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把西醫帶入廣東

核心提示：「從200多年前馬禮遜將基督教傳入廣東，且不論早期傳教士主觀上意欲何為，基督教為廣東教育、醫療、慈善等事業的發展所做的貢獻不容小覷。」梁明稱，第一所西醫院、首本英漢字典、近代著名學府嶺南大學，無不與基督教密切相關。

1807年9月7日，年輕的英國傳教士羅伯特·馬禮遜在美國貨船「三叉戟」號掩護下順利登陸廣州，成為第一個到達中國的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廣東也因此成為新教傳入中國內陸的首站。

基督教在中文裡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包括天主教、新教、東正教，狹義的僅指新教。廣東省基督教協會會長梁明牧師稱，中國人所說的基督教實為狹義的基督教，即新教。

「從200多年前馬禮遜將基督教傳入廣東，且不論早期傳教士主觀上意欲何為，基督教為廣東教育、醫療、慈善等事業的發展所做的貢獻不容小覷。」梁明稱，第一所西醫院、首本英漢字典、近代著名學府嶺南大學，無不與基督教密切相關。

據介紹，截止2009年底，廣東登記在冊的基督教徒已超過38萬。他們熱心投入公益事業，1987年至2007年10月，全省基督教組織籌集並投入社會服務項目的資金達7000萬元。

傳教士手捧《聖經》開啟中國近代報史

《馬可·波羅遊記》風行歐洲後，中國自此以遍地黃金的圖景出現在歐洲人的腦海里。此後幾百年，西方商人遠渡重洋，到此追逐財富。不想，一群手捧《聖經》的異鄉來客，也同時到達。

進入19世紀，歐美教會意識到海外傳教刻不容緩。1803年，年輕的馬禮遜向倫敦傳教會申請成為傳教士，得到批准。第二年，他接受了針對海外傳教的訓練後被派到了中國來。

遙遠的東方讓人感到神秘，馬禮遜只能只身前往。倫敦傳教會對他寄予厚望，不僅希望他留在廣州學會中文，還希望他編纂一部中文字典，並把《聖經》翻譯成中文，以便當時世界1/3的人口能夠直接閱讀。

今天廣州東南角黃埔村，人們生活得閑適安寧。200多年前這裡是繁盛的黃埔港，琶洲塔是此地的標誌建築。1807年9月7日，馬禮遜乘坐「三叉戟」商船行至珠江航道在此登陸。因代表英國政府商業利益的東印度公司為避免觸及清政府禁令，對傳教士非常敵視；而清政府更規定，只有洋行里的商人才能留駐廣州，馬禮遜只能隱瞞身份，向東印度公司的中文翻譯斯當東學習中文。

此後多年，馬禮遜往返於廣州和澳門，翻譯基督教讀物。

1811年，倫敦傳教會收到他寄來的一封信和3本《使徒行傳》中文樣本，在整個海外差傳世界引起轟動。沒過多久，中文版《四福音書》和《使徒行傳》相繼問世。

同年，倫敦傳教會找到第二位願意前往中國的傳教士米憐，孤軍奮戰的馬禮遜欣喜地迎來同道。同時，他嫻熟的中文也越發贏得尊重和讚譽。

說到這裡，就不得不提廣東高明人、印刷匠梁發。

省基督教三自愛國會主席陳順鵬講述，1810年，已練就一手漂亮刻字功夫的梁發接待了一位金髮碧眼的客人，他說一口流利中文，提出印製宗教印刷品的要求，「這對梁發而言，是要命的買賣，梁發卻選擇了冒險，在接觸的過程中，他也產生了信教的願望」。

馬禮遜為他施洗後，梁發成為第一位華人牧師。被後世視為中國近代新聞史開端的基督教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的出版，離不開他的努力。

在梁發的幫助下，馬禮遜翻譯的《使徒行傳》、《教義問答》和《四福音書》等中文佈道書相繼出版，並在廣東地區秘密傳播。此時，米憐也得到差會的批准來華傳教。

但此時，處處風聲鶴唳。嘉慶帝頒諭全國，嚴禁傳教士刻書傳教。因有人告密，馬禮遜精心製作的《華英字典》印刷活字被官府沒收，傳教工作接連遭到打擊。

馬禮遜開始考慮轉移陣地。他在馬六甲建立了傳教基地，以創辦學校和出版圖書培訓當地華人為傳教士，希望等中國再次打開大門時將他們派到中國。期間，米憐和梁發夜以繼日工作，翻譯出版了大量基督教書籍，成為馬禮遜傳教事業中的重要支點。

