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舊制度與大革命》心得體會

07-08

讀《舊制度與大革命》心得體會

聊城市紀委范秀彬

2014年2月

近期，有一本書在國內掀起一股不大不小的閱讀熱潮，那就是法國歷史學家、思想家托克維爾的名著《舊制度與大革命》。這本書備受關注的一個直接原因是2012年11月30日，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主持召開座談會，聽取專家學者對反腐敗工作的意見和建議時強調，反腐「更希望潤物細無聲，不大搞動靜，但是也不能有困難就不做」，並向與會者推薦了《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從而該書進入大眾視野。

《舊制度與大革命》是一本怎樣的書?王岐山為什麼推薦這本書?這本書對當前轉型期的中國有什麼啟示?帶著這些疑問，我閱讀了這本書。

《舊制度與大革命》原著出版於1856年，中文譯本在1992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該書主要討論的是18世紀末法國大革命的起源，尤其是法國革命那種特殊的暴烈性或狂暴性的原因。揭示了法國大革命，原有的封建制度由於腐敗和不得人心而崩潰，但社會動蕩卻並沒有給革命黨帶來預期的結果，無論是統治者還是民眾，最後都被相互間的怒火所吞沒。

法國大革命作為一場激烈的社會政治革命，進步性不容置疑。托克維爾在書中指出，大革命並非在完全停滯的狀態下發生，而是在改革已經啟動，統治已經顯得開明，社會已經看起來繁榮的條件下發生。「對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因為舊制度的某些部分已經廢除時，人們對餘下的部分更加不能忍受，也更加懷抱剷除的希望。「繁榮卻引發革命，這是不是托克維爾的『悖論』呢？」

作者托克維爾出生在法國貴族家庭，早年熱衷政治活動，1838年出任眾議院議員，1848年二月革命後參與制訂第二共和國憲法，1849年曾出任外交部長。作為「最後的貴族」階層的成員，作者有別於普通社會學者，可以說《舊制度與大革命》的闡述正是一個既得利益者對社會變革的冷靜觀察。

尋求「平等」的時候，千萬不能忘記「自由」，這正是托克維爾從法國大革命中所得到的最重要的啟示。托克維爾家族在大革命中蒙受了巨大的苦難，但托克維爾仍能對大革命持客觀、甚至部分肯定的態度。因為他深切認識到，自啟蒙運動、美國獨立以來，王公貴族的獨佔統治再也難以為繼，民主已經是不可抗拒的歷史大潮，法國大革命是在這個時代背景下必然要發生的一個事件，具有不容否認的歷史必然性和正當性。

但作為自由主義者，托克維爾內心深處最珍視的還是「自由」的價值。一方面，他承認民主是世界潮流，另一方面他也擔心，民主政治強調人人平等，搞得不好很有可能導致「多數人的暴政」。

我認為托克維爾的這種視角，恰恰是改革者的視角。

當下，我國的改革進行到今天，各類社會矛盾、各個群體之間的利益交合均發生深刻變化；貧富差別、城鄉差別、行業差別、地區差別，每時每刻都在刺激著社會的敏感神經。各種利益訴求的角逐與社會基本承受力的落差，個人慾望的最大化膨脹與社會實際供給能力的落差，造成了社會的不平衡，這些問題，只能採用改革的辦法才能加以解決。必須通過堅持改革，強化改革措施，才能化解各類尖銳矛盾，才能保證經濟健康發展所必需的社會穩定和平衡。

目前，中國社會正處在社會轉型、制度轉型的時期。腐敗案件易發、多發、高發，反腐形勢依然嚴峻，很大程度與「改革進入深水區」、「改革進入攻堅階段」有關。在這樣的歷史關頭，處理社會政治矛盾既有技術問題，如「潤物細無聲」還是「搞出大動靜」，也有遠在技術問題之上的本質問題，就是權力將要受到怎樣的制度約束。據不完全統計，在1987年至今的「打虎」史上，共有超過150名省部級以上官員因貪腐行為遭到查處。十八大至今，已有19名省部級高官落馬。曆數十八大後被打下的「老虎」，發現他們有共同的臉譜：副職多、退居二線多、偏安一隅的多，其中還不乏窩案。其中，國資委原主任蔣潔敏、四川省政協原主席李崇禧、公安部原副部長李東生為正部級官員，其他皆為副省部級官員。而這些人在當副職之前，都是頗有權力的市廳級正職官員，比如市委書記。

在這些省部級落馬官員中，不少在退居二線後才東窗事發。如江西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陳安眾、湖北省政協原副主席陳柏槐、湖南省政協原副主席童名謙、四川省文聯原主席郭永祥、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原副主席李達球等。

近5年大約平均每兩個月查處一名省部級幹部，每兩天查處一名廳局級幹部，每天查處7名縣處級以上幹部。有人說，現在越反腐敗，腐敗分子越多，我認為恰恰相反，不是越反，腐敗分子越多，而是中央對反腐敗的決心越來越大了、標準越來越高了、要求越來越嚴了。

「自由的喪失和重建是我們在讀過該書後應該思考的命題。居安思危是當政者應有的思考

「這本書給我們的直接思考和借鑒是，當發生衝突和矛盾的時候，不要使個體直接面對國家，要有『中間地帶』的緩衝，比如媒體、司法，甚至一個能辯論是非的平台，如果具備這些條件就可以使我們有足夠的時間迎向民主。