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利瑪竇——岩中花樹

明萬曆十一年（1583年），當幾名大明帝國的官員看到世界地圖在他們面前緩緩展開的時候，他們所有人的臉上都露出了疑惑的表情——他們第一次發現，自己的帝國，並不處在世界的中央。

　　在教堂接待室的牆上，掛著一幅用西洋文字標註的世界全圖。這幅地圖，是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應肇慶知府王泮的請求繪製的。光緒二年刻本的《肇慶府志》記載：「王泮，字宗魯，山陰（今浙江紹興）人。萬曆二年（1574年）進士，八年（1580年）知肇慶府。」（《肇慶府志》，卷一六，光緒二年刻本。）任中，主持建躍龍竇、崇禧塔、引瀝水（今星湖一帶）入江，後來任湖廣參政，居官廉潔，焚香靜坐若禪室。詩辭沖雅，書法猶麗，宗二王，善小楷，大幅草書，如龍蛇夭矯，世皆寶之，著有《山陰志》、《分省人物考》等著作。王泮為官時期，除了上述政績外，他對歷史的貢獻直到幾百年後才顯露出來，其中，請利瑪竇繪製世界地圖，就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光彩的一筆。但在當時，對於這幅猶如鐵屋中的天窗一般的世界地圖，王泮的想法非常簡單，只想知道，他眼前這個洋人眼裡的世界到底是個什麼樣子。利瑪竇是幸運的，因為他眼前這個帝國官員是一個不可救藥的地圖愛好者，利瑪竇憑藉一張地圖，輕而易舉地獲得了這位帝國官員的友誼。

　　對於利瑪竇來說，中國彷彿石頭，一塊沒有沐浴基督光輝的冥頑不化的頑石。在上帝的視野中，遙遠的中國還處於沒有福音的蠻荒中。這裡是葡萄牙境內一個毗鄰大西洋的海岬——羅卡角（Cabo da Roca），也是歐亞大陸的最西端點、西方世界的「盡頭」。這座島上有一塊石碑，上面刻著葡萄牙著名詩人賈梅士（Luis Vaz de Cam？es，c.1524—1580）的詩句：「陸止於此，海始於斯。」（原文為：Onde a terra se acaba e o mar come？a.他傳說賈梅士（一譯卡蒙斯）曾經到達澳門。參見洛瑞羅：《史學家之謎》。轉引自黃一農：《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第1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尋常人等會在這裡止步；而勇敢者的旅程，則恰好從這裡開始。15世紀初開始，已經相信地圓說的歐洲人不斷從這裡勇敢地下海，認為自己向西同樣可以找到通往東方的道路。隨著葡萄牙帝國的勢力範圍在印度、馬來西亞，在亞洲各地的迅速膨脹，一代代的傳教士，手捧《聖經》抵達東方，企圖向信仰伊斯蘭教和佛教的東方國度傳達上帝的意志。

　　但他們的腳步在大明帝國的國門前戛然而止。這個東方帝國以石頭般的堅硬對抗著歲月中的天敵。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負有宗教欽使特權的傳教士沙勿略（B.Franciscus Xaverius），在靠近廣東的一個小島——上川島上，面向著那片遙遠的陸地，心有不甘地死去。死前，他絕望地向陸地的方向喊道：「岩石岩石，你何時才能裂開？！」（孫尚揚：《利瑪竇與徐光啟》，第6頁，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9年版。）

　　而對於中國人來說，利瑪竇則是窗戶。儘管鄭和船隊抵達西天極地已經將近兩個世紀，但隨後執行的禁海政策，使大多數中國人對外部世界幾乎一無所知。他們認為中國幾乎就是世界的全部。

　　一直到清代，還有許多帝國官員認為那些「亂七八糟的國名」是洋人胡編出來嚇唬人的。他們說：「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國，史所未聞，籍所未載，荒誕不經，無過於此！」（劉成禹：《世載堂雜憶》。）

　　歸航的海船最先露出來的是桅杆的頂部，在船桅的啟發下，西洋人逐漸相信地球是圓的。他們用三維的眼光看待世界，所以，他們的世界，比中國人多了一個維度。與他們相比，中國人的扁平思維，仍然像他們的宮殿建築一樣，忠實地匍匐在大地上。與此同時，哥特式教堂猶如不斷升高的探針，此起彼伏地升向天空，探尋著上帝的高度，彷彿要以一個極端的立場，表達對於上帝的敬意。

　　在利瑪竇展示給王泮的世界地圖裡，藏著他的故鄉——義大利安柯那（Ancona）省的馬塞拉塔（Macerata）。在這裡，他開始了最初的神學修習。1571年8月15日聖母升天節這一天，19歲的利瑪竇在羅馬加入了耶穌會。

　　父親要求他的兒子繼續研修法律。如果父親實現了他的願望，就永遠不會有一個傳教士利瑪竇出現在東西方歷史的銜接點上。利瑪竇的事業還沒有開始就要結束了，就在這時，情況突然發生了變化。

