論證占星術的科學性。

⑩觀點來自2006年6月在金奈安娜大學（Anna University）的一次學術研討會上聽取的大會發言。

海嘯發生不久，就有占星師宣布自己曾經準確地預測了這場災難。2005年8月1日，南印度發行量最大的英文報紙《印度教徒報》（The Hindu），報道了兩名「預測了」海嘯的占星師。報道一開始，就將科學與占星術做一對照，「科學界只做了一點點，而占星師則認為這場災難屬於天體運動的結果，所以是可以被預測的」（Kumar, 2005）。第一個聲稱預測海嘯的人叫達盧瓦拉（Bejan Daruwalla）。他宣稱自己在2003年出版的《2004年年度星盤》（Annual Horoscope-2004）一書里，準確地預測了海嘯。該書第33頁上這樣道：「（可能發生）浪潮、水污染、地震，因為表示突然顛倒的行星天王星處於代表大水的雙魚座之中。」另一名自稱預測海嘯的人馬丹（L. D. Madan）宣布，2003年11月30日，他在自己主編的占星雜誌《巴巴吉》（Babaji）上「預測」了海嘯的來臨，那篇文章說，「不和善的天氣和自然將導致重大的生命和財產損失。地震、洪水、礦難、龍捲風將給人們帶來巨大的痛苦。」在海嘯發生的前26天，馬丹又預測到：「星象表明，從2004年12月12日開始的一個月內，天氣和自然較為仁慈，不會製造麻煩，但是我們也可能經歷非同尋常的現象。」海嘯過後，馬丹嘲笑科學，「一般的科學無法準確預測地震，而我已經成功預測了不下100次」（同上）。

在預測的問題上，占星師似乎具備同樣的本領，即解釋自己過去說過的話比自己說了什麼更重要。顯然，上述兩則預測怎麼說都算不上真正的預測。兩人顯然都不知道海嘯為何物。達盧瓦拉只用了「浪潮」（tidal wave）一詞，而這個詞可以用來指代任何與大海活動有關的現象。馬丹的預測，是地震、洪水、礦難、龍捲風，並沒有「海嘯」。它們每年都肆虐這個亞熱帶的發展中大國，預測等於沒預測。問題還有所謂《年度星盤》的可信性。像達盧瓦拉出版的「年度星盤」，印度每年出版上千種，多數預測隱諱、寬泛、不著邊際，即使這樣，也很難真正言中什麼事情。個人如果按這種預測行事，生活將無法進行，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世俗社會，更不可能按占星術活動。相反，當「海嘯」成為路人皆知的辭彙後，占星師又開始打這個詞的主意，但是他們的「預測」顯然沒有發生。例如，全國聞名的占星師兼氣象學家拉奧在2005年8月預測說，「破壞力較大的地震、甚至海嘯，可能在十月甚至更早的時候干擾我國。與牛或者鳥類有關的神秘疾病將成為新聞」（Rao, 2005b）。事實上，那年10月既沒有地震也沒有海嘯，而瘋牛病和禽流感與其說是「新聞」，毋寧說是「舊聞」，沒什麼「神秘」可言。這段話充滿了碰運氣的成分。總之，達盧瓦拉和馬丹這樣的「預測」，是十分牽強的預測。它沒有明確的時間、地點、程度，甚至連災難叫什麼也沒有說出來。

占星師的理論之間也充滿矛盾。馬丹認為冥王星、天王星、海王星是引發地震的主要力量，它們與火星、土星共同作用，引發地殼的舊裂痕發生錯位。另一位占星師班賽爾（A. K. Bansal），在解釋自己為何沒能預測海嘯的時候，認為他過分關注土星，而忽視了日、月、金、火、水的作用。一位馬杜賴的社會學教授兼占星師則告訴我另一個理論：海嘯當天是土星之日（毀滅之星）、鹹水之日、印度之日，所以「海嘯在2004年12月26日襲擊了印度」。一位納格伯蒂納姆的漁民給我講了他的理論：「海嘯發生在amavasya之日，這一天不管發生什麼事，都會產生三倍影響。孕婦如果在那天之後幾天預產，就會在amavasya日因為疼得太厲害而早產。如果你平時每天打了10公斤魚，那天就會打30公斤。如果那天有地震，就會比通常情況嚴重三倍，甚至發生海嘯。」

