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國文學中的日本人形象

形象學理論認為，形象具有一種「符號功能」，從理論上說，「它不可能具備多義的特性」。換言之，「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刻，在一種特定的文化中，對於他者，就不可能任意言說、任意寫。形象學文本是部分被程序化了，其中某些甚至立即就會被讀者解讀、破譯出來」［法］達尼埃爾-亨利·巴柔：《從文化形象到集體想像物》，孟華主編：《比較文學形象學》，前引書，第125頁。。因此只要通過研究，全部或部分地了解那些塑造了形象的社會文化公眾心理，我們就可以破譯這些文本。所以，要對20世紀中國文學中的「日本人」這一異國形象進行分析，就必須先了解形成社會文化公眾心理的歷史文化語境：從「夷」到「他者」的轉變。

第一節中國傳統的華夷觀和「華夷之辨」

中國自古就有相當發達的「華夷」思想。傳統華夷觀以「孔孟之道」為價值標準，將整個世界劃分為華夷兩極，「貴華賤夷」是其基本精神，「用夏變夷」是其終極目的。這裡，我們不妨先來考察一下「中國」、「蠻」、「夷」等詞原初的形象（象徵）意味。

「中國」（華或夏的等義詞），作為形象術語，原初地意味著「天下」之「中央」。「天下」一詞代表的不是後來的「民族國家」，而是指世界文化或文化世界。「雖然我們今天把中國想成『中華(Chinese)之國』，但在過去她並不是把自己想像成『中華』，而是『位居中央』(central)之國。」［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吳叡人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年，第12頁。由此可見，古代中國人具有強烈的自我中心意識，總覺得中國就是世界的中心，文化的本源，故中國又成為「上國」，其朝廷稱為「天朝」。作為古代文化帝國的中國，在長時期里一直不需要也不曾想到民族國家的國體名稱，而只有作為世界文化中心的「中國」這一總體象徵性的形象。同時，表述這一文化形象的詞語是可以替換的：除了「中國」以外還有「秦」、「漢」、「唐」等，都是以某個文化強盛朝代作表徵。

與作為強勢文化稱謂的「中國」相對應，作為四周弱勢文化稱謂的「蠻」或「夷」，也原初地是形象術語。「蠻」，《詩經·大雅》有「錦蠻黃鳥」之稱，《山海經》中有種形如「鳧」的鳥名叫「蠻蠻」。可見它本為禽鳥名稱，借用來象徵未開化或野蠻部族的生存形態，似乎禽獸之民自然是不值得施之王政教化的，是缺少文化的。中國古代對南方各族的泛稱「蠻」，也用以泛指四方的少數民族。「夷」，本來有「平」或「消除」之意，《老子》云：「視之不見名夷。」《周禮·秋官·薙氏》說：「薙氏掌殺草，夏日至而夷之。」這裡以「夷」的視而不見或取消之義來形容未開化的弱小部族生存形態，顯然透露出「中國」自身作為世界文化中心的優越感。「蠻夷」是古代對東方和南方各族的蔑稱，後來往往用以稱外國或外國人，如《周禮·夏官·職方氏》就有「四夷八蠻」之說。這裡的「夷」已成為形象學研究範疇中的「套話」。套話對異族異國描述時，省略了推理的全過程，是在民族心理定勢推動下一種不由分說的表述，標誌著對「他者」的凝固看法。

如果說「中國」是形象地指世界文化的中心層次，那麼「夷」是同樣形象地指世界文化的邊緣層次，即未開化之地。它是華夏族對外族和外族文化蔑視的想像物，被長期使用，成為描寫異國/異族及文化的固定詞語。馮友蘭曾指出：

從先秦以來，中國人鮮明地區分「中國」或「華夏」與「夷狄」，這當然是事實，但是這種區分是從文化上來強調的，不是從種族上來強調的。中國人歷來的傳統看法是，有三種生靈：華夏，夷狄，禽獸。華夏當然最開化，其次是夷狄，禽獸則完全未開化。……人們或許說中國人缺乏民族主義，但是我認為這正是要害，中國人缺乏民族主義是因為他們慣於從天下即世界的範圍看問題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塗又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221-222頁。。