　　利瑪竇決定加入教會的時候，宗教的黃金時代已經遠去。83歲高齡的教皇保羅四世，已經在一聲漫長的嘆息中溘然離去。隨著人文主義的興起，宗教裁判所被洗劫一空。世界正在急速變化，而利瑪竇，卻從慾望浮動的世俗街景中轉身，走向背負惡名的修道院——那空闊、冰冷、頑固的舊日殿堂。與那些躍躍欲試的身體相比，他更熱衷於沉默無語的教會和修道院，在他看來，克己、苦行、冥想、祈禱、獨身、齋戒、甘於貧困，都是超越人的動物性本能的必經之途，只有踏上這條必經之途，信仰、啟示以及上帝的拯救才能紛至沓來。

　　1578年，26歲的利瑪竇傳教團，從大地終結之處出發，從海路到達印度果阿。4年後，利瑪竇開始了他穿越岩石的旅程，抵達葡萄牙人已經取得居住權、處於岩石的邊緣地帶的小城——澳門，在那裡學習漢語。他的命運會比沙勿略幸運嗎？

　　對於地圖另一端的景象，王泮一無所知，但這絲毫不影響他的好奇心，這樣的人，在大明帝國的版圖內並不多見。當時的帝國內部，延續著四書五經為主要內容的傳統的知識系統。儘管早在14世紀末，大明王朝就繪製了《大明混一圖》，描述了東方人想像中的世界，10多年後，建文帝又命人繪製了《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並在跋中寫道：「天下至廣也，內自中邦，外薄四海，不知其幾千萬里也。」然而，當時的中國人，目光依然內向，他們的地理知識，依然來源於1000多年前的《尚書》、《山海經》這些著作，這些古代著作對大地的描述，通過科舉考試承續下來，被當時的知識分子深信不疑。就在利瑪竇向王泮第一次展示世界地圖的5年後，一個未來的地理學家在南直隸江陰（今江蘇省江陰縣）出生，他的名字叫徐霞客。他拒絕科舉的誘惑，從20歲開始他的大地考察計劃，糾正了《明統一志》關於西南地區水道的諸多錯誤，並徹底顛覆了《尚書·禹貢》中有關「岷山導江」的觀念，證實金沙江是長江的源頭。

　　這幅將中國推到世界角落裡的地圖，會引起中國人的敵意嗎？對於中國人的敵意，利瑪竇並不陌生。中國人對經驗以外的世界懷有斬釘截鐵的懷疑態度。關於佛郎機人的各種可怕傳說在南方的海岸線上神出鬼沒，他們擁有所有的惡行，不僅殺人放火，而且如海中怪獸，專吃童男童女。在中國人的常識中，佛郎機國與狼餘鬼國對面，狼餘鬼國「分為二洲，皆能食人」。佛郎機，就是葡萄牙。在中國人的描述中，葡萄牙人在吃飯時會用一口巨大的鐵鍋燒好開水，然後，把盛在鐵籠子里的孩子放在鐵鍋上蒸，等到孩子渾身出汗，再用鐵刷子刷去孩子的苦皮，這時，孩子仍然活著，在廚師的注視下艱難地喘息，廚師看火候到了，就及時剖開孩子的肚子，去掉他的內臟，將他蒸熟（「嘉靖初，佛郎機國遣使來貢，初至行者皆金錢，後乃覺之。其人好食小兒。雲其國惟國（口）得食之，臣僚以下，皆不能得也。至是潛市十餘歲小兒食之。每一兒市金錢百文。廣之惡少，掠小兒競趨途，所食無算。」）。

　　利瑪竇的傳教事業，每一步都充滿風險。一個小小的不慎，就可能引發中國人的憤怒，將利瑪竇徹底推入死角。

　　所以，在展開地圖的那一刻，利瑪竇緊張地盯著王泮。王泮的表情沒有絲毫的變化，他像開始時一樣，被這幅地圖所吸引，好像一個孩子，以好奇的目光打量世界。

　　他只要求利瑪竇作一點小小的改動：把大明帝國，重新放回地圖的中央。

　　金尼閣後來寫道：「這位地理學家因此不得不改變他的設計，他抹去了福島的第一條子午線，在地圖兩邊各留下一道邊，使中國正好出現在中央。這更符合他們的想法，使得他們十分高興而且滿意。」（［意］利瑪竇、［比］金尼閣：《利瑪竇中國札記》，第180頁，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