印度占星術

有意思的是，正是這些漏洞百出、互相矛盾的占星術，卻成了比其他科學更可信的知識。兩位占星師也被奉為「準確預測了海嘯的人。」達盧瓦拉驕傲地說，「我不管你信不信占星術，反正我準確地預測了海嘯，你去看看我的書，就在那裡擺著」（同上）。除了《印度教徒報》的報道之外，各種媒體和街頭巷議中都充斥著為占星術正名的觀點，喜愛爭論和誇大其詞的印度人很樂意告訴我他們的想法。有的說，占星術長期被政府壓制，現在是認真對待這門古老科學的時候了。有的說，占星術為印度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有的說，雖然自己不相信占星術，但它顯然不同於一般的迷信。需要我們去偽存真，仔細甄別。一個網民更有些忿忿然，

科學家和技術官僚花了上百萬政府資金支持研究，但是迄今為止，他們不能預測任何一次自然災害。而占星師卻可以精確地做到！（Giri, 2005）

讓人感到弔詭的是，占星術之所以有實力和勇氣挑戰科學，在於占星師和相信占星術的普通人，都認為它是科學，是高於其他「普通科學」（conventional science）的科學。絕大多數支持占星術的人在被我問及占星術的時候，第一個反應就是「占星術是科學！」，當我提到海嘯的時候，第一句話幾乎都是「我們預測了它！」得到這樣高度一致的回答，著實讓令人驚訝。

可能，「世界聞名」的占星師兼氣象專家拉奧最明白如何利用世俗的科學為占星術服務了。海嘯之後第三天，他就發表了自己的解釋。他宣稱，自己在講授「占星氣象學」（astro-meteorology）的時候，總是告訴學生，他的研究方法有三個部分：1）占星氣象學是研究外層空間的方法，2）它也要觀察風和雲，3）並研究鳥獸的行為和植物。?他提出兩個外部證據來證明他的觀點。其中一個來自一份南亞晚報《今日新聞》（News Today），上面說，馬德拉斯大學（University of Madras）的一組科學家據說在引發海嘯的蘇門答臘地震發生之前的一個星期，就已經推算出了這場地震，並且誤差很小，只是他們沒有料到會有大海嘯發生，所以沒有發出警告。其中一名科學家說，他們發展了一種新方法。「根據這種方法，當兩顆或多顆星體、太陽和月球，與地球大致處在一條線上時（0到180度），可能影響地球的角動量（angular momentum），並降低地球的自轉速度，有可能引發地震」（Rao, 2005a）。

?他還抱怨說，「我反覆強調，只有占星師可以預測地震，因為這是從Gargacharya和Varahamihira（兩個古代占星師）時代傳到我們手上的知識。我還說過，拉曼博士、凱爾卡爾（S. K. Kelkar）和我出版的著作就是證據……但是這樣的研究必須由資金充足的學術機構完成，必須在占星師和地震學家之間保持合作，才能為人類創造有用的知識，並拯救人類免遭此類災難。但是偶然的成功不能讓我們得出結論，說占星師可以永遠準確預測。那從來沒有發生過。我們要做的事情還很多」（Rao, 2005a）。

顯然，這是一種在星體引力與地殼變動之間建立關係的理論，並沒有考慮遙遠且引力微弱的星體，更沒有提及建立在錯誤觀察基礎上的印度占星術。但拉奧卻認為，這種方法是一種不折不扣的占星術，「……（這種方法的）基礎是占星術的，不是地震學的」，沒有任何創新：

凡卡塔納先（Venkatanathan）?解釋說，他們是採用小組發展的一種新方法進行預測的……為什麼說新方法？那是古已有之的方法。當你說太陽和月球的交角（0到180度）和距離時，你實際說的是占星師所說的新月和滿月（Rao, 2005）。

?即馬德拉斯大學科學小組成員之一。

而且，科學家休想盜用占星術的「版權」：

如果凡卡塔納先認為他可以照搬占星術理論，那可難了。2001年，我們研究了167個星盤，發現地震可以在Dwadashi日（Krishna或Shukla）和Chaturthi日之間，不一定每次都是amavasya日或者poornima日，儘管這兩天更容易發生地震（Rao, 2005）。