也可以說，「中國」在古代主要不帶有後來民族主義含義，而是「天下主義」或「文化主義」。在東亞範圍內，由於華夏文明長期以來一直領先於周圍國家和族群，基本上是呈向周邊輻射的態勢，從未遇到過巨大的挑戰，即使偶爾有域外文明舶來，也無不被同化和吸收（如印度佛教傳入中原後，被中國人改造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禪宗），這極大地影響了中國人的文化心態。「中國人民族主義意識的發展，歷來是重在文化上，不重在政治上。中國人作為古老文明的繼承者，在地理上與其他任何同等的文明古國相距遙遠，他們很難理解，與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人，怎麼會是有文化的人。因此，不論什麼時候，他們一接觸到不同的文化，總是傾向於蔑視它，拒絕它。他們不是把它們當做不同的東西，而徑直是認為它們是低劣的、錯誤的東西。」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塗又光譯，前引書，第370頁。

「夷」和「夏」/「華」作為一對相互對應的範疇，是相互依存的，可以說沒有一方，另一方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他們之間的區別就是「華夷之辨」。

華夷之說緣起於上古華夏族體的形成時期。它所界定的主要是黃河流域、特別是黃河中下游地區以黃帝、炎帝為代表的「華夏」族體同今日中國境內其他族體之間的差異，以及這種差異所帶來的一切問題。上古時期，由於華夏族體所在的黃河流域生存條件相對優越，文明較先進而帶來的優越感與偏見，所以不無自傲的將自己生息、繁衍之地視為世界之中心，甚至明確的自稱「宅茲中國」、「惠此中國，以餒四方」。但周邊其他族體仍常常在華夏地區遷移和流動，與華夏族形成一種對立而又交錯、交流的狀態。可見，「上古時期『華夷』分野的觀念，主要還是為了維持我國中原地區正在形成中的華夏族體血統純凈的需要，即所謂『裔不謀華，夷不亂夏』。華夷觀念所反映的，是中國境內華夏族體與其他族體之間的對立與交流關係」何芳川：《「華夷秩序」論》，載《北京大學學報》1998年第6期。。隨中國地理範圍的擴大和儒家文化圈的擴大，原先的「夷」也成為中華的一部分。「夷」一詞，除指中國境內未被儒家文化同化的少數民族外，也指境外的異邦和異國。

在鴉片戰爭之前，由於認識範圍的限制，堪與中華文明相媲美的其他文明如古埃及、巴比倫、印度、羅馬文明等相距甚遙，堪與中華秦、漢、唐、宋、元明清諸帝國國力相比肩的帝國如波斯、馬其頓、羅馬等由於交通的限制都無緣一比高下，決出雌雄。而與中國相毗鄰，交通可以達到的國家，大都文明程度和國力低於或弱於中華。因此，天朝上邦、世界中心的感覺和自信心在中國人的心中潛滋暗長，日積月累，慢慢沉澱和鞏固了下來。「中國」代表著唯一的世界文化超級帝國形象：它就是世界文化絕對中心，以未開化的四夷作為其邊緣附屬領地，其「天下」彷彿是沒有邊界地任意向四周延伸的。那時也不存在現代「民族國家」概念，因為人們相信只有一個「天下」，中國就是它的中心；從而中國與四夷的關係就被當然地視為只是文化中央與未開化邊緣的關係。所以在中國歷代文學作品中，只要是面對異族異國，居高臨下的天朝上國優越感就要被展示或炫耀一番。

第二節「大他者」的強勢出場和「華夷秩序」的崩潰

但當歷史的年輪轉到了18世紀下半葉到19世紀上半葉時，西方列強先後完成了工業革命，商業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擴張性本質使其經濟、軍事實力遠遠超出了已是強弩之末的清帝國。而以儒教為核心的中華農業文明由於長期採取自產自足的封閉的小生產方式，呈現出凝滯而遲緩的發展態勢，以至到18世紀後半期以後無法與西方文明相頡頏。