　　王泮把這幅地圖命名為《山海輿地圖》。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幅近代意義上的漢文世界地圖。王泮親自督促刊印，「把它當作重禮，贈送給中國有地位的人。」（［意］利瑪竇：《利氏致羅馬總會長阿桂委瓦神父書》，《利瑪竇全集》，第3卷，第60頁，台北：光啟出版社、輔仁大學出版社，1986年。）這些「有地位的人」，包括一位名叫王應麟的鎮江知府。王應麟又把這幅地圖轉贈給應天巡撫趙可懷，趙可懷最終把它刻在蘇州的一塊石碑上，同時刻上自己的序文，因他並不知道繪圖者是利瑪竇，故而沒有刻上利瑪竇的名字。如今，這幅地圖沒有流傳下來，那塊石碑也消失無蹤。我們只能在光緒年刊刻的《蘇州府志》上，查到相關的記載。（《蘇州府志》記載：「《山海輿地圖》，中丞趙寧宇刻，在姑蘇驛。」同治《蘇州府志》，卷141，光緒八年江蘇書局刻本。）

　　就在這一年，葡萄牙人巴布達（Luis Jorg『E De Barbuda）為歐洲繪製了一幅中國地圖，歐洲的第一幅中國地圖正式出版。

　　為了宣傳宗教，利瑪竇趁機在圖上的注文中，以中文加進「有關中國人迄今尚不知道的基督教神跡的敘述。他希望在短時期內用這種方法把基督教的名聲傳遍整個中國」。（［意］利瑪竇、［比］金尼閣：《利瑪竇中國札記》，第180、181頁，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

　　作為回報，官府給利瑪竇送來一些錢物，使利瑪竇得以在肇慶完成自己在中國的第一座教堂。為了不引起佛教徒的反感，王泮建議他們用一個中國化的名字——「仙花寺」。他還送了一幅匾額，讓他們掛在中堂，匾額上寫：「西來凈土」。

　　這座教堂沒有露出哥特式建築尖挺的外形，而是遵循了中國的建築語法，像所有中國房子一樣蹲伏在地上，質樸得近乎寒磣。儘管受到耶穌會的嚴厲批評，但在利瑪竇看來，這是他的一個巧妙的權宜之舉。

　　正是由於這一權宜之舉，使那塊堅硬的石頭，裂開一條不易察覺的縫隙。

　　與那些漂流在小島上、面對大明帝國的海岸線無計可施的傳教士相比，利瑪竇無疑是幸運的。因為他到達肇慶，遇到了一位具有開放思維的知府，小心翼翼地建起了第一座教堂，他的傳教事業，有了一個可靠的基點。他可以從這裡開始，一步步地深入中國腹地，他平靜的外表下隱藏著一個野心，那就是：把中國皇帝，變作教會的一員。

　　然而，對於自己的真實目的，利瑪竇秘而不宣。這一目標對於這個水土不服的洋人來說，無異於蚍蜉撼樹。此時，利瑪竇並不知道，當他向中國人艱難地宣傳他的宗教的時候，他繪製的世界地圖卻在遙遠的江南延續著它的旅程。這裡是上海徐家匯。晚明文淵閣大學士、著名科學家徐光啟曾在此建農莊別業，從事農業實驗並著書立說，逝世後亦安葬於此，其後裔在此繁衍生息，初名「徐家厙」，後漸成集鎮，因地處肇嘉浜與法華涇兩水會合處，故得名「徐家匯」。1597年曾經在鄉試中高中解元的徐光啟，在隨後的會試中名落孫山，只好回到老家上海，一面開館教學，一面靜心讀書。就在這段寧靜歲月中，應天巡撫趙可懷手裡的那幅《山海輿地圖》，突然為徐光啟打開了另一個世界。

　　徐光啟意識到，在那幅地圖的背後，是一個與華夏文明迥然不同的文明系統。與中國傳統的「天圓地方」之說相對，早在古希臘時期，即公元前600年至200年，古希臘人就提出世界是個球體。（［英］傑里米·哈伍德：《改變世界的100幅地圖》，第21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版。）古羅馬帝國的臣民、出生在上埃及的托勒密在他繪製於公元2世紀的《托勒密世界地圖》中，地中海地區、歐洲部分地區和近東的輪廓，與現在的地圖幾乎沒有差別，只有細微的遺漏和誤差，只是在當時，托勒密和所有歐洲人一樣，不知道美洲的存在。當世界的形象在西方人的視野中一步步演變到16世紀初，1507年，伴隨著地理大發現，在瓦爾德塞彌勒（Martin Waldseemüller）所繪的那幅著名世界地圖，美洲終於出現，人們頭腦中的世界，終於連成了一個整體。有人猜測，利瑪竇展現在肇慶所繪製的《山海輿地圖》，正是以瓦爾德塞彌勒世界地圖為藍本。

