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江：中國人，迷失於自我消解的時代

文|李江

天津爆炸事件真實傷亡情況至今未知，相關責任人及其背後的權力網路依然諱莫如深。然而大眾視線已迅速轉移，沉溺於集體暴力的審美和民族主義的激情當中。卑微的個體與尊榮的集體，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當下中國處於一種矛盾狀態，一方面自我意識正在急速膨脹，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人，越來越突出自我，強調個性和多元。另一方面個體價值卻在逐漸消亡，人們喪失了存在的意義而淪為以存在本身作為最高的價值。個體價值，體現在獲得安全、尊嚴、公正、平等、自由和自我實現。當然貧窮的人可能首先應獲得溫飽。自我意識的膨脹在叢林社會中惡性競爭，自然狀態在這個權力大於秩序的社會裡若隱若現，所有人在為個人價值奮鬥的正當理由下攫取最大的個人利益和權力。在叢林社會的博弈中，所有人實際上終將無法獲得真正的個人價值。安全、尊嚴、自由、自我實現的圖景只存在於和諧人際關係和良好社會秩序之中，而在叢林社會中人們收穫權力和金錢的同時也獲得了詛咒、仇恨和虎視眈眈。所以，這對矛盾最終將歸於悲劇般的終結，膨脹的自我無可避免地沒入個體價值的虛無當中。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轉型時期的社會非常容易發生價值紊亂的現象，而嚴密的政治控制並沒有成功構建主導價值體系和主流價值體系，權力失序和經濟生活的巨大壓力造成無休止的惡鬥，個體不得不在不安、麻木、血腥、孤獨、暴力、困苦中自我消解。

社會轉型期的社會失范

所謂社會失范，是指原有社會規範崩潰而新的社會規範並未完成重建，導致社會秩序混亂、價值衝突、規則失效的現象。這在處於轉型時期的國家中非常常見。因為社會系統（國家）是由複雜的結構、多個子系統構成，某一個子系統過快的變遷將會使得整個社會系統產生劇烈的動蕩。

如果簡單梳理中國的社會系統，我們會對當下轉型時期的中國社會失范現象有更清晰的認識。傳統中國的社會系統是一種家-國二元同構體。家既可以為是夫婦、兒女、父母組成的「家庭」，也可以是宗社構成的「家族」。家是傳統社會最基本的社會單元，也是古代道統的原點。儒家自漢後作為一種官方意識形態，本質上是一種倫理學說。在倫理框架內，它首先對群己和人際關係進行界定，明確「我」在與群體和他人互動時應遵守的規範以及所處的位置。尤其在群己關係中，它使人產生各種規範性的社會角色認知，因而這也是倫理規範構建的基礎。

費孝通在描述中國鄉土社會的社會結構時創造了「差序格局」的概念，意思是社會中每個人來說都有自己獨特的一個個圈層，不同人處於圈層的不同位置，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在流動性極小的鄉土社會，中國人因血緣親疏和交流頻稀來確定其它人在自己圈子中的地位。血緣上越是親密，感情越是深厚，則越處於核心圈子。因此我們發現，中國人無論在情感上還是規範上，都會顯得「內外有別」。中國人會對「自己人」承擔起更多的責任和注入更多的情感，而對公共義務和對陌生人的態度則甚為漠然，這一點至今仍然明顯。古代中國的社會體系就是建立在家的基礎上進行權力分配、制度安排、倫理設計。有了權力和制度的規範和約束使得在原本的倫理規則迅速得以建構成為一套完整的社會秩序和權力體系——以倫理綱常為核心的等級秩序和中央帝國皇權體系。天子作為天之子，在社會結構內定位為天下臣民之「父親」的角色，那麼天子在制度、秩序和規範中自然擁有最高的權力和威望。

然而，這種家天下的政治、經濟和倫理格局在近代被嚴重破壞，不過真正毀滅這些的，是建國以來的一系列運動，尤以文革為甚。文革毀滅了原有家庭結構中以血緣和交往為基礎的關係網路，在人際、群己關係中建構起「無產階級大聯盟」的「同志關係」和「革命友誼」。這種整體主義式的集體主義使得人際之間簡約為一種平等的同志關係、群己之間簡約為「大我」和「小我」的關係。毛澤東以神一般的形象與最重要的「大我」融為一體。如果拋開文革造成的悲慘災難不說，這一次運動對意識形態的建構是非常成功的。