於是，在鴉片戰爭這場中西大碰撞中，古老的中國遭遇生平未遇的大勁敵——「西方」。以前的歷代「他者」，即所謂的「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總體而言其文化實力都弱於中國。即使能一時以武力「征服」中國（如蒙古和滿族），但最終都不得不被中國文化的強力所「同化」，成為中國文化的皈依者。由於「中國人自以為是人世間唯一的文明人」，所以「中國人在十六、十七世紀開始與歐洲人接觸時，就認為他們也是與以前的夷狄一樣的夷狄，稱他們為夷。因此中國人也並未感到有多大的不安，即使在交戰中吃了敗仗也是如此。可是一發現歐洲人具有的文明雖與中國的不同，然而程度相等，這就開始不安了。情況的新奇之處不在於存在著不同於中國人的人群，而在於存在著不同於中國文明的文明，而且有相等的力量和重要性。中國歷史上只有春秋戰國時期有與此相似的情況，當時的各國雖不相同，但是文明程度相等，互相攻戰」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塗又光譯，前引書，第223頁。。所以，如果說過去的所有「夷」只能算司空見慣的「小他者」的話，那麼，清末的西方列強就是空前未遇的「大他者」。鴉片戰爭的慘敗使中國「自我」最終認識到這個「大他者」不可一世的形象。

自我的強與弱，是與一個參照物相比較而言的。鴉片戰爭前作為認識自我的參照物的「夷」，由於文明程度存在階梯性的差異，所以可以說是落後於「大自我」的「小他者」。這正如王一川教授所論述的那樣：

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文化處於一種自我與他者關係的相對充足或完滿狀態，享受著作為世界中心的古典性榮耀，從而還不會遭遇真正的中國形象難題。自先秦以來，中國習慣上以本土自我為主人，以外來他者為客人，從而結成一種主客同盟。中國自我對自己作為「中原」主人的中心地位和權威，深信不疑，從而自信地把自己形容為「夏」；同時，在這位自我看來，作為客人的邊緣他者總是野蠻、弱小和低級的少數民族，即屬於「夷」。由於這種明顯的主客權力差異，自我才可以具有足夠的自主和自信，可以「虛懷若谷」地向外來他者開放，其實，也正是由於有了他者這面「鏡像」，這位自我的位置和權威才得以確證。所以，這裡的自我——他者是相互依存的王一川：《中國形象詩學》，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第13頁。。

自從鴉片戰爭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轟開了中國的大門以後，自視為地域文化中心的大清帝國屢戰屢敗，不得不被迫簽訂了諸多屈辱的和約。這時作為「夷」的西方「大他者」的出現令中國「自我」傷透了腦筋。首先，它是「偉大」的，因為它富有遠為強大的科學、技術、軍事和經濟實力，竟使泱泱中華文化黯然失色；其次，它又「大」得令人難以相信甚至「恐怖」，它不僅令自命不凡的中華帝國一觸即潰，而且還使其面臨著徹底毀滅的危險；最讓人焦慮不安的是，這個偉大而恐怖的大他者的「陌生」，它的一切都超出了中國文化的邏輯規範和想像力的界限，使中國過去關於他者的一切見解都轟然間失去效力，從而使中國自我陷入認識上的茫然失措之中。於是自鴉片戰爭起，中國就不得不面對這位不請自來、反客為主的西方「大他者」。「大他者」的強勢出場，世界變得陌生和令人恐怖了，自我與他者之間的中心—邊緣關係顛倒成邊緣—中心關係，中國也不由得從「大自我」急劇地墜落為「小自我」。因而，鴉片戰爭後中外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中，清政府不再以夷稱謂外國，「清廷真正徹底摒棄這一意識，則是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以後的事」王開璽：《讀史說「夷」》，載《中國典籍和文化》2001年第2期。。

鴉片戰爭改變了一切，面對「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有識之士對鴉片戰爭進行了深入的總結和反思，新的世界觀念逐漸形成。文化交往的增多和知識面的開闊導致對「自我」與「他者」的認識發生轉變，「大自我」的觀念受到衝擊。在明代，「夷」是遙遠的可望不可及的想像物，至清末，「夷」己在身邊，強大到匪夷所思，成了可怕而危險的存在，自我感覺不再良好，懼之，厭之，但又無可奈何，所以「天朝」的迷夢，不得不醒了。