　　張岱後來很可能就在蘇州的那塊石碑上看到《山海輿地圖》。周旋於讀書與享樂之間的張岱，對於這幅地圖不屑一顧：「《山海輿地圖》，荒唐之言，多不可聞。」（張岱：《石匱書》，重印本，卷320，第207頁。）然而，利瑪竇所描述的海外世界，卻令熱愛夜航船的張岱神往。「張岱對利瑪竇筆下所寫的歐洲很感興趣：西方人用陽曆，而非陰曆。交易通貨使用銀幣，喜愛玉和寶石的人並不多。……歐洲有機械鐘，每15分鐘敲小鍾，整點敲大鐘——利瑪竇帶了幾座自鳴鐘當貢品。……張岱記載，西人有一種橫擺的琴，寬一公尺余，長近兩公尺，內有70條弦，以精鐵鑄成，弦與琴等長，連接到處部的鍵盤……」（［美］史景遷：《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第94頁，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與他帶來的西方文明在明代士人中所引起的好奇相比，利瑪竇的傳教事業進展十分有限。1589年，利瑪竇被新任總督劉繼文驅逐出肇慶。利瑪竇應該慶幸他在王泮執政期間抵達這裡，如果他在一開始就與劉繼文相遇，那麼他將會像沙勿略一樣，無法涉足這塊土地。利瑪竇心情黯然地移居韶州，1595年5月，又從韶州北上，向大明王朝的南方首都——南京前進。

　　在南京，利瑪竇得知他在廣東時的朋友徐大任已經在這裡升任工部侍郎，利瑪竇曾經送給他一個天球儀和一隻沙漏。於是，利瑪竇又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他換上一身士人的衣服，備好了禮物，迫不及待地求見徐大任。然而，他得到的，卻是一個完全意想不到的結局。

　　金尼閣寫道：「利瑪竇以奉承的方式回答說，他非常想看到他，為此他從兵部侍郎那裡取得了旅行南京的護照，並且說他想在他的特殊保護之下在城裡建立一個駐地。這個可憐的傢伙一聽這話，嚇得要命，他先倒抽一口冷氣，然後大聲嚷叫，告訴他的客人說，他到這城來是打錯了主意。」（［意］利瑪竇、［比］金尼閣：《利瑪竇中國札記》，第290頁，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

　　利瑪竇從徐大任的表情中看到了自己的絕路，這位明哲保身的官員不僅沒有給利瑪竇提供絲毫的幫助，反而決定將利瑪竇立刻轟出南京。利瑪竇的命運，又經歷了一次過山車似的轉折。

　　利瑪竇的地圖，無法記錄他旅途的艱辛。在地圖上，從南昌到南京，只需移動幾厘米；在現實中，進入南京這座石頭城，竟比登天還難。

　　利瑪竇的事業再度陷入低谷，連他自己也看不到，自己的前途在哪裡。中國這塊堅硬的岩石，令他感到無比的絕望和痛苦。這個帝國，已經成為一個至為嚴密的體系，一塊質地均勻、密度極高的岩石，拒絕任何成分的改變，一個外部的力量想要進入它的內部，成為它的一部分，都是不可能的，更遑論改變它的性質。就連利瑪竇的朋友李贄，也對利瑪竇傳播天主教的可能性持懷疑態度，儘管明朝這位離經叛道的思想家，他本人也對正統的儒家學說持批評態度，但他認為天主教取代周孔之學是完全不可能的。李贄在自己的書中不客氣地說：「但不知到此何為，我已經三度相會，畢竟不知到此何干也。意其欲以所學易吾周孔之學，則又太愚，恐非是爾。」（李贄：《續焚書》，第35頁，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

　　這個受耶穌會的派遣，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的外國人，面對一片遙遠而陌生的大陸，他此時的心境會是怎樣？年輕的義大利人在油燈下寫信，講述他的無奈與寂寥。耶穌會創始人羅耀拉曾在修會的章程中規定，修會的上下級之間必須經常通信，以便在歐洲總會的耶穌會士們能夠了解遠方傳教的進展以及當地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狀況，然而，對於這些身在異國、孤立無援的傳教士來說，寫信似乎更是一種內心的需要。他需要與人交談，即使他看不見對談者的臉，寫信，就是這樣一種交談方式。儘管茫漠的海洋延緩了談話的周期，他的話，要過好幾個月，甚至一年半載，才有反饋，但對方是存在的，他不是對著一片虛空在說話，這多少令他感到踏實。他的傾談對象，是耶穌會的教士們，一些與他同樣寂寞、貧窮而堅韌的人。在他看來，即使在義大利，也只有他們，能夠聽懂自己的語言。

　　然而，利瑪竇沒有死心，他不願意再退回到自己的原點——廣東，於是退至不遠處的南昌，尋求著返回南京的機會，沒想到在那裡，一住就是3年。那3年中，利瑪竇繪製了另一幅世界地圖——《輿地山海全圖》。這幅地圖無論是刻本還是繪本，現在都已失傳，但有一種摹本保存在章潢的著作《圖書編》中，這是我們目前能夠見到的最早的利瑪竇世界地圖摹本之一。

