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天行：「無論什麼到你嘴裡都成了哲學」(中國青年報 2007-2-15)

他的侄女要出嫁了，新姑爺是他的得意門生，於是在婚宴上便請他訓話。他說了一段夫婦應當相敬如賓的理論後，舉例說明之：「如像我初結婚的時候，我對於她（手指著在座的太太）是非常恭敬，她對於我也是十分的謙和。我有時因預備講課，深夜不睡，她也陪著我：如替我泡茶，我總說謝謝，她也必得客氣一下。因為敬是相對的，平衡的……」話還沒有完，忽然他太太大聲叫起來：「什麼話！瞎扯亂說！無論什麼到你嘴裡都成了哲學了……」太太好像很生氣了，他便不再說，坐了下來。

「無論什麼到你嘴裡都成了哲學」，拋開其中略帶嘲諷的意味，這倒是一個很準確生動的評價，梁漱溟的人生在很大意義上是哲學化了的。

哲學是「愛智之學」，哲學家之所以異於常人，首先在肯用心！所謂觀察深刻、見解高超、思想周密……一切哲學家所具之特點，均可由「肯用心」訓練出來。一事一物，在旁人不成問題，哲學家可以成問題，而研究思考。其所以成問題不成問題者，在肯用心與不用心而已！

梁漱溟先生常說他是問題中人，有問題就得思索，問題沒解決前，他比什麼都要痛苦，可以不吃飯，不睡覺。他曾對朋友說：「我初入中學時，年紀最小。但對於宇宙人生諸問題，就無時不在心中，想到虛無處，幾夜——簡直是常常睡不著覺。那時我很憔悴，頭髮有白了的，同學們都趕著叫我『小老哥』。」這位小老哥一生就是找問題，想問題，鑽問題，解決問題，又生問題，循環不已。

他不僅是認真求知的人，同時也是一位無顧慮、無畏懼、堅持說真話的人。尋根問底、獨立思考、表裡如一、無拘無束地敞開思想……這些可謂梁漱溟先生一生治學為人的顯著特點，也是他成為卓越思想家的重要緣由。

五四新文化運動初期，梁漱溟先生受蔡元培先生賞識進入北京大學任教。一次，蔡元培先生和幾位教授要到歐美去考察，教職員開歡送會，有幾位演說，說的話大半都是希望幾位先生將中國文化帶到歐美去而將西洋文化帶回來。梁漱溟先生聽到幾位都有此種言論，就問大家：「你們方才對於蔡先生同別位先生的希望是大家所同的，但是我很想知道大家所謂將中國文化帶到西方去是帶什麼東西呢？西方文化我姑且不問——而所謂中國文化究竟何所指呢？」當時的人都沒有話回答，及至散會後，胡適先生、陶孟和先生笑著對梁漱溟先生說：「你所提出的問題很好，但是天氣很熱，大家不好用思想。」梁漱溟先生暗想，一般人喜歡說好聽、門面的話，如果不曉得中國文化是什麼，又何必說它呢！

梁漱溟先生則抓住這一問題不放，進一步思考，一年後，有「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講演，講演整理成書出版，這便是他的成名作，在近代思想史上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歷經坎坷，到了晚年，梁漱溟先生為人治學的風格依然未變。那些大事且不談，來看這樣一件。

上世紀80年代中葉，有關方面為一位曾被打成「右派」的著名人物舉行90誕辰座談會，其真實的含義是肯定他在歷史上的功績，以全面公開地評價其一生。幾乎所有到會的發言者，都從不同的側面回顧這位著名人物在不同歷史時期為國家為民族所做的貢獻，而沒有人指出他的毛病，更無人提及1957年被劃為「右派」的事。梁漱溟是最後幾位要求臨時發言者之一。他已92歲的高齡，沒有稿子，吐字清晰，講了十多分鐘。他一開頭就說，大家都在緬懷他，先頭的好幾位都談及他的貢獻，他的優點，聽下來大體都是事實。但我以為，作為老朋友，也不妨緬懷時提及他的一些短處。人無完人，他也不能例外。在我數十年的交往接觸中，甚至覺得他的短處弱點也是十分明顯的，而且一直改進不大。我說的是他常常過多地想到個人的得失，有時擴大到難以駕馭的地步。比如1957年他當了「右派」，他是不是真的夠「右派」，這暫且不說，說的是他在1957年的舉動，正是他個人弱點的一次暴露，他吃了這個虧。如果不是他身上的利慾所致，怕不至於這樣忘乎所以吧。在1957年「反右派」開始後，許多人都在說他這個人一無是處的時候，我心裡卻念及他也為國家民族做過不少好事，因此我一句話也沒有說。在今天大家都在念及他一生所做的種種好事時，我卻覺得應該提一提他的短處，他的弱點，他的不足。我以為這才是完整的他，也可以從此完整地看到每一個人的自我。我的話可能與各位不合拍，但坦然陳言於故人，為老友，也為自己，當不會有錯。

梁漱溟的講話吸引著全體與會者。這番話，鮮明地體現了他的風格。在不同的情勢下，他對那位朋友的評價，也體現了哲學的辯證觀點或逆向思維。在經常是跟風轉、一邊倒的情況下，越顯得梁漱溟先生的可貴。

我們不難看到，當今世界、當代中國遇到了許多前人所沒有遇到的問題，需要有更多的思想家來回應解決。套話、門面客氣話，聽起來是令人舒服的，但一點也無助於解決問題，假話、空話更會誤事。這是從歷史上不難看到的。梁漱溟那種凡事都問個為什麼、表裡如一的真正哲學家風範，確鑿地為我們的文化工作者指示了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