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一場人民文化保衛戰

打一場人民文化保衛戰前段時間，趙半狄發起了抵制《功夫熊貓2》的活動，以「一個人的戰鬥」來警醒更多的人意識到這種「洗腦」式的文化入侵。北大孔慶東先生稱讚這種「以公開的方式向好萊塢宣戰」的形式，在我看來這其實也是一種魯迅先生所說的「敢為最先」的精神，所以孔先生說趙半狄「就像一個巴基斯坦的小男孩，對著以色列的坦克，扔出一個石子一樣。」遺憾的是，對於美國文化的入侵，我們很多人還尚未覺醒，所以我們有必要在此再次發出呼籲，要警惕美國早已發動的文化戰爭。這個時代，戰爭早已不僅局限於熱兵器，什麼坦克、飛機、導彈之類，而更多的表現為金融戰、意識形態戰、文化戰、生物戰（基因戰、病毒戰）、網路戰、教育戰等形式。戰爭的目的是遏制、消滅敵人，並攫取相應的物質經濟利益。所以，我們需從文化戰略高度來把握文化產業，比如新聞媒體、影視、文學創作等，因為這些都是關係到我們民族根本生計的領域。教育也是一樣，因為教育的本質其實就是民族不遠的將來，今天我們怎樣教育我們的孩子，明天我們的民族就是怎樣的民族，我們的國家就是怎樣的國家。在教育和文化問題上的短視，是在對民族進行犯罪。毛澤東主席曾深刻指出：「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新聞媒體、影視皆成文化戰工具從歷史來看，美國對蘇聯進行「和平演變」，就是採取了文化戰、意識形態戰等多種形式的鬥爭。美國前總統尼克松認為「從長期看，我們可以鼓勵蘇聯內部的和平演變」，並且「我們將獲勝，而且是不戰而勝」。杜勒斯說：「我們將從文學和藝術中逐漸抹去他們的社會本質，使（他們的）藝術家疏遠它，使他們不想去描寫和了解人民群眾內部發生的事情，讓（他們的）文學、戲劇和電影都來表現和頌揚人的最鄙劣的情感；我們要千方百計地支持和鼓勵那些往人的意識里灌輸崇拜暴力、色情和叛賣行為的思想，簡言之，灌輸崇拜各種不道德行為的思想的所謂藝術家。」美國國會的一份文件這樣寫道：「電台、廣播是足以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唯一手段。」可見新聞媒體在西方對社會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戰略中的重要地位。為實施和平演變戰略，西方各發達國家設立了美國之音廣播電台、自由歐洲廣播電台、自由廣播電台、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英國廣播電台、德意志廣播電台等。到今天，網路日益取代廣播成為西方文化戰的工具。Google被美國中情局控制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而我們很多的網站比如騰訊、百度、搜狐、新浪等在美上市，其控制權也都轉移到美資的手裡，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我們要採取措施逐步收回控制在外國人手裡的股份，比如可以用水分越來越多的美債專門成立一個機構來收購這些股份，從而更好的引導輿論，影響人們的觀念。在影視方面，好萊塢通過它拍攝的電影營造了一種特殊的「美國形象」。對於世界各地的人們來說，他們大多數人所認知的美國，往往是通過大眾傳媒的宣傳而獲得的。經由好萊塢電影、肥皂劇、新聞、廣告等文化鏡像的折射，「流氓國家」、「強盜國家」——美國——成為了一個象徵著所謂自由、平等、民主的啟蒙理念的國度。美國學者恩道爾曾指出：自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來，好萊塢實際上特意支持、合作於五角大樓、美國政府機構，來把美國的某些形象投射給世界…我們在慢慢習慣美國的生活方式，什麼樣的車酷，應該去購買，年輕人穿什麼樣的衣服，等等，這些都被好萊塢機器，或者音樂電視頻道MTV上的麥迪遜大道廣告等等，投射給整個世界。縱觀美國電影，其著眼點豈止是利潤，它在跨國促銷所獲甚豐之外，還在意識形態上把整套的美式文化、美國生活方式推銷給其它國家。在歐洲的一些國家，早就對美國的這種「文化侵略」有所警惕，並採取措施，首先限制美國電影的任意湧入。所以，影視方面我們更要引起重視，抵制並不是最好的辦法，真正的好辦法是我們自己要創作出真正能夠代表中華文化精髓的，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的精彩的影視作品和戲劇作品，這需要我們有責任感的影視界人士的共同努力，同時我們的宣傳部門、文化機構要給予更多的引導和政策資金人才等方面的支持。文化外交有明顯政治目的美國的對外文化交流都有著非常明確的政治目標。即使是對於各國留學生的資助，都或多或少帶有明顯的政治痕迹。從美國對外文化交流的歷史和現實來看，其目標主要有：一、影響和改變人們的道德觀念和政治態度，以促使其他國家順從並接受美國「領導世界」。早在1925年，卡內基基金會的負責人巴特勒就提出「通過跨國界的接觸和交往改變人們的道德觀念，灌輸新的、具有世界性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使人們用新的『國際性的大腦』代替『民族主義大腦』處理問題時，不會感到慚愧。」