　　章潢，利瑪竇在南昌結識的新朋友，南昌人，明代理學家，名聞海內的王學大師。那一年，他已經68歲。《明史》在評價他時，說他從小到大沒有講過一句不好的話，沒有做過一件不好的事，沒有結交過一位不好的朋友，也沒有讀過一本不好的書。（「自少迄老，口無非禮之言，身無非禮之行，交無非禮之友，目無非禮書。」《明史》，卷171。）時任廬山白鹿洞書院山長的章潢甚至安排利瑪竇這位西方人登上了白鹿洞書院講堂，宣講西學。通過章潢，利瑪竇結識了眾多的民間士人，包括一大批「東林黨」人。這些民間士人對利瑪竇的宗教興趣寡然，對他傳播的科學的魅力，卻無法抵禦。這使利瑪竇確定了自己利用知識來傳教的策略。「他確信：在荒野中，他已經找到了一條唯一可行的道路」。 （［美］鄧恩：《從利瑪竇到湯若望：晚明的耶穌會傳教士》，第30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這一次，利瑪竇的命運發生了根本性的扭轉。在這裡，他又見到了時任江蘇總督的趙可懷，並受到他的熱情接待。在他們相處的幾天中，趙可懷與利瑪竇長時間地談論數學和西方文明。為了使利瑪竇有一種親近感，趙可懷甚至將自己的房間布置成近似禮拜堂的樣式，以便利瑪竇居住在這裡能做祈禱、讀每日的祈禱書。（［美］鄧恩：《從利瑪竇到湯若望：晚明的耶穌會傳教士》，第40頁。）3年之後，這位視野開闊的官員，在任湖廣巡撫期間，因得罪楚王朱華奎，遭楚王宗人府官員毆打致死。

　　在南京，利瑪竇又完成了一幅《輿地山海全圖》。這幅世界地圖是他應南京吏部主事吳中明之請完成的，對以往的世界地圖作了修改。

　　中國人眼中的世界，就這樣在利瑪竇的引導下，一點點地展開。

　　吳中明刊刻的這批世界地圖，有一個忠實的讀者，他，就是徐光啟。

　　1600年，新世紀來臨的時候，39歲的徐光啟由上海出發，前往北京參加會試，途經南京時，他決定前往拜會這位讓他崇敬的西洋傳教士。他們在一起討論的問題，包羅萬象，既有東西方道德倫理內容，又有天文、歷算、地理等科學問題。我們無法判斷徐光啟那時受到利瑪竇多大程度的影響，只能通過徐光啟後來的記載，知道在他心中，利瑪竇是「海內博物通達君子」（《跋二十五言》，見《徐光啟集》，上冊。） 。那時利瑪竇也不會想到，眼前這位比自己年輕整整10歲的年輕人，日後將成為帝國的禮部尚書兼殿閣大學士，在自己以後的生命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公元1601年1月25日，明神宗萬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歷盡劫難的利瑪竇終於向浩瀚的宮殿走去。那些緊扣的門，終於為利瑪竇一一打開，宮殿彷彿花朵，在利瑪竇的眼前一層一層地開放。在花芯的位置上，坐著孩童一樣無辜的中國皇帝。利瑪竇把封面燙金、裝訂精美的地圖集《地球大觀》送給萬曆皇帝，告訴他，從這部地圖集上，可以看到他從西方來到中國途經的路徑。

　　那條逶迤的路，終於伸進紫禁城的內部了，但是，到達這裡的時候，他才發現，這裡距離他的目標，更遠了。中國皇帝不需要十字架，更不需要世界地圖。中國皇帝只需要一個修表匠。宮殿修改了利瑪竇的意義，使他的價值出現了耐人尋味的偏移。

　　利瑪竇被一層層的宮牆所圍困，他幾乎什麼也做不了。此時，他不會想到，如同他的地圖在帝國內部的旅行一樣，他的那些信件，也在歐洲引起廣泛的迴響。隨著國際郵政服務的興起，明信片在歐洲流行起來，許多明信片上都印著中國的自然和人文風光。在西方視野中，有關中國的信息逐漸凝聚成一個完整而龐大的形象、一種真切的觀念力量、一個無法迴避的事實、一個尺度、一種視角、一個無法超越的「他者」。16、17世紀，幾乎在歐洲所有中等以上城市，都可以見到結集出版的耶穌會士的東方書簡。中國書簡已經開始以「新聞簡報」的形式，在歐洲所有縣團級以上的地區廣為傳播。人文主義者們——萊布尼茨、伏爾泰、孟德斯鳩——正是在這些信息的聲援下，完成了關於中國的科學性的總結著作。

　　法國思想家蒙田1581年在羅馬梵蒂岡圖書館發現「一本中國書；印的是奇怪的字，書頁材料比我們的紙要輕得多，更透明，而且，因為紙不能經受墨汁，只有用一面印字，書頁是雙的，外沿邊疊起，連在一起；他們認為那是用某種樹皮製成的」。蒙田用一連串複雜的法語描述的，正是在中國司空見慣的線裝書。此後，蒙田在一篇名為《談馬車》的隨筆中談到中國時，語氣中依然充滿驚奇與惶惑。1588年，明萬曆十六年，英國的海盜艦隊歷史性地打敗了由132艘巨艦組成的西班牙「無敵艦隊」，雙方制海權此長彼消。這一年，第一位進入中國的耶穌會士羅明堅返回歐洲，對中國的回憶與懷念伴隨他在義大利那不勒斯故鄉的田園中度過他一生中的最後時光。與此同時，隱居在法國波爾多郊外城堡中的大思想家蒙田，默默完成了他的不朽之作《隨筆集》。