1815年8月5日，由馬禮遜、米憐、梁發等人撰稿和主編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出版。封面印有:「子曰，擇其善者而從之。」創造了「孔孟加耶穌」的獨特模式。

也在這個時候，經過馬禮遜不斷地申訴抗爭，被官府沒收的《華英字典》活字也回到他手中。據梁明介紹，1823年第一部中文全譯本聖經《神天聖書》出版，史稱馬禮遜譯本。同年，馬禮遜編撰的全6冊《華英字典》問世，這也是中國第一部中英大字典，被後世學者稱為「西方認識中國社會和制度的一把鑰匙」。

中國首家西醫院有林則徐病歷

今天，在沿江路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內，古老的教堂所在位置已成急診室。據介紹，醫院前身是美國傳教醫生伯駕創辦的眼科醫局(1835)，為中國的首家西醫院，許多手術都是中國內地首例。

1840年4月，《中國叢報》發表目前內地保存下來的最早西醫病歷———時任欽差大臣、湖廣總督林則徐病歷。醫院史料記載，伯駕曾為他治療過疝氣。

在伯駕之前，基督教差會就希望利用醫藥作為教會擴大在中國影響的手段。

早期教會醫院一般不收費，目的是以廣招徠，給人以好感，大部分依靠外國差會捐款維持。

最初幾年，受洗的病人不多，但傳教士醫生並沒放棄。據介紹，1900年前，由基督教醫藥傳教會所屬的醫院及診所就有40餘所，大部分為小型診所，分布在廣東、廣西、浙江，江蘇等地。

除廣州博濟醫院外，較著名的還有英蘭長老會於1867年在汕頭開設的福音醫院，美北浸禮會於1881年在汕頭開設的益世醫院，在廣州還有美北長老會於1896年開設的夏葛婦孺醫院和1899年開設的柔濟醫院。

1866年開始，博濟醫院附設了南華醫學校，由嘉約翰和黃寬負責教學，專收男生，培訓醫務人員；1879年接收了第一個醫科女生入學；1914年該院附設的護士學校正式開學，這批西醫和護士在畢業後，分布在華南各省工作。

陳順鵬認為，即使傳教的目的性很強，在客觀上傳教士醫生還是把西醫西藥的科學技術知識引進了中國，也曾為中國訓練出一大批西醫和護士。

教會創辦嶺南大學得廖仲愷支持

嶺南大學是開創廣東近代高等教育先河的創舉。這所培養近百年廣東優秀學人的高等學府，前身就是一所教會學校。1952年院系調整，嶺南大學與中山大學及其他院校的文、理科合併，組成現在的中山大學。

廣州市基督教三自愛國會主席馮浩牧師說，1888年，按美國式大學創辦的格致書院在沙基金利埠(現六二三路)由美國長老會和美國基金委員會合辦，這就是嶺南大學的前身。

開辦之初，學校規模不大，還缺乏開設完整大學課程的條件，僅辦大學預科四年和本科一、二年級，開設了英文、格致、理化、算術、地理、生物等西學課程。

民國初年，嶺大就開設了完整的大學課程，時任省長廖仲愷在財政困難的情況下，撥出30萬元給嶺大作開辦費。1918年正式易名為「嶺南大學」時，其規模、師資、設備、教學在廣東高等院校處於領先地位。

美國長老會的辦校宗旨很明確，即通過西方科技、醫學和宗教的教育，培養一批有教養的基督教牧師、教師和醫生，使教育服從於傳教事業。

不過，嶺南大學的學生只有一部分是基督徒。學校傳播新知識的同時，也傳進了西方先進思想，學生受到很大影響，積极參加反對列強侵略的運動。1906年反對美國排華的罷課和1925年的沙面反英遊行轟轟烈烈，讓創辦人始料未及。

其實，在教育方面，早期傳教士在馬六甲、港澳地區開辦的教會學校已為後來者樹立了榜樣。

1818年，馬禮遜和助手米憐在馬六甲開辦了英華書院，主要培養華人學生，這是傳教士開辦學校的先聲。馬禮遜去世後，在廣州的美國人和英國人於 1836年發起成立了馬禮遜教育會，目的是鼓勵在中國開辦學校，並提供資助。1839年美國耶魯大學的畢業生塞繆爾·布朗來到澳門，創辦了馬禮遜學堂。

19世紀末20世紀初，廣州地區教會學校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如今的真光中學，前身是真光書院，可謂中國最早的女校之一；1879年創辦的安和堂，只招收男生，1888年改名培英書院，後又改名培英中學。