他認為，文化交流是進行這種「再教育」的「最適當的工具」。美國歷屆政府都很重視通過文化交流來為這一目標服務，肯尼迪曾提出要同社會主義國家「增加文化、科學與教育的交流和增加各方面的代表團的相互訪問」，「通過援助、貿易、旅行、新聞事業、學生和教師的交流」來實現這一目標。里根也曾宣稱美國的目標是「按照美國的思想去影響事態的發展。」二、通過思想文化滲透，培養西方價值觀念的「運貨人」和「自由的種子」。早在本世紀初，美國伊利諾伊大學校長詹姆士在1906年給羅斯福的一份備忘錄中聲稱：「哪一個國家能夠做到教育這一代中國青年人，哪一個國家就能由於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業上的影響取回最大的收穫。」「商業追隨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隨軍旗更為可靠。」因此他敦促美國政府採取措施通過吸引中國留學生來造就一批為美國從知識和精神上支配中國的新的領袖。於是才有了庚子賠款，才有了後來的留美預備學校——清華大學。二戰期間，耶魯大學拉爾夫.特納教授明確提出了「培養具有現代文化素質的『運貨人』」的觀點。美國在其他國家培養親美勢力，重點放在知識界和決策層。美國在知名人士互訪的政策上，重點是邀請對方「在國內輿論有直接影響的人」。美國特別重視通過文化交流，為別國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培養「未來的領導人」。艾森豪威爾在談到邀請蘇聯學生去美國學習的意圖時說：「有朝一日，一批新人將會在蘇聯掌權，我要努力爭取的正是這樣一代。」三、通過廣泛接觸，加速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即資本主義化。1960年，美國參議院曾鼓吹：「為了促進蘇聯的制度和共產主義集團內部的演變，我們應當提倡與共產主義社會進行最廣泛的接觸」，「美國應當設法同共產主義集團中的知識分子，最後同中上層政治家建立廣泛的聯繫，以期逐漸影響他們對意識形態的擁護」。據俄羅斯聯邦反間諜局的報告，當今世界約有500個國際政治研究中心在對俄羅斯進行研究並進行廣泛滲透。僅美國就有200多，包括蘭德公司、索羅斯基金會、福特基金會、哈佛大學俄羅斯東歐中心、保護人權協會等等，美國國會、五角大樓、國家安全委員會、美國海軍學院是這些團體活動和學術中心的主要贊助者。這些學術團體為蘇聯的中央和地方高官，報刊媒體高管，學術界重量級人物提供經費，邀請他們去西方講學、訪問。他們還積極地到蘇聯境內活動，以討論、講學之名在各類問題上傳播西方的觀點。還搞各種國際研討會，如當時風行的美蘇學者圍繞政治改革、經濟改革、人權、裁軍、對外政策和歷史問題等主題舉行的「圓桌會議」等，推動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等各界、各層次往來，藉以宣傳西方的所謂人權、民主、自由觀念，從而使得「西化」成為戈爾巴喬夫執政時期蘇聯時期社會思想的主流。這些顛覆活動的黑手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它還成立了許多基金會，進行各種交流和宣傳活動。他也忘了朱自清先生寧可餓死，也不去領美國的救濟糧。中華民族的子孫應該有起碼的氣節。如果為了錢，什麼事都去做，那跟動物有什麼區別？新自由主義是和平演變武器美國攻擊社會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所採取的新政策武器，涉及了意識形態、政治經濟和文化交流等各個領域，其核心是推行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新自由主義的思想來源是「凱恩斯革命」以前的傳統自由主義。20世紀30年代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大蕭條」，證明私人市場經濟不能自動維持經濟的均衡，宣告了傳統自由主義的破產。這給西方經濟學界以重大影響，西方經濟學家開始出現分化組合：以凱恩斯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對傳統理論產生懷疑，並掀起了一場針對傳統自由主義的「凱恩斯革命」；另一些經濟學家則繼續堅持自由放任，但對傳統自由主義思想進行了修改，從而以新的面貌出現，形成了所謂的新自由主義。當時的新自由主義有四個中心，它們分別是奧地利的維也納大學，德國的弗萊堡大學，美國的芝加哥大學和英國的倫敦大學。在新自由主義者之中，鼓吹私有制、反對公有制最起勁的，莫過於倫敦學派的哈耶克了。哈耶克認為，私有制是最好的制度。他還把私有制同「自由」、「自由選擇」聯繫起來，認為有了私有制，才能充分發揮個人的積極性，才會有美好的社會。他甚至主張廢除國家貨幣制度，用私人銀行發行的貨幣來代替國家貨幣。