　　在宗教統治下禁錮已久的歐洲在「對外開放」的歷史機遇中首先看到了中國。中國，於是以一個強大的「他者」形象，令整個西方世界自慚形穢。耶穌會士們似乎沒有想到，他們的「東方來信」，將他們所信奉的《聖經》置於一個無比尷尬的境地。一個簡單的事實不可迴避地呈現出來：中國人在上帝缺席的情況下創造了偉大的世俗文明，這表明上帝的存在無足輕重。對於一向自命不凡的西方人而言，這一常識對他們形成了強烈的刺激。作為對於這種刺激的反應，他們對教會的仇恨更加勢不可擋。於是，耶穌會士製造的輿論，剛好被啟蒙主義者加工成刺向教會胸膛的利刃。啟蒙與理性，由此佔據了西方的歷史舞台，而接踵而至的工業革命，正是對這種理性精神的最佳註解。

　　然而，利瑪竇帶來的禮物，在岩石般的帝國內部產生的迴響卻十分有限。儘管利瑪竇帶來的自鳴鐘、地球儀令他們驚奇不已，但它們並沒有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上，把中國與世界連接起來。西方巨變的波幅，在漫長的傳導中被削弱為零，中國皇帝絲毫沒有與世界核準時間的意圖，也不準備根據經緯線調整自己的坐標。那些縱橫交織的經緯線，並沒有像利瑪竇期望的那樣，變成使不同的大陸肌體相連的血管神經。很多年後，大清官員楊光先仍然在一篇名為《不得已》的檄文中，對曾受順治皇帝恩寵的耶穌會士湯若望發出如下質問：如果你說地球是圓的，那麼地球上的人站立，側面與下方的怎麼辦？難道像蜾蟲爬在牆上那樣橫立壁行，或倒立懸掛在樓板之下？天下之水，高向低流，湯若望先生喜歡奇思怪想，你是否見過海水浮在壁上而不下淌？中國人都立在地球上，西洋在地球的下方，淹沒在水中，果真如此，西洋只有魚鱉，湯若望先生就不是人了。上帝創造世界等於說天外造天，那麼，上帝又是誰造的呢？宇宙萬物、虛空眾生，無始無終。如果說耶穌是天主，那麼漢哀帝以前的世界就是無天的世界，如果說亞當是人類的始祖，豈不把中國人都變成西洋人的子孫了？……（參見周寧：《中西最初的遭遇與衝突》，第261頁，北京：學苑出版社，2000年版。）

　　文明意味著限定性。文明的衝突實際上為不同的文明系統提供了新的檢驗尺度，使任何一種文化都有可能通過其他文化來檢驗自身。西方人對此心領神會，他們東方文明的啟迪之下創造自己的新歷史；反過來，傳統的強大卻使中國人染上了文化自閉症，對體系之外的一切事物有著強烈的排異反應，而文化誤讀，當然是這種反應的直接癥狀。

　　即使像岩石一樣堅硬的帝國，變數仍然是存在的。在成群結隊的聾子中間，李贄是罕見的傾聽者，他聽懂了利瑪竇述說的每一個字元。他早就對中國居「四海之內」世界中央的說法提出過質疑，所以，他當年從利瑪竇口中第一次聽說「天體若雞子（即雞蛋），天為青，地為黃，四方上下皆有世界」（《游居柿錄》卷四第一O二條，載《珂雪齋集》。）時，大有找到了同志的感覺。1603年，這位中國第一思想犯，昏昏沉沉地躺在門板上，由御林軍押解，悄無聲息地返回京城。未久，他在獄中從侍衛手中奪過剃刀，一把插在自己的脖子上。

　　無獨有偶，就在利瑪竇抵達北京這一年，一個名叫馮應京的帝國官員也被押解到京。馮應京，湖南一位廉潔的官員，在這個道德底線已經崩潰的帝國內，仍然堅守著他內心的準則，他為官清廉，鐵面無私。在劣勝優汰的官場環境中，馮應京因為第一個上書彈劾湖廣的收稅官陳奉而身陷囹圄。然而，押解至京，卻給了他與利瑪竇相識的機會。當他聽說利瑪竇已經到達北京的消息時，立即讓自己的學生前去拜訪他。利瑪竇立刻急匆匆地趕到馮應京的囚禁地，狹小的獄室內，他們交談了一個小時，分別時，他們已經成為莫逆。

　　利瑪竇又開始專註於他的地圖了。那個廣闊的宏觀世界，現在已經成為他內心中精妙的微觀世界。利瑪竇把自己繪製的《世界輿地兩小圖》（doi mappamondi piccolo）送給馮應京，馮應京如獲至寶，這份地圖後來被他刻版，廣為發行。

