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生活境遇的不同，如何造就了孩子與外界產生聯繫時呈現出差異

07-06

來自專欄讓心走向光明

《不平等的童年》是美國作家安妮特.拉魯所寫。

安妮特.拉魯是致力於研究社會分層、兒童、家庭教育等領域的美國知名社會學家。

她用「自然主義」觀察法對美國十二個有9~12歲孩子的家庭進行跟蹤調研，取樣涉及中產階級、工人階級和貧困人群家庭，詳盡記錄了被調研家庭的各種生活細節。

調研的目的是試圖弄明白，處在不同階級的父母對孩子的日常教養方式有什麼不同。

不同的教養方式又是如何令兒童在與外界接觸時呈現出了不同的狀態。

作者安妮特.拉魯給她所研究的兩種具有代表性的兒童教養方式定義為：協作培養和成就自然成長。

協作培養——是指中產階級父母對孩子的天賦、見地、技能進行積極培養和評估。他們給孩子安排各種活動，跟孩子講道理。他們盤旋在孩子周圍，並且在外會毫不猶豫地為孩子而干預各種事務。他們堅持不懈地努力去激發孩子的發展，去培養他們的認知能力和社交能力。

成就自然成長——是指工人階級和貧困的家長認為孩子的發展應當是自然展開的，只要給他們提供撫慰、食物和其它基本撫養條件就可以了。

中產父母與工人階級父母在教育孩子上的認知差別：

一、對待各種活動的態度不同

安妮.特拉魯通過她的調研指出，美國中產階級的家庭生活是以每一個孩子的活動為中心而組織起來的。家長高度參與到孩子的活動中來，對孩子進行全面的協作培養。

家長把這些看作是自己對孩子應盡的責任。哪怕家庭生活被孩子的活動佔據了主導、支配地位而讓家庭中的每一個人看上去都疲憊不堪，中產家長還是傾向於認為，為了拓寬孩子將來的機會，通過各種途徑發展孩子的能力十分重要。

因此，家長們將不遺餘力地去協助孩子發展各項技能。協作培養的方式對他們而言，為最優式。

工人階級和貧困家長將大部分時間與精力用在奮力生存上，他們並不認為孩子的活動有多重要，更不認為孩子的活動應該牽扯大人過多的時間和精力。

因此，工人階級和貧困家庭孩子有更多的自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孩子有獨立於成年人的自己的世界。

另一方面，工人階級和貧困家庭父母並沒有意識到跟孩子溝通講理的重要性，也意識不到引導孩子說出自己感想、觀點的重要性。

他們更傾向於對孩子下達指令。

二、對待金錢的態度不同

中產家庭父母從不在孩子面前提及缺錢的事，他們的孩子從不會因為某項活動收費高而不參加。哪怕他們真的缺錢，他們也決不在孩子面前提及。

反觀工人階級和貧困家庭，父母公開且經常討論家裡的經濟狀況，孩子們很清楚父母能付得起什麼、不能付得起什麼。

作者認為中產家庭通過不提及錢的問題，向自己的孩子傳遞了一種優越感。

那麼這兩種不同的教養方式下的孩子，在與外界產生聯繫時，會呈現怎樣的不同？在舉幾個例子。

一、孩子看待金錢的視角大為不同

中產家庭孩子認為父母支付得起的衣食住行、醫療和孩子參加的各種活動都是理所當然的。

他們所參加的各種活動，像體操、足球、夏令營等等，都是很昂貴的。但他們認為這樣的花銷只是他們家庭生活的一部分罷了。

而工人階級和貧困家庭的孩子則會認為，這些在中產孩子眼中理所當然的東西和機會被看作是他們難以獲得的特權。

二、孩子與生人接觸時，呈現出的狀態完全不同。

以孩子去看醫生為例，中產家庭孩子亞歷山大與醫生交談時，表現得相當輕鬆自如，他能大膽地針對自己的疾病向醫生提出疑問，對醫生給出的治療方案也敢於提出質疑。

而工人階級孩子哈羅德在面對醫生時，他更傾向於回復醫生提出的問題，而不是自己主動提問。

普遍存在的現象是，工人階級和貧困家庭的孩子在面對權威時，不敢主動交流，顯得局促不安與不自在。他們對權威人士表現出來的是謹小慎微，他們恭順，而不是苛求，他們會尋求指導，但不會輕易提出自己的建議。