不過，改革開放使得社會系統再次發生根本性變化。對毛澤東和文革的否定意味著文革中所成功建構的主導意識形態和主流意識形態、簡約的社會角色徹底破產，領袖權威的受損也會影響執政團體自身的權威，而信用危機更是一步步削弱這種權威。與此同時，西方價值的大規模輸入由於與執政黨的價值取向產生根本性衝突而無法融合，導致中國社會原有的價值紊亂局面在西方多元價值衝擊下更加混亂。具體論述詳見拙作《民粹主義離我們並不遙遠》。

權貴集團架空國家加劇權力失序

主流價值和主導價值本來可以依靠權威政治力量干預得以快速整合、建構，但是政治權威的削弱以及政治理念、手段的偏差導致政治力量以一種強力維持現有秩序的壓力形態呈現。政治上的嚴密控制必然利用各種手段在人們觀念中樹立正確的「主流民意」和錯誤的「反動力量」兩種標籤。與文革時期的主流價值不同，人們往往以一種犬儒主義的態度對待這種主流價值，即不認同的接受和不理解的妥協。人們必須進行自我審查以迎合「主流民意」，成為反動力量的代價常常並不在於物質上或物理性的懲罰，而是在於被主流社會排斥。然而這種犬儒主義和人格分裂意味著意識形態建構是無效的，因為成功的意識形態應該是人們真誠地去相信。理性之上的信仰，能夠為政權提供穩固的合法性。不過從這次天津事件的輿論我們可以發現，官方話語往往受到廣泛的質疑甚至嘲弄，這意味著，政治權力連基本的觀念引導能力也面臨失效。

導致觀念引導和建構失敗並非是國家能力出現問題，而是因為權貴精英和政治集團日益架空國家。由於部分權貴精英和政治團體成員本身並不相信那一套意識形態，反而熱衷於爭奪權力和財富，因此在社會失范的狀況下人們並不能感受到這種意識形態的真誠，遑論整個建構過程充滿了粗糙和自相矛盾。

許多權貴精英和政治團體往往將個人和集團利益凌駕於國家利益之上，而由他們所制定的規則和秩序自然有利於他們在競爭中處於絕對優勢的地位。因此，除了價值共識缺乏，我們同樣看到權貴精英和政治團體對國家架空以及他們權力不受約束導致國家權力體系無法實現法治運作，社會自治空間嚴重不足，市場對資源無法高效配置。他們壟斷著政治權力而不受憲制性的約束，擁有轉化為經濟權力和社會權力的超強能力，對市場、社會也擁有極強的滲透能力和控制能力。結果就是，尋租行為泛濫，族群衝突嚴重，社會分裂惡化，政治權力壟斷經濟資源，資本集團與政治集團融合，群體事件頻發等等。李克強總理將他們稱之為利益集團，中共和政府高層也多次表明利益集團力量之強難以想像。利益集團可以隨意制定秩序、規則，也可以隨意破壞這些秩序和規則，法治無從建設，約束難以奏效，唯有權力當道。在這樣的權力失序環境下，叢林社會是必然的產物。即人人相信，只有在權力和財富的零和博弈中勝出，才能獲得生存的權利。

經濟高壓激化叢林鬥爭

叢林社會中的唯一信條便是勝者為王，展開這個殘酷的叢林生態，是一副精英階級剝削著其它社會階層，中產階級相互廝殺，底層人民苟延殘喘的畫面。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所積累的天量財富被極少數人瓜分，中產階級和底層人民則卑微地哺育權貴們。

高壓的經濟生活和巨大的貧富差距使人們產生了嚴重的剝離感。原本來說，努力與回報成正比以及生活上的美好願景在很大程度上能夠促使各個階層以及人與人之間能夠更為和諧。然而叢林社會下的人們不得不紛紛選擇「小我」的圓滿，樂於將自己打造成一個個「精緻的利己主義者」，而迴避「大我」所承載的更多的責任和義務，因為在缺乏法治的環境中中人們唯一可以相信的只有自己（人）和權力。

雖然現代中國人也會選擇對「自己人」付出更多，這與古代中國相似，然而毛澤東時期當權者對古代倫理體系的有意打擊以及市場經濟對人倫關係的重新建構使得現代中國人之間僅存小範圍內的血緣連接、情感聯繫和心理契約，對於核心圈子以外關係網路，原有的倫理規範則失去原有的效力。尤其是叢林社會下的人們愈加相信，自己（人）的幸福才是在倫理上最重要的。然而幸福是什麼？他們卻是迷茫的。