在這種我弱他強的文化圖景中，「小他者」已轉換成了「大他者」。在這位空前強大他者的高深莫測的身影側畔，中國固有的「大自我」竟是何等地渺小，如殘葉飄零，似乎只能感嘆自己「小自我」的不幸命運了。正是強大而陌生的西方文化的切入，使中國人固有的「華夷」形象體系及其相應的中心幻覺，遭到超出想像的、空前致命的一擊，急劇地崩潰了。中國對「夷」的態度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原來的「華—夷」觀念崩潰，新的「自我—他者」關係建立。

第三節日本對「華夷秩序」的衝擊

「華夷秩序」是中國歷代封建統治者在儒家傳統文化和亞洲地緣政治因素的影響之下而建立起來的國際秩序。在這個國際秩序下，中國以「厚往薄來」來表現其泱泱大國風度，周邊國家則長期以來堅持對中國「奉貢朝賀」，尤其是中國東北部日本、琉球和朝鮮三國，是構成「華夷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

「華夷秩序」給東亞地區帶來過文明，卻也播撒下「自民族中心主義」R.M.威廉阿姆斯指出「自民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有以下五大特徵：①以自身族屬的標準來判斷他者族屬；②自身族屬在所有方面或若干方面，均擁有優於他者族屬的信念；③對他者族屬的無知；④對他者族屬關心的欠缺；⑤對他者族屬的敵意。轉引自韓東育《「華夷秩序」的東亞構架與自解體內情》，載《東北師大學報》2008年第1期。的種子。它給納入到這一秩序中來的異姓氏族或邊地的「夷蠻戎狄」帶去了文明道德上的「劣等感」且反諷地提供了仿造「自民族中心主義」的「模板」。由於民族間「正統性」的獲取常常伴隨著爭奪，而爭奪者之間又難免會發生「對他者族屬的敵意」，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華夷秩序」既是促進人類共同或相近價值體系的形成、實現「文明開化」、提升人的質量這一偉大目標之必經程序，同時，也為秩序所及的時間和空間布設了一個培育異己力量的理念框架。在這一框架中，除非沒有能力，只要條件具備，異族政權就一定要嘗試一次或數次「入主中原」的行動，似乎只有這樣，它們才獲得了這個「正統性」，也將因此而不再或少一些受到它入主中原前必然會受到的文明歧視。所以說，中國傳統的華夷觀念，它不僅刺激了落後國家迎頭趕上先進國家的慾望，也啟發了落後民族發憤圖強的精神。但華夷觀念過了一定限度，就會成為排斥異己的武器。

在中國歷史上，因自然災害或者長期戰亂而導致夷蠻戎狄入侵中原，破壞中國現存秩序，威脅中央政權的情況時常發生，例如五胡亂華就是一個典型。當異族政權通過入主中原、取漢族政權而代之的行動來獲得自己的「正統性」時，中華帝國的權威遭到了猛烈地打擊。這無疑大大刺激了周邊小民族的文化自我覺醒及其對獨自性的主張，甚者還可能刺激他們中的有強力者，在條件合適的情況也進行這樣的嘗試。他們對中國的態度悄然間發生了變化，由原來的仰視置換成了對中國的覬覦。這正如戴季陶所感言：「就我們中國民族想來，以這樣大的一個國家，以這樣古的文化，不能吸收近鄰的小民族，反使四周的小民族，個個都生出『是可取而代之』的觀念，這是何等地可恥呵！」戴季陶：《日本論》，九州出版社，2005年，第46頁。

在這些周邊小民族中，日本就是一個富有野心和反叛精神的國家。早在隋煬帝時，日本天皇就產生了要與中國皇帝平等的意識。「推古天皇十五年（607年，隋大業三年）遣使於隋，以大禮小野妹子為大使，鞍作福利為通事，上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是為日本以日稱國，並對中國分庭抗禮之始。煬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王芸生：《六十來來中國與日本》（第一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第5頁。

日本預破「華夷秩序」的野心在豐臣秀吉的帶動下日益突顯出來。以武力統一日本的豐臣秀吉，蒙古滅宋建立元帝國的史實深深刺激了他，從而使他產生了「問鼎中原」的狂妄野心。在他之前，日本國內尚未統一，民族獨立思想也尚未形成，中國不管怎樣失敗也不會刺激出這樣「問鼎之意」來。豐臣秀吉首次將侵略中國和朝鮮的野心公之於世是在正親町天皇天正十八年(1590年，明萬曆十八年)，他在「答朝鮮國王書」中這樣寫道：