據不完全統計，在舊中國的最後20餘年裡，全國各高等學校的畢業生共約18萬人，從教會大學畢業的約佔十分之一。

美國傳教士拒絕洪秀全受洗

有一個插曲。19世紀30年代末，在考場上屢次失意的洪秀全偶然接觸到梁發寫成的《勸世良言》，受到啟發。也正在此時，美國獨立傳教士羅孝全登上了駛往中國的輪船。自掏腰包的他沒獲得中國政府的網開一面。接下來8年時間，羅孝全等人只能在澳門和香港兩地輾轉。

1844年7月3日，中美雙方簽訂《望廈條約》，讓正在香港的羅孝全喜出望外。雖然《望廈條約》只規定在通商的5個口岸內，外國人可買房置地，建禮拜堂，敬拜上帝。傳教士卻將此理解為可在通商口岸傳教。

羅孝全率先趕到廣州，在城區建起了一座教堂。洪秀全的造訪讓他興奮了一番。但深入交談後，他又發現洪對基督教教義理解有偏頗，因此拒絕給他洗禮。梁明笑言，「或許正因如此，中國歷史少了一位循規蹈矩的傳教士，卻誕生了一位掃蕩四方的太平天王。」

1851年1月11日，差點成為牧師的洪秀全自稱天王，建立太平天國，率領信眾攻城略地。

通過報紙，身在廣州的羅孝全欣喜地發現這位天王竟是5年前受過他指導的年輕人，他立即奔去與洪見面，但在和士兵交談中，羅孝全發現他們對基督教許多基本概念都不甚了解。

於是，羅洪討論宗教問題的通信戛然而止，師生友誼不復存在。但《勸世良言》教義已成為太平天國運動的重要思想武器。

基督教「三自」愛國之路

對話人物:

廣東省基督教三自愛國會主席陳順鵬

廣東省基督教協會會長梁明牧師

廣州市基督教三自愛國會主席馮浩牧師

廣州市基督教協會會長陳以諾牧師

記者:在基督教傳入史上，廣東處於什麼地位?

梁明:廣東是基督新教傳入中國大陸的首站，很多成果都在廣東誕生。在清朝末年，北方戰爭連連，生靈塗炭。但在南方，劉坤一、張之洞等人發起的 「東南互保運動」，基督教在華南一帶的利益幾乎毫髮未損。到20世紀初，基督教在粵傳教已拓展至北到北江上游，南到海南，西臨陽江界內，東達潮汕地區的大片地區。所以，廣東這邊的情況可謂得天獨厚。

陳順鵬: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初，大量傳教士進入中國。在我省，傳教士的足跡遍及廣東各縣。到1919年，可能有6萬多教徒，珠江三角洲、西江流域成為新教活動最為活躍的地區，潮汕地區和東江-梅江流域的客家地區教會亦較多。

記者:西方宗教傳入中國幾十年後，一些有識之士開始嘗試「本色化」，希望教會與中國文化結合，能否給我們講講這個歷程?

陳順鵬:為改變世人對基督教的負面評價，早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的基督教人士就提出要建立中國的本色教會，擺脫對外國的依賴。到新中國成立前，廣東共有新教堂點920處，幾乎遍及全省。

梁明:20世紀50年代，廣東基督教界和全國基督教界一起掀起了「自治、自養、自傳」的「三自愛國運動」，徹底斷絕與國外教會的一切關係，使中國基督教擺脫了「洋教」的面貌，由中國基督徒自己管理教會，各個宗派從分散走向聯合，真正走上了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道路。

陳以諾:剛脫離國外教會的中國基督教會主要依靠解放前遺留下來的房產和信徒奉獻維持正常的宗教活動。儘管如此，教會規模還是出現相對萎縮。為了「消化」因教會萎縮而出現的富餘教牧人員，教會自辦了一些農場和工廠，以保證生活來源。這些與現在遠遠不能比。

馮浩:經過文革艱難時期，到改革開放後，教會活動在各地逐步恢復。廣州的東山堂成為全省第一間恢復宗教聚會的基督教堂，1986年9月，停辦多年的廣東協和神學院也在東山堂內復辦。

記者:如何發揮基督教在促進社會和諧中的作用?

陳順鵬:建設和諧社會，教會領袖和教牧人員的主要責任應是:整合信眾力量，凝聚基督徒的人心，引導這種民心來為祖國和民族的統一發展大業效力。

梁明:基督教的興旺不單單是信眾人數的增多，而在於信道者身上能彰顯出他們所信生命之道的生命，這種生命最終能夠感化他人，堅固社會，豐富文化，昌明國家。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