　　1604年，那個名叫徐光啟的士人仍然在科舉的道路上鍥而不捨，一年前，他在南京接受了傳教士羅如望的洗禮，成為有舉人功名的天主教徒。彷彿得到了上帝的保佑，終於，芝麻開門，4月13日發榜之日，徐光啟從密密麻麻、共311人的進士名單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列第88名。他用手在胸前畫了一個十字，虔誠地禱告。在老師黃體仁的推薦下，徐光啟進入翰林院，考選為翰林院庶吉士。

　　1604年，馮應京仍在監獄服刑。但他對「天學」的痴迷不改，認為它是「經世致用」的「實學」，而不是虛無高蹈的假學問。在獄中，他為利瑪竇的《兩儀玄覽圖》作序，我們今天能夠從遼寧省博物館找到它的藏本。這幅地圖為紙地版刻墨印，填著彩色，共8幅，高2米，寬4.42米，在晚明被遼寧都指揮司所有，有可能在明朝軍隊對後金的戰鬥中起到過作用，後被努爾哈赤繳獲，藏於瀋陽故宮。本來貼在內府翔鳳閣屏風之上，1949年從屏風上揭下來，重新裝裱。（王慶余：《記新發現的明末〈兩儀玄覽圖〉》，轉引自黃時鑒、龔纓晏：《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第156、157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馮應京還將利瑪竇在南京時所寫的倫理學著作《二十五言》酌加潤色並付刻。這一年的十月，萬曆皇帝因為對一場星變的迷信而釋放囚徒，釋放者中，包括馮應京。研究「天學」真相的馮應京的命運，因迷信而扭轉，這彷彿是歷史的玩笑。當馮應京走出牢獄時，他看見一個人，身穿官服，站在不遠處，等待著他。他，就是剛剛入仕的徐光啟。

　　1606年秋天，徐光啟對利瑪竇來京以後著述甚少表達了不滿，意在以基督教歸化中國的利瑪竇，似乎正被中國所歸化。宮殿彷彿鐘錶，它內部的每一個都只是其中的一個零件，連利瑪竇這樣的西洋傳教士也不例外。宮殿如同一個巨大的黑洞，把他們帶來的所有新知識都吞噬掉了，他們的科學，最終只能作為一種技術活兒，成為鐘錶的潤滑劑。

　　一天，徐光啟與利瑪竇談到幾何學，談至興奮，他們立刻決定翻譯歐幾里得的幾何學。對於一個只會背誦四書五經的傳統儒生來說，翻譯的難度可想而知。利瑪竇對徐光啟說，這部著作十分難譯，連他自己幾次努力都堅持不下來。徐光啟說：「先正有言：『一物不知，儒者之恥。』」又說，我們迴避困難，困難自然發展壯大；我們迎難而上，困難就會退縮。我們一定會成功。（「吾避難，難自長大；吾迎難，難自消微。必成之」。徐光啟：《譯〈幾何原來〉引》，見《徐光啟著譯集》，第5冊，第6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此時的利瑪竇，儘管備受爭議，但利瑪竇與徐光啟還是迎來了彼此合作的黃金時期。

　　將利瑪竇帶來的與中國傳統迥異的天文學和地理觀輸入堅硬的岩石，使它們像血液一樣在岩石的內部流動，沒有人知道，這樣的事業，在明朝有多大的成功率。徐光啟、馮應京和利瑪竇，三個人的生命從此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從那一天開始，西方科學如汁液般一點點在這塊岩石中滲透，包括地圓說、水晶球體系的宇宙學理論、經緯度的測量方法、五大氣候帶的劃分、以投影的方法製作地圖、世界地理新知識與大量地名的漢譯等等，在《坤輿萬國全圖》中，五大洲當時的譯名——歐邏巴、利未亞、亞細亞、亞墨利加和黑瓦蠟泥亞第一次出現在中國人的知識譜系中，大西洋、地中海、羅馬、古巴、加拿大等名稱，第一次為中國士人所知悉。利瑪竇世界地圖與今天的世界地圖的重要區別，還在於他在地圖上寫了大量注文，介紹世界各地不同的自然地理、物產資源、風土人情、宗教信仰等，世界的面目，因此在中國人的視野中清晰起來。除佛學自魏晉時期傳入以來，明清之際西方「天學」的傳入，是中國的學術思想與域外學術的再一次大規模接觸。

　　1607年春，徐光啟將一部他認為其價無限的科學譯作交付刻印，這部書，就是《幾何原本》。

　　此後，二人又聯合翻譯了《測量法義》。一株美麗的花樹，就這樣把岩石當作土壤，在石縫間悄然生長。

　　就在他們準備在引介西學領域一展宏圖的時候，徐光啟收到了父親去世的噩耗，他只能告別利瑪竇，回到上海老家守孝3年。就在3年期滿，徐光啟準備回京，與利瑪竇繼續合作的時候，另一則噩耗不期而至——利瑪竇離開了人世。

