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詢中國古代成人時的禮儀

冠禮作為成人之禮，是人生禮儀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儀禮．士冠禮》篇詳細記載了士之子舉行冠禮的詳細儀節。《禮記．冠義》則解說了冠禮的含義：「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行冠禮者，將轉變為正式跨入社會的成年人，要履踐相應的德行。冠禮的舉行，首先要通過占筮來選擇一個吉日，然後由將冠者之父提前通知親友來參加，並再次通過占筮來決定一個主持加冠的「正賓」，還要邀請一位協助正賓的「贊者」。古禮，加冠要在廟進行，以示鄭重。冠禮的主要過程，是由正賓依次將淄布冠、皮弁、爵弁等三種冠加於將冠者。這三種冠由卑到尊，暗示冠者的德性與日俱增，即「三加彌尊，加有成也」。

周制即有冠禮，有「文王年十二而冠」之說。漢代對冠禮非常重視。漢惠帝四年三月甲子，行冠禮，「赦天下」。景帝時，「皇太子冠，賜民為父後者爵一級」。昭帝元鳳四年（前77年）春正月丁亥「加元服」（即冠禮），不僅普賜諸侯王至於吏民金帛、牛酒、民爵，還「令天下酺五日」（《漢書．惠帝紀》、《景帝紀》、《昭帝紀》）。東漢章帝還親自參加其衛尉馬防之子馬巨的冠禮（《後漢書．馬援列傳》）。

漢至南北朝，冠禮仍受到皇家重視，晉武帝臨軒，使兼司徒高陽王珪為太子加冠。臨軒，即舉行大朝會。劉宋元嘉十一年（434年）文帝為營道侯將冠下詔。時有何楨《冠儀約制》和王堪私撰《冠儀》，「亦皆家人之可遵用者也」（《宋書．禮志》）。《梁書．昭明太子蕭統傳》記「天監十四年（515年）正月朔旦，髙祖臨軒，冠太子於太極殿。舊制太子著遠遊冠，金蟬翠緌纓，至是詔加金博山」，對於冠禮舉行的隆重程度甚至超過先前的冊立儀式。《魏書．孝文廢太子傳》載後魏孝文帝冠皇太子恂於廟，親自「誡以冠義」。後齊皇帝加元服，用玉帛告祭圜丘方澤，用幣告廟，擇日臨軒；皇太子冠，也有以制幣告七廟和臨軒之儀（《隋書．禮儀志》）。這一制度也為後代帝王沿用。

冠禮在唐朝已開始有漸弱的趨勢。儘管《開元禮》有皇帝、太子加元服的詳明儀制，但除了《通典．皇太子冠》記載了大唐貞觀五年（631年）高宗行冠禮事之外，皇家子弟行冠禮基本不見於史料。而官員為子弟行冠禮就更加少見了。因此《文苑英華》載呂溫元和中作《代鄭相公請刪定施行〈六典〉〈開元禮狀〉》稱「喪祭冠婚，家猶異禮」，這說明當時朝廷、民間已經不按照正禮的規定行事了。

《柳宗元集．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寫道：「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卻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孫昌胤為子行冠禮，卻被大家嘲笑，這充分反映了當時社會普遍不重視冠禮的情況。

《宋史．禮志》載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為皇子行冠禮。宋徽宗時，曾親制《冠禮沿革》十一卷，「命儀禮局仿以編次」。皇太子三加一醴，三加為折上巾、遠遊冠、九旒冕。有天子、太子、庶子、親王、品官、庶人冠儀。但宋代無皇帝加元服之禮。司馬氏《書儀》載庶人冠儀，仍用「三加」，自筮日以下，初加巾，次加帽，三加襆頭，開始簡化冠禮，主張「男子年十二至二十皆可冠，必父母無期已上喪始可行之」。儘管如此，冠禮仍然少有實行。朱熹指出「溫公《書儀》，人已以為難行」（《朱子語類．冠昏喪總論》），於是，在其所撰《家禮》中，對《冠禮》有所修改，針對司馬光「近世以來，人情輕薄，過十歲而總角者少矣。彼責以四者之行，豈知之哉！往往自幼至長，愚騃若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的感慨，提出「今雖未能遽革，且自十五以上，俟其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儀，然后冠之其亦可也」。

可見，與唐朝雖《開元禮》有《冠禮》的內容，但實際生活中並不遵行的情況類似，宋代禮書上還在繼續修冠禮，但除了宋真宗時為皇子行冠禮外，現實中冠禮仍然不受重視。如宋仁宗時蔡襄議曰：「冠、昏、喪葬，禮之大者。冠禮，今不複議。」（《端明集．明禮》）曾鞏也說道：「古之人重冠，於冠重字，字則亦未可忽也。今冠禮廢，字亦非其時，古禮之不行甚矣。」（《曾鞏集．王無咎字序》）蘇轍則說：「今夫冠禮，所以養人之始而歸之正也……今皆廢而不立。」（《蘇轍集．禮以養人為本論》）唐宋間儒學之士已無力改變冠禮的頹勢了。

冠禮的日趨廢弛，致使冠假失去依託，而從《天聖令》宋令中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