日本豐臣秀吉，謹答朝鮮國王足下。吾邦諸道，久處分離，廢亂綱紀，格阻帝命。秀吉為之憤激，披堅執銳，西討東伐，以數年之間，而定六十餘國。……吾欲假道貴國，超越山海，直入於明，使其四百州盡化我俗，以施王政於億萬斯年，是秀吉宿志也。凡海外諸藩，役至者皆在所不釋。貴國先修使幣，帝甚嘉之。秀吉入明之日，其率士卒，會軍營，以為我前導轉引自戴季陶《日本論》，前引書，第48頁。。

在遭到了朝鮮國王的拒絕之後，他就發動了1592年的「文祿之役」和1597年的「慶長之戰」，但兩次戰爭均以失敗告終。1591年，豐臣秀吉用兵朝鮮的同時，也將魔爪伸向琉球參見王芸生《六十來來中國與日本》（第一卷），前引書，第23-24頁。。日本對朝鮮、琉球的侵略是日本欲衝破「華夷秩序」的前奏，雖然失敗了，但這失敗的恥辱深埋在日本人的心中，使他們在步入近代後，一遇到有利的國際、國內環境時，就立刻將這不滿爆發出來。

時至近代，西方列強頻頻叩開中國的大門，令「天朝上國」舊日的威信蕩然無存。與此同時，列強也把侵略的目光瞄準了臣服於中國的屬國們，華夷秩序搖搖欲墜，呈分崩瓦解之勢。而此時迅速崛起的日本為清除其對外擴張道路上的障礙，對該秩序更是無比仇視。「華夷秩序」的崩潰，其中一不懈的鼓手便是日本。從明治初年，也可以說從幕府末期起，日本就開始策劃對朝鮮、「滿洲」、台灣、中國內地方面的侵略。

中日近代外交開始於《中日修好條規》的簽訂，這也是近代中日在華夷秩序問題上的第一次鬥爭。修約的主動方是日本，其目的是為「征韓」創建便利條件以及妄圖把不平等條約強加給中國。正如日本一外交官所謂的「宇內形勢一變，今非昔比，隔海咫尺之地，若無使節往還，實非經略之遠圖」［日］井上清：《日本軍國主義》（第二冊），商務印書館，1985年，第32頁。。日本經略大陸的具體政策由此開始。1871年9月中日簽訂《中日修好條規》，但其結果明顯有悖於日本的初衷。於是，1873年3月日本派遣外務卿副島種臣來華換約，但其真實目的是為出兵台灣和朝鮮作外交上的準備。儘管換約遭到拒絕，但副島種臣此行的真實目的基本上已經達到，正如王芸生所言：「副島種臣此函寫得甚是得意。因為他不僅在覲見問題上取得成功，更主要的，他對台灣問題和對朝鮮問題都取得了從事侵略的借口。」王芸生：《六十來來中國與日本》（第一卷），前引書，第61頁。

在副島種臣等換約覲見後歸國，「日本政府抓到中國總理衙門大臣把台灣『生蕃』『置之化外』這句話作為借口，使早已有意進攻台灣的圖謀進一步具體化了」王芸生：《六十來來中國與日本》（第一卷），前引書，第65頁。。1874年5月，日本以「我藩屬琉球人民」被台灣土蕃殺害，「台灣土蕃部落為清政府政權所不及之地」，「可視為無主之地」為借口［日］信失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冊），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151頁。，悍然出兵台灣，拉開了日本對外武裝侵略的序幕。清廷大為震驚，一面派人前往台灣查看，一面通過各種途徑與日本交涉。但在整個交涉過程中，清政府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台灣生蕃是否中國屬地的問題上，對琉球是否中國屬國卻爭辯甚少。

與中國對從屬國琉球的軟弱保護截然相反，早在出兵台灣之前日本就依靠武力層層推進對琉球的佔領。佔領琉球是日本挑戰「華夷秩序」的重要措施之一。日本在1872年下詔以琉球為藩，封琉王尚泰為藩王，作為日本吞併琉球的第一步。轉年，日本又把琉球等同於日本府縣，受內務省管轄，並繳納租稅給大藏省。1874年，日本借口台灣土著殺害琉球人，出兵進攻台灣，取得清廷的撫恤，並在條約中承認「台灣『生蕃』曾將日本國屬民等妄加加害」王芸生：《六十來來中國與日本》（第一卷），前引書，第151頁。。