拉奧在此處的用意很明確：用科學證據證明占星術的科學性，並證明占星術比科學更高明，因為它是古老的印度知識。

只有很少的占星師公開宣布自己預測了海嘯，他們都是聞名遐爾的占星師。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占星界並不重視這場世紀大海嘯。恰恰相反，正是海嘯太大以致於多數占星師不敢宣布自己曾經預測。的確，我訪談的占星師大都會向我解釋一番，並提及達盧瓦拉、馬丹或者拉奧這樣的占星大師，說他們曾經預測過災難的發生。占星界似乎只要有一兩個人出頭，就可以得到多數同行的響應。問題是，為什麼大小占星師都不約而同地用「科學性」來論證占星術的重要性？

科學界與占星界的爭論

最簡單的答案是這些人希望占星術可以繼續讓他們賺錢，這也是很多印度人給我的答案。但是，賦予印度占星師以經濟理性，將他們等同於兢兢業業的資本家，仍無法解釋為什麼偏偏要將佔星術論證為「科學」。也無法解釋為什麼很多專職人員在退休後致力於占星術研究，那麼多中產階級也利用業餘時間學習占星之術，更不用說那麼多印度人相信這門知識。

海嘯只是將佔星術論證為科學的努力的一部分。2001年印度大學基金會（UGC）曾決定將「吠陀占星術」（Jyotir Viyan）納入大學教學計劃，並引發了激烈的論戰 (Ayaraman 2001; Balasundarama, 2001; Gupta, 2001; Shetty, 2001; Sondhi, 2001; Tiwari, 2001; Chattopadhyay, 2004)。結果，占星術被限制為吠陀學課程，終究未能染指自然科學科系。阻力來自長期敵視占星術的科學界。例如，提出「亞伯拉罕·科沃挑戰」?的科沃博士（Dr. Kovoor）曾指出，構成印度占星術理論的九大「行星」中，一顆是恆星，一顆是衛星，還有兩顆根本不存在(Kovoor, 1980: 110-114)。霍金（Stephan Hawking）在新德里的一次演講中也宣稱，「科學家大多不相信占星術，因為它不符合我們基於實驗而建立的理論」（Shetty, 2001）。

?1963年，科沃博士宣布，任何人如果在反欺騙反作弊狀態下顯示超自然能力或特異功能，將可以獲得十萬盧比。他曾直接點名，挑戰泰米爾納德邦的占星大師B. V. 拉曼，但至今無人領取此獎。

占星界則認為占星師無法從事科學研究的真正原因在於資金太少（Eysenck, H.J. & D.K.B. Nias, 1982），多數占星師沒有機會接觸科學研究所需的基本數據。而且，科學家缺乏基本的占星術訓練，沒有資格判定占星術的科學性（Phillipson, 2000）。《占星雜誌》（The Astrological Magazine）在過去的70年里，幾乎在每一期上都有文章抱怨說，占星術是一門遭到歧視的科學，如果它獲得足夠的資金，將像黃金一樣閃閃發亮。

占星界論證自己的科學性的努力應當在占星術的宗教特色中理解。占星術在傳統上屬於婆羅門的知識，其中，做神廟祭司的婆羅門有義務研讀這門神秘的知識並在神廟裡為人預測（Fuller, 2001）。而今，占星術已經世俗化，占星一般在占星師的辦公室里進行，或者在海灘、街道、市場，甚至通過網路進行。神秘的形象已經被數學計算所取代。

在歷史上，印度教恰恰是因為需要證明自己的「科學性」而將佔星術排斥在外。早在1882年，答亞南達（Swami Dayanda）就曾說，因為科學和宗教不可分割，所以印度教徒必須擺脫占星術的束縛。在他看來，占星術是一種背叛吠陀真理的迷信（Daynanda, 1963[1882]）。他認為，「一旦人們掌握了《吠陀》有關物理世界的真知識，就會停止依賴那些將疾病和不幸歸結為行星影響的、蒙蔽愚人的占星師」（Prakash 1999: 109）。另一個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組織雅利安社（Arya Samaj）也主張，將佔星術逐出印度教，會使印度人有能力用《吠陀》獲得一種普遍的知識，並通過重塑個性而獲得古代雅利安人正宗後裔的地位（Prakash 1999）。

