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坦誠對話 互學互鑒——首屆和平發展論壇聚焦制度文明

外國專家參觀中組部

近日，中國和平發展基金會、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中國外文局對外傳播研究中心，聯合舉辦了首屆和平發展論壇。論壇以制度文明為主題，邀請美國康奈爾大學教授卡贊斯坦、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研究員馬丁·雅克、日內瓦外交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張維為、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王紹光、台灣大學教授朱雲漢等思想精英20餘人，共議人類社會發展中所遇到的普遍性、深層次制度問題。現將其主要觀點刊出，以饗讀者。中國制度文明面面觀普遍認同制度文明多樣性制度文明，涉及人類文明諸多層面，包羅世事萬象，內容廣博，內涵精深，體系宏大。中西學者普遍認同，世界制度文明存在多樣性，並提出，在人類制度文明的歷史長河中，每個國家實踐積累創造出的制度文明，猶如涓涓支流，融通彙集成世界制度文明的磅礴大潮，共同譜寫出人類文明的壯麗篇章。一、世界上沒有關於制度文明的統一標準。中西學者普遍認為，世界上有很多不同形態的制度文明，每一種都是其長期自身政治演進、經濟發展、文化積澱等多種要素共同作用的結晶。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所謂標準制度。在對不同制度文明進行理解和認識時，必須要結合它們的實際情況去認知分析，不能簡單以國家和集團來劃分和籠統地評判或定義，更不能用一把尺子去衡量不同的制度文明。評判一個國家的制度是否優越、是否文明，關鍵要看它是否與這個國家的國情、歷史和文化相適應，是否與世界發展潮流和時代發展大勢相適應，是否促進了這個國家的發展與繁榮，而不是一定要符合某一特定標準或教條。不同制度文明之間的對話，應超越傳統的東西方之間不同體制、文化和價值觀的差異，摒棄簡單的好與壞的制度評價方式。二、中西方制度文明應互學互鑒。中西學者討論認為，每一種制度、每一個文明都有自己的特點和優點，也都有自己的缺點和局限。最近幾年，西方自身發展出現了危機，西方制度的吸引力也在下降。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中國，卻始終保持政治穩定，經濟發展，社會安定。特別是在當前西方一些國家不斷減少對民眾的公共產品服務之時，中國卻能更加關注民意，注重民生，不斷深化改革，加大政府投入，大幅提高醫療、教育、文化等公共產品服務水平。這些實踐充分證明了中國制度所具有的體制性優勢，以及在處理社會轉型方面的強大生命力。一些西方學者認為，當今世界應更好地觀察中國、了解中國、理解中國，也應更好地理解自己是誰。西方國家在很多方面也可以向中國學習，可以用中國這面鏡子來反思很多不同的觀點。三、不同的國家應該選擇適合自己的制度和模式。部分學者認為，同一種制度、同樣的機構在不同的國家運行，可能會有不同的結果，應當在不同的環境中區分制度的有效性。在設計一個國家的組織架構時，要充分考慮這個國家的歷史、文化背景，不能把抽象的原則運用到體制的運轉過程中。西方國家制度化進程時間長、程度深，但也難以避免重大經濟社會危機的發生。一些中西方學者認為，制度化並不能解決所有經濟社會問題，制度的規範化、程序化與保持制度建設的靈活性、開放性，同樣重要。四、任何一種制度都必須不斷改革完善。中西學者一致認為，要想推動制度文明建設，不管是在國家、地區還是國際層面，都要吸納新觀點、新模式。一些學者認為，在經濟制度發生重大變革時，政治制度的相對穩定就變得至關重要。一個國家經歷大的災難或事件，往往會成為促進該國制度改革完善的重要契機。「5·12」汶川特大地震後，中國的民間社會在災後救援及重建中展現出巨大活力，成為政府工作的有益補充。