他們很少有可能去改變同他人的互動來為自己所用。

安妮特.拉魯認為，一個孩子年幼就學習對成年人提出質疑，並習得以相對平等的身份與成年人對話，這些日常生活中發展起來的品質在他們成年後能給他們帶來多大的影響，我們不得而知，但是很有可能是一種隱藏著的終身財富。

三、與家人相處時，兩個階級的孩子也會呈現出不同

在安妮.特拉魯的中產家庭調研實地記錄中可看到，中產階級孩子和成年人之間的唇槍實戰十分常見，孩子還會以開玩笑的方式命令父母去做事。

比如中產父親威廉先生在兒子亞歷克斯的學校聽孩子們的音樂劇，他覺得音樂劇本身冗長無趣，就想偷偷溜出去，結果被兒子在門廊逮到。

兒子亞歷克斯毫不客氣地要求父親馬上「回到觀眾席去。」

中產父親威廉先生則乖乖的回到觀眾席看完整場表演。

生活中如果父母不能以身作則時，中產階級孩子會公開指責父母的矛盾之處。對於父母和他們討論家庭中的事情，中產孩子還會很自如、中肯地給成年人提供信息和建議。

而這些，在工人階級和貧困家庭的孩子，難以能見到這樣的行為呈現出來。

別小看了這些細節。中產孩子內心所具有的優越感就是由他們成長中不斷疊加的種種心理優勢而來的。

安妮.特拉魯認為，中產家庭在家裡和孩子相處時，更為注重和孩子講理，啟發孩子的思辯能力，他們所大力強調的論證和商談，也對孩子將來在各類公共機構中與他人商談提供了潛在的優勢。

儘管這一點，中產父母可能並非刻意而為之。正如他們自己其實也並非清晰地看到自己的孩子是如何從中受益的。

中產家庭的孩子在大量有組織的活動中，提升了各種技能，也學會了表現自己，並珍視自己的個性。

他們已經內化了一種觀念，那就是認為讓別人的調整來配合自己的偏好是正當且合理的。

讓我感觸頗深的是，作者安妮.特拉魯通過她的調研指出，中產家長和孩子並沒有明顯感覺到，他們經常參加的活動在其實在組織風格上複製了工作場所的關鍵方面，這樣每參加一個活動都會見到各種成年人，孩子學習怎樣與他們共事，習得了一項長大後工作中需要的技能技巧——與他人共事的能力，這就像是就業前的培訓，而工人階級和貧困家庭的孩子並沒有機會接觸就業前的培訓。

何謂童年的不平等，或許就是因為父母所在的階層、父母的教養方式已經大致預言了一個孩子成年後的人生際遇。

雖然這樣的真相可能會讓工人階級和貧困家庭父母產生挫敗感。

當我合上書本和女兒聊起美國中產家庭的孩子課後活動巨多，遠不是我們想像的輕鬆。

女兒說：「媽媽，我知道美國的孩子是很苦的，只不過他們涉及的面很廣，綜合能力比我們高，目前中國的評價標準還是依靠文化成績，單一了點。他們的苦，是一種踏實的苦。他們有機會不斷試錯，不斷尋找自己的興趣點，他日又得以在自己的所長上奮發圖強，這或許是美國科技在很多方面一直比中國先進的原因吧。

女兒並沒有看過這本書，我也並沒有跟她提及作者所說的兩種教育方式，所以她的視角所指，是美國中產家庭的孩子。但是我覺得女兒說對了，美國中產家庭的孩子其實並不認為自己有各種各樣的活動特別苦，即便苦，也是一種踏實的苦。

比如，中產家庭孩子阿勒特一天里有兩場足球賽和一場籃球賽，還有三個其他的活動。阿勒特坦承的確「很累」，但他認為，如果沒有這些活動，他的生活將會很「沒勁」。

安妮特.拉魯認為，當下的社會所褒獎的，就是具有說理和協商技能的人所作出的果斷、自信而又有個性的行為。

而中產家庭對孩子的培養，又恰恰是朝著這個方向前進的。

安妮特.拉魯說：階級地位很重要，在人生的每一步都是如此。

當然了，書中所寫的是美國，中美之間存在著巨大的文化差異。

目前中國家庭對養育孩子，大家習慣說的精養、貴養、放養，其實與美國的協作培養和成就自然成長，有其相似之處。

既然有相似，那麼，也許就有值得我們借鑒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