昌德拉（Chandra, 2002）提出，雖然當代印度科學與傳統科學之間有斷裂，但是當代印度的宗教卻跟古老的傳統保持著延續。然而，既然印度獨立讓它們聯繫在一起，它們就該加以改革適應對方。可是，印度科學義無反顧地投向西方的懷抱，印度教卻展開了重大的改革。如今，是印度科學適應印度教的時候了。

我們可以據此理解為何占星術試圖成為科學所遭遇的困境。這個困境是一個範疇性的困境。印度宗教為了革新，不得不將佔星術世俗化，即將其「逐出」宗教。失去完全宗教身份的占星術，必須在民族－國家中給自己一個新的範疇歸屬，才能繼續保持它的說服力。在根據理性建立的當代印度社會中，科學就成為占星術最有希望進入的範疇。理由是兩方面的：第一，印度占星術在吠陀宇宙觀中已經是一個理性的知識體系。根據霍爾特的研究，印度占星術是「有關創世力量即原初力量之演化的知識……印度教徒用道德和精神規律對應物理規律。這些規律就成為普遍所說的占星術」（Holt, 1998: 30）。他還說，「印度教徒相信，神創製了一個不斷變化的宇宙，以此向我們展示他的意志。他們還相信，占星術有助於精神的成長，因為通過星盤，你可以看到一個控制宇宙的創世者」（同上：20）。也就是說，占星術是一個幫助印度教徒理解宇宙同一性的知識體系。通過占星術，人們可以將宇宙的規律和人的規律聯繫起來，因為根據印度教教義，它們本來就是同一種規律。第二，科學和宗教是印度民族主義的兩大基石。它們之間的關係是和諧的。這種和諧給予占星術以兩種合法的身份：本質上是科學的，起源上是宗教的。因此，不管科學家如何努力證明占星術的非科學性，也不管占星師的科學宣言多麼「荒誕無稽」，只要印度的科學和宗教都合法地佔據當代社會的重要位置，並且和平共處，占星術就會不斷地宣稱自己是科學的一部分，並憑著自己的宗教起源，宣稱自己是高於普通科學的科學。

丟勒木板星圖

餘論

印度占星術以海嘯為契機，試圖論證本身的科學性。這應該放在整個印度近代史上宗教與科學的關係中加以考察。作為印度民族主義的兩大基石，印度教和科學必須在獨立後的印度社會中保持和諧的關係。占星術正是在這個前提下，被印度教驅逐又被印度科學排斥的。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現代印度國家，既不能容許起源於宗教的占星術獲得理性地位，又不能將帶有科學性並深受民眾歡迎的占星術一禁了之。印度的占星術面臨的是一個範疇困境。

占星術從業者顯然充分利用了占星術的範疇困境。當代社會宣稱自己建立在科學基礎之上，現實生活又不能按「科學規律」行事，就像現實生活不能按占星行事一樣。印度占星術正是捉住了這個「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一再宣稱自己與科學的相似性，從而成為一門嘲弄科學的知識。一位占星師告訴我：「萬事萬物的客觀規律都蘊含在占星術之中，它本身是千真萬確的，只是我們還不夠了解它。」我們可以看到，將此處的「占星術」換成「科學」，同樣符合當代社會的價值觀。印度占星術的科學宣言告訴我們，現代社會只能標榜理性，而無法全部按科學規律生活，因為「科學是片段的、不完整的；它雖然在不斷進步，卻很緩慢，而且永無止境；可是生活卻等不及了」（塗爾干，1999：566）。

印度占星術有關海嘯和科學的全部爭論，以及占星術在印度無以復加的受歡迎狀態，都是以一個條件為前提的，那就是印度存在一個發達的、成熟的公民社會。沒有它的存在，占星術或許早就作為迷信而遭到查禁。正是這個公民社會，使得多樣的觀點和現實共存於一個政治體制之中。也正因為如此，印度為亞洲國家提供了一個保持科學與宗教和諧的現代化模式。這個模式與印度自身的歷史與文化有著深刻的關聯。正如本文開頭所引用的那首詩所說，印度的社會生活像一條溪流，一邊是宗教，一邊是科學。我們從占星術對於海嘯的解釋，以及它論證自己科學性的努力中可以看到，溪流中流淌著的，是一種值得任何站在岸邊的旁觀者欣賞的印度智慧。

原標題：在科學與宗教之間： 印度占星術視野中的海嘯

來 源：《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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