文明傳統與現實需要相結合與會西方學者表示，此次最大的收穫是了解到一個感性的中國，中國的社會生態完全不同於西方，有很多獨特而豐富的內容。中國制度文明未來發展應實現繼承文明傳統與適合現實需要的有機統一。一、立足自身發展實際，積極學習借鑒其他制度文明的有益做法。中西學者普遍認為，中國需要學習借鑒現代西方制度文明的有益做法，但最重要的是要與中國文明傳統和現實需要相結合。制度建設既要考慮現代民主要求，更要顧及中國作為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實際，探索和總結自己的發展道路。二、進一步深化改革，健全完善現有政策體系。一些西方學者認為，中國現在的許多制度是從緊迫的、現實的需要中產生的，當它被制度化的時候，需要進一步改進和完善。因此要進一步深化改革，實施更為周全的改革措施，推動已經具有的制度更加科學合理，並能保持一定穩定性。三、加強對中國制度建設獨特性和共性的研究。一些西方學者指出，通過論壇討論及參訪等活動，對中國的制度文明有了更深入、感性、全面的了解。但大多數西方學者對中國制度文明沒有概念，如何通過比較研究的方式，用系統的理論、翔實的資料、鮮活的表達，闡釋中國制度文明紮根中國實際的獨特優勢以及對世界制度文明發展的貢獻，是制度關注和研究的重要課題。四、儘快提高與國際社會有效溝通的能力。中西學者普遍認為，目前，中國未能與國際社會進行有效的溝通。一些西方學者認為，中國政府在經濟發展、改善民生等方面，做了大量的事情，但是由於中西方不同的語言和思維模式，國際社會在很多方面存在對中國的誤讀誤判。下一步應加大對諸如「和諧世界」等重要理念的對外解讀、調整和改進一些重要制度術語的外文翻譯等。中國應儘快提高與國際社會的溝通技巧，讓國際社會能客觀公正地認知中國。五、制度建設是循序漸進的漫長過程，應力避一蹴而就。西方當前制度建設相對停滯，但也許50年後，歐洲政治制度會變化。回顧美國過去100年或50年的歷史，可以看到其政治制度還是發生了不小的變化。新中國成立後，這種制度改革就是一個逐步推進的過程。當前亦應如此，以保持經濟社會發展的平衡穩定。既有自身特點也有獨特優勢通過討論和實地考察，學者們進一步了解了中國制度文明的精髓，特別是親眼看到汶川震後重建項目，更使西方學者認識到中國體制中一種包容、務實的精神，這種精神有助於中國腳踏實地地辦好自己的事情。一、中國的制度文明發展有很強的主體選擇性。部分學者認為，中國制度文明有自身發展的獨特性。西方以自己的看法、理念和方式理解和看待中國，歸根到底，是西方中心主義的體現。中國的制度文明是建立在自己的文化傳統和集團智慧基礎上的，更強調集體、秩序與和諧。嚴格地說，今天中國的這套制度是在與外部世界不斷交流、碰撞及互學互鑒過程中，根據自身情況自主構建的，具有很強的主體選擇性。中國政治文明的精髓是和諧和包容，這種精神有助於中國腳踏實地地把事情做好。二、中國政治體制與時俱進，西方體制改革艱難前行。西方學者認識到，中國快速發展過程中，政治體制也在不斷改革完善，有效解決了新出現的一些問題。對西方領導人和民眾而言，政治改革不是解決所有問題的方案。而且西方多個政黨之間互相掣肘，實際上也難以推進任何改革。一些西方學者堅持認為，雖然歐洲經濟問題一團糟，但整個體制機制還是穩定的，普通民眾對民主制度是認同的，各種不滿主要針對政府，所以出現頻繁的政府更替。也有西方學者認為，西方對民主制度存在某種程度的崇拜，有一定的不理性因素。三、中國共產黨主導中國的改革發展方向，西方陷入多黨利益紛爭。西方學者提出，中國對政治改革充滿信心，並切實解決了很多問題，重要原因是存在著中國共產黨這樣一個代表廣泛利益的政治權威。相對而言，西方國家缺少一個相對中立的政治權威，不同政黨代表不同利益集團。面對經濟社會危機，各個黨派都關心維護本集團的利益，沒有從整個國家的層面考慮問題。這樣的多黨紛爭局面，對民眾的利益構成了嚴重的損害。四、中國在進行不同於西方民主模式的民主探索。很多人認為西方民主模式是解決衝突的最好方式，民主確實在權力的監督、防止權力濫用方面發揮了一定作用，但很多時候民主體制本身就是造成衝突的根源，有時過於保護個人權利，反而會影響政府的效力和效率，造成了領導力的弱化。