消費主義和權力主義

自我的蠢蠢欲動並不意外地與一種價值觀相遇和相擁，這就是消費主義。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從美國誕生的消費主義伴隨著美國商品、生活方式席捲全球。消費主義依附在琳琅滿目且無處不在的客體中不斷刺激人們的物慾，藉助市場邏輯中的逐利正當性重構了人們對價值的功利化定義。被撕裂的傳統價值和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在消費主義的衝擊下節節敗退，毛澤東死後就搖搖欲墜的那一套意識形態被慾望蠶食地只剩下一個權力主義的空殼。權力主義者對權力的迷戀掩蓋在一套套華麗的說辭之下，疏於治世的情懷而精於權術的操作。缺乏宗教對心靈的守護，人心迷茫於一道道亂流之中。社會價值混亂不堪，所有人與所有人都處於無法取得價值共識的混戰。

消費主義和權力主義釋放了自我的慾望，並建構了對商品和權力的觀念和價值，使得人可以在獲得商品、權力時產生與它們背後的觀念和價值的連接感。商品和權力給人們帶來的是慾望和社會價值的雙重滿足。然而，消費主義、權力主義使人永遠處於一種渴求滿足的狀態，它可以用慾望的刺激使人麻痹，卻常常使人處於「不滿足」的狀態。這種狀態的人們，瘋狂、焦慮、茫然、空虛、無力……

存在感匱乏的中國人在商品、權力中獲得了社會價值上的滿足。然而消費主義撕開的巨大黑洞需要源源不斷地吸食，數量龐大的底層人民和中產階級只能長期處於饑渴狀態。空虛的人們如殭屍般四處覓食，追求生理快感，沉醉於慾望宣洩。整個中國社會對金錢、情色、權力的瘋狂迷戀，就是主流/主導意識形態讓位於消費主義、權力主義的結果。可以說，消費主義、權力主義為中國人提供了一個虛幻的「幸福」定義，卻愈加消解了中國人的自我。

自我消解的悲劇

這個國家在這個時代的悲劇在於，幾乎所有人都在忙碌著，卻又茫然著。中國人上演著這個時代最荒誕的悲劇。

成年人掙扎在生存與生活之中，為美好的未來奮鬥著。他們尋求安逸，卻有無法抑制的貪婪。他們渴望平淡，卻又對失敗的不安。成功與失敗的感覺強烈而分明，前者意味著擁有了存在的權利。成功學和公務員考試的熱潮從未消退，商界大亨受到明星般的熱捧，民眾對官員的卑躬屈膝，全系金錢和權力在社會價值中的壟斷地位。整個社會未曾擁有對人的終極關懷。

孩子們從小就在巨大的競爭壓力中成長。這與其說是看到成年世界的殘酷競爭逼使家長不得不讓孩子「贏在起跑線上」，不如說是人生失意的家長希望在孩子身上獲得存在與虛榮。家長所有失意的痛感隱藏在潛意識當中，孩子的出現喚醒了他們這部分的意識。家長強勢的人格支配著孩子，那一個個幼小的人格就在扭曲中被塑造。中國的家長是自私的，他們不理會孩子的真實需求，常常以愛的名義強加於他們所不需要的。相反，貧乏的存在感則需要在孩子身上索取，並冠之以孝的名義。所以，中國的家長害怕孩子真正的獨立，因為孩子是家長人生唯一的意義所在。結果就是，情感溝通的失敗使孩子在自我存在感殘缺中成長，等待他們的，是更為殘酷、混亂、虛無的叢林社會和無休止的苦難輪迴。

農村人在社會邊緣中懷有對城市生活的渴望，厭倦喧囂的城市人則懷有回歸田園生活的憧憬。外來人口在城市中不曾擁有對城市的歸屬感，本地居民則眼睜睜地看著曾經熟悉的家園逐漸消亡。諷刺般的錯位與矛盾，是所有人對所有歷史和情感的消解。

悲劇的人們生活在相互隔絕的世界，彼此不信任。一層脆弱的薄絲連接著每一個更加脆弱的個體。在這個世界，人們缺乏充分的情感溝通，相互保持安全的距離，所有人都感到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人們用金錢、權力和美色將神明和生命踐踏在腳下，一個個心靈的守望者黯然離去。我們正在共同見證一個時代的悲劇，個體價值正在快速消解，人卑微地活在他們所無法感知的虛幻當中。

作者畢業於倫敦國王學院國際研究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