另一方面，他又堅決反對公有制，認為用實行公有制或限制私有制來組織經濟，用統一的中央行政命令代替市場機制的作用，不僅會導致個人積極性受挫，經濟效率低下，資源配置失調，而且必然形成集權主義統治，限制個人自由，使個人受到「奴役」。他不僅激烈攻擊社會主義和公有制，污衊公有制是產生集權政治的基礎，也反對任何形式的社會改良，抨擊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預。因此在西方，哈耶克等人亦屬於極右翼學者。20世紀70年代，美國為了打擊社會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製造了新式國際戰略政策武器，釋放市場盲目力量製造經濟危機，哈耶克的新自由主義理論被奉為至寶。哈耶克所掌管的蒙特普列基金會，獲得了英國壟斷財團的大量資金，哈耶克本人也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機構，在華盛頓開會達成了工識，提出了一系列經濟自由化政策主張，包裝成所謂的經濟理論和改革方案，以權威機構建議和貸款附加條件形式，竭力強加給經濟轉軌國家和第三世界，給拉美、非洲和前蘇東國家，造成了貧困不斷加深的巨大社會災難，使其經濟命脈落入西方壟斷資本控制之中。尤其是80年代，哈耶克積极參与西方對蘇聯的文化滲透，重點資助一批蘇聯學者到西方進修，積極培訓蓋達爾、丘拜斯等人（此二人均為哈耶克得意門生），極力向蘇聯傳播新自由主義思想，推行所謂的休克療法導致蘇聯經濟的崩潰。正如曾任世界銀行副總裁、首席經濟學家的斯蒂格利茨所說，美國和IMF、WB等國際組織達成的所謂「華盛頓共識」「主張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的私有化和自由化」，「往壞里說是誤導」，「這既是不良的經濟政策，也是不良的政治政策；它建立在與市場運作有關的立論之上，這些立論甚至在發達國家也是不成立的，更不用提發展中國家了」，而且在拉美、俄羅斯、亞洲的實踐證明是災難性的。至於說到計劃經濟必然導致經濟效率低下的問題，美國歷史學家保羅.肯尼迪在《沒有永恆的霸權》一書中的數據可以給予有力的駁斥。該書提到，以1913年的工業產量為基數，到了二戰前的1938年，美國的工業生產增長了43%，而蘇聯的工業則突飛猛進了757%，其增長的速度竟然比美國快17倍之多，以至於二戰期間，蘇聯生產的坦克數量，相當於德國的數倍之多，這樣才確保了衛國戰爭的勝利，否則人類的歷史都可能被改寫。由此可見，哈耶克的新自由主義絕非簡單的學術理論，而是忠實的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服務的工具，是為金融大財閥服務的工具，是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文化戰，實施和平演變的武器。在這裡順便說一句，據何新考證，經濟學的開山之作——推崇自由市場經濟的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就是在共濟會的授意下，秉承大銀行家的旨意而寫的，據說斯密晚年曾想把這本並非符合他創作本意的書燒掉，但最終未能如願。美對我文化進攻戰略在美國，文化戰的總司令部為中情局，用坎南先生自己的話來說：「我們這個國家沒有設立文化部，中央情報局不得不盡其所能來彌補這一缺陷」。中情局對中國人民的空前的文化進攻的戰略是怎樣的？這不僅可以在其臭名昭著的《十條誡命》和新增加的戰略內容中得以顯現，也可以在其僱用的漢奸的行為中得以顯現。為了打擊我們民族的自信心，他們極盡誹謗絞殺之能事。比如，在可能的第（九）十顆行星的發現問題上，他們對劉子華博士進行瘋狂地誹謗（現在，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已還劉子華博士以清白，並給誹謗者以處罰），因為劉子華博士的成果有利於民族自信心的確立。為了打擊祖國的科技自主創新，他們把我國幾十項帶有原始創新性質的科研成果打成偽科學，就連獲得國家科學進步一等獎的《澄江動物群與寒武紀大爆發》科研成果也沒能倖免（參見方舟子的在美國辦的的網刊《新語絲》）。為了剿滅祖國的民族文化，他們把中醫學誣衊成偽科學。把中醫學誣衊成偽科學，可謂一石三鳥：其一，他們打擊的是中華文化的核心精神——中國哲學，黃帝內經是中國哲學的生動表達形式，打倒了中醫，自然也就打倒了作為中醫精髓的陰陽五行思想，從而也就打倒了中華文化；其二，中醫學是一個博大精深的科學體系，也是以形象邏輯為核心的科學方法——東方獨創的有別於單純的形式邏輯的思維方法成功運用的典型案例，中華民族要想復興，只有在吸收西方思維方式並結合我國傳統的思維方式的基礎上才可望實現，這是我們民族最諳熟的科學研究方法，打倒了中醫學，也就打倒了剛剛有復興趨勢的東方獨有的科學方法，從而從根本上扼殺中國的科技自主創新能力；其三，中醫的復興以及中醫在海外嶄露頭角，使得西方醫療和醫藥行業十分恐慌，只有打倒中醫學，西方的醫療醫藥經濟才能保持壟斷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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