民主不是萬能的，不能對民主本身寄予過高的期望。實際上中國正在探索的政治危機解決方式是另一種有效的替代模式，值得深入研究。五、中國制度模式兼具開放性和靈活性。中國的制度現在之所以有效，一方面是因為在與時俱進的學習借鑒和改革發展。另一個重要原因也是中國仍存在很多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比如很多規定和條例。這對於保持社會的創造力、靈活維護社會穩定具有重要作用。西方社會存在一定程度的制度崇拜，這和西方過於強調製度的完善性、嚴密性有關，不利於社會的創新發展。經濟轉型中的制度建設很重要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當前中國面臨的挑戰。與會學者認為，如何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由不可持續性向可持續性轉變，體制機制建設是關鍵，植根於本國國情的體制機制建設更重要。一、經濟從過度儲蓄型向刺激消費型轉變過程中，不能簡單強調經濟規律和理論。中西方學者認為，一方面，消費主義只是一個概念，這種經濟發展模式不能帶來持續的就業。真正的增長必須由技術革新來實現，特別是具有前瞻性的技術投資。另一方面，中國儲蓄增多的原因源於不安，大部分人是為擺脫對不確定性的擔憂而儲蓄。偏好儲蓄與中國人未雨綢繆、早作準備以應不時之需的習慣密切相關。正如高價送子女出國留學、傾畢生所有購置自有住房、居家養老等很多社會現象一樣，它們不是簡單的制度設計問題，而與社會心理、文化傳統緊密相連。二、制度設計是影響中國經濟發展前景的關鍵因素。中國經濟從模仿型向創新型過渡，投資偏好和投資結構隨之改變，制度設計是否得當，將對中國產業升級以及未來發展產生巨大影響。同時，中國經濟正由區域內垂直生產模式向跨區域經濟統籌發展模式轉變。改革開放以來，由於政策開放度和地方自主程度不同，中國地區發展呈現巨大多樣性。地方經濟總體形成區域內部自給自足的垂直生產體系。近年來，中央政府不斷致力於加強省際聯繫，整合國內資源和市場，中國經濟由此迸發出巨大活力。官員選拔機制行之有效通過比較中西方官員選拔機制的異同，學者們對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工作的指導思想和體制機制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對我黨政體制的合理性、有效性有了更加客觀的評價，對西方政治體制有了更多的反思。一、中國黨政官員的選拔機制是有效的，多黨競選不是政治體制合理性的唯一來源。一些學者指出，多黨競選一直是西方國家評判政治制度合理性的重要標準。然而，多黨競選機制並不能保證選出的領導人具備足夠的執政能力。中國黨政官員選拔機制的核心是選賢任能，是一種完全不同於西方多黨競爭的選拔機制。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成就說明這種選拔機制是行之有效的，多黨競選不應是政治體制合理性的唯一來源。二、中國黨政官員選拔機制的全面性和競爭性不亞於西方競爭性選舉機制。與會西方學者表示，了解到中國黨政官員的考核包括德能勤績廉五個方面，不僅僅是單純的政績考核。中國黨政官員的考核還具有長期性，不僅僅局限在提拔晉陞前的一段時間。中國黨政官員選拔的競爭性越來越強，競爭選拔的範圍越來越大。三、了解中國黨政官員選拔機制，有助於更好地看清自己。一些西方學者指出，很希望深入了解中國黨政官員選拔機制，了解中國黨政體制的特點和經驗。因為這樣做會幫助其更好地分析西方政治制度存在的問題，理解什麼是好的政治制度。本版文字、圖片均由中國和平發展基金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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