　　利瑪竇的一部中文著作是《畸人十篇》。1610年，這位在《畸人十篇》中勸導中國人平和對待死亡的西方傳教士，平靜地迎來了自己的死亡。

　　5月11日，58歲的利瑪竇在重病7天之後，要求行臨終塗油禮。他彷彿對自己的大限了如指掌。耶穌會在場的4位成員請他做最後父親般的祝福，他分別單獨和他們談話，勉勵他們繼續實踐宗教的德行，並說，這會兒的感覺是再好不過了。他對神父們說：

　　「我把你們留在一個大門洞開的門檻上，它可以引向極大的報償，但必須是經過艱難險阻才行。」

　　又囑咐說：「要對歐洲來的神父始終關心和仁愛，不僅像你們平常的那種關心，而是要特別愛護，使他們從你們每個人身上都能找到他們在國內時從教友相聚中所得到的那種安慰。」 （［意］利瑪竇、［比］金尼閣：《利瑪竇中國札記》，第613頁，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

　　臨近黃昏時，他坐在床上，慢慢閉上眼睛。夕陽的餘暉塗抹在他的臉上，把他變成一幅油畫，那種在宗教繪畫里常見的側光，使他瘦削的面孔輪廓清晰。他的表情就在這幅油畫里逐漸定格，定格，不再醒來。

　　16世紀和17世紀，整個世界——無論西方還是中國——都處在一個共同的拐點上，拐點的出現，與利瑪竇的到來密切相關。熱衷於世界地圖的利瑪竇或許不會想到自己在世界歷史上的獨特地位，只是他的地位，與他所希望的，判若雲泥。

　　倘以最簡短的語言總結利瑪竇的一生，那就是：錯位。他一生都沒有擺脫夢想與現實、目的與結果的錯位，而恰恰是這樣的錯位，成就了利瑪竇一生的英名。

　　利瑪竇寄回歐洲的書簡，旨在加強與耶穌會的聯繫，而這些書簡所攜帶的大量中國信息，卻為歐洲啟蒙主義提供了論據，使教會的勢力變成一座正在融化的冰山；而在中國，他試圖藉助西方科學的征服力來傳播西方宗教，而大明帝國的士大夫階層，在被他的科學打開了一扇窗的同時，卻對他的宗教感到漠然——直到利瑪竇去世的時候，整個大明帝國的基督教徒也只有區區幾千人——不知利瑪竇是否想到，有妾是晚明士大夫考慮受洗入戒的最大障礙，因為該行違反「十誡」。因此，教徒的影響遠遠比不過科學的信奉者，在萬曆朝至天啟初年的進士和考官當中，已知對西學抱持友善態度者，要遠超過拒斥之人，在他們當中，東林黨人更占多數。（參見黃一農：《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第126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遺憾的是，徐光啟所開闢的科學主義傳統，在中國並沒有引起廣泛的社會革命，民間知識分子仍然身陷黨爭，對科學的關注卻僅限於興趣，對理性精神的啟蒙卻始終氣若遊絲，未能把中國引入工業革命的軌道。當培根在啟蒙主義影響下，為17世紀以後歐洲科學思維開啟了一條以實驗哲學為基礎的道路，培根的同時代人徐光啟卻在板結僵硬的帝國內部苦苦求索。如同漢代的張騫一樣，徐光啟也是鑿空者，只有過張騫是地理上的鑿空者——他打通了絲綢之路，而徐光啟是科學的鑿空者。他鑿壁偷光，那光源，就是來自利瑪竇所代表的西方世界。然而，歷史的限定性畢竟是無法超越的，如陳樂民先生所說：「與培根相比，徐的心境何等的不同：一個關註明天，一個戚戚於君父天恩；一個正跨越近代，一個囿於古世。二人生當同一世紀，卻有古今之別。」16、17世紀之交的西方與中國，通過利瑪竇實現了信息互換，而雙方的敏感性，卻截然不同。「假如徐光啟先生在16世紀的倫敦，也許他會成為培根；假如培根先生在16世紀的上海，他也難免成為徐光啟。論才智，光啟不弱於培根，只是所處的歷史條件和文明階段完全不同。至今，培根的名言『知識就是力量』，人人皆知；徐光啟超前的思想和警語，即在吾國中人，又有多少人知曉呢？」（陳樂民：《超前而寂寞的徐光啟》，原載《科學文化評論》，2007年第4卷第1期。）

　　利瑪竇在生命最後時刻沒有說完的話，是一句來自《聖經》的格言：

　　一顆種粒如果沒有落在地下，就永遠只是一顆；如果埋進土裡，就會萌芽、生長，孕育出更多的種粒。（原話為：「直到那顆麥粒掉落在地上……」見［美］鄧恩：《從利瑪竇到湯若望：晚明的耶穌會傳教士》，第90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餘三樂：《徐光啟與利瑪竇》，第50頁，北京：中華書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