台灣之役後，琉球與清帝國的朝貢關係徹底斷絕，「華夷秩序」的一角開始崩潰。接著，1879年4月，日本趁中俄交惡之際宣布廢除琉球國為沖繩縣，強行接管琉球國。琉球國遂告滅亡。清政府本無干涉琉球問題的決心，但又不肯放棄所謂「宗主」大國的虛架子，面對日本如此處理琉球當然不是無動於衷，畢竟這是對「華夷秩序」的公然挑戰。雖然時任日本國欽差大臣的何如璋與日本交涉態度強硬，但清政府的政策卻是軟弱的，他落得個被撤職回國的結果。最後「珫球案」不了了之。

晚清政府對日本企圖摧毀「華夷秩序」的消極抵抗不僅體現在琉球問題上，還體現在清政府對朝鮮問題的處理方針上。朝鮮與中國唇齒相依，是中國東北的門戶，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絕非偏居一隅的琉球可比。有鑒於此，中國對朝鮮藩屬關係歷來都特別重視。但時至近代，由於清政府昧於時勢，頑固拘泥於舊體制，以致每當朝鮮事起，清政府總採取一種中立而不願過問的立場。這不僅為外國侵略者侵略朝鮮消除了很多障礙，也削弱了自己「宗主國」的地位。

日本亦與朝鮮相鄰，自古便垂涎朝鮮半島，甚至曾一廂情願地稱朝鮮為自己的屬國。明治維新以後，日本政府「所謂經略大陸的第一個目標就是朝鮮」［日］井上清：《日本軍國主義》（第二冊），前引書，第31頁。，對發動侵朝戰爭可謂是蓄謀已久。我們前面就分析到，日本提出中日修約，以及副島種臣來華換約，其真實目的其實就是為日本侵略朝鮮作外交上的鋪墊。

為割斷中國與朝鮮的關係，以免中國干涉它對朝鮮的行動，日本政府任命外務少輔森有禮為特命全權公使，與清廷進行交涉。交涉過程中，總理衙門答覆其朝鮮雖為中國藩屬，其政教禁令，悉聽其自由，中國向不干預云云參見王芸生《六十來來中國與日本》（第一卷），前引書，第125-126頁。，使得日本在朝鮮的侵略性交涉得以順利的進行。1876年2日，朝鮮在日本威逼下被迫簽訂《朝日江華條約》，向日本開國。而且其第一條便規定：「朝鮮國家原自主之邦，保有同日本國平等之權。……」王芸生：《六十來來中國與日本》（第一卷），前引書，第136頁。這就為以後日本帝國主義否定中朝宗藩關係，避開中國而直接侵略朝鮮提供了極大便利，這就是日本侵略者一直渴求的結果。《朝日江華條約》是一個典型的不平等條約，它標誌著以中國為核心的「華夷秩序」受到了嚴重的衝擊。

日本追求的目標是完全吞併朝鮮，《江華條約》簽訂以後，日本還不斷地干涉朝鮮的內政。1894年，朝鮮爆發甲午農民戰爭，日清皆出兵幫助朝鮮鎮壓農民運動，但在運動被鎮壓之後，兩國就如何改革朝鮮內政和撤兵這兩個問題產生了矛盾，矛盾衝突在協商中日益激化出來，這就是著名的中日甲午戰爭。

甲午海戰標誌著「華夷秩序」正式被日本打破。清政府慘敗給日本，被迫在簽訂的《馬關條約》中承認朝鮮獨立：「中國認明朝鮮國確為完全無缺之獨立自主，故凡有虧損獨立自主體制，即如該國向中國所修貢獻典禮等，嗣後全行廢絕。」王芸生：《六十來來中國與日本》（第二卷），前引書，第313頁。中朝藩屬關係告終，標誌著「華夷秩序」在日本侵華的炮轟聲中粉碎了，而中國這個「天朝上國」在亞洲的中心地位也隨之被徹底摧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