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博友說：滿清文化、文革和焚書坑儒

與博友說：滿清文化、文革和焚書坑儒

博友問：

1、我覺得滿漢全席還是要的，也是中華文化；

2、我覺得文革和焚書坑儒有著同工異曲的韻味？

壺公評論 回復（1）：2015-04-11 17:03

關於滿清文化的定性，有許多學者雖然持反滿的態度，但是僅僅是從漢民族的感情說的，不能深刻。

除了表面上的那些原因之外--例如滿清對中原的大屠殺，我還寫過長篇【讀李商隱】，分折了唐後學者對李詩的評論，對滿清時期文化的窒息性深感厭惡；近期我正在整理滿清時期理學的興衰，同樣對滿清學者對理學的扭曲感到痛苦；當然，我曾經與儒學界有過接觸，對於清代儒學與本原儒學的區別深有體會。

什麼是滿清文化？準確的定義就是亡中國文化之文化。

亡天下的定義出自顧炎武的【日知錄】，在這一篇文章中顧炎武指出滿清亡中國不是亡一個朝代，而是亡中國文化，即亡天下。

【日知錄】成為其後知識界的共識，因此梁啟超和錢穆都明確指出滿清是部落政權，已經改變了秦後「公天下」的內涵。

李克強在與文史專家交流時談到，顧炎武在《日知錄》里引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說，「這句話和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有相似之處，但內涵卻演進了。《日知錄》裡面所講的『天下』，其實是每個人的『天下』，所以『天下興亡』，才會『匹夫有責』。」

李克強肯定《日知錄》，他說，從《詩經》到《日知錄》，中華文化對於「天下」的理解是長期積累形成的。

其實讀明後、清末許多學者的文章，滿清部落作為中華民族的死敵的形象是明確的，滿族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員是以滿清部落政權的崩潰為前提的。

我在一些文章中討論了現代中國的共識必然從「愛國主義」走向「公平的正義」。我們現在處於「愛國主義」階段，所以滿清概念顯得如此迷糊，好象否定滿清，我們就要喪失大片土地的合法權力，其實這個觀點是不成立的，對於未來中國，更不能成立。

這是在文化層面上進入特殊性的解釋，因為我研究的是心史，不問官方的記錄史。這些觀點從屬於一個基本的信念，即致力於中國的文藝復興。

壺公評論回復（2）：2015-04-11 17:13

文革和焚書坑儒有共性，即以強力尋求共識；還有共同的一點，是與舊文化決裂。

焚書坑儒是成功的，其後，先秦儒者主張的分封制很難實現了，迂大閎辯、文具難施的空談之風受到。焚書坑儒成功的原因在於秦代的變革是中國社會的演變，內生於自然，所以柳宗元以「公天下」為之辯。

文革是失敗的，因為文革的思維動力並不來自中國文化，而是東正教文化的生成，它包括兩個重要的影響，即斯大林的歷史五階段論以及猶太教內生的階級鬥爭論—這一理論在東正教背景下上升為真理。儘管文革以實現新文化為追求，但是它既然以東正教文化為標本，即矮化，也扭曲了中國文化，所以文革並不能給中國留下什麼正面的東西。

文革指導思想之源：

上世紀40年代，在抗戰勝利前後，在重慶與延安都曾經發生過關於中國未來命運的大討論。在這一場討論中，國民政府被定位為明朝政權，日本侵略者被定位為滿清，中共被定義為李自成農民起義軍，於是問題的提出就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什麼？出現三種觀點：

其一、國民黨左派—例如柳亞子等，和一些共產黨人—例如翦伯贊、吳晗持等持有東林黨人相似的觀點，即中國社會矛盾是政權內部的矛盾，認為國民黨政權應該走向民主，以民主建國；

國民黨右派—例如錢穆等認為，國民黨政權應該把中共等同於企圖推翻明政權的李自成農民起義軍，加以圍殲，如同路易-阿道夫-梯也爾，在殘酷鎮壓巴黎公社之後確立政權；

延安的共產黨人則以斯大林的歷史五階段論和階級鬥爭論判斷形勢，志在結束中國封建專制，推翻國民黨獨裁統治。這個形勢判斷直接決定了後來的文革，並將此類觀點導向極端。應該明確地說，歷史五階段論和階級鬥爭論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和適用性，只是在東正教語境中被作為真理而絕對化、極端化了。

當代一些人反文革並不是理性地否定文革，而是以之否定新中國的革命與建設，甚至以復辟滿清為導向，這又當另作別論。因為持此觀點者或者是受到歐洲基督教思想的支配，或者乾脆就是帝國主義者僱傭的打手—這些人其實很容易辨別，因為他們於基督教思想也是一竅不通，心中只有反共、反華、反人民。

我寫過長篇【吳晗與文革】，企圖全面分析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